七 校勘学

　　陈垣

　　☉1880—1971☉

　　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少年时考中秀才，补为廪生。后在时代激荡、民族危难的刺激之下，放弃科考，投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事业。在报刊撰文抨击时政，并主动学习西医作为救国救民的准备。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几年后，因对时局失望，辞去政务，专心著述和教学。1921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年后历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在中国史学、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元朝历史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荦的成就。主要著作有《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中西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考》《通鉴胡注表微》等。《陈垣全集》（全23册）于201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典导读

　　校勘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它以古籍校勘为研究对象，具体任务包括总结历代学者校勘的经验，探讨校勘古籍的规律和方法，为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1931年问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校勘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我国校勘古籍的历史悠久，今天可知最早的校勘事迹是西周时正考父校商《颂》（《国语·鲁语下》），距今已有2700余年。在丰富的校勘实践的基础上，校勘学逐步发展起来。梳理其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先秦是校勘意识觉醒的时期，相关事迹零星出现。汉代是校勘学的草创阶段：西汉刘向整理皇宫藏书，确立了搜集众本、比较异同、整理错简、判别正误的工作程序，开创校勘规程；东汉郑玄、高诱等人在校勘实践中对古籍致误原因进行分析，可视作校勘通例归纳的萌芽。南北朝时期，校勘趋向独立，地位日益凸显，出现了一批以裴松之注《三国志》、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代表的校勘著作，在校勘范围、原则、体例等方面出现不少有益的探索。在经历了实践与理论探索都较为沉寂的唐代之后，校勘学在宋代迎来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独立的完整的专书校勘著作（如毛居正《六经正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等），校勘对象也进一步扩大，从经史典籍扩展到总集、别集，同时出现了对校勘原则和通例的总结归纳。这些现象标志着校勘实践独立化、校勘学初步理论化。元、明二代校勘学发展相对停滞。清代校勘学集前代之大成，是古代校勘学发展的高峰。一方面，校勘实践硕果累累，涌现了众多优秀的校勘专著。另一方面，在校勘方法、原则、通例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在校勘方法与原则上，出现对校派与理校派两个流派。通例归纳方面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为代表，渐趋细致。然而终清一代，理论研究仍停留于通例归纳，未能建立校勘学的理论体系。这一项工作，直到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才得以初步完成。

　　《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1930年，陈垣先生用故宫藏元刻本及其他四种抄本，与当时通行的清末北京法律学堂刻本（此本因有沈家本的跋文，所以当时人习惯称之为“沈刻本”）《元典章》对校，共得沈刻本讹误12000多条，据此撰成《元典章校补》。稍后，又择选其中1000余条讹误加以提炼，归纳为50例，形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此书1932年1月首刊收入《蔡元培六十五岁论文集》中，1934年刻入《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1959年12月中华书局排印，因书中内容不仅限于《元典章》的校勘，具有开拓校勘学学科体系的意义，遂改名为《校勘学释例》。此书对校勘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例归纳和“校法四例”两方面。

　　首先，在校勘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新的通例。卷一至卷五共42例，主要是对《元典章》沈刻本讹误及致误缘由的总结归纳，其关注点从每卷标题中即可了解一二。卷一为“行款误例”、卷二为“通常字句误例”、卷三为“元代用字误例”、卷四为“元代用语误例”、卷五为“元代名物误例”，可知于元代语言文字、风俗制度对此书校勘的作用尤为重视。20世纪80年代倪其心先生曾指出：“（此书）根据元代和《元典章》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具体分析归纳了一些具有时代语言文字特点的新的通例。这类通例不仅适用于‘元代语言特例’所造成的窜乱通弊，而且有助于校勘中古汉语的白话著译，如小说、经译等。[196]”这是此书归纳通例的贡献之一。

　　而此书的另一贡献在于，归纳通例的方法科学、依据可靠，因此所得通例甚为精要。胡适先生曾将《元典章校补释例》与此前学者所归纳的通例相比较，对其成就加以评述。

　　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已开校例之端。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误之由”，列举普通误例四十四条，又因误而失韵之例十八条，逐条引《淮南子》的误文作例子。后来俞樾作《古书疑义举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条校勘的误例，逐条引古书的误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勘学上的成绩本来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误例”颇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举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条“两字义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条通例。因为写者偶收旁注同义之字，因而误衍，或者有之，而无故误衍同义之字，是很少见的。他举的例子，如硬删《周易·履》六三“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的“以”字，如硬删《左传》隐元年“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曰”字，如硬删《老子》六十八章“是配谓天古之极”的“天”字，都毫无底本的根据，硬断为“两字义同而衍”，都是臆改古书，不足为校勘学的误例。王念孙的六十多条“误例”，比俞樾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余条，然后从他们归纳出六十几条通例，故大体上都还站得住。但王念孙的误例分类太细碎，是一可议。《淮南》是古书，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颇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书引文的根据，是二可议。论字则草书、隶书、篆文杂用，论韵则所谓“古韵部”本不是严格的依据，是三可议。校勘的依据太薄弱了，归纳出来的“误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援菴先生的《释例》所以超越前人，约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据最古刻本的，误是真误，故他的“误例”是已证实了的误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书，而不是用“误例”校书，他的“误例”是用来“疏释”已校改的谬误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说他的校法只有四个，此外别无用何种“误例”来校书的懒法子。第四，他明说这些“误例”不过是用来指示“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他所举的古书窜乱通弊不过那最普通的七条（十二至十八）。[197]

　　胡适提到的七条，分别为形近而误例、声近而误例、因同字而脱字例、因重写而衍字例、因误字而衍字例、重文误作二字例、一字误为二字例，载于卷二“通常字句误例”。该卷此七条之下，还有妄改、妄添、妄删、妄乙四例。程毅中先生指出这十一条，“归纳更为精要，对我们校勘古书有更大的启发作用”[198]。

　　其次，陈垣先生在书中提出“校法四例”。“校法四例”指四种校勘方法，分别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既是他在《元典章》校勘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对过去校勘方法的总结，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理论性，对校勘实践有指导意义。

　　对校勘方法的论述历史上较为少见，直到清代才出现较有影响的提法。乾嘉时人如黄丕烈等常提到“死校”之法[199]。晚清叶德辉归纳前人校勘方法，分为“死校”与“活校”。

　　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200]

　　叶氏的分类侧重于校改与否，而兼及校勘依据的不同。虽然简单明了，却不足以反映校勘中的复杂情形。

　　1920年代，梁启超总结清人校勘，归纳出四种方法：

　　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

　　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正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

　　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

　　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

　　③

　　梁氏的分类从校勘材料的不同入手，以不同的材料处理不同的问题，与陈垣的“四法”颇有相近之处。但相较而言，陈垣的提法更简洁清晰，也更明确和全面。

　　一者，“四法”严格按照校勘材料来源不同来划分。对校法依据同书的不同版本（相当于梁氏第一种校勘法）。本校法依据本书材料，既包括前后文，也包括本书体例（相当于梁氏第三种与第二种的一部分）。他校法依据与本书有关的其他典籍，既包括引用此书者，也包括此书引用之他书，还包括来源相同的其他典籍（见于梁氏第一种与第二种）。理校法则是以“理”校勘，“理”包括本书义理和相关历史知识（此为梁氏所未论及者）。

　　二者，划分标准更切合不同材料的特点，有利于在校勘中有针对性地利用相关材料。版本材料是校勘的基础，使用上，须做到厘清源流，明辨优劣，选择合适的底本与校本。于本书材料，须对全书有一个通盘的了解，熟悉本书内容；还须了解成书过程，对于非一人所作的典籍，不能简单统一。于他书材料，首先需要有目录学知识，了解哪些书可为校勘所用；还应分析他书引用本书或本书引用他书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可以做为校勘的根据，还是只能作为旁证。对于理校，须积累广博深厚的知识，须对本书有鞭辟入里的理解；同时，须明白理校法的“危险”，此法所得的结论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仍有待其他材料佐证。

　　再者，梁氏归纳的“第四种校勘法”意在“更进一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账，乃是和著作者算账”[201]。在其论述中，校勘与内容考证有所混淆。从现代以来的校勘规范和学界对校勘的定义来看，“第四种校勘法”已经超出了校勘的范畴，容易带来擅改原书、破坏旧貌的流弊。陈垣的提出的“校法四例”则紧紧围绕校勘的任务，意在解决古书在流传中出现的错讹窜乱，对于校勘实践的规范化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校法四例”影响巨大，后来讨论校勘方法的著作大多都在此基础上展开，比如倪其心《校勘学大纲》（1987年）、钱玄《校勘学》（1988年）、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1998年）、张涌泉、傅杰《校勘学概论》（2007年）。更可见此说之严谨全面。

　　倪其心先生曾总结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的成就，说道：“它不仅贯通地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涉异族语言，使校勘学具有更为普遍的概括性、理论性。它继往开来，影响深广，是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202]这个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袁媛撰稿）

　　推荐版本：

　　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载《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2.程毅中《古籍的标点与校勘》，载《古籍整理出版十讲》，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59-202页

　　3.孙智昌《陈垣先生校勘学散论》，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284页

　　王叔岷

　　☉1914—2008☉

　　本名邦浚，字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2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朱光潜、刘大杰、向宗鲁。1940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就读，亲炙于傅斯年。是时抗战军兴，北大文研所附入中研院史语所，迁四川李庄栗峰。1943年毕业，留任中研院史语所助研究员。1949年执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斠雠学、《庄子》《诗品》等课程。1963年，经哈佛燕京学社洪业先生（William）推荐，赴新加坡大学任客座教授，尔后讲学星马18年，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对星马中文学界影响深远。1981年返台任教，至2002年迁居成都故里。先生学问精深，著述宏富，校雠、笺证为当世所重。著有《庄子校释》《斠雠学》《史记斠证》《诸子斠证》《庄子校诠》《列子补正》《刘子集证》《世说新语补正》《颜氏家训斠补》《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左传考校》等。[203]《王叔岷著作集》（全20册）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经典导读

　　关于中国的古籍校雠，一般以西汉刘向校理群书作为象征性的历史标志。校雠，一般又称为“校勘”，《太平御览》注引《别录》云：“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先生考订“校雠”二字本义当作“斠雠”，“斠”字为“平斗斛量”，有“平正”之义。[204]刘向以后，历代学者的文献整理工作虽多有校雠，然而校雠理论的探索，则有待郑樵《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将校雠学推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道路，这也导致近世所论校雠学定义有广狭之别。持广义者如张舜徽先生，以目录、版本、校勘归于校雠学，文献学即校雠学。持狭义者如向宗鲁先生，以校雠学为“校正文字之学”，认为郑樵、章学诚是以目录学冒校雠之名。王叔岷先生受向氏影响，在《斠雠学·释名》一章定义校雠学是“恢复古书本来面目之学。包括作者（是否）、书名（异同）、版本（早晚）、篇目（先后）、篇数（多少）、篇名（原貌）、字句（变异）、章节（窜乱）、篇第（分合）、残佚、真伪等”。[205]认定校雠学为“订正字句之学”，而郑、章所谓“洞澈渊源流别”之事当别为目录学。[206]先生又云，舍校雠而言目录，其弊将华而不实；以校雠充为目录，则失于名义不正。[207]虽然校雠学的内涵今日仍有广、狭定义之争论，但我们恰恰可以据此了解校雠学作为文献学研究基本方法的重要性，举凡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训诂，都离不开校雠方法的应用。

　　先生的校雠事业精深而广博，正如所有校雠学家一样，其校雠经验累积于经、史、子、集诸书的校勘工作，尤其是一生勤校《庄子》获益良多，早年作《庄子校释》，晚年再著《庄子校诠》。如果我们分析王叔岷先生的校雠取向类型，依据其毕生著作看来，当属训诂、校雠兼备的学术趋向，颇类高邮二王的训诂考订，而于版本校雠、训诂注释更加重视。历数清代校勘大家，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弨《群书拾补》、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属于“专务校雠”一类；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则属“训诂考订”一类，兼重训诂与校雠；孙诒让《周礼正义》《墨子闲诂》、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又属“训诂注解”一类，同样兼擅校雠、训诂。我们今天看《庄子校诠》，先生所校释诸例同时能够注重版本异文，兼及字义的训诂考订，以及古注古疏、类书引文的参证，全面地对古书字句进行训诂订正，可以说是完整具备了前述“专务校雠”一类的版本专长，和“训诂考订”一类的考据专长。辅以其书往往扣合原典予以训释的校雠体例，这决定了其校雠成果同时具备考据严谨、古籍整理，与经典训释的学术价值。

　　王叔岷先生的文章，给人第一印象往往是严谨沉重，令人望而生敬；读后则感到简要明畅，领会校雠视野下学术探究的酣畅淋漓。不论文字篇幅长短，总是坚持以具体的校例来佐证立论，行文繁琐而不繁杂。比如《校书的甘苦》这篇文章，是王叔岷先生于1972年在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讲演稿，首先回答文史哲学科对于“为什么要校勘古书”的质疑，并分享个人30余年的校书经验，以及校书工作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了具体讨论了几条校勘释例，还谈及古籍校雠的态度，很适合刚接触校勘学的初学者阅读。

　　《校书的甘苦》首先谈古书致误之由，何以文史学科的相关研究必须重视古书的校勘？这个质疑，想来是诸多文史哲研究生常有的疑问。难道古书的校勘与否，真有这么重要？没有经过校勘整理的古书，难道就不能进行研究吗？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首要考虑的，并非古籍之讹变情况是否必然影响研究课题的问题，因为每个文献的讹变情况不同；或许我们该着重在古籍流传的讹变脱漏问题。如果文献的讹变出现在文献解读的关键之处，那么就很容易造成研究判断上的偏差。正因如此，吾人才需要透过校雠整理，来尽量认识古籍的本然面目。对于古籍流传之失，王叔岷先生归纳了四种致误的原因：其一，增删改乙之失真；其二，古书字体之相乱；其三，写本传钞之致误；刻本传刻之致误。[208]例如《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句的“止”字，如果止解为停止，那么仰见高山就停止了，大道行了就停止了，语意明显不通。或将止字解为语助词无义，则“高山仰，景行行”又语意不全。今查唐人所见古本，率作“高山仰之，景行行之”，可知“之”字因篆隶形讹而误为“止”字。[209]又如《庄子·秋水》“井鼃不可语于海者”一句，北宋以前的《庄子》版本都作“井鱼”，“井蛙”乃后人所改，近世遂有“井蛙夏虫”的成语。再如道藏本《文子·下德》“目悦五色，口惟滋味”一句，“惟”字难以训释。唐魏徵《群书治要》“惟”字作“欲”字，宋杜道坚《文子缵义》“惟”字作“肥”字。然而，“惟”字毕竟与“欲”“肥”二字相差太大。今查《淮南子·泰族训》作“口嚼滋味”，《说文解字》：“嚼，噍，或从爵。”此知该句本作“口噍滋味”，“噍”字误为“惟”字之讹。[210]倘若我们不能了解这些古书的讹变情况，贸然训诂解读，那么将做出不恰当的判断。

　　其次，王叔岷先生分享了其从事校雠研究的进学过程。原本从事文学研究的他，经过研究所导师傅斯年的训示，毅然转向《庄子》的校雠研究。由于其经典校雠的研究方法，属于校雠与训诂兼重的学术倾向，受高邮二王与俞樾影响最深。在《古书的校释问题》文中，先生明确指出：“时代愈古，流传愈久，内容变动就愈大，训释也就愈困难。因此，研究古书，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学那方面，必须先有严格的校勘和训释的训练。……必须先有校勘的训练，先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至少要接近古书的本来面目，才可以作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训释。”[211]因此，先生的校雠学，更应称作校释之学。既然校雠学的直接目的在于订正古籍字句，那么通过校勘与训诂的结合，正好能得相辅之效。相较下，如若纯粹地做版本校勘而没有训诂的辅助，那么对于异文的判断将限于版本材料的局限；抑或专事训诂而不能兼重版本校勘，如此则对古书的训读将陷于版本异文的失察，忽略典籍异文的写本问题与误刻问题。王叔岷在校释之学上多年的研究实践，其校书过程涉猎渐广，校书愈精，对于我们今日文献学相关研究有很好的启发。

　　《校书的甘苦》一文的最末，对典籍校勘在揭示学术问题方面的重要性再行举例。校勘之学固然诚如郑樵所言，应避免限于“鱼鲁豕亥之细”的格局，当效法刘向父子将校勘工作做到与目录学结合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界。然则，王叔岷先生始终强调，校订字句之事虽小，却不可等闲视之，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才是经典校雠的主要工作。凭借着看似平淡无奇的字句校勘，往往抉发意义深刻的学术课题。例如钟嵘《诗品序》“子卿双凫”一句，历来认为典出《古文苑》所载《苏武别李陵诗》。奇怪的是，《诗品》中并没有对苏武的诗予以评论，那么，何以此处竟引用苏武诗作以为典故？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合理来说，《诗品序》此句或当作“少卿双凫”，李陵字少卿，子、少二字草书体近形讹，此诗当为李陵作品，故末句李陵送别苏武乃叹言：“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尔后，先生又查得《初学记》《太平御览》所收此诗皆题《李陵赠苏武诗》。如此，则《古文苑》作者题名之误和《诗品序》“子卿双凫”之讹，可以完全坐实。[212]

　　整体看来，王叔岷先生毕生所从事的校释之学，对于当代校勘学的发展贡献卓著。其《斠雠学》一书，可谓近世在校雠释例、校雠理论领域难得的详备之作。而《史记斠证》《诸子斠证》《庄子校诠》等诸书的校释成果，多年来亦享誉学界。先生一生重视之阅读古书当培养的校勘、训诂的双重训练，实践上何其不易！如今正从事古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或许应该反思，自己又如何在处理研究材料的过程里，同时能够兼重典籍文本的校雠与训释，以确保我们对于古代文献的处理，能够尽量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解读。

　　（陈俊谕撰稿）

　　推荐版本：

　　王叔岷《斠雠学·校书的甘苦》，中华书局2007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王叔岷《斠雠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

　　2.王叔岷《史记斠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

　　钱玄

　　☉1910—1999☉

　　字小云，别署朴斋，江苏吴江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1956至1959年于江苏教师进修学院任教，1970年至退休前于南京师范学院（后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兼任中文系副主任。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大词典》编委等。少时曾受钱穆启蒙，后又师从黄侃、胡小石，长期从事汉语文史教学及文字、训诂、校勘、“三礼”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著作有《三礼辞典》《三礼通论》《校勘学》《三礼名物通释》《古代汉语概要》《仪礼丧服经文释例》《仪礼向位解》《金文通假释例》和《诗经助词》等。

　　经典导读

　　综观我国古代校勘事业发展史会发现，校勘实践很丰富、成果也很丰硕，但理论总结和探索一直较为薄弱。民国初年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虽然已将校勘学别称一类，成为与金石学、辑佚学并列的独立学科，但是校勘学的理论却还未能形成完整体系。这一情况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提倡下，古籍整理成为首重之工，出于梳理和总结历史经验、出于培养人才的需要，校勘学理论建设迎来一次长足的发展。这期间相继出版了多部校勘学专著，如戴南海《校勘学概论》、倪其心《校勘学大纲》、钱玄《校勘学》、管锡华《校勘学》、林艾园《应用校勘学》、程千帆《校雠广义·校勘编》等。钱玄《校勘学》是其中成书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部。

　　《校勘学》一书最初是古文献专业研究生的上课讲义，随讲随写，后来又经过整理和修订，于1988年出版。该书作为研究生教材，所举案例以名家为主，或推崇、或补充，不仅能介绍本学科的基本知识，还有延伸阅读的作用。再加上例证丰富，古籍、出土文献、时人研究等都被纳入，辅以简明直接的叙述，方便融会贯通。

　　开宗明义，钱玄在《校勘学》一开卷就对“校勘”和“校勘学”加以定义。他指出：

　　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校正古书中由于传抄或翻刻等原因而产生的字句、篇章等错误。[213]

　　校勘学，是研究有关校勘问题——如校勘的对象、校勘方法、校勘史等的一门学科。[214]

　　作为思想传承的载体，书籍在数千年的传播过程中，常常发生亡佚和错讹。如果说亡佚是天人永隔，那么更为经常发生的脱误衍倒就更像是清扫落叶，旋扫旋生。因此，校勘作为读书的基础功，早在先秦之时就已出现。但是在古代文献里，它常常被称为“校雠”。“校雠”一词首见于刘向的《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这种两人持本对校的方式，可视为最基础的校勘。晚至六朝沈约的《上言宜校勘谱籍》时，才出现“校勘”一词：“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品郎、左民尚书，专供校勘。”实际上，若以刘向的工作为范围，那么“校勘”并不仅仅是校勘文字，还涉及目录、辨伪等工作。此后，随着文献的发展和传播，“校勘”的范围逐渐拓展至文字、目录、辑佚、辨伪等，几乎涵括了文献学的大部分知识。但是这般宽泛的定义，实在过于模糊，导致了后人对于“校勘学”的精确定义多有争议。有鉴于此，钱玄对“校勘”的含义做了一番辨析：

　　校雠这个概念，从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从事校雠工作，涉及面很广，除了校正字句错误外，还包括定书名，编目录，辨真伪，辑佚文等。这是确定了广义校雠的范围。后来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近人张舜徽《广校雠略》等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广义校雠。至于一般专指校正古籍中字句错误的工作，是属于狭义的一类。此后为了使概念的内涵明确，凡属于广义的称校雠，也称文献学，属于狭义的称校勘。[215]

　　他的这番定义和辨析对于厘清“校勘”的内涵，明确校勘工作的内容、目标和边界是很有意义的。

　　《校勘学》一共分为六章。前四章分别为“字句校勘”“篇章校勘”“句读及标点校勘”“补阙”。前两章是校勘工作中最基础、最主要的部分。而在此之外，句读、标点和补阙，则考验着校勘者对于文本的理解深度和文义内涵的把握，故而作为校勘实践的进阶层次。第五章为“校勘方法”。大体是继承陈垣的“校勘四法”，而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另外增加了“综合校勘法”一类，并将校勘处理方法分为定本式、底本式、札记式等三种。全书最末一章为“校勘学简史”：从刘向父子、郑玄等人的开创时期，经过陆德明、颜师古和朱熹等人的发展，再到清代分为吴、皖二派的全盛时期，最后论及民国以来的各类成果，透过例证掇菁撷华，历数各家之说。

　　该书有两大显著特色，一是例证丰富，二是侧重应用。对此钱玄在《后记》就说：“校勘学不是一门理论学科，实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所以本书尽量结合当前整理古籍的实际，多引用一些古今学者校勘的实例，以及前人的宝贵经验之谈，着重说明校勘的各种对象，以及各种校勘方法的运用。”

　　比如在“字句校勘”一章中，钱玄参考王念孙《读书杂志》所归纳的六十二条致误通例，将古书的字句讹误总结出误字、衍文、脱文和倒置等四大类。通例归纳是清代以来校勘学著作的重要内容，它意在对校勘经验加以归纳和提炼，有助于初学者了解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开拓考虑和解决古籍错讹问题的思路。钱玄以简驭繁，将古书讹误归纳为四大类，而以大量的案例去说明每类讹误中可能包括的复杂情况。

　　“误字”为古籍中最常出现的错误之一，不只是有形近、音近、音同而误，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等无心之误，有意妄改的情形也不少。有些错误看似简单，然而并不容易辨认。

　　如钱玄举了《墨子·兼爱下》校勘的一个例子：

　　《墨子·兼爱下》：“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

　　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戴望云：“‘有’字皆‘友’之声误。”

　　进而指出：

　　按“兼之友”，指主张兼爱的朋友；“别之友”指不主张兼爱的朋友。上文“必为其友之身，若其身，为其友之亲，若其亲”，诸“友”均用本字，不作“有”。则“兼之有”“别之有”之“有”字，应视为音近而误，戴说是。[216]

　　这是一个音近而误的例子。从文义龃龉处入手，从上下文中寻找线索和佐证，进而思考致误之由，环环相扣，证明“有”为“友”字之误。

　　“句读及标点校勘”一章也颇值得关注。除了校勘学本身的理论框架外，学术界对于标点是否应该校勘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讨论。或有言古人著书没有句读，乃是后人为阅读方便所加，故而不当将句读和标点列入校勘范围。[217]但钱玄认为古人以句读断句，今人用标点符号节制文字，在断句之外又增加了表达语气、词性、句子起迄等功能。就古籍形式而言，句读和标点虽然不是文字，却也属于文本的一部分。而且它不仅关乎阅读是否便利，还与能否正确理解文义密切相关。书中，钱玄举了《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例子来论述句读对文义的影响：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郑玄注：“重人贱畜。”邢昺疏：“孔子罢朝退归，承告而问曰：厩焚之时得无伤人乎？不问伤马与否，是其重人贱畜之意。‘不问马’一句，记者之言也。”

　　钱玄按云：

　　按郑、邢的句读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又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曰伤人乎。’绝句。一读至‘不’字绝句。”那末依陆氏之说，还有一种句读，在“不”下断句，“不”字同“否”。这样句读，意思是孔子问“伤人没有？”然后再问马的情况。不是“不问马”，而是先问人，后问马。跟郑、邢的句读不同，理解文意也就不同。[218]

　　因此，他设专章来讨论句读和标点的校勘问题。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和校点本《二十四史》等书中的失误为例，整理出最常见的六类误用标点例，即不明词义、不明专名、失检事理、不明语法、不明记言和不明引语，于校正标点、整理古籍颇具指导作用。

　　钱玄在《绪言》中引用宋代朱弁之语来形容校勘学：“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这句话生动描述了校勘学实践对象的微小渺茫，以及它的出现和累积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面对浩瀚书海，校勘学本身既是学问之一，也是学问之始。而钱玄的《校勘学》一书，结合历史经验与自己心得，语言平实，论述严明，着实起到了卓越的启蒙作用。

　　（黄雅诗撰稿）

　　推荐版本：

　　钱玄《校勘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

　　2.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3.王叔岷《校雠通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1952年，第303-347页

　　4.周祖谟《古籍校勘述例》，《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第120-126页

　　倪其心

　　☉1934—2002☉

　　上海人。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中文系文学专业助教、汉语专业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文选》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校勘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汉代诗歌新论》《校勘学大纲》《中国古代游记选》《杜甫诗选译》等。

　　经典导读

　　1984年，倪其心先生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承担“校勘学”课程。应专业急需教材的要求，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撰写《校勘学大纲》，于1987年7月出版。2004年7月此书再版，当时倪先生已经去世，他的学生对书中引文加以核订，较初版本更为完善。

　　胡适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说“中国校勘之学起原很早，而发达很迟”，即使是校勘事业兴盛、成果丰硕的清代，校勘学上的探索也比较有限，“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219]。校勘学的理论体系一直到1930年出版的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才初步建立。然而陈书的问世并未带来校勘学研究的高潮。之后直至80年代初的50多年间，依然罕有重要的校勘学著作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校勘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优秀成果时有出现。这种局面或许说明了两点：其一，校勘学并不被学界重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校勘是一项技术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并无多少思想、理论可言；其二，校勘学理论探索存在难度。如何超越陈垣“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经典提法，对校勘方法、原则、目标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这是有志于校勘学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在大量的校勘实践中对相关规律进行归纳，也需要转换思路，以新的视野和角度来思考校勘学。而这些都非易事。

　　1980年代中期，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好几种系统研究校勘学的著作，如戴南海《校勘学概论》（1985年7月成书，1986年初版）、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1985年12月成书，1998年初版）、倪其心《校勘学大纲》（1986年2月成书，1987年7月初版）、钱玄《校勘学》（1986年5月成书，1988年初版）、管锡华《校勘学》（1989年成书，1991年初版）。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应教学的需要而编写，因而具有体系完备、条例细致、侧重应用的特点。《校勘学大纲》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种。它除了具有以上特点之外，还尤其重视对校勘理论的探索。倪先生的学生、日本古文献学者桥本秀美曾这样评价：“传统的读书、校勘有深厚的积累，形成一套很成熟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只是习惯性的，不自觉的，并不具有理论性和体系性。本书首次对此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整理，是崭新的、独创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空前绝后。”[220]这话是很中肯的。ωωω.χΙυΜЬ.Ｃǒm

　　《校勘学大纲》共分八章，分别为“校勘学研究古籍的校勘”“校勘的历史发展和校勘学的形成建立”“古籍的基本构成和校勘的根本原则”“校勘的一般方法和考证的科学依据”“致误原因的分析和校勘通例的归纳”“校勘实践的具体方法步骤”“出校的原则和校记的要求”“辑佚、辨伪与校勘”。第一章为厘清校勘和校勘学的内涵、范畴，第二章是对校勘学史的梳理，第三、四两章是对校勘理论的集中讨论，后四章则是介绍校勘实践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全书旁征博引，眉目清晰，鞭辟入里，在陈垣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多有拓进。举其要者，大约有以下三点：

　　首先，系统分析了古籍的多层构成及由此产生的校勘问题。相关论述堪称经典。对此，桥本秀美先生曾指出古籍的多层构成“正是古籍问题的核心，前人对此颇多关注，然而未有人做过如此清晰的理论爬梳”[221]。

　　之前关于古籍多层构成的论述，以乾嘉时期段玉裁的说法最为著名：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222]

　　在这段话中，段氏揭示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复杂层次，提出校经的三个重点：首先是厘清疏、释文、注各个层次的底本；其次是通过逐一的辨析，追溯“经”的原貌；其三，将校勘还原底本与判断义理相结合。

　　倪其心先生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指出古籍的构成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复杂重叠构成，另一种是简单重叠构成。段氏所揭示的是前者。它以古代儒家经典为代表，比如《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至少重叠了六个层次，即孔子编定的文本（假定是由孔子编定而成）、毛苌《故训传》、郑玄笺注、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毛诗定本》、孔颖达《毛诗正义》。新的层次在沿袭之前层次文本、训诂的同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增入新的理解、对过去的文本加以改动。段氏所称“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便是其中的一种改动。因此，今天所见《诗经》的各种文本实质上都是多层次错综重叠的结果，“从语言文字形式上看，已经非复孔子编定时的原貌，其中化合了古代文字、音韵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的成分；从知识内容上看，也已掺杂了古代名物发展变化的成分，即训诂的发展变化成分”[223]。但并非所有古籍都是复杂构成。或者应该说，存世的古籍中像《诗经》《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这样复杂者并不多，绝大多数典籍中所包含的层次相对简单，为双重构成或三层构成。以上论述较段说更为全面，揭示出古籍构成的普遍规律。

　　以此为起点，倪先生进一步指出不同的构成方式会给典籍文本带来不同的问题，导致校勘方式的区别。简单构成的典籍在文本上的表现主要是异文；而复杂构成者的表现除了大量的异文外，还包括众多“歧解”，而且异文与“歧解”常常相关。对于后者而言，在校勘中首先要注意将每个层次辨析独立出来，还原为若干种解释同一经典的古籍。也就是要把传世经典中已经被“压”成平面的文本和解释，一一剥离，还原成历史的层累构成，在各自的层面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样“既有利于校勘经典原著，也便于校勘注疏文句，比较重视地贯彻存真复原的根本原则”[224]。而对于简单构成的古籍而言，校勘任务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是“把原著和后人校注分开，以后人校注作为校勘资料，直接恢复原著的面貌”[225]。而如果忽视对古籍构成方式的分析，则很可能会出现两种偏向，一是层次混淆，导致校勘混乱；二是越俎代庖，替古人改字。

　　可以看到，掌握古籍的构成方式对理解校勘任务、采取正确的校勘步骤、贯彻存真复原的校勘原则至关重要。这是倪先生站在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对校勘学理论的重要推进。

　　其次，在陈垣“校勘四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归纳，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校勘的一般方法就是比较分析和科学考证。这一论述符合人类的思维逻辑和校勘的操作步骤，有利于“校勘四法”的综合灵活运用。具体来说，“对校”为比较异同，“他校”主要为考证，“本校”和“理校”为分析和考证。

　　倪先生又分析了比较、分析和考证的意义和特点，从而指出：以校勘步骤而言，比较方法是一般必须运用的，而分析、考证则是必须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的；而在难度上，比较的方法最容易掌握，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逻辑的方法，也较为容易学习和运用，最为困难也最费工夫的是考证。这一论述与段玉裁“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226]的说法相近，而更为深入。

　　在此基础上，倪先生进一步指出：“掌握校勘的一般方法，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考证。”[227]那么什么是科学的考证？就是采用科学的依据，“无论内证和外证，从查考到取证，都必须有科学的依据”，具体来说，“查考取证的材料必须审核可信”，“查考取证的理论必须正确无误”[228]。如果说陈垣先生的“校勘四法”是对古今校勘方法的总结和揭示，让人了解面对一部典籍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校勘，那么倪先生的论述则是对如何使用这些方法提出要求，其意在于使校勘实践趋向科学严谨。

　　再次，对校勘的任务和局限有深刻的揭示。校勘要处理哪些问题，旨在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任何一本校勘学著作都要说明的内容。《校勘学大纲》也不例外，在第一章中就指出；“作为一项具体的整理工作，校勘总是以一种古籍进行校勘，要求存真复原，尽力恢复它的原本面貌，为阅读或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这是校勘的目的和任务。[229]”这是从正面角度对校勘任务的说明。而与此同时，倪先生也深刻认识到“存真复原”其实是一个理想状态。

　　理论上，每处异文必有错误，有错误处必有正确的本字本句。但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著作者原来究竟用哪个字，怎么造句，如何修辞，惟有原本可证。如果原本不存，而各本异文在，那么分析细问，应当从其中符合著作者本意者为正字。症结恰恰在此。学者对著作者本意理解往往并不一致。一锤定音，必须有确凿的版本依据。分析异文中的致误原因，有许多通例可以利用，据王叔岷先生归纳已有122条。但是确定异文中的真字正句，却仍须一个一个地考据。义理上通不通，辞章上好不好，以及自以为是的符合著作本意，都不能成为断定原本文字的依据，更不能据以改字。[230]

　　在这段话中，倪先生直指校勘的局限。承认校勘存在局限，承认完全恢复原貌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恐怕是让校勘工作者倍感沮丧甚至难以接受的事情。但也是让校勘往更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的必经之路。承认局限，有利于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将古籍校勘与对古籍内容的研究相区别。一旦深入文本，这两项工作很容易发生交叉，因而很容易导致校勘考证中的越俎代庖，替古人改字。因此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第二，以更求实、严谨地态度进行校勘考证，在改字上慎重为之，贯彻“不校校之”“有所不改”的思想。

　　倪先生曾总结校勘整理发展的三大要素，分别为“理论上的自觉”“方法上的科学”“校术上的改进”[231]，可谓至论。《校勘学大纲》也正是在按照这个框架展开，这里所举不及十一，有志于校勘整理和校勘学研究者可从此书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袁媛撰稿）

　　推荐版本：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2-337页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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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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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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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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