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版本学

　　叶德辉

　　☉1864—1927☉

　　字奂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郋园，祖籍江苏吴县，其父叶雨村因太平天国战乱，携家迁居湖南湘潭，遂占籍焉。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同年，任吏部主事，旋辞归。叶德辉学术淹博，著述囊括四部，尤以目录、版本之学为长。著有《书林清话》及《余话》《郋园读书志》《观古堂藏书目》《书目答问校补》《郋园北游文存》《郋园山居文录》《观古堂书目》《观古堂骈俪文》《观古堂文外集》等，由其子弟汇刻为《郋园全书》。杨树达论叶氏学术，能得其旨：“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众家史籀，有疏读若，有考远人，问字稽撰，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

　　经典导读

　　《书林清话》是叶德辉的代表作，成书于宣统辛亥（1911）。此书编纂缘起于有憾叶昌炽所编《藏书纪事诗》，“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故而“挈其大纲，其有未详者，随笔书之，积久成帙，逾十二万言，编为十卷”。此书以传统读书札记的形式论述传统中国版本目录学，“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阙遗，推而及于宋元明官刻书前牒文校勘诸人姓名”，“凡自来藏书家所未措意，靡不博考周稽，条分缕析”。故而，虽是札记体例，却颇有体系性，成为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缪荃孙称此书“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后世目录版本学著作无不受《书林清话》影响。《书林清话》对近代日本学界也影响深远，长泽规矩也曾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出版后，对中国书籍的历史作简单的梳理，就变得非常方便。日本人关于中国书籍的著述，少有不是直接或间接根据此书而作的。”[168]

　　叶德辉《书林清话》之成功，有其历史必然性。清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书籍的广泛传播，与考据学的兴盛，中国出现了大批藏书家。洪亮吉曾将当时的藏书家依学术趣味之高低有无，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等。[169]围绕着书籍的阅读、校勘、鉴定、刊刻、收藏、贩卖等诸层面，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深入地参与其中。尤其是考据学的兴盛及《四库全书》的编纂等因素，推动了目录、版本学知识的进步。同时目录、版本之学又落实于经史考据之中，进一步促进了考据学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书籍的流动并不如想象得那么便利。较为低效的手抄仍然在书籍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藏书家以宋元善本自矜、秘不示人的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书籍流通的困难。[170]故而，要对有清近三百年积累的目录、版本学知识进行全面总结，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需要作者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能力：其一、本人需兼有精深的学养与丰富的藏书实践，精于版本鉴别的同时又能够立足经史，使版本目录学不沦为肤浅的书皮之学。其二、能够不囿自家藏书，基于广泛流通的材料进行排比归纳，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不故作高论欺人。叶德辉可谓是最佳人选，其精通经史考据之学固不待言，富于收藏、精于鉴别亦是一时之选。由于认识到四大藏书家藏书，“聚乾嘉诸老之精华，收咸丰兵燹之余烬，虽宋钞名椠，不免一网打尽”，因此叶氏藏书侧重书籍的学术价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向。着力购藏“传校之本，及北方故家百年未出之书”，在此过程中，叶德辉充分意识到书志、目录之重要。相较于秘不示人的宋元珍本，藏书家所编写的书目题跋要容易许多。他说：“诸家志目，虽不能供我渔猎之资，而实藏书家不可少之邮表。”[171]因此，《书林清话》以广为流行的目录、题跋为主要材料来源，不以个人收藏自矜，“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必皆注明原书。而于吾所私藏，非诸家所阙，概不阑入。盖一人独赏之物，不如千人共见之物之足征信，非秘藏亦非稗贩，固不欲贻人口实焉耳。”[172]有学者研究，《书林清话》一书共计引用诸家书目题跋62种，据笔者目验恐在此数之上。[173]在此基础上，叶德辉排比罗列、条分缕析，克服了藏书家普遍的炫耀心态，能够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对前人的版本、目录学知识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张政烺对此评价说：“叶氏治版本，几于无米之炊，故其精力转至于辑录前人著作中论及版本者，著称《书林清话》一书，类似版本学教科书，其影响翻出东南簿录之上。”[174]

　　《书林清话》，全书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版本学专著。卷一、卷二系总论性质，卷一对古代书册制度中，如册、卷、本、叶、部、函等关键术语进行了考察，切实有据、原原本本，实开后来王国维、余嘉锡等之先河。卷二则讨论了节钞本、巾箱本、书肆、字体、翻板、圈点等围绕书籍产生的相关问题。卷三、卷四、卷五，依时代展开，概述了宋、金元、明历代版刻发展之状况。如卷三，计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宋州府县刻书、宋私宅家塾刻书、宋坊刻书之盛四条，分别依据刊刻机构之不同，概论了宋代刻书之盛况。卷六至卷七，则具体论述宋、元、明历代书籍版本中的具体特点。如“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等诸条，皆独具只眼，发前人所未发。卷八集中讨论活字本、丛书、类书等特种书籍的版本情况，卷九主要叙述清代内府刻本与重要的经书版本及书籍市场，卷十为辨伪与藏书逸闻。全书体例完整，几乎涵盖了中国书籍史中各个方面的关键问题，爬梳历史文献、排比诸家目录，发凡起例，做出较为坚实的考订，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相较于此前的版本学成果多以题跋、提要形式出现，写作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意性，且往往零星片段，不成体系，或者自矜珍密、言过其实。《书林清话》的写作方法既是对清代版本学知识的总结，也开启了近代科学、系统的版本学研究之先河。

　　我们具体看“宋建安余氏刻书”一条，先以乾隆四十年上谕与余廷勷之覆奏引出问题，说明余氏刻书始于宋代建阳地区。再以《天禄琳琅后编》所著录的《仪礼图》牌记等信息，勾勒宋代余氏刻书之情况。接下来举余氏所刻书的清代翻刻本为例，有孙星衍翻刻《唐律疏议前释文》、阮元翻刻《绘图古列女传》、汪中翻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黎庶昌翻刻《春秋穀梁经传范宁集解》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版本类似实物证据，虽非直接引证宋本，但在影印技术未能出现的清代，这些清代翻刻本是普通学者接触宋元本最直接的途径。这些翻刻本化身千万，促进了善本的传播与目录版本学知识的发展，叶德辉的作法正是其时代风气使然。在此基础上，叶氏广泛参考了《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陈宗彝《廉石居藏书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森立之《经籍访古志》等目录。综考古今，考订历代余氏刻书堂名之变迁，如余仁仲之堂号为“万卷堂”、余志安为“勤有堂”、余唐卿“明经堂”与“双桂书堂”等。作出结论：“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而建安尤以余氏为最。”可谓博而有要、信而有征，钩沉出宋元时期建安余氏一段历时数百年的刻书史。综观叶氏全文，先从上谕引出问题，以内府藏书推测乾隆帝所能见到的余氏藏书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问题。再以时人易得的清代翻刻本作为实物材料，更博引目录著录加以证实。最后对纷繁的史料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形成了稳妥的结论。全文层层推进，布置有法。

　　《书林清话》文字清通，颇能增广见闻。值得注意的是，叶德辉受时代限制，许多善本不能亲眼目验，同时目录因藏家争奇炫富心态，著录难免失实，往往为其所误。故而此书甫一问世，即有学者指摘其中失当与不足之处，进行订正补遗。其中可举者有：1936年李洣所作《〈书林清话〉校补》，刊于《文澜学报》第2卷第2期；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1933年至1936年间发表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刊于《书志学》第1卷第1至3号，第7卷第4至6号；今人任莉莉作《〈书林清话〉笺证》，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今日阅读《书林清话》不能不参考这些订补之作。通行本有紫石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后又修订为漆永祥点校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以及华文出版社2012年吴国武、桂枭点校本为佳，二书均以民国九年（1920）观古堂重刻本为底本点校，参考了上述订补之作，并核对原书所引目录著作，进行了比较详实的校理。m.xiumb.com

　　（桂枭撰稿）

　　推荐版本：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漆永祥点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或吴国武、桂枭点校，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清】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或吴国武、桂枭点校，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2.杨洪升校注《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校注》，胡平生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收于《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日]长泽规矩也

　　☉1902—1980☉

　　字士伦，号静庵，日本神奈川县人，著名文献学家。192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任东京法政大学教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泽规矩也曾七次赴中国为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多家藏书单位访书。长泽氏与川濑一马等创立日本书志学会，1933年创办《书志学》杂志，后又出资创办汲古书院，是日本目录版本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与重要组织者。长泽氏学术以清代考证学为根柢，继承发扬了森立之、岛田翰等日本学者的优良传统，以目录版本学与中国戏曲小说研究成就最高。著作有《书志学序说》《静盦汉籍解题长编》《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等。长泽氏富于藏书，以戏曲小说为特色，现收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

　　经典导读

　　历史上的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汉文典籍作为知识、文化的载体广泛流通于阅读、使用汉字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因此，以汉文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目录版本学不仅是中国学术，也是这一文化圈中共同的文化遗产，各国学者都为这一门学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日本学术一直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腻的文本研读的基础上，成绩显著。公元9世纪藤原佐世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1579种图书，保存了大量佚书信息，其中约三分之一书籍不见载于中国目录。近代以来，森立之、岛田翰等学者不仅仅精于目录源流、版本考订，客观上促进了中日间善本典籍的交流。长泽规矩也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从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都做出了新的开拓，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长泽规矩也以书志学为基础的学术成绩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在经学领域：长泽氏有《现存宋刊单疏本刊行年代考》，通过对刻工姓名、避讳、行款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证，证明现存宋刊单疏本均非北宋刊本，而为南宋覆刻本。又有《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证明清人所用十行注疏本并非宋本，通过对板片的细致分析，证明现存正德本系经过两次补修而成。最后通过正德本与胡注初刻本《通鉴》、延祐饶州路学刊《文献通考》、大德统修本前后《汉书》的刻工对比，考证正德十行注疏本当为元刊明修本。所论精确不移，证实了顾广圻、山井鼎等学者的怀疑，使得阮元等人的误解得以廓清。在小说研究领域：长泽规矩也发现了内阁文库所藏15篇《清平山堂话本》，对宋元小说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对《京本通俗小说》的辨伪工作与对《金瓶梅词话》《三言》《二拍》等书的版本考证，均是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

　　《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是长泽规矩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泷川政次郎称此书在长泽氏著作中“学术价值最高”“凡广泛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者人人应读之重要文献”（《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序）。全书以静嘉堂文库藏书为主，补充以东京大学藏书与长泽规矩也、藏麓保孝个人收藏。为500余种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撰写了提要。始自《七略》迄于20世纪30年代，分为史志（附现存书目）、方志、官藏、图书馆、学校、家藏、劝学、读书题跋、专科目、著述目、版刻、禁毁目、征访征刻、丛书目、引书目、图书学、丛刻、杂书、附载十八类，涉及到中国目录的诸多门类，不啻是一部解题式的简明中国目录学史。

　　《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全书体例精善。首列目录题名与编著者姓氏，次列书籍前后序跋信息，再次，对目录的编著缘起，内容特色、学术价值等进行简要叙述，对一些较为重要的目录抄录了其分类情况。再次，长泽规矩也根据自己使用的心得，对目录编纂之得失进行了简要的评价。这一部分内容比较丰富，如《皕宋楼藏书志》条下写到：“版本之失考，序跋之误记不少。分类亦时有失当。予暇时就原书以校之，朱笔满纸。此书目稿多出于李宗莲之手。《志》中之书虽多传归我静嘉堂，然往往有佚出者。”[175]虽要言不烦，却是亲身体会，有得之言。对所述目录中所牵涉近代学术问题亦时有论列，如《书目答问》条下：“叶氏（德辉）力主本书成于幕下缪荃孙之手之说，世人亦多信之。对此，近年陈垣除举出本书内容与张氏《劝学篇》及其他著作中所论相同，与缪荃孙学风不一致外，又举光绪二年闰五月，张在给王懿荣之信中，托其将一本与一函转送与缪，认为断非缪氏代撰，而是参与、协助此事。或亦是。”[176]有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此段公案。再次，简要介绍编撰者生平。最后举以该目录常见版本，间有论略，另附有关研究著作注于其下，以示指南。如在《别录》论洪颐煊辑本，注明，“在玉函山房本之前而更详。但两书均未收辑《国策》《说苑》及其他现行本前后之佚文”，又复举有余嘉锡《目录要籍提要》，与川又武《二刘之录略》。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的著作略显陈旧，但仍有一定参考意义。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是目录学研究的优秀传统，故而类目分合是否得当，往往是目录成败之关键。本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一些重要目录的分类不厌其烦，加以抄录，并往往有所评骘。如《四库全书总目》条下说：“虽有四部分类渊源始于晋《中经新簿》，而完成于此书之感，但未必尽然，多少有可议之处。例如，经部之乐类与子部艺术类之一部分间无明显之区别，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与子部谱录类之器用间也无清楚之区分。史部中，史书、地志、政书相混杂。子部杂家和小说家之间，以及两类之各属之间，区别颇感困难。就各类名称而言，五经总义应称为群经总义，别史之称虽非始于本目，但其名称暧昧应废，术数类数学之名易误为算数。戏曲小说作品全未收，虽然这在本目不必担心，但如收的话，与小说家类易互混。总之，以今日学界而论，应改之处不止二三。”[177]故而阅读此书，可以对中国目录学发展之源流与类目之分合有一认识，了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辩源流”的学术史意义。本书更为珍贵的是对具体目录的版本比对。由于皆是长泽规矩也日常使用之工具书，其分析点评均有独到的见解。如其对《菉竹堂书目》《脉望馆书目》《也是园藏书目》的不同版本间区别的分析，皆细致入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笔者看来，本书尤为独到的是清代家藏目录的解题部分，在全书中占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由于清代藏书风气盛行，上至宫廷藏书、下至普通读书人，都编有藏书目录。因为数量巨大，品类繁杂，且学术质量良莠不齐，一般的目录学著作中，对这些私家目录一般较少着笔。但这些藏书目录，实是晚清民国期间藏书市场中，搜集、庋藏、买卖的指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叶德辉充分认识到这些藏书目录的意义，曾说：“诸家志目，虽不能供我渔猎之资，而实藏书家不可少之邮表。”[178]长泽规矩也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七次入中国寻访古书，购买到大量珍本，亦受益于这些藏书目录不浅。这类藏书目录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由于藏家本人反复修订，市场不断抄录、刻印，故而现存诸版本间存在较大差异，二、性质是藏书目录，故而其后体现了清代善本书籍的流动、递藏情况。这两点，长泽规矩也都十分关注。如前《传是楼书目》下载“此本以刘喜海所藏抄本为底本，记作者、书名、卷数、册数。底本集部仅存嘉靖以后之别集。自汉至明初之别集据马玉堂抄本而补，犹缺总集、诗文评。底本有误，刘尝以马本校正史、子部。其他均从原书。”对《传是楼书目》诸版本间异同及其原因进行了要言不烦的考订。而在《季沧苇书目》下记载季氏藏书“出钱氏述古者多”，《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下记：“黄氏之书多归汪士钟，道光后再散，初归聊城杨氏，后出而入吴存斋、陆存斋之手亦多。”长泽氏透过对书目的对比与考证，观察到了书籍的流动与人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目录的提要解题，亦有藏书史、学术史的价值。

　　这本书的清代目录解题部分多载书林轶事，对晚清以来藏书市场之描绘，如数家珍。如《滂喜斋书目》条下载：“此书光绪中刊刻，尚未行世时，因拒绝缪荃孙贷借未印本之请求，以此之故，为避麻烦，遂不出版。民国十几年，陈乃乾得之付铅印，序中将此事特笔大书。为此，潘氏一族大怒，以至侄孙承弼，注明版本，加序目印刷行世。”[179]再如赵诒琛《峭帆楼善本书目》条下载：“赵氏亡父有考古之癖，住于江苏无锡近傍之金匮荡口镇，购买因避粤匪之乱而运来之苏常故家之古书。同治、光绪间，卖与藏书家，或与人交换，所存仅少。然转职上海后，诒琛渐担任整理，光绪二十八年父死后，于龙华建峭帆楼。民国二年，因离乱而全失之，唯存书目，因选印之。”[180]动荡的历史时代中，个人藏书之不易可见一斑。全书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不独增广见闻，亦为后世书籍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此外，长泽氏还曾撰有《中华民国书林一瞥》等文，饶有兴致地描绘了民国时期书籍市场之景况，足资参考。

　　《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印本，译者为梅宪华、郭宝林。此外，长泽规矩也二三十年代入中国访书之记录也已被翻译，与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吉川幸次郎等人文章汇为一处，收入《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于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可资参考。

　　（桂枭撰稿）

　　推荐版本：

　　【日】长泽规矩也《书目学论考》，汲古书院1982年版

　　【日】长泽规矩也《汉籍整理法》，汲古书院1974年版

　　【日】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钱婉约、宋炎辑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日】仓石武四郎《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杜轶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日】长泽规矩也《现存宋刊单疏本刊行年代考》《越刊八行本注疏考》《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关于和刻本十三经注疏》，郭岛亚朱华、萧志强译，刊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编《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4期，2000年版4.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5.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张政烺

　　☉1912—2005☉

　　字苑峰，山东荣成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历任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6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54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1960年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调离中华书局，专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政烺文史论集》，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增补修订，于2012年重编出版《张政烺文集》（共五卷，分别题为《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文史丛考》《论易丛稿》《古史讲义》《苑峰杂著》）。

　　《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下简称“《沿革例》”不分卷，旧题南宋岳珂撰，分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目，末附“公羊谷梁传”“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三条，以考辨经书版本源流、文字讹舛同异为大旨。后世学者对此书颇为留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证精博，厘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于经学”。时至今日，研究宋元时期经书文献、校勘学发展，此书仍是不可忽视的文献。然而随着流传中历史信息的剥落，此书的成书过程变得很不明朗，出现了不少混淆臆说。明清学者或疏于考辨，或曲意回护，以致以讹传讹，影响甚远。这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可见一斑。其云：“《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于嘉兴。鄂忠武王之孙，敷文阁侍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厘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谷》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于相台家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其中关于《沿革例》的作者、廖本的刊刻者、《沿革例》与廖本《总例》关系的论述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1943年张政烺先生的《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下简称“《读〈沿革例〉》”）才得以解决。[181]

　　经典导读

　　《读〈沿革例〉》针对明清以来辗转因袭之谬说，力求澄清相台岳氏本《九经》《沿革例》刊刻的来龙去脉，论证所及又对宋元经书之沿革、岳飞后裔事迹等多有发明。概而论之，有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其一，相台岳本《九经》《沿革例》保存了廖氏世綵堂本《九经》《九经总例》的面貌。廖本早已亡佚，无从比对，作者此论是根据几方面的线索推断而来。《沿革例》引语明言搜求廖本全书，“爰仿成例”“刻梓家塾”“悉循其旧”“非敢有所增损于前”，并云“旧有《总例》，存以为证”，是为证据之一。廖氏《总例》明代尚存，张萱《新定内阁藏书目录》著录《九经总例》，云“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分书本、字画等七则，与《沿革例》相一致，是为证据之二。另，传世有旴郡重刻廖本《论语》《孟子》各一部，即张萱所误以为的“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者，是本行款与岳本诸经一致，卷末牌记形状、文字与文字排列顺序亦与岳本同出一辙，可证二本皆从廖本而来。这些线索相互印证，结论令人信服。[182]

　　其二，廖氏世经堂本《九经》《九经总例》的刊刻人为廖莹中，而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廖刚。此说并非作者首创，乾隆间《天禄琳琅书目》即持此论。作者则增补证据，更加考辨，进一步证实此说，并揭示出《四库提要》提出廖刚刊刻说的原因。

　　其三，相台《九经》及《沿革例》的刊刻者为元人岳浚，而非旧题岳珂。且岳浚属义兴岳氏，并非岳飞后裔。作者首先考察了旧题岳珂的来源，发现此说并非古本旧貌，而是迟至明万历年间才在《新定内阁藏书目录》中出现。其次，作者在确定相台本《九经》翻刻自廖本、而廖本为廖莹中刊刻、其时约在咸淳年间的基础上，指出此与岳珂生平不合，刊刻者另有其人。再次，从岳本牌记所称“荆谿家塾”入手，稽考文献，确认刊刻《九经》《沿革例》者为岳浚，刊刻时间实在元大德年间。并考宜兴唐门岳氏与岳飞后裔江州岳氏通谱之事。岳浚刊刻《九经》始末由此得以水落石出。这也可解释为何传世岳本《周易》《礼记》《周礼》诸经不避宋讳的疑点。

　　其四，廖莹中所刊《九经》包括《孝经》《论语》《孟子》《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周礼》《春秋经传集解》九种，岳浚据此翻刻而增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称为《九经三传》。作者详考存世岳本诸本情形，并梳理唐宋以来“九经”“六经”“十一经”诸说之沿革，力驳清人谓岳本《九经》包含《仪礼》之说。

　　今天来看，这些结论仍是经得起检验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为何人所撰，本来并不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张政烺先生却以敏锐的视角和深厚的学力，挖掘出它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文献学与史学内涵，不仅有绳愆纠缪之功，更有启人深思的示范意义。

　　从方法层面来看，《读〈沿革例〉》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作者征引文献之精博。比如梳理明清公私目录、清代《沿革例》诸本，追溯托名岳珂说法的由来。又如注意到《四库全书提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并由此入手揭示出四库馆臣对岳本刊刻问题的微妙态度。至于从宋元别集笔记稽考岳浚生平事迹一节，更是多得前人所未及，又细究文本，钩沉抉隐，多有发现。正如王曾瑜所说：“若非谙熟经学史、版本目录学和饱览自唐宋以降的历朝的浩繁典籍，决难有此力作。”[183]其次是考辨之缜密。如前文所述，作者考辨廖本、岳本刊刻始末，环环相扣，精确可信。在细节处理上，亦多有可称道处。比如在利用旴郡翻刻廖本佐证岳本与廖本之关系时，先行考察旴郡本的刊刻时间与来源，对前人说法之误加以辨正，以确认相关材料的有效性。又如论证廖本《九经》包含《孝经》一节。《总例》未涉及此经，无以援据，于是作者另辟蹊径，从岳本《孝经》、建德周氏藏本《孝经》入手，通过考察它们与廖本的关系来开展论证。其间发现周氏藏本并非廖本或岳本，或是当时仿刻风气之下的另一种翻廖本，洵为创见。再次，作者将版本鉴定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不拘泥于陈法，开拓了版本研究的格局。版式、行款、字体、刻工、避讳、历代目录著录，这些古籍版本鉴定的常用手段在《读〈沿革例〉》中都可以看到。但作者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版本与文献记载互证，不仅厘清了传世版本的性质，还复原出宋元时期经书刊刻的复杂情形。文中，作者引孟森《相台本周易校记》“宋讳全不避，可断定为宋以后一种翻刻。或据纸式墨色字体等等，以审定其是宋非宋，此赏鉴家事之事，非吾所知”一段，而说道：“史学家之态度，与赏鉴古玩、附庸风雅者自属不同。今写此篇，盖多得孟先生之启牖焉。”此中之意，亦宜为今日治学者所鉴。

　　（袁媛撰稿）

　　推荐版本：

　　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340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崔富章《〈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作者非岳珂辨》，载《版本目录论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7-122页

　　2.李致忠《〈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年表〉一卷，元初相台岳浚荆谿家塾刻群经本叙录》，载《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81页

　　3.翁同文《相台岳氏九经三传刻梓人为岳浚考》，载《宋史研究集》（第11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9年版，第489-504页

　　4.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刘宗汉《从〈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看张政烺先生的版本学成就》，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5期，第15-20页

　　黄永年

　　☉1925—2007☉

　　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从学于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等著名学者，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后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黄先生学问精深博洽，在魏晋隋唐史、目录版本学、碑刻学、小说戏曲研究等领域皆卓有建树，兼精书法篆刻。著作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讲义》《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等。著述结集为《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由北京中华书局于2015年出版。

　　经典导读

　　古籍版本之学自成立之初即是一门建立在版本鉴定实践上的学问，依靠学者的经验积累与口耳相传得以传承。近代以后，学风丕变，大学成为学术传习的主要场所。总结归纳明清以来学者积累数百年的感性鉴定经验，并加以条理化、体系化，建设成一门现代学科，以适应学校讲授，就成了后代版本目录学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前已论及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即在此方面有开拓之功。沿其道路，民国以降及至今天学者撰述出版了各种版本学讲义、教材，如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等。本文所要介绍的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即是当代学者所作的古籍版本学教材中极有特色的一本。

　　在当代古文献学者中，黄永年先生以精于鉴定著称。琉璃厂曾流传有黄先生买书的“神话”，说黄先生“在旧书店买书时，从不用把书从架上取下来翻看，只要从架上看一眼书根，就可以说出是什么时候的什么刻本”[184]。黄先生对此解密道：“我无非是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再从书根的新旧颜色来推测判断。”[185]并举例说：“在当时大院的架上看到一部《两当轩集》，我断定它是极为难得的咸丰时家藏刻足本，因为这有四厚册，通行的嘉庆时刻《诗钞》只有四薄册，这咸丰本经太平天国版毁后再同治时印过活字本，光绪时又有重刻本，但我见过的虽也是毛边纸印却都比较新，不像这部那么黄旧，叫取下来一看真是咸丰原刻。”《两当轩集》是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诗集，虽非僻书，但此书之版本情况却并非人所熟知。书肆淘书非比书斋治学，可以博览群书，片刻之间就要做出判断。黄先生对目录之精熟与眼光之独到，可见一斑。黄先生又不以此自矜，将其判断经过与原因娓娓道出，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黄先生学问与识断俱精，又愿道破玄机，金针度人，由他来写一部古籍版本学教材，可谓正得其人。

　　据黄永年先生自述，《古籍版本学》一书的最初雏形为1978年在陕西省古籍善本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古籍版本及其鉴别》的讲义。1982年，黄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招收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进一步扩充前稿，1985年初步成书。至1997年，始交稿至出版社。2005年方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之写作历经十多年，原因就在于黄先生写作时即定下了极高的标准，认为《书林清话》未建立起较完整的版本学体系，尚不以算是古籍版本学。而王国维、赵万里“为宋刻本的条理化做出过贡献，元以下则尚付阙如，其他方面更多未涉及”，因此，黄先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满足于掌握零碎的知识，颇想把这些知识加以条理化，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给古籍版本这门学问建立个粗略的体系。”这也是我们阅读这部书的重要线索。

　　从整体框架上看，《古籍版本学》一书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思维缜密，逻辑清晰，尤其强调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绪论、版本史与版本鉴别、版本目录。绪论主要处理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等理论问题。在绪论中，黄先生指出，古籍版本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我国用汉文书写的古籍，即从春秋末战国初我国汉文书籍的正式出现开始，大体到清末为止的古籍，但并不管它的内容，而只管它的版本；而这版本又不包括过去的竹木简书、帛书和卷子本，只包括雕版印刷通行以来的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说得简单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汉文国际通行雕版印刷以来的版本”[186]。这一定义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划定了清晰的范围。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黄永年又把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角度大体分为两类：一、研究如何鉴别版本；二、研究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即版本鉴定与目录版本，这也构成了全书的主体内容。每一部分中，又专设章节介绍参考书目与研究方法。例如，在讲版本鉴定时，黄永年认为，应该把鉴定版本的方法与版本史结合，才能构成科学的学问体系。在版本鉴定时，当以字体、版式、纸张及其他一些特殊现象为关键点。故而本书“在讲版本发展演变时特别强调字体、版式、纸张等的发展演变，从而弄清楚各个时代、各个地域和官刻、家刻、坊刻的特征，转而作为鉴别这些版本的标尺或综合性标尺。”[187]因为写作时逻辑清晰、标杆明确，虽然内容丰富，却不显杂乱，读者在阅读起来自然就有纲举目张、一目了然之感。基于这一写作定位，黄先生批评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一些书史著作：“只涉及版本史而不抓住特征，读了除略知版本史皮毛外对鉴别版本全无用处。有些讲鉴别古籍版本的书则热衷于罗列术语，如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单刻本、抽印本、百衲本、套印本、道藏本、梵夹本、三朝本、书帕本等等，把本来有条理、有规律的东西拆成互不关联的名词，弄得读者昏头昏脑，结果仍一无所得。当然这主要还不在于写的方法有问题，而是由于编写者自己并没有对版本鉴别作过认真的研究，为赶浪头东拼西凑，加上点道听途说，其无益于读者自在情理之中。”[188]《古籍版本学》一书出版虽迟，但其讲义稿早已在学界流传，在此之后写成的各种古籍版本学教材，基本上都沿用了黄先生的论述模式。

　　通观《古籍版本学》全书，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黄先生给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统观王国维、赵万里先生以来直至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在这三代学者当中，黄永年先生对古籍版本学体系建设所做的贡献最多，也最为重要。如果选取一部著作作为这一学科的标志的话，可以说，至黄永年先生撰就《古籍版本学》一书，才真正建立起来科学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学科体系。”[189]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多有个人有得之见。黄永年先生治学以文史之学为根柢，考证精湛，故而在谈及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这一基本问题时，能突破前人之说，综合各方面的知识，做出令人信服的考证结果。如他论及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其中有‘地’‘授’‘初’‘证’等四个字作武周造新字的写法，但另有‘日’‘月’‘天’等字并未用武周的新字，可见它只是后来的刻本，仅在少数地方沿用武周时译本上的新字而已。韩国有些人据以便谓印刷术发明于朝鲜半岛，固属荒诞不足信。我国最近又有人断定这是武周时所刊刻，并叫人考虑雕本是否‘肇于隋时’，实在也是一种在考证上缺乏基本训练的言语。”[190]在对成说进行批驳之后，又根据记述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做出了合理的推测，说：“公元825年到883年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这一段的雕版印刷，可以说是早期的雕版印刷，并不等于是刚刚出现的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开始出现，开始发明，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年，史无明文可稽。假定早半个世纪，则雕版印刷的发明可能在公元775年左右即中唐初代宗时候；假定早一个世纪，则还可上推至公元725年左右即盛唐玄宗时候。当然这都只是推测，究竟什么时候发明，还有待发现实物来证实。但如推得更早，再上推一世纪多即唐初甚至隋代，则时间似乎太长，有点不合情理了。”[191]黄先生的这一判断较合情理，其弟子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阐发。[192]

　　除了在宏观的书籍史问题上，黄先生有精当的论述。本书尤为精彩的部分是黄先生多能根据具体版本，发表个人经验之谈。黄先生富于藏书，所以举例时往往能就自家藏书娓娓道来，让人叹服。如他在介绍稿本时，举例：“抄本《汪氏说钤》，二卷一册，卷首题‘钝翁自注’‘后学惠栋增补’，有顺治十六年冬钝翁自序和王士禄题词，毛太纸印黑格，左阑外边有‘红豆斋藏书钞本’七字，孙毓修小绿天旧藏。案钝翁是汪琬的别号，《说钤》是他记述同时文士诗文言行的小书，有刻本也很少见，《贩书偶记》未曾著录，这惠栋的补注本不仅未见著录且未刊刻过。这个本子既印有‘红豆斋藏书钞本’，与前引《书林清话》所说惠栋抄本的特征符合，可以断定是惠栋撰成补注后的清抄本，而且还是未刊刻过的清抄本，自可珍贵。”[193]要言不烦，不仅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情况，也说明了判断此书为惠栋清抄本的原因。

　　图书馆业内，向有“三性”“九条”的说法。“三性”即以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与艺术代表性为古籍善本的判断标准，而具体操作中又以乾隆六十年前后作为判断古书是否善本的界限。黄永年先生对于“三性”的说法就不甚满意，认为彼此矛盾，认为后两条难以成立，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历史文物性一条。而乾隆六十年的划分界限落实在清代版刻的实际上，也有较大出入。黄永年先生说：“如要以乾隆作为善与非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为文物的一部分在清初，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九条’中以乾隆作为界限实是外行话。”[194]并具体以清代中期以后的仿宋本、精刻精校本举例，解释说：“这些仿宋本、精校精刻本刚问世时当然成不了文物性善本。但经过太平天国的排斥‘妖书’，经过连续若干年的战乱，道光咸丰年的新刻本往往刷印无几就版告毁失，战乱结束后仅存的印本就‘物以希为贵’地成了文物性善本，而乾隆嘉庆及以前康熙雍正时的刻本因为承平日久印得多，即使版毁印本流传尚不乏反而善不起来。”[195]接下来，又举了陆建瀛、杨以增分别所刻的《尔雅义疏》、连筠簃刻本《说文解字义证》、张海鹏刊刻《太平御览》、江有诰撰刻《音学十书》等例，如数家珍。这一段论述不仅见出黄先生对于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意见敢于质疑的精神，更见出他对于清代中期以后书籍流传情况的精熟。

　　除了写作体系清晰、论述原原本本求真务实之外，本书行文风格也清晰流畅，时出隽语，较之一般教科书的平凡无文，极富可读性。上面所征引的一些段落，当已可见其端倪。

　　本书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收入“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后又由编辑补编入部分书影，2009年再版。此外，如作者介绍中所述，黄永年先生有关古文献学的著作，尚有《古文献学讲义》《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等多种，可供读者参考。

　　（桂枭撰稿）

　　推荐版本：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清中期刻本的善本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黄永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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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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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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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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