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目录学

　　余嘉锡

　　☉1884—1955☉

　　字季豫，号狷庵、狷翁，祖籍湖南常德，生于河南商丘。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三十四年（1908）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后丁父忧回籍，会科举废，遂任教于常德师范学堂。1919年赴京，协修《清史稿》，并从学于柯劭忞。1928年起在辅仁大学任教，又兼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课程，主治目录学。1942年，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主要著述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经典导读

　　我国的传统目录之学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自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撰《别录》《七略》开始，经过历代学者如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南朝王俭、阮孝绪、唐毋煚、宋郑樵、明焦竑、清章学诚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优良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有杜定友《校雠新义》（1930）、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1）、汪辟疆《目录学研究》（1934）、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1934）、刘咸炘《目录学》（193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7）等多部专著问世。而同样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作为“近代目录学书籍中创作较早而又极有系统，颇有创见的一本书”[122]，对刘向父子以来的目录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致力于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古典目录学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目录学发微》一书，原为余嘉锡先生1930年至1948年在北京诸大学讲授目录学所用的讲义，各校所印，内容多寡略异，但始终未能正式出版。1962年春，其婿周祖谟据余氏晚年增改本校点，由中华书局排印，1963年2月出版，但印数仅2700册。1989年，周氏又取作者手校批注本与1963年印本对勘，印本中有脱字处和注解不完备处都得据手校批注本加以刊正增补，199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余嘉锡说文献学》，收入《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二种，前者即据巴蜀书社本收录。而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余嘉锡著作集》，亦以《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合为一册，但前者所据为1963年中华书局本，故内容不及巴蜀书社本完备，有学者已提出批评[12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此，这里所引文字据巴蜀书社本。

　　《目录学发微》一书分为四卷，卷一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和“目录释名”；卷二为“目录书体制”；卷三为“目录学源流考”；卷四为“目录类例之沿革”和“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全书要言不烦，考证笃实，见解精辟，对于后世治目录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今试择其大端述之。

　　首先，进一步阐发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自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群籍，“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24]，目录学就已经带有了总结学术状况的意味。班固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125]，而《隋书·经籍志》有“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126]之语，唐毋煚《古今书录序》亦有“剖判条源，甄明科部”[127]之言，至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则总结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28]“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语虽至章学诚才提出，实则为历代目录学家共同恪守的准则，因此余嘉锡先生说“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盖天下之公言也”[129]。余嘉锡先生指出，“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30]，进而又提出了“目录者学术之史也”[131]的论断。其论目录学之体制、源流、类例沿革，必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和指归，全书中时时可见。

　　其次，重视对目录体制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具体论述目录学意义和功能。

　　余嘉锡先生认为，作为学术史的目录，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132]同时指出：“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为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133]具体来说，篇目可举一书之纲目，览一书之概貌，也为检索、辑佚、辨伪提供方便；叙录可以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小序作为部类之序，可以剖析一门学术之源流，评判其得失。此外，由于宋代以后目录中出现了记版本、录序跋的体制（前者如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后者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用意甚善，为著目录书者所当采用”[134]，故附论及之。

　　基于对目录书体制的分析，余嘉锡先生将目录之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等；第二类是“有小序而无解题者”，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第三类是“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对这三类目录分别加以分析之后，余嘉锡先生总结说：“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135]特别是对于第三类不辨流别、但记书名的形同账簿的书目，历来多不为学者所重，唯郑樵以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136]。何谓类例？其实就是目录的分类体系。余嘉锡先生继承并发展了郑樵的观点，认为这一类书目“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序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者以读书之门径”。事实上，小序本质上正是对类例的阐发，但“诸家目录，能述作者之意者，虽不可云绝无，至于每类皆为之序，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实不多见。……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137]。如果类例足够清晰明确，在没有小序的情况下，学者依然可以通过目录的分类体系窥知学术源流，觅得读书门径。这便是类例的意义之所在。

　　其三，梳理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勾勒出一部目录学简史。

　　余嘉锡先生系统考察了中国历代目录的编撰情况，根据目录的分类变化趋势，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周至三国为第一阶段，目录分类基本以六分法为主；晋至隋为第二阶段，目录分类从六分法向四分法过渡；唐至清为第三阶段，四分法确立，虽各代间有不同，但只是在内部微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仅仅讨论的是官修目录，而私家目录“自唐以前，书既不传，体制不复可考。宋以后作者甚多，别具专篇论之，此不复详”[138]。在考察每一时期的目录学时，以罗列史实为主，并将官方目录的编撰和典籍的聚散相联系；讨论对象不仅限于存世之书，凡亡佚而见诸记载、可窥知其面貌者，亦置于时代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讨论，以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传统目录学的发展面貌。

　　其四，讨论目录类例的沿革，表现出通达的类例观。

　　余嘉锡先生非常重视类例的意义，这一点与郑樵、焦竑一脉相承。但同时他又指出：“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原，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顾及。”[139]因为古人编撰目录，特别是官方的目录，往往与图书的整理、贮藏相联系，因此既要考虑其分类是否能够更好地反映学术面貌，又要考虑图书存放的实际——“其庋藏也，有阁有殿，有馆有库，分屋列架，故各类相较，不能过多，亦不能过少[140]。”这又是超越郑樵、焦竑之处。www.xiumb.com

　　此外，余嘉锡先生在梳理了《七略》至《隋书·艺文志》的类例沿革之后，认为：“夫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七略》之易为四部，亦势所然也。”[141]进而指出：“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七略》，无源而强祖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以为流，甚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142]这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目录观，认识到目录的类例应该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变化，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如果拘泥于某一系统不敢变更，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尽管余嘉锡先生被视为目录学家中传统、保守的一派，这大抵是就治学方法而言，但在观念上，却是十分通达的。

　　《目录学发微》一书不仅在内容方面堪称经典，在治学态度上也足以启发后学。首先，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每一段论述之后必附以典籍原文，间缀案语，颇有清代朴学家之遗风。如释“目录”名义一节，广引群籍，以证“目即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言之”[143]，言之凿凿，遂为不易之论。其次，态度客观，持论公允。论及前代学者，不仅能见其短，更能不掩其长。如论郑樵：“……樵之《艺文略》，虽不免抵牾讹谬，而其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细，实秩然有条理。盖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也。”[144]又如论章学诚：“……章氏书虽多谬误，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145]这样的态度，正是今天许多学者所缺少的。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余嘉锡先生治目录学，与他17岁时起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有莫大的关系，而他的目录学、文献学思想，也往往见诸《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应取之与《目录学发微》对读。

　　（陈恒舒撰稿）

　　推荐版本：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王重民

　　☉1903—1975☉

　　字有三，河北高阳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北海图书馆工作。1934年受命赴法国国家图书馆交流，致力于海外敦煌遗书、明清来华传教士译著、太平天国史料及中文古籍善本的调查和研究。1939年因“二战”爆发，转赴美国，受邀整理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随后为北平图书馆秘密运来保存的数千种善本摄制胶片并撰写提要。1947年回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发起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1952年辞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专职于北京大学，“文革”中含冤自尽。王重民为目录学、敦煌学等学术领域及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著有《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校雠通义通解》《敦煌古籍叙录》等，编有《国学论文索引》《敦煌曲子词集》《太平天国官书》《越缦堂文集》《徐光启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

　　经典导读

　　史志目录，一般指正史及历代国史（主要指宋《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中兴国史》等）诸书中的“艺文志”“经籍志”。[146]现存史志目录共有七部，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

　　史志目录具载中央政府收藏典籍，可谓历代著述总貌的直接体现。古代藏书在元明以前一直以官藏为主，历代王朝集天下图籍于中秘或馆阁之后，即命史官校雠，撰为目录，修史者再据以增删，写为志书。如西汉刘歆根据汉成帝时的校雠成果撰成《七略》，东汉班固据其删订为《汉书·艺文志》。史志目录往往基于不止一部官修藏书目录，且有增补。如宋代有《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目》之纂，多部国史均有艺文之志，这些都成为元代编撰《宋史·艺文志》的基础资料。

　　历代文献虽然总量巨大，但在天灾人祸中损失严重，今人欲知某书在各代流传情形，辨伪存真，即须求之于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在著录时即标明了存佚状况，如“《周易集注系辞》二卷”后注曰：“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亡。”后世公私目录撰写某种古籍的提要时，首要惯例也是追溯和对比历代史志目录中的著录情况，《四库全书总目》各书提要即其典型。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出著名的“辨伪八法”，其首要之法即“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使参核史志目录成为明确的辨伪学方法论。

　　与具体书籍著录之宏富相比，史志目录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中的分类法。班固《汉志》的六略分类虽然直接袭自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并非原创，但《七略》亡佚较早，班志则因《汉书》的正史地位得到广泛普及，为后世官私目录的修纂提供了效法和参考的对象，也为今天考证出土文献提供了基本的学术史坐标。《隋志》则将魏晋开始出现的甲乙丙丁诸类改定为经史子集四部，并对阮孝绪《七录》的二级子目分类与命名做了调整，此后从唐《古今书录》、五代《旧唐书·经籍志》、宋《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元《文献通考·经籍考》直到清《四库全书总目》，诸家分类框架及子目名称都基本沿袭《隋志》。今天我们整理古籍总目时直接采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但大体系上仍是对《隋志》的延续。

　　如果将其内容与特定历史背景、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则史志目录的功用尤为显著，可谓最直接、最鲜明地反映了历代学术变迁的大体过程。这一特质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官方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及其变化。以经部而言，《明史·艺文志》经部增设四书类，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经由元明科举稳固其经典地位的结果。以子部为例，《汉志》中名、墨、纵横三家均不乏其书，但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东汉以降释道渐兴，三家传习极少，至《明史·艺文志》已被附入杂家类。二是各类别之前所附的序言，包括总序、大类序和子类序。总序一般概述历代典籍聚散、本志编纂缘起及过程，大类序和子类序则用以阐明立类缘由，综述师承授受与学术大势。如欲了解唐以前五经传授源流，即须查检《隋志》经部各类的类序（需要注意的是，《隋志》与《经典释文叙录》所言授受不尽一致）。三是各类别收书的多寡以及同类书、同种书在不同时代的派分差异。其收书多寡因时而异者，如《旧唐书·经籍志》中《昭明文选》相关著作仅6种，至《新唐书·艺文志》则增至14种，增加了开元年间成书的《五臣注文选》和多种续《文选》、拟《文选》之作，凸显出玄宗朝进士科考试诗赋带来的选学热潮。其同书异类者，如《山海经》在《汉志》中与相宅相畜之书同处于诸子略形法类，在隋、唐、明四《志》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宋志》则将其与《葬经》等同列子部五行家，至《清史稿·艺文志》又入子部小说家，表明历代对其性质认识经历了罕见的曲折反复的过程。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此可窥一斑。

　　史志目录虽然种数屈指可数，但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这一方面是缘于其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由官方修撰，是正史及国史的组成部分，权威性强。目录学家姚名达即认为：“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147]

　　在史志目录研究领域，王重民先生是深孚众望的专家，在民国早期即有多篇专文发表，包括《跋〈后汉书注引书考〉》（1927）《〈补晋书艺文志〉书后》（1928）《读〈汉书艺文志〉拾遗》（1929）《补晋书艺文志》（1932）等，可能还曾撰有《隋书经籍志释例》。[148]这些文章都建立在其对清代十多位学者的史志考补著作的详细研读基础之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其《〈补晋书艺文志〉书后》论证了“《隋志》注‘梁有’之书，有在阮《录》成书以后者”，这是今人讨论“梁有”与阮孝绪《七录》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都普遍未能认识到的。

　　王重民任教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向图书馆学和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一文即其教学期间发表的专论，被其弟子收入1984年结集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该文分为两部分，前半篇分析了史志目录从“纪一代藏书之盛”到“纪一代著作之盛”的转型过程，强调了焦竑《国史经籍志》和傅维鳞《明书·经籍志》未能成功的缘由，并重点梳理了《明史·艺文志》的修纂过程和体例得失；后半篇则由《明史·艺文志》兼附宋辽金元著作的特点，引出对此后兴起的补史艺文志风气的讨论，重点论述了钱大昭、侯康、顾櫰三等人补作的成就和意义。原文明白晓畅，这里只在三方面对其稍作补充。

　　一是关于史志目录转型的早期讨论问题。汉、隋、唐、宋诸《志》都是基于国家藏书机构馆藏目录而撰，纪一代藏书之盛；至纂修《明史》时，因篇幅和准确性的需要，改为纪当代著述。这是史志目录的重要转折，但改变的呼声早在唐代即已产生。唐刘知幾在《史通·书志》篇中对艺文志颇有微词，认为“凡撰志者，宜除此篇”，理由是：

　　《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掇简。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复，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刘知幾以其篇幅过大为言，但《隋书·经籍志》经过官方审定，表明了官方对正史中这一体裁的肯定，故《书志》篇又曰“必不能去，当变其体”，提出学习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坟籍志》。该志所录“唯取当时撰者”，则推而广之，正史艺文之志也应当只录当时著作。不过刘知幾的意见在此后数百年间都未被采纳，尽管近代有学者对其表示理解，谓“吾人只须一翻《旧唐志》目录篇，自汉迄隋之古录大半尚存，即知知幾之论非无理由，自可不必反驳”，[149]但我们认为，无论从当时正史编纂的价值观念还是篇幅压力而言，刘知幾的评论都不合适。

　　通观《隋书·经籍志》总序，即可知艺文志之于国史，原本在于接续前代统一王朝所记，条贯学术升降及其背景，其斯文使命之所在，岂能惮烦就简，视同流水簿录。《旧唐书·经籍志》总序言唐代文献屡遭大厄，故选择以开元时《古今书录》为主体，以纪唐代藏书之繁富，而不以唐末广明之乱后的残篇断简为录，表明史志目录之纂，晚至唐末五代也不以篇幅为累。[150]但置于唐代则不免强为新说。

　　宋代以降，雕版印刷的普及、文学创作的兴盛使书籍的生产量猛增，官储民藏蔚为大观，所以《宋史·艺文志》使史志目录较之前代在篇幅上有了数倍的增加，特别是集部的体量，隋唐诸志难以望其项背，明人著述尤多，直到这时，才真正在客观上给后人编纂艺文志带来篇幅上的压力，所以刘知幾的意见置于明清可谓切中肯綮。

　　二是补史艺文志的学术史分期问题。王重民原文把补志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乾隆时代，以金门诏、杭世骏、厉鹗、卢文弨、钱大昕等学者的成果为代表，评价比较简略，并未列出具体书名；第二阶段是嘉庆、道光年间，重点评述了侯康、顾櫰三的补作。这种相对简略的安排，可能与论文发表的篇幅限制有关。今人的专题研究则更为详细，将整体过程分为开创、形成、发展及繁荣四个阶段。[151]草创阶段，以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为核心；在形成时期，学者们集中补续宋辽金元四朝内容，以杭世骏《金史补阙》、厉鹗《辽史拾遗》、吴骞《四朝经籍志》、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为代表，他们都直接利用了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或其底稿《千顷堂书目》中的宋辽金元部分；在发展阶段，补史艺文志开始超出四朝，上溯至东汉、魏晋等史书缺失艺文志的时期，并产生了辑录体补志，代表作有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洪饴孙《补后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等；繁荣时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补志数量大增，对象也扩展到原有的史志目录，其中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书至今仍是经典之作，而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等则是王重民早年专文讨论过的补作。

　　三是关于乾隆朝以降诸家补志成果的汇集与利用问题。梁启超认为，“读史以表志为最重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旧史所无之表志，而后人摭拾从残以补作则尤难”，因此他对钱大昭、侯康等人的补志赞赏有加。[152]鉴于史志目录及其考补诸书的学术价值，学界不断有合集与整理著作出版，包括早期的《八史经籍志》，后出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十史艺文经籍志》《二十五史补编》，以及近年出版的《历代史志目录丛刊》《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等。特别是《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共收录史志目录84部，是目前最完备的汇辑，其中十余种稿抄本都是首次刊行。在王重民撰著此文的年代，这种全面的汇集出版是缺乏物质条件的，而今天的相关研究则可以建立在更为丰富和便利的基础之上。

　　尽管在个别问题上，今人依据新材料有不同观点，[153]但整体上王重民此文立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同时还可参看王重民在1932年发表的《金门诏别传》，对《明史·艺文志》编纂获得更多了解。

　　（黄政撰稿）

　　推荐版本：

　　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中国图书馆学报》1981年第3期，第75-81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2.王重民著、刘修业整理《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王承略等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

　　补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姚名达

　　☉1904—1942☉

　　字达人，笔名大任、显微，江西兴国人。1924年入上海南洋公学，1925—1928年间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先后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编辑《万有文库》，教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并与妻子黄心勉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1937年举家迁回江西，1940年受聘于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今南昌大学）。1942年组织师生成立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不久壮烈牺牲。姚名达是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目录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著有《章实斋先生年谱》《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今人编有《姚名达文存》。

　　经典导读

　　历史目录是传统目录学中重要的专科目录。史学家郑鹤声谓：“目录学者，读书之门径；而史部目录学，则又读史之门径也。”[154]这一门径的组成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汉代《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有六艺、诸子、诗赋等大类，而无史类，《战国策》《奏事》《太史公》《汉大年纪》等史书均附于《春秋》家，体裁上已包括了编年、纪传、奏章诸体。刘宋王俭的《七志》分类改“六艺”为“经典”，但其下分立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目（《隋书·经籍志》总序），故此时史书蔚成大国，实际上已脱离了《春秋》的笼罩。只是史记与杂传并列于“经典志”、地理及谱牒等归于“图谱志”的做法，表明史部的体系尚未得到综合。

　　萧梁阮孝绪的《七录》亦有“经典”门类，但鉴于“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155]，遂“分出众史”而成“记传录”，含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个子类，在事实上形成了后世史部的基本框架。

　　唐代所修《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其史部子目相比《七录》所划，主要变动是将鬼神类省并入杂传，并新增杂史、起居注两小类，其他名称略有调整。此后，史部子目尚有几次重要变化。《新唐书·艺文志》去“古史”，立“编年”，《崇文总目》增立“实录”“岁时”，《郡斋读书志》增加“史评”，《遂初堂书目》增入“章奏”，《文献通考·经籍考》立“史评史钞”。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在二级目录上增加“纪事本末”，去“仪注”“刑法”，改立“政书”，更将职官、政书、传记、地理等类细分出第三级目录，使得史部的内容架构空前清晰，为今天的古籍目录所延用。[156]

　　早期的历史目录可以追溯到刘宋裴松之的《史目》，惜已亡佚。后世学术史上提及最多的历史目录是是南宋高似孙的《史略》和清代章学诚的《史籍考》。

　　《史略》六卷，是高似孙所撰《经略》《纬略》《子略》《骚略》等系列目录的一种，自称仿《七略》而作。其前两卷著录和评述汉代至五代各纪传体史书，卷三著录编年史、实录、起居注、会要等，卷四至卷六内容较杂。内容上或列书目，或作提要，或摘录原文，或简述故事，为例不纯，取材未博，颇可惜之。《史籍考》先后经过乾隆末年巡抚毕沅、嘉庆间巡抚谢启昆、道光朝河督潘锡恩主持修纂，毁于咸丰间战火，但其纂修过程尚可由相关人物传记与别集考见，[157]纲领性文件《论修史籍考要略》和《史考释例》也见存于《校雠通义》，可供考察其纂修思路与体例。《史籍考》的主要执笔者章学诚在乾嘉间学界的实际影响虽然有限，学力和声望远不足与戴震相提并论，但《史籍考》一书确实累受多位名臣重视，主持者与参修学者均将其视为与《经义考》并称的名山事业，即使仅从人凭书贵的角度而言，章学诚的相关史学理论与校雠学理论（章氏反对“目录学”之称）在清代学术史上仍然值得重视。而晚清以来，章学诚的学说也在事实上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20世纪初，史学史的梳理和史学理论的建设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梁启超便对章学诚的著述与学说大为表彰，曰：“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渊源……非直史家之杰而已。”[158]又曰：“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159]东瀛学者也对章学诚的学说体系表示赞叹，代表即内藤虎次郎。1919年，内藤在京都大学开设“史籍讲读——《文史通义》”的专门课程，次年即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1928年在大阪怀德堂的讲座也以《章学诚的史学》为题，该文后来收入其代表作《支那史学史》。[160]执教北京大学的胡适1920年在读到内藤所著章氏年谱后，很快从侧重人物品评的角度撰成新谱，内藤随后又发表了评论文章，显示出章学诚研究在当时的活跃地位。[161]

　　史学理论的学术潮流加上名家学者的力倡，使章学诚的学术史定位和影响力得到跃升。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上海听西方史学史专家何炳松讲授章氏《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1925年到清华受业于梁启超后，“即立志用十年功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162]并选择以“章实斋的史学”为专修题目。1926年，姚名达为章学诚之师邵廷宷撰成《邵念鲁年谱》，又编成《章实斋遗著》。1927年，发表《章实斋之史学》和独立编撰的《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1928年，应胡适的要求，对胡著章氏年谱进行增订。经过一系列扎实的基础工作，姚名达很快成长为章学诚研究的专家，并由此展开其史学史研究。

　　姚名达的史学史研究计划是撰成《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书提要》六部大著，惜其书稿资料大都毁于1932年日军在上海的“一·二八”轰炸。今存《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章实斋之史学》《邵念鲁年谱》《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朱笥河年谱》《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诸作即当初计划的部分对应成果。其中1938年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史》更是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1957年该书重版时，王重民先生称赞道：“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严佐之教授在2005年该书重版的前言中再次肯定其突出价值。

　　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之所以能超出同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史学史的视野和基础。无论是从何炳松处受到启发，还是在梁启超处受到训练，都必然随两位老师而自然接触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其后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义即引用了诸多西方史学著作，包括弗林特（RobertFlint）、班兹（HarryElmerBarnes）、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乃至马克思的作品。其《中国目录学史》体现的对西方分类法源流与资料的熟稔，即与此视野一脉相承。又从听受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录整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到计划自己的史学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对姚名达的影响甚深。在致胡适的信中，姚名达图示了其中国史学史的十年规划体系，分事实、理论、著作三方面，“事实”部分包括撰写史学年表、专家年谱和史家传记；“理论”部分包括研究“史的起原及史学的大势”“专家和各家的关系”；“著作”部分包括整理研究文集笔记中的史学论文、“作史籍提要、批评、考证和索引”以及整理史籍名著。[163]从《中国目录学史》内部看，其对各门类要籍排比极为丰富，并有简要提要、批评及考证；从外部看，有《中国目录学年表》相辅而行，清晰展现了历代史官设置和藏书机构的沿革、重要学者的事迹与著作。因此，《中国目录学史》及《年表》是姚名达构建著作、事实、理论之有机合成体的成功实践，贯彻了其史学史规划的核心思路。

　　有鉴于姚名达的史学史出身及其标志性的对章学诚学说的深入研究，这里特别介绍《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的“历史目录”部分。该部分以篇目、书目、解题为纲，对历史目录这一门类的流变作了详细而清晰的整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全篇引用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和《史考释例》，阐明传统史学门类划分的义例，突出了作者对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视。

　　例如，其引用的《史籍考》体例中专门设立了“史学部”，这其实是旧日学界中对史学理论的前所未有的定位。此前的公私目录中，涉及史学理论的史评类往往与史钞合为一类，置于史部各类之末，足见史评之不受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更是认为“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虽立其类，却只因“古来著录，旧有此门”，酌录二十余家，不过“用备体裁”而已。[164]《史籍考》则新立“史学部”，含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小类，收录非单种史籍的考订、评论等（专门考订和评论某一部史书者，附于该史书之后，不入史学部），在全书十二部中仅次于“纪传部”和“编年部”，将史学义例、史籍评论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有学者因此提出：“是否可以认为，章学诚的《史籍考·史学部》就是一部内容极其简略的中国古代史学史雏形。”[165]事实上，该书如果没有毁于战火，必将为后人编撰中国史学史提供重要的资料基础。章学诚在《史考释例》中提出，“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所以将史学部的位次置于第三位的做法，反映出章氏借此追溯史学古法的寄望，希望推动“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宏通之学重新兴起。

　　此外，姚名达在书中特别赞赏章学诚“扩史部而通之”的意见，称其“尤为修正《七略》《七录》以来最大错误之必要措置，今人不解史学之真义，乃谓学诚之意系指一切书籍都是史料，曾不知学诚本旨乃谓凡有时间性之人事皆为史料”。所谓“扩史部而通之”，主要体现在《论修史籍考要略》的“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三则条例上。“子部宜择”，是指选取子书中的史事与典制专篇；“集部宜裁”，是指选取宋元以来文集中“传记志状之撰、书事纪述之文”中“连篇累卷、入史例”者。这都是打破专书与专篇之间藩篱的做法。而“经部宜通”，则是章氏著名的“六经皆史”论的体现。

　　其“六经皆史”之说主要有两层意义：首先，六经皆为古史官所掌之学，所谓“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其次，六经皆器，即事而明道，所谓“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经解中》），“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也”（《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论修史籍考要略》的“经部宜通”条正是对第一点的展开：

　　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入史也。而经部之所以浩繁，则因训诂、解义、音训而多。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今如《易》部之《乾坤凿度》，《书》部之《逸周》诸解，《春秋》之《外传》《后语》，韩氏传《诗》，戴氏记《礼》，俱与古昔《史记》相为出入。虽云已入朱氏《经考》，不能不于《史考》溯其渊源，乃使人晓然于殊途同归之义。然彼详此略，彼全此偏，主宾轻重，又自有权衡也。

　　其“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六艺经传与古《史记》相出入等语，正可纠正近代以来以为“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史料”的误解。[166]

　　总之，姚名达书中的“历史目录”部分凸显出作者对史学理论的兴趣，可谓章学诚学说的知音，同时还对民国初期的相关史学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相较于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史部分类说》排比诸家细目的处理方法，[167]姚名达的安排更好地体现了以《史籍考》为代表的历史目录的整体性质及其理论自觉。

　　（黄政撰稿）

　　推荐版本：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历史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罗艳春、姚果源选编《姚名达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上海书店1990年版，《民国丛书》第二编

　　4.王锦贵《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蓝星，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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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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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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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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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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