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搜历史》（4）

　　历史的缩影

　　每个历史人物，

　　每个历史事件，

　　都是浩瀚历史中的小小缩影，

　　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

　　历史总会浓缩在人物和事件中。

　　王莽的悲哀：为理想主义而战

　　侯虹斌

　　整个长安得拆多少招牌，才能变成“常安”？

　　拆招牌，换招牌，起名字，改名字，把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玩出花来，既没得到好处，又玩得天怒人怨……两千年前有个皇帝，就是这么干的。

　　他就是王莽。

　　1

　　西汉末年，王太后嫡亲的侄子，当时万人敬仰、才德兼备的一代大儒王莽，一步一步地借用“民意”，篡了汉朝的位，改立了新朝，当上了皇帝。在史书上，王莽是个“大伪”的篡位者形象，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不过，现在“反弹琵琶”的历史观似乎更受欢迎。不少对历史略知一二的，都会笑说，王莽真是一个历史的穿越者啊，他的许多改革、许多做法，不挺好的吗？恨就恨在他生得太早，不合时宜，所以失败。比如说，王田不得买卖，是想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奴婢不得买卖，是想解决人口买卖的问题——都很先进啊！

　　问题是，有立场没有用啊！光有“好”的愿望，最后却对全天下造成了伤害，能说这是好事吗？像上面的两条政令，没有解决的路径，没有赎买，没有安抚，没有补偿，仅靠行政指令强行压制，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一定无法执行下去。

　　但是，王莽上位不易，是一路清除异己闯过来的。王莽颟顸、强势，身边无人敢劝谏，所以一路干了很多一拍脑袋、想起哪出是哪出的事儿。

　　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是改名、改制、改官名，为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重新确立阐释权。一方面，王莽儒生出身，对文字、儒学有着颇为精到的见解，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另一方面，他又崇古、复古，所以把西汉沿袭下来的各种名称都改了个遍。

　　2

　　比如，王莽登基后，首先便把王子与公主的封号改了：除皇太子王临之外，三皇子王安的封号为“新嘉辟”；女儿王嬿是前平帝皇后，被封为“黄皇室主”；孙子们都被封为“公”；他与侍妾的女儿被封为“任”。

　　除了有创新意义的四辅、三公、四将这“十一公”之外，王莽又把官名几乎全都改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来再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

　　又再更名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又置大赘官，位皆上卿。

　　还有，长乐宫改为常乐室，未央宫改为寿成室，前殿改为王路堂，长安改为常安。

　　更名秩百石为庶士，三百石为下士，四百石为中士，五百石为命士……

　　同一年里，又把最高宰辅的“十一公”称号中的“新”改为“心”，后又改“心”为“信”。年初的时候，你还是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年中就变成安心公、就心公、嘉心公、美心公了，年末，再变为安信公、就信公、嘉信公、美信公了。

　　当时的人，只怕比我们还头大。上个月的政令，几大元老还叫这个名，等收到书信的时候，他们早就改封号了，等你知道改封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又换第三个封号了。

　　连首都名也说变就变，长安的“旧招牌”都被拆掉，变成“常安”了。然而，这种拆旧立新，真能让他常保平安吗？

　　3

　　王莽改名时，全都一本正经。他以《周官》《王制》之文作为范例，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设置繁复一点儿，倒还罢了，更烦的来了：改名。例如，他把河南大尹的官职，改为保忠信卿。河南所属的郡县，以亭为名者，一共有三百六十个，都要重拟，以配合符命文。

　　王莽新朝钱币

　　这还不算完，这些名称，还经常变，多的时候，一个郡改五次名字，过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名字了。

　　吏民们根本记不住这些名字。每次王莽下诏书，只能把这些地名的曾用名都列出来作为备注。拿一份文件举例：“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

　　一份公文，倒有一小半是在注解。有意思吗？

　　4

　　不仅封号、官号、地名可以改来改去，钱币的名也可以改。

　　王莽的币制改革，前后搞了四次，是历史上有名的闹剧。王莽篡夺刘氏天下之后，因为心虚，说“刘”字含有“金刀”凶煞之气，就把之前含有“金”“刀”字样的“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和“五铢”都废除了。

　　币制改了又改，不过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一枚金错刀相当于5000枚“五铢”，两枚金错刀可以换取黄金一斤。以虚值钱币来敛财，导致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所以商品流通不畅，民间私自用五铢钱来交易。

　　王莽大怒，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没有这种“新”钱，饭店和旅馆不得入住，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就连公卿大臣，也要携带它才能进宫朝见。当时的京城流传着“没钱寸步难行”这句笑话。

　　5

　　王莽当初是利用谶纬和各种祥瑞来制造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的，等当了皇帝之后，身边此起彼伏的，都是利用这套东西来为自己谋利的官员。到了后来，他身边最亲信的甄丰也摆了他一道，向他索要更大的官职，而甄丰之子甄寻，则想娶黄皇室主。王莽一怒之下，宣判他们谋反。

　　以前地方官谁不上报祥瑞谁就有革职之虞，所以大力宣传、大加鼓吹，现在，谁敢提祥瑞谁没命。

　　王莽难道真的不知道祥瑞是什么玩意儿吗？当然不是。他能靠这个起家，他就担心另有他人也借着这套起家。态度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甄寻在外逃了一年，称自己手上的掌纹是“天子”二字，还号召了一群信以为真的百姓，拉起了一支队伍。最后，甄寻被逮住杀了。王莽把他的胳膊卸下来，仔细研究后说：“那不是‘天子’二字，是‘一大子’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说明寻父子当戮死也。”这么一说，看来这个掌纹还真是“天子”二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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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这一事件，王莽顺带把自己的铁杆支持者、国师刘歆的两个儿子和近臣也杀了，还仿效舜罚共工的先例，“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都一路用驿站载着尸体过去，告之天下。这么阴狠且不留情面，王莽算是彻底把心腹大臣得罪光了。

　　再接着，王莽又干掉了自己的皇太子。前情提要是，王莽在登基之前，已经先后下令杀死了二儿子和大儿子。三皇子身体不好，四皇子王临为皇太子。因为王路堂（未央宫前殿）被雷劈倒了，王莽就借口不吉祥，废了太子王临，把他封为统义阳王。结果这事一直滑下去，催促了王临谋反，失败被杀，身体弱的三皇子随后也吓得一命呜呼。现在，王莽除了两个扶不上墙的私生子之外，四个嫡子都被他自己搞死了。

　　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起义军四起，汉军一路杀过来。王莽对局势已无回天之力，焦虑得不行。他派人毁坏渭陵（汉元帝刘奭，也就是王莽的姑丈的陵墓）、延陵（汉成帝刘骜，也就是王莽的堂哥的陵墓）的园门罘罳（门外屏风），曰：“毋使民复思也。”又用墨涂污其周边，意思是让人们不再思念汉朝。

　　他还改称将军为“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为“刻木校尉”，前丙为“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属不可胜记。——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写《汉书》的班固表示，他也没明白王莽发了什么昏。

　　但有一点是知道的，王莽借着这些来行厌胜之法，希望能通过改名字讨个吉利，赶跑敌军。

　　王莽的厌胜之法臻至化境的时候，招纳老百姓当中最会哭的人，从中挑了五千人，担任“郎”，希望哭走敌人。

　　结果，汉军攻入长安，新朝灭亡。

　　7

　　此中的乖谬，我只不过随意拈了其沧海一粟。王莽之所以能够准确无误地得罪每一个阶层，无论高贵还是低微，一部分原因是，触动了那个阶层的利益，导致了反弹。但关键原因是王莽建立的这个新王朝，是没有制衡和纠错机制的，全部系于一人之身，而人一旦失去制衡，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就绝对会出问题了。

　　“壮泉四十”钱范，王莽时期

　　大布黄千

　　翻云覆雨，随意性极强，除了皇帝，无人能为此负责，而皇帝是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负责的。

　　王莽是一位极为勤政的皇帝，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平生所得意之处，尽在给予他缔造的这个世界新的游戏规则，给这个世界新的阐释，他觉得自己在开辟鸿蒙。所以，现有的东西，只要不入他的眼，就要拆掉、洗掉、改掉，然后重建，一切都按他自己想要的规格来。

　　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总认为领袖是为了什么重大的目的和效果，才去干那些费力不讨好又得罪天下人的事。但也许在王莽看来，这个国家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根本不关他的事，他就是图个痛快罢了，他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战。

　　而且，谁能否认，王莽最开始想要的，就是让这个世界更和谐、更符合道德、更整齐划一。他的想法，好像并不坏——这种思路，大概是因为我们对统治者无比的体谅宽容吧。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改地名、改官名、改钱币，王莽的拆旧立新为什么没能实现“常安”？》，作者：侯虹斌。）

　　山羊的威力：为什么说是山羊吃垮了盛世大唐？

　　罗三洋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廿二史札记》，书中的一篇论文《地气论》里提出一个很简单但又很玄妙的理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意思是说，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中国的政治中心就从关中转向了河北，这是“地气”变迁的大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自从唐朝以后，定都关中的政权就都统一不了中国，长安从此成为“废都”；定都河北特别是北京的政权则取而代之，辽、金、元、明、清历代，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兴盛，到现在中国的首都还是北京。反观西安，已经沦为二线城市。

　　北京政权的长期成功，反衬的是长安政权的长期衰败。从周朝到唐朝，关中地区辉煌了将近二千年，为什么在唐朝以后一蹶不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我们现在到陕西转一圈，就会深有感触——水。

　　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关中的水资源是很多的。《诗经》中大量记载了关中地区的稻田，“十月获稻，为此春酒”，秦国建郑国渠之后，“收皆亩一钟”，从产量来看，无疑是水稻。汉武帝时，关中建了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导致关中、特别是渭南农民大批改种水稻，以至《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关中俗不好种麦”。看来，当时的关中地区农田景象更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与现在的陕西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直到盛唐时期，唐玄宗君臣还多次提到关中的稻田，但此时由于人口增加，关中粮食已经不能自给，唐朝皇帝被迫多次带群臣“东巡”洛阳，迎接从大运河运来的南方粮食，号称“逐粮天子”。唐德宗时期，禁卫军都被迫沿街乞讨，听说粮车抵达长安，唐德宗高兴得亲自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后来经过黄巢暴动，五代十国时，关中已经没有大面积的稻田了，此后更是每况愈下，许多水渠都干涸了，习惯吃大米的居民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明朝引进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红薯等美洲抗旱作物，陕西人口会更加稀少。

　　唐朝以后，关中、以至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干旱化，固然与唐朝以后北半球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有关，但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逆转的地区性干旱化，更重要的则与人类的活动有关。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养羊。

　　羊是中国六畜之一，中国人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养羊，公元前三四千年的甘肃马家窑遗址中就出土了绵羊骨头，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怀疑为夏朝晚期首都）则出土了已知中国最早的山羊骨头。

　　先秦时期，羊在中国人餐桌上出现得比较少。事实上，当时中国人日常以吃素为主，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肉，就像《论语·微子》记载的那样，如果家里来了贵客，普通人家杀只鸡就算是盛宴了。当然，那个时候野生动物比较多，老百姓如果有狩猎的特长，经常能吃到野味。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力提倡畜牧业，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刘邦出生的时候，村里人就曾经摆下羊酒宴来庆贺。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专业的养羊大户，在《九章算术》中，一头羊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两头猪（当时猪的身材比较小，和羊差不多）。不过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汉朝养羊的规模还是比较小，汉代遗址中猪骨头的数量多于羊骨头。据载，当时内地的养羊大户通常也就只有千余只羊，马超的祖宗马援年轻的时候在陇右一带放牧，养了牛马羊各几千头，就已经备受瞩目了。

　　大体上来说，汉朝人对牛、羊、猪、鸡、狗这五种肉类平等看待，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但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市场上的偏好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唐朝的时候，穷人平常还是只能吃得起鸡，但普通人却开始以羊肉为主要肉食，什么炙羊、蒸羊、过厅羊、羊肉面条在街头司空见惯，各种馅饼、包子、饺子也是以羊肉馅为主，贵族官员更是几乎非羊肉不吃。为了保护耕牛，唐朝政府长期严格禁止吃牛肉，狗肉则因为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普遍抗拒而从餐桌上消失。唐朝汉族极少再像汉朝人那样吃狗肉，只有高丽族例外，还因此受到歧视。据《旧唐书·高仙芝传》记载，高丽族大将高仙芝就曾经被顶头上司痛骂：“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

　　那么，为什么羊肉如此受唐朝人青睐呢？

　　因为“羊”字通“杨”，唐朝的天下是从老杨家抢来的，所以在唐朝吃羊肉政治正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官方的提倡，整个唐朝社会掀起了养羊吃羊的热潮，可以说是无羊不成宴。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宋朝。《岳飞传》里有个段子，说哈迷蚩因为身上有羊膻味，被宋军发现，割掉鼻子。其实，《岳飞传》完全说反了，哈迷蚩这样的女真人都爱吃猪肉，倒是宋朝汉人广泛吃羊肉，“吃羊肉”甚至成为宋朝人当官发财的代称。宋朝皇室祖宗家法“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也就是猪肉。据官方档案记载，宋神宗的皇宫一年吃掉“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猪肉还不到羊肉的百分之一。《武林旧事》记载，张俊为了庆祝“镇压岳飞反革命集团”，请宋高宗赴宴，这对君臣一顿吃了片羊头、铺羊粉饭、烧羊头、烧羊肉、羊舍托胎羹、斩羊等11道羊肉菜，金兀术是肯定吃不下这么多羊肉的。如果岳飞真的“直捣黄龙府”，家猪很可能会在中国灭绝。猪肉真正超过羊肉，成为汉族的主要肉食品种，还得等到提倡吃猪肉的清朝，原因有二：一是满族人作为女真后裔，本来就爱养猪吃猪；二是清朝江山是从老朱家抢来的，所以在清朝吃猪肉政治正确。

　　古长城遗址下的羊群

　　话说回来，唐朝人大力养羊，跟西北地区的干旱化有什么关系？

　　北魏到北周、隋唐，这几个王朝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跟游牧民族大有瓜葛，爱吃羊肉。从北魏起，朝廷就在西北地区建了不少大型国营牧场，之后历代沿袭。唐玄宗开元年间，仅是陇右牧场，就有羊67万头（《新唐书·兵志》），这还只是官方养的羊，民间养羊数字还不计在内。

　　除了自己牧养，更有域外输入的进口羊。唐代自唐太宗开始，追求游牧农耕二元制的“天可汗模式”，跟游牧民族搞统战，而游牧民族归附大唐，没什么别的能拿得出手，就只有牛马羊。《新唐书·郭元振传》载，武则天时代，西突厥突骑施部头领娑葛，一次就进献了“牛羊十余万”，虽然具体配比不载，但不用问肯定是羊多牛少。还有政府批准甚至邀请来的中亚、西亚的移民，也是赶着羊群一起来。

　　另一个数字也可以侧面证明唐代羊的数量，唐朝的官员福利制度，亲王至二品高官，每月配给羊20口，猪肉60斤；三品至五品，只有羊肉，三品每月羊12口，四五品每月9口。各家若赶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日子，办的酒席也以羊肉为主，而这个风俗不光是官场，民间亦然。从羊肉的消费量，也可以大致反推出唐代养羊的规模。

　　所以，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之下，唐代中国西北羊的数量比之汉代，堪称爆炸性增长。羊和其他牲畜不同，特别是山羊，善于攀爬，能喝盐碱水，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吃草不会只吃草叶，而是会用蹄子把草根都扒出来吃掉，甚至还会吃树皮。我们知道，如果只吃草叶，草还会继续生长，但如果草根被吃，草就死了，正所谓“斩草除根”。同样，如果树皮被剥，树木也会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凡是以山羊为主要养殖对象的地区，植被都比古代退化，出现荒漠化的迹象；反过来，由于山羊的适应力强，又得到荒漠化地区居民的青睐，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我们去西北游玩，会看到汉朝的夯土长城遗址大多损毁严重，真的是“远古的破墙”。游客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战争或沙尘暴破坏的，但事实上，对汉长城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羊蹄。长城无人戍守，夯土的城墙上长出野草，就成了羊的自助餐厅，千年以来，在牧羊人的带领下，无数羊群在长城内外反复游逛，用蹄子持续地扒着汉长城，伸着脖子够草吃，最终几米高的长城都被挖塌。长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呢？

　　汉朝夯土长城遗址

　　唐朝养羊业的爆发式增长迅速摧毁了中国西北的生态环境，使其在唐朝中后期大规模沙漠化，导致唐朝再也无法复兴。

　　唐朝在养羊业上犯的历史错误，现在人类还在犯，特别是在脆弱的海岛生态系统上，山羊绝对是毁灭性的存在，比如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这座意大利第三大岛，因为山羊的引进，整座岛被啃得光秃秃，搞得当年被流放到这里的拿破仑每天望着一座荒岛，度日如年。

　　另一个距离我们更近的案例发生在钓鱼岛上。日本青年会于1978年在钓鱼岛蓄意留下了一对山羊，它们的后代如今已经繁育至数百只，彻底摧毁了钓鱼岛上原有的生态环境，本土动植物遭到灭顶之灾。现在，原本林木茂盛的钓鱼岛上已经没有了像样的树木，只剩下一些低矮的灌木和草地，如果不尽快清除这些日本山羊，钓鱼岛上迟早会寸草不生。

　　这正是：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都被我啃光；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的破坏力难以想象；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能扒塌那城墙；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生生吃垮了大唐；

　　……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山羊：我就这样吃垮了盛世大唐》，作者：罗三洋。）

　　宋真宗的贡献：从此泰山无人封禅

　　张明扬

　　北宋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宋真宗赵恒突然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神人此前曾告诉他会有天降之书，现在果然在宫廷内如约发现了天书。

　　当着群臣面，宋真宗命人打开了天书，十分振奋人心：“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话虽有些拗口，但意思却很明白，当今皇上是神人认可的真命天子。

　　看见大宋朝和当今皇上都上了天书，据说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大宋朝在此期间也是各种祥瑞不断。在宰相王旦的牵头下，数万民间父老五次联名上书，要求朝廷举行封禅大典。宋真宗还矜持地推托了一段时间，而后宣布又收到了一封天书，大约是上天暗示他可以去封禅，宋真宗随即下诏：十月去泰山封禅。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宋真宗的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路上就走了17天。斋戒三天后，赵恒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在泰山顶完成了仪式感爆棚的封禅仪式。

　　此次封禅，前后花了共47天时间。《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帝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宋真宗对此行也无比满意，自觉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在登顶泰山的荣耀时刻，赵恒或许会颇具解脱感地想起三年前的那些场景，时而让他倍感屈辱，时而心有余悸。

　　1004年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主之下，前往宋辽前线御驾亲征。战争过程险象环生，但最终宋辽双方还是在1005年1月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宋真宗起初本来还很高兴，但当近臣王钦若说这是“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耻何如之”，自我期许很高的宋真宗就怒了，将澶渊之盟视作奇耻大辱与政治污点。

　　如何挽回政治形象？慑服于契丹人武力的赵恒至少不敢再去想打仗这件事。此时，王钦若献计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封禅是需要条件的，必须要有天降祥瑞作为前提。

　　没有祥瑞怎么办？主谋王钦若随即抛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让宋真宗自己主动去制造祥瑞，只要陛下“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为了让宋真宗安心，王钦若道出了潜规则：“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解决了理论困惑之后，宋真宗又开始担心有忠直之名的宰相王旦不愿配合演这出戏。宋真宗的应对方式是：请王旦入宫喝酒。酒局结束后，还送了王旦一坛好酒。王旦回家后才发现，酒坛里装了满满一坛的珍珠。

　　既然收了皇帝亲自馈赠的贿赂，王旦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在本文一开始的天书封禅事件中，王旦的演出已算相当卖力了。不过，此事日后成为王旦一生的阴影，据说他临终前还对其子说：“我一生别无过失，只有不劝谏天书一事，是我的过错，无法赎回。我死后，可为我削发，披穿僧尼穿的黑衣殓葬即可。”

　　《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内容是借泰山神出巡反映宋真宗东封泰山的肃穆和浩大声势）

　　《宋史》对此次天书封禅事件的评价相当不善，称之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在宋真宗之前，共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五位帝王在泰山封禅，但宋真宗的天书封禅却也成了最后一次封禅盛典。有一种说法是，正是此种“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的乱象彻底摧毁了封禅的光环和“奉天承运”的神圣性，以至后世帝王再也不愿意蹚这摊浑水。虽然很少直接点名宋真宗，但后世宋儒对封禅也极尽讽刺之能事，什么“取笑当代，贻讥后来”，“淫祀渎天”，“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等。

　　除了“如病狂然”的天书作伪之外，后世对于宋真宗天书封禅最大的批评无非就是——你也配？从文治武功而言，宋真宗与前几位相比的确非常不出彩，更何况连千古一帝唐太宗也不在这份名单上。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曾有封禅之意，谁料遭到了魏征的反对。唐太宗一连用了六个反问句来诘问魏征，“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丰邪？”“符瑞未至邪？”

　　对此，魏征都给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还是不同意封禅一事。他的理由是，“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并且封禅出巡的耗费也过大，“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

　　我想要强调的是，宋真宗其实是一位还不错的皇帝，当有大臣反对封禅一事时，他也就是将其罢官降职，也算有容人之量。宋真宗无法预料的是，“澶渊之盟”在这个时代的认知中已远不是什么奇耻大辱和不平等条约，而是被视作开创了宋辽边境百年和平局面的伟大和平条约，他对此无需感到任何屈辱和抱憾。反倒是天书封禅这个被宋真宗寄予厚望、视作挽回“澶渊之盟”之耻、全面提升个人历史地位的“盛事”，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

　　对于宋真宗而言，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这个故事的尾声，我想请乾隆出场。1790年，乾隆也前往泰山一游，但他特别强调，此行是“为民祈福”，“非供封禅之用”。在乾隆那个时代，封禅早已是“矫诬侈大之事”，避之不及。对此，“封禅终结者”宋真宗贡献良多。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大宋装神弄鬼巅峰，从此无人封禅泰山》，作者：张明扬。）

　　司马光的无奈：爱卿说得很好，但朕就是不听

　　十年砍柴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话，用在司马光对宋神宗的期望上或许很恰当。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十月初二，距今950年前的一个初冬，20岁的赵顼即位不到一年，他就是后来重用王安石变法的神宗。这一天他召见了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司马光向英姿勃发的皇帝进呈了他编写的编年体史书《通志》前几卷，这部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西汉，并应皇帝之命为其讲解开篇三家分晋的大事件，强调名分之重要。神宗听后龙颜大悦，认为历史经验很重要，有利于国家治理，并当场为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答应赐予序文。

　　此前一年，司马光已将前八卷进呈给英宗皇帝，英宗粗览后十分高兴，勖勉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并同意其成立专门编写的班子——书局，聘请助手，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皇家图书馆、档案馆的图书资料。

　　可以说，这部书是在英宗、神宗父子两代皇帝的亲切关怀下编撰而成的。宋神宗对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家巨著寄以厚望，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司马光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勃勃雄心来编撰此书。这部书编好后，确实达到了皇帝陛下所期望的水准，正如宋末元初的大学者胡三省对此书的评价：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作为仕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臣，司马光编撰这部书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想留给后世，更希望能对在位的皇帝治理国家有所助益。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神宗尽管很看重这部书，也十分尊重司马光，但在他执政的十八年里，司马光不断被边缘化，直至告别政治中枢，未老而闲居。对司马光的进谏，宋神宗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爱卿说得很好，但朕就是不听。

　　这是司马光的悲哀，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悲哀。历史学重视总结往昔的经验，历史学者从政，愿意从历史中去找方法、寻答案，他们大多是保守主义者，对大幅度改变陈规旧章的做法总是抱有怀疑，他们的政治态度多趋于保守。司马光就是这样的学者和政治家。而对一位血气方刚、想大有作为的青年皇帝来说，经验主义者的话总是不如能为他描绘伟大蓝图的理想主义者的话中听。神宗最终选择了理想主义者王安石。

　　王安石是司马光年轻时的好友，也是一生的政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中华文化在北宋臻于最辉煌时期所培养的精英。所谓“三岁看老”，在少年时两人就呈现了不同的性格，这对日后他们的政治态度颇有影响。司马光出生在父亲任光县知县的衙署里，少年时跟着父亲宦游四方，少年老成，有决断力，他七岁时在洛阳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流传至今。其为文平实，长于说理。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亦出生在官宦之家，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也跟随父亲宦游各地。其为文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从中可以看出少年即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两位日后政坛上的对手碰到了一起。司马光任三司的判度支勾院，王安石也从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调任度支判官，两人相互仰慕已久，这番成了同事，自然过从甚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品德和才华很佩服，称赞他“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两人的共同上司是一位牛人——三司使包拯，没错，就是民间传说的那位“包青天”。

　　有一年暮春，三司衙门院内花红柳绿，包大人搞团建，请司马光、王安石一起喝酒赏花。司马光平素不饮酒，但上司的好意，他没法拒绝，跟着饮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欢喝酒，他却一点儿不给包拯面子，不管包大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劝酒（看来中原大地爱劝酒有传统），就是一口不喝。尴尬的包大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顿酒估计喝得很无趣。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马光为人处世比较通达，善于替别人考虑，而王安石是典型的“拗相公”做派。两人的衣着也可看出差别，司马光一生重视的是个“礼”字，生活简朴，但十分注意仪表，注重细节，生活起居有规律，而王安石不修边幅，生活邋遢。两人同事时，司马光写诗对满身虱子的王安石提出委婉的批评：

　　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对司马光的规劝当耳边风。日后主持变法时，更是如此。这种性格的人，才能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

　　神宗即位时，宋朝自“澶渊之盟”以来，和北面的契丹、西北的西夏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虽然每年支付巨额“岁币”，但大宋在和平的环境下，经济、文化诸方面呈现繁荣景象，当然也积累了许多毛病，其中以“积贫积弱”为主要体现。“贫”不是说宋朝的官府和百姓没钱（事实上当时百姓的生活比起前朝要富足得多），而是说百姓赋税繁重，国家收税几倍于唐代，但花费太多，出现了财政赤字。说白了就是挣得多，花得更多。“弱”则是由于宋代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弊端，政治上重文轻武，又由于百年无事，军队战斗力不强。

　　熙宁元年，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近百年来太平无事的原因与隐忧，指出当时危机四伏，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话正中神宗的下怀，他要重用这位有见识、有才能、做事执着的王介甫先生，厉行变法，富民强兵。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是副宰相的职位。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此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事财政方面的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的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王安石变法的动静太大，一开始司马光就表示强烈反对。对国家财用不足的现实，司马光也承认，但他的解决方法是节流，而不是想办法另立名目去向老百姓收钱。他特别反对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成立新的机构三司条例司，他认为原来机构就很健全，进行精简、改良即可，没必要另起炉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敏锐地预测到新设一个机构，不管目的多么伟大，最终必然蜕变为一个只管个人与部门利益的食利集团。

　　对由国家来放高利贷的“青苗法”，司马光一开始就预测到一定会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变成盘剥百姓的恶法。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设计不可谓不好。其主要内容是：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最终达到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还兼有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的目的。这叫官府和百姓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多美的政治蓝图呀！

　　可法令未行，司马光与变法派大将吕惠卿辩论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新法将产生的恶果：

　　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熟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司马光举了民间富户趁贫户生计艰难时放高利贷盘剥穷人的例子。这些富人手中还没权力，就如此盘剥百姓，如果官府放贷给百姓，那更不得了，一定会民不聊生。

　　结果真如司马光所料，各地很快出现了“抑配”，即违背百姓自愿的原则，进行摊派，让百姓包括不缺钱的富户必须贷款。如此，州县官有政绩，而办事的小吏有油水。许多地方官府提高青苗钱的利息，远远超过民间富户给穷人贷款的利息。“青苗钱”发放以十户为一保，来规避风险。下户急需借贷，但却没有偿还的保障，而上户则不需要借贷。这种上户（富户）保下户（贫户）的措施目的原本是保证下户借贷能得到担保。但由于上户不需要、不愿借贷，地方官府便进行抑配。当下户无力偿还借贷时，自然会连累上户等人，损害了上户。青苗钱成为搜刮形式，使上户变得贫困，而下户无力偿还则深陷债务。有些地方官为了避免下户无法偿还，仅将青苗钱贷给上户，违背了赈济目的。

　　其他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的结果大抵和青苗法差不多。变法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天真地认为只要选人得当，选派德才兼备的人做州县官，就不会出现虐民的后果。他们低估了人趋利的本性，而王安石几位变法的助手吕惠卿、蔡确、章惇的品行已经被历史证明很不堪，特别是吕惠卿，最终因为争权夺利背叛了王安石，两人反目成仇。

　　《资治通鉴》书影

　　哲宗篆书忠清粹德碑

　　神宗想一改祖宗对于北方强敌示弱的姿态，要在军事上振作，这也是他用王安石变法来聚敛财富的根本原因。对强大的契丹，宋朝不敢动手，于是选择了国小民贫的吐蕃和西夏。熙宁六年，在王安石主持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朝“五路伐夏”，对西夏进行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刚开始占领西夏两千多里土地，宋朝想趁热打铁，据称有30多万大军分五路进攻，最后惨败。

　　对于轻易起边衅，司马光也坚决反对。他对历史上汉武帝这种穷兵黩武、不惜民力开边的皇帝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在《论横山疏》中对神宗皇帝说：“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则获安善矣。不必以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擒颉利，然后为快也。”

　　对于和西夏的关系，司马光以富人和穷人做邻居打比方，很有意思。他说：一个富家翁的邻居是个穷人，首先要“待之以礼”，尊重双方的条约，自己不亏礼数；然后在穷人实在过不下去时资助他一些钱粮，防止其铤而走险；建好围墙做好自卫准备；如果对方先侵犯边境，则抓住对方理亏扎扎实实教训一顿。而今天的朝廷就像一个富翁，贪图穷邻居家的一些小财物。敞开大门与之赌博，胜了，赢得的不过是穷人家那些细微价贱用处不大的物品，对富人的财产增值毫无用处；如果输了呢？富人家的房屋、田产、财物全部为穷人所有。而对赌博这事，穷人天天玩很精通，却是富人的短处。穷人天天盼着富人与他拿自家的财产来赌一把，只是没有门路，今天富人主动先招呼穷邻居来赌博，穷人多爽呀。

　　司马光并非没有看到宋帝国的种种弊病，也非反对改革，只是他认为不必大动干戈地折腾。他把帝国比喻成一个老房子，虽然墙壁、屋顶有破损，但梁柱没有坏，可以一点点修补，不能拆掉重建。

　　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神宗和同样想有所作为的宰相王安石将司马光的话视为陈腐之言。劝谏皇帝无效，司马光想说服老朋友王安石，写了三封有名的《与王介甫书》。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是“性不晓事而复执拗”，他在三封信中指责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建功心切让王安石不顾常识。他批评王安石听不进不同意见，而重用谄媚逢迎之徒，“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矣！”后来吕惠卿对王安石果然如此。

　　王安石哪能听从司马光的话呢？回信一一驳斥。

　　皇帝和好朋友都听不进去自己的逆耳忠言，司马光不得不选择逃避，闲居洛阳十五年，与邵雍、程颢、程颐等人交游，并在几位助手和嗣子司马康的帮助下，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完成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资治通鉴》成书后第二年，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年仅九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回到中枢后，几乎是尽废新法，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此时，司马光的人生也进入了倒计时。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同一年的十月，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高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大宋的政局又翻烙饼，皇帝用新党章惇为相，以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为罪，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司马光等被称为“元祐党人”，朝廷下诏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而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

　　宋徽宗这个文艺范儿的皇帝更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犯了比神宗更冒失的错误——宣和年间与金国结盟，夹击辽国。辽国亡了后，不但没能如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反而引狼入室，酿成靖康之耻，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俘虏了徽、钦二帝。南宋偏安东南后，把王安石视为引起国家遭受厄运的罪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王安石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而司马光被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理宗令绘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

　　死者已矣，两人的荣辱变迁，司马光和王安石本人都不知道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锋，可以说是经验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是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政见的竞争。王安石赢得了生前，而司马光赢得了身后。一部《资治通鉴》成为近千年来中国从政者的教科书。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爱卿说得很好，但朕就是不听——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悲哀》，作者：十年砍柴。）xiumb.com

　　嘉靖帝：“好亲王”不等于“好帝王”

　　林迷糊

　　从合格的亲王到不合格的皇上，中间的距离为零

　　公元1539年，大明嘉靖十八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湖北安陆纯德山（今湖北钟祥市松林山）。

　　三十三岁的嘉靖皇帝驻马纯德山，沉默地望着山下那片他曾经无比熟悉，并曾笃定地以为自己一定会在其间生活一辈子的土地。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离开安陆十八年，这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在皇帝的身后，是跟随着他的一班重臣，领头的五人，有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武定侯郭勋，永乐名将朱能之后成国公朱希忠，当年亲身迎护小皇上入京的京山侯崔元，首辅大学士夏言，和礼部尚书严嵩。

　　若干年后，这五人当中只有两人得到善终：朱希忠和崔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贯彻始终的对于嘉靖皇帝绝对的“恭谨”。

　　唯恭谨者得善终。

　　其实严嵩也特别恭谨，但最终还是被皇上抛弃了，因为有道士告诉迷信的皇上，老天对严嵩的存在好像不怎么高兴——当然，这是后话。

　　至于其他两位，郭勋将被囚死，夏言就更惨，直接西市问斩。有明一代，处死官员无数，曾为首辅而公开问斩者，却也很少。

　　郭勋贪腐加桀骜；夏言则官声很好，史书称为能臣，他只是小有“桀骜”，比如，居然敢语带讥讽地拒绝戴上皇帝送给他的带有“修道”意味的“香叶冠”，说那不是朝臣应该戴的玩意儿。要知道，那帽子可是皇上亲手做的。

　　桀骜者死。

　　即使在夏言被杀多年之后，皇上提起当年“受辱”，依然咬牙切齿。

　　这正体现了嘉靖皇帝在明代君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记仇。这个特点，当年满朝文武迎接他进京的时候，可能谁都没有想到。

　　公元1521年，有明一朝出了名的胡闹皇帝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身后没有留下子嗣，远在安陆过着平静生活的朱厚熜，突然之间成了帝国的继承人，这既可以说是“伦序当立”，也可以说是当时权倾天下的首辅杨廷和认真选择的结果——杨首辅对十三岁丧父却能在母亲帮助下把安陆王府管理得井井有条、饱读诗书博闻强记的朱厚熜，有着相当良好的印象。

　　杨首辅把小皇帝接进京城的时候，对未来有着无尽的期许。胡闹的武宗龙驭上宾了，新皇帝聪明而端正，正可开创新的“盛世”。也许正是这过度的期许，使得聪明一世的杨廷和犯下了他一生几乎是唯一的然而却是致命的错误，从而引发了明代有名的“大礼仪之争”，这一争，竟是十八年，是杨首辅绝对不可能预料到的。

　　简单地说，所谓大礼仪之争，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个阶段，争的是小皇帝要不要认已故的孝宗皇帝为父；第二个阶段，争的是小皇帝已故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能不能在太庙祭祀中享有皇帝身份。

　　第一阶段，小皇帝在理，虽然他一开始是极少数派——毕竟，无论在法理上还是伦理上，小皇帝都没有一定要认大伯父为父亲的必要。经过几年的斗争，他最终赢得了这一阶段斗争的胜利，也赢得了多数史家的同情。

　　后世多有人责备杨廷和，说他一世能臣，怎么可能犯下如此低级错误，以对小皇帝的无理要求开启漫长的朝廷斗争。其实杨首辅虽然聪明绝顶，到底也还是人，他有一道感情的坎儿过不去，就是对逝去多年的孝宗皇帝的感怀与忠诚。

　　按照儒家的标准，孝宗皇帝朱祐樘，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皇帝，不仅勤劳肯干到鞠躬尽瘁的地步，而且待人宽厚，十八年间从未廷杖过任何大臣，创下有明一朝再也无法打破的纪录。而孝宗皇帝唯一的儿子武宗朱厚照，却又太不成器。孝宗这样的好皇帝“绝后”，是旧臣们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让嘉靖继嗣孝宗，既可以使“明君有后”，又有着上承“遗志”的强烈象征意义。很多饱经世故的老臣未加深思便选择支持杨首辅，造成他们思维“盲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怕也正在于此。

　　没有人知道杨首辅是何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但应该不超过两年。《明史》记载，两年间，杨首辅至少封还了皇上关于大礼问题的御批四次，并为此上疏三十余通。满朝一个盟友甚至一个熟人都没有、独居深宫的十五岁小皇帝，明知会被杨大学士封还御批，仍一次次地提笔，面对满朝大臣数以千计的奏疏，七百多天里死活不肯松口。《明史》为此感叹杨首辅的坚持，身临其境的杨首辅，恐怕却是越来越多地恐惧于少年天子的执着。

　　嘉靖二年十二月，杨廷和辞职返乡。辞职的起因是一件“小事”：嘉靖皇帝要派太监去苏杭监督织造工作，杨廷和以“扰民”为由反对，皇上坚持说，他的太监不会扰民，杨廷和愤而辞职，皇上批准。

　　事后看来，派不派太监实在无足轻重。皇上实现了其诺言，他的太监老实得很。实际上，终嘉靖一朝，太监基本上都算相当老实，因为不老实的太监，分分钟有可能被皇上活活鞭死——比起明代多数的皇帝，嘉靖可算御太监极严。

　　而杨廷和的愤怒与失望，着眼点怕也不在太监，他在上疏中那句“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看起来像是一句无的放矢的气话，道出的却正是他内心最大的绝望：两年多的实践告诉他，皇上虽然还不至于和宦官结盟，但也绝对不会和他这班忠心耿耿的老臣结盟，重现孝宗时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景象。这位饱读诗书博闻强记的小皇帝，和谁也不结盟，是一匹不折不扣的成长中的独狼。

　　从十九岁高中进士走入官场，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练，四朝老臣杨廷和此时一定已然明白自己选择的是怎样一个皇帝，犯下的是怎样一个错误。然而，一切都已无法从头再来。

　　嘉靖七年，在礼仪斗争中取得第一阶段完胜的嘉靖皇帝下诏严斥杨廷和，说他本当斩首，开恩免死，降为庶人。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总算以还算及时的离职和足够快的死亡换得一个善终。至于杨首辅以“能臣”的身份得到平反追认，则要等到嘉靖的儿子穆宗隆庆年间了。

　　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一开始有多少人反对，只要皇上肯坚持而且坚持得够久，支持者就一定会出现，这是历史上一再被证明的真理。原因实在不难理解——皇上一旦胜利，回报支持者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赌一把来支持皇上，往往是值得的。

　　这一次，最早站出来的支持者是官场失意大半辈子的张璁、桂萼，他们赌赢了，张璁更成为杨廷和之后的第二拨廷臣领班。与此同时，皇上“独狼”一般的性格亦逐渐为大臣们广泛了解，只是了解的过程，代价之高，颇出人意表。

　　嘉靖三年七月二十日，因大礼仪之争，十八岁的皇上下令对几天前参与所谓“左顺门哭谏”的全体大约二百二十名反对派官员进行处罚，四品以上一律停俸，五品以下全体廷杖。结果一百多名官员被廷杖，十六人当场或过后伤重不治死亡。

　　一百多名官员被剥了裤子廷杖，即使批量处理，大约也得持续一整天。一整天内，行刑者的呼喝声，受刑者的惨叫声，紫禁城里是听得到的。

　　七月二十八日，听了一整天群臣惨叫居然还是余怒未消的皇帝下令，对挑头的七名官员执行第二次廷杖，这其中包括杨廷和的宝贝儿子、号称“明朝第一大才子”的杨慎，结果再造成一人死亡。年轻的杨慎，幸运地捡了一条命回家，接着便被发配西南边陲，开始了其辉煌的学术之旅。

　　十八岁小皇上一举创下了有明一代一次性廷杖人数与死亡人数两项最高纪录。九天内两次廷杖显示出的无法遏制的报复欲，更令群臣胆寒，恢复孝宗朝“气象”的梦想，此后大体上被群臣顺理成章地“遗忘”了。

　　这其中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张璁。张璁拼上身家性命，力挺皇上实现了其在大礼仪之争中的第一个目标，对于其第二个目标，却未能给予同样坚定的支持，并因此而给了第三代朝臣领班、首辅夏言上位的机会。饶是如此，皇上对张璁却算是别有一份感情。张璁性格桀骜，睚眦必报，一生四起四落，旋落旋起，皇上对他却始终宽容有加。想来，这当是顾念其于当年的孤绝之中伸出第一只援手的温暖——虽然张璁伸手未必就没有其他的想法，而皇帝对此大概也很明了。

　　杨慎《行书五言诗》

　　首辅夏言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璁这个先例的鼓励，也稍稍桀骜了一下。皇上以送他上刑场的方式，给了夏首辅一个回复：“呸！”

　　终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能得到皇上“宽容”的，仅张璁一人而已。连嘉靖晚年的名臣徐阶，得到的也不是“宽容”，老皇上只不过懒得再跟他斗罢了。

　　嘉靖十八年皇上立马纯德山的时候，绵延漫长的大礼仪之争刚刚落下帷幕，皇上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但他的心情肯定不是愉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不久前的母丧，他此行就是来考察将母亲葬回安陆的可行性的，更重要的，是这次出行实在没有半件事是让他愉快的。

　　先是计划南巡的时候，群臣不反对，等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了，九卿大臣们却如大梦方醒，纷纷上疏谏止。御宇已十八年的皇上对此太熟悉了，直接御批打脸：

　　……卿等既有此议，何不早言？今事已定，而乃云云。想惑于众议，非实有谏止之忠，宜思之，勿为此沽名之举。

　　他可真是看透了也烦透了手下这班大臣。

　　不过，不沽名真拼命的大臣，这些年来岂非已经打死太多？

　　真正的“忠臣”，虽然并非朝廷大臣，还是有的，只是出现的方式让人好不尴尬。有个叫孙堂的军士，不知怎的居然能混进皇城，登上午门金台并在那里好整以暇地坐了一夜，守门官吏数百人，竟无人知晓。到天亮时，孙堂在金台上大声呼喊，才被守卫发现。审讯时，孙堂说：“沿途搭盖行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

　　孙堂为他的忠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判绞立决。皇上却不可能因此感到高兴。

　　出得城来，一路上北直隶、河南、湖广三省皆灾情严重，虽然户部预先发太仓银二十万两特为准备一路粮草，不至于过分加重沿途百姓负担，这一路上的灾情，却不可能看不到。另有南巡沿途“失于迎候”“朝见不至”的官员，几乎天天不断，罚之不绝。皇上就是再怎样迟钝，也看得出来，虽然官员们在“天威难测”之下战战兢兢，整个帝国的机器，却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懈怠与衰败，从皇城一直到偏远的安陆，莫不如此。而他对此全然无计可施。

　　二月二十八日，御驾幸河南卫辉。深夜，行宫大火，如果不是锦衣卫指挥史陆炳拼死相救，他可能就成“卫辉烤肉”了。这当然更不会让皇帝感到愉快。

　　三月十九日，在祭祀过上天与父亲的显陵之后，在群臣的一片颂词声中，嘉靖皇帝宣谕安陆父老子弟。史书对此有一字不漏的记载，诏书不可说不“恳切”，却也多少透着些意兴萧索。

　　……我二亲分封此地，积德累仁，爰生我身，承受大位，……，但只是我无大德行，我父母俱已仙去，我情甚苦，尔辈知否？我今完事回京，说与尔几句言语：

　　尔各要为子尽孝，为父教子，长者抚幼，幼者敬老，勤生理，作好人，依我此言。

　　皇帝看着熟悉已极的安陆山水，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不知会不会觉得，如果自己从来不曾离开安陆，就陪着他的母亲做他的亲王，生活也许会更美好一些？

　　《明史》说：“嘉靖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有人考据，此说不确，实际上，此后的三年，嘉靖帝还是上过朝的，一共六次。更有甚者，十八年八月，皇上还听信道士段朝用之言，提出令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两年，只是由于太仆卿杨最拼命地反对，才算作罢。三十三岁正当年的皇帝，对于朝政的厌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十八年，前首辅杨廷和已于泉下安卧十年。如果死者真的能“泉下有知”，杨首辅此时一定悔意盎然，他当年看重这十五岁的孩子是极合格的一位亲王，却忘了合格到骨子里的亲王却不是合格的皇帝。

　　大明自靖难之役亲王叔叔追杀侄子皇帝，再经成祖儿孙两代亲王与皇帝间的血腥争斗，“亲王”早已成为帝国最小心提防的怪兽。亲王们虽然可能生活优渥，却是思想和行动上都被严加监控的对象。久而久之，亲王标准已深入人心。

　　最合格的亲王，他应该是这样的：

　　一、御下极严以免惹祸，吝于施恩以免有“邀买人心”之嫌；

　　二、不与任何大臣或武将结交，更绝不可能结盟；

　　三、只顾自己享乐没有问题，“心怀天下”是绝不可以的；

　　四、不管国事就是“忠”，同时，“孝”是一定要讲的；

　　五、最好喜欢做宅男，反正你哪儿也去不了；

　　六、诗书还是要读的。

　　嘉靖皇帝完美地满足所有这些条件，训练完全合格，分数接近满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应该算是在亲王中还有一点点另类。史载，嘉靖小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居然还和他谈论过朝臣的能力与忠奸。后来小皇上对杨廷和还保持了最后一点儿“仁慈”，不知道是不是与这种早年间的谈论所建立起来的判定标准有关。

　　但是这些“好亲王”行为准则中，至少前三条，对于培养一名皇帝，显然是不合适的。皇帝从小接受的，是关于“家国”“忠奸”“君臣”“儒法”“仁爱”之类的教育，“亲贤臣，远小人”之类的“为国结盟”的举动，最低程度上，表面功夫总还是要做的，不能总是一副鄙视嘴脸，更不可以毫不隐晦地记那些“谏臣”们的仇。

　　这些道理，聪明如嘉靖帝，想来是懂的，但有些东西，不是他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在几乎不再上朝、免得再看见那些“厌物”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他将以冷冷的、鄙视的目光和赤裸裸的“顺昌逆亡”的政治手腕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一直有人说，明亡于嘉靖，一定意义上，此说可算恰切。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为什么聪明绝顶的嘉靖学不会做一个好皇帝？》，作者：林迷糊。）

　　南明君臣的幼稚病：想跟清军搞统战

　　董啸

　　明成祖即位后定都北京，号称“天子守国门”，主要是为了压制蒙古残余势力。然而北京城毕竟距离边境非常近，又无险可守，有明一代，多次遭遇蒙古诸部和后金的围攻。不过朱棣为了子孙后代计，还创造性地将明王朝的政府机构在南京做了一个ghost备份，是为“两京制”。“留都”南京完整地保留了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各种职司一应俱全。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隶（南京周边14个府、州，因不设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这里是明王朝最富庶的地方）的相应事务。

　　甲申三月二十九，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的北京政权覆灭。此后，朱棣为子孙设置的政权备份发挥了关机重启的作用——政府部门齐备，缺的就是个皇帝而已。

　　找皇帝这事儿好办，朱家藩王多得是。一番勾心斗角之后，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出任监国。这一天恰是吴三桂引多尔衮入北京的同日。半个月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肇始。

　　史可法书法

　　明亡清兴六十年，多方势力搅作一团。南明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对于弘光君臣来说，首先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当时的情况和三国时期有些类似——南明、大顺、满清三足鼎立，作为军事实力最弱势的一方，弘光朝廷根本做不到以一敌二，所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联虏平寇”，要么“联寇平虏”。

　　然而其实这个两难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弘光君臣的选项里根本没有“联寇平虏”——崇祯皇帝用自己的死取消了这个选项。正统的明王朝亡于农民军之手，无论从道理还是感情上，南明政权都不可能和大顺政权携手抗清。

　　清军入关是倾尽家底的，时人记载多尔衮进行了总动员，“男子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但是清军总共也就十万余众，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对于下一步的战略颇为迟疑。诸王贝勒也分成两派，部分人认为满洲兵将倾巢而出，后方保障未必能支撑战争的进展，提议趁着形势一片大好，应该“大肆屠戮”，抢夺人口财产，然后“留置诸王以镇燕都”，清军主力回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

　　然而多尔衮有着明清两代最优秀的战略眼光，他不同意小富即安的短视做法，因为皇太极曾经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已经取得的利益，无疑要最大化。但是，占据并迁都北京之后，应该如何进取，却不得其法——是进略江淮，还是划江而治？抑或一统天下？多尔衮心中并无定数。张怡《闻续笔》云：清军进入北京后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多尔衮犹疑的机会主义态度，给弘光朝廷造成了错觉。执政的史可法、马士英辈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战略方针。面对亘古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些读书人不免要向古人寻求智慧。所以，《资治通鉴》是史书，也是施政参考书。

　　史可法的幕僚姚康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太白剑》，这本书的内容乃就《新唐书·黄巢传》逐段评论，为执政者出谋划策，指出唐末剿灭黄巢并非只靠自家兵将，引入沙陀人李克用方才克功。书名《太白剑》，乃是依据“黄石（公）之书亡秦，太白之剑亡巢”的说法。

　　清军战斗力强悍，数十年间无数次击败明军，所以当李自成羽翼渐丰，朝臣边将已有借清军剿灭农民军的设想。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大学士的时候，意图改变两面受敌的状态，向朝廷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不过当时他并未想“借剿”，而是意欲通过厚给财帛、开展互市这种方式和清军达成和平协议，从而集中精力扑灭农民军，再回过头来对付关外的敌人。

　　崇祯活着的时候不是没考虑和清军议和的问题，明清之间也并非没有达成和平之可能。松锦之战大败，明朝辽东野战军基本全军覆没。崇祯暗中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尝试与清方议和，孰料陈新甲大意泄密，引得朝廷哗然。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就把责任往陈新甲头上一推，将其斩首弃市。辽东和议之事，自此杜绝了可能性。事实上，这也是断送明朝江山的一个战略上的大失误。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弘光朝廷初立，对于当时形势并不十分清楚，还以为吴三桂当真借清兵为崇祯报仇，君臣一片欢腾。甲申五月二十八，朱由崧下旨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史可法《绝命书》

　　没过几天，史可法上书称：“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此时天下大乱，清军只占领了京畿附近，主要进军方向是向西追击农民军。山东、河南至江淮大片土地顿成势力真空区，在“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指导下，南明朝廷唯恐刺激清军，畏缩不前，并不敢派军队北上填补这片空白。

　　六月间，多尔衮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

　　多尔衮这篇新闻通稿大有讲究，看起来像是想给南明朝廷吃颗定心丸，因为他明确表示要“通和讲好”，要与江左的南明政权实现“睦邻”友好关系云云。不过多尔衮还是不忘恐吓战战兢兢的南明君臣，在同一篇文告里他又说，如果江左政权不听话或者阳奉阴违，满洲大兵就将挥军南下，“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

　　弘光朝廷也不乏有识之士，七月上旬，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给朱由崧的奏章中指出，朝廷大佬们只看到“唐人用回纥之师”平定安史之乱的成功经验，但唐“联虏平寇”的成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如果自身实力不过硬，只想着借异族之力，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反面教材——“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

　　这种清醒之言，根本入不了弘光朝廷主政者的耳朵，他们满脑子还是“联虏平寇”的幻想，妄图以卑辞厚币求得偏安的局面。然而随着农民军的溃败，以及降清汉官的谋划，多尔衮已经改变了对南明政权的态度。

　　七月二十八，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先是声言北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复恐吓南明朝廷取消帝号投降，如果不从，就要拉着大顺军一起出兵，“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多尔衮可不是说着玩的。弘光元年，清军在击溃李自成之后，分三路进攻南明。数月间，便下诸州县，弘光皇帝匆忙出逃至芜湖投奔黄得功。结果黄得功部下兵将密谋降清，绑缚了弘光帝献给多铎，后押往北京，翌年被清军处死，时年四十岁。

　　所谓“联虏平寇”，却变成弘光朝廷引火自焚的导火索，至此成为笑谈。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想跟清军搞统战——南明君臣的幼稚病》，作者：董啸。）

　　朝鲜的进贡：大明要“童男童女”做什么？

　　林迷糊

　　“死要面子”的另一面

　　关于大明朝的朝贡体制，几年前高晓松老师的《晓说2》里曾经讲过一个小段子。

　　女：“朝贡是啥？童男童女吗？”

　　男：“你是龙王吗？”

　　但其实，大明天子虽不是龙王，却也要童男童女，不但要过，还要过好几回。

　　最大宗的，可能要算是至少延续了成祖与宣宗两朝的“朝鲜选妃制度”。这里说的宣宗，就是据说因为兜里没钱，给大臣们发胡椒当工资的那位宣德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是有朝鲜族妃子的，这有据可查。不过这些妃子并不是来自朝鲜（当时还叫高丽）的进贡，而是对元代皇宫的“继承”。元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高丽都有进贡童女给元帝的“传统”。元朝灭亡，高丽一则在明朝与北元之间长期谨慎地观望，二则大概也没有想到大明有着和元朝一样的“爱好”，所以并没有主动提出要进献童女。

　　朱元璋虽然没有向朝鲜要过童女，却的确好几次索要过“童男”，准确地说是要朝鲜进献阉人。最多的一次，张口就要两百。只是小国朝鲜实在挑不出那么多合乎要求的阉人，最后是分几次进献了数十人了事。只是朝鲜国王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代表大明出使朝鲜、飞扬跋扈需索无度的“明使”，大多是这些当年被进献的“童男”。

　　第一个主动开口向朝鲜要童女的，是明成祖朱棣，而且按照《李朝实录》的记载，至少要过三次，时间分别在永乐六年、七年和十五年，即公元1408年、1409年和1417年。这时的高丽，早已在洪武年间，经过高丽大将李成桂的弑君自立，而改国号为朝鲜。

　　朱棣的母亲，一般认为很可能不是汉人，有人说她来自蒙古弘吉剌部，也有人干脆说她是朝鲜人。朱棣喜欢朝鲜族女子，是否与其出身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明确知道的是，第一次接到新的中原王朝的这种要求，朝鲜王朝着实吓了一跳，不知道该怎样“郑重”对待此事才算“礼数周到”。于是建立起专门的机构，名叫“进献色”，大张旗鼓地挑选了良家童女数百人以待明朝使臣进一步精选。整个挑选过程长达数月，其间一律不许婚嫁，搞得鸡犬不宁，哭声载路。毕竟，一入明朝的皇宫，便是同家人永诀。

　　第一次去朝鲜为成祖选妃的明朝使臣，名叫黄俨，是朝鲜当年进献的阉人之一。黄俨此次出使，一举确立了此后几十年间“进献色”工作的几条“规矩”：

　　一是进献的童女必须来自朝鲜官宦之家，平民出身的“好人家”的孩子，不能入选。这固然让有些官宦之家，尤其是官宦的夫人们伤心欲绝，却也缩小了此后“进献色”扰民的范围。

　　二是进献工作必须保密，以免国朝的谏官知道了喋喋不休。此后朝鲜的相关奏章上从来只以“药材”“厚白纸”等约定好的名目指代所献童女，童女们也几乎总是半夜入城。因此，国朝的正史中，对大明向朝鲜征求童女这一丑事，几无任何记载，谏官亦基本都被蒙在鼓里（或假装不知道亦未可知）。

　　三是明使贪求无厌成为“正常”状态，自黄俨以下，概无例外。黄俨出使，朝鲜国王的“赏赐”，包括马匹、人参、苎麻布、花席、貂裘、襦衣等，官赐之外，黄俨张口要来的私货，竟又装了三四十巨箱，连运私货的储物车，也是直接向朝鲜国王要来，搞得朝鲜廷臣很愤怒，国王很无奈。《李朝实录》载，朝鲜国王曾经不止一次地感慨：“俨，天下之奢也。”等到后来的使臣如海寿、尹凤等需索达到百余箱甚至两百箱时，方觉得黄俨实在还算好的。天朝使臣需求得狠的时候，朝鲜君臣甚至需要专门为此召开朝会，集体商议对策，但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几乎总是以“惹不起”的明使得偿所愿告终。号称“仁主”的宣宗，虽然曾明发上谕告诉朝鲜国王不要给使者任何额外赏赐，朝鲜国王却实在得罪不起这些刁难、报复起来绝不手软的“中介人”，最终仍不得不选择息事宁人，花钱，忍气，消灾。

　　四是明使凌辱朝鲜君臣成为惯例。自黄俨以下，这些原本出身朝鲜的明朝使臣，无不骄横跋扈，自黄俨直接当面怒斥朝鲜君臣始，到后来发展到几次出现明使直接把朝鲜官员绑倒杖打的事情，真正是打出了天朝上国的“威风”。

　　朝鲜君臣如此，那些被进献的朝鲜童女又如何呢？

　　公道地讲，那些女孩的父兄往往都得到赏赐、封官，名目当然不是因为“献上女儿，结为亲戚”，而是以“朝鲜丞相随从”之类，以利保密。至于那些进宫的女孩，除了此生绝无机会回到家乡外，入宫后的命运就全看老天的安排了。第一批入宫的五人中，有一位权氏最受宠，不幸三年后即病死。权氏死后三年，有人告发，说她其实是被同批入宫的美人吕氏毒杀。此说证据充分与否永远不得而知，但暴怒的明成祖即刻命令将吕氏凌迟，将吕氏宫中各色人等全部处死，并传谕朝鲜国王将吕氏家族全体关押。朝鲜国王自然是“谨遵圣意”，吕氏家族最终是否逃出生天，有几人逃出生天，皆不得而知。

　　第二批进献的两名女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第三批于永乐十五年进献的三名女孩，却又生波澜，因为其中一名黄氏姑娘被发现已非处女。幸亏三名女孩中最得宠的韩氏涕泣求情，总算让永乐皇帝打消了责罚朝鲜的念头。至于这位救朝鲜免于大难的韩氏，则成为永乐宠妃，并在永乐死后被迫自杀殉葬。

　　这是朝鲜君臣和那些进宫时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在朝鲜一国从朝贡体系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承受的痛苦与屈辱。这一面，通常不见于国朝正史。

　　宣宗向朝鲜征求童女似乎只有一次，时间在宣德元年，这位年轻皇帝即位的第一年，心情不可谓不急切。最终，朝鲜进献七人。比起急色，这位皇帝似乎更喜欢吃更喜欢玩，先后向朝鲜征求“会做饭的茶仆”“学乐的小妮子”数次，总人数至少数十人，另有其他仆役数十人。进献工作保密之好，不仅廷臣不知道，连太后都不知道。当然，一路配合运送“贡品”的大明官僚，总是知情的。宣宗驾崩，英宗即位，遣散的朝鲜厨役多达53人。这一数字，却仍低于《李朝实录》所记录的历次进献的总数。想来，该是有若干“会做饭的茶仆”埋骨异乡了。至于“学乐的小妮子”和其他仆役下落如何，皆不得而知。《李朝实录》载，宣宗曾赞许朝鲜厨娘的豆腐做得尤其好；又载，这些做得一手好饭的厨役，离乡情景如“生送葬”，毕竟，如果不是英宗意外地遣返，这些人本来是一个也回不了家乡的。

　　宣宗朝进献的七名童女之外，同年又补充了据说特别美貌的第八位童女韩氏，她是为成祖殉葬的那位可怜的韩氏的亲妹妹。《李朝实录》详细记述了这位姑娘入宫前怒斥其兄长韩确卖妹求荣，愤而割破枕席以示决绝的故事。《李朝实录》说：“人多薄确而悲其妹也。”这个故事却有一个“人性如此”的转折：韩氏入宫后颇受宠，又活得特别长（入宫后活了57年），并机缘巧合地有机会照顾幼年时的明宪宗，终于活成了宫里没人敢惹的“姥姥”，可以说服宪宗指定其娘家人为“进贡使者”并转身担任大明出使朝鲜的使者，两头横发“进贡财”。据朝鲜的记载，借此而青云直上的韩家，不仅可能曾经捏造宪宗上谕以敲诈朝鲜国王，更在几年的时间里，权倾朝野，深刻影响朝鲜政治。当年美丽的姑娘，最终成为“对外”版的“权力恶婆婆”。这种从进献童女始，以影响他国政治终的故事虽然可能是特例，但朝贡体系影响他国政治，却绝对不是个例，只是国朝正史，多也不屑记载罢了，或者根本并未体察本朝的一举一动，在“蕞尔小国”可能引起怎样的震动。

　　除了进献“童男童女”之外，天朝亦时时有旨意要求朝鲜进献海东青、黄鹰、大犬、豹、貂、象牙、金银饰等，名目繁多而奇怪。不过这些都还不打紧，可怕的是也曾有过助辽东“收购耕牛万头”这样的敕令，搞得朝鲜国王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奏，言明朝鲜国小，实在拿不出一万头耕牛来。结果皇帝很痛快地回答说“不要理会辽东收购耕牛的说法”，过几个月，“有司”却又传来敕令说“可随见有者送来交易，余即止之”。到底是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只有天知道，国朝正史亦无记载。朝鲜反正是结结实实在六个月里献了六千头牛，当真“竭尽全力”，搞得连农耕都大受影响。

　　都说明清“厚往薄来”的朝贡是“钱多人傻”，但这里写的一切，都是“人傻钱多”的另一面。其实，仔细追究起来，“人”也未必“傻”，毕竟，“进贡是给皇上的，赏赐则是国库出”，这个账皇上算得来。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其实你不知道，皇帝就喜欢朝人要童男童女》，作者：林迷糊。）

　　弘时的悲剧：论“雍正杀子”事件

　　金满楼

　　一秘密立储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十七日，在继位未满一年之时，雍正皇帝即当众宣布立储。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搞的这个“秘密建储”是两个“公开”与两个“不公开”——

　　所谓“公开”，一是公开宣布已经建储，二是立储文书的存放地方公开；所谓“不公开”，则是立储文书不公开，储君（皇太子）是谁也不公开。

　　雍正这么做，主要是鉴于康熙末年储位不定而引发“九王夺嫡”的教训，其公布建储可以让大臣们人心思定，不公开储君又可避免皇子们骨肉相残及皇太子攘夺君权。

　　更要紧的是，立储后仍可更换人选，这实际上延长了皇子间的竞争，皇子们唯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尽可能展示更优秀的一面，方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从此，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的锦匣子成为宫中最神秘、也是诸皇子最为魂牵梦绕之处。因为大家虽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间并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

　　秘密建储的做法固然无懈可击，不过从立储的那天开始，身在局中、利益攸关的皇子们即已隐约猜到谜底，而有意无意中透出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雍正自己。

　　元年正月，雍正在天坛行祭天祈谷之礼，这是雍正登基后的首个大祀之典。事毕，皇四子弘历被召至养心殿，赐食一脔（即祭肉）。据后者的理解，这是父皇“为他日付托之本，志早先定，仰告昊苍，故俾承福受胙也”。

　　如果赐食祭肉还不为人知的话，那之后弘历受命前往景陵祭奠皇祖的举动就未免有些泄露天机了。

　　当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按说该由雍正亲自前往致祭。但由于各种原因，年仅十三岁的弘历被命代父前往，而这离宣布建储仅过了三个月。次年同日，弘历再次代父致祭。至此，即使再愚钝的人也该看出些名堂了。

　　二阿哥之死

　　对雍正的如此做法，最为敏感而又最为沮丧的大概就是弘历的兄长弘时了。

　　按说，雍正子嗣并不旺，其一生共生育十个皇子，但未排序即夭折的有四个，其他六个也仅有四个长大成年。雍正即位后，弘时不仅是年龄最大的儿子，而且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喇那拉氏；再者，弘时当年已满二十，且已有子嗣（其子永珅生于康熙六十年，即雍正长孙）。

　　以此分析，弘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是雍正立储的首要人选，但令弘时万分失望的是，雍正建储时却弃长择幼，选中了比弘时小七岁且其生母地位低下的弘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奇怪的事还在后头。

　　雍正二、三年间，弘时被交与廉亲王允禩为养子，而此时正是雍正围剿“八王党”的前夕。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廉亲王允禩被撤去黄带并从玉牒上除名，已为前者养子的弘时也在次月做了同样处理。当年九月，允禩死于禁所。一年后，已被赶出皇族的弘时也同样离世，死因不明。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雍正朝实录上，弘时及其死亡竟然不着一字，仿佛这个皇子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名字都不曾出现过一次。

　　直到乾隆继位后，其在上谕中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儿信息：“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

　　这段上谕被录入乾隆朝实录，但除此外，清廷官修史书对此事再无任何新的信息，之后的《清史稿》，也以极简约的笔法对弘时做了如下记载：“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这无非是乾隆上谕的重复而已。

　　作为雍正的年长之子，弘时在官方记载上竟消失得如此彻底，不免让后人多有猜疑。正因如此，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即编排了“雍正杀子”的情节，说弘时为争夺储位而派人刺杀弘历，阴谋被发现后，雍正下令将其赐死。临死前，弘时一再哀求，但雍正坚不松口，说：“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朕不能留你！”

　　三“杀子”疑云

　　事实上，“雍正杀子”情节并非空穴来风，民国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即认为：“弘时长大，且已有子，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世遂颇疑中有他故”。

　　无独有偶，历史学者、爱新觉罗宗室后人金承艺也认为，弘时“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而且死亡时间就在八月初六获罪除宗的这一天。

　　对此观点，清史专家杨珍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其依据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发现的雍正朝奏折，当时庄亲王允禄等奉命将四年二月十八日发布的雍正上谕查明，曰：“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根据乾隆的意思，庄亲王允禄等提出的办理意见是：“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即八阿哥允禩）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皇上笃念兄弟之谊，欲仍收入谱牒，于情理允宜。应钦遵谕旨，将三阿哥仍载入玉牒。俟命下之日，交与宗人府办理可也。谨奏请旨。”乾隆接奏后批示：依议。

　　乾隆画像

　　由上可知，弘时确实因允禩一案被撤去黄带并玉牒除名，但这并非弘时的直接死因，更不能等同于被雍正即时处死。更何况，在雍正四年八、九月间，作为“八王党”首脑人物的允禟、允禩相继身亡，已被除籍的弘时苟全性命尚非易事，如何可能掀起什么新的风浪？既然威胁不再，雍正何以会对弘时不依不饶，非要将其处死？这在情理上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由于相关史料并未记载弘时究竟因何而死，或许可以推测，弘时即使不是因为雍正下令处死，那也极可能是因为父皇的如此待遇以致郁郁而终。以上推论如果成立的话，那么问题来了：雍正为什么要这样苛待自己的大儿子？

　　四父子矛盾

　　旅日清史专家杨启樵先生认为，弘时远在康熙时代就已失宠，父子矛盾已经表面化，雍正继位后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冷遇。从雍正元年《活计档》中对皇子的赏赐记载中可以发现，弘时只受赏过一次，远少于弘历与弘昼。

　　至于“雍正杀子”的说法，杨先生认为并不可信，其提出的新看法是：弘时可能是因为行为极度不检而罹罪，一如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可惜的是，他并未对此观点展开详细探讨。

　　孟森先生在论及弘时死因时，则认为与“世宗大戮其弟”有关。其表示：“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皆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换言之，当雍正在整肃允禩等人时，弘时极可能站在其父的对立面并公开表示对允禩等人的支持与同情，而这也可能是弘时被勒令改为允禩之子的原因之一。

　　弘时因支持乃父政敌而遭整肃的说法，逻辑上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缺乏相应的史料证明，如杨启樵先生即认为并无实据。

　　从时间线索来看，康熙晚年“九王夺嫡”的最高潮发生在“二废太子”期间，当时允禩虽处于声望的最高峰，但弘时尚且年幼，不太可能与允禩等人发生关系。等到康熙在世的最后几年，“八王党”的重心已移到十四阿哥允禵，弘时大概也不会去烧允禩的冷灶。至于雍正继位后，身为皇子的弘时应当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即使储位落空，恐怕不至于投向父皇政敌一边而自求速亡。

　　清雍正三年引见折

　　由此，说弘时因对允禩等人产生好感而被罚为允禩之子，似乎也不尽合理。

　　坚持“雍正杀子说”的金承艺先生则认为，“八王党”被整肃时正是弘时成长过程中“反抗性最强的年代”，由此嫉恶如仇并不计后果。在那种情形下，弘时对父皇有犯颜相抗的举动并给予后者不比寻常的困扰和羞愤，在无法抑制的激动和怒火下，弘时最终被世宗赐死。

　　为此，金先生还举出一个辅证，即弘时“被杀”一个月后，陕西兴汉镇总兵刘世明因其弟刘钖瑗涉嫌某罪案而自请处分，雍正在其奏折上有这样一段批语：

　　朕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贼之弟，刘世明岂能保无钖瑗之兄弟乎？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骨肉间原有两种——善缘、恶缘，所以释家言“不是冤家不聚头”。

　　金先生认为，雍正在批语中的满腔感慨，实际上是将弘时被严惩的原因做了一次约略的说明。而刘世明由是简在帝心，从此官运亨通，不几年升授福建巡抚，后来做到了福建总督。这一说法，似乎也有些合理性。

　　五都怪命不好

　　由此可知，弘时被逐出宗室的主要原因是他已被发与允禩为子，既然允禩被玉牒除名，那弘时也就没有保留宗籍的道理，否则即与体制不合。雍正还特别指出，他决没有将弘时强行治罪的意图，就算将允禩逐出宗室也属意外。不过事已如此，也只能说弘时命不好了。

　　乾隆继位后，允禄等人也认为弘时只是因为允禩获罪而受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换言之，弘时只是命不好而受株连，这与支持并站在允禩一边没有必然关系。

　　再说，弘时被撤去黄带后由其皇叔允祹约束养瞻，这比允禩亲子弘旺被“发往热河充军”，后又被长期拘禁的境况是有明显区别的。

　　作为皇子，弘时的一生确实比较悲催，其生前虽有一子二女，但其子女在他本人死前均告夭折。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在弘时一家相继离开人世后，其生母齐妃李氏在无望的苦痛中挨到当年四月去世。

　　随着齐妃李氏的离去，有关弘时的最后一丝痕迹也就此消失。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乾隆的哥哥是怎么死的，雍正真的杀了亲儿子吗？》，作者：金满楼。）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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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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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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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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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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