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要照看对象是军粮库，因为那边还没有被完全清空。我们自己的军粮同样也得从那个库里领取。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几个是最擅长的。卡特、阿尔贝特、米勒、恰登、莱尔、德特林，我们这个班都到齐了。虽然海伊死了。但我们还算是很庆幸的，因为其他几个班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
我们找了一个用混凝土浇灌的地窖当掩蔽壕，从上到下都有台阶相通。入口处另外还有一道用混凝土砌成的土墙作为保护。
现在，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可以舒展一下双腿，而且还能放松一下。我们都不愿放过这样的机会，毕竟我们已经身陷绝境，根本不允许有多愁善感的工夫。只有在情况好一些的时候，才可能这样。然而，一切都还得从实际出发，我们别无他法。实际到每当头脑中偶尔闪进一些战时的想法的时候，往往都会让我不寒而栗，但好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事情看得开一些。所以我们总是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各种无聊的行为或废话与恐惧紧密地扎根、依靠在一起。别的我们也没有了，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鼓励自己。于是我们热情地工作，把日子装扮得像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尽情地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我们首先在小木屋里铺好了从其他几幢房子里拉来的褥垫。即便是士兵，也喜欢让屁股坐得舒服柔软一点。只是在屋子的中央，还留下一处干净的空间。随后，我们又到村子里找来了毛毯、羽绒被和其他高档舒适的东西。反正村子里什么都能找来。阿尔贝特和我还找来一张可以折叠的桃花心木床，上面搭着蓝色的绸帐和一条带花边的床罩。把它搬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样满头大汗，但是这样的东西绝不能放弃，更不用说它在几天内一定会被打得粉碎。
我和卡特对几幢房子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巡逻。没多大工夫，我们就搞到了十二只鸡蛋和两磅非常新鲜的黄油。突然，客厅响起了轰隆一声巨响，一只铁炉子穿墙而入，又从我们头顶经过，然后又打穿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壁。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房子飞来的，原来是对面的房子被炮弹击中了，碰巧打在那东西的上面。“狗屎运！”卡特笑着咒骂了一句。我们又继续搜寻。突然间，我们竖起耳朵听，急忙跑了过去。眼前的情景让我们惊呆了：在一个猪圈里，居然有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在玩耍呢。我们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仔细地确认一遍：确确实实，那是两只小猪，它们仍然在那里。我俩上去一把抓住，毫无疑问，是两只实实在在的小猪。
这可以做一餐丰盛的美味佳肴。离我们掩蔽壕大约五十步左右有一幢小房子，原来是供军官住宿的。厨房里有个巨大的炉灶，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罐子、烧水壶，样样俱全，应有尽有。外屋甚至连劈好的柴火都准备齐了——这里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地方啊。
我们的两个伙伴从早上开始就在野外农田里找寻土豆、胡萝卜和绿豌豆。我们就是要享受，全部都用新鲜蔬菜，对军粮库的罐头制品毫无兴趣。餐厅里早就准备好了两颗花椰菜。
两只小猪都被宰杀了，是卡特动的手。我们本想炸土豆饼，和烤肉配在一起。但是我们找不到磨土豆的礤床。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们把一个罐头盖用钉子打了许多洞眼，就这样做成了礤床。三个人戴上厚皮手套，以便保护好手指，另外两个人动手削土豆皮，没多久就完成了。
卡特负责料理小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给花椰菜添了白沙司做调料。我负责做土豆煎饼，每次同时煎四个。我干了十分钟后，就掌握了抛锅的窍门：把平底锅往上猛地一掀，使土豆饼自动在空中抛起翻个身，又落回到锅来。小猪是整只烤的，我们围成一圈站着，像是围着一座祭坛。
与此同时，我们热情地招待了客人，是两个无线电报务员，他们被慷慨地邀请来吃晚餐。他们坐在客厅，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一人弹奏，另一人唱起了《威悉河岸上》。他的歌声充满深情，不过带有浓重的萨克森口音。尽管如此，但当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美味佳肴的时候，它还是深深触动了我们。
随后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要有麻烦了。侦察气球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烟囱里冒出的烟柱，确认了我们的方位，我们开始遭受炮火的袭击了。那都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落地后打出的洞都是很小的，却能向四周扩散，而且紧贴着地面。它们一次比一次离得近，但是我们又不忍心放弃这些美味佳肴。弹片不停地飞射过来。有几块已经呼啸着从厨房的顶窗穿了过去。我们很快烤完了小猪，但是现在没法煎土豆饼了。炮弹越来越急促，弹片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壁上，接着从窗子里钻进来。每当有东西破窗朝我呼呼地飞来，我就赶紧端着平底锅和土豆饼，弯下腰，蹲着躲在窗子边的墙根下。然后再起身，继续煎土豆饼。
两个撒克逊人停止了表演，一块弹片打中了钢琴。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便组织大家把东西带到掩蔽壕里去。再等下一次轰炸过后，两个人带着几锅蔬菜迅速跑出去，冲过五十米的距离后进入掩蔽壕里。不一会儿他们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下身子躲避，随后又有两个人飞快地跑出去，每人都拎着一大瓶高档咖啡，等下一次爆炸再来时返回掩蔽壕。
紧接着，卡特和克罗普抓住最为重要的杰作：盛在大平底锅里的两只棕黄色烤乳猪。他们高呼一声，往下一蹲，迅速地穿过五十米外空旷的原野。
我耐着性子煎完最后四个土豆饼；这期间，我不得不两次趴在地板上，毕竟这样我就能多煎四个土豆饼，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抓起盛着一堆土豆饼的盘子，紧靠在房门背后。一阵咝咝声，然后是一声爆炸的轰响，我把盘子用双手抱紧，贴在胸部，迅速飞奔出去。眼看着快要到了，忽然就听见有个呼啸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逃命的小鹿飞速狂奔，绕过那堵水泥墙，炮弹的碎片飞射到水泥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不小心摔倒了，还擦伤了胳膊肘，但是油炸饼一个都没有丢，就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我们从下午两点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钟。接着又喝咖啡喝到七点半，这是军粮库中为军官们准备的高档咖啡，还抽着军官们抽的香烟、雪茄，这些香烟同样是从军粮库里拿来的。七点半，我们又开始吃晚饭。十点钟的时候，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扔出门外。随后我们喝法国白兰地和朗姆甜酒，同样也都是军粮库的好东西，随后还抽着贴着商标、又长又粗的高级雪茄烟。恰登觉得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夜里，我们听到喵喵的猫叫声。发现一只小灰猫在门口蹲着。我把它引进来，拿东西喂给它吃。这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于是大家边躺在垫子上休息，边嚼着东西。
可是，这一整晚都没睡好。我们吃得满肚子都是油脂。鲜美的烤乳猪折腾着我们的肠胃。掩蔽壕里的人来回进出个不停。总有两三个人放下裤子，在外面蹲着，嘴里还骂个没完。而我自己已经蹲了九次了。凌晨四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我们满屋十一个人，包括客人和守卫的士兵，都在外面蹲着。
夜里，燃烧的房子像火炬一样醒目。炮弹轰鸣着飞来，又向四周散落炸开。运送弹药的车队飞快地行驶在大街上。军粮库的一面被炮弹给炸开了。车队的司机见此情景，不顾纷飞的弹片，蜂拥而入，大肆抢拿着面包。我们只好看着不敢吭气，要是我们说点什么，必将遭受到一顿狠揍。所以我们想了个别的主意。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卫兵，由于我们知道这里的情况，我们就用这些罐头食品去换取我们需要的东西。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用不了多久，这些都会被炸得粉碎。我们从库房里拿来一些巧克力，掰开吃了起来。卡特告诉大家，吃巧克力有利于肠胃。
差不多整整两个星期，我们就是这样过着吃喝和闲游的日子。没人来打扰过我们。这个村庄在炮火下渐渐毁灭，而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没有被炸掉，对我们来说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真希望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恰登已经变得奢侈起来，一支雪茄烟刚抽一半就不抽了。他还很傲慢地说，他已养成了这种习惯。卡特也是容光焕发。每天早晨，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给我送过来。”我们一个个都摆出一副非常有身份的阔绰姿态，每个人都把别人当作自己可以使唤、命令的勤务员。“克罗普，我脚底下痒死了，快把虱子抓走。”莱尔学着电影里的女演员那样，把他的一条腿朝克罗普那边伸去，而克罗普就拖着这条腿往台阶上走。“恰登！”“怎么啦？”“请您稍息，以后不能说‘怎么啦’，应该说‘是，遵命’——那么，恰登！”于是恰登脱口而出地咒骂起来，骂得相当下流。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上级要我们回去的命令。我们的快乐日子结束了。两辆大型载重汽车把我们运走。车上有许多堆得很高的薄木板。但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能折叠的床，还有那顶蓝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床罩都拖了上来一并带走。床头后边还放了一大袋最好的食物。每次摸进去，那些结实的瘦肉香肠，可口的肝酱灌肠、各种罐头食品，成箱的雪茄，总会使我们乐得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装了满满一袋。
我和克罗普另外又带出来两把大红靠背椅。把它们往那张大床上一放，然后我们往里一坐，舒展开来，就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一样。在我们的头顶上，蓝色床帐被风吹得高高扬起，像是贵族的华盖。我们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支大雪茄，就这样居高临下地领略着野外的风景。
我们中间有一只小鸟笼子，里面装着那只猫。我们把它一起带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摆放好一盘肉，喵喵地细声叫着。
汽车在公路上慢慢地行驶着。我们自由自在地唱着歌。在我们身后那个遗弃的村庄里，炮弹的威力把泥土高高掀起，抛向空中。
几天后，我们受命要去撤离一个村庄。沿途我们遇到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用手推车和婴儿车拖着或者用肩膀后背驮着他们的家当。他们弓腰驼背，满脸忧郁、绝望、仓促和无奈的神情。母亲拉着孩子的手，有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领着几个稍微年幼一点的，这些孩子跌跌撞撞地走着，边走边回头看。有几个还带着已经不成形状的玩具娃娃。我们与这些人擦肩而过时，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行进着。法国人应该不会对一个还居住着同胞的村庄发动炮击。但是仅过了几分钟，就听见空气中的一声巨响，大地随之颤动，喊叫声响了起来，一发炮弹在队尾处爆炸了。大家立刻四散奔逃，扑倒在地，但就是在一瞬间，我意识到我本能的警觉性突然消失了，这种本能的警觉以前总是帮助我在炮火中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完了”的念头在我脑子闪过，与令人窒息和可怕的恐惧一同闪现出来。霎时间，我的左腿好像被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一下。我听到了阿尔贝特的尖叫声，他就在我身旁。
“起来，快跑，阿尔贝特！”我冲他大声喊叫，因为我们刚才都躺在空旷的田野上，没有任何遮掩。
他跌跌绊绊地站起来向前奔跑。我跟在他身旁。我们必须翻过前边的一道篱笆，它比我们个子还要高出一些。克罗普抓住树枝，我把他的腿托住，他大叫一声，我用力一推，翻了过去。我跟在他身后也跳了上去，又翻下来，但篱笆后面却是一个池塘。
我们的脸上沾满了浮萍和污泥，但是这里倒挺适合隐蔽的。所以我们把身体都泡在齐脖深的水里。每当听到有炮弹呼啸的响动，我们就把头也沉到水里。
在这样连续做了十多次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阿尔贝特呻吟着说：“我们还是出去吧，不然我会沉下水淹死的。”
“你什么地方受伤了？”我问道。
“我想，应该是膝盖那里。”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好，咱们离开这里吧。”
我们朝公路边的一条水沟走去，弯腰沿着沟往前跑。炮火紧追着我们。这条公路通向军火库。要是那里爆炸了，那么我们肯定必死无疑了。于是我们改变了主意，往农田里跑了过去。
阿尔贝特越跑越慢。“你先跑吧，我一会儿就跟上。”他说着，身体倒了下去。
我赶紧抓着他的胳膊说：“起来，阿尔贝特，快起来，再坚持一会儿，你一躺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快跑，我来扶你。”
我们总算躲进了一个小的掩蔽壕里。克罗普一下跌落在里面，我为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偏上一些的地方。这时我才发现，我自己的裤子和胳膊也都在淌血。阿尔贝特用他的急救包帮我包扎好伤口。他的那条腿已经不能动了，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有在极度恐惧的情形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使我们双腿都被打掉了，我们依然能用残留的部位继续奔跑。
我还能勉强爬动，于是爬出去，叫住一辆经过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一块儿带走了。车里坐满了伤员，还有一个下士军医，他给我们的胸口打了一支预防破伤风的针。
到了野战医院后，我们被安排了一下，两个人就并排躺着了。他们给我们每人分一碗稀汤，我们既贪婪又鄙视地用汤勺把它喝了个精光，虽然我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好日子，但是这时我们已经饿得饥不择食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希望是这样，”他说道，“我只想知道我自己受了什么伤。”
伤口越来越痛了。绷带下火辣辣的。我们喝着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我的伤口，离膝盖有多远？”克罗普问我。
“至少有十多厘米，阿尔贝特。”我欺骗他说。事实上可能就三厘米左右。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如果他们得给我截肢的话，那我就干脆一死了之。我不愿意后半辈子做一个残疾人。”他坚定地说。
我们就这么满怀心事地躺着，等待着。
傍晚，我们被送到“屠宰场”上。我大吃一惊，赶紧考虑我应该怎么做。因为大家都有所耳闻，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伤员做截肢手术。在伤员繁多的情况下，截肢手术往往比修补工作要简单快捷得多。克默里希的影子忽然出现在我眼前。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们用氯仿麻醉我，哪怕是非得动手打破他们的脑袋。
还算可以。那个医生把我伤口拨弄了半天，直疼得我双眼发黑。“别装模作样了。”他骂了一句，便又继续乱戳一通。手中的医疗器械在灯光下像疯狂的野兽，闪闪发亮。我痛得受不了。旁边两个护理员紧紧抓住我的两只胳膊，但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我正想挥拳往医生的眼镜砸去，他发觉了，往后一跳躲开了。“快给这个家伙注射麻药！”他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这时候我恢复了平静，说道：“对不起，医生，我肯定不再动了，但请您别给我上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地笑出声来，又拿起他的医疗工具。他是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不到三十岁，脸上有几块伤疤，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让人看了觉得讨厌。但我很快感觉到他是在故意折磨我，他不停地在我的伤口上翻来翻去，有时候还斜着眼偷偷地透过眼镜看我。我咬紧牙关，一双手拼命地攥着把手，我宁死也不会在他面前发出哪怕轻微的喊叫。
他挖出一块弹片，扔到我身上。他看上去对我现在的自制感到满意，所以他还小心翼翼地给我上好夹板，对我说：“你明天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又打上了石膏。当我回去又见到克罗普时，我就对他说：“明天早晨也许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得跟那个上士医生疏通一下，好让我们待在一块儿，阿尔贝特。”
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我把那支中间贴着商标的大雪茄递给那个医生，随后把我的来意告诉他，他只闻了闻雪茄说：“你还有这玩意吗？”
“还有好多呢，”我对他说，“那是我的伙伴，”我用手指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乐意明天拿来，从运伤兵的火车窗口递到你手中。”
他一听就明白了，再次深深地闻了一下雪茄说：“好吧，就这样。”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都没睡着。我们这个病房里，先后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人临终前喘着粗气，呻吟着，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唱了一个小时的男高音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摸索下来，爬到了窗前。他躺在那里，好像要最后再向窗外眺望一次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等待火车驶来。天空下起雨，车站上没有屋顶。我们的被单又窄又薄。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那个上士医生像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我们。虽然我预感会有意外，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我假装整理背包给他看，还提前给了他一支雪茄。那上士为了表示感谢，给我们盖了一层防水布。
“喂，阿尔贝特，”我又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那张折叠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搬来的那两把靠背椅。”他接着补充说。
是的，那两把红丝绒靠背椅。我们好几个夜晚曾像王侯一样端坐在那里，还打算以后按钟点把它们出租。一个小时一支烟，倒是可以无忧无虑以此为业来经营度日的啊。
“阿尔贝特，”我突然又想起什么，“还有我们那两袋食品也落下了。”
我们都变得有些沮丧。我们还是很需要那些东西的。只可惜列车不会迟一天再出发，否则卡特肯定会找到我们，并把东西都带来给我们的。
这该死的命运！我们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面粉糊，野战医院里的伙食很糟糕，而我们的几个袋子里装着烤猪肉罐头。但现在我们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对这样的事，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早上列车到达的时候，担架已经湿透了。那个上士安排我们进了同一节车厢。那里还有一些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排睡在下铺。我被抬了进去，特意安置到他上铺去。
“我的老天！”我突然惊叫起来。
“怎么啦？”一个护士问我。
我朝那个铺位看了一眼。那上面铺着雪白色的亚麻布床单，干净得难以想象，那上面甚至还留着熨烫过的痕迹。而我的衬衣却又脏又旧，已经在身上连续穿了六个星期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上去吗？”那护士关切地问我。
“可以，”我的汗往下流，“您可以把床单拿走吗？”
“怎么啦？”
我觉得自己像一头脏兮兮的猪，要我睡进去吗？“那就太……”我犹豫着说道。
“有点脏是吗？”她鼓励着我说，“没事的，我们还会洗干净的。”
“不，我不是这个……”我有些结巴。对于她的这种热情，我竟有些受不了。
“你们在前线战壕里都躺过，我们当然也可以洗一洗床单。”她轻柔地说。
我瞅了瞅她，她看上去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皮肤光滑细腻，就跟这里的东西一样。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是只服侍军官呢？对此他们肯定会不平衡，或者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呢。
女人仿佛是一个出色的拷问者，让我不得不说出实情。“只是因为……”我说了一半，我想她应该听懂我说的意思了。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虱子嘛。”我还是忍不住喊了出来。
她笑了笑：“它们也应该过几天好日子了。”
现在我也不在乎了。我爬到铺上，拉开被子钻了进去。
有一只手在被子上搜寻着，是那个上士。他带着雪茄离开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感觉到车子在行驶了。
夜深人静时，我醒了。克罗普也没有睡着。列车轻声地在铁轨上滚动着。我对发生的一切依旧感到无法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还有回家。“阿尔贝特！”我轻轻地喊他。
“嗯。”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
“我想，在车门的右侧。”
“我想去一趟。”车厢里一片漆黑，我摸索着到床边，想小心翼翼地慢慢往下踩，可是我的脚没找到支撑点，就滑了下去，那条上了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该死！”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吗？”克罗普问。
“你没听见吗？我的头都……”我小声地抱怨着。
车厢后面的门打开了，那个女护士拎着一盏灯走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铺掉了下来。”
她先按了按我的脉搏，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可是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那么你一定做了个梦吧？”她又问道。
“好像是。”我想岔开她的提问。现在，她又开始了不停的追问。她用一双晶莹清澈的眼睛看着我。她越是干净和美丽，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想要做什么。
我又被扶到了上铺位。这当然很好。只要她一离开，我就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个老太太，那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真实情况，但她那么年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我真不好意思告诉她。
这时候，阿尔贝特来救我了，他不会害臊，无论遇到多难堪的事，他都无所谓。他叫住了那个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想……”这时连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了，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要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是在这儿，尤其是面对一位女士——可他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启示，想起了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接着说完了刚才的话：“他想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护士温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要什么？”她又冲着我问道。
对于这个新的说法，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对那些事的专业用语一无所知。不过她倒帮了我的忙：“小的还是大的？”这事真难为情啊！我的脸通红，冒着大汗，吞吞吐吐地说：“只要小的……”
无论如何，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一个小瓶子。几个小时后，就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了，到早晨时，我们就习惯了这些事情，而且提出我们的要求，也都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有时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走。它经常停下来。
阿尔贝特开始发高烧。我倒还可以，只是隐隐感觉有些疼痛。但是更糟糕的是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些虱子。痒得很厉害，我自己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在躺着睡觉。乡村的风景静静地从车窗外掠过。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从护士那里听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被抬下去。
“这列车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道。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当那个护士下一次过来巡视的时候，我就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停下来问道：“您是不是感到疼了？”
“嗯，是的，”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继续向前走了。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谈不上拜过卡特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考虑到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那么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
我把体温计夹在胳膊下，向下斜着，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它。然后再把它甩一甩。它慢慢地升到三十七度九。但是这还不够。我非常小心地划了一根火柴，放在边上加热，它很快便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等护士回来时，我喘着粗气，呼吸很急促，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盯着她看，辗转反侧，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的名字也被她记到一张字条上。我清楚地知道，若非特殊情况，我的石膏绷带是绝不会被解开的。
阿尔贝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还是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因为天主教会的医院向来以良好的治疗和可口的饭菜而闻名。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家医院挤满了，其中也有许多重病患者。我们今天没有进行检查，因为医生人手不够。走廊里常常有装着橡皮轮子的平板车来来回回地推着，总是有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一种糟糕的姿势——把四肢都伸直了——像这样只有在一个人睡着时才会舒服。
这一夜非常糟糕，我们都没有睡好。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稍稍打了会儿盹。我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房门敞开着，我听到走廊传来声音。其他人也都醒过来了。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解释这个情况。“在这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做祷告，她们称之为早礼拜。为了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就把我们病房的门都打开了。”
这样做，用意肯定是好的，可这使我们的骨头和脑袋都觉得酸疼。
“多么荒谬的事，”我说，“正好在我们都熟睡的时候。”
“所有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因此她们才选在这儿做祷告。”他说。
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我大发雷霆，喊道：“外面清静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有个护士进来了。她穿着黑白相间的制服，看上去像一个漂亮的咖啡壶。“护士小姐，请您帮我们带上门。”有人说。
“我们正为大家做祈祷呢，要把门打开。”她回答。
“可是我们还在睡觉……”
“祈祷比睡觉更好，”她站在那里，友善地微笑，“再说已经七点钟了。”
那边阿尔贝特又呻吟了起来。我高声地吼道：“快关上门！”
她吓得不知所措，看样子她还是不明白。“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做祈祷呀。”
“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
她转身出去了，没有关门。外边又响起了连祷声。我不由得狂怒起来，喊道：“我现在数三下，如果你们还不停止，我就往外扔东西。”
“我也不客气。”另一个人也大声说。
我数到五。毫不犹豫抓起一个瓶子，照准门口扔了出去。它摔得粉碎。祈祷停止了。那些护士拥进来，一起克制地指责我们。
“关上门！”我们喊道。
她们离去了。先前那个矮个子护士最后一个走。说了一声“异教徒”。我们终于胜利了。
中午的时候，野战医院的监察员来了，严肃地训斥了我们一番。他拿关禁闭什么的处罚来威胁我们。但野战医院的监察员和军粮处的监察员一样，虽然是个佩着长军刀、戴着肩章的人，但都是些文职军官，这一点连新兵都知道，所以我们谁都没当回事，由着他去说，反正他又能把我们这些人怎样呢？
“是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在思考要不要坦白承认的时候，却听见有人回答：“是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家都不禁捏了一把汗，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自己承认。
“是你？”
“是我。当时我神志不清，因为她们的吵闹声把我们吵醒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干了些什么。”他很流畅地背书似的说了一大堆。
“告诉我你的姓名。”
“增援部队预备兵约瑟夫·哈马赫尔。”
那个监察员离开了。我们都很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往自己的身上揽呢？又不是你干的！”
他咧嘴笑道：“没有关系的，我有医生开的神经错乱证明书。”
他这样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谁要是有了神经错乱证明书，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道，“我的头部中过枪，他们就给我开了一张证书，并指出我有时会精神错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那时候起，我的日子就舒服多了，谁都不敢来招惹我，也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刚才那一猛砸让我很过瘾，很高兴。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砸。”
我们欣喜若狂。只要有约瑟夫·哈马赫尔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后来，平板车不声不响地开进来，把我们接走了。
绷带黏得紧紧的，我们像公牛般大声地吼叫着。
我们的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叫彼得，他满头黑色的鬈发，肺部中弹，情况比较复杂。他旁边的人叫弗兰茨·韦希特尔，一条胳膊中弹受伤了。他的伤势一开始看上去并不太重，但是到第三天夜里，他突然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大出血。
我不停地按铃。夜班护士也没进来。晚上我们已经向她提了相当多的要求，因为大家刚换了新的绷带，所以都非常疼。这边的人刚要求把他的腿这样放，而那边的人又喊着要那样放，还有第三人要水喝，第四个人又要她把枕头弄得松软一些。最后，那个胖胖的老太婆不停地咒骂着，大声地甩上门走了。现在她肯定以为还是那一套，所以就不来了。
我们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你再按一下。”
我又接着按，她始终没有过来。在我们这儿，夜间就这么一个值班护士，可能她正好在其他病房忙着。“弗兰茨，你确定你是大出血了吗？”我问他，“不是的话，她又要骂我们了。”
“绷带都湿透了，谁能开一下灯吗？”
这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但我们没人能站起来。我就用大拇指死死地按在铃钮上，直到拇指都变得麻木了。也可能那个护士睡着了。她们肯定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都已经疲劳过度了，而且还要经常做祷告。
“我们要不要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神经错乱证明书的约瑟夫·哈马赫尔说道。
“铃声她都听不见，就更听不见这个了。”
最后门终于开了。那个老太婆绷着脸走了进来。当她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便有些急了，说道：“怎么没有人来通知我呀？”
“我们按了铃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能走路。”
他确实流了很多血，她赶紧替他做了包扎。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又瘦又黄了，而在头一天睡觉前，那张脸还是很健康的。现在，有个护士会经常进来看看。
有时候也有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来这里。她们乐于助人，但是都笨手笨脚的。帮我们换床的时候，她们经常会弄疼我们的伤口，而她们自己又吓得手忙脚乱，结果反而把我们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加可靠。她们懂得如何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可以活泼开朗一些，那就更好了。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幽默大方，她们是很出色的修女。谁都愿意帮莉贝尔廷的忙，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修女。哪怕只是远远地看见她，她就可以把欢快轻松的气氛带到每一处病房。像她这样的人，这里还有好几个。为了她们，我们甘愿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再抱怨了，因为在这里，修女对待我们像对待平民百姓一样。相反，只要想想野战部队的医院，就会令人心烦意乱。
弗兰茨·韦希特尔没能康复。有一天他被抬走了，再也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尔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们把他转到死亡病室去了。”
“死亡病室？这是什么意思？”克罗普问道。
“啊，就是临终关怀病房……”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大楼拐角处的一个小房间。只要是快死的人，都会被送到那里。屋里摆着两张床。所有的人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把这些人送到那里以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那里也很方便，它离通往太平间的电梯很近。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其他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情绪。而且，一个人到那里单独躺着，他们照料起来也方便一些。”
“可是他会怎么想呢？”
约瑟夫耸耸肩膀：“通常他们都不会察觉到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吗？”
“在这里住得够久的人，自然都会知道。”
下午，弗兰茨·韦希特尔睡过的那张床上又来了一个新的病人。没过几天，他也被抬走了。约瑟夫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停地进进出出。
有时候，有些亲戚会坐在病床边哭泣，轻声地、尴尬地说些什么。有个老太太一直坐着舍不得离开，但她又不可能在这里过夜。所以第二天早晨，她一大早又赶来了，但还是来晚了一些。那个床位上已经躺着另外一个人。她只好往太平间那边去了。她把带来的苹果分给了我们。
那个小彼得的情况开始变得糟糕了。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他们推着一辆平板车停到他的床边。“要去哪儿？”他问道。
“到包扎室。”
他被抬到了车上。但那个护士犯了个错误，她为了少跑一趟，把他的军装从挂钩上拿了下来，一起放车上。彼得马上明白了，于是拼命地挣扎着想从平板车上滚下来：“我就要留在这里！”
她们用手按住了他。他的肺被子弹打穿了，只能有气无力地叫喊着：“我不要去死亡病室里。”
“我们是去包扎室。”
“那么你们干吗要连我的军服一块儿带上？”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激动地颤抖着，呜咽道，“就让我留在这里吧！”
她们没有回答，把他推走了。车子推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坐起来。他那乌黑的鬈发随着脑袋晃动，眼里全是泪水。“我很快会回来的！我很快会回来的！”他叫喊着。
门关了。大家都很激动，但是没有人说话。终于，约瑟夫说：“好多人出去时也是那么说。可是他们一旦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动了手术，连着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跟我说我的骨头还没愈合。还有一个人，骨头长弯了，只能打断了重新接。真是倒霉。
在我们新来的病人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是扁平足。主任医师在检查病房时发现了他们，欣喜若狂。“你们的脚很快就能矫正，”他告诉他们，“我们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那么你们很快就会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小姐，请把他们记下来。”
他一出去，那个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他们：“说什么也不要让他给你们动手术！那个老头对科学技术有一种狂热。他专爱给人开刀做手术，简直像发了疯一样。他给你们做矫正扁平足手术，没错，你们的平足是没有了，但脚也变成畸形的了。你们接下来一辈子就只能拄着拐棍走路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中的一个人问道。
“就直接说不愿意做！你们来这里是治疗枪伤的，而不是治疗扁平足的。反正上了战场，你们感到脚有什么不方便吗？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你们还能跑，但要是给那个老头带上手术台开了刀，那你们就变成残废了。他只不过是想拿你们做试验。所以对他们来说，正如对所有的医生一样，战争是他们的辉煌时刻。你们去看看下边那个病区吧，现在还有十几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那些都是他动的手术。有些人是一九一四或者一九一五年来的，好多年了。他们没有一个比开刀以前走得更好，一个个都比以前更糟糕，而且大多数人的腿上还打着石膏。每隔六个月，他又把他们重新抓来，把他们骨头弄断，然后每一次都说取得成功了。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只要你们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这么做了。”
“天啊！”其中的一个人听完后厌烦地说，“脚弄坏了总比上战场丢了脑袋强呀。如果再上战场，谁知道还会遭遇些什么？他想给我们做手术，就由他做好了，只要我可以回家，一只畸形的脚总比死在前线好多了。”
另一个是和我们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却不肯答应。次日早晨，那老头就叫他们两个人过去了。软硬兼施，甚至恐吓，折腾了好一阵子，他们最终答应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仅仅是两个普通士兵，而他却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被送回时，腿上面还绷着石膏，而且用了麻药。
阿尔贝特的病情加重了，被他们抬走做了截肢手术。整条腿全部被锯掉了。现在他变得沉默寡言。有一次他甚至说，要是有一天他手里能有一把枪，那他就给自己一颗子弹。
又来了一个新的运输车队。我们的病房里送来了两个双目失明的病号。其中一个是年纪很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喂饭从来不用刀叉，他有一次突然从护士手里抢夺过一把。尽管这样小心，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晚上，护士给他喂饭时，有人喊她出去了，盘子和餐具就留在他旁边的桌上。那音乐师伸手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猛戳到自己心脏上，随后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地往里敲打。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那叉刺很钝，却因为用力过猛，戳得非常深。他整夜都在咒骂我们，弄得大家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喊叫起来。
又空出一个床位。日子在绝望、惊恐、呻吟和垂死的叹息中一天天过去。死亡病室也不再顶用了，那里空间太小，有些人天没亮就死在了病房里。人死得太快了，护士还没来得及去处理。m.xiumb.com
有一天，房门忽然被推开了，平板车推了进来。只见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昂着满是鬈发的头，得意扬扬。莉贝尔廷护士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原来的那张床位上。他从死亡病室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他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四周，说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我们中间有几个被允许下床了。我也拿到一副拐杖，可以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但是我很少用它们，因为我在房间走动时，受不了阿尔贝特盯着我的眼神。他总是用那种怪异的目光看着我。有时我会溜到走廊上，在那里我可以随意地走动。
在楼下一层，住着腹部和脊椎受了枪伤、头部中弹的人，还有一些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病员。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左边住的是肺部受伤、眼睛失明、骨盆被打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睾丸受了伤，以及胃部受了伤的人。看过这些的人就会明白，一个人的身上到处都会中弹受伤。
有两个病人死于破伤风。他们的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到最后只有他们的眼睛还活着——久久地瞪着这个世界。许多伤兵受伤的四肢都吊在架子上，并在伤口下面放一个盆，渗出的脓水便滴到盆里。每隔两三个小时，容器就得倒一次。另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头，床的一头用几个大秤砣挂着。我看到那些肠子受伤的人，肠子里面尽是塞满的粪便。医生的助手把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拿给我看。
一个人无法理解，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躯体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生命还在日复一日地延续。而这里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医院，也仅仅一个病区——在德国、法国、俄国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地方。既然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所有已经写出来、做出来或者想出来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啊！那些必然全部都是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果几千年的悠久文化都无法制止这种血腥的灾难，无法制止这种成千上万的酷刑地狱的存在，那么一切都必定是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只有在医院，才会显示出什么是战争。
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只有二十岁。但是对于人生，却过早地饱尝到了恐惧、绝望、死亡以及伤痛后的茫然，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概念。我眼里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彼此仇视，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地、凶残地互相杀戮。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却在创造凶残的武器和鼓动的言辞，使这一切更巧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所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无论在哪儿，这里、那里，都能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和我一同经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他们给个说法，他们又将作何答复呢？倘若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来临了，他们还能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呢？这些年以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仅限于死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呢？将来的我们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个病房里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了。由于腹部严重受伤，他已经在医院躺了十个月了。最近几个星期，他的伤势才开始慢慢好转，可以一瘸一拐地走点路了。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一直激动不已。他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积攒了些钱，足够作为路费，准备来探望他。
她已经出发上路了，随时都有可能到这里。莱万多夫斯基开始茶不思饭不想了，甚至红甘蓝煎香肠，他也只是吃了两三口就大方地送给别人了。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踱来踱去，那封信，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传看十几遍了，就连邮戳也已经查验过好几次了，而信封上的地址由于油渍和手印，已经模糊难辨了。不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不得不再次躺倒在床上。
两年来他都没有见过他的妻子。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也一起带到这里来。可是莱万多夫斯基这时候关心的是其他一些事。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可以获准到外边待一阵子。久别重逢固然很好，但隔了这么长时间才见，要是有可能的话，他当然想干些别的事情。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个事情和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好几个小时。在部队里，这种事算不上什么秘密。没有人会觉得这不正常。我们中间有几个已经外出过的人告诉他，镇上有几个非常好的地方，是绿地和公园，在那里根本没人会干扰他。有个人甚至还知道一个小小的房间。
然而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莱万多夫斯基还躺在床上愁眉苦脸。如果他不得已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他连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没有了。我们都安慰着他，并表示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他。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到了。她是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一双小鸟般怯生生的眼睛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色斗篷，天知道她是在哪里得到这件东西的。
她小声地自言自语，害羞地站在门口。我们屋里有六个男人，把她给吓住了。
“你进来吧，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险动了动他的喉结，咽下一口唾液，“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先是绕着走了一圈，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然后她伸手抱起小孩，那个小东西已经把尿布尿湿了。她从一只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铺好换上。这消除了她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交谈起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他总是斜着那双突出的圆眼睛，哀伤无奈地看着我们。
现在的时机非常合适，医生已经查过房了。最多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看一下。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他回来后，点点头说：“外边什么人都没有了，很安全，你的机会来了，约翰，赶紧开始吧。”
两个人小声地说了几句。那个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看样子很尴尬。我们摆摆手，善意地冲她一笑，还做了手势告诉她别在乎这些。让那些偏见都见鬼去吧，那是为其他时代制定的，在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废的士兵，那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他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想和她亲热，他们也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很好。
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万一护士碰巧要来干扰好事，他们俩就设法拖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在外边看守，大概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身躺着，因此有人又抓了几个枕头堆垫在他的身后，阿尔贝特照看着小孩，我们都稍微转身背对着他们，那条黑斗篷很快便消失在了被子下面。我们有说有笑地谈论着，还嚷嚷着拿纸牌出来玩。
我手气不错，拿到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差不多转一圈就赢了。我们几乎忘记了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不一会儿，那孩子开始哭喊起来，尽管阿尔贝特在那边拼命地摇晃着。稍微有点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们无意中抬头望去，看见那小孩已经在母亲怀抱里了，嘴里还含着一个奶瓶。约翰的那件事已经做完了。
我们现在都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已经是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满身汗水、眉开眼笑地躺在那里。
约翰把那个绣花的手提包打开，里面有几根鲜嫩的香肠，他挥舞小刀把香肠切分成小块。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着我们——于是他那身材矮小的苗条女人走到我们面前，微笑着分香肠给我们吃，这时候她看起来简直太漂亮了。我们都叫她妈妈，她很高兴，并为我们拍打枕头。
几个星期过去了，每天早上我都要到灿德尔学院[9]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勒得紧紧的，做一些活动。我的一条胳膊早就已经痊愈了。
又从前线来了一批运输车队。过去由布料制造的绷带，现在都改用白色的皱纸来做了。在前线，纱布绷带已经十分匮乏。
阿尔贝特被截肢的那条腿也恢复得很好。伤口基本上愈合了。几个星期后，他就要到接人工假肢的部门去了。他总是沉默寡言，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他现在经常说着话，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不是和我们这些人住在一起，他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有时他也会凑过来看我们玩牌。
我得到了疗养假。
我母亲不想让我离开。她看起来特别憔悴，跟上次相比更加糟糕了。
后来，我又被召回团里，再次奔赴前线。
和我的朋友阿尔贝特·克罗普道别，心里非常难受。但是在军队里，这样的事也慢慢地习惯了。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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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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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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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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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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