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徐有仁就要走了。他不愿意，尽管他知道自己非走不可却还是表示了他的不满。他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不一定就要到祖国最边远的地方去，难道青岛——我自己的家乡反倒不需要我了？他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不报名，至少不能主动报名，所以就一拖再拖。于是他母亲单位的领导找他母亲谈话，你孩子做个支边青年有什么不好？你们就这样磨磨蹭蹭到现在还没有个明确态度。让你孩子走，他必须走，他不走你就没工资了。你听清楚了，他什么时候走了你什么时候来上班。母亲回家告诉了他。他们商量着办法。没有结果。愁云密布。第二天一早街道居委会来人催促：什么时候走？报名没报？母亲在门口挡驾，徐有仁溜了。他溜到街上一躲就是一整天，晚上回来一看：乖乖，居委会的还在等他，而且是一种等不来他就要在这里过夜的架势。
只好走了。他用拖延的办法表示了自己的不愿意然后就打起背包戴上红花穿上军装再也不流连地离开了青岛。他并不沮丧，他已是外贸汽车队的临时搬运工这就是说他早已失去升学的可能继续逗留美丽的故乡也不过是个臭汗淋淋的苦力而已，不如去远方，远方毕竟还有展望。活着，而且有展望，这就是幸福了。于是西进的途中他也唱起了昂首阔步到边疆的歌。他唱得很嘹亮，真的很嘹亮：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但豪情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就喑哑无声了。
1968年的冬天，干冷得没有一叶雪。天天都是乌云翻滚，很低的乌云很汹涌地翻滚，好像一定要翻出个什么来。而知青们之间的斗争却相对平静了些，好像要一直平静下去了。有人说天上不掉地上不长。这种对少雨干旱的自然现象的形容很快在知青们中间变成了对男女情爱多少有点隐晦的比喻。大家哈哈笑一阵，放肆而无聊地叫喊：掉下来，掉下来。喊着喊着就真的掉下来了，那是一场灾难，是一个震动了荒原冬日的政治事件：军管会和群众专政小组在连队挖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地下复仇军。
据说是这样的，有人在鸡舍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军管会的，说军管会是活阎王当家、索命鬼来世。他们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欺骗了广大群众，所以广大群众的当务之急就是撕下他们的伪装。信的落款是地下复仇军。民国五十六年。谁也没看到过这封信。徐有仁后来问过许多人，都说是听说有这么一封信但没见过。他猜想或许连军管会的人也没见过。因为一般来说只要是计谋，口头传言总比实际伪造来得轻松自然。只是这种进行政治安排的人智商太低或者说心急意切连细节的真实也不顾了。写给军管会的信居然连信封也没有，居然被丢在了鸡舍里，实在是幽默。
既然存在一个反革命地下复仇军，那么全连革命群众的任务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那就是不遗余力地揪出它的头目和成员。不久又传出来，说是发现了地下复仇军的名单。根据名单揪人．几天之内，发动群众，揭批排查，哗啦啦啦，十几个人被打倒了。为首一人竟然是徐有仁。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徐有仁成了地下复仇军的司令。几年后，他问过一些人，大致的说法是这样的：你年龄大些，阅历丰富，出身不好，对运动消极，对军管有所不恭。这些笼统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更精确地接近真实，因为就没有什么真实。
徐有仁惨然一笑说，我作为被他们指认的地下复仇军司令。受审时才知道我写了一封信，说什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军管会的枪不管用，明天就杀了他们。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说不出来的，现在分析，很可能就是军管会搞的一个安排。因为他们总得寻找一个把阶级斗争搞得有声有色的借口，否则就是饭桶就是窝囊废就是修正主义了。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天天这样叫着于是就有了地下复仇军。
记得那一天，连队进驻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先不作声，到了晚上便分头去知青宿舍的窗口偷听谈话。知青们发现了装作不知道。但是狗们却忍不住叫了起来。偷听的军人走开了。第二天我们听到外面一片枪声，在门口一望，看到他们正在毙狗。所有的狗都给镇压了。我想这就是杀狗给人看呢，有些人在劫难逃了。但我没想到这些人会包括我，而且在杀狗给人看之前我就已经是他们的目标了。
我喜欢刻字、练字和写几句诗，把毛主席语录一段一段写在报纸上，有时也刻在石头上，几乎把毛主席诗词都刻遍了。那时候连队张贴的语录、挂的标语都是我写的，按说我对连队的政治活动是有贡献的，但他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我写标语是伪装积极，越积极就越是怀疑对象。他们拿来一段语录让我用钢笔抄在白纸上，我高高兴兴抄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成了批斗对象，因为他们说我抄的语录中有几个字笔迹跟信中的一模一样。批斗我时我天南地北地跟他们扯，我读的书多，一张嘴就是外国警句：朝太阳吐唾沫会脏了自己，所以人最伟大的时候会选择闭嘴；相信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有人大喊：不要散布封资修的言论，打。几个知青动手了，拳打脚踢。我的头飞快地肿胀起来，军帽戴不住了，腿也紧了铁箍似的，拉起裤子一看，那就是两根青紫的柱子上下一般粗。从此我的腿就一直疼着，尤其是到了青岛，雨多雾大潮湿，经常疼啊。
批斗了徐有仁之后，又揪出了林飞。林飞的父亲曾是故乡商贸中心美丽照相馆的老板。这个照相馆之于青岛就像前门之于天安门广场。更不应该的是他本人居然跟他父亲的照相馆的名字一样美丽英俊，篮球打得也很漂亮，唱歌唱得绝对专业，在女青年眼里是启明星似的人物。因此笃定林飞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成了发配沧州、流放边远的都市弃儿，成了地下复仇军名单上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
批斗他时群众专政组的人问：你为什么叫林飞，要飞到哪里去？他说这不过是个名字，没有飞的意思。又问：没有飞的意思？那是趴的意思么？接着就把他打趴下了。他只好承认他想飞到美国去，并且编故事说因为他不能坐飞机去就只好希望自己像鸟似的生出翅膀来。于是他们就给了他一只破脸盆，让他一边敲一边喊：我是林飞，我要飞到美国去，美国资本家是我爷爷。又让他交代地下复仇军司令徐有仁的罪证。他交代不出，又打，打得他眼睛鼓得拳头大，用手扒开眼皮才能看东西。
与此同时，对徐有仁的折磨还在变本加厉。徐有仁说我袖子上戴着白箍，上面用毛笔写着反革命几个字。打我的人都是出身贫下中农的知青，军管在一边监督。军管问：你们的组织纲领是什么？我摇头。军管咳嗽一声，知青打手们就把皮带抡起来，抽得我衣服成了碎片满天飞。军管又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武器在哪里？我不能回答，军管又咳嗽，打手们丢掉抽断的皮带又抡起了扁刺狰狞的棘条。血肉模糊，一条一条的皮肉被扁刺刮下来。我惨叫着，嗓子哑了，舌头被自己咬烂了，满嘴是血。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死，赶快死。早知人间有如此磨难，不如不出生。我恨，恨我的爹娘啊……
就在徐有仁皮开肉绽时，有知青揪住了林飞的耳朵。林飞疼得嚎起来，声音惨烈得如同猪进了屠宰场，不错，那真是一个跟屠宰场差不多恐怖的地方。林飞嚎完了说，徐有仁你说了什么话你就承认，别让他们再打了。有知青又咬牙切齿拧林飞的耳朵，喝斥道：你先揭发，揭发完了徐有仁交代。林飞又嚎起来：耳朵，我的耳朵。他觉得耳根里像点了一把火，脑袋就要焦了。他说有一次我和徐有仁回青岛探亲，他问我民国从哪年算起。军管马上说反革命信件的日期是民国五十六年，这说明你们蓄谋已久啦。徐有仁说民国从哪年算起我上小学时就知道，用得着问人么？打手一个耳光抽过来，他的半张脸顿时麻木了。
这时军管拿出一份材料，是北京新华印刷厂深挖反革命的经验介绍。军管抖着材料说打死反革命不用偿命知道么？徐有仁怕了，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看到了林飞的耳朵，知青打手们把它撕下来了。血淋淋的，林飞叫着，那个惨，现在想起来他还浑身打颤。徐有仁想，与其叫人家打得死去活来，不如把水搅混了，让他们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就趁着林飞不哭不叫的时候，他把两个指头叠起来朝林飞伸去。他想起他们都看过的电影《非常事件》，电影上有个情节：每当说假话的时候两个指头叠一块，他的意思是咱们现在说假话吧编故事吧，反正已经是反革命了，不如就照军管的想法反出故事来。他说信是大家写的，我们开过会，我们准备去抢解放军的枪，我们……反正瞎编呗，怎么玄乎就怎么说。林飞也开始编，说出了许多人，他想反正人越多目标就越不集中就越能蒙混过关了。
当时一下子就揪出了六十多个人，他们都成了连队的地下复仇军成员。而林飞则被指认为军师。之后便是天天批斗。徐有仁说有的知青以残酷为乐，批斗林飞时专门用拳头捣他的右耳朵。他的右耳朵已经没有了，刚结痂又被打裂，如此反复，十次八次都有了。后来就是伤口化脓、感染、高烧、昏迷。军管怕他死了，派人送他去师部医院，开刀、穿刺、排脓，几个月以后伤口才好起来。徐有仁说这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才貌双全的知青，1980年回青岛后突发心肌梗塞而死，终年仅四十周岁。
地下复仇军的第三号人物是女知青赵玲玲。曾经有过一次全师范围内的乐器比赛，她是扬琴第一。地下复仇军出现以后，有人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有个知青经常给军管打小报告——这个今天说了句什么话那个昨天放了个什么屁。许多人都恨他，在他要去连队卫生室看病时，徐有仁就给卫生员赵玲玲出主意，说王八蛋来看病时给他开一些泻药就说是治感冒的。赵玲玲就这么办了。军管听了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绝对是地下复仇军密谋毒死革命青年的一个大事件。这时赵玲玲已经调到团部卫生队，军管立马带人赶赴团部向主管部门报告，然后就把她揪回了连队。批斗加上殴打，知青打手们把赵玲玲的衣裤脱去了，说是剥去反革命的伪装。赵玲玲两手捂住羞处，哭着喊道：我怎么了呀怎么了？这声音在寒冷的荒原风暴一样升起，穿透时空而来，直到今天还能听到余音的惨烈。
批斗继续下去，揭发出来的罪状越来越多，甚至连青岛知青和西宁知青之间因为两派斗争而出现的打砸抢也算在了徐有仁他们头上。有知青揭发他们，某月某日，地下复仇军秘密开会，制订了刺杀毛主席的计划。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愚忠的残酷沸腾着，公报私仇变作语录的朗诵和口号的呐喊。又一次殴打的高潮出现了。
徐有仁说，我们天天盼哪，就盼着把我们抓起来法办，法办就好了，就不会天天挨打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办法就是他们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我想我犯了要刺杀毛主席这样大的罪总该要进监狱了吧。可是没有。军管会和群专组的人只想威风八面只想在连队成为革命的一方而后以势欺人，真要以反革命罪把徐有仁一伙抓起来，他们就心虚了。都是编的呀，没有真凭实据，包括那封信，包括所有的罪状。如此一来，徐有仁他们就只好一直被押在连队了。xiumb.com
徐有仁记得事发前的那个傍晚，他和对象王艳新还在夕阳的余晖里在旷野的冷风里在一种暗淡却惊喜的气氛里谈到了结婚日期。她说被子都准备好了，下个星期就给连里说，咱们抓紧办了。他说当然越快越好，我就盼着咱们一起过日子呢，总算就要有个家了。他们说了许多结婚以后怎么办的话，说着说着就觉得天气奇冷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就觉得天上地下乌云翻滚着就要把他们吞没了。他们赶紧回去，各回各的知青宿舍，发现有几双眼睛那么奇怪，就像河里的冰光扫射得他们浑身透凉。
睡觉的时候各做各的噩梦，一做就醒不来了——他发现自己站在众人的围困之中诺诺地声言着自己无罪。而她也被请到另一间房屋里直面群专组的喝斥：交代吧徐有仁都给你说过什么你要是不交代你就是反革命了。她说起那些关于吃喝拉撒的话，对方就拍桌子瞪眼，谁叫你说这些啦你要交代他的反革命言论比如成立地下复仇军的事。她不知道，她听到了天方夜谭却还要做出努力回忆认真思考最后表示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样子。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结婚了，从此失去了相爱相守的任何机会，只留下思念在空旷的野地里随着春天的干风呼啦啦飞翔。她的肚子鼓胀起来，一天天鼓胀起来，就要生了，燥风吹不尽的六月依然是枯黄的风景。她坐上马车离开连队把孩子生在了格尔木。格尔木遥远的嘈杂顿时淹没了婴儿的啼哭，淹没了母亲的啼哭以及爱情的啼哭。
送人吧，你必须送人。青岛的父母来信了，一再地叮咛，徐有仁完了，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天大的罪孽至少也会判他二十年所以他完了。送人吧，闺女听我们的，你就送人吧，送了人你还能嫁人还能有日子过否则你就跟他一起完了。王艳新不肯，她回到连队想问问他的意见，于是就盼啊等啊擦亮眼睛时刻寻找啊，终于看到那个可以偷偷说几句话的机会在暮色的掩护下悄悄出现了——管制他的知青突然不见了，是上厕所了还是去食堂了或者是去军管会报告阶级斗争新动向了。她快步过去连声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孩子怎么办？徐有仁沉默着，焦急而痛苦地沉默着，突然就艰涩地冒出一句：送人吧，你别等我了。再就没话，想说也没话。脚步由远及近，管制者来了。王艳新匆匆离去，离去不久孩子就送人了，送到了格尔木一个移民的家里。几年以后，徐有仁获得了自由，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格尔木寻找那孩子。没有找到，孩子和收养他的那户移民都不见了，再也不见了，曾经有过的女儿啊，怎么就不见了？
徐有仁记得自从他告诉王艳新你不要再等我之后，他就不再奢望跟她在一起也不再奢望自由。他每天在别人的监督下去大田里劳动，偶尔会在路上碰到她，就赶紧把头低下去。他不想看到她，因为任何形式的交流哪怕是四目相视时沉默的叹息也会被人认为是订立攻守同盟的暗号。他只想和所有的亲朋好友断绝关系，轻松地不连累任何人地苟延残喘。
两年过去了。那么漫长的两年在徐有仁做牛鬼蛇神的绝望中艰难地过去了。从团里来了一个管政法的领导把地下复仇军的成员召集起来开会，问起那些当时在逼供中记录在案的罪行，所有人都不承认所有人都推翻了。那人吃了一惊或者说故作惊诧状而表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和蔼，就是说他没有批判没有训斥，他记录了他们的话就走了。之后好像宽松了些好像可以自由活动了，但仍然戴着帽子仍然得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改造。
这时候徐有仁坚决要求去草原上打柴，因为这是离开连队离开窒息离开殴打的好机会。打柴寂寞又苦累，少有人想去，他如愿以偿，义无反顾地走了。他在草原上用镢头挖掘红柳包，挖出一块块粗硕的根茎，堆积起来，让连队的马车夫拉走。无边的寂寞吞食着他，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是一个以社会为生活依托的人而是一只在荒原打洞的孤独的动物了。他嗥叫着，他看到哈萨克的牧人骑着大马赶着羊群经过这里他就大声地嗥叫。牧人不知道他内心的苦楚还以为他在对自己友好地打招呼便吹响了尖利的口哨举起了红铜色的臂膀。于是徐有仁的臂膀也成了旗帜，是打招呼的旗帜也是抗争的旗帜。他听到马车夫捎来了连队的声音：快回去吧，不用你打柴了。于是他就磨磨蹭蹭往回走。
又是冬天，没有雪，这儿是高原，怎么就很少见到雪？鬼地方，难道连雪也不愿覆盖么？徐有仁在无雪的冬天的背景上听军管会的人说你那个对象跟别人好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林飞你们地下复仇军的军师，你看你们简直就是一窝狗，调你回来就是为了让你管管这事，你得管住了，司令的对象叫军师夺走，不应该啊。徐有仁点头，说知道了。
离开了军管，他托人从女知青宿舍里叫出了那个曾经是他的惟一的姑娘，告诉她，我听说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咱们就算了。王艳新哭起来，她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又不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哭着。这是1971年的前夜。在这个前夜一个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消息摧垮了他在荒原谋求生存的信念。
——由于“备战备荒”的需要，连队要给一部分根正苗红的人发枪了。他想起那些根正苗红的知青在连队是如何地凶残霸道就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过去批斗用拳头，现在有了枪杆子，万一朝你扣一下扳机那还不是跟毙狗一样？他告诉王艳新快走吧快走吧，快离开这个地方，你和林飞是不是要结婚了？那就回青岛，这里，连队，兵团，呆不得了，万一斗咱们，肯定就是刺刀见红，子弹穿胸了。王艳新听了徐有仁的话，跟林飞以结婚和治疗耳朵为理由，很快离开了连队。
徐有仁也要走了。他苦苦思索逃出荒原的办法，蓦然想起十四连的好朋友吴非或许是可以帮忙的。他把晚饭后的散步当作了联络朋友的机会，悄悄穿过十三连与十四连之间那片曾经摇篮过许多男女之爱的红柳包，迅速叩响了朋友的家门。吴非愣了。他说你要想好，万一逃不出去，抓回来就是死。徐有仁说留下也是死为什么不逃呢？逃不出去死了也好，总比在枪杆子的威逼下心惊肉跳地等着死好。
谁也不说话了。片刻，徐有仁拉住朋友的手说我已经谋划好了，这五六天里你去格尔木给我买一张星期天去西宁的汽车票，放在西工地小房东南墙角下，我星期六晚饭后去取，取了票后半夜就跑。他说罢就要离去，吴非使劲点点头：也只有这样了。
徐有仁跑步回到连队。监督他的知青问他怎么散步散了这么长时间。他说他看到这么冷的天气里一只百灵鸟居然活着，他追逐着想抓住结果摔了一跤。他撩起裤筒，小腿上果然有摔伤的痕迹。他又说追鸟追不着，他就想拉屎，大便干燥，使了半天劲才拉出几蛋蛋，羊粪似的，所以回来就晚了。他低头说话，说完了抬头，发现问他的人烦他唠叨已经背转身去了。他长舒一口气。
度日如年，在荒原的知青生涯里徐有仁多少次都是度日如年。但是这一次很特别，他觉得前面是黎明而不是黑夜，是温淡的兴奋而不是黑沉沉的郁闷，是奔跑是受伤的鹿一样的奔跑而不是以往的勾头直立或者屈膝下跪。他暗暗准备好了行囊——一个背包、几块钱，等待着星期六，星期六那么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来了。他很后悔，干嘛要让吴非买星期天的车票呢，提前几天就好了，就不用如此焦灼如此热锅上的蚂蚁了。他在连队四处走动，见活就干，一干就是满头大汗。不这样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终于等来了星期六，可是这个星期六只有上午没有下午更没有傍晚，怎么办？他看着天打听着时间，没事找事，拿起扫帚到处扫。猛然听到一声哨响，开晚饭了。这才明白，没有一天是没有傍晚的。天一丝一丝黑下去。照例是饭后的闲逛散步。那片红柳包一如既往地遮蔽着人们的眼光。徐有仁的散步很快变成了奔跑，坐落在十三连和十四连之间的西工地摇摇晃晃到了。他停在那间已经圮坍的土坯房前，仔细观察周围的响动。
很静，经过了一个冬天，荒原的寂寞显得瓷实厚重了无处不在了。厚重瓷实的寂寞使小房周围芦苇丛的沙沙声惊醒得如水似潮。他木立着，突然走向东南面的墙角，打开手电伏下身子细细搜寻。他看到了一块残坯，看到旁边脚印赫然，看到在残坯翻开之后一个白色的纸包令人激动地出现了。他一把攥起纸包，抖抖索索打开：一张汽车票，十几斤全国粮票，纸包上一行倾斜的钢笔字：一路平安。他站起来，朝着朋友吴非所在的十四连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扭身就跑。
徐有仁记得那一夜的奔跑真是出奇得轻快。他来到连队，远远就听到自己睡觉的房间里两个看管他的知青正在大喊大叫。他知道他们在下棋，他们只要纸上谈兵就会耍赖耍横针尖对锋芒地斗起来。他走进去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心里却琢磨着这两个家伙什么时候才能折腾完，要是他们一夜不睡我的计划就没戏就泡汤我就依然会受苦受难受惊受怕了。他心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管管这两个人让他们赶快睡觉并且睡昏睡死过去吧。他觉得他的祈祷起了作用，耳听着纸上谈兵的人终于罢兵，去外面撒了尿打着哈欠倒在了床上。他睁开了眼睛，知道一会儿他们就会酣声如雷今夜他可以出逃了。又过了半个钟头，他起身从床下拿出行囊，开门出去。四下里望望，长舒一口气，悄然消逝在夜色里。
他不敢在路上走，反正只要是路他都不敢走。他害怕追兵，害怕碰到任何一个多嘴绕舌的人甚至多嘴绕舌的狗。他只是瞄准了方向然后就奋力走去。怎么搞的？今夜的河柳这么多，他一把一把地拨开，完了又是不断厚起来的芦苇丛。沙沙沙，声音就像扇来的耳光，叶芒激荡着，咬得他疼痒难忍。芦苇终于不见了，他走过了一段干涸的渠道，走过了一片狼群出没的戈壁滩，浑身大汗，吼喘如牛。
后来他无比庆幸地回忆起这次出逃，他说迎着刺骨的寒风，我像一叶孤舟挣扎在无边无际而又波涛汹涌的海洋之中，泪水不断地顺着面颊流下来……
走了很久，因为没有路，他走了那么久那么久，好几次他都怀疑自己走错了，永远走不到了。他一次次仰望天空，没错呀，方向，星的方向，没错呀。鼓鼓劲，继续往前走，一条白色的带子隐隐约约出现了，是什么？是天亮的鱼肚色还是幻景？他朝前疾奔，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踏上了白带子而那白带子就是公路时他不禁丢下行囊解开衣扣迎风呼呼地立着，风喘着他也喘着，嗓子里着了火似的，汗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他用衣袖擦着，越擦眼睛越亮。他明亮的眼睛看到了明亮的地平线，那儿灯火依稀，那儿房影森森，那儿就是格尔木了，格尔木是无边荒原上惟一有车站的地方。
天亮了。徐有仁在天亮前赶到车站在天亮后踏上长途汽车。汽车在冬日的晨阳里按照一个知青反革命分子的心愿离开了格尔木。徐有仁记得汽车两侧写着两条标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记得车后卷起的尘土默然弥扬起悲烈的情绪；记得他的鼻腔一再地酸涩着，泪眼朦胧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记得他不由得想到了回来，还没离开就想到了回来，所以他深情地说了一句真正意义上的再见，他说格尔木……
从荒原逃回青岛的徐有仁四年不识人滋味，家乡不欢迎他，随时都有人驱赶他。他躲着，早出晚归不敢呆在家里，天天在大街上找活儿干，找不到就下海捞冻菜捞海带，海阔任鱼跃，却不是为了生之情趣，而是为了活着，吃饭，挣几个小钱。能挣小钱的地方都曾有过他的身影，去码头做搬运工，去建筑工地做电焊工，去泥塘刨挖鱼虫，或者就去街头刻字、去做流浪的木匠。
他是什么木匠？没本钱买大木头就买小木头，小木头做不了家具他就学着做起了吉他、胡琴。青岛是艺术家的摇篮，摇篮里没有乐器就摇不起来了，于是他就成了摇篮的摇篮。这是个费力费神体力加智力的活儿，往往是深更半夜才可出成果。那就熬吧，一宿一宿地把眼睛熬红了熬黑了熬得迎风出泪了。换得几个小钱，谨慎地揣起，卑微地走向粮店菜店，突然碰到一个人向他问好，他苦涩地微笑着也问她好。
王艳新愣着，她自从跟了林飞就迅速地憔悴了，那个资本家的儿子商贸中心美丽照相馆的后代虽然十分感激她在自己受难时期嫁给了他，虽然由于这感激的存在他对她也是千分万分地关照着，但感激也好关照也好都不能使她真正幸福起来。环境不宽松，棒子就在头顶，打击随时可能出现，她日日提心吊胆天天举足维艰愁怨多多叹息滔滔八江春水无语东流，所以年纪轻轻也就没奈何地不年轻了。
她说我们不能呆了，我们就要回兵团了。你来多久啦？什么时候回？小心啊，他们要来抓你，你别忘了你还是反革命。我和林飞想过了，在青岛呆着就永远是反革命，回去说不定会有个出头之日呢。徐有仁点着头，他没想到要回，只要兵团还把他当作反革命对待他就坚决不回。他说好吧，那你们就回吧，有什么事给我通个气。一个反革命和一个反革命的妻子在青岛阴湿的大街上窃窃私语然后匆匆分手。
这之后徐有仁又见到几个青海战友，他们一起谋生，分析着局势。在深感局势吓人而居委会又接二连三给他这个黑户上紧箍咒并说要通知青海方面来抓他的时候，徐有仁离开青岛回老家了。他的老家在栖霞县农村。农村对他这个城里人暂时莫名其妙着，允许他呆了几个月。他说本来他打算一直呆下去，突然有一天有人在村道上拦住他说听说你是反革命哪？他于是就惶惶然于是就逃之夭夭于是就万般无奈无奈万般地回到兵团去了。
忐忑不安，他甚至想到了回到连队后自己被法办被一棒子打死的后果。可是没有，人人见了他都很淡漠。军管会已经撤走了。群众专政小组也没有了。同班的人说你跑了以后大家都说你是去报仇的，林飞拐了你对象你就气急败坏追撵到青岛誓死要杀了林飞。连军管也这么说，还说司令杀军师那也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林飞王艳新回来了，问他们见到你没有。他们说没有。没有就没有，反正这时已经没有人再过问地下复仇军的事了。
徐有仁好笑，他发现更好笑的是他好像已经不是反革命了。没有人再对他吹胡子瞪眼，打手们对他也是视而不见。许多人问他青岛怎么样啊？他稀里糊涂回答着，谁知道怎么样啊，尽管他刚刚回来，但要对故乡说出个好坏来却是很难很难的。是故乡自然就好，但故乡抛弃了他就不好了，就伤了他游子的感情难免要微词一二了。他对家乡微词着迎来了他生命的好时光。他刻了一方木头章儿，上面四个字：难得自由。
以后的时光是这样的：1977年他认识了柴达木察尔汗盐湖的邹玉莹。邹玉莹是烟台人。徐有仁说我母亲是烟台人，她希望我找一个烟台女知青，因为那块临海的土地上只要是母性就都显得分外温柔。于是他就穷追不舍，追到了手就又把她搞到农建师落户。那时候农建师正在分化，正是解散军垦而后变成农垦的前夕，乱哄哄的。很多人已经打算离开了，他却让老婆来落户，那就落吧，反正荒原上的户口落下来就像尘土。
一晃又是十载，1989年了，他心说该回了，青春已逝，时间哗啦啦一响就不见了。社会、边疆、高原、心灵、肉体、尊严，需要他奉献的他都奉献了，高海拔的气候已经不适应，再要奉献下去就只能奉献生命了。他断然退休，拿着手续，携家带口兴冲冲来故乡落户。但等着他的是倒霉，青岛说凭什么要给你落户？他说凭什么？就凭我是青岛人就凭我是知识青年，都回来了，都落户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派出所的人说可以啊，但你把手续办齐了。于是他今天补这个手续明天补那个手续，来回折腾了很长时间补办了很多手续但终于还是没落上。有人提醒他：他们是不是等着你送东西呢？他说我从青海支边回来，几十年都在艰苦奋斗，我哪有钱买东西送人？两个孩子一个老婆加上自己吃喝拉撒早就是贫民水平，实在是没有能力啊。
如此一来落户问题就一拖再拖，拖到后来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后来城市为了控制人口颁发了一个加收城市增容费的文件，进一个人要两万块钱他和老婆加起来就得四万块钱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去支边又不是去淘金更不是去美国洗涮盘子也不是抢银行搞腐败。来来去去都是穷光蛋，你们，公家，难道不知道？包括你派出所的民警，你要是不知道就请查查1965年10月8日和1966年4月23日的《青岛日报》，查查街道办事处的记录查查我的档案，我是光荣而去狼狈而归，你们，城市，我的家乡，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能这样绝情不能这样把我拒之于千里之外啊。徐有仁说过去是派出所卡着不办，现在是政策卡着不办，不办户口你让我们一家四口怎么生活？
1993年3月，徐有仁把自己的苦恼写成诗投寄报纸，编辑同情他选了两段发表出去，安了个亮色的题目叫作《只要心中充满爱》。他说这是给我打气啊，我真害怕心中充满恨的时候。他回青岛已经十年了，十年中没有一日不为户口操心，结果是越操心他离一个应该居住青岛的青岛人就越远。派出所催他办外地人暂住本埠的户口，他不办，他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岛人，我不是外地人暂住这里，所以我也就没有必要每月交暂住费，再说我也交不起。
他一家四口现在居住在民工施工后留下来的简易工房里，两间，坐落在山坡上，潮湿得一年四季都在发霉，浓烈的霉味居然把一只猫给熏死了。他说这两间被遗弃的工房属于某个局，他之所以能住进去是靠了吴非的面子——吴非是这个局管理处处长的姐夫。但面子毕竟只是面子，他怎么可能长期住在一个与自己毫没关系的单位里呢？所以他每天都惶恐着惊悸着担忧着，那情景跟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一般无二。
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五十五岁的人在高原奉献了那么些个年头如今却连安居乐业都做不到，心里自然也就光明不起来愉悦不起来。他说有了户口就好了，有了户口我就是青岛的无房户，就可以贷款买房子。他说我目前还有三百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但青海方面半年半年不给发，那工资就成了高悬在天上的月亮虽然光明却解决不了温饱。他说我看电视上常有歌星那么使劲地歌颂着生活，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得到了那么多干嘛不歌颂？有时候我也想歌颂，可我这个黑人黑户一发声就低沉，颂不起来啊。他说我在逃离荒原后为自己制做了一把谋生的吉他，现在它上吊在墙壁上尘封着已经不作声响了。我的喉咙哑巴了，我的吉他哑巴了，惟有哭泣没哑巴。有时我还会想到过去——革命风雷激荡，战士胸有朝阳，抛洒热血在边疆，为了实现伟大理想。说真的，我现在真希望立马实现这个理想，那样多好，那样的日子里我会为户口为住房为儿女为老婆为油盐酱醋发愁么？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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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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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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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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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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