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进了街道劳动后备讲习所，讲习所集中了一批出身不好的．都是不能继续上学的中学生。我们扫街、植树、学习毛选、被派到各个用人单位做临时工，混了几个月，就拿着母亲给我的五块钱，提着一个父母结婚时用过的破皮箱，支援边疆去了。走时，母亲没去火车站送我，她在家里哭，我本来是不打算哭的，但一到车站，听到哭声一片，眼泪便忍不住淌下来。我看到有人的眼泪濡湿了胸前的红花，把军装都染红了，淌血似的。有人一动不动地呆在车厢里，连哭也没有。好像也有豪迈的、高兴的，但我看不见，我的眼里只有悲伤。
专列火车很慢，四天才到达西宁。这是我们西进的第一个驿站。我在大街上闲逛，看到有新华书店就钻进去，意外地发现了一套两卷本的《战争与和平》，再看价钱，竟然是五块，也就是说与我口袋里的钱一分不差。我犹豫再三买了下来。
以后这套书就跟我形影不离了。寒冷的荒原冬夜，等别人睡熟，我在被窝里凑着油灯悄悄地读。一天夜里，突然一个黑影出现了，一把夺过书去。我抬头一看，是群专小组的王组长。我很紧张，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已经是可以被法办的反革命了。王组长笑着说跟我走。又看了看书的封面，突然就大失所望地还给了我，说了声三更半夜不要点灯就退了出去。我失眠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轻易放过我，拿过书来再看看，突然就哑然失笑：王组长肯定是把封面上粗笔勾画的托尔斯泰头像当成了大胡子马克思了。我长舒一口气，赶紧把书藏了起来。这类书籍都属于反动书籍呀。我知道事情不会就此了结，万一他要借去看看呢。第二天，我把书揣在怀里，来到草原小河边，一页页撕下来丢进水里去了。这是后话。
我最初劳动的地方是格尔木金峰农场，和劳改犯住在一起。我很警惕，不跟他们说话。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劳改犯看马，他突然问我你是青岛人么？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当过日本宪兵，再也不能回去了。说着他哭起来，我很紧张，赶紧离开了。还有一次，我跟另一个劳改犯放水，他突然告诉我他不是反革命，他不过是杀了农业社的耕牛就判了刑，而那耕牛已经老得不能犁地了。我说耕牛是集体的呀，你怎么能杀了呢？我怀疑杀牛的劳改犯一定会杀人，就再也不跟他一起干活了。现在想起来，其实他很善良，他常用偏方给知青治病，非常管用。
不久，由于造反风起云涌，上面把一部分劳改犯调到香日德农场去了。走时他们说我们还会回来的，你们搞不好，你们只会糟踏。果然如此，1967年底，造反疲了，生产垮了，精神和物质都很匮乏，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就开始屠宰动物，连里由劳改犯喂养的几十头猪被我们吃了，四百多只羊被我们吃了，几十匹马被我们吃了，吃尽了自己的，就开始偷宰牧民的牛。我这才知道宰牛和杀人完全是两回事。
与此同时，恋爱开始了，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开始了。我也有了心上人，她叫盖梅，比我大三岁，很活泼。1968年元月，我和她结伴回青岛探亲。在街上，我们手拉手，突然她挣脱了，她告诉我，她已经有对象了。我没什么表示。一起回青海时，在兰州转车，下午没事，我们冒雪在街上转，我控制不住地说出了我对她的感情，她愣着，半晌说：走吧。琇書網
回到格尔木，发现形势已经变了，一场大苦难正在降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随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出现，最残酷的迫害席卷而来。死人陆续发生，有被打死的，也有自杀的，而更多的人则处在恐怖之中，猜测着必然会落在脖子上的铡刀何时到来。盖梅的对象王涛揪出来了，他出身资本家，是所谓反动组织从头越战斗队的队长。批斗了两天之后迅速被隔离审查。因为我是王涛的朋友，专门让我参加了一期学习班，逼迫我跟他划清界限，坚决斗争。
一天晚上，盖梅带着一包东西来敲门，说出去走走。我说不去了，去了会有人跟着。她说家里寄来了一点吃的，我分一半给你。其实她想说她怀孕了，王涛已经隔离，她见不着他，想听听我的意见，到底怎么办。但是她终于没有说出来，看到身后有人影，就匆匆离去。
第二天，盖梅也被隔离在了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土房里，我想去看看她，马上就有人拦住了。那人说你去可以，但你要承担反革命串供的罪责。吓得我扭头就走。从此我只能远远地注视她。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一次有个知青辱骂她是猪，我实在看不过，就说你妈才是猪。那知青拿起钢叉就戳过来，我闪开，扑倒他，狠揍了几拳。于是这几拳就成了阶级报复的如山铁证，我被揪了出来。
秋天，连队的活儿是打土坯，别人一天打400块，我们这些老反们每人一天打1000块，手上全裂的是大口子。由于长期跪着干活儿，裤子都烂得一绺一绺的。那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在土坯场拉土坯，看到月亮那么圆那么大，一下子就泪流满面，想家了，这种生活没法不想家。半夜回到宿舍，填了一首词——卜算子：云端驰银峰，莽原夜月明，二十载百感记心头，悄怆泪水盈，盈却不失声，漓淋任自涌，朝夕勤奋跟导师，终寄北斗星。
春节，别人都放假了，连里派我和另一个老反看守仓库。我们坐在仓库顶上说话，突然看到盖梅挑了一担水摇摇晃晃过来。她已经生孩子了，很弱，很瘦，没奶水，靠一月六元钱的津贴买奶粉喂养孩子。那反革命说你守着，我去帮她挑水。
他溜下去，抢了她的扁担就走。一会儿这老反回来，说我把身上的二十元钱留下了，她需要。我很感动，同时也有了终生的心病，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冒险去帮助她呢？
当时我也是被隔离的，自己住一间房子，专门有人看守。此人出身好，很凶，动不动就训斥我。我萌动了报复的念头，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被管制的滋味。我屋后有个小窗，隔三差五就有人扔进来一包饼干或一包糖块或一条烟。我觉得有人关心我，就给自己豉劲：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
情况渐渐好起来，清理阶级队伍结束了，一打三反结束了，大多数被隔离的老反都放了，军管小组撤退了。我回到班里，重新和别的知青一起劳动、生活。这时，珍宝岛的枪声响起来，全国动员，“备战备荒为人民”。上面指示，给我们这些土八路发枪。知青们一下子觉得自己光荣、伟大了。但是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到枪。连长就让各排开会提出授枪的人选。会上的气氛神圣得无与伦比。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刺刀见红直插别人的心窝。猛然问坐在我身边的转业军人老孔站了起来，他说我认为不能发枪给慕保民，他根子不正，要是有了枪，今天夜里就会把咱们全宰了。我脑袋一下子炸了，心想我是一个张牙舞爪的人么？他怎么这样看待我？
发枪以后的日子更难过，每逢操练，我们十几个人便抱根棍子灰溜溜地跟在后面。我对这耻辱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当我成为排长而老孔要调到别的连队时，我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说。当时他脸上堆着笑容恭敬地喊了我一声并伸出了手，我没有去接，很冷淡地瞪了他一眼。他失望地转身走了，背影在衰草连天的草原上很快变成了烟袅。
我当了排长以后，对看守过我的那个人也进行了报复，就是常派他去干重活儿。他托人向我求情，我心情好起来，也就不计较了。这时我对种庄稼有了一种痴迷的感情，别人放工了，我一个人呆在田里，看庄稼在风中摇摆，听渠水哗哗流淌。我种的油菜小树似的，单株高两米多，很粗，一亩地产菜籽600至800斤；我种的小麦丰产方(15亩算一方)达到亩产1200至1400斤。我们排管理的土地有三千亩，劳改犯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有过每年收获粮食二十多万斤的业绩，交给我们连后下降到四万多斤。但现在，由我来带人耕耘了。播进改良麦种，修渠引水，加上施肥和锄草，那一年的收获是三十多万斤。可惜这土地很快就撂荒了。
与此同时，我有了对象。她叫林平，是炊事班的，勤快，不爱说话，平时和她没什么接触。一次我要去四十里外的格尔木，她让我帮她发信，我一看地址，就说我们家也在那里。于是就聊起来，聊完了回去，我托一个朋友去对她说，我要跟她谈对象。她就约我到荒野里，告诉我她家不让她在这儿找对象，要给她介绍外面的，再说她出身资本家，一定要找个出身好的。我说也好，免得我连累了你。后来我回青岛探亲，去过她家，她父母明确表示不同意。我灰心丧气回到荒原，突然看到她来车站接我，我一下愣了。原来我离开后，好几个朋友以及连长指导员都撺掇她跟我好，众口铄金，她也就回心转意了。
之后就是结婚，生儿子。我的儿子是在格尔木出生的。出生的头天晚上林平过生日，我找来几个朋友吃饭喝酒。半夜，林平说肚子疼。我说这么晚了，你坚持一会儿，咱们等天亮。但是她疼得要命，没法坚持。我给二十五里外的团卫生队打电话，对方说救护车师傅找不到，又给团政委打电话，政委开会去了。总机接线员说慕大哥你别着急，想想哪里还有车。我又给团民兵值班分队打电话，没人接，只好跑到马号，把养马人叫起来。养马人和我有过节儿，但一听我老婆要生孩子，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等一会儿，我到草原上赶马去。
我回到家里，看到连里的小卫生员来了，她从未接过生，手里乱七八糟拿了一大堆。我说怎么办？她看了看说小孩头已经出来了。这时马车已经套好，就在门外等着。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卫生员说来不及啦，就在这儿生吧。不过得有人帮忙，你进来吧。我进去，不敢看，浑身发抖。卫生员说没有产床使不上劲，你就抱住她的头吧。就这样忙忙乱乱折腾了一阵，孩子终于生出来了，是仰面朝天出来的，一出来就撒了尿，老高，是个小子。
第二天一早，外面放了一地的鸡蛋，有的放在篮子里，有的放在碗里。我给孩子起名叫望帆，希望回老家的意思，那时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孩子问我：我的籍贯是青岛还是格尔木？我说当然是格尔木啦。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孩子出世后我妻子没奶，当时物资紧俏，根本买不到奶粉，我急得成了没头苍蝇到处转。连长见了说不要急，咱们下草原。我们来到草原上，告诉一个哈萨克老牧人：我的老婆生娃了。老牧人心领神会，在招待我们吃饭的时候，让人把一只大母羊绑在了我的马上。我要给钱，老牧人坚决不要，我说那我就永远记在心里啦。我的儿子是母羊喂大的，他的籍贯必然就是草原。
就在我们有了儿子的时候，王涛和盖梅正式结婚。不久，盖梅回青岛生第二个孩子，王涛和余沁的故事就开始了。
余沁娇小妩媚，脾气温和，大家都很喜欢她。王涛这时是我们排的副排长，管水渠开匣。初春，渠道结冰，必须打碎冰壳，他要求我再派一个人。我说你随便挑一个。王涛就挑了余沁。我说打冰很累，你怎么挑个女的，他说女的听话。一天我去王涛家，看到余沁在那里，床上很乱，再一看，他们的衣冠也很乱。我明白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是否应该把这事告诉盖梅，想来想去还是没有。
过了两个月，盖梅回来了，很快就发现了丈夫的私情，丈夫求她原谅，她问这事谁知道？王涛说到我，于是她就来找我了。她说没想到你居然和我生疏到这种程度，这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无言以对，心想我告诉你于什么呢？难道我还等待着一个让你爱我的机会？不，不会了，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时，团政委来连队蹲点，和王涛谈心。王涛谈了对连队干部的看法，政委便在干部会上说王涛思想反动，要恢复对他的管制。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去团里给王涛请了假，赶着马车连夜送他去汽车站，让他回青岛了。
我回到连队正赶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民意测验我是第一名，但宣布时却是一个家庭出身好的。我很沮丧，看到人家上大学心里一片迷茫，更迷茫的是这位上了郑州大学的幸运儿竟在上学期间持刀胁迫小姑娘，结果判了五年刑。我知道后心想当时让我去该多好，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给农建师争脸。
我没能去上大学却有了一个离开农建师的机会——格尔木在知青中招考中学教师，我和盖梅都报了名，都被录取。团政委找我谈话，说你别去，我们准备让你去八连当副连长。我说我得去，我想一边教学生一边自己学，再不学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去了一中，盖梅去了二中。我全身心投人，一晃就是三年。
这时农建师已经日薄西山，生产彻底垮了，许多人相继离开。我想回去看看，就在一个周末搭车来到连队。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连队已经不通电了，一片漆黑，野狗成群，四处乱叫。
我摸索着推开一家的门，看到有一盏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亮，围绕着小油灯，五六个人趴在桌子上赌钱。我感到一阵心酸：昔日英姿飒爽、豪气冲天的知识青年已经不存在了。我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尽告诉我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一个叫胡香枝的女知青，丈夫回青岛了，她胡搞，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彻底地堕落了。还有芳芳，还有高冬华……我感到整个农建师就像一具庞大的死尸，散发着呛人的腐败的气息。
我了解到王涛已经回青岛了。走时余沁去找他，说你要回了，不久我也要回去。回去后咱们俩这段感情就要结束，但是我永远爱你，我想再跟你最后过一夜，给你生个孩子……
又过了几年，我们这些知青大部分回到了青岛，就像比重不同的物质放到了大鱼缸里，该沉的沉了，该浮的浮了，也有不沉不浮的。总之我们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分化，又有了新的幸与不幸。我们连一百多人都回来了。我继续教书。盖梅分到父亲的所在单位海洋研究院。王涛则靠了岳父的关系在区政府机关上班。我跟他们夫妻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常常去他们家。王涛说你到我们家来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太太。我开玩笑说你真有自知之明。
过了两年，盖梅考上了北京商贸学院财经专业本科函授生。经常去北京。王涛一方面上班一方面照顾两个女儿，还要时不时关心一下岳父岳母，感觉到自己堂堂七尺汉子，怎么像个男保姆。加上他的工作、住房以及家中的家具、彩电、冰箱都是岳父岳母给的，所以就自卑、压抑。但他毕竟是一个说话风趣、痛快仗义、魅力十足的男人，很快就有一个姑娘爱上他了。有一天，盖梅来我家玩，酒酣耳热之际，她说慕保民你相信不相信，我和王涛根本走不到头。我说我相信。她又说王涛又有相好的了，我跟他吵，他很沉痛地说，我一是对不起你，二是我不能和你分开，虽然我和另一个好了。以前我跟余沁好，但已事过境迁，我偶然在青岛街上碰到她，她领着她的孩子。我想我以前爱过这个女人么？余沁已是半老徐娘姿色全无了，这个女人我爱过么？我还会爱她么？我越看她女儿越像我，我问是不是我的？余沁说别问了，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反正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盖梅说王涛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当初余沁对他那么好，他居然说这个女人我爱过么？这天，盖梅很晚才离开我们家。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涛带着几件衣服离开了盖梅，自己租了一间小房，整天面对着一台电子游戏机，有时打到半夜，引起街道治保会的注意，以为他是在给台湾发电报。就在王涛和盖梅离婚后，我和盖梅几十年的友情结束了。那天，她约我去中山公园，对我说我知道你这几十年对我的感情，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你在帮助我。我现在才明白年轻时感情上的选择错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和你出去旅游一趟，或许能摆脱我离婚的痛苦。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觉得太唐突了。而且无论从家庭教养、做人道德，还是从教师的自律意识出发，这都是不可能的。我拒绝了她，从此就和她没什么来往了。
她后来又成了家，丈夫是一个机关干部，对她很好。有一次在街上我迎面碰上他们，虽然打了招呼，但我明显感到她对我有怨恨。她把我介绍给丈夫，说这就是慕保民。可见她把我们的故事都讲了。
王涛后来承包了一家公司，他的相好无怨无悔地跟着他。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王涛很动感情地说：小红，我这个人活不长，万一我不在了，有什么事你就去找你慕大哥。他经常喝得烂醉，一醉就哭，就怀念往事，乱七八糟什么都敢怀念。
当然我也在怀念，所有知青都在怀念。有些老战友说我们在戈壁最值得怀念的就是我们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下一代都是平等的。回到青岛后，由于收人和工作不同，地位变化很大，孩子的出路也千差万别。过去是一个馒头几个人分，一根香烟几个人抽，现在是没有区别就没有社会，因此交往就越来越少了。
一天来了一个老战友，在戈壁最初的几年他跟我住一个屋，他既老实又能干，我们关系很好。我去格尔木教书的第一年，就把我爱人托付给他和他爱人。有半年我爱人就住在他家。回青岛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少。他搬了几次家，我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他得了高血压病，很严重，还得带病上班，不上班就没工资，而妻子已经下岗，一家四口人，全部收入只有六百多元。他知道我常给报纸写文章，想通过我疏通疏通，把他的孩子招收到正在聘人的报社广告处去。我知道我没那么大面子，但我还是尽最大努力找人给他办，结果没办成。在告诉他坏消息的那天，我揣了两千块钱，想送给他，但最终我也没敢拿出来，怕增加他的自卑感。
还有一个战友叫周宏，他原是师部面粉厂的管理员，很义气，认识他时我已经离开农建师去当教师了。回来后，他在青岛鞋厂销售部当经理，许多战友都去找他，因为在他那儿能买到便宜的皮鞋。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去看看周宏，他病了，还上着班。我去了。看他面黄肌瘦，一问，知道是得了肝硬化。我劝他住院，他说不能住，一进医院门就出不来了。我说那就住海军疗养院，我帮你联系。两天后我把他送进了疗养院，一人住一套房子，师级待遇。结果他把办公地点也搬去了，客人整天络绎不绝。半个月后，院长打电话叫我去，说全查了，是肝硬化晚期，得出院，不然死了会成为我们的事故。我又给他联系到济南肝病防治研究所，住了几天，医生说他最多能活四个月；后又回来，住进了一家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我带他去上海找著名肝病专家吴孟超，治了几次，又回到青岛市立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就死了。
他死后战友们想筹备一个纪念会，没场地，就在我们学校借了一间教室，预计有几十个人来，结果来了二百多人。女战友们带着黄表纸，还要烧，可是学校不允许。十几辆车停在校园里，有人指挥：三团的在这儿集合，工程连的在这儿……
周宏的孩子很聪明，五岁会背《木兰辞》，回青岛后成了帆船运动员，得过全国锦标赛的金银铜牌。父亲死了，没人管了。他整天在游戏机房里，无所事事。他父亲周年祭时，我去了，我说孩子，你跪下，你对你爸爸说：你放心，我要走正路。大家都哭了。我觉得战友这个词对我们很重要。我对所有的亲人包括父母都没有如此精心地关心过照顾过，可对一个并不十分熟悉的战友，却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以后我肯定还会这样做，只要需要，只要我碰上。
有一次我帮助一个战友解决了孩子上学的事，他拿了两条烟来感谢我，我断然拒绝，给烟就不是老战友的感觉了。报社有个总编辑也是青海战友，他是只要青海战友找上门来，不管什么事，头滚地也得办。他说我办了九十九件，一件不办，就会有人说我忘了老战友，这我可受不了。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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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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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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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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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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