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送冰淇淋的女孩（二）

　　老年的悲剧不在于他已经衰老，而在于他依旧年轻。

　　——奥斯卡·王尔德

　　当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50岁了。在别人有“妈妈先生”这个绰号之前，他已经因这个称呼名闻遐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代替妈妈而成为持家的人，但是我是我所有小朋友中惟一有爸爸陪在身边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己很幸运。Χiυmъ.cοΜ

　　在我上低年级学校的多年中，爸爸为我做了许多事情。他让学校汽车司机到我家门口接我，而不让我到六街区远的普通汽车站。当我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已为我准备好了午餐——花生酱和肉冻三明治。我最喜欢过圣诞节，螺旋形式的三明治周围嵌满绿色的糖块并被剪成树的形状。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努力想获得独立，我想摆脱掉这些父爱的“幼稚”的迹象，但是他不打算放弃。我进了高中之后，不能再回家吃午饭了，我便自己带饭，爸爸每天早早起来为我准备好午饭。在饭袋的外表是他自己设计的描绘山景的图画（这成为他的商标），或者一个刻着“爸爸和安吉”的心在饭袋的中央，在里面将有一块印着同一个心或“我爱你”的餐巾。许多次他写上一个笑话或谜语，他经常有一些可笑的话逗我笑并让我体会到他爱我。

　　我经常把我的午餐藏起来，这样将没有人看到饭袋或餐巾上的话，但这并没有隐瞒多长时间。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到餐巾，第二天我的所有朋友都等着看这块餐巾。他们也模仿这种方法，我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人向他们显示那样的爱。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我以后的几年高中生涯所收藏的那样的餐巾，至今仍大部保留着。

　　后来，当我离开家去上大学（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子女）的时候，我想这样表达爱的方式将不能继续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他的爱而感到非常欣喜。

　　我希望在放学后天天见到父亲，因此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的电话费用因此而扶摇直上。我们说什么并无多大关系，我只是想听到的他声音。第一年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每次我说完再见，他常说：“安吉？”

　　“是我，爸爸。”我答道。

　　“我爱你。”

　　“我也同样爱你，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我都收到信。我前面座位上的同学常常知道这是谁来的信——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经常是用蜡笔写的，里面的信经常画上我们家的小狗或猫，并附上他与妈妈的相片。如果我上周末回家的话，还有与朋友们在城镇周围赛跑和把家作为一个小站的描写，还附上他的风景画和一颗写着“爸爸和安吉”的心形题字。

　　信件正好在每天的午饭前送到，因此我能够带着他的信去餐厅。我意识到把信藏起来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的室友是知道我爸爸送我的餐巾的高中朋友。我在星期五下午读信，画和信封被传阅，已成为室友们的一种“仪式”。

　　正是在这期间爸爸患了癌症。当信件在星期五不能到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已虚弱得不能写字。他经常在早晨4点起床，这样他能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写他的信。如果他误了星期五的邮寄，信将迟到一两天，但信总会到的。我的朋友们经常称他“世界上最酷的爸爸”。一天我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张卡片，上面签了所有人的名字，并把那个称号赠给他，我确信他教会我们理解一个父亲的爱。如果我的朋友们开始送给他们的孩子餐巾，我一点也不惊奇。他留给他们一个深刻印象，并将激励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表达自己的爱。

　　在我的4年大学生活的日日夜夜，信件和电话从不曾间断。我决定回家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到了，因为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我已认识到我们共处的时光非常少了。那些天是最难捱的日子，眼看着这个曾经充满年轻活力的人已枯槁销蚀。最后他竟认不出我是谁了，把我喊成他曾多年未见的一个亲戚的名字，我知道这是由于病魔在作怪。

　　在他临死前的几天里，我和他单独呆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互相握着手看电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道：“安吉？”

　　“是我，爸爸。”

　　“我爱你。”

　　“我也爱你，爸爸。”

　　藐视人性是人类理智的一个错误。

　　——沃维纳格

　　一天晚上，当妻子在厨房正准确晚餐的时候，我们的小儿子拿着一张写字的纸走向他母亲。他的妈妈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之后读这张纸，上面写着：

　　割草5.00美元

　　这星期整理我的房间1.00美元

　　为你去商店0.50美元

　　当你去购物时照管我的小弟弟0.25美元

　　出去倒垃圾1.00美元

　　获得良好的成绩报告单5.00美元

　　修整和为花园翻土2.00美元

　　总计应获得14.75美元

　　他母亲看着他儿子满怀希望地站在那儿。我告诉你们，我能看到她大脑的翻腾。她拿起钢笔把儿子已写过的纸翻过来。在上面写道：

　　当你在我腹内生长，我怀着你那9个月是无价的。

　　我陪着你一起熬夜的那些晚上，为你求医、祈祷，这是无价的。

　　这些年来你曾造成的恼人境况和所有的泪水，那是无价的。

　　当你把以上所有的累加起来，我对你的爱的价值是无价的。

　　那些昔日忧惧的夜晚和将来面临的烦恼，这是无价的。

　　为你准备玩具、食物、衣服甚至为你擦鼻涕，那是无价的，儿子，

　　当你把以上所有的累加起来，真挚的爱的全部价值是无价的。

　　朋友们，当儿子读完他母亲写的话之后，他双眼含泪，直直地看着他的母亲说：“妈妈，我真爱你。”他拿出钢笔在他的“帐单”上用大写字母写道：“全部付清。”

　　对别人表示关心和善意，比任何礼物都能产生更多的效果，比任何礼物对别人都有更多的实际利益。

　　——卢梭

　　我在明尼苏达圣玛丽学校教三年级。在我眼里，全班34个学生无一不可爱，但马克·艾克路得却是个异类。他外表干净整洁，和那与生俱来的乐天本质，使得他那经常性的捣蛋也变得可爱起来。

　　马克常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我一再地提醒他，未经许可的交谈是不允许的。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我纠正他时那诚恳的回答："老师，谢谢你纠正我。"刚开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反应，但后来我逐渐习惯一天要听好几次。

　　有天早上，马克又故态复萌，我已渐失耐心。我犯了个新手常犯的错误。我注视着马克说道："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把你的嘴巴封起来。"

　　不到10秒钟，查克突然说："马克又在说话了！"其实我并未交代任何一个学生帮我盯着马克，但既然我已事先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这项惩罚，那么我就必须执行。

　　我清楚记得那一幕，仿佛今晨才刚发生。我走向桌子，非常慎重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卷胶带。不发一言，我走向马克的座位，撕下两片胶带，在他嘴上粘了一个大×。然后走回讲桌。

　　我忍不住偷看马克的反应，他竟然向我眨眼睛！我不禁笑了出来！当我走回马克的座位撕去胶带，无奈地耸耸肩时，全班欢声雷动。被撕去胶带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老师，谢谢你纠正我。"

　　那个学年结束后，学校要我教中学数学。时光飞逝，马克又出现在我的班上。他比以前更英俊，而且像以往一样彬彬有礼。由于九年级的"新数学"并不容易，他必须专心听讲，所以不像从前那么多话。

　　礼拜五好像什么事都不太对劲。事实上，我们整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一个新的数学概念"奋战"，而且我察觉到学生自身的挫折感愈来愈深，彼此间显得有些对立。我必须在争执加深前加以阻止。所以我要他们在两张纸上列出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每个名字间留点空隙。然后我要他们把每位同学最好的地方写下来。

　　这项作业用掉了剩余的课堂时间，每个学生离开教室时必须把作业交给我。查克微笑着走出教室。马克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周末愉快！"

　　那个星期六，我把每位学生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张张纸上，而且我把其他人对每个人的评语写上。礼拜一，我把每位学生的优点表发给他们。有些人足足用掉了两张纸。不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微笑。我听见有人小声说："真的吗？""我从来都不知道别人会这样觉得耶！""我没想到别人竟然会这么喜欢我！"

　　此后，没有人在课堂上提到那些字条。我从来都没想过，学生会不会在课后或和他们的父母讨论那些字条，但事实上这已不重要。这个活动已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又恢复了往日的欢笑。

　　学生渐渐成长，各奔前程，数年后，有次在我结束假期返家时，父母到机场来接我。开车回家途中，母亲一如往常问我些旅途种种；像天气如何啦、有何新鲜事……。但语气间似乎还透露着些安抚的味道。母亲向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清清喉咙说："艾克路得家昨晚打电话来。""真的？我好几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马克不晓得好不好？"父亲沉着地回答道："马克在越南战死了！丧礼就在明天。他的父母希望你能参加。"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听到这噩耗时的震惊。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过死于战役的军人。躺在棺木里的马克看起来如此英俊、如此成熟。那一刻我所能想到的是：马克，我愿做任何事，只要你能和我说话。

　　教堂挤满了马克的朋友，查克的妹妹唱了一首《为国之战赞美诗》。为何丧礼当天非下雨不可呢？这使得在墓园旁行走更加困难。神父吟着祈祷文、喇叭手轻轻吹着。深爱着马克的人依序在马克的棺木旁绕一周，洒下圣水。

　　我是最后一个对棺木画十字的人。我静仁在那里，其中一个士兵，也就是护枢者之一向我走来，问道："你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吗？"我点点头，继续凝视着棺木。他说："马克经常向我谈起你。"

　　丧礼之后，马克的老同学大部分都前往查克的农舍用午餐。马克的父母也在那儿，显然是在等我。他的父亲说："我们想给你看样东西。"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他们在马克过世时从他身上找到的，我们想你可能会认得。"

　　打开皮夹后，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两张破旧的笔记纸，显然这两张纸已被粘补、折了又折无数次。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这是我把马克同学们说他的好话列上的那两张纸。"非常谢谢你为他做的事。"马克的母亲说。"而且，如你所见，马克十分珍惜。"

　　马克的同学们开始聚集在我们周围，查克羞怯地微笑说道："我也保留了那张表，就在我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约翰的妻子说："约翰要我把那张表放在结婚相簿里。""我也有！"玛丽莲说："夹在我的日记簿里。"然后另一个学生维琪，从她的袖珍书里取出皮夹，把她那破烂不堪的纸拿给大家看。"我随身带着。"维琪神色自若地说。"我想我们都保留着我们的表。"

　　我忍不住坐下来开始哭泣，我为马克及那些再也见不到他的朋友们而哭泣。

　　爱是造物的最终法则，而不管自然的爪牙染满了血。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我的朋友查理自己走了进来，关上了后门。他巡视了我的冰箱，拿出一罐百威啤酒，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我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他的面容让人震惊，像鬼或面对死亡的人一样。他的眼睛镶着黑眼圈，他的头摇来晃去，好像他在跟内心的声音对话一样。最后他一口气喝干啤酒，才将眼睛正视我。

　　我告诉他，他看来糟透了。他承认，也补充说，他感觉比我说的更糟、更震撼。然后，他把他不平常的故事告诉我。

　　查理是一所地方高中的美术老师。他担任那个职位多年，并备受学生爱戴，使同事们都心生羡慕。在这特别的一天似乎有从前的学生来拜访他，在离校四五年后回来，展示她的婚礼戒指、新生的婴儿和她的锦绣前程。

　　查理停了下来，喝了啤酒。就是这样的，我想，他面对了他自己的死亡。做老师的最能感到时光飞逝，才一眨眼功夫，昨天一个女孩，今天已经是一个母亲。

　　“不，不是这样，真的。”查理告诉我，“不是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也不是看到鬼。”那是一堂课，他解释道，有关谦逊问题。

　　来访的人叫安琪拉，早先曾上过5年艺术课程。查理记得她是个安静、单纯的女孩，不爱说话，但总是对友善的提议报以害羞的微笑。

　　现在她是个有自信心的年轻女子，一个母亲，她已经会挑起话头而不只是回答问题。她胸有成竹地来看她从前的美术老师。在礼貌性的问候后就开始进入主题。

　　“当我念高中时，”她解释道，“我的继父强暴了我。他打我，晚上还到我床上来。很恐怖，我深深地受到侮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

　　“后来，在我念初中时，我的父母在周末出去度假，第一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计划要自杀。”

　　“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离开，所以整个晚上我都在准备。我做了家庭作业，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妈，收拾好我的所有物品。我买了一卷宽胶带，花了一个小时把外面的门和停车间的窗子从里头封起来。我把钥匙放在我妈车上的内燃机中，把我的玩具熊放在乘客的座位上，然后就上床睡觉。我的计划是——照往常一样，星期五到学校去，一样搭巴士回家。我会留在家里等父母的电话，和他们讲话，然后到停车间去点燃引擎。我希望直到星期天下午我父母回家前没人发现我。我宁愿死也要自由。”

　　安琪拉执行着她的计划，直到第八堂课，查理——她的艺术老师，坐在她隔壁的位子上，看了看她的作品，把一只手臂绕着她的肩。他和她说了些话，倾听她的回答，并轻轻地捏了捏她，又到别的同学那儿去了。

　　安琪拉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回家，给她的母亲写了第二封迥然不同的信。她把停车间的胶带移开，并把她的玩具熊和其他所有物品打包好。然后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那人立刻来了。她离开了父母的家，再也不回头，她再度生气蓬勃并把它归功于查理。

　　故事接近了尾声，查理和我聊着有关学校警告老师别碰学生的事，在学校里发展社交只是浪费时间的说法。也有些学生有时会排斥这样的对待，多少次，我们怀疑，我们在学生需要时轻轻拍过他们吗？我们沉默地坐着，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故事的震撼力和复杂度。这样的对待，在学校、教堂甚至购物中心中都会发生几千次，没什么特别的。像查理这样的成人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做。

　　查理提出了他的解释。安琪拉在上艺术课时已下了决心，如果一个老师都能友善地关心她，有时间停在她身边，和她接触，看着她和倾听她，那么一定有其他人会关心她。

　　当我摩擦我的手驱走寒冷时，查理把头枕在手上。他看着我，继续说着他新的一课——谦逊。

　　“南茜，”他非常安详、非常坚决地说：“让我觉得最自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这个事件！”

　　多年过去了，她回来告诉他，都是他救了她的命。

　　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格拉西安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另外，我个人还要踢你这头蠢驴！”正当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讲话的时候，他又以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讲：“如果你们有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办公室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给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上帝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手掌轻轻地扰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父母之爱如同太阳一样……当孩子受到邪恶的诱惑，眼看就要堕落于黑暗世界的时候，父母的爱一定能成为支持孩子们走出深渊的力量。

　　——池田大作

　　1989年，一次8.2级的地震几乎铲平美国，在不到4分钟的短短时间里，3万人以上因此丧生！

　　在一阵破坏与混乱之中，有位父亲将他的妻子安全地安置好了以后，跑到他儿子就读的学校，而触目所见，却是被夷为平地的校园。

　　看到这令人伤心的一幕，他想起了曾经对儿子所作的承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至此，父亲热泪满眶。面对看起来是如此绝望的瓦砾堆，父亲的脑中仍记着他对儿子的诺言。

　　他开始努力回想儿子每天早上上学必经之路，终于记起儿子的教室应该就在那幢建筑物，他跑到那儿，开始在碎石瓦砾中挖掘搜寻儿子的下落。

　　当父亲正在挖掘时，其他悲伤的学生家长赶到现场，心头纷乱地叫着：“我的儿子呀！”“我的女儿呀！”有些好意的家长试着把这位父亲劝离现场，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全死了！”“无济于事的”，“回家了！”“算了吧！”“面对现实，你无能为力的”，“你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糟”，面对这种劝告，这位父亲只是一一回答他们：“你们要帮助我吗？”然后依然继续进行挖掘工作，一瓦一砾地寻找他的儿子。

　　不久，消防队队长出现了，也试着把这位父亲劝走，对他说：“火灾频传，处处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你留在这里太危险了，这边的事我们会处理，你快点回家吧！”而父亲却仍然回答着：“你们要帮助我吗？”

　　警察也赶到现场，对着父亲说：“你既生气又心乱，这该结束了，你正在危害他人，回家吧！我们会处理一切的。”这位父亲依旧回答：“你们要帮助我吗？”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帮助他。

　　只为了要知道亲爱的儿子是生是死，父亲独自一人鼓起勇气，继续进行他的工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挖掘的工作持续了38小时之后，父亲推开了块大石头，听到了儿子的声音。父亲尖叫着：“阿曼！”他听到了回音“爸爸吗？是我，爸，我告诉其他的小朋友说，如果你活着，你会来救我的。如果我获救时，他们也获救了。你答应过我的。‘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在我身边’，你做到了，爸！”

　　“你那里的情况怎样？”父亲问。

　　“我们有33个，其中只有14个活着。爸，我们好害怕，又渴又饿，谢天谢地，你在这儿。教室倒塌时，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洞，救了我们。”

　　“快出来吧！儿子！”

　　“不，爸，让其他小朋友走出去吧！因为我知道你会接我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你都会在我身边！”

　　一切礼品都不值什么，只要一旦对你感受更深。

　　——斯温本

　　当我第一次遇到她时，她4岁。她正端了一碗汤来。她有美丽的金发，肩上围着粉红色的披肩。那时29岁的我正为流行性感冒所困扰。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将会改变我的生命。

　　她的母亲和我曾是多年好友。最后这样的友谊变成关怀，由关怀到爱、到婚姻，把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家庭。起初我害怕，因为在我心灵深处，我认为我会被贴上“继父”的可怕标签。继父，不管从真实面或虚构面来说，都是孩子与生父间的怪物和感情上的障碍物。

　　早先我非常努力地想由单身汉转变成一个父亲。我们结婚的一年半前，我住进离她们家不远处的公寓。

　　当我们有可能结婚时，我企图花许多时间顺利地让我的朋友形象变成父亲形象。我尝试不要变成我未来的女儿和她生父间的一堵墙。而且，我还渴望为她的生活带来特别的东西。

　　几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欣赏她。她的诚实、可靠与坦白都超过她的年龄。我知道，这个孩子心里住着一个非常热忱而有同情心的大人。而我还是生活在恐惧中，害怕有一天像我这种刻板的人当了她继父，以后她会把我不是她亲生父亲的话贴到我身上。如果我不是亲的，她怎么会听我的话？我的行为变得拘谨了。我以讨好她的方式表现自己，一直扮演我感觉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她骚动不安的青春时期，我们似乎不由自主地在情感上疏远了。我似乎失去了控制（至少是为人父母幻想上的控制）。她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也是。我感到失落与忧伤，因为我已经距离一开始我们可以融洽为一体的感觉很远了。

　　她上了教会附属学校，那儿有个高年级学生的年度集训。很明显地学生们认为到集训的地方去就像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地中海俱乐部去一样。他们带了他们的吉他和全套网球设备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情感上的会晤可能会给他们一个难忘的印象。我们这些参与者的父母被要求要各个写一封信给我们的孩子，坦诚地写出我们关系中正面的东西。我写的信是关于一个小小的金发女孩在我需要照顾时为我端汤来的事。在这个星期的课程中，学生们深刻地发掘到他们真实的存在。他们有机会读到我们为人父母给他们写的信。

　　父母们也会在这个星期中的某个晚上一起讨论并把好的想法带给孩子。她离开时，我注意到有一种长驻我心但因我不敢面对而未曾表露的感觉浮上心头。那就是我必须完全地做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我。我不必再做别人。如果我对自己真诚，真我才不会被忽略。我只想做最好的"我"。这对别人来说或许不重要，但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启示。

　　他们从养老院返家的那晚来临了。来接他们的亲友被要求早点到场，被邀请到一间灯光柔和的大房间去，只有房间前头有灯亮着。

　　学生们开心地排队进来，每个人的脸都脏兮兮的，好像从夏令营回来一样，他们手牵手，唱颂着责任、爱与自信的新意义。

　　灯亮了，孩子们知道来接他们的亲友也在这个房间里和他们分享欢乐。学生们可以对上个星期的感想发表评论。刚开始他们不太情愿地说一些"很棒"和"可怕的一个礼拜"之类的话，但过不久之后你开始看到学生们的眼睛绽放着真实的活力。他们开始透露这个过去仪式的重要性。他们踊跃上前对着麦克风说话。我注意到我的女儿也渴望说些话，我也一样急于想听她要说的话。

　　我看见我的女儿坚定地走向麦克风，最后她到了最前头。她说："我过得很好，学了很多。"她继续说："我要说的是，我们有时把很多人、很多事视为理所当然，其实不应该如此，我要说的是……我爱你，汤尼。"

　　那一刻我的膝盖软了。我从没希望也从没想到她会说出如此的心声。在我周围的人立刻过来拥抱我，拍我的背，好像他们也了解这句非凡的话对我的意义。一个少女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公开说"我爱你"是需要勇气的。我正体验着比任何以往冲击更大的冲击。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关系更融洽了。我已了解我不需害怕做一个继父。我只需保证我自己还是多年前的那个小女孩——端着一碗充满慈悲的汤——交换真爱的人。

　　永恒的爱是时间的产品。

　　——布莱克

　　在我的女儿茱莉安出生后不久，我和其他人（与我一起从事这特殊计划的人）一样着手实施爱的计划。我要告诉你这个点子，不只要以我温暖的故事打开你的心，也要鼓励你在你家庭中实施这计划。

　　每一年，她生日的那天，我会写每年一信给我的女儿。我写满了那年内她发生的小故事、艰辛与欢乐、我人生中或她人生中的重要问题、世界大事、我对未来的展望、各种杂感等等。加上一些照片、礼物、报告卡等，以及可能会随时光久远而不见的、各种形式的纪念物品。

　　我在书桌的抽屉里留下了一个纸夹，我把将写在下一年的每年一信中的东西都放进去。每个礼拜，我都把这礼拜发生的事做简单的笔记，以便写每年一信时可以记忆。她生日快到时，我取出纸夹，发现它充满了各种点子，想法、诗篇、卡片、宝藏、故事、事件和各式各样的记忆——我如今已经忘了其中大部分——我热切地将它们转化成每年一信。

　　当信写好了，所有的宝贝放进信封时，我就把信封起来。它就变成了这一年的每年一信。信封上，我总是写着：“茱莉安的爸爸在她第N次生日时给她的每年一信——她21岁时可以打开。”

　　它是她生活中每一年不同的爱的时光胶囊。它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爱的礼物。它是她生命中永远的记录，记载着她的真实生活。

　　我们的另一项计划是，我会把封起来的信封给她看，告诉她21岁才能打开来读。然后我会带她到银行，打开保险箱，把它放在渐渐增多的文件上头。她有时会把它们都拿出来，看看它们，摸摸它们；有时会问我里头写些什么，而我总是拒绝透露。

　　这些年来，茱莉安给我一些她特别的童年宝藏，那些她太大而不能玩但又舍不得丢的东西。她要求我把它们放在周年信中，这样她就可以永远保留它们。

　　写周年信的惯例现在变成我做父亲的神圣责任之一。而且，茱莉安渐渐长大了，我可以看出它也是她人生中逐渐成长且特殊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们和朋友一起思考将来要做什么。我不记得我确实说了什么，大概是如此：我开玩笑地告诉茱莉安在她61岁生日那天，她会跟她的孩子一起玩，又说她31岁生日那天会送她的孩子去练习曲棍球。遵循这个趣味游戏的模式，我的幻想受到茱莉安乐在其中的样子的鼓舞，又继续说下去：“在你21岁生日时，你会从大学毕业。”

　　“不，”她打断我，“我会忙于读你的信！”

　　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愉快地活到能享受打开时光胶囊的美妙时光，堆积如山的爱会从过去滚滚而来，回到我已成年的女儿的生活中。

　　生命因失去的爱而变得更富。

　　——泰戈尔

　　那件松垮的黄衬衫有长长的袖子，前头有4个镶黑边的特大号口袋。不太好看，但绝对很实用。它是我在1963年当学校新生时，在圣诞假期返家时发现的。

　　返家度假的部分乐趣是翻妈的杂物堆，那儿放着不值钱的东西。她规律性地把房子里的衣物、床单和其他日用品清理掉，把这些收集品收在纸箱里，放到前厅壁橱里。

　　有一天当我在翻捡妈的收集品时，我看到这件超大号的黄衬衫，它因经年累月地被拿出来穿而有点旧了，但样子还很好。

　　“这件很适合我在上艺术课时穿！”我对自己说。

　　“你不是在翻老东西吧？”妈问。当她看见我拎出这件衬衫时，她说：“这是我在1954年怀你弟弟时穿的！”

　　“这很适合我穿去上艺术课。妈，谢谢！”我在她提出反对前把它放进我的行李箱中。

　　这件衣服变成我的大学服之一。我喜欢它。念大学期间，它都在我身边，在上那些会把人搞脏的课时穿着它总是很舒服。腋下的接缝在我毕业前就必须缝补了，但我还是穿了它很多次。

　　毕业后我搬到丹佛，搬进我的公寓那天我也穿着这件黄衬衫。在每个星期六早上我清理房子时也穿着它。前面的4个大口袋——两个在胸前，两个在与臀部同高的地方——是放抹布、蜡和磨光粉最好的地方。

　　第二年，我结婚了。我怀孕时找到塞在抽屉里的黄衬衫，并且穿着它度过大腹便便的日子。虽然我第一次怀孕期没法和爸、妈及家人共度，我们在科罗拉多，而他们在伊利诺州，但这件衬衫使我想起他们给我的温暖和保护。当我想起妈也在怀孕时穿它，我微笑地抚摩这件黄衬衫。

　　1969年，我女儿生下来以后，这件衬衫至少有15岁了。那个圣诞节，我把这件衬衫洗过熨过后用礼品纸包好寄给妈妈。我边笑边写了一张纸条塞在其中一只口袋里，说：“我希望这适合您。我很确定您穿了它看来一定很棒！”妈回信给我，感谢我送她“真”的礼物，她说黄衬衫很可爱。她就没再提起它了。

　　第二年，我的丈夫、女儿和我从丹佛搬到圣路易去，我们在伊利诺州的石瀑布市，我爸妈家停车，搬一些家具。几天后，当我们把装餐桌的条板箱拆开时，我注意到有黄色的东西贴在它的底部，就是这件衬衫！这个游戏规则就建立了。

　　我们再一次回家时，我偷偷地把黄衬衫放在爸妈床上床单与弹簧垫间。我不知道隔多久她才发现它，但差不多两年后我又得到它了！

　　那时我们的家庭人员又增长了。

　　这次是妈来看我。她把它放在我们客厅的大灯上，她知道一个有3个小孩的妈妈，不可能每天打扫房子、移动大灯。

　　当我终于看到这件衬衫，我常穿着它修理那些我在廉价品大拍卖中发现的家具。衬衫上核桃大的污点更为它的历史写下更多的情节。

　　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污点。

　　我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走下坡路。经过多次婚姻咨询协调的尝试后，我在1975年和丈夫离婚了。3个小孩和我准备搬到伊利诺州，离我家人和朋友的感情支持更近一些。

　　当我在打包时，深深的沮丧掳获了我。我怀疑我是否能独力抚养3个小孩。我怀疑我找不找得到工作。虽然我在念天主教学校时没有读太多圣经，我还是翻了圣经，寻找安慰。在书中我读到了：“在敌人攻击时用上帝的每一片盔甲去抵挡，事过之后你将会站起来。”

　　我企图想象我穿着上帝的盔甲，但我看见的却是穿着玷污的黄衬衫。当然！我母亲的爱难道不是上帝的盔甲吗？我微笑地忆起了这些年来黄衬衫所带给我的愉快和温暖的感受。我的勇气恢复了，未来看起来不再那么令人畏惧！

　　搬到新家后感觉好多了，我知道我必须把衬衫还给妈。下一次我拜访她时，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最下面的放冬衣的衣柜，我知道穿毛衣的季节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明亮起来。我在一个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好差事，孩子们也都能和新环境打成一片。

　　一年后，在决定洗窗户时，我在一个清洁柜的破袋子里找到这件黄衬衫。它已经被加上一些新东西。胸前口袋的上头被缝上鲜绿色的字做装饰——“我属于佩”。因为不想认输，我拿出了我的刺绣工具加上了7个字：“它属于佩的妈妈”。

　　有一次，我缝上锯齿状的线补起所有的破洞。然后我请我亲爱的朋友哈洛德帮我把它还给妈。他安排了一位朋友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把衬衫寄给妈。我们还放了一封信，宣称这是她因善行所得到的礼物。这封得奖信，被放在哈洛德当助理校长的那个学校的公文用信封内，上头有“贫民救济机构”的字样。

　　这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我真想看看妈打开“奖品”时看见里头的黄衬衫时的表情。但是，当然，她并未提及。

　　在第二年复活节那个星期天，妈带来了她的“致命一击”，她堂而皇之地到我们家来，在复活节的装束外套着她的黄衬衫，好像那是她这套衣服的一部分。

　　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但什么也没说。在吃复活节大餐时，我忽然忍不住大笑出来。我决定不要捅破这件衬衫编织在我们生活中的全部秘密。我相信妈会脱下衬衫，企图把它藏在我家，但她和爸离开后，她走出门时仍穿着“我属于佩的妈妈”的衣服，那件衣服似乎与她融为一体。

　　一年后的1978年6月，哈洛德和我结婚了。婚礼那天，我们把车子藏在朋友的停车场以避免有人开例行玩笑。在婚后，当我的丈夫开车载我们到威斯康辛度蜜月时，我拿了车内的枕头好靠着休息。这个枕头塞得鼓鼓的，我打开套子发现了一个礼物，用婚礼的包装纸裹着。

　　我以为那是哈洛德给我的惊喜，但他跟我一样惊讶。盒子里是那件新熨好的黄衬衫。

　　我的母亲知道我需要那件衬衫，提醒我由爱调味的幽默感是快乐婚姻的重要元素。在口袋里放着一张指示：“读约翰福音书14章27节到29节。我爱你们，妈。”

　　那个晚上我翻开了旅馆房间内的圣经，发现了这样的诗篇：“我给你们一个礼物：头脑与心灵的和平。我给你们的和平不像这世界上所谓的和平那样不堪一击。所以不要烦恼，不要害怕。记得我告诉你们的：我走了，但我会再来到你们面前。如果你们真的爱我，你们会为我感到欣喜，因为现在我要回到天父那儿，它比我伟大。在这些事发生前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过你们，所以当它们发生时，你们会信我。”

　　这件衬衫是妈最后的礼物。

　　她在我们婚礼前3个月就得知她患有末期肌肉萎缩硬化症。13个月后她去世了，享年57岁。我必须承认我很想让这件黄衬衫陪伴她一起进坟墓。但我很高兴我没那么做，因为它是一个鲜明的纪念，纪念她和我玩了16年的爱的游戏。

　　此外，我的大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她读的是艺术……每个艺术系学生都需要一件有大口袋的宽松黄衬衫好上艺术课程！

　　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神秘世界。这世界有它最美好的时节，这世界也有它最可怕的瞬息。可是这都不会为我们所知悉。

　　——叶甫图中柯

　　“爷爷，请来这边吧！”我说，我知道他做不到。在积满灰尘的厨房窗口透进来的苍白光线中，他在有靠垫的塑胶椅子上坐得笔直的，把厚重的手放在合成树脂的桌子上，视线越过我落在墙壁上。他是一个粗鲁、暴躁的旧式意大利乡下人，有一连串在事实上和想象上都受到伤害的旧日记忆。当他想要生气时，他就发出一声咕噜声。现在他就给我一个咕噜声表示：“不！”

　　“来吧，爷爷。”我6岁的妹妹凯莉乞求，“我要你到这儿来。”她比我年轻21岁，是我们家中最晚来的闪亮成员，“我将会为你做你最喜欢的饼干，妈说她会教我怎么做。”

　　“为了感恩节，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说，“4年来你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你不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吗？”

　　他瞪着我，蓝眼睛中闪烁着把这个家庭震慑了多年的愤怒之色，除了我以外。不管怎么说，我晓得他。也许是因为我分享他的孤独胜于我对他承诺的关注，我也和他一样衲于表达情感。不论理由是什么，我知道他心中的感觉。“父亲的罪会降临在他们的儿子身上”，有人这么说，没错，许多痛苦的发生，是因为每个男人都在他还没长大到可以决定要不要前就收到了错误的礼物——男子气概误导的概念，外表坚强，内心无助。也因此这些年来间隔在祖父和我之间的距离已无法丈量。

　　凯莉继续唠唠叨叨说着，企图说服他，她并不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凝望他的后院。在冬日的光线中，乱蓬蓬的花园丛生着纠结的野草和藤蔓。从前祖父在那儿创造过奇迹——那或许是他不能控制他本性的代替品。在祖母死后，他就让花园自生自灭，对他自己更是如此。

　　从窗口转身，我悲哀地打量着他。从他突出的下巴到他壮硕又粗糙的双手，他的一切反映出他艰辛的一生：从13岁开始工作，在经济萧条时期饱受失业的屈辱，在特雷顿采石场做了数十年的苦力。他的生活并不容易。

　　我吻了他的颊。“爷爷，我们现在该走了，如果你决定来我会来接你。”

　　他像石像一样地坐着，两眼直瞪前头，吸着他的老烟斗。

　　几天后，凯莉向我要爷爷的住址。

　　“做什么？”我问。

　　她将一张信纸整齐地折好放进蓝信封里。“我要送他一个礼物，我自己做的。”

　　我把住址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让她记下来。她写得很慢，努力地把每个字母和数字都写得工工整整。写完后，她放下铅笔，坚定地说：“我要自己寄。你带我到邮筒去好吗？”

　　“待会儿，好吗？”

　　“我要现在做嘛，拜托！”

　　我们这样做了。

　　感恩节那天我被面酱的香味弄醒。妈正在准备她特殊的晚餐，有意大利小馄饨、火鸡、甘蓝菜、甘薯、越曼橘酱等传统意大利和美国菜的混合组合。

　　“我们只需要准备4个人的位置，凯莉。”我走进厨房时她这么说。

　　凯莉摇头：“不，妈，我们有5个人，爷爷会来。”

　　“噢，亲爱的！”妈说。

　　“他会来，”我妹妹肯定地说，“我知道他会。”

　　“凯莉，别说了。他不会来，你知道的。”我不想看到她这天的兴致被失望击垮。

　　“约翰，随她去。”妈看着凯莉，“就多放一个人的餐具吧。”

　　爸从客厅走进来。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看凯莉在摆设餐桌。

　　我们终于坐下来准备吃晚餐了。大家沉默了一晌，然后妈看着凯莉说：“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凯莉？”

　　我妹妹看着门。然后低下了头喃喃自语：“请保佑我们啊！上帝，和我们所要吃的食物。并请保佑祖父……帮忙他快点。谢谢上帝！”

　　我们互相瞄了一眼，在沉默中坐着，没有人想以开始用餐来遮掩因祖父缺席而使凯莉失望的事实。大门旁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忽然间好像有人敲了门。凯莉跳下椅子跑到大门口。她飞快地打开门大叫：“爷爷！”

　　他穿着他仅有的发亮的黑西装，站得直直的，一手把软呢帽压在胸前，一手晃着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拿果汁来。”他拿着袋子这么说。

　　几个月之后，祖父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清理他的抽屉时，我发现了一个蓝色信封，里头有一封折好的信，上面是一幅孩子的画——一张围着5把椅子的餐桌。有一把椅子是空的，其他的椅子上贴着标示为妈妈、爸爸、约翰和凯莉的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画了一颗心，每一颗心的中间都有一个锯状的缺口。

　　欢乐和痛苦从来就是一体。

　　——吉皮乌斯

　　我妈是你能遇到的人中最体贴、最好心肠的那一种。她生性开朗而口齿清晰，愿意为别人做任何事。我们的关系很亲密。但她的脑部因受到老年痴呆症的摧残，意识也渐渐不清楚了。10年前她就这样慢慢离开我们。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持续性的死亡，一种逐渐式的逝去和一个经常沉浸在悲哀中的过程。虽然她几乎失去了自理能力，她至少还认识她身边的家人。但我知道连最后这个能力也将改变的那一天终究会来。两年半前，那天真地来临了。

　　我的父母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共享快乐时光，但忽然间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联系。我的母亲不再认得我是她的女儿了。她会告诉我爸说：“噢，他们真是好人！”我竟变成“好邻居”中的一员。当我拥抱她道别时，我会闭起眼睛想象她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妈妈。我会沉浸在36年来每一种贴心的感动中——她温暖的身体、她的拥抱和她独特的温柔与甜蜜的气味。

　　这种病并非是我难以应付与接受的，我正渡过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特别感到需要母亲。我为我们俩祈祷，并在祷告中表明我是多么需要她。

　　仲夏的某个下午，当我在准备晚餐时，我的祷告应验了，我十分诧异。那时我的父母和丈夫正在外头天井边，我的母亲忽然跳起来，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她跑到厨房，轻轻地从后头抓我，让我转过身来。她的眼睛中神智清醒，似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泪光盈盈、充满感情地问我，我是不是她的孩子？感动得难以自抑的我哭了，是的，是真的。我们互相拥抱，不愿让这奇妙的时刻流走。她说她觉得我很亲近，我是个好人，忽然间她就明白我是她的孩子。我们感动轻松、愉快。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礼物，不管它持续多久。我们被赐予了这种可怕疾病的缓刑，再次有了特殊的连结，她的眼中恢复了遗失许久的光芒。

　　虽然我母亲的病况继续恶化，但从那甜蜜夏日下午之后一年她仍记得我是谁。她给我一个特别的表情与微笑，似乎在说：“我们正拥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几个月前当她在这儿时，我们还有一位客人。她摸着我的头发骄傲地告诉他：“你知道她是我的孩子吗？”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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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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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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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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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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