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辨伪学

　　杨伯峻

　　☉1909—1992☉

　　原名杨德崇，湖南长沙人，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古文献研究专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等名师，后来成为黄侃的入室弟子，而在治学门径上，受其叔父杨树达先生影响最深。解放前曾为中学教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过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和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历任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副教授，自1960年以来任中华书局编辑、编审，为第二、三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对我国古汉语教学与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代表著作有《列子集释》《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244]

　　经典导读

　　《列子》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年，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成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八篇。东晋时期张湛作《列子注》，成为后世通行的读本。其后，各代学者对此书间有注疏、考订之作，如唐卢重玄的《列子注》、宋林希逸的《列子口义》、明朱得之的《列子通义》、清陈梦雷的《列子汇考》，等等。近代以来，主要有马叙伦的《列子伪书考》、王重民的《列子校释》以及杨伯峻的《列子集释》、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等，都对《列子》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245]其中，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及真伪，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学者争论不休的关键问题。唐柳宗元在《辩列子》中质疑刘向所撰《列子叙录》与《史记》所记列子生活年代不符，而且指出书中出现了晚于列子的人物魏牟、孔穿等，但并未明言《列子》为伪书。宋高似孙《子略》最早质疑《列子》的真伪，其证据包括太史公不为列子立传、《庄子·天下》不叙列子、书中出现了佛家思想等。自此而后，《列子》伪书说反复被提出，并且证据越来越多，结论也越来越明确。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已经根据书中出现了列子死后的人物、事件，而将柳宗元、叶大庆所认为“为后人所增益”[246]的观点，改为“绝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247]。近代梁启超认为正是张湛根据《汉书·艺文志》伪撰了《列子》八篇，甚至连刘向的《叙录》都出自其手。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

　　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

　　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当然不会错了。[248]

　　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也持相似观点。马叙伦乃胪举二十事，以辨《列子》之伪，并怀疑王弼伪撰。他总结说：

　　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旧，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条贯。……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249]

　　此外，顾实、刘汝霖、陈旦、陈文波等学者都有所考辨。[250]杨伯峻的辨伪工作，就是在前人讨论与多年校注《列子》的基础上进行的。

　　杨伯峻早年便开始了对《列子》的研究。1929到1930年之际，杨氏在政治上与学术方向上陷入彷徨，叔父杨树达便指导他做《列子集释》，在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前已经完成。但直到1958年，才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现在最通行的是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的排印本，作为该社《新编诸子集成》的一种。这是杨伯峻最早的一部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在《列子》真伪问题上，《列子集释例略》中说得很明确：“《列子》之为晋人所伪，殆无疑义。”又称“伪刘向之目录”[251]，是持全书及《叙录》皆伪的观点。在中华书局版的前言中，杨氏又说：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那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散失了。今天流传的《列子》八篇，肯定不是班固所著录的原书。……过去许多学者……认为……作伪者就是张湛本人。我则同意另一部分人意见，以为此书虽属伪书，而作伪者不是张湛。……此书伪作于张湛以前，张湛或者也是上当受骗者之一。[252]

　　在书后附录中，杨伯峻还辑录了历代学者关于《列子》的辨伪文字，上起柳宗元、高似孙，下至梁启超、马叙伦、顾实、刘汝霖、陈文波等，最后即自撰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1956年的《新建设》杂志上，1958年作为附录收入《列子集释》时，删除了部分内容。1984年，作者应岳麓书社之邀编纂的《杨伯峻学术论文集》，也收录此文。

　　与先前学者不同，杨伯峻的这篇论文是从汉语史的角度考辨《列子》内容的真伪及写作年代，其方法原理就是对书中某些特定词语的意义与用法进行考察，证明这些意义或用法是汉代以后，甚至是魏晋以后才出现的，由此来判断本书的写作年代晚于所题写的作者年代，即为伪书或书中掺杂了后世的内容。全文分七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这种方法原理，并举了梁启超辨《老子》的例子，用来说明从汉语史角度论证古书写作年代“是具有高度说服力的”。杨氏指出：

　　我的结论是和多数学者所作的结论相符的，一致的。虽然在结论方面不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增加些新东西；但是，在方法方面，不仅若干词的历史沿革、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是作为我的研究心得而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这篇论文可以看成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一个实例。[253]

　　因此，这篇论文对中国辨伪学史及古文献研究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丰富了古书辨伪的方法，推动了近现代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文法上辨伪，古已有之，顾炎武就曾根据“业”字在三代古书中只作“大版”或“敬谨”讲，而《古文尚书》中“业广惟勤”用“事业”意，从而判定其书晚出（见《日知录》卷二四“司业”）。但属偶然运用此法，较为零散，缺乏自觉。1922年，顾颉刚在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提出了精于音韵文字之学的学者从文法上辨伪“真不知道可以发见多少伪迹”[254]的重要主张，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瑞典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OntheAuthenticityandNatureoftheTsoChuan）较为系统地从文法上辨伪。杨氏此文则是“运用文法辨伪较成功的一例”[255]。二是为《列子》伪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受到启发，又从中找出更多的词语进行分析，撰写了多篇语言学、文献学学术论文，如刘禾的《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的补证》、马振亚的《从词的运用上揭示〈列子〉伪书的真面目》、张永言的《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王东的《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补证》以及王东、罗明月的《〈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等，都是沿用了杨伯峻的方法理论。

　　本文的第二至六部分分别考察了“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词语的意义与用法，从而揭示《列子》一书的作伪痕迹。第七部分对全文加以总结，他更加肯定地说：

　　托名春秋的《老子》出现了战国的官名，有人为之解脱，说是“杂入之注疏”，虽然“遁词知其所穷”，但仍不失为“遁词”。《列子》的这种现象，恐怕连这种遁词都不可能有了。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结论。[256]

　　今天看来，这种论断是有些过于自信的。一方面，对古汉语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与用法，不同学者所持观点不同；另一方面，对词汇的同类意义与用法的检索、汇录，再严谨的学者也难免千虑一失。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有时会对结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杨伯峻在举例论证时，已经尽力避免这种现象，比如他指出“如果‘如’字之上不加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像’字讲。如果‘如’字之上有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及’字讲”。这个结论并不是仅从几个例子中得出的，而是“大致考察了《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国语》《庄子》《墨子》诸书，没有发现例外”[257]之后才下的论断。不过，根据当代学者马达先生的研究，《诗经·大雅·召旻》“维昔之富，不如时”中的“不如”，就是作“不像”讲的确证。对杨氏举出的其他例证，马氏亦从意义与用法上多加批驳，最终否定了《列子》成书于魏晋的观点。[258]

　　那么，是不是杨伯峻的这篇论文，甚至是从汉语史的角度鉴定古书写作年代的方法都应当予以否认呢？我们认为不是的。相反，在当前大数据流行的时代背景下，古籍数字化与古籍检索日益发展，恰好使得这种方法能够突破理论的局限，在实践操作上变为可能。学者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迅速、准确地将历史上出现的特定词语汇集起来，综合对比分析其意义与用法，从而发现它们的发展规律，为古书辨伪和写作年代的考察提供坚实的证据。当然，这也需要杨伯峻那样的学者的学术造诣。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李寒光撰稿）

　　推荐版本：

　　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3-163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2.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3.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顾颉刚

　　☉1893—1980☉

　　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等多所大学的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激烈争论，形成了“古史辨派”，影响巨大。他还是中国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创办《禹贡》《民俗周刊》等刊物。主要著作有《古史辨》《尚书通检》《三皇考》《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史林杂识》《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等，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理》，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等。《顾颉刚全集》（八集，59卷，62册）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

　　经典导读

　　辨伪学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任务是对古书、古史的真伪进行考辨。梁启超先生曾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籍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259]，可见辨伪工作的重要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汉代司马迁、刘向、刘歆等人，则有意识地对古史、古书进行整理、考辨，辨伪实践逐步发展。南宋朱熹较早地系统阐述辨伪方法，明代胡应麟则把历代考辨伪书的具体方法进一步条理化、系统化。清及近代是辨伪学的成熟期，相关学者不仅对辨伪学进行了理性地探讨，而且在实践中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顾颉刚先生评价这一时期的辨伪学者说：“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他们的缺点是受了时代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摆脱圣道德观念，所用的方法也有武断主观的成分。”[260]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考辨古史的热潮，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进一步推动了辨伪学发展。

　　顾颉刚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传说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这一观念直接导源于崔述，其《补上古考信录》中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皇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261]揭示了古籍时代愈后，所载古史愈详的现象。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经》《尚书》《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到春秋末年才产生的，古帝的传说越是后起，越是排在前面。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62]

　　其含义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进一步阐发为三个含义：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63]

　　为了从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还在《答刘胡两先生》一文中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264]

　　以上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该说法一经提出即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讨论，胡适、钱玄同、容庚、刘掞藜等人都参与其中，其辩论的书信、文章后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从1930年到1941年，又先后出版了第二至七册，2015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第八册（《古地辨》）。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相关论述是“我国历代考辨古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性总结”，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性发展，“标志着我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265]。

　　胡适在1924年2月《读书杂志》18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史讨论的观后感》的文章，对顾氏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顾颉刚是“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即所谓“历史演进法”。具体方法为：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266]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就是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对传说故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案尝试。前代学者对这个故事的流传历史已加以注意。如宋代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指出杞梁妻由经传十言演成稗官万千言；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五“杞梁妻”条则大致梳理了此故事演变的轨迹。受其启发，顾先生即开始着手留意搜辑相关材料，并于1924年11月在《歌谣》第69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文章首先追溯孟姜女故事的源头——《左传》中关于“杞梁之妻”的记载，然后考察这一故事在各个时代的传说，并梳理其系统：“在战国以前是不受郊吊，在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在西汉的后期，这个故事的中心又从悲歌而变为崩城了”，唐代以后“祀梁妻的故事的中心就从哭夫崩城一变而为‘旷妇怀征夫’”，至南宋，杞梁之妻的名字“孟姜”方才出现。更重要的是，顾先生试图分析其故事转变的原因：如考察杞梁妻从春秋不受郊吊到战国善哭的转变，“是没有受过礼法熏陶的‘齐东野人’想象出来的”，将故事转变的原因与传播者文化地位的差别揭示出来。又如分析唐代孟姜女故事忽然转到哭崩秦长城的原因，认为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及“唐代的时势的反映”，从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两个角度加以考析。全文对孟姜女故事的产生、传播及流变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对其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做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

　　此文一出，刘半农即评价云“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267]，可见当时学界的惊喜。之后顾先生还进一步丰富材料、修正观点，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并主导编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在开拓了民俗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继续践行其疑古辨伪的理念。

　　古史辨派带来的疑古思潮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激烈的讨论。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随后在多篇论文中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主张。李先生指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268]，认为今天学术“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69]。与此同时，裘锡圭等先生利用出土文献，对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而对于“疑古”“信古”“释古”的探讨在今天的学界仍在进行，这些探讨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古史辨派的理念及成果，从而更好地加以继承。

　　（高策撰稿）

　　推荐版本：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华书局2010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m.xiumb.com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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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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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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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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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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