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罕达斯·甘地将最后一小块印度薄饼,混同着最后一口羊奶,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沉思着。当他从桌子边站起来时,薄饼和羊奶,以及之前入腹的一个苹果和几片西柚,让他的胃肠暂时摆脱了饥饿感的压迫,但他知道,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快就会重新来临,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甚至很可能会贯穿他或许已所剩无多的全部余生。
房间里的两个女孩子,服侍他日常起居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站在他身旁垂首不语。他的医生苏西拉·纳亚尔默默坐着,用担忧的目光注视着他,她是一个受过西化教育的印度妇女,已不再年轻,但脸上也不乏曾经漂亮过的痕迹。她们后面,还站着甘地的秘书皮亚雷拉尔·纳亚尔——苏西拉的哥哥,以及甘地最重要的追随者,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家面上混杂着关切与无奈,让房间里弥漫着仪式感,肃穆凝重,因为他们清楚,甘地已向整个印度宣告: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餐,之后他便会开始绝食,直到首都新德里,乃至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达成他所期待的和解。
这是1947年1月13日上午10时许,距离甘地的死亡,还有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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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些最崇敬甘地的人,对他的举动也不敢抱以乐观,因为这实在是太艰巨了,他试图以一己之力化解的,是印度两个人口过亿、彼此敌对了几个世纪的族群之间的累世宿怨。
印度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印度最早的哈拉巴文明,在公元前后形成系统的宗教,并成为印度人最主要的信仰。伊斯兰教则是外来文化,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不久后就攻占信德(今属巴基斯坦)建立首个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政权,此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于十三世纪在印度北部创建了以德里为首都的德里苏丹国,版图从印度河口直到孟加拉湾,统治北印度近三个世纪,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支混合突厥和蒙古血统的穆斯林征服者,他们在其首领“老虎”巴布尔率领下,于十六世纪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此后近两百年间一直是印度次大陆上最强大的政权。
除了外来者,印度的穆斯林也包括不少本土的皈依者,传统印度教社会实行种姓制,等级森严,而伊斯兰教提倡信徒一律平等,故而吸引了大量种姓制中最低贱的“不可接触者”以及第四等的首陀罗、第三等的吠舍,迅速壮大。信仰和社会形态的冲突,使两大族群的交往史不太融洽,尤其在穆斯林君主统治的北印度,例如,德里苏丹国最著名的君主阿拉·乌德丁(1296-1309年在位),他对待印度教徒的政策是,“在把印度教徒逼入穷困之前,他们永远不会服从和驯良,因此,每年只给他们留下刚刚够吃的食物,决不能让他们存储食物和财产”[2]。莫卧儿帝国最伟大的君主第三任皇帝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在位)曾推行宗教宽容政策,优待印度教徒以及锡克人、拜火教徒、天主教徒,以期促进宗教融合,可惜这个明智的善政也随着阿克巴中道崩殂无疾而终,两位奢靡平庸的继任者贾汉季和沙贾汗(泰姬陵的修建者)之后,帝国第六位皇帝奥朗则布上台。这位以心狠手辣著称的君主在其长达49年的统治期里,对印度教徒及锡克人横征暴敛,并无休止地征伐南方的印度教诸小邦,将他的统治版图扩张至极限,却也使国家在连年征战中油尽灯枯,当1707年他病死之后,只留下一个名存实亡的帝国躯壳,以及诸多彼此仇视的地方割据。
与此同时,一直活动在印度沿海的英国人势力坐大。英国商人早在1600年就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十七世纪末英国政府参股,使其变为具有强大资本支持和大多数国家职能的准政府机构,并在十八世纪莫卧儿帝国衰落之后逐步夺取土地,建立殖民政府,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征服了整个印度。1857年,包括莫卧儿帝国残余在内的旧印度各派力量发动反英大起义,一度声势浩大,但终被镇压。之后英国撤销了东印度公司,转而由政府直接统治印度,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兼任印度女皇,印度[3]变为英国属地,由英王委任印度副王(Viceroy)实施统治。此时,无论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锡克人,都归为臣虏,在英国统治下,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仇杀被压制,但不同群体的身份界限仍然明晰。
二十世纪,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时新思潮风行欧洲后,印度很快也被感染。印度的精英阶层开始畅想,有朝一日摆脱从外形到文化都与自己迥异的英国人,实现民族自治。
那么问题就来了,未来的“印度民族”应该是什么样的?十九世纪以来的印度宗教大师们主张以印度教来引导文化复兴,针对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印度人,将“独立、自由、民主”这类现代政治概念,以印度教的视角加以阐释,并通过践行古老的传统,塑造民族的自我认同。
可这些印度教的传统,很多与伊斯兰文化相悖,例如,印度教中牛是神物,不可伤害,但对穆斯林来说牛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因此当印度教徒发起宗教性质的“护牛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与穆斯林产生冲突;又比如,印度教徒喜好歌舞,节庆时满城鼓乐大作,而穆斯林的清真寺要求肃静,双方为此也常有摩擦[4];再比如,未来的印度该使用何种文字?北方的穆斯林要求用乌尔都语的书写体系,印度教徒则主张使用印地语[5],这又是难以调解的矛盾。
英国人有意识的分化政策,加剧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虽然他们在独立斗争中是同一战壕的盟友,但各自怀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以致于当独立来临时,统一的印度也被肢解为三: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称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并且印巴两国各自境内的几大族群间彼此仇杀,甚至国家间的战争也一触即发。
这就是甘地需要面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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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已经78岁,瘦骨嶙峋,无拳无勇,没钱没枪。他准备赖以戡乱的,只有三个字:非暴力。这是甘地的毕生绝学,他曾对来访的美国名记威廉·夏伊勒说,“非暴力”是威力巨大的武器。
这件绝世武器,几乎是甘地用他的一生来铸造打磨的。
1869年10月2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印度西北卡提阿瓦半岛波尔班达港(今属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印度教家庭。甘地家族的种姓并不高,属于吠舍中的一个副种姓(Jati)班尼亚,祖辈从商,但自甘地的曾祖父辈起,商而优则仕,连续三代中都有人历任卡提阿瓦各小邦的“迪万”(Diwan,首相)。甘地的父亲奥塔·甘地后来因故从波尔班达辞官出走,但他的家境未受太大影响,所以当1888年,奥塔去世三年后,十九岁的甘地仍有条件像当时印度的很多富家子弟那样,出洋留学。
甘地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三年的学时,他拿到了“英帝国律师资格”,但英伦生活对他更大的影响却在于:他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起初这只是为了向族人和母亲践诺,遵守民族习俗,继而他从一些当时流行的健康书籍中发现了科学依据,但最后,饮食习惯进化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选择。甘地认为,作为肉源的羊,其生命与人类同样可贵,不应为了人类的身体而夺走其性命。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引下,甘地不知觉间走向了“非暴力”。
自英国学成归来,甘地在孟买做了一名律师,1893年再度出洋去了南非。当时英国殖民者开发南非,从印度输入了大量劳工,甘地正是受雇去为这些侨民提供法律服务。
刚一到岸,南非对“有色人种”的浓浓恶意就扑面而来。几乎所有的甘地传记里都会提到这件事:在从德班到比勒陀尼亚的火车上,他明明持有一等车厢票,却因为肤色,被勒令换到三等车厢,抗辩的结果是被赶下车,在中途小站马里茨堡的候车室滞留一夜。抵达目的地后,甘地被友人告知,他的遭遇对在南非的印度人来说是家常便饭,非但如此,一些针对印度人及非洲土著的歧视性做法,更以法规形式公然行事。
甘地童年照片
感于同胞生存多艰,甘地组建了印度人大会,与歧视政策抗争,但他选择的斗争方式不是弱势民族领袖惯用的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而是依照白人的游戏规则,在法律框架内据理力争。通过这种路径探索,甘地更加接近了“非暴力”。
在南非期间,甘地进一步“自我净化”,在吃素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禁欲尝试。甘地认为,人由肉体和精神两部分组成,前者是低级的、动物性的,后者是高级的、是人内在神性的体现,而食欲和性欲,都是肉体层面的低级追求。必破一分兽欲,乃近一分神性,这是甘地从印度教吠檀多学派中参悟出的结论。因此,他虽将妻子接来南非却与之分室而居,虽有些不近人情,但确是无欲则刚,弃绝了一切物质享乐的甘地变得更加坚定无畏。
1906年8月,南非的德兰士瓦当局推出了要求所有入境的印度人签署登记卡的“黑色法令”,这是对印度人的极大侮辱,侨民中称登记卡为“狗项圈”。
甘地“非暴力武器”初试锋芒的时候到了。1907年,当与德兰士瓦当局乃至英国政府交涉都无果之后,甘地发动印度人大会,以公然违背的形式拒不执行法令,他化用了一个印度教术语,将这种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运动命名为“萨特亚格拉哈”(Satyagraha)[6],意为“坚持真理”。运动成效显著,逾九成印度人没在限定期限内办理登记。甘地被作为首要煽动者投入约翰内斯堡的单人牢房,但这又刺激得印度人的抗议更加激烈,无奈之下,当局只能将穿囚服戴镣铐的甘地从牢里提出,与之谈判。当局表示,只要一个形式上的服从,就会取消多项对印度人的苛政。甘地相信了他们,出狱后“自愿签署”登记卡并劝同胞们效仿,为此遭到“变节”的指责,甚至挨打,他都不为所动。而当德兰士瓦当局出尔反尔,拒绝兑现承诺时,甘地又召集大会,当众烧毁登记卡,非暴力抵抗运动再次被点燃。当局又把甘地抓回监狱,关进暴力刑事犯的牢房,唆使犯人殴打他,但所有这些伎俩都毫无效果。
在南非期间的甘地
1909年5月,甘地再次刑满释放,不久后又赴伦敦交涉。此时他已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包括暮年的托尔斯泰,许多欧洲贤达对他表示支持,更有人到南非追随他的事业。他的仰慕者,德国的犹太裔建筑师赫尔曼·卡伦巴赫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购置了一个庄园,供甘地使用,甘地便组织印度人大会中因抗议而被捕者的家属们同来农场,和他一起耕种维生。这里被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正是在这里,甘地开发出了“非暴力武器”中最具威力的一招:绝食。甘地要求农场的居民们都和他一样清心寡欲,对少男少女间偶尔的擦枪走火,甘地视之为自己教育的失败,以绝食来惩罚自己。这种做法通常会使“肇事者”因羞愧而被感化,洗心革面。在他领导的民权斗争中也是如此,每有暴力冲突发生,甘地就绝食自惩。到1914年1月,阶段性的胜利终于到来,南非当局领导人简·史穆茨将军与甘地达成协议,于该年6月通过法案,取消对印度人每年3英镑的人头税,同时承认印度习俗的婚姻合法。
在南非21年,甘地的努力终有收获,如同亚瑟王找到石中剑,他寻获了赖以斗争的武器——“萨特亚格拉哈”,这武器虽不能伤人,但甘地相信,它将在弱者与强者的斗争中无往不利。接下来,他要携此利器,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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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18日,甘地与妻子等在开普敦登船,离开南非,取道英国,返回印度。当客轮驶进英吉利海峡时,欧洲已是一片战火纷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甘地本想参加医疗队,但因胸膜炎发作未果,在英国滞留到年底。
次年1月,46岁的甘地再次踏上故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敬重的印度政治家、印度国民大会党[7]元老之一格拉帕·郭克雷建议他花一年时间研究印度的现状,甘地便在阔别已久的祖国各处走访。一年之期未满,郭克雷就去世了,甘地无法与他交流心得,但他周游印度的脚步却已停不下来。
甘地发起纺线运动,自此只穿着印度土布服装
接下来几年中,甘地如同一个游侠,在印度大地策杖而行,铲强扶弱,他用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他帮助坎巴兰靛蓝种植园的佃农抗议英国的剥削政策;组织阿默达巴德的纺织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在遭受旱灾的科达发动抗税,迫使政府同意暂停课税。
其中,在阿默达巴德领导罢工时,为了鼓舞工人们,甘地采用了绝食。这是他第一次在印度进行有明确诉求的绝食,当斗志涣散的织工们看见这个本来事不关己的瘦弱老人为了他们的权益挨饿忍饥,立刻惶愧无地,纷纷加入绝食,也不再排斥“不可接触者”与他们为伍。三天后,被感化的纺织厂主们向甘地投降,答应将劳资纠纷提交仲裁。事态以双方的妥协而结束。
尽管绝食是非暴力武器中最强的一招,但甘地对其使用十分审慎,他设定了绝食的条件:首先,诉求必须是正义的,符合“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坚持真理而不掺杂贪念和私欲;其次,绝食必须公开、虔诚,接受监督,并且不能太过轻易、频繁;最后,绝食的目的在于感化对手,激发他们心中的善念,而不能仅仅是道德胁迫。因此,绝食与其说是斗争手段,更像是寻求与对方在人性层面上达成妥协[8]。
此时,全印度都知道了这位当代圣哲,他的思想被奉为圭臬,追随者影从云集。也是在这段时间,另一位印度的骄傲——大诗人泰戈尔赠给甘地一个至高的尊称:圣雄。
1918年,一战临近尾声,英国所在的协约国集团已稳操胜券。甘地本人未能如愿报效,但印度在这场战争中代价不菲,在伊普尔、索姆河、巴格达,8.2万印度士兵为宗主国捐躯,因此,当胜利来临,印度人有理由期待一份重赏。
然而事与愿违,英国人作为改革方案提出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远远达不到印度人争取自治的预期。面对抗议声,英国于1919年2月16日出台了严酷的《罗拉特法案》,授权殖民当局可以随意逮捕涉嫌“煽颠”的印度人,并不经审判无限期羁押。粗暴颟顸的高压政策势必激起反弹,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抗议浪潮席卷。甘地领导的“萨特亚格拉哈”运动,是抗议活动的重镇,但也有不少地区不认同甘地的非暴力模式,特别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暴力的抗议活动让这些地区治安恶化。
甘地注意到危险苗头,以绝食呼吁印度人停止过激行为,还准备亲赴旁遮普宣讲非暴力,但迷信武力的殖民地当局没耐心等甘地的呼吁奏效。4月13日,旁遮普的锡克人圣城阿姆利则,作为对之前导致五名英国人死亡的骚乱的回应,英军准将雷吉纳德·戴尔下令向聚集在公园的抗议人群机枪扫射,开枪前未经任何警告。短短十分钟,公园血流成河,至少三百余人被打死[9],数千人负伤,史称阿姆利则惨案。而公园里的幸存者们,戴尔下令他们通过警戒线时匍匐在地,爬着离开。
直到此前,虽然致力于为印度争取权利,但甘地仍以英国子民自居,直到血案发生后,甘地明白了,他的非暴力武器,已到了向大英帝国亮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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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裸的甘地席地而坐,摇动身前的木头纺车,几缕粗糙的麻线片刻间织成。这就是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回击——仍然是非暴力,但后面加了一个新词,Non-cooperation——不合作。
阿姆利则惨案后,英国方面仅对肇事者戴尔处以勒令退休的象征性惩戒,对印度人来说,这无疑是二次伤害,英印裂痕已不可弥合。甘地也起而抗争,他在南非期间曾撰写《印度自治》一文,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权,事实上是由印度人以“合作”的形式授予的。而此时英国的暴行证明他们已变成一个邪恶政权,印度人应该停止合作,从英国人手中收回权力。这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他呼吁不要为惨案寻仇,要以非暴力方式,抵制英国在印度的一切:公务员辞职、雇工停止为英国雇主服务、军人放弃英国授予的荣誉(他本人就退还了因在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组织医疗队而获得的勋章)、学生离开英国人的学校、商人抵制英国货,尤其是英国向印度倾销的纺织品。为此他提倡印度人使用传统的手摇纺车,自己纺线织布。wWW.ΧìǔΜЬ.CǒΜ
这个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提议,竟一呼百应。甘地在1920年3月发起纺线运动后,一时间从城市到乡野,整个印度纺车飞转,纺线似乎成了修行与救赎,无论习惯西化生活的城市人口还是身居闭塞农村的乡民都投身其间,彼此距离也因之拉近,印度的反抗力量如线绳越拧越粗。最终,连起初不以为然的国大党政治精英们也都换下西装革履,穿着印度土布织成的白袍。
甘地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
这就是甘地的武器,“英国人想逼我们和他们比机关枪,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想打败他们,必须用我们拥有而他们没有的武器”。是年9月,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上正式通过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斗争纲领,甘地的思想成了整个印度的思想,他也乐观地宣称,一年之内就能实现自治。
1921年,甘地在印度四处宣讲非暴力,当印度人表现出暴力倾向时,他以绝食来加以规劝,后来认识到时机尚不成熟,甘地叫停了全社会范围的不合作运动,只保持抵制英国纺织品。甘地在这一年宣布,今后放弃一切西式服饰,只穿土布织的腰布,礼仪场合在上身搭一块乡村式的披肩“恰达”,他为世人熟知的“半裸的苦行僧”[10]形象就此诞生。
可惜,人情有所不能忍者,非暴力武器并非人人都能掌握。1922年2月5日,发生了乔里乔拉村事件,警察在该村镇压示威游行开枪伤人,村民愤而火烧警局,导致22名警察身亡。事件让甘地深感挫败,他知道,自己推行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异化为暴力抗争,他的主张失败了。随后,已在酝酿的新一轮不合作运动取消,印度声势大挫,英方3月10日逮捕甘地,判处6年监禁。
1924年,甘地因健康原因提前获释,此后几年著书讲学,蛰伏于政治第一线之外。1930年,这个瘦小老头重返公众视野,并再次震惊世界。在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总督为保证政府垄断的盐业利润,禁止人自行从海水中提取盐。甘地就选择以此为突破口,他宣布要步行到古吉拉特的丹迪海滩,捞取一块海盐。甘地拄着竹杖只身上路,很快他身后就聚集了无数自发的追随者,最终队伍浩浩荡荡,经过241英里的跋涉,4月5日开抵海滨。甘地掬起一把海水在太阳下晒干,粗糙的盐粒留在他手上,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印度为之震撼,英国人惊恐地发现,甘地可以这样将他们的法令视若无物。英国人急忙将甘地关回监狱,但很快就再次把他放出,与之谈判。
接下来10余年间,甘地4次入狱,7次绝食,6次取得成功,其中两次绝食时间达到21日。而在他频繁出入监狱的时候,视他为导师的尼赫鲁等新一代国大党领导人走上前台,甘地也渐渐转型为精神领袖。
1939年,二战爆发。这或许是几百年来最正邪分明的战争,但泥守于“非暴力”的甘地同样不赞同对法西斯政权的抗击,他曾表达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看法:纳粹固然邪恶,但犹太人不应反抗,必要的话他们应该全体自杀,以唤醒敌人的良知。因此,在二战中甘地对英国人发出“撤离印度”的要求,以此作为支持英国的条件。但“支持”也仅限于非暴力,甘地反对印度以一切形式参战,即便当1942年日本人打到印度家门口。
英国首相丘吉尔,嘴上说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漂亮话,心里却知道印度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作用,对甘地等人的“作乱”,断然施以重典。1942年8月,甘地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被全体下狱,这一回甘地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夫人因声援他而被捕,1944年病死狱中。同时,甘地对“非暴力”近乎迂腐的坚持,也让他和国大党错过了在二战中争取政治筹码和道义资源的机会。1944年5月,当重病的甘地被释放,他很快发现印度的很多事情已脱出他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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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终于同意让印度人自己建国——而且还不只建一个国,除了印度,这片土地上还将诞生一个叫作巴基斯坦的新国家。
印度国大党一直坚持世俗原则,不以宗教划线,党内也包含了很多穆斯林成员。但并非所有穆斯林都觉得印度是他们的前途所系,如前所述,印度精英分子的早期政治活动带有太明显的印度教色彩,让被排除在外的印度穆斯林感到担心。1906年,在孟加拉的达卡成立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以下简称穆盟)。1915年,这个原本的少数族裔政党迎来了改变其命运的重要人物——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真纳的人生轨迹与甘地很相似,他比后者小7岁,同样出身印度西北的商人家庭,同样留学英国攻读法律,后来又同样回国从政,但较之甘地,真纳更西化,也更心高气傲,他不太看重传统与宗教,也从不是一个像甘地那样笃信精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真纳1906年加入国大党,1913年又加入穆盟,两年后成为该党主席。甘地一直倡导超越种族与宗教的统一的“印度民族”,真纳也一度服膺这种“一个民族论”,主张穆盟与国大党合作。在一战后甘地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正逢印度穆斯林发起“基拉法运动”,抗议协约国处分名义上的伊斯兰世界领袖、由土耳其苏丹兼任的哈里发,于是在甘地和真纳的协作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手斗争。
但真纳与甘地、穆盟与国大党的蜜月期没有保持多久。真纳的核心诉求是保障印度独立后穆斯林的权益,而这显然不是国大党的首要议题,加之双方阵营都不乏传统的敌意,因此难以长久和衷。乔里乔拉村事件后甘地宣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整个印度独立斗争陷于低潮,真纳也退出政治圈,到伦敦重操旧业当了律师。但印度政坛并没忘记他的存在,1934年的中央立法会选举上,身在英国的真纳缺席当选。此时英国已开始考虑印度的自治地位,并实施了穆斯林单独选区制,敏锐嗅到风向的真纳赶回印度,希望借此扩大穆盟的影响,对国大党待价而沽。当穆盟在选举中仍未获得他预期的足够席位,真纳决定,改走另一条路线。
分割前后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处灰色分别为土邦克什米尔和海德拉巴,浅黄色为葡萄牙殖民地果阿
此时印度的穆斯林中已有一种呼声,主张在印度西北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一位旁遮普的穆斯林政治家拉马特·阿里,从旁遮普(Panjab)、阿富汗省(AfghanProvince)[11]、克什米尔(Kashmir)、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信德(Sindh)几个地理名词中抽取字母,生造了一个新词Pakistan——巴基斯坦,上述各地就是他设想的穆斯林国疆域[12]。侨居伦敦时真纳接触到了“巴基斯坦”说,当时他并不喜欢,但此刻为了政治抱负,他决定将其付诸实施。原本对传统不屑的真纳举起了民族和宗教的旗帜,凭借他过人的政治天赋,很快将印度各省的穆斯林团体收编麾下,如同甘地的“圣雄”称号,真纳也被穆斯林称为他们的“卡伊德·阿扎姆”——伟大领袖。二战期间,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要人频繁出入监狱的时候,真纳更抓住真空期,成长为印度政坛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为避免再次沦为国大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的配角,真纳不再提“一个民族”,转而以独立建国为最高纲领,国大党的短视与自大坚定了他的主张,“巴基斯坦”终于成了印度穆斯林的共识。
1944年,出狱后的甘地与真纳有过数次谈判,尽管对国家分裂的前景疾首痛心,但现实面前甘地只能低头默认。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已无力继续控制印度,印度总督魏斐尔爵士尝试组建由印度人掌管的政府,真纳反对。次年英国派来印度事务大臣领衔的内阁使团协商,提议印穆双方以及印度各土邦组建联邦制政府,真纳仍不肯让步,提出除非保证他当首届联邦政府总理……终于,印巴分家成为定局。
剩下的就是怎么分的问题。1947年,二战中功勋卓著的前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英国皇亲路易斯·蒙巴顿勋爵重返印度,出任末代副王,他的使命就是使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以“自治领”形式实现独立。经过多方协调,印巴按照八比二的比例分配印度现有财产,机关单位里,双方的职员开始为争一台打字机、一张办公桌锱铢必较。更棘手的是土地问题,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双方的居住地早已犬牙交错难分彼此,最终只能根据简单多数原则,将印度教徒数量居多的地方划归印度,反之,则划归巴基斯坦。厘定这条边界线的是一位精通法律的英国情报官员西里尔·雷德克利夫,他本人从没到过印度,或许英国方面认为由这样的人操刀才能保证客观公允。
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东巴基斯坦,被从地图上圈出来,雷德克利夫知道,这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果然,被硬生生裁为三截的印度,很快陷入了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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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15日,新德里。印度人狂欢庆祝祖国独立。在这之前一天,巴基斯坦人已提前感受过这种喜悦。
但幸福持续得非常短暂。直到这一天,英国人才向印巴双方告知了雷德克利夫的裁决,8月16日,当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从蒙巴顿手中拿到自己国家的地图后,这两个一天前还在相互道贺、相约永为兄弟的国家元首立刻翻脸。
这张被割裂的地图上,最严重的一刀割在了旁遮普,双方以及锡克人在该省都有大量混居人口,以及重要的宗教圣地,因此,分割方案激怒了所有人。当居住在旁遮普西北的印度教徒惊觉自己的家被划到了一个伊斯兰国家,周围的昔日邻居都变得目露凶光时,只能抛弃一切逃奔印度;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印度这边,被愤怒的印度教徒和锡克人包围的穆斯林,战栗地变成了待宰羔羊。
甘地和尼赫鲁
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挪移开始了。每天,从旁遮普逃难而来的印度教徒一下火车就向同胞哭诉自己的家破人亡之惨,愤怒的印度教徒则将怒火发泄在身边与此无关的穆斯林身上,继而,族群间丧失理智的仇杀大爆发,八、九月间,双方共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赶出家园,至少一百万人死于相互屠杀。无论尼赫鲁、真纳还是阿里·汗,都无计可施。
此时的加尔各答。这里是英属印度的旧都,孟加拉湾最重要的港口,21世纪初刚被从孟加拉割离划归印度,地位重要历史敏感,印穆混居彼此仇视,仅仅在一两年前,双方还都试图杀光对方,以使己方占到人口多数。但此时,席卷印度的暴力浪潮中,本该是风口浪尖的加尔各答,竟成了一个避风港。
这是因为,甘地正在这里。
一个多月前,应蒙巴顿和孟加拉方面的穆盟领导人之请,甘地来到加尔各答,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他也不是任何政党或宗教的领袖,他的公众身份只有一个——印度的良心。每天黄昏时分,甘地主持的晚祷会上,数以十万计的加尔各答人来瞻仰圣雄风采。甘地借机呼吁团结,除了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他也念诵《古兰经》和锡克人的《锡金圣典》,以及基督教的赞美诗,在他强大的感召下,各族群间相安无事。8月15日的独立日,甘地在住所独自向隅,他不认为一个被割裂的印度有什么值得庆祝。果然,屠杀和暴乱接踵而至,甘地仍坚持在晚祷会上讲道,努力驱散人们心中的戾气,一连九天,印度人头滚滚,加尔各答却保持着平静,欧美报纸惊呼甘地创造了“加尔各答奇迹”。
但种族仇杀的浊浪终于涌进加尔各答,印度教极端分子从各地赶来,煽动仇恨,一次街头冲突成为导火索,8月31日,加尔各答奇迹破灭,印度教徒袭击了穆斯林聚居区。甘地满怀悲愤,祭出了终极法宝——绝食。虽然此前他曾有过两次绝食21天的纪录,但现在他已78岁,因为素食,常年营养匮乏,身体早不如前,绝食对他来说,是以命抗争,并且,这次是绝食手段中最决绝的——绝食至死。
9月1日晚上甘地开始了绝食。2日,一切如故。3日,甘地的支持者们重到他的居所外游行,呼吁尽快恢复和平,以挽救甘地。4日,中午,27名此前袭击穆斯林聚居区的暴徒来到甘地床前伏地痛哭,表示忏悔并请他责罚,甘地给他们的惩罚是,去向被他们伤害的人乞求原谅。当晚,几乎所有参与过暴力行动的加尔各答市民都来向甘地请罪,交出了装满几卡车的枪支弹药和砍刀。随后,印度教、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一起当着甘地的面,宣誓坚守和平。
加尔各答奇迹得以延续,甘地又成功了,但这次代价惨重,他的脏器已在绝食中严重受损,尤其是肾脏。但甘地顾不上调养将息,他要亲赴水深火热的旁遮普,在第一线展开非暴力的战斗。9月9日,甘地抵达新德里,首都的局势让他无法继续西行。
其时,在蒙巴顿的帮助下,尼赫鲁总算稳定了新德里的局面,但比移民潮更严重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本是半自治的土邦,土邦主是印度教徒,但居民多数是穆斯林,故而印巴都将之视为自己应得的领土。土邦主哈里·辛格本想自己独立,既不加入印度也不加入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的激进派组织了“志愿军”开进克什米尔,辛格被迫倒向印度,印度也出动伞兵,双方对峙,局势危急。为了随时可能开打的战争,印度扣留了本该移交巴方的5.5亿卢比资金,这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
对此,甘地却有不同看法。首先,他坚信可以以非暴力手段化解争端,同时,他要求印度政府立刻如约向巴基斯坦付钱。政府方面对他解释,巴基斯坦拿到钱后一定会用于扩军备战。但甘地坚持己见,在他看来,失信于人的后果要比这严重得多。面对近乎不可理喻的昔日精神领袖,国大党政府未予理睬,甘地只能使出他最后的一招。
1948年1月13日,在新德里的比拉尔府,甘地宣布无限期绝食。条件除了印度政府支付款项,还有要新德里乃至全印度的各宗教和政治团体签署和平协议。此时他尚未从加尔各答绝食的影响中恢复,以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再次绝食意味着随时可能送命。对此他却毫不挂怀,甘地对苏西拉·纳亚尔说,只有神能决定他的生死,若神意如此,他甘愿为真理而殉难。
或许此时甘地还想不到,即将让他成为殉道者的那个人,已经准备动身了。
7
新德里向南1200多公里,马哈拉施特邦,浦那。
几年前,甘地曾被英国人关押在浦那的阿迦汗宫,当时,浦那人也和其他印度人一样,将他视作为民族受难的圣徒,而如今,这座城市有了新的偶像——维纳雅克·达摩达尔·沙瓦迦尔。
他已经65岁,他的早期履历又与甘地、真纳相似,也是在伦敦学过法律的海归,回国后投身政治,并为印度独立而斗争,所不同者在于,他选择的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潮。沙瓦迦尔加入右翼政党印度大会党,凭借狂热的演说鼓动能力,成为该党领袖。1942年,沙瓦迦尔将印度大会党中的核心组织印度国民志愿团改组为听命于他个人的印度国家党,建立了党内独裁地位,所有党徒都须向他宣誓效忠。
沙瓦迦尔的核心学说是“印度人至上论”,主张罢黜百家,建立单纯的印度教国家,并提出以武力实现这一目标。不同于甘地反对种姓制之弊,沙瓦迦尔推崇婆罗门精英主义,为此甚至吸纳了一部分纳粹观点,认为婆罗门作为“古雅利安人”后裔,先天高人一等。确实,甘地的恕道并非人人都有足够的慧根去领悟,简单粗暴的沙瓦迦尔式斗争哲学,也很快吸纳了一些拥趸,那些已经没落但仍自视高贵的婆罗门,从沙瓦迦尔的学说中看到希望,纷纷成为他的追随者,特别是在他的家乡浦那。1948年1月14日,甘地在新德里发起绝食的次日,就有几位来自浦那的信徒赶到沙瓦迦尔位于孟买的别墅求见。
其中一个身材矮胖,方面阔口,脸上表情严峻似乎随时都会激动起来;另一个西式打扮,神色市侩;第三个留着印度教修行者的长发和大胡子,捧着一面手鼓,像个流浪艺人。前两者被保镖带上二楼,大胡子身份不够,只能把手鼓交给他们,自己候在一楼客厅。
印度国家党领袖沙瓦迦尔
获得接见的这两位,分别叫做纳斯拉姆·古德斯、纳拉扬·阿普特,都是印度国家党成员,也是最根正苗红的“切特帕乌安婆罗门”[13],他们在浦那经营着沙瓦迦尔投资的《印度国家报》。时年37岁的古德斯,自小受严格的婆罗门教育,很以种姓为荣,年轻时他曾是甘地非暴力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致于因之坐牢,但牢狱之灾让他转而相信“非暴力”是软弱无能的,于是改弦更张,投效沙瓦迦尔,担任了《印度国家报》的主笔;阿普特是古德斯的老朋友,与之背景相似,但他为人油滑,喜好声色,善于社交,所以负责《印度国家报》的市场工作。他们在报上强烈抨击甘地,指责他应为“印度分裂”负责,而当一天前听说甘地绝食要求向巴基斯坦付钱,古德斯出离愤怒,认为甘地是讹诈政府,背叛民族,他和阿普特决定要有所行动,阻止甘地,必要的话,杀死他。故而他们来孟买,求教于领袖,同来的大胡子叫迪迦巴·拜奇,是印度大会党外围党员,经营杂货店,暗地里从事武器走私,古德斯通过他搞到了一支自制手枪,就藏在那面手鼓里。
会面很简单,叩拜教主后,阿普特汇报了他们的计划,沙瓦迦尔不置可否——不能留下与事件有关的证据,这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生深谙此理——只是检查了一下他们准备的枪械,随口嘉勉几句,就打发他们离开了。
在浦那,还有几个同谋等着古德斯一行,分别是高佩尔·古德斯,纳斯拉姆·古德斯的亲弟弟;韦什努·卡卡雷,一位旅店老板,激进印度教徒,常借开店之便窝藏暴徒;马丹拉尔·帕瓦,刚从旁遮普逃到印度的难民,家人被穆斯林残杀,因而痛恨甘地包庇穆斯林;桑加尔·吉斯塔亚,拜奇的仆人。1月15日,拜谒沙瓦迦尔的次日,几人分头出发赶往新德里。途中,拜奇主仆才被告知了行动目标,他们本来不在计划之内,但鉴于拜奇是这伙人里唯一会用枪的,也被许以重酬拉来入伙。
新德里,比拉尔府。甘地躺在简陋的床榻上,对迫近的危险并无察觉,他此时面对的更大敌人,是他自己的身体。
度过前两天的饥饿期后,体内脂肪早已耗尽,得不到食物摄入,身体的能耗,将只能从体内蛋白质中走账,这是真正的蚕食生命。
更令他难受的是,他感到印度正在背离他的非暴力理想,尼赫鲁和财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强烈反对向巴基斯坦付款,14日,两人曾率政府高官们来向甘地解释,听着他们满口利益之谈却罔顾他强调的信义,甘地悲愤落泪。而一向是他坚强后盾的印度人民态度也起了变化,同在这一天,比拉尔府外游行队伍里响起了“让甘地去死”的呼声,圣雄听罢,怆然无语。
但接下来,加尔各答奇迹的一幕在新德里重演。随着甘地陷入垂危,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像以前一样被感化,15日,新德里五万人游行要求政府拯救甘地,尼赫鲁也召集紧急会议,号召他的阁员们不要再顾眼前之利,“挽救印度最伟大的灵魂”。当天下午,印度政府宣布,将马上向巴方付款。
16日,这个消息传遍印巴两国,心系甘地安危的印度人、为财政危机而头疼的巴基斯坦人、担心局势恶化的英国人,无不长出一口气。甘地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但这不是终点,甘地依旧拒绝进食,他还有第二个要求:印度所有党派和宗教社团签字的和平协议。这个难度甚至大于第一项,因为这回需要买单的不只是政府,更涉及每个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甘地开列的七项条件中,包括保护穆斯林权益、退还近来骚乱中抢占的穆斯林财产、旁遮普难民撤出他们占据的清真寺等。显然每项要求都是艰难的,不少人对甘地的固执抱有非议,但在他充满悲悯的巨大气场下,更多的人被感化。17日,上百万的新德里人走上街头,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人挽手并肩,呼吁教派和解,每位宗教领袖门前都聚集着大批信众,要求自己的领袖接受甘地的条件。18日,各派代表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送到了甘地床前,签名者中也包括印度国家党在新德里的代表。
甘地的第18次、也是最后一次绝食,持续了121小时30分钟,又以胜利告终。
此时是中午12点45分,消息传出后,新德里一城欢腾,直至次日,来向甘地祝福的市民仍排成长龙,充盈着比拉尔府前的街道。
在这座巨大宅院的背后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却聚着几个面露愤恨的人——正是古德斯一伙。18日,他们在新德里聚齐,听说政府在“甘地胁迫下”付钱给巴基斯坦,古德斯怒火中烧,发誓要处决这个“民族叛徒”。现在他们有两支性能糟糕的枪,以及若干炸药,但除了外围成员拜奇,谁都没摸过枪,突击练习的效果很不理想,谁都没把握担当击毙甘地的大任,最终只能制定了一个协同作战计划。
行动时间定在次日黄昏,甘地的晚祷会上,帕瓦将最先发难,在比拉尔府门口处引爆炸药以吸引警察;高佩尔·古德斯和拜奇提前混进比拉尔府,埋伏在仆人房间,那里的窗子正对着甘地布道台的背后,他们将从那里开枪和投出雷管;卡卡雷混在接受祝福的人群中接近甘地,待拜奇二人动手后,伺机从正面掷炸弹;古德斯和阿普特负责联络指挥。
20日,几人依计而行,分头从宾馆出发。比拉尔府门庭若市,数以万计的新德里市民排队等候在晚祷会上接受圣雄赐福,在甘地的坚持下,府门口不设安检,携带枪支弹药的几名刺客顺利混入。仆人们正纷纷离开房间去准备晚祷会,拜奇和高佩尔·古德斯趁乱潜入既定的房间。拜奇在他准备藏身的房间门口,与房间主人迎面碰上,后者的造型让他心头大震:那是一个独眼人,在印度教中,肢体不全者被视为大凶之兆,独眼更尤为不吉。拜奇为人迷信,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没有古德斯那样的政治诉求,此行只为求财,无意干犯不祥,气馁之下,说什么也不肯进入独眼人的房间,径自开溜了。
新德里的甘地陵园与雕像
其他诸人还不知道这个变故,仍按原计划行事。晚祷会刚开始,心浮气躁的帕瓦就引爆了炸药,果然现场大乱,而高佩尔·古德斯和卡卡雷等不到拜奇的枪响,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帕瓦很快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抓获。见大势已去,诸人只能各自趁乱逃走。
拜奇和仆人吉斯塔亚自顾自逃回浦那闭门不出,其他几人也连夜逃往孟买。一路上古德斯满怀懊丧,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甘地是同一类人,都怀有殉道情结,对于自己信奉的主义不惜生死以之,此次行刺他已对沙瓦迦尔立誓,实在不甘半途而废,加上帕瓦的被捕让他们担心已被供出,回到孟买也不会安全,商议之下,他们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返回新德里,将刺杀计划进行到底。
本来,这将是自投罗网,警方已通过帕瓦的口供锁定了古德斯和阿普特两位《印度国家报》人员,循着这条线索,其他人的身份也渐渐明晰,但印度警界叠层架构的复杂关系和官僚积习,竟让疑犯从网眼间漏过。被派往浦那办案的警察选择乘火车,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而孟买方面,政府碍于沙瓦迦尔在当地的影响力,不准警方碰他,得益于他们的低效,古德斯等人在孟买郊区兜了一圈,又分头返回了新德里。
刺杀甘地的主凶纳斯拉姆·古德斯
27日傍晚,人声嘈杂的德里旧火车站,古德斯、阿普特、卡卡雷再度聚齐,或许是自知必死,古德斯没有再让他的弟弟参与。他们费尽周折,总算从附近的难民营搞到了一支性能可靠的手枪,这回古德斯决定亲自上阵,时间定在三天后。
甘地本人的固执与疏忽,也帮了大忙,20日的袭击事件后,他仍坚拒警方的保护。新德里最干练的警察、副警长梅赫拉只好每天便装暗中保护。30日偏巧他又重病缺席。一切都像是注定,这天的早祷上,甘地念诵《薄伽梵歌》中关于生死无常的诗句,事后想来,竟像是提前交代了后事;白天,他还会见了来访的尼赫鲁和帕特尔,调节他们的政见分歧。会谈耗时漫长,甘地为此错过了晚祷开始的时间,当他在摩奴搀扶下尽可能快地挪动脚步来到会场时,已是下午5点10分——迟到了10分钟。早已等候的人群涌上前来,对他致以问候。此时摩奴看见“一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矮墩墩的年轻男人”,正拼力挤过他身前的人,向讲台靠拢,很快来到近前,俯下身子,似乎是想向甘地鞠躬。
朝拜者的这种热情,摩奴并不陌生,她只是伸臂想将此人拦下,同时温和地请他先退下,毕竟甘地已经来迟,不能再耽误时间。但话未说完,忽然她面上的表情僵住了,来人直起身子时,她看见他合十的双手中,夹着一把手枪。
来不及惊呼,电光石火间摩奴被一把推开,刚摔到地上,就听见三声脆响,再看讲台上的甘地,胸前雪白的恰达已是一片殷红,但他的面色仍保持平静,手臂抬起,似是伸向开枪者,口唇微动,用最后一丝力气说着什么,摩奴听见,那是——“啊!罗摩……”
8
距离弥补了古德斯射术的欠缺,他的三枪全部击中甘地胸腹,风烛残年的老人当场无幸,非暴力者,死于暴力。
他临终的遗言玄奥难解。罗摩,是印度神话里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也是甘地崇拜的神祇,因此,有人将这理解为一句单纯的“OhMyGod”式的感叹。但也有人愿意相信,这句话代表着甘地获得圆满,往生极乐。不久前他曾对摩奴说,希望遵从神灵的意志,为真理殉难,那样才当得起“圣雄”之名,否则,就只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此刻,死亡以他期待的方式来临,求仁得仁,复无怨怼。
古德斯当场被擒,查实他的身份后印度政府如释重负——如果是穆斯林杀害了甘地,局面将不堪设想。大约一小时后电台向全国播发讣告,特地强调“暗杀者是一名印度教徒”。
根据印度教习俗,甘地的遗体次日便进行火化,全世界的唁电铺天盖地而来,包括英国国王、罗马教皇、美国总统,也包括他的老对手真纳、丘吉尔、史穆茨。尼赫鲁在葬礼上致辞,“照亮我们生命的那盏灯熄灭了,但是,一千年后,人们都还将看到它的光亮”。
然而,这终究只能视为一种出于情感的礼赞,自尼赫鲁以下,甘地被奉为印度的民族象征,可他的精神却被束之高阁,他返璞归真式的治国理念,更从没被施行。尼赫鲁政府很快用行动否定了甘地路线,发展现代工商业,追求富国强兵,印度也回到了世界列国都在竞逐的跑道上。
事实上,这样的转变可说是印度之幸。传统的美德赋予了甘地力量,却也界定了他力量的上限。甘地重视精神世界,否定物质文明和现代科技,他理想中的印度是一个庞大的村落联盟,男耕女织,安贫乐道,以物质匮乏来保证精神的“淳朴无邪”。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他的追求显然是与文明发展方向相悖的。
这样便不难理解古德斯的庭上辩护,他称杀死甘地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因为他坚信甘地的主张正在毁灭印度。他认为甘地提倡的非暴力,其实是一味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来绥靖穆斯林,并导致了巴基斯坦分离及其后的一系列灾难;他还提出,甘地为了他个人的信条,以绝食“胁迫政府”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决定,这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行为,而甘地反对发展经济、国防,将使印度变成任人宰割的弱国。
这些辩词没能洗脱刑事层面的罪责,古德斯和阿普特于1949年11月被处绞刑,团伙其他成员分别被处3-10年徒刑及终身流放,拜奇主仆上诉后免罪,沙瓦迦尔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
但古德斯的观点确实引起了印度人的思考。英国籍的印度裔大作家奈保尔,曾在一则寓言式的短篇小说里调侃了以甘地继承人自居、试图践行其主张但最终一事无成的政客维诺巴·巴韦,他将该篇小说命名为《一个蠢人》,更刻薄地将主人公定性为“一个神圣的笨蛋”。
所以,圣雄甘地和他乌托邦式的理想或许更适合作为抽象的精神图腾,“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而非真正用做指引民族道路的航标灯——毕竟,如果印度真的变成一个不事生产、充斥着十几亿苦行僧的国度,这将是难以想象的。
“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对抱负远大的印度民族来说,他们必不甘心仅仅满足于后者。
而对于一位误入政治凡尘的圣徒来说,前者,或许反倒是他最理想的归宿。
(笔者按:本章开头部分戏仿自杰克·伦敦小说《一块牛排》,谨此致敬。)
【注释】
[1]波斯语,意为“蒙古人”。巴布尔是十四世纪中亚枭雄“跛子帖木儿”的六世孙,帖木儿曾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察合台汗国的驸马,故此自称具有蒙古帝国法统。
[2]罗兹·墨菲《亚洲史》。
[3]含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
[4]朱明忠《印度教》。
[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印度史》。
[6]当时甘地登报征集抵抗运动的名称,从众多意见中选取了这个名字,稍加修改。
[7]简称国大党,最早最大的印度政党,创建于1885年。
[8]黄迎虹《感化型政治:以圣雄甘地绝食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9]英方称379人死亡,印度方面称死者超过千人。
[10]丘吉尔对甘地的形容。
[11]位于巴阿边界,加入巴基斯坦后称西北边境省,现已更名开伯尔-普什图省。
[12]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印度史》。
[13]莫卧儿帝国时代,统治马哈拉施特地区的印度教政权“马拉塔联盟”贵族后裔。马拉塔联盟是印度教徒抵抗奥朗则布南侵的主力,殖民时代也与英国殖民者周旋到最后,因而被视为印度教抵抗外侮的象征。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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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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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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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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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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