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见，这档子事儿要是出在今天，媒体的标题多半会是“美女刺客浴室行凶”、“政坛明星裸死家中”、“衣冠不整，他死前发生了什么？”这类的，总之，挖空了心思领着人往三俗方向捉摸。
但事发现场的画面绝对能击碎一切低级趣味的想象：死者头缠白浴巾，躺卧在浴桶中，水面之上的半截身子斜倚着桶沿儿，头颈向后仰着，露出锁骨下方致命的刀伤，创口处又窄又深，利刃的穿刺感让人一见之下如同身受，血已凝结，但显然此前流了太多，将浴桶里的水都染作一摊猩红；死者双手各持纸笔，右臂无力地垂在桶外，苍白病态的肤色全无生气——看到这样一条“白臂膊”，纵是再善于触类旁通的人怕也难有兴致顺着脉络跃进到“私生子”之类的想象。
这就是18世纪法国大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名作《马拉之死》。如其所示，这桩凶案只有血色，没有浪漫，而且，可以说此案的发生，开启了法兰西浩浩史书中最不浪漫的一页。
1
1793年7月13日，马拉死在巴黎。这年早些时候，巴黎死过一个来头更大的人——国王路易十六。
那是在1月21日，一年中巴黎最低温多雨的时节。不久后，这个月份被恰如其分地更名为雨月[1]。那天没下雨，但天也很应景地阴沉着。清晨，在巴黎东北的丹普尔堡，两辆漆成墨绿色的马车一前一后驰出，其中一辆车里坐着的，就是路易十六——从前的国王，现下的囚徒。自从近半年前被举家迁入这座监狱般的古堡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获准离开，也是最后一次——此行的目的地，就是设在革命广场上的断头台。1789年革命爆发以来，他先失去了王权，从至高的国王变成君宪体制下的虚君，继而又在1792年8月的“二次起义”中失去了王位，变成被罢黜幽禁的废帝、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内一介平民，直至今日，变成待毙的“人民公敌”，即将失去仅剩的一颗头颅。
革命风起，王纲失统，整个法国社会也随之失范：国内，财富分配和物价等直接诱发革命的痼疾并没如预期那样，随着特权阶级被取消而迎刃而解，反倒激起了更多的、更非理性的仇恨。1792年9月，巴黎发生了大屠杀，近两千人被“革命群众”杀死，其中一些贵族被当街肢解；国外，革命亦引来友邦惊诧，虽然奥地利与普鲁士发起的第一轮军事干涉被打退，但一干强敌仍环伺在侧。
很难说路易十六要为革命以来的乱局负多大的责任，阿克顿爵士《法国大革命讲稿》的开篇令人印象深刻，“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了，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虽然几行字之后作者就调转笔锋，指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财富增长使得社会分配的结构性的不均被放大，但这些复杂问题是时人无暇思考的，作为“旧制度”的象征，“国王”自然是一切矛头所向。
而身处暴风眼中的路易十六，无论谋国谋身，几乎步步棋错：1791年，他不明智地轻信国内外保王势力的怂恿，在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从巴黎化妆出逃，结果途中被截获，威望大挫；1792年，议会中共和派得势、刚刚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岌岌可危时，又轻率妥协，致使忠于他的将军和卫队丧命，君宪制破产，全家也命悬人手；接着各种指控纷至沓来，路易十六人心尽丧，甚至他臃肿的体型，都被视为耗国肥己的实证，加之他出身奥地利王室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指向奥国干涉军出卖军情，连带路易十六也被定性为卖国贼。新政府成员们竞相表现“革命性”，对前国王的审判，政治意义已远大于法律意义，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路易必须死，因为法国必须生”的呼声中，路易十六的命运就此定格。
路易十六固然才具平庸，但实在算不得大奸大恶之徒，人类历史上真正该杀的暴君昏君，数一百个也未必数得着他，不同于他奢华成性的老婆，笃信宗教的路易十六其实自奉甚薄，更不乏爱民之心，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摘录的他取缔徭役的敕书[2]，简直让人感动。然而，这其实也是路易十六注定的宿命，他的祖上太阳王路易十四有云，“朕即国家”。此言既出，波旁王朝的法兰西王国就不能被视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盛世时君主享受无限王权，乱世里也就必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以生命来作为鼎革之际的祭礼。
1月21日这天，路易十六被押赴刑场，较之一般死囚，他仅有的优待是被免于游街示众。处刑地点革命广场本来叫做路易十五广场，不久前才改了现在的时新名称，但路易十五的雕像还在，新政府似乎有意让路易十六死在“祖父”的眼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很多人乐意将这句名言记在路易十五名下，其实真正的出处是他宠爱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二位都早已作古，眼下果真“洪水滔天”，或许他们会庆幸，死得其时。
断头台上，主刀的是夏尔·亨利·桑松，传奇的刽子手世家第四代掌门人。桑松家族世受王恩，他本来极不愿手上沾染王室之血，但最终还是决定以自己的精湛技艺尽可能干净利落地送别国王，以免他落到生手刀下，更受零碎苦头。路易十六被撕开衣领，剪去长发，用手绢背缚双手，押上断头台。经过神甫此前一夜的开导，此时他已恢复平静，刑前，他对台下的围观群众喊话：
“人民啊，我是无辜的，我宽恕杀死我的人。我死后，求上帝不要让法兰西再流血……”
监斩的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此时下令击鼓，鼓声暴起，吞没了路易十六最后的遗言。
铡刀落处，路易十六身首两段，桑松之子亨利代替已经崩溃了的父亲，依照惯例提起人头传示台下，欢呼的人群一拥而上，争抢着用衣物去蘸国王的血，狂欢节般的气氛达到高潮。
“共和万岁！”
2
西出巴黎，一百多公里外，就是诺曼底，那里田园风致恬静安闲，气氛迥异于狂躁的首都。
今天的法国下诺曼底大区，奥恩省阿尔让唐市附近的小村圣萨图宁（Saint-Saturnin），一片绿草如织的田野上，木头篱笆圈出一座院落，中间有一栋三开间的砖房，红瓦白墙，依稀当年旧貌，只是日久年深，墙垣都已被藤萝占据。就在这座乡间农舍里，诞生了本文的女主角——玛丽·安娜·夏绿蒂·科黛·德·阿蒙。
那是在1768年，那一年，王座上坐着的还是路易十五，法国从热那亚手中割取了地中海第四大岛科西嘉，一年后，让整个欧洲天翻地覆的拿破仑就出生在这个岛上。
和拿破仑一样，科黛也堪称世家子弟，她的家族底蕴深厚，尤其是母系，祖上出过一位大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夏绿蒂·科黛正是那位古典主义大师的五世外孙女。然而，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科黛这一代，除了血统，高乃依遗留给后人的已不剩什么。科黛的父亲弗朗索瓦是个小乡绅，由于不是家中长子，没能继承到什么遗产，空有贵族头衔，几亩薄田，耕种为生，家境仅是小康。夏绿蒂·科黛是父母第四个孩子，幼年时就被送到乡村教会学校寄读，与家庭隔离的环境使科黛自幼性格独立，同时，也得以将更多的志趣与精力投入学习。学校的神甫是科黛的表亲，眼见小姑娘敏而好学，便找来乃祖高乃依的作品，为她讲习。
九岁那年，科黛的母亲杰奎琳遭遇难产，母子俱亡，丧妻丧子之痛让弗朗索瓦无法排遣，自知照顾不了女儿，便将科黛和她的妹妹送到诺曼底大城市卡昂，请亲戚代为抚养。自此，科黛便寄身卡昂的姑妈布雷特维尔夫人家中，但姑妈照料得并不太尽心，科黛多数时间是在当地的女子修道院度过，这更加重了她本就有些孤僻的性格。
位于圣萨图宁村的科黛故居
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已在兴起，在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群体中，伏尔泰、卢梭等人令人耳目一新的学说显然比老旧的宗教神学更有市场，阅读、谈论这些新知不唯是智识上的享受，更隐含着引领潮流的摩登感，于是法国的知识阶层竞谈哲学，咸与维新。科黛的兴趣也很快被吸引到启蒙主义哲学上，虽然家庭出身和早期教育都更趋近“旧社会”，科黛却颇能自新，很快变成了共和主义的信徒。
与此同时，光阴荏苒，科黛也已出落成亭亭少女，风姿绰约。在当时的法国，十六七岁已是适婚年龄，而她却似与情爱绝缘，二十多岁的桃李年华，仍孑然一身，恋爱史完全空白。已无法查证科黛是否曾有过追求者，但想是蕊寒香冷蝶难来，即便有，也都在她“绝世而独立”的高冷气质前知难而退了。不过好像科黛也不以为意，仍是潜心于哲学和时事，任由韶华流逝，甘当大龄剩女，青春的花开花谢疲惫却不曾后悔。
1789年，大革命爆发。
科黛画像
本来，诺曼底的乡民大多带着农家特有的保守与木讷，觉得首都的革命风潮事不关己，科黛却不同，作为一个对革命满怀浪漫憧憬的知识青年，她热切地关注着巴黎，相信书里描绘的美丽新世界即将如期而至。然而自彼时起，不断偏离预想的情势让她的憧憬一点点幻灭。从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到1793年初处死国王，接着，失控的暴力四处蔓延，卡昂也架起了为政治犯准备的断头台，而第一个被押上台的，正是曾在科黛母亲临终前为她主持弥撒的贡博神甫[3]，仅仅因为神职身份，他就丢掉了脑袋。
血腥与混乱愈演愈烈，科黛陷入痛苦迷惘：革命不该是这样，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年6月，一群巴黎来客，带着她寻求的答案，走进了卡昂城。
3
巴黎。
王权覆灭，自有新来者填补空缺，作为最高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顺理成章兼并了短命的1791年宪法中划归国王的行政权，成为法国最高权力机构。
正是国民公会议事大厅的座次分布，决定了从那时直至今日两百多年间我们的政治表述习惯。
当时，坐在大厅右侧的，是国民公会初期的掌枢者，后世被称为吉伦特党[4]的政治派别，这是“一大群业主及有教养的公民”[5]，财产状况和知识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经济问题上，吉伦特党人反对政府限制物价和工资，倾向于由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治上，则对底层过度参与革命怀有抵触，尤其不满群体革命中的暴力行为；同时，作为外省来客，吉伦特党人与革命后成立的巴黎市政机构巴黎自治会[6]关系紧张，不认同后者在整个法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吉伦特党的骨干分子，多是自革命伊始就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高光人物，明星光环使他们在1792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国民公会超过20%的议席，成为公会主导力量。
大厅最左侧高台上与吉伦特党遥相对坐的，是山岳党。该党喜欢登高而坐，故此得名，但比起精英化的吉伦特党，这是一个草根化的党派，他们坐在左边的习惯，就源自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坐在国王左侧的传统。该党派并非都来自社会底层，但他们的立场是底层性的，多是怀着一腔悲天悯人的朴素的救世情怀，痛感于社会贫富不均，主张应让底层享有与富裕阶层同样的福利，并认为政府应致力于此，必要时不惜以强制手段消除阶级间的差别，促成“平等”。所以，山岳党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基础必然来自底层，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评价山岳党：“他们的知识经验差一些，也不如吉伦特党人那样擅长口才，但是他们比较机智坚决，采取手段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就是最好的政府，他们说的人民，即下层阶级，是他们经常赞美和热情关心的对象。”并且不同于习惯高谈阔论的吉伦特党，山岳党更具行动精神，在历次革命中“发动群众”，出力不小。
在两派之间，议事大厅的开阔地带，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其人数最众，达到国民公会半数以上，但他们并没有吉伦特党或山岳党那样明确统一的主张，只能充当沉默的大多数，被形象地称为“沼泽派”。
从上述诸派的政见及人员构成已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所谓“左派”、“右派”、“中间派”，源头即出于此。左派激进，重平等讲公正；右派保守，尚自由求秩序；中间派作为变量，充当整个社会的稳定砝码。以今天的认知水平，不难承认，“左右中”各自代表的理念都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偏废的，但在当时，人们并无此经验，右派吉伦特党和左派山岳党都试图在王国废墟上勾画新蓝图，向左走，向右走，这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法国大革命缘起于第三等级反对第一、第二等级的特权，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平等”是这场革命的原教旨精神，因此，坐在高处的山岳党也自恃占有道德制高点，不满吉伦特党先天的知识分子的迂阔和商人的势利与滑头，常欲取而代之。处死国王后，两党彼此攻讦不休：吉伦特党指责山岳党的煽动促发了1792年的9月大屠杀，力主追惩责任人[7]；山岳党则反诘吉伦特党人在审判路易十六时骑墙观望，与主张君宪的“斐扬党”甚至保王党勾结，“革命不彻底”。
从双方的政治基础就不难判断，山岳党人稳操胜券，因为他们依靠的是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尤其在巴黎，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套裤汉”。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上层社会时兴的男士下装，是浅色的紧身裤袜，外罩宽松的短套裤，在齐膝处收口，这种套裤称为culotte，多为贵族穿着，身份低微者，则直接穿长至足踝的pantalon，接近今天的长裤。这种穿着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身份群体间的鸿沟，就如同咸亨酒店里的长衫客与短衣帮。革命以来，原本卑贱的pantalon一跃成为革命的象征，其穿着者满怀越穷越革命的豪壮感，打响了“无套裤汉”（Sans-culotte）的招牌，巴黎的历次革命或曰动乱中，无套裤汉总是中坚力量。从阶级属性上看，无套裤汉是山岳党的天然盟友，前述的吉伦特党政见则与他们的利益多有抵触，他们控制的巴黎自治会屡屡与吉伦特党主导的国民公会斗法，后者虽是最高权力机构，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占不到什么便宜。
内外掣肘下，吉伦特党的政绩自然不会好看，政治明星的人气急速流失。更雪上加霜的是，支持吉伦特党的军官夏尔·杜穆里埃在1792年抗击反法联军，原本节节胜利，到了1793年战事却急转直下，杜穆里埃兵败比利时，这更连累得吉伦特党声望大跌，为挽回战局实施的征兵，又激起了旺代地区的民变，局势更趋混乱。
山岳党借机发难，策动无套裤汉起义，以“平定旺代叛乱”名义召集起的义勇军中途折回，要求“先惩办巴黎的卖国贼”。6月2日，吉伦特党的议员们终于走出被大炮瞄准的国民公会，交权下野。
其实当时转型期的法国，不拘左派还是右派，都缺乏足够的经验与智慧，革命时勇于破旧，掌权后却拙于立新。吉伦特党人的自由主义主张，并不得其时，尤其对明显影响社会稳定的囤积居奇行为，也加以宽纵，这显然是其失去底层支持的要因。终于，一度独领风骚的吉伦特政府垮台。
不过，这群职业政客不甘心政治生命就这样终结，打算离开巴黎去山岳党影响力薄弱的边区发展力量，以求东山再起。其中有人将目的地选在了诺曼底的卡昂。
4
1793年6月的某一天，卡昂城中首屈一指的旅馆独立饭店前，仿佛开起了一个临时布道场，人群围观中，几位演讲者衣冠楚楚，正慷慨陈词。
他们便是来自巴黎的下野吉伦特党要人，其中有律师出身的政论家弗朗索瓦·蒲佐、剧作家让·巴普蒂斯特·卢韦，还有当过巴黎市长的热罗姆·佩蒂翁。从职业特征中不难想见，他们个个能言善辩，但一干人里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夏尔·让·巴尔巴鲁。
这是一位新晋的国民偶像，出身马赛。1792年的“二次起义”中，他带领数百同乡组成马赛义勇军驰援巴黎，途中高唱的《莱茵军战曲》后来以“马赛曲”的别称风靡法国，巴尔巴鲁也就此一举成名。巴尔巴鲁相貌俊朗，吉伦特党最负盛名的成员罗兰夫人曾将他比作欧洲第一美男子——古罗马的安提诺乌斯[8]，但较之那位皇帝男宠，想必他还要多一分阳刚，因此，另一位吉伦特同仁里昂律师盖代的赞誉应该更贴切：巴尔巴鲁就像太阳神阿波罗。这一年他刚满26岁，青春鼎盛，光彩照人，吸引着卡昂城长妇少女们无数炙热的目光。
顾盼之际，巴尔巴鲁也在众多注视者中瞥见了特别的一位，静女其姝，眉目如画，脸上闪现着会意神色，透出一股知性，却又无大城市闺阁小姐的稚弱之态，身材结实，面色红润，带着诺曼底乡村生活的印迹，这种种气质集于一身，使她看起来与众不同。
这便是夏绿蒂·科黛。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本该是一个艳俗浪漫故事的样板式开头，然而时事残酷，浪漫无法显现。巴尔巴鲁是”6月2日事件”中最后撤出国民公会的，在那之前他一度决心以身殉职，因此，他对山岳党和无套裤汉的愤恨超乎群伦，就像特洛伊战争中的阿波罗大神将一枝枝毒箭射向希腊联军阵地，此时巴尔巴鲁也尽情挥洒着他的愤激与怨毒，从他的词锋所向，科黛在心中记住了一个名字：让·保尔·马拉。
自这一次起，科黛成了巴尔巴鲁等人的忠实拥趸，时常到他们下榻的独立饭店造访，每当他们组织演说，她更是最热心的听众之一。
巴尔巴鲁素描像
几乎每次集会，总会变成吉伦特党人对政敌的控诉大会，反复宣讲下，科黛渐也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样地对马拉等辈视若仇雠。
这期间，科黛与巴尔巴鲁的走动也渐渐增多，已难考证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情愫，但窈窕淑女，总是君子好逑，巴尔巴鲁很乐意有科黛这样一位倾听者——尽管他开口就是男女之间最煞风景的政治话题。有时他略带轻佻地叫她“漂亮小妞”，听到这样的称呼，科黛却并没像一般的小女生那样暗爽着“为悦己者容”，相反，很可能她感受到的是轻视而非奉承——她非庸脂俗粉，不能容忍别人看重自己的外貌胜于内涵。终于有一天她在吉伦特党人的聚会中向座上诸公放言，要做一件令他们刮目相看的事。
从6月初来此，巴尔巴鲁一行人等逗留卡昂，已有月余。7月9日这天，他忽然收到一张便笺，“永别了，亲爱的议员先生，我去了巴黎……”
字迹娟秀，正是科黛的手笔。
5
巴黎，科德利埃大街20号。这是一处公寓，主人潘恩夫人，是位寻常的巴黎包租婆，租住的房客中却有一位大不寻常，便是马拉。
巴尔巴鲁和佩蒂翁他们究竟说了马拉什么坏话、有多少出于私愤的不实之词，已难查证，但至少在外观方面，无论他们怎么形容马拉，应该都不致构成人身攻击。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中称，马拉生就如下尊荣：
马拉画像
身高不满五尺，不成比例地长着一颗奇大无比的脑袋，脸上没有一点肉，塌鼻子，歪嘴巴，皮肤呈铅灰色，而且又驼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难看极了。他不修边幅，又脏又臭——活像一个“穷困潦倒的马车夫”——身上披一件绿色大衣，赤脚穿着一双大鞋子，腰里别着一把长剑和几支手枪，头上不是戴一顶红帽子，就是扎一块散发出醋味的手帕。
关于马拉的相貌，弗朗索瓦·蒲佐的毒舌无出其右——“他像是大自然为了把人类的所有缺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创造的产物，他丑陋得如同犯罪。”
说“相由心生”，并无科学依据，但反过来看，人的外观确实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其际遇，这又将进而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以马拉为例，他的人生可谓坎坷：1743年马拉生于瑞士西部的法语区城市纳沙泰尔，是个法意混血儿（其父来自意大利撒丁岛），自幼聪颖上进，16岁离家，先后留学于法英两国，但学业不顺利，最终只通过函授在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混了一个“同等学力证明”，并没去该校上过一节课；1777年马拉返回法国，据说他在呼吸科和眼科方面确有些造诣，可惜学历不够开馆行医，只能屈就于贵族府中当兽医，也因为性格桀骜，很快失业；此外他对物理也有涉猎，并以此自负，曾撰文批评牛顿理论，颇有点儿“凤歌笑孔丘”的狂人之态，但他试图投身法国科学院，未果反遭羞辱。直到革命爆发的1789年，马拉仍一事无成。
一个自认为怀才不遇、自尊心受挫的中年落魄理工男，愤世嫉俗几乎是必然的，“被损的虚荣，弥补以脾气的发作和伟大的幻想”[9]。并且，马拉不仅是自怨自艾，也将他的愤懑投向外部的世界：1774年留英期间，马拉就出版过一本名为《奴隶制的枷锁》的小册子，批判法国的等级制度；到了1780年代，不得志的马拉更将郁结付诸笔墨，此时他已不仅停留在檄文批判，还进而为理想中的新社会做路径设置，例如1780年的《刑事立法计划》（英文版）、1789年的《奉献给祖国》。对于旧制度下法国不同等级间财富、社会地位，以及机会的种种不平等，马拉通过所见和所历，都已深有体会，加之受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哲学家影响，马拉认为这些不平等是法国社会的最大弊病，并基于此，认定消除这种不平等，就是最高的正义。
无照医生马拉，于是愈发将兴趣点转向政治，加入了著名的民间政治学术团体科德利埃俱乐部，后又加入更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并频频撰文针砭时弊，对旧制度大加挞伐。如果换在承平之世，或许他也只能作为一个异见者，写写文章发发牢骚，偶尔喝高了之后骂几句政府或国王，于事无补，愁苦而终穷。但风云际会的时代带给了他机遇，1789年大革命爆发，各种宣传革命的新兴报刊纷纷涌现，马拉也乘时而起，于该年9月创办了新报《人民之友》[10]。
这个刊名，可以说就是马拉的自我定位，本来他也是个向往超越阶级的民主共和的普世主义者，在成名作《奉献给祖国》中，他还在畅想涵盖所有社会等级的泛“人民”概念，但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红线在马拉脑中愈加清晰，他心目中的“人民”定义，已修正为第三等级的代名词，马拉以底层代言人自居，言必称颂“人民群众”，视其为天然的正义代表，称他们“是在所有阶级中，民族的唯一健康的、唯一珍爱自由的、唯一渴望公共利益的部分。”[11]马拉进而认为，为确保“人民”福祉，应该冲破道德束缚，不惮使用暴力，更不必顾惜“阶级敌人”的身家性命，并且，杀人越早越好，“否则将不得不杀死更多。”
社会变革期的种种思潮中，左派具有先天的市场优势，《人民之友》为生民立命的姿态，让底层视之为福音，终获成功。马拉尽管一度因此遭人所忌，被抓被关，但凭着早年磨难养成的一股轴劲儿，越挫越勇，《人民之友》后来最高发行量达到30万份，这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借助报纸带来的声望，马拉变身为一个颇具人望的民意领袖，1792年的“二次起义”之后，被选为国民公会议员。m.χＩùmЬ.ＣǒＭ
此时的马拉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他对抽象的“人民”概念，极尽关怀与颂扬，而对具体的个人，则十分倨傲，尤其对庙堂人物，更是见大人而藐之，随口将议会同僚们呼为“傻子”、“猪猡”，以致于在国民公会里他虽不乏崇拜者，却几乎没有朋友，不拘哪个政治派别，都对他敬而远之，后世经常与他并称的雅各宾派领袖丹东、罗伯斯庇尔，虽然时常需要借重马拉的力量，但对他也全无好感。
但从政见上看，马拉毕竟属于山岳党一派，并且，他是左派中的左派，从旧制度到君宪再到共和，每个岔路口上，马拉都会自觉选择更激进的一途，当1792年革命形势出现反复，“胜利果实”面临被“大资产阶级”吉伦特党窃取之虞，马拉疾呼继续革命，号召消灭“人民的敌人”。九月大屠杀中，马拉起初曾试图控制事态，但当惨案发生，他转而为之叫好，毫不顾忌地抒发对流血的赞美，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成果所必须。
对暴力的赞美与鼓吹，是马拉思想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因此无论当时后世，马拉都被视为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最狂热的革命者，相应的，吉伦特党也将他看作最危险最可憎的敌人。1792年9月两党党争的第一个高潮期，吉伦特党抓住马拉一篇提倡独裁的旧文，组织对他的控诉，结果马拉在质询会上顶着满场的叫骂声侃侃而谈，直承自己的独裁主张，称这是乱世所必须，是统揽全局以保护革命的必要手段，一番言语硬是让论敌们个个词穷，最后，马拉掏出手枪抵住自己的脑袋，声称一旦控诉通过，他将开枪自裁，宁死不辱。吉伦特党人不得不考虑影响，草草撤诉。
到了1793年，两党势成水火。此时，当上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马拉利用该俱乐部遍及全国的系统，发文指控吉伦特党是革命叛徒，号召举国共讨之。他极具煽动性的文笔，对吉伦特党的声誉造成重创。作为反击，后者在1793年4月又一次以“煽动流血”罪名起诉马拉，这一回马拉被送上革命法庭，但人民拯救了人民之友，巴黎自治会组织大范围示威向法庭施压，4月24日的庭审中，面对着门外黑云压城的愤怒群众，法庭宣布马拉无罪，群众立即涌进门来，将马拉连同他的座椅抬出法庭，扛到司法院、王宫各处游行庆祝，经此一役，马拉威望达到顶点。接下来驱逐吉伦特党的”6月2日事件”中，作为风头最劲的左派领袖，马拉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也是巴尔巴鲁等人恨他入骨的原因。
这一年，马拉50岁，知命之年找到了“天命攸归”的领袖感觉。不过，站在人生巅峰的马拉也面临着难堪的苦楚，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发作时瘙痒难耐，这很可能是由他糟糕的卫生习惯造成的。近年来操劳国事，病痛愈重，正是能医不自治，马拉对这一顽疾毫无办法，直到最近一两个月他才发现，泡澡时痛楚会稍稍减轻，于是，近来他常在自家浴室里做“水疗保健”。
7月13日这一天午后，马拉照旧坐在浴桶里批阅文件，温水浸润中，但觉遍体通泰。忽然，浴室外话音响起，来了一位女士求见。
6
巴黎和卡昂，相隔不算太远，两天时间，科黛就到了首都。
此前的25年中，她从没离开过诺曼底，但自从近距离接触了几位吉伦特偶像，科黛感觉巴黎在向她召唤，嗜血的“魔王”马拉，还有罗伯斯庇尔、丹东，听到这些名字后，科黛小姐一度迷惘的三观重新清晰起来，她相信就如巴尔巴鲁等人所说，正是这些人将革命引入歧途，一股使命感暗暗萌生，她决意要为民除害、为国铲奸。她虽是一介女流，但休言女子非英物，她幼读高乃依，崇拜的是乃祖笔下以身许国大义灭亲的古罗马英雄贺拉斯三兄弟，是摩尔人入侵时力挽狂澜的西班牙神话英雄熙德骑士[12]，英雄情结早深入血液，这股冲动在内心奔涌，愈发不可遏止。终于，七月的一个早晨，科黛独自出门，坐上一辆去巴黎的马车。行前她留给巴尔巴鲁一张字条，言明要去“亲眼看一看魔鬼”。
一路上与科黛为伴的，是一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虽不知她途中读的具体篇章，但马可·布鲁图“刺杀恺撒拯救共和”的段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此时她已在憧憬着百代之后，在史书上与先辈并肩而列。
行了两日，7月11日这天傍晚，马车抵达巴黎。首次踏足大城市的乡村姑娘，很快发觉之前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依她本意，要在国民公会的会场上当众刺杀马拉，以示明正典刑，为此，行前她从巴尔巴鲁处要到了几个政界朋友的联系方式，而当7月12日她找上门去一问，还没说明来意，对方就告知，自己这些人都已失势，无法开具她需要的国民公会入场证件。沮丧之下，科黛只好调低预期，将下手地点改定在马拉家中。
熬过一夜焦灼，7月13日一早科黛起身离开旅馆。这天正值周末，天气晴好，一天之后，又将是庆祝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联盟节”，近来颇历动荡的巴黎多了几分喜庆，阳光下的浪漫之都依稀透出全盛时期的风采。或许是潜意识里在追求某种仪式感，平素不太爱打扮的科黛特地装束一新，一身带条纹的褐色连衣长裙，肩上披着粉红色丝巾，头戴白色太阳帽，帽檐饰以蝴蝶结，两根绿丝带束起瀑布般的金发，飘于脑后，手上还拿了一柄淑女标配的折扇，造型淡雅得体，走在巴黎街上，人在画中游，相看两不厌。
而她却无心观光，途中在一家杂货铺买了一把短刀，贴身藏好，径奔着目的地而去。“人民之友”的住所不难打听，中午时分，科黛已站在科德利埃大街20号的公寓门前，她求见马拉，却两次都被拒之门外。此时已近傍晚，如果她这时选择放弃，或许此后的历史会完全不同，但偏偏科黛是个性子倔强的姑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又过了一会，她趁门房不在，溜进公寓，径直来到马拉的房前叩门。
门启处，一个妇人站在那里，看起来年岁比科黛略长，个子很高，瘦瘦的身材却长了一张圆脸，灰色的眼睛盯住科黛打量。此女名叫西蒙娜·埃夫拉尔，时龄30岁，本是法国中部勃艮第地区图尔人氏，几年前和两个亲姐妹一同来巴黎讨生活，她的一位姐夫是马拉的追随者，西蒙娜也由此认识了马拉，虽然此时的马拉无钱无势又长成那个样子，还正在四处躲避追捕，西蒙娜却为他激昂敢言的公知范儿所倾倒，甘心与他一道东躲西藏，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在同居了两年后，马拉一天工作之余，将西蒙娜叫来，宣布娶她为妻，天地万物为证，于是，没经过任何宗教或世俗的仪式，她就成了马拉夫人。马拉的病情严重起来后，西蒙娜加倍悉心照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马拉的妹妹阿尔贝蒂娜。这天，西蒙娜已从后者那里得知有个陌生女子来访，而当科黛敲开房门，似乎女人的直觉让西蒙娜感到来者不善，她以马拉身体不适为由想支走科黛，志在必得的科黛争辩着说，有重要事宜必须面禀“人民之友”。两个女人声音越来越高，直传到屋内，忽然，马拉的声音自内室响起——
“请让她进来！”
自从离开国民公会，马拉就将办公地点搬到了自家浴室，他几乎整天泡在一个大木浴桶里，水是医生特别调配的，掺入了各种草药和矿盐，温水的浸润让他饱受病痛的肢体感到舒适。不过马拉并不因此倦怠，他是个工作狂，通常一天中“仅用24小时中的2小时睡眠”[13]，此时在家休假式治疗，仍保持着高工作强度，即便泡在浴桶里，也对不时来访的汇报者积极接待，吐哺握发惧於失人，他做出的批示，很多都直接决定着某些人的生死。科黛中午的来访，马拉已隐有所闻，似乎这个女人要汇报的是关于流亡卡昂的吉伦特党人的事情，这正是他十分感兴趣的，于是，马拉在浴室里发话，要西蒙娜放行，后者只好不太情愿地将科黛引入，关门退出。
终于，“想看一眼魔鬼”的姑娘站在了“魔鬼”的面前。她四下环顾，浴室狭小，墙上挂着法国地图，一只靴子型的木制浴桶占据了大半空间，浴桶上铺一块木板，盖着墨绿色的台布充当书桌，旁边椅子上堆放着一摞书籍文件；马拉就坐在浴桶里，露出上半身，手持纸笔，头上包着一大块白布毛巾，飘出阵阵刺鼻的醋味。科黛不自主地微微颦眉，几乎同时，她感到两道犀利的目光穿透水汽迎面射来。顺着目光，科黛找到了马拉那双暗灰色的眼睛，因常年熬夜而布满血丝，似乎透着狂热，而他的声音却很平淡，“您有什么事要报告，女公民？”
科黛按照早就想好的台词，回答说她是来检举在卡昂的吉伦特党人的阴谋，并且说出了一些名字。大概是由于紧张，科黛说得不太流利，因为据记载，他们这次对话持续了足有15分钟[14]。而马拉却似乎未觉有异，清算政敌是他最为热衷的，几乎是带着垂死病中惊坐起的精力，用鹅毛笔将人名一一记下，满面喜色，待科黛说完，他赞许地向她保证，“这些人几天之内就会全被送上断头台！”
马拉一定想不到，这句话其实宣判了他自己的死刑。
在想象中，为某种崇高目的手刃奸恶，这很容易，而当真的面对这个活生生的人，要夺取他的生命，则是另一回事，毕竟科黛只是一个年轻女孩，杀人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同次元的事，虽然早已盘算好，事到临头仍不免踯躅，她面对着这个全无防范的病夫，15分钟没有下手，或许就出自这种迟疑，若是继续僵持逡巡，或许她的勇气也会再而衰、三而竭。而正是马拉这句话，让她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这人果然是个嗜血的魔鬼，身在病痛中，想的却还是如何杀人！陡然间怒意升腾，科黛的疑虑一扫而光，眼前这人已不是具体的生命，而是她所痛恨的一切混乱与暴力的化身。忽然她探手入怀，同时运足全身气力疾步趋前，寒光一闪，马拉的胸膛上多了一把刀子。
这是一把普通的餐刀，售价40苏[15]，连同乌木的刀柄，全长仅15厘米，但刃口开得格外锋利，一刀中宫直进，马拉毫无防备，刀尖刺进赤裸的胸膛，以无厚入有间，直没至柄。业余杀手科黛的这一刀具有十足的专业水准，刀尖接连刺破了肺叶、动脉、左静脉，直抵心脏。忽觉心口一凉的马拉此时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胸腔里的血开闸一样喷出，力气和神智也随之飞速流失，死之将至的恐惧征服了这个向以勇气见称的人，马拉用最后的气力发出一声惊悸的、甚至是丢人的嘶喊，“快救救我！亲爱的朋友……”
几个女人循声赶来，有西蒙娜、她的妹妹凯特琳·埃夫拉尔，以及马拉的妹妹阿尔贝蒂娜。当她们破门而入，马拉已经气绝，血流满了浴桶。
这一刀耗尽了科黛的勇气，她呆立一旁，刚才那一刻复仇女神附体般的毅然决然已经消退，她变回了一个普通女孩，只剩下满脸的愕然，怔怔看着马拉的尸身，女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号响在耳边，却又似很遥远，大脑空白的科黛任由她们扑上来拉拽撕打。很快也有闻声赶来的邻居加入战团，他们抄起屋内家具劈头乱打，为人民之友报仇，科黛的胸衣被扯破，从中搜出了她一天前写就的《告法国人民书》。
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的油画《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
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随后宪兵赶来，解走了科黛，否则她很可能被愤怒群众当场打死。
接下来科黛被囚禁候审。马拉遇刺的消息在巴黎城中飞速传播，虽然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多的光景，还是有大批市民闻讯赶来。其中有马拉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雅克·路易·大卫，大画家悲愤莫名，现场画下素描草图，并以之为蓝本创作了那幅名作——《马拉之死》，画面上，他为马拉配上了耶稣受难般圣洁安详的表情。
7
现在，等待裁决的是科黛的命运。13日当夜她被羁押，两天后被移交巴黎自治会附属监狱，显然，此时案子已由刑事杀人案被改而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大案。
不过在这座监狱里，科黛的境况反而好转了一些，她获准写信，给久别的父亲写了一封简短家书请他原谅自己“擅自安排了人生”之后，她又向巴尔巴鲁写信诀别，尽管已自知必死，她的信中仍难掩得手的欣喜，“我打倒了一个大罪人，两天以来，我享受着平静，国家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次日一早，科黛被押上法庭，鉴于她的“罪大恶极”，她求助的几位律师都拒绝辩护，革命法庭临时为她指派了一位来旁听的律师肖沃·拉加尔德。不想这位仓促上岗的律师却十分尽责，力图将案件拉回刑事层面，而非上升为政治事件，已决心借此大做文章的法庭不得不十分恼火地叫停了他的陈述。
此时在场诸人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死磕律师拉加尔德，因为给玛丽王后做辩护时表现得太过雄辩，竟被无言以对的法官当庭下令逮捕。
科黛本人在法庭上的表现，倒比控辩双方都沉静得多，她对刺杀马拉供认不讳，称这是“为了平息一切混乱，杀死一个马拉可以拯救数十万法国人”；她坚持认为马拉应为“九月大屠杀”负责，虽拿不出证据，却声称这是“整个法国的审判”，法庭指控她是保王党，她轻蔑地回答说，“早在革命之前我就是共和主义者了”。
各种讯问她都从容对答，直到最后一个问题——审判长蒙塔内问道：“您认为自己杀了所有的‘马拉’吗？”
“杀死马拉，会震慑下一个马拉……”忽然科黛停顿了一下，大概就在这一秒钟，她第一次对自己的作为产生了疑虑——片刻，科黛低头嗫嚅，“或许会吧……”
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她继续思考，这场审判只进行了一刻钟左右，结果其实在开庭前就已注定，毫无意外地，科黛被判处死刑，就在7月17日当天下午行刑。
科黛被押回牢中做刑前准备，她拒绝了神职人员的帮助，理由是他们效忠革命政府，这已在事实上背弃了基督教教义，同时，她欣然接受了画家让·雅克·欧埃为她画像。不出片刻，负责行刑的桑松带手下到狱中提人，按例剪去科黛的长发，让她换上鲜红色的粗布囚服，因为她杀死了“国父”马拉，必须穿上这种象征“弑亲罪”的服色。
科黛被押赴刑场，为她画像的画家欧埃尚未完成画作
中午时分，囚车上路。此时科黛刺马拉一案早已耸动全城，巴黎的老少爷们儿顶着三十多度的盛夏高温赶来围观，沿途万人空巷。革命法庭的庭审记录中将科黛描绘为粗鲁无礼的悍妇，但更多亲眼目睹了科黛形貌的人，为之着迷，不止一位在场者称，一瞥之下，就爱上了科黛，更有人略带夸张地写道，“当发疯的人群和成群的泼妇以叫嚣喧哗来迎接她的时候，只要她美丽的眼睛一扫，他们便刹那间安静下来。”[16]
大约下午六点，游街半日之后囚车抵达了终点站：革命广场上的断头台。巴黎人半年前在这里见证了路易十六之死，此刻他们又早聚得满满，等待新的流血狂欢。
人群目光汇集处，科黛面含微笑，好像很享受这种“从容就义”的感觉。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她全身淋透，鲜红的囚服紧紧裹住躯体，线条毕现，这样的造型更让围观者震撼。一被除下脚镣，科黛就快步登台，伏在断头机的闸刀下就位，似乎迫不及待，这令桑松都不觉动容，随着他的示意，助手费尔明拉动开关，人头应声而断，滚落台下。
残阳如血，围观的群众又爆发出节日般的欢呼，毕竟这是他们久已习惯的娱乐项目。一位名叫勒克鲁的无赖汉抢上前来，他是马拉的铁杆支持者，一早占据了有利位置，此刻他提起科黛的首级，一边叫骂，一边猛力掌掴。
高台上的桑松后来回忆说，他好像看见科黛那颗被提在手里的头，忽然面上泛起晕红，仿佛显出怒容。
8
马拉和科黛的死讯，都传到了卡昂。
避居此间的吉伦特党人们非但没有为大敌之死而欣喜，反而大为惶恐，因为他们知道，马拉的死已陷他们于不义，也让政敌掌握了绝对的道义资源，可以顺天应人地发起对他们的清算。
卢韦、佩蒂翁，包括巴尔巴鲁，都痛责科黛的鲁莽。卢韦说，如果科黛行前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绝对会阻止她。而且，他们认为以马拉的病情来看，本就来日无多，根本不需对他下手。
只有寥寥几人对科黛表示认同，另一位流亡的吉伦特党要人皮埃尔·韦尼奥评价：“她将我们置于死地，但也教会我们如何光荣牺牲。”
据说这句话后来被作为墓志铭，刻在科黛的墓碑上。
不出所料，恐怖就此降临。7月26日，作为革命的专政机构，公安委员会获得国民公会授权，逮捕可疑分子。次日，罗伯斯庇尔入职公安委员会，推行简单高效的“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而所谓“反革命”，很快成为口袋罪，囊括了几乎一切反对派。此后两年间，“恐怖主义”成为官方政策大行其道，法兰西全境断头台飞速运转，刑人如恐不胜。
作为重点镇压对象，巴尔巴鲁、佩蒂翁等本文中提到的诸位吉伦特党要人，几乎都在这段时间被处决或自杀。1793年11月8日，罗兰夫人被押上断头台，临刑前留下悲怆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这段年月，后来被称作”
罗伯斯庇尔画像
恐怖统治时代”。法国人马丁·莫内斯蒂埃的《人类死刑大观》中，为之开列了一份成绩单：
1792年-1795年期间，资料表明，有13800-18613人审判后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其中2794人是在巴黎被处决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约25000人，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断头。因此，大革命时期共有38000-43000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中有：
前贵族：1278人，其中妇女750人；
劳动妇女和手工业者：1467人；
宗教信仰者：350人；
神甫：1135人；
各种地位的非贵族男人：13683人；
孩子：41人。……
“从前有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国王就是国王，王后就是法兰西。有人砍掉了国王的头，把王后嫁给了罗伯斯庇尔，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断头台。”
雨果的《九三年》，借书中人物“朗德纳克侯爵”之口如是说。
癫狂的时代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断头台后来也成了丹东等品行高尚的左派领袖的归宿。当雅各宾党在热月政变[17]中失势后，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充当了断头台上的祭品。
在以“自下而上的国民革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18]，群体运动的特质以及外国军事干涉压力，使其走势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左，大恐怖时代的降临几乎是势所必然，但马拉之死，仍是重要的触发原因之一。马拉一生追求“正义”，可惜从不曾真正窥其门径，忽略个体而谈群体，忽视程序而谈正义，这或可为社会解一时之便，但最终必将与真正的正义南辕北辙。马拉本人幸运地“向使当初身便死”，在史书上多少保留了一些正面形象，而从那时直至今日，后来者们却见惯了以种种崇高名义发起的浩劫——令人脊背发凉的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今天在某些地方仍广有市场。
回想科黛在法庭上那一瞬间的失语，不知她当时是否已有所悟：
“以杀止杀”真的行得通吗？杀掉马拉真的会让一切好起来吗？不久前，法国人不也是将路易十六视为一切的罪魁祸首吗，而“杀掉暴君”之后，为什么反不如前呢？马拉号召法国人为了“革命、平等、自由、正义”这些光鲜而虚幻的词汇杀人，提出杀掉”500人、1000人”以保革命，而她自己呢？“杀一个马拉拯救千万法国人”，这样的逻辑动机又与马拉何其相似乃尔？“下一个马拉”，不正在她本人的内心里滋长吗？
或许，“马拉”从未真正死去。
【注释】
[1]法国革命期间，为去除宗教痕迹，废除了由教皇颁行的格里历（即公历），重新编制历法，以气候特点命名12个月份，是为共和历。其中公历的1月20日-2月18日被编为“雨月”。这套历法实行于1793年10月-1806年1月，之后被废止，改回公历。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五章。
[3]爱德华·耐普曼《世界要案审判》。
[4]因其后期主要成员多来自法国西南的吉伦特省而得名，他们并不如此自称，当时更多地因为其领袖布里索，而被称为“布里索党”。“吉伦特党”的称谓来自后世法国作家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该书问世后，研究者渐渐使用这个名词，而其时距这些人活跃的时代已过了半个多世纪。
[5]马迪厄《法国革命史》转引弗朗索瓦·多努。
[6]ParisCommune1789年至1795年巴黎的管治机构，也译作巴黎公社。
[7]其实当时吉伦特党一些要人也对动乱持肯定态度，如当时的巴黎市长佩蒂翁。
[8]Antinous（约110-130），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同性恋人，以美貌著称，死后被哈德良宣布为神。
[9]威尔·杜兰《拿破仑时代》。
[10]初名《巴黎评论家报》。
[11]见王令愉《论马拉、丹东和山岳派》，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12]《贺拉斯》、《熙德》见《高乃依戏剧选》。
[13]威尔·杜兰《拿破仑时代》。
[14]列万多夫斯基《马拉传》。
[15]法国辅币，1法郎=20苏。
[16]贝纳尔·勒歇尔伯尼埃《刽子手世家》。
[17]1794年7月27日，法国共和历“热月”，故名。雅各宾党政府在政变中被推翻，罗伯斯庇尔等一百余名骨干被处决。
[18]一般以1789年革命爆发到1795年督政府建立为起止标志。 蓝星，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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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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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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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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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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