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皇权共天下》（7）

　　明与首辅太监共天下

　　首辅

　　◇明初四大丞相，一个惨过一个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异常残暴，人民受到空前压迫。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

　　其中“治河”征调和“变钞”的经济手段，导致物价暴增，1351年二月红巾军起义爆发。1957年，红巾军分三路北伐，当年十二月红巾军中路军攻克元上都——开平城。

　　此时全国一片混战，其中最主要的斗争势力为：陈友谅称帝、察罕帖木尔反攻、关中动乱、明玉珍入蜀、红巾军东征失败、何真镇粤等。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

　　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和张士诚、陈友谅互殴了近十年，终于在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稳定了自己入主中原的王者地位。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开国后，刚开始仍然沿袭元朝制度，以中书省为中枢机构，设左丞相、右丞相为宰相，以平章政事为次相。

　　明初先后任命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除了徐达，其余三人均被朱元璋诛杀，为什么会这样呢？

　　作为开国之君的皇帝心中始终绕不过的一个坎儿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总怕权臣会篡位。

　　朱元璋是底层出身，早年就看到了很多官僚的黑暗面。他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文官政府的权力，将行政、司法、军事权力集于一身。

　　在朱元璋看来，所有东西都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忽悠、被背叛，自己的子孙才能长长久久坐稳江山。

　　于是他开始大肆打压文官体系，不仅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还给官员极低的俸禄！看过《明史》的都知道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弥漫着一种风气——事多钱少压力大，位低权轻责任重。

　　为什么朱元璋要废除丞相呢？我们可以看看被诛杀的几个丞相来一观其局势。

　　先说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

　　——《明史·李善长传》

　　李善长一开始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做的是朱元璋的书记员。

　　1368年，李善长和刘基、朱升等一批忠臣向朱元璋“劝进”，终于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了大明王朝。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作为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被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新开国的大明王朝里，李善长是“承受诏旨、出纳王命”的第一位丞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过了二十年，即洪武二十三年，突然被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罗织到“胡惟庸谋反案”中，开刀问斩，连带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遭诛。功高盖世位居第一的大功臣李善长，竟然最终含冤而死。

　　再说汪广洋。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

　　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三年，李善长病，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

　　汪广洋是江苏高邮人，元末举家流落到安徽太平。汪广洋贯通经史，为人宽厚，青年时即投身朱元璋的起义军，先是被朱元璋提升为元帅府令史，后因军功不断高升，直至中央中书省参政。

　　洪武三年，因李善长有病，汪广洋被朱元璋擢升为中书省左丞，不久遭中书右丞杨宪弹劾被罢职还乡。

　　后来杨宪因触犯明太祖朱元璋被杀，汪广洋被诏还京师。洪武十年拜升为右丞相，此时的左丞相是胡惟庸。

　　汪广洋性格懦弱，面对胡惟庸的独揽大权而毫无作为，朱元璋对此大为不满，多次告诫于他。

　　洪武十二年，中书省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投毒害死大臣刘基，说汪广洋参与了此事。朱元璋召汪广洋核实，汪广洋予以否认。朱元璋大怒，责备汪广洋欺瞒结党，将其贬职到广州，途中，朱元璋又命人传旨，将汪广洋诛杀。

　　接着说胡惟庸。

　　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奸臣传》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

　　洪武三年，靠着李善长的关系一路飙升。朱元璋称帝时，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之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

　　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职，右丞相一职就此空缺很久，胡惟庸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直到这年下半年，朱元璋才又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胡惟庸在任期间专横跋扈，甚至在处死或黜陟某些官员时都不奏请朱元璋，自己就决定了。

　　这种做法触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御史中丞刘基曾说过胡惟庸的坏话：“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胡惟庸好比一匹劣马,让它来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后来刘基生病，胡惟庸便趁探病之际投毒暗害了刘基。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行为甚是痛恨，胡惟庸便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图谋徐达，因福寿予以告发，胡惟庸的奸计未能得逞。

　　而事实上，朱元璋对于权力制衡的技术用得炉火纯青。

　　自古以来的“狡兔死，走狗烹”到了明朝建立后仍旧是不可避免的。朱元璋一直想搞掉这些开国大臣，又不想背上骂名，胡惟庸的为所欲为难道朱元璋看不懂？说白了就是以权制权、借刀杀人。

　　搞死了刘基等人，胡惟庸的作用基本上就到头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谋反罪行被告发。朱元璋这次怒不可遏，下令诛杀胡惟庸等官员。

　　胡惟庸被杀后，与其有牵连的谋反案继续蔓延，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三年，所有参与胡惟庸谋反案的人及其家族全部诛杀，前后人数达三万余人。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借着胡惟庸一案，朱元璋直接废除了丞相官职。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

　　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朱元璋先是忍着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来了一个大清洗。

　　整个明朝是造反打下来的，朱元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阻碍。

　　朱元璋没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可以不设丞相，他认为相权会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

　　通过对明初三相，特别是对胡惟庸由受宠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但是废除宰相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朱元璋从此不仅成为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大权独揽。这件事听上去很爽，真让其事必躬亲，军国大事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等着皇帝的批示，皇帝就不会觉得舒服了。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这样一来，皇帝必须是像朱元璋这样特别能干、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能胜任，直至累死自己。

　　所以朱元璋在遗诏中说他自己：“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至此，丞相一职彻底退出官僚系统，但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大权官职的设立，也足以让一人的行政权力大到可以对抗皇权。

　　◇明朝内阁大臣的职责

　　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后，毕竟个人精力有限，朱元璋这个明朝的CEO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做到身在朝堂中，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召集一群顾问。

　　于是他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

　　“内阁”一职源于唐玄宗时，最开始在宫廷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廷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李白就任过这个官衔。

　　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于是几乎形成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的惯例。

　　到了宋代这个高度重视文官的朝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

　　朱元璋挑选的这些顾问的工作职责也稍微提及下。

　　（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文秘）

　　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部分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这种制度用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强势帝王身上，皇帝说啥就啥，照着皇上意思写就行了。可以提点建议，但是压根儿别想完全控制皇上的思维。

　　但是越是到后期，深宫长大的帝王压根儿就没见过世面，哪晓得那芸芸众生、普天之下的实际情况。那咋办啊，顾问们写吧，建议也顾问们提，写完皇帝按个印就完事儿。

　　刚开始还因政事商议上“投票”数的差距，打回去重拟，到了后期内阁首辅的地位加深，能达到一票定生死的局面，因此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就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

　　（二）草拟诏敕与封驳（“怼”皇帝）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负责。

　　而所谓的封驳，就是指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后期出现大量的太监假传圣旨，可以说不！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

　　由于诏敕须由内阁出，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三）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打小报告）

　　这主要是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就是打小报告。

　　这老朱家疑心病的遗传还真不是吹的。为了保护这些打小报告的，还设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皇帝可喜欢看了，而且一般必有答复。

　　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须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这些小报告则可以留中不发。打小报告的机会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四）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开常务委员会）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

　　（五）经筵进讲之职（皇帝的内训师）

　　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从这些顾问的职责可以明显地看到，即使是废除了宰相一职，从内阁票拟之权看，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有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如《明史》记载：

　　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

　　——《明史·陈循传》

　　连皇帝都要贿赂内阁大臣，不就是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嘛。

　　虽然通过贿赂内阁大臣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故有批驳：“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因为职权的空前放大，这些内阁大臣们逐渐派系林立，各成一体。同时对于诏书的实施也得经过内阁，职责第二条就讲过内阁大臣有不奉诏、封还的权力，致使内阁和各部僚的联合对皇权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皇权虽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面被层层限制。

　　随着皇帝对文官群臣的不信任，捡到大便宜的就是当时的宦官。宦官权力的卷土重来，说明钳制内阁的另一股力量也随即出现。

　　内阁制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老黄牛”身上是难出纰漏的。可是后期长在深宫中的皇帝们由于贪于逸乐，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严格按照制度办的时候很少，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的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

　　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明代内阁等制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时受宦官影响很大，“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到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样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时，政府也能正常运转，不至于使国事荒废。

　　也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让明朝延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但制度本身还是得靠人去运作，再好的制度用在坏人手里，也会加速这个朝代的灭亡。

　　内阁制度设立后，如果皇帝怠政，首辅也将几乎完全掌握国家的大权。他们又会怎么在这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叱咤风云？

　　◇世人笑我太疯癫，恰我严嵩看得穿？

　　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

　　——《明史·奸臣传》

　　在《大明王朝1566》中，对于严嵩的评价仅有十二个字“大智若愚，大伪似真，大奸似忠”。

　　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被列入了明朝奸臣行列。

　　对于奸臣的界定，自古以来标准不一。或许干的任何事、用的任何人都不瞒着皇帝，这便是忠。也或许先国而后己，先公而后私，这便是忠。在严嵩身上，为皇帝遮风挡雨，这便是忠。严嵩宣称的“忠”把他和皇帝捆绑在一起，进退与共，荣辱一体。

　　这不但瞒过了皇帝，也瞒过了观众。观众大抵以为误国误民皆是因为嘉靖欲壑难填，而严嵩不过是“逢君之恶”罢了。若如此说来，他又是一个“替罪羊”？

　　严嵩的父亲久考未成，便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地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期间，严嵩在袁州府编撰府志。在严嵩退官的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刘瑾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此后十年，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

　　嘉靖皇帝即位后，沉迷道教，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嘉靖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严嵩便拼命讨好夏言。

　　嘉靖十五年，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嘉靖皇帝重视礼仪，所以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嘉靖从中年以后就开始一心扑在修道成仙上，朝也不上了，龙袍也不穿了，天天穿得跟道士一样，在家里修道炼丹。

　　他还希望内阁大臣们也沾染一下道家的仙气，于是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的时候，送给每个大臣一个礼物——一顶自己亲手做的青叶冠（一种道士的帽子）。

　　严嵩如获至宝，诚惶诚恐地戴上了，为表尊重，还特意罩上了一层青纱。

　　而内阁首辅夏言则反对嘉靖皇帝炼丹修道，从来不戴皇上赐的那顶帽子，于是日渐失宠。

　　嘉靖二十七年，在严嵩的谗言迫害下，夏言被斩首弃市，内阁首辅换上了严嵩。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严嵩的政治态度——迎合皇帝的一切爱好，满足皇帝的一切需求。

　　这下好了，内阁首辅被搞死了，严嵩顺理成章成了新的首辅。

　　成为内阁一把手后，一定要好好地维护好皇上的欢心，时刻跟随领导的脚步。于是严嵩全力以赴地去迎合嘉靖，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

　　严嵩不仅为皇帝敛财，还趁机充实了自己的腰包。他儿子严世藩也不是个好官，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起来比他爹还狠。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

　　众多大臣对严嵩父子加以弹劾，嘉靖皇帝却无动于衷。

　　因为嘉靖正在做他的大事，正如李商隐那首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为皇帝修仙敛财造宫殿之外，遇到要斋醮祷祀，严嵩就要撰写青词。

　　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撰写青词。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

　　但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可不止是因为这些事。皇帝和严嵩之间是互相配合互相利用的关系。皇帝借助听话的严嵩控制内阁以及政府的运转，而严嵩利用对嘉靖皇帝的忠诚获得权势显赫。

　　但是毕竟走多了夜路，迟早要遇到鬼。严嵩搞了那么多事出来，自然要遭到弹劾。弹劾来自四面八方，不仅针对严嵩，还针对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藩。

　　嘉靖是聪明人，在他的治下，臣子也都是一群人精，能混到这位置的，都不是一般人。

　　所谓“成也修道，败也修道”，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历来痛恨严氏父子的徐阶果断将蓝道行介绍给嘉靖皇帝，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嘉靖皇帝便对严嵩心生不满。

　　要是在嘉靖面前说严嵩父子贪赃枉法这类的话，嘉靖肯定不会在乎。但蓝道行天天在耳边说的是严嵩父子严重影响到了皇帝的修仙，那还得了啊！

　　嘉靖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不久之后，严世蕃被以“交通倭寇，潜逆谋叛”的罪名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

　　其实纵观嘉靖一朝，便可窥见严嵩一生是非。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间，天下纷乱，朝政不堪，南倭北虏，百姓民不聊生，在原本人才济济的情况下，硬生生把个盛世给祸害成了败世。这虽然不止是严嵩一个人的责任，但他作为内阁首辅，对嘉靖皇帝的荒唐政策不仅不加规劝，反而肆意逢迎、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

　　◇明初三杨，不如一张——世间再无张居正

　　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熊召政《怀张居正》

　　熊召政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历史，又花了五年时间撰写《张居正》一书，全面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居正。

　　《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笔下的张居正是相同的，但又是不同特色的。

　　相同的是——史料常谈的是身为明朝“烂熟期”的内阁首辅大臣，作为帝师、作为政治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隆庆元年（1567年），在高拱下台的第二年，张居正在徐阶的培养下，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起义不断和国库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导致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在徐阶、高拱两大集团掐得你死我活的几年中，张居正的政治手腕也在步步增强。

　　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怒万历生母李太后，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终于走上了他的巅峰之位。

　　成功上位到首辅之位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大张旗鼓的改革之路。他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特别是在财政改革上的大刀阔斧，更是掀起了波澜。

　　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罗马帝国衰亡史》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清丈，在此次清算土地中，全国田地比之前丈量的增加了两百多万顷。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有着积极作用。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这是明朝财政上最大的一个改革项目，并且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为撑住明朝的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上，这次改革，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琇書網

　　但毕竟他是人不是神，是一个有着自己思维模式、意识心思甚至在性格上还有些分裂的人。

　　正如熊召政所描绘的张居正，带着双重人格。

　　身为知识分子要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但是身为“帝王师”的张居正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难以仙风道骨。

　　为什么又说他是人格分裂呢？

　　张居正身在官场，首先是一个臣子，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和皇帝的想法是相抵触的，所以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是不惜短暂放弃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时，面对着国家的问题，又不得不以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的意志，挑起国家的重任。

　　因此他不得已甚至是主动地分裂自己。

　　中国的政治家大多缺乏激情，而张居正却激情四溢。熊召政说张居正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激情满怀，对比非常鲜明。这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分裂，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

　　张居正不给自己留后路，他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要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

　　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张居正改革则从整顿吏治开始，这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张居正未曾给自己留下后路。

　　也正是因为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树立起来的政敌在他死后，拼命地弹劾他。

　　至于其他的短板，只能说张居正这个人日趋腐化，但也绝对不算腐败。

　　张居正是个极其复杂之人，后世对其的评价也是参差不齐，在《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就是说他用了不该用的权力。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治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因此在康熙时期修改了的《明史》，出于对鳌拜摄政问题的鞭挞，故而有意将张居正列在了权臣版块。

　　然后当世之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却是颇高，很多不该说他好话的人恰恰为他说了很多好话。

　　如李贽指出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而评价张居正则是“宰相之杰”，在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李贽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只求保全名声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

　　不管怎样，张居正身在明朝“烂熟期”，身体力行地负载着即将灭亡的明朝缓步向前了六十年，在他死后，腐烂和崩塌一触即发。他发起的改革产生的作用，值得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世间已无张居正。

　　太监

　　◇各行其道的另类明朝太监——郑和

　　史学界有一句名言叫“打不死的大宋，看不懂的大明”。

　　大明这个奇葩的朝代，仿佛是中“墨菲定律”的毒太深，怕什么来什么，是杀不尽的忠臣良将，砍不完的乱臣贼子。

　　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专权的太监，各行其道，在政坛上翻云覆雨，要为明朝的衰落负很大的责任。

　　从明成祖开始，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到英宗朱祁镇时代，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

　　在这些专权太监掀起波澜之前，我们讲一个特立独行的太监——郑和。大家可能对此较为疑惑，郑和借用皇权既没有为祸朝政，也没有掌控兵权，和皇权争斗有何关联？此章的目的是切合皇权至上的论点，因为这里涉及皇权的威慑力不再是对内的管控，而是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来震慑国际。早在汉代之时就有张骞出使西域的皇权宣扬、大国至上，但是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大规模、多频次的经济耗费来游走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实属历史现象的罕见之态。为了弄清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本书需对此进行讨论。

　　为什么出使之人偏偏是郑和

　　我们先说郑和为什么是最恰当的人选。

　　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南征将军傅友德、蓝玉等人攻打云南，郑和的父亲滇阳侯米里金战败被杀，十岁的郑和被蓝玉掠到南京，阉割成太监后，弄进了燕王朱棣府上当差。靖难之役中，郑和为朱棣立下战功，朱棣因此赐郑为姓，以纪念其战功，并升任他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皇帝赐姓对于臣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一品大员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可见郑和多么受朱棣的器重。

　　最重要的是，郑和具有回族人的身份，他的家人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因此他从小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在舰队招募过程当中，有相当多重要的成员都是回族穆斯林。比如郑和的助手马欢（著《赢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都是回族穆斯林。这些特殊的身份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在到达南亚等佛教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地区是有极大优势的。

　　当永乐三年（1405年）清晨的一缕曙光穿透云层，照亮苏州刘家河港口时，晨霞之间，影影幢幢的船只集合在港口，郑和带着明成祖的命令，率领两万八千余人、六十余艘船这支无敌舰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广阔世界开去，开始了长达二十九年的南巡之路。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玄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到达了亚、非大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郑和下西洋之行，后世史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下西洋的目的是扬我天朝国威，让四方蛮夷归服。也有根据《明史·郑和传》透露: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也就是说，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郑和去寻找这个废帝的下落。同时也是宣扬大明国威。

　　是不是要找建文帝这里不做探讨，但是史料应不是空穴来风，该是有所关系。

　　证明自己手中的皇权是正统的

　　朱棣凭着“靖难之役”夺取了大明的江山，所以在合法性上有所欠缺。虽说谁当皇帝对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篡位者”，通常而言，朱棣的心态会和正统的继位者不一样。如果相对于历史上典型的几位篡位者的性格作为来看，如王莽、隋炀帝、唐太宗等，其实朱棣和他们有着共同之处，这几位都是一登上皇位，对内是大肆修建国计民生工程，对外则是大规模的军事拓张和讨伐行动。

　　从客观意义上来说，这些大规模的行动一旦成功，于公对帝国有好处，于私则证明他们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或前任统治者更优秀，这样才能堵住悠悠众口，也是用功业遮盖手中所握皇权的不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赞扬他们的英明神武，就像人们赞扬唐太宗的武功治政，遗忘或原谅他即位的不合法性，但是失败则会像王莽一样遭到唾骂。朱棣也一样，他迫切地希望证明自己的“夺位”是正确的。

　　因此，朱棣在夺取朱允炆的皇位后，马上就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大动作，以证明自己是皇权最值得的拥有者。他向帝国的各个方向发出命令，如《明史》记载：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这里的侯显取得了“五使绝域”的功绩，其行动性质和郑和下西洋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郑和七下西洋出名。侯显曾经两次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取得的成就仅比郑和稍差一点儿。从这些半军事化半外交化的行动轨迹可以看出，朱棣拓边的欲望非常强烈，他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大获成功，以证明手中的权力在自己身上是最正确的选择。

　　皇权触角的延伸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天朝皇帝的正统与否、皇权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威严，也是值得被拿来说事的。结果就是原本明朝的不少“番邦”，拿着此论，开始不来朝圣，那大明皇帝的天威何在？

　　朱棣一上台马上就抛弃了他父亲的“海禁”政策，派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远航南洋、南亚、西亚等地区。郑和下西洋，实际是作为“皇权代言人”游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

　　而《明史》记载出行目的的后半句为：

　　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之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力摄之。

　　这让人有理由相信，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再单单是寻找建文帝下落，也不再单单是需要花七次工夫来宣扬国家富强，而是朱棣在证明其皇权的合理性时，把视野瞄向了广阔无边的海上，“不服则以武力摄之”正是皇权的触角已经从帝国之内延展到了疆域之外的体现。从史料的记载研究来看，这支庞大的舰队，不仅是去安抚这些躁动不安的南亚之国的，甚至还震慑消灭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使它们牢牢地臣服于明朝这个宗主国，成为其附属国。为什么这么说？

　　举个例子来说，《殊域周咨录》中记载有：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

　　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

　　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一行从西洋返还途中，停泊在旧港这个地方，遭到陈祖义的偷袭。此次海战中郑和舰队大胜，斩杀陈祖义五千多人，并将陈祖义押回京师斩首。其后的处理手段则是，朱棣在旧港设立宣慰使之位，并加封当时的告密者施进卿为宣慰使，这意味着旧港这个地区的新统治者是由明朝的皇帝扶持起来的。如果在疆域之内，任何人事的任免调用，皇帝安排都不是问题，这是皇权本身具有的权力。但是这已经跨出了国门，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国际之间，使得旧港这个地区成了明帝国的藩属国，从此朝贡持续不绝。

　　除对旧港统治者的扶持之外，当时明朝皇帝的权力之手还触碰到了锡兰、苏门答腊等地区，凡是不服从明朝皇权统治的，最后都遭到了“武力摄之”的结果。

　　这一种新型海上权力延伸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规模庞大过，因为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为止，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员、船只规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国威，完全没必要每次都这么大费周章。综合来看，郑和下西洋应是大明帝国的海上战略和权力伸展。

　　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六年，明宣宗朱瞻基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

　　宣德八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在明朝太监纷纷变换手段操持朝政、想方设法谋取钱权时，唯有郑和如清流一般，照耀青史。

　　◇权力就是春药——偷毁朝纲的太监王振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墨菲定律

　　此时离宦官专权最横行的时代已过去一千多年。自汉唐以来，宦官被看成朝政里隐藏的毒瘤，每个当权者都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

　　转瞬间，时间将这一群体又拉了回来，架在了明朝的这个奇葩事连连的长轴里。

　　同样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为了防止宦官专政，不让宦官读书识字。为了杜绝太监干政，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造一块铁牌悬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让太监们的权力跌落历史低谷。

　　墨菲定律说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开始，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朱棣夺位时依靠宦官的帮忙，因此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从那时起，明朝宦官权力逐渐变大，在后来的二百多年中，宦官成为领导以及祸害大明王朝的重要力量。

　　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内阁体系。

　　在这种局势下，只有宦官威胁不到皇帝宝座的稳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并且皇帝要倚仗宦官集团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斗争，这是明朝宦官的优势。

　　明朝第一个摄政太监是王振。

　　王振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教书，也考不上功名，但他是有抱负的人，于是便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自阉。永乐末年，王振入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正是因为他来自底层，所以能看到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事。

　　史书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但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王振的上升之路和历代的专权太监没什么两样，抱紧皇帝大腿，时刻跟着领导的节奏，结果把皇帝还给带偏了，搞得这个英宗皇帝变成了热爱斗蛐蛐的“蛐蛐皇帝”。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但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

　　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可见跟对人是件多么重要的事。王振终于无限地触碰到了巅峰的权力，为什么还未能直接抵达？因为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

　　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们的好感。

　　拼权力的掌控实际就是拼运气和拼命，谁先死谁后死影响很大。

　　王振终于熬到了这天，1442年十月，张太后去世。权力就是春药，在掌权心态的驱使下，同年王振盗走明太祖的禁内臣碑。

　　就是那块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王振盗取禁内臣碑，开启大明帝国宦官干政的先河，成了大明帝国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

　　宫中已经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力的人，而朝廷重臣“三杨”中的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荣于正统五年去世，只剩下一个年老体弱的杨溥，已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了。

　　此时的王振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他蛊惑昏庸的英宗皇帝，掌握了大明帝国的“批红”大权，终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站在权力的顶峰位置，自然是大发淫威，皇帝斗他的蛐蛐，王振弄自己的权。既然皇权已经旁落宦官手中，必然要掀起狂澜。

　　对于一个心眼极小的宦官来说，最忌讳的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会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在他努力争夺权力之时，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操作政权，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瓦剌开始制造衅端。

　　本来这群蛮夷在朱元璋时期被打得服服帖帖，不敢造次，后随着瓦剌部落的缓步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

　　但是王振专权以来，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

　　这次瓦剌邀赏，王振却一反常态，这是典型的翻脸不认人的节奏啊。于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就此发生。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军失利之后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剌兵吓跑。所以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青史留名。可是他不是寇准啊，这一去那还了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二十万军队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然而后来英宗回归，还认为王振是为国殉难，重新登基后，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传。

　　遇到这样的昏君和权宦，也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够奇葩的事情。

　　◇为什么不可一世的明朝太监随时会被皇权撂倒

　　我们在前面说过，明朝开国之初，对于宦官的打击是相当严格的。明太祖甚至设“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碑牌来警示后人。

　　结果造反起家的朱元璋被儿子“窝里反”了，朱棣借助宦官的势力夺取了大权。在燕王朱棣起兵北京之时，宦官便发挥了很大作用。他通过收买建文帝身边的许多内臣，而获得了大量南京的政治军事情报，身边的宦官如狗儿、郑和等也为伐南京立下赫赫军功。

　　于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不过此时的君主勤勉有为，太监势力弱小，朝政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时期。此时专权的宦官王振，被中国古代史学家认为是有明以来第一个全面干政擅权的宦官。

　　横行一时的大宦官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断送了性命，但宦官专权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明代宦官权力的全面扩张，是在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在位之时。此时权倾朝野的太监汪直是明宪宗的亲信宦官。这里需要重点提的是，此时宪宗皇帝建立了西厂，在此之前，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

　　东厂是干吗的呢？

　　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东厂。

　　除了加强中央集权之外，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

　　到了宪宗时期，一次偶然机会，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当时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明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到处都布满危险，因而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明宪宗朱见深十分想了解宫外的民臣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

　　汪直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宪宗。

　　宪宗看了后，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明宪宗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说白了就是明朝狗仔队，为皇帝收集各种小道消息、娱乐八卦的机构。

　　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搞得整个国家人心惶惶。

　　于是各大臣开始劝谏皇帝。宪宗皇帝架不住全国的舆论，西厂开设五个月就被迫关闭。这下好了，百姓终于能够好好生活了。

　　可是宪宗又不干了，没有西厂他就没有了安全感。于是西厂关了一个月后，又重新开启。这次开启一直得到了延续，因此除了当权的汪直一直掌控着西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角逐这个登峰造极的权位。

　　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权力的追逐并没有完，宪宗过后，到其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

　　正德元年（1506年），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可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于是刘瑾又自建了一个职权更大的内行厂。

　　这个弄权者刘瑾可是不一般，掌权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为“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除此之外，刘瑾通过掌控东厂、西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获得了大量钱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有一个皇帝。

　　最后，由于刘瑾的专权侵犯了皇权，武宗以谋反罪杀了他，内行厂和西厂也才随之消亡。

　　这些太监的权力完全是依赖着明朝皇帝多疑的基因而获得的，只不过这多疑的毛病始终会反噬过来，灭掉太监自己。

　　◇大明终究是走到了尽头

　　自汪直掌握西厂大权到刘瑾独揽两个特务机构，再到明末的魏忠贤专权，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随着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却沦为宦官作威作福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明代宦官内部等级森严，只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亲近皇帝，深探皇帝喜好，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走上专权之路。

　　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顶峰，而君主专制与传统官僚及法制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

　　在明朝，宦官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后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只受较轻的刑罚。由于宦官是皇帝实行绝对专制、压制官僚势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宦官的某些行为只要为皇权服务，即使越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过颁发诏旨给宦官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皇权的角度出发，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国家的安定，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其继承者们会越来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古代每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

　　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做皇帝之后，勤于政事，日理万机。

　　但是其后即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也往往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张。

　　明代宦官之祸很严重，但没有像汉末及中晚唐那样，达到把皇帝的废立、生死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往往如同寄生虫一般，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的权势就会顿时消散。就如同这种衍生物的存在随随便便就能被皇权的一句话撂倒。

　　当然，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其政治规则已经相当成熟，大明皇权在首辅和太监两种衍生团体的操纵把持中，有时即便皇帝懒一点儿，只要文官体系能够按部就班地运作，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照常运行。

　　所以当时不怕皇帝懒，就怕皇帝瞎折腾。

　　到明末的两个皇帝天启、崇祯时已然是再也架不住这种折腾了。

　　因为从万历以后，所有的皇帝都面临着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到了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对此也很头疼，于是重用魏忠贤以打击东林党，结果最后被痛批专注木匠，宠信魏忠贤而怠政误国。

　　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国家所有的弊病全部爆发。崇祯虽被后世褒奖为勤政，但还是挽救不了明亡的命运。

　　崇祯一心想快刀斩乱麻，殊不知欲速则不达。

　　另外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崇祯是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

　　所以崇祯能使用的手段，只有杀！越杀越乱，越杀越离心。倒成了那句明朝“杀不尽的忠良”。

　　文官集团严重内耗，再加上财政上面的死循环：女真到明朝抢钱——明朝花钱驻防——政府没钱只有增加税负——农民没钱交税起义造反——调兵镇压越打越花钱——越花钱越增税——越增税造反越多——女真趁乱又来抢钱。

　　祸不单行，内外交困的明朝又遇上了蝗灾旱灾。这样的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烂摊子，真的不是崇祯光靠勤政就能解决的。

　　一个朝代的灭亡，绝不是短时间的作死造成的，腐烂从内部开始，财政的虫洞逐渐扩大开来，外忧内患终究让这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崩塌。

　　因此到了1644年，大明的气数算是走到了尽头。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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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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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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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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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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