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皇权共天下》（4）

　　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

　　后妃

　　◇“文艺”女青年——唐后妃干政起源

　　后妃也是皇权政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历代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后妃干政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层出不穷，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的风貌特征。在外戚专权中曾简单提到作为其助推器的后妃干政现象，根本原因是新继承者年纪尚小，需要作为“太后”的后妃协助，以保证皇室血脉和皇权的正常延续。

　　虽然自古至今后妃干政时有发生，但唐代的后妃干政较之前，在其本质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新唐书》《旧唐书》两部著作中，先后提及记载了三十六位后妃，其中被废、被杀者共十三人，这十三人中九人被杀，仅四人得以保全性命。实际上整个唐朝被杀被废的后妃远不止此，被记入史册的后妃，不得善终的原因就是或多或少卷入了政治斗争。有的是自身政治欲望强烈的，积极投身到政治斗争中而惨败，有的是被迫卷入，还有的是无辜的政治斗争牺牲品。

　　自武则天开始，历经中宗韦后，至肃宗张后，其中还有公主，后宫女眷对于权力的干涉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何唐朝后妃干政的力度如此之强、影响如此之广？对于此等皇权的偏房群体的崛起深度分析，我们似乎能够在几百年前看到似如当下社会的女子特色。

　　（一）社会的开放

　　《唐代妇女》作者高世瑜说：“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正值辉煌的封建盛世，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相对较轻。”

　　由于唐朝繁荣昌盛，统治者有着充分的自信，在各方面都实行着比较开明，甚至是开放的政策，这种开放的风气自然也涉及妇女生活。而且唐代又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正如朱熹所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生活的女子，养成了特立独行的行止风格、思想观念。

　　（二）各国文化的交流冲击

　　同时，唐朝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击，这样便更加助长了胡风的日渐盛行。这样的社会生活，让盛唐中人更加视野开阔，思想越发冲破牢笼。特别是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不管是鲜卑、突厥、党项，还是来朝的日本、东女等国都有女王、女官。加之李唐贵族女子大多有着胡人的血液，她们出自贵族之家，社会地位比较高。并且少数民族的女子身上都有着强悍、勇武、雄健的基因，崇尚的是北朝时期“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气魄，养成了骑马、放牧、驰骋大漠的潇洒气质。这些都对唐朝女子造成了巨大影响。

　　（三）女子自身的学识修养

　　这些被选入宫闱的女子大多数来自于世代为官或者富裕的家庭，她们入宫之前，从小便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即使部分女子儿时教育欠缺，入宫后也能够重新接受文化教育，学习当时最盛行、最繁荣的文史知识。比如最受李世民尊重的长孙皇后，就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历史称其“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又如太宗贤妃徐氏：

　　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还有武则天：

　　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杨贵妃则：

　　资质丰满，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此等出身名门、国色天香又才华过人之女子，怎能不被唐朝的文艺青年皇帝们所挚爱？所以她们不但受宠至尊，还能凭着过人的聪明才干指点江山。

　　（四）地主经济的支持

　　唐朝初年，一般地主的经济实力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上无权无地位，参与到朝政中的女子便利用到了庶族地主强烈的参政之心。后妃利用受宠，网罗了一大批庶族地主，他们一方面成了后妃的党羽，一方面也在经济上为这些后妃提供支持。研究唐代后妃与公主经济生活可知，这些女子在消费上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费，还有部分是政治消费。

　　那么，当遇到圣明有为的皇帝时，这样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后妃便是一个好帮手、贤内助，便能够对国家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太宗时期的长孙皇后、贤妃徐氏；若是遇到皇帝懦弱昏庸，这些聪明有文化的后妃便会趁势而上，扰乱朝纲，如“武韦之乱”。

　　自汉朝到清朝，后妃干政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只不过是朝廷权力争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汉朝的吕后干政开始，到唐朝出现的女皇帝，或者往后宋朝太后的“垂帘听政”，即便是在压抑之下，最终还是以合理的方式存在着。一方面是皇权允许她们存在，只要皇帝不停止“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种模式，后妃们势必会因为家族利益的关系打通渠道，嗅到皇权的味道而做出出格的事情。历代干预朝政的后妃无非位及巅峰，要么是皇后，要么是贵妃，其余的小喽啰还真没这个本事。

　　而她们对朝政的干预无非也不过两种：一种是皇帝圣明，后妃自身的修养也高，这种算得上是相得益彰，举案齐眉之际能对国家起着积极的作用，如长孙皇后、徐贤妃等；当然有好就有坏，如果凡事运用四象限法则来划分，前者属于特别优良的界限，对比起来，最差的情况则是皇帝昏庸，懦弱无能，后妃的修养差，那么对于国家则是十分消极，这种才算得上儒家一直认定的观点“红颜祸水”。

　　唐朝的后妃干政，在时间划分上有极大的讲究，唐中叶之前的后妃干政对于唐朝政权确实在一定层面上起着作用。但是自唐中叶之后，由于朝政乱套，宦官群体加入权力斗争，藩镇割据，还有朋党之争，种种乱象把后妃干政排除到了主要博弈群体之外。简而言之，即便此时后妃想加入，也不过是充当打酱油的角色。在玄宗以前，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几个女人，的确掀起了一场波澜，浪花打得再高，其实也算是为李氏王朝效力，并没有引起政权的频繁更迭，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他权力角逐者有一定的压制作用。但是自唐玄宗以后，后妃自身素质相对较差，也无力控制朝政，此时只得拉入新的助手以博弈求取胜利，从而再次助长了宦官的势力，也进一步加速了王朝的毁灭。

　　◇贞观之魂——长孙皇后

　　上一章说到唐朝开放风气下走入宫闱的女子们，遇到圣明的皇帝之时，较高文化修养的后妃便是皇帝的贤内助。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根据唐太宗继位之前和继位之后的风气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唐初贞观年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如此清明的政治风貌，人们无不赞扬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但是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搞事”的女人，这个助太宗创造辉煌的贤妻良佐就是长孙皇后。

　　初结良缘武德斡旋

　　长孙皇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生，出自名门之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幼女，她的伯父长孙炽十分欣赏当时唐国公李渊睿智大气的妻子窦氏，因为窦氏年幼时曾劝说舅父周武帝宇文邕为了北周大局优待突厥皇后。长孙炽认为窦氏这样一个有见识且优秀的女子必然也会教出出色的子女，因此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

　　一个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法则”，且能观古善恶以自鉴的女子，一个是聪明骁勇、识务过人的男子，此乃良配。

　　然而，在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去世了，随后长孙兄妹与母亲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斥还舅家。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舅舅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就开始促成此事，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

　　于是在大业九年，十三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隋末暴政，民怨沸腾，各地反隋势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纷争。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家举义旗而起义，很快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于同年十一月入主长安，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改当年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三月初九，又改封赵国公。因此长孙氏随丈夫李世民先后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太子和齐王。不久，唐高宗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长孙氏亦随之受册为太子妃。同年八月，李世民即皇位，长孙氏被立为皇后。

　　顾全大局拾遗补阙

　　在说长孙皇后对朝政的影响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讲一讲她本身所具有的美德，毕竟前面讲到后妃在影响皇权的“四象限法则”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后妃自身的素质影响颇深。

　　比如说，历史记载中说长孙皇后生性简约，不喜欢浪费，所需的东西够用就可以。而且对皇子要求也很严格，她经常训诫诸位皇子，要求他们以谦恭节俭为先，即便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例外。

　　太子乳母遂安夫人以总管东宫的日常用度为契机，以觉得东宫之内器物还不够为借口，屡次在长孙皇后面前要求增加费用。长孙皇后虽然爱护儿子，但并不想助长东宫的奢侈之风。她对遂安夫人说：“身为储君，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驳回了遂安夫人的请求，贞观的风气从此处也有所体现。

　　史料记载唐太宗和她谈及朝廷上赏罚大事，每一次她都推辞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太宗一再追问的情况下，她就干脆正襟危坐，一言不语。

　　贞观七年，长乐公主下嫁其舅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太宗因为公主是长孙皇后而出，特别宠爱，命令备置长公主出嫁嫁妆的两倍给长乐公主。按照唐朝的制度，皇帝的姐姐长公主和皇帝女儿公主按照官爵都是视一品，因此魏徵劝谏说道：

　　“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

　　仍是劝太宗皇帝按照标准配置。太宗下朝后，将魏徵的话原封不动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

　　简而言之就是非常赞同魏徵之谏，并且因此事还专派宦官到魏徵家给他赏赐，并且鼓励他永远都要按照这样的进谏态度对待皇帝。

　　抑退外戚防微杜渐

　　长孙皇后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古事，常常言及太宗心腹之事，所道己见，太宗颇为受益。

　　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年幼相交，加上又是外戚，又有佐命大功。太宗对他也是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对其礼遇群臣莫及，他可以随时进出太宗皇帝寝宫。按理说这样的恩宠，丞相之位非他莫属。但是挡住长孙无忌官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

　　长孙皇后以前朝外戚乱政之鉴劝谏太宗，可是太宗不听，还是执意把长孙无忌封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官位均是按最高俸禄供给。长孙皇后劝不了皇帝，又改劝兄长长孙无忌。太宗皇帝不得已，只好改变主意，改封长孙无忌为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变个法儿给长孙无忌了个类似于丞相俸禄的官儿，长孙皇后这才罢休。

　　同时，在她缠绵病榻、临死之前，劝谏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她不仅在世之时断了兄长的官路，死前也怕娘家人因自己的福荫而身居高位，引祸上身。

　　长孙皇后生前曾以古代妇女得失的事迹作《女则》三十卷，还曾经著文驳斥明德马皇后（汉明帝之后）不能从根本上抑退外戚，而是仅仅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奢靡，认为这不过是先开其祸源，后防其末事而已。等长孙皇后逝世，宫人们将《女则》一书奏呈太宗，太宗看罢异常悲痛，拿着《女则》给近臣们看，说道：“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长孙皇后虽然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但她一直都重视贤良。唐太宗本身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手下谏臣众多，尽管他善于调整心态，听取意见，但是天天面对一群所谓的谏臣，难免有被冲撞的时候，盛怒之下，也会有失体面。这个时候，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就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安抚丈夫，护佑贤良。

　　魏徵经常冲撞唐太宗，夫妻之间有时都有互相掐死对方的想法，何况魏徵这种直言不讳的臣子。所以也得益于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影响，才免得因为一时之气，怒罚魏徵。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房玄龄曾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

　　太宗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

　　自古国家将兴，必有明君临朝，而又有哲后作配。关雎美后徳，长孙皇后维护中正之臣，实不负关雎之美。

　　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对于贞观之治的呕心付出，亦是万世称颂。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字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后世贤相张居正曾在《帝鉴图说》中称赞长孙皇后：

　　尝考自古创业守成之令主，虽圣明天挺，然亦有内助焉。观长孙皇后之于唐太宗，虽夏之涂山，周之太姒，无以过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内有贤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历史上的美好名声与崇高地位。其实也不难看出，长孙皇后也不是不干预朝政，但是她的策略更为巧妙，更能够使唐太宗接受，用现代职场上的套路来说就是：不要替代你的领导，而是去影响你的领导。因为当长孙皇后在劝唐太宗对于长孙无忌的任用时，就已经属于干预朝政的行为了。但是她的目的是好的，为了避免外戚参与到权力的角逐里面。试想若是这么一位被唐太宗看得如此重要的女人，没有以国家大计为重的心胸，可能外戚权力从唐初就开启了。那么唐朝的国运是不是将缩短，提前结束？有的时候这类“蝴蝶效应”的影响的确不容小觑。

　　◇女主天下——武则天

　　上章讲到长孙皇后对于贞观之治的功劳，在评论唐朝的后妃时，主观意义上还是带着褒义的态度。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的武则天，到底是“乱政”还是“治政”？

　　对这个充满争议的女人，我们从她登上皇位之后对于国家的手段来分析，一观武曌的真面目。她具体的一生请参考下图：

　　经济形势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经济形势呈U型，即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时期是唐朝经济的巅峰，武则天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也成了否定武则天治政的根据。而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谷，武则天当政后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了武则天打下的基础，玄宗继位后，唐朝经济又出现了太平盛世。

　　学术界批评的主要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大肆礼佛，广建佛寺，多度僧尼，修建明堂，营造天枢等奢侈腐朽的动作。

　　的确，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佛教大肆发展阶段。修建明堂和天枢无疑是武则天时期两项最宏大的工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单从建筑消耗成本来说，算得上是铺张浪费。而从深层探究，武则天的明堂是极具政治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武则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证据。

　　比如置“鸟鸟族”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实际上这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符号。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每年春正月，武则天都要亲享明堂，在这里颁布法令、训诫百官、大飨群臣，主持三教论争，甚至“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而天枢则是许多少数民族酋长请立的，资金大部分由这些酋长出。至于人力，这并非筑长城般的大工程，并未动用多少人力。

　　同样的，我们对比武则天在高宗后期被尊为“天后”，辅佐朝政的记载：“常着七破间裙。”登基之后也提倡返朴还淳。可见她并非后世批评的那样。

　　并且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唐朝初年实行的土地政策，自她辅佐高宗时期，就曾予以保护，登基之后，更是继续推行。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宝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

　　鉴于“隆平日久，户口滋多”，有些州县“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甚至百姓没有田业的情况，她放宽了对百姓迁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余万户于田地较宽的都畿附近，缓和了雍州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唐高宗后期，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均田制的划分大大缓和了这一矛盾。并且人口的迁移开垦了较大面积的荒地，这对于人口和田地的处理是合理的，因此当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武氏腐朽、饥民四起的局面。

　　2.减轻剥削

　　在帝制时期，不可能没有剥削，问题在于剥削的程度如何。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就会搞得民不聊生；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对此十分清楚，她认为：“征赋科徭，实资宽简。”因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她通过严格执行租庸调制和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有利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3.劝课农桑

　　农桑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古就有统治者以劝农为务，多有“祁谷”“籍田”之举。武则天辅佐高宗时期就组织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此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农业教科书。

　　除了以上的措施，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城市、商业都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给开元盛世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政绩考评——吏治

　　如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不足以说明武则天有为，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帝王的政绩方面着手，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吏治。

　　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被召入宫，和唐太宗接触机会是比较多的，加之唐朝民风开化，女子有特立独行之气质，使得武则天对于贞观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视吏治，书天下刺史姓名于屏风之事想必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时期，她曾上书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过关于吏治的建议。后来她当政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创立科举制度的殿试、武举、试官制度，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对吏治的重视。武则天认为“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职，则天下自化”，这也导致她当政时期“冗官”局面的发生。她又言“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强调君臣同体，君臣一心。

　　同时撰写《臣轨》两卷，用以训诫百官，所谓“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该书从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缜密、良将、利人十个方面，提出了为人臣子应具备的为政之德和行为准则，教导臣子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则天时期关于地方官吏的选任，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从太宗时期的武夫刺史转向了科举出身的刺史县令，这对于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积极的。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唐初沿用隋制，中央设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有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贞观年间“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建议，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两人，以加大监察力度。

　　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巩固统治地位，对原有的监察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并且在《改元光宅诏》中对御史台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纵观武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和加强地方吏治，总的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业、越王李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战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造反。

　　边防军事

　　武则天时期对于边防的措施相对于她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手段来说，就显得毫无建树，甚至被批判得更加严重。在边防问题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她做了大量的应付工作，却毫无效果。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北部、西部边防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以至于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究其原因，实际上并非武氏之过。

　　在唐朝初期，贞观十三年，吐蕃的发展就已经达到寇略松洲二十万军的局势，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太宗时期也不能与之强硬相碰，而是采用和亲的态度，以图和平。等到唐太宗逝世，吐蕃将领便有侵略之心，时时寇略西北。虽与唐保持和亲之盟，但是早已将手沿着河湟以北，积极向河西和天山南麓伸张，严重影响到唐朝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统治。就连当时大将薛仁贵督师大战吐蕃，也是大败而归。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派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可是到了公元698年，王孝杰、娄师德再次率军大战吐蕃于素罗天山时，却大败。自始至终，唐与吐蕃的战斗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世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北方取消及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壤，而二者间同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而另一方面，唐朝时期的募兵制也是边防戍守无力的重要原因。大多数募兵而来的士兵遇到战事选择逃亡，这是影响战事的直接因素。

　　因此武则天时期对边防的措施，如狄仁杰提出“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

　　简单从国家主要的三个模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武则天当政的那些年，国家保持着平稳的发展速度。纵观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皇帝，若不是女性不得当政的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时期女性地位降低，导致史学界对她大肆抨击，她的评价并不会比大部分男性帝王差。反观她在位的几十年里，时刻顶着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来治理天下，在位时间之久而又未有流民四起而盗贼猖獗，或是揭竿起义灭周于朝夕之间的情况，足以说明她是个颇有才干的政治家。

　　◇东施效颦——三个女人的战争

　　武曌当政期间，在她的统治下，国富民强，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受到她当权的影响，当时的女子们纷纷以她为偶像进行效仿。继武则天之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接着又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三位仿效武则天的女强人。可怜她们有着强大的当权理想，却少了帝王之气。

　　太平公主

　　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位女强人便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与皇帝李治的小女儿，自小便备受宠爱。可能是因为武则天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儿，这种偏执的爱全部浓缩给了太平，所以她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从小便养成了骄横跋扈的习惯。也许是继承了武则天强势而又机智的性格，长大后的太平公主为人争强好胜，聪慧过人，但又权力欲极强，想要同武则天一样做女皇帝。

　　但武则天生前从不让太平公主过多参与政事，太平公主从来都畏惧母亲，因而行事比较收敛，对外只大肆装修府邸，购买别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但财力上的扩张根本满足不了她天生带有的“皇权角逐”基因，虽然她名为太平，一生却颇不太平，不断插手政治生活让她命运跌宕起伏，可以说得上是一副好好的公主牌，却被自己一步步打烂。

　　武则天统治末年，武李两家矛盾尖锐化。武则天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他为继承人，并通过一系列联姻将武李两家联系起来，以图能消弭未来的政治斗争。恰好太平公主本身的家族姻亲关系是最适合做“武李矛盾”的调和剂，因为她不仅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的兄妹，还是武则天侄儿的妻子，作为两派之间的调剂者，她的位置举足轻重。最关键的是她姓李而不是姓武，所以虽是武家儿媳，但政治上一直是李姓天下拥护者，这就是她在武则天死后，大肆参与政治斗争的基础。

　　所以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继位，太平公主已不满于现状，开始积极参与到政事当中。作为兄妹，她受到李显的尊重，李显曾特地下诏免她对皇太子李重俊、长宁公主等人行礼。中宗朝，韦后与安乐公主乱权，唯惧太平公主多谋善断。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后，权势地位更加显赫重要，李显经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李显坐在一起谈上一段时间。有时她没去上朝谒见，李显会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宗被韦后毒死后，太平公主又参与了同李隆基一起诛杀韦后的计划，成功后拥立李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太平公主因拥立有功，晋封万户，权力达到了顶峰，《新唐书》中记载：

　　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有所论荐，或自寒冗躐进至侍从，旋踵将相。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多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太平公主在与李隆基诛杀韦氏之后，二人的关系便逐渐恶化。太平公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李隆基继位，李隆基也不甘示弱，处处与太平公主针锋相对，朝廷内外一片风声鹤唳。结果两人兵戎相见，太平公主全面颓败，潜逃过程中被李隆基抓住，赐死。

　　这一争夺还不是皇权的较量，毕竟李隆基还未即位，可以说得上是“王权”的争斗。同室操戈，各朝各代权力争斗中典型的宫廷争斗，整个唐朝前期都笼罩着这一争斗。或许是“玄武门之变”就没开好头。

　　唐中宗之妻——韦皇后

　　一开始，可以说韦皇后是最不幸的人，虽然被选为太子妃，但却在武则天的强势下与太子李显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后李显又被武则天废黜太子之位，并流放房州，韦氏一直随行。原本就提心吊胆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平静。韦氏随时面临与李显一起被赐死的危险，然而在这种危险的局势下，韦氏选择了与李显共患难，所以才有了李显对韦氏的承诺“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

　　神龙元年（705年），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等五人，发动兵变，逼迫武则天禅让，李显复辟，史称神龙政变。韦氏也重新当上了皇后。也因为李显流放时候的承诺，才使得韦后权力欲极具膨胀到一发不可收拾。桓彦范上表劝阻中宗，陈述后宫干政的祸害，可是中宗念在韦氏在他最落魄时的陪伴之情，并没有接受桓彦范的建议。

　　韦氏的心思大家心知肚明，既然前有武则天做榜样，并且当时昭容上官婉儿也屡次劝说韦后走武则天的道路。韦氏便开始着手为自己女主天下之路做铺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母性的角色当然走的是“母爱”无限的套路：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去世的母亲服丧三年。除此之外，又请求中宗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岁就免除劳役，改易制度，用这些套路来收取人心民望。不过既然是彰显皇室的德行，所以李显就都准许了。

　　特别是武三思进宫后，由于上官婉儿和韦氏的强力推荐，武三思开始参与到政事当中，此后张柬之等人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但武三思也只不过是韦氏登上权力宝座路途中的一个垫脚石。

　　当然，韦氏的偶像是武则天，自然也是效仿武则天的权力之路。

　　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道路可以称为“权力三部曲”，首先她得是个皇后，这一步等于是首先得是个老板娘；如果老板娘不能干掉老板，代替老板，就只能走上第二步，做“老板的娘”——当太后；那么第三步则是干掉自己的儿子，这比干掉自己的丈夫容易，走完后直接升级成为女皇帝。

　　所以韦氏也想照着这三步走，当韦皇后走到第一步时，她就迫不及待很想赶快当上太后，再接着当女皇帝。但是要由皇后变成太后，必须是皇帝逝世后，儿子辈的皇子继位，原来的皇后才能升格为太后。韦皇后一直想升格为太后，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唐中宗身体一直很好，完全没有要死的迹象。韦皇后实在等不及了，于是下毒毒死中宗，使自己可以直接升格为太后。

　　唐中宗死后，韦氏并没有因此走上权力的巅峰，因为博弈局的另一批权力角逐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开始着手分割这块蛋糕。此时的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李旦辅政，韦后为皇太后摄政，以平衡各方势力。

　　就在韦后想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时，却被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先下手为强，联合诛杀。

　　上官婉儿

　　相对上面两位天生自带“女主”基因的女性来说，上官婉儿的权力追逐之路显得更为不同。毕竟她既不姓李，也没有“后命”，从一个刚开始官位极低的宫廷女官一步步走到了中宗时期政权核心，其官职也随着中宗对于朝政的掌控力度而变化。所以把上官婉儿作为切入点，可以最真实地一睹中宗时期看似混乱的权力争斗实况。看这三大博弈者——李氏江山主导人、韦氏集团、太平公主集团是如何操纵权力，进行权力分配和斗争的。

　　上官婉儿因祖父上官仪获罪被杀而沦为内庭婢女，然而上官婉儿从小便天资聪颖，十四岁便会作诗，文学天赋极高，因此被女皇武则天重用。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上官婉儿极力贴近和依附于武则天。可以说，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上官婉儿的身份可以说是一升再升，到最后成为武则天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因此，上官婉儿在辅助女皇处理政务时，便对政事日益了解。从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这使得上官婉儿权势日盛。

　　神龙政变后（705年），唐中宗恢复李氏江山主导权，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对其无比信任。接着上官婉儿又被拜为昭容，权势进一步增强，成功进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地带。中宗复位后，首要任务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从《旧唐书·中宗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宗对权力群体有明显的划分：依附在武则天身边的张氏兄弟、太平公主和李旦皇族。

　　周旋在几大权力群体之间的上官婉儿非常懂得平衡权术，在确保自己周全之际还能借势而上。前面说到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上官婉儿依附于武则天，地位一升再升。那么现在江山姓李不姓武，拉拢依附对象自然变更成另外一个群体——韦氏。这种依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两大群体之间互相支撑。同样的，韦氏群体也借着上官婉儿的受宠大力发展。这种政治群体之间的联盟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因为自始至终，周旋博弈的主导人都是中宗。借势打势的手段在运用过程当中，自然就会出现类似上官婉儿这类棋子。

　　上官婉儿也对中宗初期的朝政布局起到了转变的作用，按照中宗前期的计划：借用韦氏和武氏（武三思）力量来抵抗李氏其他子孙对皇位的觊觎（也就是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群体）。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韦氏、武氏联盟势力大增。

　　景龙二年，同一年内史料对上官婉儿官职的称呼从上官昭容变成了上官婕妤。因此这段时间内上官婉儿是有所降职的。但是从次年发生的太子党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发动政变的情况来猜测，应该是上官婉儿得罪了中宗。因为当时除了皇权本身，“韦武联盟”势力异常庞大，另外一个则是太子党。而从中宗对几大群体的维护来看，他对“韦武联盟”的宠信度要高于太子党。这种暧昧的态度让极善于弄权的上官婉儿也摸不清楚方向：依附“韦武联盟”势必将得罪太子党，一旦太子上位，权力之路将就此终结；但是反过来，太子党势单力薄，得罪“韦武联盟”可能导致自己立马陷入危机。所以当中宗以上官婉儿当枪手出击时，她选择了暂时退出战局，静观其变，这就导致了她的降职。

　　太子政变结束之后，“韦武联盟”因武三思等人的被杀而遭受重创，韦氏以横扫朝野之势迅速清除了太子乱党，借此机会，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权势。这一次中宗开始调整布局，重新借助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皇族的手打压日渐庞大的韦氏集团。在同年的十一月，上官婉儿再次从婕妤变成昭容，说明在太子党覆灭之后，她迅速依附上了韦氏，才让自己的官位重新恢复。

　　整个朝廷看似风平浪静，但稳定政局下的两大权力斗争体——韦氏集团和太平公主集团之间的较量并没有停歇。鉴于“神龙政变”的影响，中宗被两大权力斗争体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场对决出现了短暂的三角平稳局面。而上官婉儿始终周旋在“三足鼎立”之中。

　　但是这种格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一旦其中一方开始躁动，平衡局面就会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局面的就是上文中的韦氏，迫切想做太后的韦氏开始加大了较量的力度。这次的斗争异常激烈，较之前面的太子党来说，太平公主等人的势力更加强势，因为这次太平公主集团加入的新成员是李隆基。

　　同样的，这一次上官婉儿仍旧想效仿之前的做法，暂时退出争斗，静观其变。可是这一次她的运气似乎没有那么好。景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消灭了韦氏集团，同时也没放过上官婉儿，将其一并杀之。

　　上官婉儿的官位升降变化数次，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政局的波动诡谲。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既不是李氏子孙，也非后非嫔，只是一个政治的附庸。

　　这三个女人的戏码上演得如此激烈，太平的呼风唤雨，韦氏的步步惊心，上官婉儿的左右平衡，随着中宗手中所握皇权的强弱，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场斗争恰好反映的是整个王朝的权力格局。

　　太平公主、韦皇后、上官婉儿的政治地位、管理才能、宫廷心术，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较之武则天，少了帝王的气度和格局。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哀的，都在权力的角逐中被杀。太平公主与韦后都过于追求权力和地位，甚至都有仿效武则天成为女皇的野心，最终因自己野心太大而断送了性命，而上官婉儿权力虽大，却也只能依附他人，是无法与太平公主、韦后相比的。她只不过是想在几大群体博弈之时，抓住一方势力，依附一方势力，让自己处于久立不倒的位置。

　　在权力的角逐中，她们虽然都曾权倾一时，不可一世。但回顾她们的一生，都是非常悲哀的，只不过是皇族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牺牲者罢了。

　　藩镇

　　◇养虎为患

　　我向来反感按照儒家的思想，将亡国的罪名安在女子身上，或者简单地把亡国之君作为讨伐对象。国家走到尽头之时，亡国的原因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末代君主昏庸无能。那些亡国之君中，有的垂死挣扎，有的抱憾而终，但无论怎么挣扎，从古到今，任何制度在不适合历史发展时，都将被时代屏弃。力量总是此消彼长的，当皇权压不住衍生权力之时，便是被取代的结果。

　　唐王朝从女主天下又重归李姓之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出现“开元盛世”，玄宗的功劳由此被载入史册。但被载入史册的除了他当政初期的励精图治，还有盛世之下的奢侈无度。李隆基将大好的一个盛世王朝挥霍完之后，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烂摊子，甚至为唐亡埋下了定时炸弹。因为被他宠信的安禄山、史思明导演出的“安史之乱”，便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背后的藩镇割据是整个唐朝中后期摆脱不了的灾祸，如果说大唐是与后妃藩镇共天下，那么唐玄宗以前是与后妃共天下，在这之后就是与藩镇共天下了。

　　为何藩镇这股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大，又无法控制，甚至在唐亡之后还能持续百年之久？本章重点讲一下藩镇的起源与发展。

　　（一）地方行政结构的变化

　　秦朝建立郡、县两级行政结构，到了汉代开始逐渐发展为州、郡、县地方三级行政结构，而后隋代改为州、县两级制，但又偶尔将州改称郡，恢复秦代的两级郡县制。

　　唐从隋手中接过天下之后，初期仍旧采用前朝旧制，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唐在最盛时有州（郡）358个，县1573个。但是唐在地方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州县的长官地方上均无权任用部署，全部由中央吏部分发，人事任命权在尚书省吏部。

　　节度使最开始是边疆驻地的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开始仅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战争需要，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

　　中宗时期，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分化成为左、右御史台，左御史监察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分别为“分察”和“分巡”。

　　“分察”在德宗年间出自尚书和六部，而“分巡”则分为全国若干道，派去监察的御史成为“监察使”，后改为“观察使”。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唐玄宗时期改十道为十五道，设置观察使常驻地方。

　　“安史之乱”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朝廷在内地增置节度使。同时，在军事地区，观察使和节度使也多由一人兼任。

　　节度使在其区域之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处置行政，甚至有该地区的用人权，说白了有很大的独立性，很快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长官，军队首领担任当地的行政首长，二者再进行合并，独立性非常强的藩镇割据局面随之形成。

　　节度使在自己所辖的割据区内自行练兵征战、自收租税、自用官吏。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兵将拥立新的节度使。到了后期，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事后承认。

　　（二）兵制的变化影响

　　唐代前期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府兵的府是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外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指的是军队屯扎地，唐代称之为折冲府。当时唐朝的户口分为九等，政府从中选取上等中等之家中愿意当兵的民户（当时下三等民户没有资格入伍）单独编入折冲府，称为“府兵”。府兵平时务农，政府可以免其租庸调（纯收入），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从二十岁开始服役，服役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

　　折冲府又称军府，唐代全盛时期有六百多个。中央政府直辖有十六个卫，各卫都设有大将军。外出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而征兵的是上面的折冲府。战事结束后，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各归其位。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不用花一分钱、不用一粒米就可以征用到几十万大军。而武将使之能战，又不预问政事，干涉政治活动。其次，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结合的制度，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

　　但是府兵制在唐中期就崩溃了。主要原因在于唐朝太平时期，府兵的工作本质丢失，逐渐沦为贵族官僚的苦力，开始被人瞧不起，出现了大批量府兵逃亡规避现象。

　　同时即使是在大战获胜之后，阵亡的府兵士兵也得不到及时的抚恤褒奖，导致府兵士兵和家属的积极性不高。这就等同于自己带刀带粮为国捐躯，死了连个烈士都不追认，谁还愿意去打？因此到了后期，府兵自行逃亡、出外不返等导致府兵资源日益枯竭，府兵制自此崩溃。

　　唐玄宗天宝年间正式废除了府兵制，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政府出钱招募社会上愿意当兵的人。自此开始，义务兵成了吃皇粮的职业兵，兵将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府兵制下的兵将只有出征时的从属关系，战事完后谁也不搭理谁。但是募兵制下的兵将关系出现了长期统领关系，这种战时统领战后服从的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武装割据的重要来源。这种兵制下士兵易于转化为将领的私兵，他们之间不仅有雇佣关系，长此以往还有感情的牵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因为好大喜功，募兵制成为主要的兵役形式。边将的权力也逐渐增加，除了军队指挥权，还有行政、财政、监察、人事任命权。加之晚年的唐玄宗不理朝政，朝廷任用李林甫为相，边疆任用胡人当兵作将、卫国戍边。胡人压根儿没有忠君爱国思想，只是为了边陲的财力、物力使用权，最终导致军队布防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养虎为患，安史之乱之后，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各节度使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揽数州的政权，与中央抗衡不断，不同的节度使之间也是战争频繁。这期间，四十多个藩镇或互殴攻击混战，或联合对抗唐廷。

　　藩镇自京畿长安洛阳，自内而外有唐廷直属控制藩镇、亲近唐廷藩镇、外交中立藩镇、死敌对抗藩镇（河北三镇）。各藩势力镇此消彼长，立场不定，纵横捭阖，连年征战，荼毒天下。

　　◇安史之乱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以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政权。

　　唐玄宗在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并允许这些节度使率兵镇守边地。随着节度使军力日渐强大，出现了凌驾中央的气势。天宝年间，边镇累积的兵力甚至高达五十万，仅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个镇的节度使。然而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三十万，是所有藩镇中实力最强大的。而唐中央兵力加起来还不满八万。这就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造成的结果是地方开始反过来威胁中央。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正规军已达到十五万，拥兵边陲，手下骁勇善战。因安禄山得到唐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不加干预。所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有裂隙。

　　范阳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

　　关于这场起兵的描述有些夸大，说是安禄山乘着铁车，尾随其后的步兵和骑兵卷起的沙土绵延千里，行军的鼓噪之声响彻苍茫大地。然后说唐朝的太平盛况持续了很久，老百姓已经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所以听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后，都感到非常震惊。本来河北就是在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经过河北的州县时，这些人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

　　然后最讽刺的是，安禄山都造反了，有人奏报唐玄宗，唐玄宗却认为这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不相信。

　　等到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了，速速召来安禄山的死对头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一面派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一面召回远在边陲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抵挡安禄山叛军。

　　由于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大部分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根本没有指挥经验，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

　　唐玄宗接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在这关键时刻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使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潼关大败

　　能打仗的两个大将被杀之后，朝中无人，此时唐玄宗不得不起用半身不遂、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令，率军二十万，镇守潼关，以抵挡安禄山军队。

　　天宝十五年正月（756年），安禄山命他儿子安庆绪出兵进攻潼关。好在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挡住了向西进的道路。安禄山眼见强攻不行，开始转变战术，先命女婿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哥舒翰深知其中有诈，仍旧闭关不出。

　　无奈之下，安禄山抓住唐玄宗好疑的性格，开始派人放假军情。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假情报，遣使令哥舒翰出兵，前去收复陕郡。

　　当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正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此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听到假情报后的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速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时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的金玉良言，反而严词苛责。唐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哥舒翰造成极大压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驻扎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叛军故意示弱，队伍不整，唐军果然中计，一路前行，被诱进隘路。山上无数滚木檑石如冰雹般砸下，唐军在隘道上却没有周转余地，死伤无数。

　　关键时刻，哥舒翰指挥剩余军队渡过黄河，跑回潼关。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叛军潜锋蓄锐，引诱唐军弃险出战，决战之际，又假装不敌，引诱唐军进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败。他常胜将军的声名，也因此付诸东流。

　　睢阳之战

　　长安城内，满朝文武得知潼关失守后一片混乱。仓促之下唐玄宗等人逃往西蜀避难，命令太子李亨镇守长安，把平叛部队召集到灵武设防。就在唐太宗出逃之时，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的怂恿下，在灵武自行登基，遥奉逃亡在西蜀的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

　　757年正月，安庆绪封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带领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打到最后只剩下军事重镇睢阳还没有被攻陷。睢阳太守许远此时只剩不到四千兵力，急急忙忙给宁陵的张巡告急。张巡接到求救信号后，率兵三千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余人。然而尹子奇此时正率领着他的十三万人全力攻城，十三万人打六千八百人，兵力悬殊，可见一斑。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连续战斗十六昼夜，借助睢阳的防守优势，共俘获叛军将领六十余人，杀死士卒两万余人。

　　最后，苦撑了十个月，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睢阳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三十六人遭杀害。睢阳之战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牵制了安庆绪大军几十万人，从而使郭子仪等人能够从容收复两京之地。

　　长安被攻占之后，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刚好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大唐的命数也可能直接终结于此。

　　从安禄山范阳起兵到睢阳之战，前后有两年时间，其后紧接着史思明再次叛乱，唐王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俗话说恶人自有恶报，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被自己儿子谋杀，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天，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而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至此，唐王朝又进入到了藩镇割据的恶化状态。

　　◇占山为王

　　上章讲了藩镇的起源，本章主要分析藩镇的崛起和分立天下的藩镇类型。

　　安史之乱以后，为镇压叛乱而形成的藩镇，成了合军区、政区与监察区为一体的特殊地方机构，其与中央争权乃是自然正常的行为。所以表面看起来，中央、藩镇与州是三层直线关系，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三者各为一角，互相“绷着”。因为就全唐范围而言，各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绷着，唐后期就这样绷了一个半世纪才寿终正寝。

　　为什么会持续绷着，而非直接剿灭，收回中央集权呢？放出去的权想要收回来，并非易事。

　　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共有十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河北北京军区）

　　平卢节度使(东北朝鲜军区，后迁为山东齐鲁军区）

　　河东节度使（山西太原军区）

　　朔方节度使（陕北河套军区）

　　河西节度使（甘肃河西走廊军区）

　　安西节度使（新疆西域军区）

　　北庭节度使（内蒙外蒙军区）

　　陇右节度使（甘肃陇右军区）

　　剑南节度使（四川巴蜀军区）

　　岭南五府经略使（两广岭南军区）

　　刚开始这些节度使还按照中央任命，按职责行使权力。后来势力逐渐增强之后就想要摆脱朝廷的控制。

　　当时玄宗宠信的安禄山兼任了三大节度使——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管辖区域等同于现在华北五省和陕西河南两省，也是借此反叛，爆发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避难，肃宗在陕北宁夏另立朝廷。各个军镇也开始以平叛之名，扩大募兵，敛收财政，增强势力。一时之间仿佛回到了先秦时期，各国诸侯（藩镇）打着“勤王”的口号，各怀鬼胎，指桑骂槐。

　　朝廷以藩镇平定藩镇，虽然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军首脑被灭，但是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又因为平叛增加了藩镇数量和增强了它们的权势，出现亲近朝廷的藩镇与叛乱独立藩镇对峙的局面。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有功的藩镇，不是打压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

　　祸不单行，安史之乱后，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当时由于奸宦程元振当道，襄阳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先后被程元振陷害致死，各节度使害怕被权奸谋害，更加疏远朝廷，导致吐蕃进攻长安时，无一人出兵勤王，使吐蕃一举攻下长安。

　　面对内忧外患，中央朝廷的重心全用到了退兵吐蕃上，压根儿没有心思剿灭藩镇。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二。

　　同时，募兵制下，战争结束之后，大量的职业兵除了经济上需要雇主之外，因长期的雇佣统领关系，牵带着感情基础。中央若是此时出力削藩，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火上身，因此不敢轻易动手。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三。

　　在此基础上，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终于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原来的十节度使后来也分化成了“元和四十八藩镇”的割据状态。

　　因此史学界有的观点是根据藩镇的功能和地域特点，将藩镇划分成四大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非割据性藩镇）、边疆御边型（非割据性藩镇）、东南财源型（非割据性藩镇）。

　　（一）河北藩镇，也叫河朔藩镇

　　河朔藩镇其实看来属于进奉功能，简单点说就是为中央的财力进行补充。其所辖的位置来看：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义武镇、横海镇五镇等地方富饶繁荣，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这些条件也给河朔藩镇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由于这个物质的保障，自安史之乱至唐末，河朔藩镇与中央朝廷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记载称之：

　　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河朔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对立状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中央进奉。因为割据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中央威权而存在，诚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藩镇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游离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权力在皇权之下仍属于依附关系。河朔为何一直不闹独立，一则为上述原因，二来该藩镇内部矛盾重重，骄兵悍将随时威胁着节度使的生存。一旦节度使脱离中央的“任命”，就会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产生危机。其三则是藩镇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虎视眈眈，互相争夺。为了避免惨遭吞并的厄运，各镇节度使必须用朝廷授予的旌节作挡箭牌，避免给对方的吞并行动提供口实。

　　为了维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河朔藩镇以经济的优势作为关系的契合点，于是进奉成为维系唐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纽带。但是这种进奉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形成了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河朔藩镇部分履行了作为地方政权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和任命，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有利条件。唐王朝则通过接受进奉而从河朔地区获得部分经济收入，维持一定的中央权力。进奉是河朔藩镇在唐后期履行经济义务的基本方式，是对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丧失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也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矛盾尖锐化，唐王朝准备武力讨伐时，往往要先声明拒纳河朔藩镇的进奉，以示劝惩。唐王朝用断绝河朔诸镇的朝贡或进奉作为武力讨伐的先声，对跋扈的河朔藩镇进行警示，说明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朝贡和进奉关系。

　　于是，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尽管并不完全叛离中央，但是河朔藩镇是唯一与唐廷割据的藩镇，也是最令唐廷头痛的割据势力。甚至，中原藩镇就是唐廷为了遏制河朔藩镇而设置的。

　　（二）中原藩镇

　　其所在地区是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等，这些地方的藩镇在安史之乱中经过整顿之后，有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唐廷防遏河朔藩镇。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然而这一带却成了安史之乱期间厮杀最激烈的地方。按照几大藩镇的分布来看，中原藩镇正好居于河朔、东南、边疆三角区的中心，的确还具有扼住河朔、保卫京师、沟通东南的战略作用。利用藩镇遏制藩镇，同时保护着中央的财源，但是这些特殊的需求致使中央需要养着中原藩镇，必然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中原型藩镇的特殊性质使它除了自身的本道军费之外，还有朝廷特批的一笔“出界粮”。

　　但是，中原藩镇也不完全听命于中央，因为它们自认为中央依靠本镇遏防骄藩，从而拥兵自重，自觉功德无量，往往无视中央调遣。除此之外，居功自傲的内部将领之间也时常发生摩擦，产生动乱。据统计，中原藩镇的动乱高达五十二起，其中兵变达三十二起，仅次于河朔而居第二位。

　　尽管这样，在关键时刻，中原藩镇还是唐廷的一道重要屏障。

　　（三）边疆藩镇

　　边疆型藩镇的前身是开元、天宝时缘边节度使中朔方、河西、陇右、剑南、岭南等镇，设置得最早。它的所在地包括西北（京西京北）和西南两部分。早年间西北边疆就是军务之地，为了抵御吐蕃、党项的进攻，唐廷设置这些兵镇成为军事斗争的重心。从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说，如此庞大的武装队伍在皇权中心附近聚集，对中央朝廷会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

　　从财政影响上来看，这些地方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这里的藩镇不像河朔那样富饶可以自给，所以军饷自然耗费巨大，结果唐政府“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来补给西北边疆藩镇。但是唐廷后期财政上严重不足，加上西北藩镇的节度使几乎都是武人，某些军帅的苛刻暴敛，引起不少边军动乱，这成为西北藩镇骚乱的重要原因。但这与河朔藩镇的割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骚乱并没能对唐廷构成严重威胁，并且他们还是防遏蛮夷进犯的主要力量。边疆型藩镇仰给度支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加强了其对中央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由于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以及节度使的暴敛而频频引起边军动乱。wＷＷ.ΧìǔΜЬ.ＣǒΜ

　　在边疆型藩镇的四十二起动乱中，这类兵变达二十九起，占全部动乱的百分之七十。可见，边疆型藩镇只是唐廷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总体来说，这些藩镇不属于割据藩镇。

　　（四）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的存在意义比较突出，因为地域关系，管辖浙东、浙西、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荆南等地区的藩镇，由于经济发达，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所谓“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屡经大难，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所以唐朝必须牢牢控制好东南藩镇，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因为如果兵力增长，再加上经济优势，东南的藩镇一旦反抗朝廷，比前面三大类型的藩镇更加危险。

　　对此，朝廷做出的应对方针就大肆压制该地区藩镇的军队，比起西北边疆藩镇的统帅，这里的藩帅多儒士而少武人。这样，有效地限制了藩帅在本镇培植盘根错节的势力，保证了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广德、乾符间，东南型藩镇动乱仅十二起，占这一时期全部藩镇动乱的百分之七。因为军队少、军饷少、财赋多，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多，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自然牢固，因此“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各大类型的藩镇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同在大唐的天空之下，就如同唐朝生出的几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总会有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它们内部的动乱和互相之间的相持，也在一定层面上维系着整个大唐江山的延续。

　　同样，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藩镇与朝廷的离合是统治集团内部功臣、宦官、相权和皇权等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不单单是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么简单。

　　◇宪宗削藩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藩镇割据的主观原因是自安史之乱开始，整个中原兴起了“否君臣之节，营自家社稷”的思想。

　　（一）平定剑南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登基。因宪宗自小便熟知太宗、玄宗之盛，欲复大唐之威，“志平潜叛”。他早就看不惯那些藩镇的飞扬跋扈，所以，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削藩战争。

　　公元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代理节度使）。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打击刘辟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在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刘辟立刻骄横起来，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门儿都没有！

　　于是刘辟叛乱，让宪宗打响了“削藩”的第一枪。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高崇文最早在平卢军从军，并随镇淮西，颇为熟谙兵事，直接打爆了刘辟，刘辟屡战屡败。

　　元和元年九月（公元806年），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但是叛乱平定之后，宪宗封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元和二年十月，宪宗任命宰相武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十二月调任高崇文为邠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因此宪宗在灭掉叛乱的藩镇节度使后，又新增了一批节度使，藩镇割据状态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掉。

　　（二）平定镇海

　　平定剑南后，“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搞得各大藩镇人心惶惶。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镇海节度使李琦亦不自安，手下人劝他申请调任回洛阳，以表不反的决心。宪宗非常高兴，以为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收回镇海大权，因此立即批准，同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三军，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对于李琦来说，他本来就不想入朝，上一秒钟还答应调回洛阳，下一秒马上就反悔了，毕竟谁愿意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回到天子脚下天天被盯着。于是他就拖，迟迟不肯动身。等王澹和宦官再三劝告他赶紧回京，李琦干脆上疏说自己患病，请求年底再入朝。

　　九月，李琦帐下亲兵突然哗变，把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给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李琦手下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了。慌乱之间，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

　　当时的宰相武元衡上奏说：“陛下才刚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让他入朝，说不入朝就不用入朝，有没有把您放在眼里，皇上的威严何在，今后如何号令天下？”

　　这一奏章正中宪宗下怀，本来他还怕满朝文武没人支持他的计划，现在好了，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下诏征召李琦赶紧入朝，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这诏书刚下，果然这李琦就捺不住性子叛乱了。

　　于是宪宗下令夺了李琦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淮南、鄂岳、宣歙、江西、浙东等五道兵马合攻李琦。

　　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三位心腹大将共同背叛了李琦，投降朝廷。

　　不久，李琦父子被生擒并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自登基以来，宪宗一直着手于平定大大小小的藩镇叛乱，除了平定剑南西川、镇海之外，从元和二年到元和九年区间，先后取得了平定义武、平定少数民族地区张伯靖叛乱、收复魏博六州等成功之举。

　　（三）平定淮西

　　原本宪宗自平蜀之后，就想要立刻拿下淮西。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想对其用兵，改变这种状态，可是时机一直不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密不发丧，对朝廷称其父生病卧床，自领军务。李吉甫将淮西实情密奏宪宗，宪宗认为淮西势力过于强势，应该采用先礼后兵的态度，于是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还追赠吴少阳为尚书右仆射，以示恩宠，其实则是让李君何前往蔡州探查吴元济的动向。

　　可吴元济却不迎敕使，而是发兵四出，屠舞阳、叶县，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宪宗大怒，决意举兵讨伐淮西。同时宰相李吉甫也力挺皇帝，主张拿下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

　　于是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

　　宪宗授予严绶以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头衔，加淮西招抚使，让他率大军进抵蔡州。

　　可是严绶是个文职出身，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方略。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率数万大军，屯于淮西边境，天天消耗军粮，却是闭壁自过，并不与叛军交战。

　　宪宗坐不住了，当时宣武的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韩弘镇守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看严绶也干不了大事，于是试图一搏，倚靠韩弘以制吴元济，调遣宣武等十六镇的兵力共讨吴元济。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举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致使朝廷迟迟不能拿下淮西。淮西之役，注定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等到元和十年三月，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和吴元济在临颍交战，终于打败了吴元济。接着吴元济又在南顿、时曲先后兵败，淮西兵终于大溃。面对兵败，吴元济赶紧遣使求救于恒、郓两大节度使。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自然是不答应。

　　宪宗趁势派遣李师道攻打吴元济。李师道假意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掣肘官军。同时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强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

　　整个淮西乱成一团，群臣多请就此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

　　前前后后五年，直到元和十二年，吴元济兵败被俘，在长安被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才复归唐中央统治。

　　整整十五年，宪宗全心致力于削藩，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元和中兴”。但从经济、政治上来说，元和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兴盛。

　　宪宗削藩的结果是成功的，但却是短暂而且不彻底的，唐宪宗去世后，以此为起点，藩镇割据再次开始。

　　◇藩镇存在意义

　　从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开始，到公元907年唐灭，饱受藩镇割据之苦的唐王朝起起伏伏地走过了152载。虽然中央政权急遽衰弱，却也曾在宪宗时期又逐渐复兴，但最终还是随着宪宗的驾鹤西去而走向灭亡。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前前后后设置了八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藩镇，参加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

　　宪宗削藩，在镇压了叛乱的藩镇，绞杀了乱党之后，又重新安排新的替代者。从根本意义上说，宪宗对于藩镇的措施不叫削藩，而是通过镇压叛乱，让各地的藩镇老实点，并没有收回藩镇的实际权力。而真正处于割据状态的其实只有河朔三藩。宪宗在世时的“元和中兴”大大打击了藩镇的气焰，但是等到他去世，河朔三藩再次反叛。其余的藩镇则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稳定。

　　这就不得不深思安史之乱后到唐亡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各地的“藩镇割据”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割据。

　　前面曾简单说过唐代地方政府的结构。唐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但是到了后期，藩镇内的各项自主权致使它具有强大的独立性。而藩镇内部的选官也随着藩镇的独立变得自主起来。地方政府逐渐演化成为节度使自主治理藩镇的状态。即便朝廷插手到藩镇内部的官僚人选，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各地独立的局面。更是随着节度使官位的继承，越发地难以控制，颇有一种回到秦以前的以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的状态。

　　但是藩镇割据和分封状态又有本质的不同。藩镇的存在其实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听从中央的政令、服从中央的指挥，整个国家的体系、制度仍旧是一套的。而分封则有着自己内部的专项制度。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宪宗削藩采用的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藩镇由唐玄宗时期的十个增加到元和四十八镇，唐廷通过不断地将原本比较大的版块分割，致使各个藩镇之间互相牵制，以求王朝虽有内乱而不至于急速灭亡。

　　因此说藩镇是一种唐代特殊的地方政体结构，并且在唐朝后期有着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这里就介绍一下藩镇存在的价值。

　　（一）以新治乱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了山南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黔中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担任，其目的是用皇族血脉稳住大半江山。到了肃宗时期，又在长安东都设置了同、华两州节度使，在与安禄山斗争激烈的河南设置玄武、豫许等节度使。这种以设置藩镇来抵抗叛乱藩镇的手段，在安史之乱时期显得尤其重要。

　　这种措施和汉初刘邦剿灭异姓王而重用同姓宗族的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朝廷的部署传至各地时，地方“始知乘舆所在”，这些新的节度使又有了抵抗的信心和动力，这就是《黄石公三略》讲的:“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显而易见，藩镇的增设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的。全国已经进入到战时紧急状态，唐廷动用所有的战争机器，将战时体制、军事、政治都融入到了“藩镇地方政治”中去。在难以制止的内战面前，选择以新治乱的手段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二）以分求和

　　安史之乱后，为什么唐廷没有及时削藩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权？前面讲过，安史之乱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之功臣藩镇，不是打压的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同时募兵制下的藩镇兵将一体，有着长时间的雇佣和从属关系，战后兵民的妥善安置对于国家稳定来说非常重要。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藩与中央貌合神离，对朝廷虎视眈眈，边疆的游牧民族又像饿狼般随时觊觎长安，同时黄河流域在战乱后满目疮痍，唐廷内部架构紊乱，国库空虚。

　　此刻的唐廷命悬一线，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国家陷入瘫痪，随时可能崩盘。对这样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来说，“维稳”是第一步，要维持藩镇的存在，以求在这样的分割状态下得到喘息的机会。

　　此时藩镇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让节度使能够在藩镇内部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管理。只有各个零件良好运作起来，才能保证唐王朝这个机器的复苏。《白居易集》中所谓“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三）以分定扰

　　安史之乱后，唐廷本身乱成一团。到代宗时期，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并一举攻下长安。这几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全部被吐蕃占据。同时南部的南诏国与吐蕃会盟，给唐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边防地区布置重兵是必须之举措。凤翔节度使具有“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功能，邠宁有“华夷要地”“以威西戎，以护中华”的使命。西北西南十六镇在战略地位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藩镇也要肩挑起殿邦御侮的职责。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吐蕃入泾、陇诸州，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夜袭敌营，击退吐蕃，收复盐州；泾源马璘，“以破虏为己任”，刘昌在镇十三年，而“边障妥宁”。

　　穆宗时期的卢简求先后坐镇泾源、北庭、凤翔、河东，对边陲地带的少数民族“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至抚御，便鄙晏然”。

　　所以说，藩镇在保护唐王朝不受外患侵扰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财政支持

　　同时，在讲藩镇类型中谈及的“东南型藩镇”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

　　如浙东地区“财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淮南地区“控荆衡以淞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比为咽颐”。《新唐书·食货志》载，贞元二年，唐廷增加江南漕运，令浙江两道每年进米七十五万石，另以本道两税折纳一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亦百二十万石，淮南二十万石。

　　这些富饶高产之地不管是为唐廷战后的元气恢复还是宪宗削藩军事费用的提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得不说，在安史之乱后大伤元气的情况下，唐王朝能够屹立百年而不灭，就是有力地利用了藩镇的独特性和特殊的政治手腕，致使整个江山呈现类似“割据”而未分裂的局面。

　　藩镇的存在对于唐代中央政权来说是把利刃，利用得好，能使李唐衰而不倒，起起伏伏地维持上百载，继而在日薄西山之际能够出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这样的振兴。

　　不过，仍旧像钱穆先生所说的“政治的好坏仍旧需要人来运作”。因此在唐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的无能昏庸，使得唐朝一直走下坡路，此后一蹶不振。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爆发农民起义，唐朝经济的命脉江南地区遭到黄巢的沉重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黄巢起义后，唐朝的统治基础被彻底打破。整个唐朝中后的治乱，结局正如黄巢那首《咏菊》: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藩镇便在此时借着农民起义的风势，着黄金盔甲而灭唐于朝夕之间。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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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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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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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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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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