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书网>穿越小说>历史权谋系列经典套装(套装5册)>第三章《皇权共天下》(3)
  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

  宦官

  ◇指鹿为马——宦官当权第一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诗经·小雅·巷伯》

  《毛诗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巷伯,奄官兮(也)。”

  在诗的结尾处,“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留下了诗作者的身份和名字,这在《诗经》里是比较罕见的。寺人是一个官名,就是王宫里服侍人的宦官,巷伯也是寺人的意思。寺人孟子(此孟子非亚圣孟子)是周幽王时期的人物,这也是现有历史记载中第一位惨遭宫刑的文人。

  宦官(俗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人。

  宦官的崛起要从秦王朝开始说起。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众多。逐渐扩大的后宫需要更多的专职服务人员,但这些嫔妃属于始皇帝一个人所有,阉割去势的宦官由此得以广泛使用于宫廷。并且从秦朝开始,宦官制度逐步完善,除了从国内选拔大量的宦官之外,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朝宫廷。

  在这批战俘里面,有一个名叫赵高的赵国人,其父因犯重罪,不仅自己被处以宫刑,而且也连累其母罚没为官家奴婢。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精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秦始皇三十七年出京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这次出游,秦始皇病死途中,垂死之时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然而赵高伙同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其主要原因是储君扶苏一直以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若是让扶苏继位,自己的权力一定被剥夺,而且大有可能把命丢了,而胡亥一直跟随自己学习法律和书法(赵高在历史上是书法大家)。协助篡位失败是死,扶苏继位亦是死,不如搏一把——协助胡亥篡位。

  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

  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

  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

  斯曰:“不及也。”

  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

  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资治通鉴·秦纪》

  其实同样怕手中权力丢掉的丞相李斯此时也诚惶诚恐。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刚开始当然是义正词严地拒绝,赵高此等奸诈狡猾的人,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

  这句话正触到李斯的痛处,他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他太懂得失宠之臣是什么滋味了!而且,这也是他最害怕见到的。“万念私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滴下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以保身为重了!”

  赵高通过进行欺诈和威胁两种手段,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秦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公元前210年,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被封郎中令,成了胡亥最亲信的决策者。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也由此分崩离析。

  秦二世统治的第一年,就开始效仿他爹,东作巡幸,同时在先帝所作碑文上不断加以补充。昏庸无知的胡亥乐得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在赵高的建议下,又把法律搞得更加严峻,国家的决断之权都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郎中令,而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

  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胡亥的昏庸,赵高的阴毒,都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位功过参半的丞相临死前已敏锐地嗅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其实在李斯被腰斩的前一年,秦之河南南部就爆发了叛乱,也就是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好在被大将章邯平定。这说明这个新生的国度早就开始危机四伏,大秦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将丧失殆尽。

  李斯死后,赵高如愿以偿得到了丞相之位。秦二世胡亥也将朝政大权全部交到了赵高手中。

  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

  ——《资治通鉴·秦纪》

  这便是关于赵高最著名的一则“指鹿为马”典故,其实质在于在朝堂上验证整个秦朝的大权现在姓赵不姓秦。

  朝堂之内还在不断上演闹剧。然而,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荒淫的胡亥也怕江山败亡在自己手中,无脸面对列祖列宗,他也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寝食难安,日日斋戒于望夷宫,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他派使者质问赵高:“丞相不是总说关东盗贼不能成气候吗,今天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本来从不过问朝政的胡亥突然这么一问,赵高听了大惊失色,知道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心想若不尽早下手,只怕夜长梦多。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了,赵高没有立刻安排人前去剿灭盗贼,反而首先是秘密与弟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对策,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

  这个计划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赵高则负责指挥全局。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成便在宫内散布谣言,假装说有盗贼,命令阎乐发兵追击,致使宫内防守空虚。

  当阎乐冲到胡亥面前,胡亥一边后退一边颤声道:“朕乃真龙天子,你敢弑君!”

  阎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个无道暴君,搜刮民膏,残害无辜,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胡亥还欲做垂死挣扎,胆战心惊地问:“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

  阎乐一口拒绝:“不行!”

  胡亥仍不死心,哭丧着脸哀求:“那么,可以给我一个郡王当吗?万户侯也行。”

  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

  阎乐不耐烦地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

  到了此时,胡亥才了解到这场宫廷政变的幕后指使人竟然是他曾经无比尊重和信赖的赵高。多年来养在身边的居然是一只老虎!他痛心疾首,悔怨交加,却已无可奈何,只得最后再眷恋地环顾一下巍峨的宫殿,回想一下昔日奢靡安逸的生活,咬咬牙,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将玉玺传给了子婴。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子婴早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现在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等到子婴继位那天,赵高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宦官专权的典型事例。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个群体终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宦官专权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其产生和发展在于皇权集中过程中松紧与否。如赵高专权的基础是辅助胡亥篡位,一个篡位者无法名正言顺地拥有皇权,加之胡亥的昏庸,便将秦朝的政权交到赵高手中。且此时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成熟的官僚系统来对皇权进行限制,官僚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和皇帝本人的关系,对权力操控的强弱也取决于皇帝本身的性格。故历来也有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时,不太容易形成宦官专权局面这一说法。

  秦朝的宦官对皇权有强烈的依附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甚至是秦朝最为重视的法律上都缺乏支持。但秦朝仅一个赵高专权,为非作歹,就大大缩减了秦朝的国运。即使如此,此处的宦官专权在整个的历史长河里也不算典型,因为在接下来的王朝里,国家政治体系、官僚体系等各种制度进一步完善,宦官被卷入的将是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权力混战。

  ◇见缝插针——宦官的发展起点

  秦国灭亡后,宦官的发展随着汉代外戚群体的崛起而崛起,整个汉朝宦官的发展始终围绕着这几股势力的争权夺势。在外戚专权中曾谈到,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刚开始对丞相的权力没有进行限制,随着丞相权力的不断发展,影响到了皇权的集中,皇帝逐渐意识到要将相权分割,于是设立尚书台这一官职体系。尚书台便成了百官之本,逐渐取代了丞相的职能,而在尚书台任职的,除了外戚就是宦官。

  尚书台的宦官与皇帝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他们历来被皇帝利用,以达到限制其他群体的目的。

  但是汉初毕竟是汉初,国家政治体系不完善,对于宦官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层层设限,这时宦官是在夹缝里生存。汉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中,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将国家权力交到丞相手中。不得不说汉初布衣卿相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贡献非常显明,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到了相权的一方。刘氏本也是布衣出身,对于权力的把控十分强势,大肆剪除异姓诸侯后,焦点转移到了丞相身上,君权和相权逐渐走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既互相依附又各怀心思的争斗中,政治局面逐渐复杂化,宦官则借助这一复杂局势吸取养分,开始成长壮大起来。

  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汉书·惠帝纪》

  汉代史料中最早关于宦官的记载,是皇帝将自己的饮食健康、生活作息安排交到宦官手中。由于直接掌握着皇帝的日常饮食,关系着皇帝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所以此部分宦官受到格外的重视。除了照顾皇帝的起居饮食,宦官逐渐在其他各种领域活跃起来,开始插手政治事务。在吕后专政期间,宦官张释卿借用在后宫长期接触吕后的契机,为吕后巩固权力出谋划策,得到了吕后的重视。

  故《汉书·高后纪》中记载: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这是自秦以来对宦官最大的一次封赏。这种分封受爵在政治上意味着宦官群体已经摆脱了奴隶性质的地位,跻身于庞大的政治群体当中,成了高层官僚体系中的佼佼者。

  以上两点政治背景,是宦官群体崛起重要的起点。

  非常庆幸的一点是在汉初,宦官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故这种权力斗争暂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最开始在君权和相权关系还较为和谐之时,皇帝虽然想亲信宦官,但丞相还未受到打压,其权力的制约仍旧限制了宦官的发展。

  其二,此时朝内还有九卿的官僚体系,以及外戚的重重干涉,也使得宦官的发展受到限制。

  前面说的宦官张释卿虽得到吕后封赏,但也仅仅为一时之气,尚未有成风之势。又如《汉书·爰盎传》记载:

  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

  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宦官赵谈因为多次受到皇上宠幸,时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后他再说您的坏话,皇上也就不会相信他了。”

  汉文帝外出,赵谈陪同乘车,袁盎拜伏在车前说:“我听说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车厢的,都是国内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您为什么唯独与形体残毁的人同坐一辆车呢?”皇上于是笑起来,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

  由此可见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层层限制,在思想上也不受待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个人专制,限制丞相的权力,除了起用外戚群体,也把手伸到了宦官群体当中。首先是调整少府管辖的宦官机构,精分了宦官工作种类,故此扩大了编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书谒者”官职的设立。中书谒者又称“中书令”,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其主官称中书令(武帝时期,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因掌天官、学识过人等原因,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

  武帝之前只有“中谒者”一官职,并没有“中书谒者”,而后又将“中书谒者”更名为“中书谒者令”,标志着宦官干政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中书谒者令”的增设,宦官原本的机构体系也随着需求进一步扩大,如“永巷”为“掖庭”,设立八丞,宦官增置七丞。这些令丞官位的增设,宦人由奴仆的地位上升至宫内主管官员。此后,宦官在宫内逐渐行尚书之职,权力进一步扩大,进而参与朝政谋议,出纳诏命,退而为皇帝亲随,侍从游乐。

  经过这一时期宦官插手政事的合法化,宦官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便是早晚之事了。

  ◇顾此失彼——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

  宦官在消寂一段时间后,随着武帝中书谒者令官职的设立和后宫官职的扩大增设,宦官干政逐渐合法化。

  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期间,宦官逐步掌握了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此时并不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法做到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武、昭、宣三帝非昏庸之人,对于皇权的把控力度依旧非常强势。在中书谒者令发展起来的同时,充当尚书的士人势力也在逐步发展,和宦官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士人充当的尚书刚开始的岗位职责仅为通章奏和审阅章奏,到了后期逐步发展到领尚书制度,不仅代皇帝处理政事,还能直接处理大臣的章奏,为皇帝代言。

  尚书权力的扩大和领尚书制度的出现,不仅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也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西汉末年,帝王大都骄奢淫逸,少有作为,因为出生以后深居后宫,不知人间冷暖,逐渐依赖于外戚和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壮大。

  汉宣帝时期,为加强皇权,抑制外戚,任用宦官曲掌机要,弘恭被任为中书令,石显被任为仆射。宣帝死后,元帝继位,石显又被擢升为中书令。

  汉元帝由于患病,从不理政事。石显虽然长期掌典机密,但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宫外,都没有朋党,因此深得元帝的信任,事无大小,全都委托石显掌管。由于石显权势颇大,朝中百官无不惧怕,纷纷投到其门下。

  石显这个人也善于揣摸皇帝的心事,为人十分阴险,借受宠机会,时常中伤诬陷政敌,动辄置人于死地。比如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等人,皆领给事中而供职于宫中,萧望之还兼领尚书事,经常与石显商议政事,深知其为人人品有问题。因此鉴于石显的为人之劣,萧望之向元帝进言说:“尚书本是国家枢机之所在,应当选用正直朝臣充任其职。应罢去中书宦者,不得进用。”(之前汉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少与外臣接触,故多用宦官充任其职,并非古制如此。汉代的尚书掌管机密,凡宦官充任此官者,即称中书。)

  此言当然不会被元帝采纳,但这一进谏却得罪了石显、弘恭当权的宦官群体,石显、弘恭便设法陷害萧望之等人。

  有次萧望之因为弹劾外戚车骑将军史高和侍中许章,被石显逮住机会,找来与萧望之有嫌隙的两个人向元帝上书,诬告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章。

  元帝见了很生气,便将此事交给石显的同伙太监弘恭处理,面对弘恭的询问,萧望之也是个直肠子,十分老实地回答:“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扰乱朝廷。我之所以弹劾,是想整顿朝纲,决非阴谋,也不是离间。”

  可是萧望之既然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至于怎么理解,那就是石、弘的事了。因此,他们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进攻朝中大臣,目的是独揽大权,请皇帝‘谒者召致廷尉’。(其实没等元帝允许,就已经私自逮捕萧望之入狱。)”

  元帝也是即位不久,“中二”青年一个,见这几个字也没怎么弄明白,直接批了个同意!

  然而过了好久,元帝因见不到萧望之,就在朝上问起萧望之人呢?这才知萧望之已入狱。元帝也要面子的,无法责备,只是催着人去放萧望之出狱并复职。石显对元帝说:“您才即位就关了自己的老师,大家总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要是无缘无故放了,等于承认皇帝错了,会影响您的威望。”

  元帝听了觉得有理,就下诏释放萧望之,但革职为民。可是过了几个月,元帝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又下了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让他当丞相。想不到此时萧望之在朝内当散骑中郎的儿子萧汲认为皇上既然又重用父亲,就要为父亲打抱不平,于是就上书为父亲入狱之事鸣冤。此时鸣冤这不是摆明偏要打元帝的脸?元帝恼羞成怒。石显本来就擅长揣测圣意,就趁机对元帝说:“萧望之当将军时,就排挤皇上亲近的大臣,仗着是皇上的老师,想独揽大权,那时就该治他的罪。现在皇上封侯赐官,他不仅不感恩,反而心怀不满,纵子上书,实在太不应该了。不送他到监狱清醒一下,将来朝廷怎么能用他呢?”

  元帝觉得萧望之年岁大了,怕他不堪受辱自杀。

  石显却道:“上次入狱他都没有自杀,这回只是犯了言语之罪,他更不会自杀了。”于是元帝又经不住蛊惑,下令批准逮捕萧望之。得到皇帝的同意,石显立即派人包围了萧家,萧望之气得胡子都立起来了,说:“我做过将军,现已快七十岁了。以我的资历和年龄还要受辱入狱,再活在世上也太卑下了。”

  意思就是老子还是要面子的人,皇帝你一言不合就让一个宦官来逮捕我入狱,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生活了?反正老子也一把年纪了,就死给你看!于是就服毒自杀了。

  因萧望之是天下名儒,石显害死萧望之后,担心天下的读书人诽谤自己,便把当时的儒学名家谏大夫贡禹推荐给元帝,使贡禹位至九卿,后任御史大夫。而且石显对贡禹十分尊重,礼数周到。于是舆论又倒向了石显,认为石显如此尊崇贡禹,又如何会害萧望之呢?

  石显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欺骗舆论和皇帝。

  萧望之的死,似乎给朝中大臣下了一道紧箍咒。从此以后,朝中公卿皆更加畏惧石显,都不敢冒犯他。石显自知是宦官出身,还是有点自卑。在此之前,他不怎么与其他朋党结交,现在他已经得势,知道站在权力之巅,需要维护的是一个权力共同体,光杆司令迟早被乱箭射死。所以他一改往日不与人结党营私的做法,开始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鹿充宗等结为死党。但凡是依附于他们的人,皆可获得高位;而凡稍有轻慢之处者,皆遭受诬陷打击。

  石显还算有自知之明,自知积怨甚多,恐皇帝一旦重用别人将会排挤自己,遂略施小计,以获取皇帝更大的信任。他以宫中安全为由,奏请元帝凡夜深宫门关闭后,必须有诏才能开门。

  有一次,石显故意在深夜入宫,自称有诏开门而入。果然有人上书元帝,反映石显矫诏开门而入。元帝笑着拿出奏章给石显看,石显装出十分伤感的样子,矫情地对元帝说:“唉!陛下过分信任小臣,使得一些人嫉妒小臣,像这样以一些小事中伤臣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陛下是明主,自然能够辨别是非,但臣身微贱,恐难当天下之怨,那么请陛下解除臣的职务,让臣到后宫承担洒扫之役,也许能使臣得以全活。”元帝听后,感动流涕,向石显再三抚慰,并厚加封赐,从而对石显更加宠信了。

  元帝死后,成帝即位。成帝与元帝不同,更重视外戚群体,表面上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食禄中二千石。石显看似升了官,其实是被罢去了权柄。成帝登基数月后,丞相、御史就上奏了石显种种不法之事,石显与家属一同被放归故乡,行至中途,忧愤不食,发病而死。石显的同党皆被免官,依附他而升官的人统统被罢废或降职。

  但以石显为代表的宦官群体已经崛起,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蔓延开来。

  不过整个西汉王朝宦官的发展属于在夹缝中生长,并未掀起波澜,真正结束整个西汉王朝的是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群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刘秀推翻王莽新朝而建立的东汉,在东汉开始的几个皇帝,光武、明帝、章帝对于皇权的掌握非常强势,同时鉴于前朝灭亡原因,始终对外戚和宦官抱着谨慎的态度,致使这两股势力未能在国家发展中兴风作浪。

  和帝统治时代,成了东汉国运兴衰的转折点。和帝在位期间,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和外戚势力互相角逐政权,终于在桓灵时代取得了胜利。东汉的宦官发展形势较为复杂,除了这个群体和外部斗争之外,群体内部因为逐渐发展壮大也走向了分化。

  ◇顾此失彼——东汉宦官势力抬头

  这里讲述一下东汉宦官发展的起点——郑众、蔡伦为首的宦官发展。

  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后汉书·宦者列传》

  关于郑众的记载,一开始就将他的品行作为开篇指引,说此人谨慎机敏有心计。永平年间,他开始在太子家做事,等到肃宗即位,授他为小黄门,升中常侍。到和帝初年,终于混到了钩盾令(皇家花园管理员)。

  这时,窦太后秉政,太后的哥哥大将军窦宪等人窃取威权,朝廷上上下下的官员没有不依附他的。只有郑众一心向着王室,不巴结豪党。他懂得站位,即便这些外戚看似为所欲为,但是只要皇帝一出手,他们必死无疑。他是铁了心誓死效忠于皇帝,所以皇帝非常亲信他。窦氏在朝中为所欲为,任意诛戮和欺负大臣,就连皇室宗亲也不放在眼里。

  外戚权势的飞速膨胀,不仅使皇权旁落,同时还严重地威胁着皇室的安危。作为皇室宗族权益的代表者——皇帝,也不甘心任人摆布,他想夺回失去的权力,但朝中内外各个重要部门都被外威把持着,他欲动不能,就只好依靠每日侍从在自己身边的宦官,来铲除外戚势力。

  在这种形势下,宦官郑众果断成了这一把枪,被无情地推到了宦官与外戚斗争的旋涡之中。

  为了夺回大权,有一次和帝将郑众召到身边,屏退左右侍从,悄悄地对着郑众的耳朵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郑众听后,立马举双手双脚赞同说:“陛下圣明,窦氏一门,恶贯满盈,早该诛灭,只是窦氏党羽枝蔓,而窦宪现在又拥兵在外,处理此事,必须慎之又慎!以我之见,陛下宜先下诏书,以召窦宪回京辅政为名,将其骗入京师,然后伺机掩杀,这样便可万无一失。”

  和帝听后,连声称“妙”,并依郑众之言,召窦宪回京,并巧用郑众妙招消灭了窦氏外戚势力。举国同庆之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元帝策勋班赏此次有功人员,因郑众立功最大,特封他为大长秋,职掌皇帝诏书封诰之事,后又加封为鄛乡侯。

  这是宦官从未有过的荣耀,从此宦官由皇帝的家奴演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直接参与政事。

  等到和帝去世,邓太后为了将国家实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废掉和帝长子,改立只有百天大的婴儿殇帝继位,汉家天下开始由邓太后执掌。面对这些个围绕在皇位身边的狠势力,邓太后很懂周旋之计,一方面巧妙利用邓氏外戚势力,另一方面也对郑众等一批宦官加封食邑。

  她企图利用这种办法来调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

  郑众自始至终都非常明白谁才是国家一把手,于是便开始依附于皇权的实际掌控者邓太后。一个宦官在汉室中坐而参政,不可一世,东汉宦官弄政自此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郑众除了受到皇权的庇荫,还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处——宦官养子世袭爵位!因此郑众去世,他的养子郑闳承袭爵位,郑闳死后,儿子郑安承继,这种现象是郑众开的先例。

  当时除了郑众受宠干政,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被窦太后宠信的宦官大臣,那就是蔡伦。我们今天一谈及蔡伦,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造纸术的改进及影响。而蔡伦能够拥有大批资源及支持优势,又不得不探究他身后的权力来源。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

  ——《后汉书·宦者列传》

  汉明帝永平末年,蔡伦开始在皇宫内廷做事。章帝建初年间,官为小黄门。章帝时期,正宫窦太后无子,自己无子就算了,为了不使自己手中权力流失,她开始搞事,便指使身边的宦官蔡伦,诬陷章帝妃宋贵人“挟邪媚道”,想方设法令她自杀,宋贵人所生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接着窦太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章帝妃梁贵人,强夺其子刘肇为养子,刘肇在她一手操纵下被立为太子。

  章帝于公元88年驾崩,此时10岁的刘肇登基,这就是汉和帝。秉承汉朝百年的恶习,皇帝年幼,后宫掌权,权力仍旧在窦太后手中。蔡伦因投其所好,“护权”有功,被窦太后破格提拔为中常侍,服侍在幼帝左右,开始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中二千石,地位如同九卿。

  等到窦太后死后,和帝开始亲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邓绥为皇后,蔡伦立即调转山头,转而投靠邓皇后。这个邓绥喜欢舞文弄墨,本来早就升为中常侍的蔡伦为投其所好,博得邓绥的欢心,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参政的大臣突然开始主管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你说可笑不可笑。

  其实正是有了这比大象腿还粗的大腿抱着,蔡伦才有经济和资源优势大张旗鼓地搞他那些发明——造纸术。从这一点我们还能够在这些枯木逢春、节节高升的宦官中找到一丝慰藉。毕竟权势的所获并不是永恒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风水轮流转的事,说不定哪天就卷土重来了。

  要把东汉的皇帝进行对比,比获胜的不是政绩而是比谁死得快!和帝死后,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两年又死了,无奈邓后只得立十三岁的皇侄刘祜(公元94~125年)嗣位,即汉安帝。这个刘祜是谁呢?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清河王刘庆之子(被蔡伦协助被贬那个)。但由于他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还在大树底下乘凉,继续受到重用,这段时期内还被封为“龙亭侯”,进入贵族行列。

  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地位之高,受到满朝文武的追捧。

  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开始亲政。蔡伦这下惨了,因为当初受窦太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

  到了今天,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只得选择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攀升,身居列侯,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

  此时宦官的发展及受重视程度与往时不可同日而语。蔡伦和郑众一样,通过依附在后宫身边,借着皇权的实际掌控者发家崛起。长乐是两汉皇太后的宫名,后来就成为皇太后系统官称的前置定语。长乐太仆是所谓“太后三卿”之一,担任这个职务的,既有宦官,也有非宦官的其他知名人士,其地位甚至要高于朝廷九卿之一的太仆,由此可见太后邓绥对蔡伦的亲信。

  蔡伦是继郑众之后,第二位封侯的东汉宦官。在这样的王朝背景之下,对宦官的大肆加封宠幸,打破了宦官群体在政权中的生态链,原本平静的宦官生态面临着裂变。

  在郑众、蔡伦之前,汉王朝的正史记载中极少有以宦者名字单独出现的专门记载,而在此二人之后,宦者名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孙程暴动——东汉宦官的第一次高潮

  上文说到汉王朝正史中宦官名字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李闰、江京、樊丰、孙程为首的宦官,借势上升,开始不断参与政事。鉴于前面的宦官还在畏首畏尾,担忧着某一天就被其他利益群体干掉。所以,他们要联合。宦官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而斗争。自此开始,宦官与同时发展的外戚势力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

  ——《后汉书·宦者列传》

  上一章讲到和帝去世之后,大权在握的蔡伦协助邓后立完殇帝立安帝。十三岁的安帝继位之初,年少无知,不管政事,邓太后临朝。任小黄门的李闰与皇帝的奶娘王圣看不惯邓氏外戚的嚣张跋扈,于是在小安帝面前经常诽谤太后的哥哥执金吾邓悝等,说他们想废掉皇上,另外立平原王刘翼为帝。仇恨在安帝心中埋下了种子,他日日如履薄冰,又怕又恨。

  等邓太后一逝世,皇权重新回到皇帝手中,李闰马上伙同安帝皇后阎氏诬告邓氏谋反,借此机会,安帝便下令诛杀邓氏外戚党羽,同时废掉谣传要取而代之的平原王。李闰上位的机会来临。在这次诛杀邓氏外戚中有功,像之前的石显、蔡伦之路一样,李闰被封为雍乡侯。

  汉朝的权力群体之间的斗争很有特色,总是以一个旧性质但有着新姓氏的群体替代另外一个,同时踩在前任堆积成山的尸体之上,和帝位的传承有着极大的不同。所以这些所谓的外戚势力是一波接着一波,只要皇后这个名词在历史上存在,那么这一群体将永不覆灭。邓氏外戚覆灭之后,安帝皇后一族迅速崛起,是为阎氏,皇后兄弟阎显势力大增。

  但是阎皇后曾毒死过太子刘保的生母李氏,她害怕太子长大之后报复自己,因此处心积虑,想要废掉太子。想要在巅峰位置上站得稳,就得下面扶持基础打得牢固,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在公元124年,汉安帝乳母王圣和宦官江京、樊丰等联合上谗言杀死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这二人死了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太子思念二人,时常叹息。这样的态度说不定哪天太子顿悟,要彻查此事,王圣、江京还得遭殃。先下手为强,免得等太子日后报复,王圣、江京便和阎后勾结起来,天天在汉安帝面前说太子如何不堪。汉安帝本来自小就活得战战兢兢,生怕这好不容易掌权的时机又被剥夺,听信谗言,果断将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汉安帝将命不久矣。

  《资治通鉴·汉纪》中详细记载了安帝之死:

  庚申,帝至死,不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

  安帝离京南巡,在去叶县的途中患病,刚抵达叶县便死在了车上。听闻皇帝驾崩,阎皇后和她的兄弟阎显伙同宦官江京、樊丰等密谋说:“如今皇帝死在道上,他的亲生儿子济阴王(被废那个)却留在京都洛阳。消息一旦传出,如果公卿大臣集会,重新拥立济阴王继承帝位,将给我们带来大祸。”

  于是谎称皇帝病重,将尸首抬上卧车,所过之处,贡献饮食、问候起居和往常一样。秦始皇去世时的一幕又重新上演。

  车队急行四天后返抵皇宫。第二天才派司徒刘熹前往郊庙、社稷,祷告天地。当晚发丧,尊阎氏为皇太后,临朝主政,并任命其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阎太后为了长期把持朝廷大权,想选立一个年幼的皇帝,于是和阎显等在禁宫中定策,决定迎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继位。

  整个过程中中常侍江京和樊丰均为自保而对皇位继承人大肆干涉,积极参与到整个政治变动中去。

  但是还沉浸在得意中的樊丰没有想到是,自己成了阎氏外戚上台后便开始大肆排除异己的第一个牺牲品。阎显一直以来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望又高,于是指使有关官吏弹劾:“耿宝和他的同党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王永等人,互相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大逆不道。”

  这其实只是一个治罪耿宝的噱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久后,樊丰、谢恽、周广都被捕下狱处死,家属流放。

  说到这里,的确有些慨叹,这些名如蝼蚁的宦官借着风口而上,但是他们薄弱的权力支撑全部都源于皇权的强弱与否。可笑的是整个东汉的皇权只有极少的时候才真正遇到了强势的君王,所以飞得越高越快,摔得也是越狠越快。他们不仅要和外戚这个群体角力,有时候还不得不在窝里抗争上位,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来皇帝不可能宠信多人,即便是宠信多人也会因此分散宠信力度,谁不想做那个独一无二的受宠者?

  公元125年,被立为皇帝的北乡侯刘懿病重。服侍过邓太后的中常侍孙程素来与江京、樊丰等不和,他觉得樊丰虽死,江京仍然掌权,自己总无出头之日,便处心积虑寻找机会除掉江京。

  见刘懿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本是皇帝嫡子,原本没有过失,先帝听信奸臣谗言,竟被废黜。如果北乡侯的病不能痊愈,我与你联合除掉江京、阎显,一定会成功。”

  当然,长兴渠同意了。

  此外,先前曾担任太子府史的中黄门、南阳郡人王康,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人,也都赞成孙程的意见。

  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的病不愈,继位人应该按时确定,何不及早征召诸王之子,从中选择可以继位的人?”天真的阎显信以为然,殊不知自己被当成了这场戏的炮灰。

  十月二十七日,汉少帝病死。阎显为了保住手中权力,替阎后划策,密不发丧,再发懿旨征诸王子弟,打算从中选立嗣君。但是诸王都在外藩,都不能按时到达。

  时机到来,孙程决定乘机起事,火速逼宫。

  公元125年十一月二日,孙程、王康、长兴渠等十九人在德阳殿西钟下相会,议定密谋,并截衣起誓,算是给济阴王一个誓言。在十一月四日夜间,他们手持兵械,率兵马闯入章台门。恰逢当时,江京、刘安、李闰、陈达四人正在禁门前值班,突然见孙程等人涌入,立即上前呵止。

  孙程等不答话,拔刀就刺,还没反应过来,江京、刘安、陈达顿时成了刀下亡魂。唯独李闰幸运未死,见这阵仗,抖成一团。众人又想把他杀死,被孙程制止,孙程把刀架在李闰的脖子上,厉声说道:“今日当迎立济阴王为帝,你若赞成,就不要乱动,否则江京就是你的榜样!”李闰早已吓瘫了,连忙叩头答应。不是孙程不杀李闰,是因为李闰颇有权术,为宫内宦官所畏服,不杀他是留着他还有用武之地。

  经过这么一场逼宫,济阴王刘保被拥立登上皇帝位,这就是汉顺帝。

  阎显这时还正在宫中筹谋立谁为帝,闻信后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变。小黄门樊登劝阎显用太后诏命征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率军驻守平朔门,以抵御孙程等人。话不多说,阎显假用征召,引诱冯诗入宫,并对他说:“济阴王即位,不是皇太后的旨意,皇帝玺印还在这里。如果你能尽力效劳,可以封侯。”

  一夜惊魂未定的太后派人送来印信说:“能拿获济阴王的,封万户侯。拿获李闰的,封五千户侯。”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阎氏家族大势已去,所以冯诗等人虽都承诺一定拿获叛党,但报告说:“因仓促被召,带兵太少。”

  阎显派冯诗和樊登去左掖门外迎接增援的将士,冯诗等人却调转矛头,趁机斩杀樊登,归营固守。

  被这么一坑,阎显火速召唤其弟卫尉阎景进宫护驾。阎景率兵抵达盛德门,孙程传诏书命令尚书前来逮捕阎景。当时,尚书郭镇还卧病在床,一听到这命令,知道宫内早打得鸡飞狗跳,这还得了?立即率领值班的羽林卫士,从南止车门出来,进宫平乱。刚到盛德门,就遇上阎景的部属。

  郭镇立即下车持节宣读诏书,阎景不听,直接举刀砍郭镇,没有砍中。郭镇拔剑将阎景击落车下,羽林卫士用戟叉住他的胸脯,将其活捉,送至廷尉狱囚禁,当夜死去。

  第二天早晨,汉顺帝派使者入宫,从阎后处夺得皇帝印绶。接着,汉顺帝驾临南宫嘉德殿,派侍御史手持符节逮捕阎显兄弟,将其全部杀死,家属皆迁徙远方,同时将阎后迁居离宫。

  至此,孙程等人因扶立有功,都被封为列侯,更是《资治通鉴·汉纪》记载中的:

  (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各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各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号为十九侯。分别等级,赏赐车马、金银和钱帛。

  李闰因没有参与首谋,所以没有封侯。

  同时为了回报这些宦官的功劳,公元129年,汉顺帝下诏允许宦官收养儿子传袭爵位。从此,宦官的权势更盛了。

  “孙程暴动”将东汉宦官和外戚交锋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顶峰,也标志着此时宦官势力已经全力跻身到皇权争夺战中来了。

  他们的得势和权倾朝野跟年小力弱的皇位继承人分不开。后宫之主为了自己掌权,亲信宦者,得宦者协助,一旦权力的天平倾斜到宦者手中时,又反过来借外戚排挤宦者群体。但是自始至终皇帝本人得不到任何一种力量的协助,使得本来生存在皇权和外戚专权夹缝中的宦官群体,扶摇而上,将整个东汉的局面转换成了皇帝在宦者专权和外戚专权斗争中生存的尴尬局面。

  东汉王朝初始三帝创下的基业,将逐渐毁于这种内部争斗之中。孙程暴动仅是东汉宦官专权的第一次高峰,接下来的党锢之争,彻底将东汉王朝的气运转衰拉到了终点。

  名士

  ◇名士林立

  在讲党锢之争之前,先介绍一支加入权力争夺战的新主角——名士。

  前面讲过,汉朝是新型阶层建立的王朝,也叫布衣天下。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征辟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察举的形式一般分为三种:

  一、无定期的下诏推选,全凭皇帝心情。

  二、特殊选取,这一类是政府根据特殊需求选取的人才,比如出使西域的张骞。

  三、定期选举,这类就是说的举孝廉。

  而选取的比例则是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二十万人举一人,所以每年推举到中央的大约有二百二十八人。从而造成了小波段的“冗官”局面。

  首先这些孝子被安放在皇宫里做郎官,在郞署服务几年后才分发到各地。有点像现在的高官身边的司机、秘书等职位,服务几年后再做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尚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儒学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儒学统治地位的确定,对后面的察举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自光武帝以后,汉代做官的人都渐渐变成读书出身。这些推选的“孝子”太多了,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越到后面,读书人也多,孝子也多,导致郞署充斥,需要分配的人才冗杂。后来东汉的选官逐渐演变成“察举孝廉”一条选官方式,其余的被搁置下来。

  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弊端就此暴露出来,二十万人当中出一个孝廉,而且还是从政的入围条件,这样的参政资格还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年龄需满四十岁,要么是太学与郡国的学生,要么是文吏。

  想一想这条件也是够苛刻了,这样的选官制度暴露出的弊端就是分配的名额永远落到了几个像样的家族中,就是所谓的有点声望的“士族门第”。变了味儿的选取方式导致官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

  这些良莠不齐又颇具声望的名士,有才华的口诛笔伐,矫情不已;无能的望风而动,造言生事,以期望在制造这些舆论之中,突显自己的才华,被权力之主相中,一展所谓的宏图之志。

  ◇矫情之士——樊英

  史书上关于樊英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其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六人,英等四人并不至。

  ——《后汉书·方术列传》

  樊英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纵观樊英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因为“樊氏学”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拒绝。

  这个人比较有才华,通晓《五经》,又隐居在壶山的南边,有不少人从四方而来向他学习。这个名声打出去了后,州郡当官的先后以礼请他出山,他都死活不答应。

  公卿为他举孝廉,说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不去。

  到了安帝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博士,不去。

  到建光元年,朝廷又下诏书给公车,赐给策书,征召樊英和同郡六个人,结果只有两人入诏,樊英等四人都没去。

  一句话,打死不出山,就是不合作!看来似乎有点不知好歹,也有些矫情。不仅如此,因为记载未完: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

  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

  汉顺帝知道樊英很有才华,也知道这些人请不动他。但他就是不信这个邪,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

  但是樊英认为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

  汉顺帝大怒,对樊英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送到京师。樊英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圣。

  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抬入殿中,樊英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面对樊英这个倔老头,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汉顺帝和樊英的关系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围骤然紧张。

  汉顺帝遇到这么一个倔老头,还要不要面子了?于是怒不可遏地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装高尚!你不过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怠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经典书籍,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这个倔老头是怎么“怼”回去的呢?

  樊英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感到恐惧,慢条斯理、之乎者也地端着文人的架势说:“陛下此言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殿下称臣呢?

  “至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却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待遇优厚我也不接受;但是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这样的一段话真是把从小长在深宫中,被宦官操纵长大的汉顺帝“怼”得哑口无言。

  也罢,既然这个老头子不答应,强扭的瓜不甜,那就算了。其实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一丝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再说了,鉴于樊英的威望,自己身为皇帝要是因为他不当官就跟他过不去,这也太没有心胸了,会丢了庙堂的体面。

  所以,汉顺帝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发动身边的人去向他学习,十分尊重他,不仅让他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即便后面汉顺帝神经发作再次要求樊英做官,樊英看在这几年皇帝对他还不错的面子上,为了给汉顺帝一个台阶下,勉为其难做了几个月后,修书一封辞官而去,始终保持自己的初衷,不从政。

  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死脑筋、臭矫情的文人墨客,但其实并非表面展现出来的样子。

  前面讲汉朝的外戚、宦官互掐,朝堂之上水火不容,两大势力把国家搅得鸡犬不宁。特别是樊英的年代,历经五帝: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

  现在抬举他的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狂潮。

  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横行于朝,外戚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

  汉顺帝御宇这二十年,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樊英眼里,东汉王朝早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更何况,樊英这类文人又如何接受乌烟瘴气的朝廷,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中庸之士——胡广

  六朝黄发老三公,固位依违善取容。

  真是乡原为德贼,如何至德比中庸。

  ——徐均《胡广》

  天下名士之繁盛,樊英算是一朵偏激的奇葩,因为他看到了朝廷的衰亡趋势,选择不作为。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来评价他:“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而有的人却能在涌流中扶摇而上九万里,达到“盛名之下,名副其实”的赞誉,这人就是胡广。此人曾是六朝元老,共辅佐过安帝、顺帝、灵帝等六朝皇帝。他和樊英不同,不仅积极入仕,而且无论谁主政,他都能得到重用,被史学家誉为“兴汉以来的绝代奇才”。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胡广从两岁开始就是个孤儿,成人以后,曾在郡府里任散吏。他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章写得尤其好。酒香不怕巷子深,怀才就如同怀孕,时间久了就能被看出来。后来胡广被举孝廉,到京师雒阳参加殿试,由汉安帝亲自主持考试章奏,胡广被选为第一,此后仅一月,胡广就因为才华横溢,被封为尚书郎,后面经过五次升迁后达到任尚书仆射高位。

  胡广所处的时代是东汉最强盛的时期,于外,匈奴已在窦固、窦宪等强将的打击下,不成气候了。于内,当时东汉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良好,国力日益昌盛。

  但是,正是因为没有外患了,这些“饱暖思淫欲”的政客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日渐衰微的皇权,政坛暗流汹涌。在胡广仕途中,历经三次政治大动荡,最值得惊讶的是,他是如何保持中庸之道,屹立五朝而不倒的。

  其实刚开始的胡广还算是个愣头青,没有这么“中庸”。

  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止书驳之。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当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制度,限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就是我们此部分开篇一章所讲到的限制察举入仕的举措。结果胡广又与敞、虔上书驳斥这个建议,并没有让安帝接受。突然画风一转,他不再去反对皇帝的抉择,反倒是处处展现自己的才能与服从。因此到了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十一月初七,备受安帝宠信的胡广升任司徒,这年他已经五十一岁了。

  到公元146年时,权力不断更替,此时已经交到了到汉质帝手上。前面讲外戚时说到,当时跋扈将军梁冀横行霸道,长期把持朝政,在冲帝死后,立了年仅八岁的质帝上位,可怜质帝“太聪明”,不好掌控,梁冀又把小皇帝毒死了。

  这个动荡的王朝,权力交锋得最频繁的就是更换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立新皇帝的大事又提上了日程。在立帝问题上,当时的太尉李固与胡广、赵戒商议,打算拥立稳重有度的刘蒜为新帝。但梁冀害怕刘蒜上台对自己不利,就胁迫朝臣们拥立跟自家有姻亲关系的刘志(汉桓帝)。

  太尉李固与胡广、司空赵戒先是共同劝谏梁冀立刘蒜,梁冀心里有合适的人选,怎么会听这几个人的?不管怎么劝谏,都不同意,还在朝会上恐吓百官。在梁冀的软硬兼施下,胡广感到十分害怕,竟然临阵变卦,背弃了自己的初衷,临阵抱紧了梁冀的大腿。只有李固与杜乔两个脑筋比较轴的仍然坚持。所以等到汉桓帝继位,马上罢免李固等人,反而命胡广接替李固任太尉、录尚书事。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六月,胡广因拥立桓帝之功,被封为育阳县安乐乡侯,四个月后,又被封为司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十一月,李固被梁冀陷害下狱,临死前写信斥责胡广和赵戒没有坚持正义,见风使舵,背弃誓言。但二人看到李固的遗书后,虽感到悲伤惭愧,也不过是长叹流泪而已,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官还是要继续做的。胡广就这样抱着梁冀的大腿一路官运亨通。随着汉桓帝年龄的增长,到桓帝延熹元年,这次该梁冀倒霉了。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当了十年皇帝的桓帝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了,他决心除掉胡作非为的梁冀。于是在宦官势力的支持下,桓帝成功地将梁冀集团连根拔起,此时胡广当然也被罢免。

  奇怪就奇怪在胡广被罢免几个月后,又神奇地官复原职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从安帝时期开始,到桓帝继位之时,胡广扶摇直上的途径就可以看出他很懂得站位。所有人都以为他站位在梁冀团队,但其实大家都被他表面的样子忽悠了,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说好听点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说难听点他就是根墙头草,见风使舵。细细一想,原来胡广抱住的大腿并非梁冀,而是汉桓帝。他早就发觉了桓帝对梁冀越来越不满。于是,当桓帝准备拿梁冀开刀时,他暗地里配合桓帝,既不得罪朝野中的梁冀势力,也偷偷地协助桓帝搞定了梁冀,在铲除梁冀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对权术的运用实在令人惊叹。不过故事还没完。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灵帝即位,密谋消灭宦官集团的窦武、陈蕃等人反而被宦官势力所杀。单单因陈蕃一个人,就牵连了数千人。

  陈蕃曾是胡广的旧属,即使身居太傅之要职,也依然很尊敬胡广。但在陈蕃被诛杀之时,胡广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对昔日部属丝毫未予以维护,眼睁睁地看着陈蕃和他的学生们一个又一个遇害。

  读来实在有些可悲可气。胡广这个人,太懂得明哲保身,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力争斗更替,他都尽量小心避让,置身事外。说他圆滑似乎也不为过。尽管没有很大的建树,但从他长居朝堂,总共侍奉了六位皇帝,这种能力没几个人有。如果说他趋炎附势,但他死后,公卿、大夫、议郎等数百名大臣都亲自去送葬,这一点又推翻了上述的贬义评判。

  或许,用“中庸”二字形容他,最为妥当。正如当时京都雒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党锢之争——东汉气运将尽

  这些士人除了像樊英这种隐于野的和像胡广这种献于仕的,更多的是带着才华,想入仕又未被派遣的一类。这一类属于典型的“文青中二”,大部分时间制造舆论,对国家政权被宦官外戚篡夺的现状口诛笔伐。

  东汉自汉光武帝起提倡儒术,崇尚节气,致使这一现象蔚然成风。后汉之人,大多以名节相尚,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通过地方郡国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各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到中央,经过考核,任以官职。

  这些士人除了在朝为官,还有部分在野的。当时的章句训诂经学已经不能满足太学生们的求知欲,加上政治状态对大部分人的刺激,他们把兴趣转移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来。可见当时的言论自由已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政治批判逐渐成了东汉的一种政治力量——清议,其中以首都为中心的太学便是清议的重心。

  朝廷若遇到重大决策,有时候也会征求这些太学生们的意见,因此他们的言论,愈加成为政治主流。当时对东汉末期清议风气影响最大的即为李膺,天下的学生以他为楷模,凡能受到他的赏识、接见的太学生都自认为“登龙门”。

  清议之风形成政治力量,必然会受到另外一些政治群体的攻讦,这些群体不是别人,也正是清议弹劾对象——外戚、宦官。

  当然清议最开始的攻击对象不是宦官,而是气焰嚣张的外戚群体。和帝时期外戚与这些士人因为互相攻讦而发生冲突时有发生。到了桓帝时代,以梁氏为代表的外戚群体覆灭之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清议的攻击对象便由外戚转移到宦官身上。

  桓帝时期,由士人组成的太学生有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以郭泰、贾彪为首,他们与当时的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联合起来,一起主持操纵清议。李膺更是借着职权之便,对一些不法的宦官进行制裁。这大大地影响到了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当时遍及各地的宦官子弟亲党,有危害地方百姓的,也会被当地公正的地方官所惩治。

  但是士人和地方官制裁的毕竟还是少数附庸在主要阉党麾下的不法分子,而对于受到皇帝庇荫的中常侍内朝官,外朝的权力是不能限制制裁的。这就很尴尬了,何况这些中常侍每日与皇帝相伴,皇帝对他们自然更加亲近。两大群体日日攻讦,已经到了一触即燃的局面。

  所以到了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中常侍张让之弟张朔为县令,因为贪污被李膺所杀。张让对此事非常愤怒,桓帝对李膺擅自动杀刑也大为不满。次年,另外一位阉党张成,教子杀人,经过周旋求饶于桓帝,得到赦免。但是一根筋的李膺再一次擅作主张将其处死。这群宦官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使人联合上书告李膺和太学游士及诸郡生徒结党营私、讪谤朝政。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与朝臣杜密、陈翔、范滂等两百多人皆被捕下狱。陈蕃因上谏书而被免职,也难逃一劫。

  到了公元167年,也就是李膺入狱的第二年,桓帝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婿均不断上书请求宽恕李膺,加之李膺本身在全国士人中被尊为楷模,宦官考虑到这群士人的数量远超宦官群体,逼迫过紧势必会发生流血事件,也奏明桓帝赦免这些入狱的士人。于是桓帝下诏赦免党人之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毕竟结党营私会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故将党人放归田里,禁锢终身。

  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就意味着李膺等人不仅被罢免归田,而且由此记录在国家档案之中,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就是东汉的第一次党锢之争,在这场政治风波、权力之争、生死较量中,宦官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一场斗争。而接下来这场,士人更是输得彻彻底底、一塌糊涂。

  第二次党锢之争,便是以李膺的主要营救者窦武为首的党人对宦官群体的大肆对抗。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太后之父被任命为大将军,在第一次党锢之争中被罢免的陈蕃再度上任,两人执掌朝廷大权。而被放归田里的李膺、杜密等人得到时机回到朝廷之中被重新起用。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仅一年时间,这报仇的时机已经来临。

  此时朝中颇受重用的宦官以曹节、王甫为代表,常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受到窦太后的庇荫。窦太后经常受曹节等人的怂恿蒙蔽胡乱下令封赏宦者党羽。陈蕃、窦武等人心中十分不快,认为这群阉党严重扰乱朝廷,便趁日食之机,巧用上天不满这一借口要求革除宦官干政。窦太后素来喜爱曹节等人,又受到蒙蔽,为了掩士人口舌,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一部分宦官,免除自身将受到清议之危。但是曹节等人仍旧受到保护。

  等到公元168年九月,天象有变,继日食之后又出现了太白金星经房宿,有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皇帝身边将有奸臣出现,大将军窦武将有灾难。这导致窦武等人坚定了动手除去曹节、王甫等人的决心。不料在窦武等人动手之前,宦官秘密偷得窦武的奏折,得知外戚和士人相结,将要发起铲除宦官的计划。于是宦官连夜结合,达成盟约,发动政变,同时伙同灵帝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先杀亲近士人的宦官,以免政变消息走漏,然后抢夺印玺等物,挟持窦太后,并胁迫尚书假传诏令,逮捕窦武等人。

  陈蕃一听到消息,立马率领府僚和太学生前去护驾。这时陈蕃已经年过七旬,带的这群人也不过八十人,因寡不敌众,还没冲到宫内,在尚书门就被擒了。

  窦武率领步兵营士兵前去对抗,可这时出现个大乌龙。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班师回朝,还未了解局势就得到宦官假传的圣旨诏他立马入宫平乱。所以张奂以为窦武等人叛乱,便协同少府周靖率领五营将士和宦官王甫带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围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攻,动弹不得,最终无奈自杀。窦氏宗族姻亲宾客皆被族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身。

  牵连到的士人被捕被杀被逐者不计其数,陈蕃也在这次政变中身亡。他的好友朱震将他的尸体藏起来并且把陈蕃儿子陈逸藏到了甘陵,不料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宦官严刑逼供陈逸下落,朱震誓死也不肯说出陈逸行踪,故此陈逸幸免于难。

  张奂因对这次“平叛”有功,被宦官提拔为大司农,晋升为侯。此刻张奂才知道自己被曹节、王甫等人欺骗,害死国家忠良,气愤不已,坚决不肯接受加官封侯。并在不久之后再次借以天象变化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等人平反。但是灵帝昏庸无能,经过宦官的谗言洗脑,不仅没有按照张奂上书为士人平反,反而追究张奂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禄三月,最终也被罢免回家,禁锢终身。

  被罢免禁锢的仍未覆盖所有在朝的士人。鉴于李膺、陈蕃、窦武等人名望仍在,三万太学生中的清议潮流依旧不断攻击阉党。此时的社会舆论一旦被灵帝吸收采纳,宦者利益将不复存在。于是曹节等人再次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被冠上谋反之罪,不管是不是被诬陷,均会为皇帝严惩。于是灵帝大兴大狱,全国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等百人被下狱处死。远在朝廷之外的各地士人陆续被逮捕、追杀、流徙、囚禁,遭难人数达到六七百人。

  就连张奂也四处流亡,在途中投宿过的人家均被灭门,前前后后数十家宗族亲戚被杀害。全国各地郡县因追捕杀害党人而残破不堪。

  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株连之广、为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而较之第一次党锢之争,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和加剧,如果说第一次党锢之争是清议带来了影响导致两个群体互掐,那么第二次党锢之争更是上升至政治权力的争夺。因为第二次党锢之争时皇权是如此的弱势,年仅十三四岁的灵帝在窦氏被禁之后,被阉党牢牢掌握在手中,既听不到朝野之外的清议之声,也分不清楚曹节等阉党的谗言轻重,所以更多的是宦官群体在操纵国家大权。

  自外戚崛起以来,从未有过其他群体势力超出过外戚势力,即使外戚势力被打压覆灭,也是碍于皇权的收紧。但此刻当初在夹缝里生长的宦官群体已经后来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外戚势力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可是,党锢之祸在东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而八年之后的“党锢再起”更是这个朝代的惨剧。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这不是摆明在指责长达二十年的党锢惩罚是皇帝之错吗?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再次下诏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全部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企图连根拔除这群整日争论不休的士人群体。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党锢之争才算结束。

  阉党乱政,权倾朝野,犹太名言说:“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清澈。”宦官和士人的斗争可谓是清流与浊流的交融,三万太学生斗不过一群残人乌合之众,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连这群延迟东汉灭亡的清廉之士也被罢免诛尽,此时谈皇权,又不得不怀疑皇权是否还真的存在。若不是这群愿意舍身取仁的清议太学生仍旧怀揣着“君臣之礼,报国之心”,恐怕董卓之乱早就提前到灵帝继位之初了。

  如果说戚宦之争是东汉政治的伤口,那么党锢之祸则是在这个伤口上剜上一刀,使这个伤口更伤、更痛,直接把东汉推向深渊。

  ◇十常侍之乱——汉朝灭亡

  党争后期,曹节、王甫死后,围绕在灵帝身边的宦官更替为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大群体,称“十常侍”。其中还有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个宦官。灵帝被这些阉党牢牢掌握在手中,听任其指挥,以致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他们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其下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导致了大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9年,汉灵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灵帝有皇子刘辩和刘协两人,汉灵帝认为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想立刘协,但犹豫未决,病危之际,便想到了蹇硕。据《后汉书》记载,蹇硕在前年(公元188年)被封为上军校尉。因为蹇硕壮健而有武略,汉灵帝对其特别信任,并以其为元帅,以监督司隶校尉以下,故把刘协托付给他。

  当时朝中还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大将——外戚何进。何进因同父异母之妹被选入宫中,成为贵人,并受宠于汉灵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进被拜为郎中,随后迁虎贲中郎将,任颍川太守。光和三年,何贵人被立为皇后,何进也因此而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可惜何皇后之子并非灵帝想立的皇子,恰好是那个灵帝谓之轻佻的刘辩。

  既然涉及皇位继承人,外戚和宦官两大群体的斗争再次走到风口浪尖,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端口。蹇硕虽然大权在握,却向来忌惮何进,此时皇位之争便是蹇硕除掉何进的大好时机。

  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灵帝病死于南宫嘉德殿。按理说皇帝死了,应该百官皆泣,同时按照汉朝提倡的“儒家”精神,尊重已逝之人,死者为大,恭敬至上。但是,这些个被权力熏心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蹇硕当时在皇宫中,预谋着想先杀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然后成全先帝意愿,协助刘协登上帝位。故此他设计派人去接何进,称要与他商议事情,想在宫中诛灭何进。何进接到灵帝驾崩消息,即刻乘车前往。单枪匹马入宫的何进被围剿之势惊住了,立马调转车头,驰车抄近道跑回自己的军营。这一诛杀何进的计谋被捅破后,新皇预立在即,原本率军进驻京城官邸的各郡国大官,见这情形,为不蹚这摊浑水,纷纷声称有病,不再进宫。而何进幸免于难地逃脱,直接改变了皇位的继承人。

  四月十三日,“无上将军”何进卷土重来,凭借自己的大将军威仪,拥皇子刘辩即帝位,是为汉少帝。当时刘辩年仅十四岁,何太后临朝主持朝政,皇家实权实际上落入了何进手中。

  何进既已掌握朝政大权,怨恨蹇硕想谋害自己,此仇不报,这一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你要是弄不死我,我就要弄死你。但也不好直接下手,毕竟蹇硕手中还有兵权。何进于是暗中计划将他杀死。

  外宦之战,即刻拉开。

  而此时的蹇硕做了什么对策呢,《后汉书·窦何列传》记载: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

  这是要反杀的节奏啊。但是这中常侍郭胜本就是与何进同郡之人,何太后及何进能有贵宠的地位,他帮了很大的忙,因此他选择继续亲近信赖何氏。在郭胜与赵忠等人商议后,拒绝蹇硕的提议,还把蹇硕给卖了,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对何进来说,此时不杀蹇硕更待何时?

  少帝继位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何进下令逮捕蹇硕,将他处死,把禁军全部置于自己指挥之下。

  此时中军校尉袁绍听闻朝中权力争夺的状况,也想抱上大腿,于是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津,劝说何进:宦官最亲近太后和皇帝,百官的奏章及皇帝诏命都由他们来回传递,现在如果不彻底除掉,将来一定会有后患。如果要将天下所有的宦官一网打尽,自己也可助一臂之力。此建议正入何进下怀。同时,袁绍借党锢之争和外戚之祸说:“从前,窦武他们想要消灭宦官,却反而被宦官杀害,只是因为消息泄露。五营兵士一向畏惧宦官的权势,而窦氏反而利用他们,所以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兄弟同时统率禁军劲族,部下将领官吏都是俊杰名士,乐于为您效命,事情全在掌握之中,这是天赐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去大害,垂名后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何进因袁氏历代都有人做高官,袁绍与其弟虎贲中郎将袁术又为天下豪杰所拥戴,因此相信并任用他们。

  听罢袁绍的提议之后,何进向太后建议,请求全部撤换中常侍及以下的宦官,委派三署郎官代替他们的职务。但何太后不答应,说:“从古至今,都是由宦官来管理皇宫内的事情,这条汉朝的传统制度,不能废掉。何况先帝刚刚去世,我怎能衣冠整齐地直接与士人相对共事呢!”

  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一杆子打死所有宦官想来也确实不太现实,那么就一个一个搞死再说,先搞死最大的,于是打算暂且诛杀最跋扈的宦官。先搞死谁呢?

  何进刚掌握重权,毕竟前有党锢之争的影响,宦官势力不能一时半会儿就扑灭,且他一向对宦官们既尊敬又畏惧,虽然羡慕得到除去宦官的美名,但心中不能当机立断,因此事情拖下来,久久不能决定。

  这可苦了心心念念除却宦官的袁绍。无奈之下,袁绍又为何进出谋划策,劝他多召各地的猛将和英雄豪杰,让他们都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发,借用第三方势力来钳制威胁何太后。

  袁绍自认为这一招棋的妙处是:引进又一群体进入混局,待第三方势力压制皇权,何进便以大将军之名护国,同时不出意外宦官群体也会被第三方势力铲除。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何进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袁绍所选之人,却是被天下人不耻的董卓。更何况以何进之力,铲除宦官根本不是问题,没必要求助于军阀。当时陈琳劝阻道:

  “《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无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

  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

  除了陈琳,典军校尉曹操、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均不看好此事,纷纷劝阻。可是何进这时变成了死脑筋,偏不听,就想着借刀杀人,即刻诏董卓入洛阳铲除宦官。

  之前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曾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了何进要消灭宦官,屡次向何太后进言阻止说:“大将军擅自杀害左右近臣,专权独断,削弱国家。”

  何太后虽有疑虑,但也左右为难。

  此刻,董卓这边接到何进召他进京的命令,立刻上路出发,同时上书何后:“请求逮捕张让等人,以清除奸邪。”何太后不知如何是好,也同样拒绝。

  此时何苗眼看局势大乱,只得改变对象,开始劝何进:“我们当初一起从南阳来,出身贫贱,都是依靠宦官的扶助,才有今天的富贵。国家大事,又谈何容易,覆水难收,应该多加考虑。应暂且与宦官们和解。”

  何进本身就是一个犹豫不决之人,他自身倚仗何太后得势,况且目前所做之事不但未得何太后支持,反而被一再地劝阻,尴尬到了极端。偏偏又遇袁绍不断催促,顿时觉得诛灭宦官这事拖得太久,很多机密已经泄露了。

  何进的纠结拖延急死了袁绍,袁绍怕何进改变主意,便威胁他说:“矛盾已经形成,行动迹象已经显露,将军还想等待什么,而不早作决断?事情拖得太久会发生变化,你想要重新上演窦武被害的惨剧吗?”

  听不得半句劝的何进又变卦了,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有不经请示就逮捕或处死罪犯的权力,意思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袁绍你看着办吧,要搞死哪个宦官你随便选。这时何太后开始慌了,果断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都罢免回家,只留下一些何进所亲信的人守在宫中。由此可见陈琳、曹操等人所反对之事的正确,根本用不着诏董卓入洛阳。

  八月二十五日,何进入长乐宫,再次奏告何太后,请求杀死全体中常侍。但是何进没想到的是,不但未如愿以偿,反倒赔了自己性命。

  面对何进咬死不放的剿灭,宦官群体终于反扑。之前被罢免回家的张让、段珪等派人去窃听何进兄妹的谈话,获知全部谈话内容,然后马上采取行动,率领自己的党羽数十人,偷偷从侧门进去,埋伏在殿门下,假传太后的旨意召何进。等到何进入宫,一群人围上去将他绑住,责问说:“天下大乱,也不单是我们宦官的罪过。先帝曾经跟太后生气,几乎废黜太后,我们流着泪进行解救,各人都献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使先帝缓和下来,只是要托身于你的门下罢了。如今你竟想把我们杀死灭族,不也太过分了吗!”

  说完尚方监渠穆拔出剑来,在喜德殿前杀死何进。

  这下可开心死了另一波崛起的势力。何进被杀,对袁绍来说却是消灭宦官的大好时机。一来可以名正言顺消灭宦官,二来可以笼络住何进老部下。势力和人心大增的袁绍率兵攻入宫中,关上北宫门,派兵捉拿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一场格斗下来,共二千余人毙命,可笑的是有人因为未长胡须而被误杀。袁绍乘势率军进攻,扫荡宫禁。

  至此,十常侍之乱彻底结束。

  你以为宦官的扑灭就是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束?所谓真正的大阴谋家袁绍没有笑到最后,因为黄雀背后还有“捕鸟之人”,就是那个按他的计谋召入的董卓。十常侍之乱中,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从凉州飞奔而来的军阀董卓,率先一步找到因袁绍入宫围剿宦官而出逃的刘辩与刘协,并起了废立之意。

  昭宁元年(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废刘辩改立刘协为帝,不久又弑杀刘辩与何太后,袁绍、袁术、曹操、鲍信纷纷被逼逃离洛阳,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从此,各路诸侯并起,汉王朝名存实亡。

  各路心怀鬼胎的宦官、外戚、士人甚至被称为豪杰的地方势力群体,把这光武之兴后的东汉搅得怨声载道,把活脱脱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前有党锢之争的重力加速摧毁,十常侍之乱更是这悬在汉王朝背上的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压死了这苟延残喘的刘氏江山。

  ◇番外:千古贤宦第一人——唐初宦官的发展

  自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东汉灭亡以来,至魏晋南北朝,中原群雄割据,政权频繁更迭。即使后世皇帝深知宦官当权的危害,可是这个群体始终未被从历史上抹掉。就连相隔东汉灭亡不久的北魏,也在三朝之后开始重用宦官刘腾,致使宦官再次当权,掀起腥风血雨。

  唐朝建国后,鉴于汉亡的教训,规定宦官官职不得超过三品,以限制宦官的权力,禁止其干涉朝政,祸乱朝纲。我们在说外戚专权之时,东汉之初为了限制外戚,设立制度来防范外戚专权,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整个东汉后期始终逃不过外戚的权力争锋。唐朝在限制宦官的措施中,同样也难逃宦官乱政的厄运。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因为宦官在生理上缺失了男人最在乎的部分,所以虽然身处泱泱大国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却往往在人格和心理上扭曲和不完整,要么阴险狠毒,要么溜须拍马。

  但是有一个出类拔萃之人,身体强壮,办事得力,有着大将风范。他与唐玄宗不离不弃、终生不渝的关系,更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知己情谊。

  高力士自幼聪慧过人,公元698年得武则天欣赏而入宫侍奉,后因小过被逐出宫外,一年后又复召入宫。景龙二年,当时皇子李隆基尚在藩国,二十四岁的高力士遇到了二十三岁的李隆基,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一直守护着李隆基的高力士日后所有的荣耀的确都是他的忠诚与勇气换来的。

  景龙四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唐睿宗复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因参与谋划有功,擢升朝散大夫、内给事。李隆基登基之后,高力士又参与诛杀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破格授官银青光禄大夫,任内侍同正员。到开元初年,高力士又擢升为右监门卫将军,执掌内侍省事务,一路飞升至骠骑大将军,其家产富有非当时王侯能比。

  此时高力士权倾朝野,甚至常宿禁中,并且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让其过目,不少小事也能自行裁决。但他并非是靠着阿谀奉承获得的宠爱,他与玄宗互为知己,颇得玄宗信任,这般的上升环境造就了他与前朝宦官的不同。

  前朝宦官大部分靠着皇子年幼,帮太后幼帝孤儿寡母争夺权力而上位,又善于阿谀奉承,深得后妃和幼帝依赖和重用,后期权力膨胀,加之心术不正,往往会祸乱朝纲。而高力士与李隆基相识时,李隆基已经二十三岁,心智成熟。大权在手的高力士从不曾有篡夺皇权之心,甚至在关键时刻为唐玄宗在政治上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情感上的倾心关怀。高力士虽为阉人,却有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决断性格,后世评价其为“善于骑射,一发而中,三军心服”,确实颇有大将之风。

  正史中一直记录的宦官大部分都为后世所不齿,而高力士算得上是自秦以来宦官群体中的一股清流。前有魏徵时刻提点太宗,今有高力士不断劝谏玄宗。

  《新唐书·宦者传》记载: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惮幸东都,而京师漕不给,乃以赋粟助漕,及用和籴法,数年,国用稍充。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

  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力士顿首自陈“心狂易,语谬当死”。帝为置酒,左右呼万岁。由是还内宅,不复事。

  都知道晚年的唐玄宗逐渐沉迷声色,无意朝政之事。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探知他有心隐退,就与牛仙客谋划,通过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和籴法始于汉武帝时期,在丰收的年份或粮食盛产地区,政府用低价收购粮食,来避免粮食歉收的时候出现饥荒),以充实关中。没有几年,京畿蓄积殷富。国富民强的盛世局面,更助长了玄宗退隐的想法。

  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爱卿,朕自住关内快十年了,国家昌盛,一片安宁祥和之景,不如把国家大事都交李林甫来办,朕也可以与卿置酒作乐,岂不快哉。爱卿认为如何啊?”

  高力士听后大惊,便极力规谏玄宗道:“林甫利用变造之谋,牛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涉及的仓储制度稍稍需普及下。

  上述的正仓指的是以皇粮国赋为来源的官仓,而义仓是地方建立的公共储备粮食以备灾荒年赈灾之用。自武则天当政后期,国家因频繁出师,官仓粮食大肆挥霍,加之唐使用的是租庸调制的田赋制度,战事告急之年,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减少,国用不足。就开始出现义仓粮食挪用的混乱局面,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李甫国和牛仙客通过增加赋税和低价买入义仓粮食填补正仓,假意正仓(官仓)充实,欺瞒玄宗国富民强。长此以往,义仓之粮食收购完了,而正仓再无真实来源,正仓义仓都将耗尽。而天下百姓仅通过变相的和籴之法便可投机倒把,赚取差价,不再务本重视农业发展,于是有了弃本逐末一说法。如此操作也致使“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制坏”的结局。

  唐玄宗听后,顿时感到十分不快,仔细想想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有点尴尬地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

  可是这个糊涂皇帝想隐退是真心的,因为在天宝十三年,玄宗又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忖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嘿,还真来劲儿了,又一次想把国事甩给宰相杨国忠,这可苦了看得明明白白的高力士,于是高力士再次进行规劝:“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玄宗当即表示:“好了,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的劝谏并未能使玄宗改过,玄宗依然宠信宰相杨国忠和藩镇的将领。不听规劝,唐玄宗即将为他的昏庸糊涂付出代价。但是不管唐玄宗后期有多么昏庸,高力士始终忠心于他。

  安史之乱时,他随玄宗奔西川,行至马嵬驿时,军士们都围在马嵬驿边叫苦连连。唐玄宗听到账外喧哗不止,便问何事惊扰,嘈杂不断。玄宗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理所应当不能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

  玄宗哪里肯答应,说道:“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

  高力士当然知道玄宗宠爱贵妃,但是大局当前,他必须保全玄宗安危。怎能命都快没了还想着女人,故劝谏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

  被逼到死胡同的玄宗无可奈何,不得不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用绳子勒死了她。然后把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这下安抚了众将领的情绪,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玄宗安慰他们,并命令告谕其他的军士。可见玄宗对高力士的建议大部分是十分听从的,高力士对玄宗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

  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被迎接回朝,并被尊为“太上皇”。儿子肃宗不希望太上皇管朝政,肃宗的皇后张良娣及宦官李辅国就暗中配合,常常挟制迫害玄宗。一班旧臣早都忙着投靠新主子邀宠去了。倍感寂寞的唐玄宗,左右只有一个人陪伴,那就是高力士。高力士甚至不惜为了玄宗而得罪权倾朝野的另一大宦官李辅国。

  后来,高力士因得罪李辅国而遭到流放,到巫州之时,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

  公元762年四月,玄宗去世。流放在巫州的高力士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屡次哭死过去。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三,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

  高力士于当年八月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后世之人对于高力士的一生都是颇为赞赏的,不管他当权之时是否做过有违道德伦理之事,毕竟他对玄宗一生忠心耿耿,也洗净了那些少有的污渍。在宦官当权破坏朝纲的历史之中,高力士一人,足以摒弃传统偏见的中允不二的阉宦无人傥论。最为可惜的是皇权和宦者专权的这次配合,未曾描出一幅大唐的雄壮蓝图。若是高力士贪心一点儿,足以掌握朝权,或者再将政治谋略战线看得长远一点儿,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外戚专权,即使不能保证安史之乱不能发生,至少能护玄宗安享晚年,而非怅然而逝。

  ◇番外:欺压皇帝的老奴

  上一章讲高力士实乃宦官中的一股清流,这一章我们终得又回到血淋淋的不快中来。唐朝中后期始终逃不掉宦官当道为所欲为的怪状。在准备痛骂这些阉党之前,我想注明自唐建国以来的政治背景和官僚体系,以说明唐朝背景制度的合理与完善。

  唐代的中央政府制度是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组织架构,这一制度是在继承隋朝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三省六部制约皇帝,多位宰相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只有相对的权力,同时他们的权力也受到其他部门、其他官员的制约和限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尽量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膨胀,它有利于政务决策和执行的科学化、合理化。从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上讲,它绝对算得上当时一种很先进、很科学的制度。整个唐朝前期,由于这一政治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加之运作它的参与者的努力,从贞观年间的明君贤相绝妙搭配,到玄宗开元年间的垂拱而治相得益彰,大唐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稳定局势。直到天宝年间,唐玄宗怠于政事,从此君王不早朝,任用奸臣,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大唐逐渐走向了灭亡。

  唐朝到“安史之乱”前后,外有藩镇持续割据,边陲地带流民少数民族混乱,内有奸宦当道,为所欲为。

  李辅国则是唐朝这个时期的第一大奸宦,在史册中臭名昭著。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加上安土重迁的百姓们也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太子于是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在唐玄宗逃亡蜀地之时,李辅国趁机劝太子迅速称帝,借此以安民心。

  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竟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到了长安,唐肃宗与李辅国心知这帝位是自己立的,并没得到玄宗的诏书,所以都怕玄宗复位。于是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与肃宗皇后张良娣合谋,对玄宗步步紧逼。李辅国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后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得势后的李辅国变本加厉,开始打压异己。《新唐书·宦者列传》中记载:

  既得志,乃厌然骄觖,求宰相,帝重违曰:“卿勋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辅国遂讽宰相裴冕使联表荐己。帝密擿萧华使喻止冕。

  李辅国因有功升为兵部尚书,赴尚书省上任时,让武士全副武装,夹道欢迎自己,同时还有艺人表演跳丸舞剑杂技,百名骑兵开道,御厨供奉食品,太常寺设乐队奏乐,宰相和群臣都集中等候,好一个洋洋得意的样子。

  李辅国得志之后,更加骄纵而野心勃勃,转向肃宗谋求宰相一职,肃宗表示不认同,面有难色地说:“爱卿啊!以你的功勋能力,什么官职不可以担任呢?但是任宰相这个提议,大家意见不一致,这可怎么办呢?”

  话音刚落,李辅国非常不高兴,想法暗示宰相裴冕,让大臣们联名上表推荐自己。其实肃宗心里知道不可让他独掌大权,便密令肖华去告诉裴冕不要这样做。肖华由此而得罪李辅国,等到肃宗逝世,肖华被罢免逐出宫外。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李辅国的专权行为让张良娣非常憎恨。张良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本也想效法武则天、韦皇后,来个女主干政。李辅国的发迹,成了张皇后的一块心病。先发制人,后发制予人,为了扳倒李捕国,张皇后准备借刀杀人,借太子之手杀李辅国及程元振,可惜太子不同意。张皇后实在等不及了,一日不除李辅国,实在难以安寝,于是又勾结越王李系、兖王僴、宦官段恒俊等,准备发动政变,废掉皇太子李豫,逮捕宦官李捕国,篡位自立。

  正当张皇后紧锣密鼓准备政变的时候,她的这一阴谋被另一大宦官程元振察觉。毕竟程元振也在诛杀名单之中,得到消息的李辅国立马令程元振调集禁军,以备不测。双方暗地里已经做了一切准备,箭在弦上,只看谁先发号施令。当然,打响这第一枪的是宦官团伙,程元振先是派兵将皇太子李豫“保护”起来,之后与李辅国率领禁军冲入长生殿,直接逮捕了张皇后、越王李系、兖王僴等,没想到竟一石二鸟,本来就窝囊的唐肃宗经此惊吓,竟然一命归天了。皇帝都死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李辅国借此机会,杀死张皇后等,与程元振等一起拥立李豫继位,这就是唐代宗。

  代宗即位,念在李辅国和程元振有拥立之功,便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这还得了,飞上枝头的李辅国从此以后更加跋扈,之前仅仅是向肃宗讨要官位,现在索性直接对皇帝说:“陛下只管坐在宫中,外面的事听由老奴处理。”

  代宗想杀他,但畏惧他掌握着兵权,现在朝廷事事不稳定,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自己的委屈自己知道。鉴于李辅国手中的兵权,代宗反而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大小都告诉他。既然一时半会儿是除不了他,就把他捧着,让他膨胀,总有一天膨胀到了顶点,就爆炸!毕竟看他不顺眼的不止代宗。

  程元振对唐代宗也有拥立之功,但处处受到李辅国的压制,一山难容二虎,因而也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此刻他见代宗有除掉李辅国之心,便添油加醋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状。

  既然程元振频繁地向皇帝示意,皇帝也向程元振抛出橄榄枝。夜黑风高杀人夜,不久,皇帝发动出击,方式就是先削弱李辅国的爪牙的权力分布,先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接替了李辅国的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的职务,后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替李辅国兼元帅行军司马,在宫外赐给李辅国一所大宅第。

  被这一棒击中的李辅国这才感到危机四伏,顿时没了主意,为了活命,主动上表请求免官。好说好说,毕竟他还是旧功臣,收回兵权的皇帝,下诏进封他为博陆郡王,仍为司空及尚父,实际上只是挂空职,没有实权。

  面对如此遭遇,李辅国气得说不出话来,在代宗面前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老奴该死,侍候不了郎君了,请让老奴到九泉之下去侍奉先帝吧!”

  皇帝假意好言劝慰,让他回去。

  削了李辅国兵权后,代宗心里还是难以咽下被他欺负的恶气,于是乘李辅国不备,派人扮作盗贼刺杀了他,然后假装下令追捕盗贼,并派宫中使者慰问其家属。李辅国终是恶人有恶报,得到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全部禁军。而令代宗没想到的是,这些个宦官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程元振因此专权,其骄横情状较李辅国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得势后,他的父亲被封为司空,母亲也被封为赵国夫人,兄弟姐妹也都跟着沾了光。

  在权力的这一条道路上,是一具具尸体搭出来的,只要涉及权力争夺的人,不管对方是曾经得罪于自己的,还是现在不听召唤的,哪怕有背叛趋势的,通通都得死。所以程元振开始对朝廷中曾经阻碍自己夺权的官员加以陷害,务必除掉。

  比如在此之前,原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安史叛军作战失败被俘,叛乱平息后被释放返朝。程元振为了拓宽权力范围,网罗亲信,便将王仲升推荐为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这开了将军兼大夫的先例。在擢升王仲升之前,程元振企图笼络襄阳节度使来瑱为亲信,但来瑱不愿意搭理他,所以等王仲升回朝后,程元振便唆使王仲升诬陷来瑱,假以皇帝之命将来瑱骗到宫里杀害。来瑱之死导致各藩镇对程元振恨得牙痒痒。

  程元振仰仗皇权,狐假虎威,把全国各地的节度使都得罪了个遍,就连皇帝身边的一些大将,都惧怕权奸谋害,于是逐渐疏远了朝廷,拥兵自保。

  这一场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就此不断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随之而来的吐蕃之祸更是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公元763年九月,吐蕃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后,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当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过了邠州的时候,深宫之中的代宗才刚知道吐蕃都快打到家门口了,这还得了?话不多说,代宗下诏调兵抵御吐蕃蛮军,可是这个时候居然出现了类似“烽火戏诸侯”的笑话,只不过这次的“女主角”居然是个太监!天子脚下的这些节度使、将军因为太痛恨代宗宠信程元振,竟无一人应命出兵勤王,致使吐蕃军直接攻下长安。一脸震惊的代宗如同当头一棒,恍然大悟之间不得不仓皇出逃陕州。吐蕃在京城长安乱兵抢掠洗劫一空。

  好在此时的郭子仪和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向代宗上疏切谏,请求杀程元振以谢天下,奏疏中说:“吐蕃、党项军队数万入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兵不血刃而入长安。在敌入寇关头,谋臣一言不发,武将不肯出战,三辅百姓也不愿护卫朝廷,此乃四方内外皆与皇帝离心叛道之势。究其原因,是皇帝疏远贤良,专宠宦官的结果。为挽救社稷,立斩程元振。皇帝自己削尊号,下诏引咎,率德励行,天下人必服。”

  也不知代宗皇帝是中了什么邪,家国即将破碎了,仍旧不肯斩程元振,只是下令尽削他的官,放归田里。

  吐蕃兵占领了长安后,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傀儡皇帝,当作自己的统治工具,纵兵焚掠。被架在火上烤的代宗,仓促之下,不得不启用年近七十的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迎击吐蕃。

  郭子仪还算忠诚于唐王室,虽然对代宗不杀程元振心怀不满,但在大局当前,仍旧积极组织兵力反击吐蕃。到十一月时,在郭令公郭子仪的指挥带领下,军队收复了长安。

  长安收复后,代宗从陕州返回京城。程元振贼心不死,又从三原潜入长安,企图再见皇帝,以求任用。结果被御史发现,上疏弹劾。代宗下令将他流放溱州,在江陵时被仇家杀死。

  代宗从父祖手中接过烂摊子之初,盛世的繁华还留在人们的回忆中。十几年间,他姑息藩镇,宠信宦官,把一个更加烂的摊子传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大唐帝国往日的盛景已是明日黄花,成为人们心中无法再现的记忆了。

  在开篇写唐朝的背景制度,其目的是用来讽刺在如此科学、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下,运作者仍旧能把手里的好牌打成输局。钱穆先生在论及唐朝的政治制度得与失中道:“在一个好的制度下,遇上昏君奸相,照样能把好的制度弄糟糕,好的传统弄废弃,把盛唐景象变成破败山河。”

  ◇番外:典兵与政的后唐宦群

  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廿二史劄(札)记》中说: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

  唐朝后期的皇位继承和争夺几乎全与宦官有关。代宗之时,李辅国、程元振以及程元振死后的鱼朝恩交替专权,宦官的权力在不断上升。但此时的皇帝仍是有能力将自己不满意的宦官除掉的,其实皇帝往往是在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宦官还没有完全控制皇位的继承。

  而赵翼所言的“立君、弑君、废君”现象则是自从唐德宗(代宗长子)后,除顺宗外共十一位皇帝,皆是由宦官拥立的,期间夹杂着拥立、弑废现象,多少令人惊讶不已。而这三乱之祸,则是由于“掌禁兵、管枢密”。

  《廿二史劄记》记载:

  自德宗惩泾师之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全归宦寺。

  代宗之时,宦官鱼朝恩开了宦官统军的先例,至德宗朝,宦官任各道监军竟成了惯例。特别是自鱼朝恩开始,京师禁卫部队神策军的统帅权就落入宦官的手中,也就是说,皇室的安危就由宦官来决定了。代宗最终用诡谋捕杀鱼朝恩,而不能堂堂正正诛杀权阉,实际上已经标志着皇权的威严随着这种放权让权,被消耗得荡然无存。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唐顺宗继位。唐顺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他不甘心受制于宦官,通过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准备搞掉宦官操纵权力的乱象。这些文人手段柔软得多,几个人商量筹划后出了一个“永贞革新”的政策,所为改革改革,就是革掉既得利益者的命运。

  当然,此项改革目的性极强,因为直接触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当朝权阉第一大头俱文珍恨不得马上跳起来掀了金銮殿的顶,立马伙同其他宦官坚决反对此项改革。

  怎么说呢,人算不如天算,此时恰逢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好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俱文珍等宦官算是逮住了救命稻草,便与李纯日夜聚集在唐顺宗周围,气势汹汹地逼其让位。本来就半身不遂的顺宗面对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实在禁不住这样的折腾,心想还是算了吧,保命重要,不得不把军国大政交给太子。

  傀儡太子掌权后,俱文珍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走路都是横着走。但是李纯一日成不了真正的皇帝,他就还得看这个“残废”的脸色。胆大包天的俱文珍直接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逼迫他们起草诏书,逼迫只做了七个月皇帝的唐顺宗退位,由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而尊唐顺宗为太上皇。

  由此,俱文珍开了宦官废立皇帝的先例。也正是有了这个先例,往后唐朝的八位皇帝都是由宦官废立的。

  废立皇帝的同时,宦官还操有弑君之权势。唐宪宗最后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昭宗在位时又为刘季述所幽禁,所谓“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

  在宦官为所欲为过程中,皇权的背负者曾对宦党进行大肆剿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顺宗夺神策军权是第一次较量;第二次是敬宗被杀后,名相裴度拥立文宗之时,诛杀了一大批宦官。但是此过程中,一来宦官梁守谦等也有拥立之功,二来裴度也没有下决心尽除宦官势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而第三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大和九年秋天,宰相李训和风翔节度使郑注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条件当然也摆得很明显,就是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人,在赴任之前先召集募吏卒,诛杀宦官。

  所以在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抓住这个天降祥瑞的机会,大肆渲染称之为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文宗皇帝命群臣先往观看,以探虚实,但是群臣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不信,宰相怎么会骗人呢?又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却突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于是迅速夺路而逃。原来这是文宗皇帝和宰相设下的一个圈套,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奈何计划失败。

  被惹恼的宦官等人逃到含元殿之后,逮住文宗并胁迫其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慌了神,急忙上殿保驾,结果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上前奋击,慌乱中的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

  “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不久文宗含恨而死。此场格斗是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次殊死较量,最终却以皇帝惨败告终,从此唐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剪除宦官之乱。

  直至唐末,朱温把唐王朝的宗室、朝臣、宦官一锅端,宦官与皇权才同归于尽。

  赵翼总述唐朝最终与宦官同归于尽过程道:

  “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

  至此,宦者被诛灭,朱全忠杀唐哀帝而篡唐权,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局。

  故有言唐末宦官与皇权关系有如:

  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

  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廿二史劄(札)记》

  ◇番外:无法掀起波澜的“宋宦”

  唐亡之后,五代十国是历史上典型的走马灯更换的时期,是一个没有稳定王朝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五代十国实际上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才结束了这种割据、混战、王朝不稳、社会混乱的局面。

  纵观整个宋朝,大部分历史大家提及宋朝,纷纷摇头表示宋朝乃汉、唐、宋、明、清中最弱的一个,也是政治上毫无建树的朝代。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确定文武分途、以文治国、以文制武的政策。这种重文轻武的制度从而形成了宋朝保守、狭隘和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两宋终始。

  虽然整个宋朝在保守且毫无建树地运作着,但是对比唐朝,至少在外戚和宦官两大群体中未出现过像前朝那样庞大成势的祸乱。因距离晚唐不远,前朝的宦官为乱、废立杀害皇帝的往事,时时刻刻还挂在宋朝皇帝的脑袋里。因此宋朝对于宦官群体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官位上都严格限制。即使宋对宦官加以信用,也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宦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从皇权本身出发,赵氏皇权一直都以前朝为鉴,从各个角度对宦官加以限制。

  看看《宋史·宦者传》的记载我们便知其中的渊源,经概括为七点:

  其一,严格控制宦官群体。

  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

  ——《宋史》

  《宋史》关于宦者的记录,开篇便说宋太祖对于宦官群体数量的限制。唐太宗时期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0人以内,但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直接缩减了20倍。且规定宦官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一人作为继嗣。这是宋朝皇帝为了控制宦官群体发展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其二,权相士人制约。

  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

  ——《宋史》

  宋朝对于宦官升职一事把控颇严,这种现象源于宋朝文官当政的政策。若是皇帝想册封某位宠爱有加的宦官,也会遭到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群体的阻止,谓之“祖宗之法严,不可违背”。宰执大臣只不过是与宦官对立的士大夫这一政治集团的代表,其他士大夫对宦官的态度也大都如此。即使是换了角色,文官推荐某位宦官,此时的皇帝也会大肆阻止,如《宋史》有则关于宋太宗的记载:

  朝议赏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上怒,深责相臣,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在太平兴国五年之时,宦官王继恩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中书推荐封赏他为宣徽使。太宗先是表现为大怒,而后调整宦官职位,特置宣政使一职来封赏王继恩,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臣、武将。

  其三,设立宦官阶官。

  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共有十一阶。而在东头供奉官上更高级的阶官又有从较低级的皇城使到最高级的延福宫使,凡六阶。那么特置于王继恩的宣政使则属于高级官阶的宦官。即便是特设这六层高级官阶以图区分身份,伴随着这官职而出的另一道圣旨是“临时用例,取旨改转”,说明这些官位可以随时更改。只有对国家有极大功劳的人才能胜任东头供奉官以上的六阶职位,普通宦官根本与此无缘。

  其四,则由第三加以衍生,压低宦官品级。

  我们在历史课本中谈到宋朝的特点通常用“冗官、冗兵、冗费”总结。宋朝是极其重视科举选官的,大量官员挤入政治系统,宋王朝为此设立繁复的官僚体制和晋升体系。文臣、武将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唯独宦官不能照此办理。

  在唐代初期,唐太宗为了压抑宦官,要求内侍省不置三品官,所以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但到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主要掌宫廷内部侍奉事务)、押班(朝会时领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到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选充押班等。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到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五月,童贯才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由此可见,北宋初年位及最高官品的宦官,其工作本质仍旧属于日常的内部侍奉,绝不可能有插手朝堂的权力。m.xiumb.com

  其五,由于品位极低,俸禄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这条为降低宦官俸禄。

  而从官位俸禄方面说,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而当时的宰相月俸禄为300贯,宋代宦官较之与前朝当权宦官差距真是一落千丈。据此,当朝宦官既无官位大权在手,也无法凭借俸禄贿赂他人,以成“群争”。

  说及群争,我们可能会想到,此时的宦官虽无官阶独自成“宦派”,但鉴于宋朝的官僚群体的繁复,他们可以借助“他群”以谋其利,毕竟与皇帝相伴,朝夕侍奉的还是宦官。但是,宋朝皇帝怎么可能忘记这一点呢,于是有了防患宦官专权的第六则,《宋史》记载有二:

  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来,或出谒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

  其六,宦官的活动受到某些限制,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这条显然是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

  你以为以上六则就算严控得滴水不漏了,其实不然。

  最重要的第七则限制其实在压低官品之中提及过,这些宦官虽然有特设官阶以供封赏,但是此类官位绝不允许“掌机密”。

  在前章我用“典兵与政”为题,其主要目的是说明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北宋初年的情况是,通进司、银台司隶枢密院(通进司的主要职责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凡内外覆奏文字必通过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宦官仍在通过通进司、银台司,打听朝堂机密。

  于是在宋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任命文臣向敏中、张咏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

  以上七则是宋室通过种种限制以打压宦官专权,牢牢稳固皇权的措施,可见贯穿整个唐朝中后期的阴霾和恐惧仍萦绕在宋朝皇帝的脑中。可是再完美的制度,总会有纰漏,就像钱穆先生说的“再好的制度也是靠人去运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制度之下总会出现特例和纰漏,比如说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的梁师成,或是独掌兵权的童贯,总能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史册里,就如同那句“该撞的南墙和该跳的坑,一个都少不了”。人如此,国亦如此,该来的始终是逃不掉。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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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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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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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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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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