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最伟大的先驱者和美国民主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科学家、出版家、外交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实业家，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参与起草并签署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富兰克林1706年出生于北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他在家中的17个孩子中排行15，父亲是从事蜡烛和肥皂制造的小商人。富兰克林少年时进过两年学校，后因家境困顿，被迫辍学，12岁时，父亲让他到哥哥的印刷铺里当学徒。学徒的日子是艰难的，然而，他却利用学徒的闲暇时间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在政治、科学、历史、文学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还通过自学能熟练地运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
1726年，富兰克林开始在费城独立经营印刷工厂。从此，富兰克林的事业生涯开始蒸蒸日上，开始创造一个美国梦的传奇故事：他印刷并发行影响巨大的《宾夕法尼亚报》；他发明了避雷针、两用眼镜、新式火炉和新型路灯；他率先提出了北美殖民地“不联合就死亡”的口号，并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而当美国制宪会议因为联邦体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富兰克林又欣然前往，进行调解。1771年，他出版了改变无数年轻人命运的《富兰克林自传》。这本书生动地记叙了富兰克林的成长历程，告诫年轻人积极向上，在世界上影响深远。一个人在如此众多的领域成就斐然，美国历史上几乎无人能及。
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逝世于费城，美国人民为他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他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受到各国人民的敬仰。富兰克林以自身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造就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成为“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中最伟大和最出色的人”。
名人点评
在我的一生，能让我佩服的人只有三位：第一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二位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三位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
研究了富兰克林的传记，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这位美国人能受到全世界普遍的尊敬和钦佩。——卡皮察
第一章我的学徒生活
父亲一生共有17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儿子，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出生。我的哥哥们都选了各不相同的职业，父亲准备把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当作什一税献给教会。所以，我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学校去念书。但是我在文法学校还没有读到一年，父亲就改变了主意，让我退了学，进了一家专教写作和算术的学校。因为，父亲考虑我们这么大个家庭，要负担我上大学，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时，他看到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日后生活艰难。10岁那年，我回家帮助父亲做生意。他经营的是蜡烛和肥皂制造。他原本并不从事这一行当，但是到了新英格兰后，他发现单靠原来的行当已不能支撑一大家子的开销了，于是改做皂烛业了。我就帮着剪烛芯、灌烛模，有时还照看店面、跑腿当差。
我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心里渴望去航海，但是父亲坚决反对。好在我们家住在海边，我就常到海边玩，我很小就会游泳，而且还学会了驾船。当我和男孩们一起在船上玩的时候，常常是由我来指挥，尤其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在其他场合，我一般也是孩子头，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把他们带入困境。我想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件事还显示出我从小就有突出的热心公益的精神，虽然当时尚不能驾驭这种精神。
我还记得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我和小伙伴总是在潮来时捉鲦鱼。水池旁边有一片盐滩沼泽地，由于经常踩，沼泽被踩踏成了一片泥浆。为了方便我们站立，我提议筑一个平坝。于是，我带着大伙去看一堆石头，这是准备用于建造一幢新房子的，不过正好符合我们的需要。到了傍晚，我等工人下班之后，便找来了几个伙伴，使劲地干了起来。我们几个人抬一块石头，像蚂蚁搬家那样，把石头全部搬了过来，垒起了一座小平坝。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人们惊讶地发现石头飞跑了，他们追查石头搬到哪里去了，终于发现被用来筑了海边的平坝。自然，我们谁也跑不了，被告了状，同伴们也都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我也一样，虽然我极力表达我们这项工程的用处，但是父亲还是用他们的方式，教训我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并且告诉我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多么的有害。
我在父亲的店里连续干了两年，那时我已经12岁了。我哥哥约翰本来是跟父亲学艺的，那个时候结了婚，离开父亲到罗德岛去自立家业。很明显，我是注定要接替哥哥的位置，成为一个蜡烛制造匠了。但是，我那时仍然不喜欢这个行业。父亲开始担心起来，假如不替我找一个更合适的职业的话，我会像乔赛亚一样私自逃到海上去航行。那样，他当然会十分恼火。因此，他就时常带着我一起到外面走走，让我看看木匠、瓦匠、车工和铜匠这些活计，他希望由此发现我的志趣所在，以便能够在陆地上为我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乐趣，喜欢观察手艺高超的工人如何摆弄他们的工具。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真是获益匪浅。当一时请不到工匠时，我就自己帮家里干些维修的工作。有时候，我还会突发奇想，于是就自己制造个小机器来做一下实验什么的。
父亲最后决定让我从事制造刀剪的行业，因为那时候，我伯父本杰明的儿子塞缪尔已经在伦敦学成这门手艺，并到波士顿自己开业。于是，我就被送到那里去做一段时间的学徒。不料他想要向我收取学费，这使我父亲很恼火，所以他又把我领回了家。
我自幼爱看书，所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了。那时候我很喜欢《天路历程》，所以一开始就搜集了约翰·班扬文集，那是单独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后来，我把这些东西全部卖掉，又买了R·B·柏顿的《历史文集》。这些都是小贩们叫卖的书，价格非常便宜，只需要四五十美分就可以将全集买下来。我父亲有一个小图书室，其中收藏的大都是关于宗教辩论的书籍，大多数我都读过。现在有时候还很遗憾，在自己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竟没有看对自己合适的书。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不会去做一名牧师。
普鲁塔克的《英雄传》是我非常仔细地阅读过的一本书，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对我极为有益。另外还有笛福的《计划论》和马太博士的《论行善》，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整个思想，这在以后的几件大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我的这种读书的爱好，终于使父亲决定让我从事印刷业，虽然我的哥哥詹姆士已经学了这一行业。1717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副铅字模，在波士顿开办了一个小印刷厂。对我来说这当然远胜过父亲的职业，不过内心里我依然向往着航海。父亲为了防备这种渴望成为现实，立即叫我去跟哥哥做学徒。我抗拒了一些时候，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与詹姆士签订师徒契约。
当时我只有12岁。按照契约规定我的学徒生涯要到21岁才能结束，而且只有在最后一年才能领取一个熟练工的薪水。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学得了熟练的技艺，成为他的得力帮手。那个时候我已经能读到一些好书，因为我结识了一位在书店的学徒，有时我能够从他那里借些书来看，我总是很小心地保持书本的整洁，尽快地归还。经常是晚上借来书，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还，以防有人发觉不够份数或随时有人要买这本书。因此我常常是独坐屋中读到深夜。
过了一段时间，我引起了一名精明的商人马太·亚当斯先生的注意。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家里有一大批图书。他经常光临我们的印刷厂。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藏书室，并且慷慨地允许我随意挑选借阅。我那时候正迷上了诗歌，自己也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所以大加鼓励，并且要我编写几首即兴歌谣。
于是，我就写了两首叙事诗。一首是《灯塔悲剧》，讲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在海上遇难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谣，叙述捉拿海盗帝奇（或叫做“黑胡子”）的事情。这两首诗都是用贫民谣小曲的格式写的，行文颇不雅，并没有什么价值。诗歌印好以后，哥哥就让我拿到镇上去卖。第一首诗十分畅销，因为它所讲述的事件就发生在不久以前，曾经轰动一时。
这一成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是父亲却对此大加嘲笑，他说诗人大都穷困潦倒，都是些穷光蛋。这使我十分扫兴，我终于没能成为诗人，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即使成为诗人，恐怕也是很差劲的。但是，练习散文写作却使我一生受益匪浅。因此我将告诉你，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我是怎样掌握写作散文这门技能的。
镇上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书呆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不过我们时常争论，我们也都喜欢争论，相互间都希望能够驳倒对方。可是，这种爱争辩的癖好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争论往往会产生摩擦，朋友之间一有矛盾就很难和睦相处，结果不但交谈被破坏，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敌意。要不然的话，这倒是一种加深友谊的好方法。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可能是从阅读父亲的宗教辩论的书籍中染上的。以后，我注意到除了律师、大学教授以及在爱丁堡受教育的各种人士以外，绝大部分明白事理的人都没有这种陋习。有一次，不知是何故，我和科林斯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妇女是不是应该接受教育，她们有没有学习知识的能力。他坚持认为妇女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她们受教育根本不适宜。或许是因为争论的缘故吧，我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他本来比我能言善辩，而且出口成章。
我以为，他有时候击败我，靠的不是道理，而是他的伶牙俐齿。我们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就这样分手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观点阐释明白，而一时又没法再见面，因此我就拿起笔来，把我的论点整理清楚，写成文章寄去。他也用信来回答，于是我再回信答复。这样一来，我们每人都写了三四封信。
父亲碰巧看到了我们写的东西，他认真地看了一遍后，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却趁此机会和我讨论起了文章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虽然我在文辞的拼写和运用标点上要强过对方（这当然得归功于印刷厂的工作），可是在措辞的优雅、陈述问题的严谨和条理的清晰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对方。他对此一一举出例证，使我心里信服。我觉得他的评论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开始注意文章的写作方法，下决心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适逢此时，我偶然看到一本《旁观者》的第三卷，以前这一套书这一卷从未见过。于是我把这一卷买下来反复读了好几遍，真是乐趣无穷。我认为此书的文章写得妙极了，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模仿它的风格。这样一琢磨我就选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归纳出每段表述的要旨，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得起的合适词句重新组合句子，尽量按其原来的内容充分展开，重新写就这篇文章。然后将原文与我写的复制品做一个比较，找出其中的错误，并一一修正。我发现自己的词汇太贫乏，或者说不能在需要的时候想出恰当的词语来，使要表达的内容即刻变为言辞。
我想如果我继续坚持写诗的话，这种技能是早应该掌握的了。因为要配合诗歌的韵律，即使是相同的含义也要使用长短各异的词语，而且要讲究押韵，还需要声调各不相同的词。这样就会迫使我不断地搜寻不同形式的同义词，还会使我牢牢记住形形色色的词语，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词汇了。于是我找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把它们改写成了诗歌。过了一段时间后，当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些故事的散文体之后，再把它从诗的语言还原为散文。有时候，我还有意把文章的内容次序打乱，过些日子再重新进行整理，设法使它们恢复原来的排列次序。然后再来展开句式完成全篇。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如何整理思想表达方式。到后来，我又把自己所作的散文和原文进行比较，找出里面的错误一一订正。
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洋洋自得地以为自己竟然在某些不太起眼的细节上对原来的章法和语言做了某些改进。这又促使我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作家，对此我心里寄予了极大期望。可是，我只有在晚上或者早晨去上班之前才有时间做这些练习，不然就只有在礼拜日。一到礼拜日，我就设法逃避上教堂做礼拜，尽量能够独自呆在印刷厂里。可是我还在父亲的管教之中，认为做礼拜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只是我实在挤不出时间来履行这项义务罢了。
大概在我16岁的那一年，也是极为偶然，我见到一本屈里昂写的宣传素食的书，我决定尝试一番。那时候我哥哥还没有结婚，我们自己不做饭，师徒全都与另外一户人家搭伙。我不吃荤给大伙儿带来了不少麻烦，常常因为这种怪癖而受他们的责备。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介绍的烹调食品的方法，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然后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伙食自理，他立刻同意了。
不久我就发现还能够从这笔钱中再节省一半。这可为我买书增加了一大笔资金。这样做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就是当哥哥和别的徒工去吃饭时，我可以一人留在印刷所，草草地吃完我的轻便点心。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中买来的一块水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所以我比以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我曾经因为不懂算术而屡屡丢丑，在学校里也有两次算术成绩不及格。因此我就把科克尔的算术书找了来，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我还读了舍勒和斯图美有关航海的书籍，从中学到了一些几何知识，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于这门学科没有做过更深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还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波特洛亚尔派的教授们所著的《思维的艺术》。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提高语言写作能力的时候，我弄到了一本英语语法书（我记得是格林伍德所作）。在这本书的后面附有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苏格拉底用对话进行论辩的实例。不久我又找到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还有许多关于这种论辩法的例证。这一辩论方法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我完全放弃了以前辩论时那种生硬的反驳和正面论证的方法，而且在辩论的时候，还会表现出一副谦卑的探询神态和质疑口吻。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读了沙夫茨伯里和科林斯有关宗教的书籍，对宗教教义的许多问题产生了怀疑，经常与人们进行公开的辩论。我发现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自己毫无破绽，却可使对手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他们往往不会想到会被引诱到如此境地，落到重重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对此，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只要一有机会就加以运用，成了一名迫使对手认输的辩论行家，甚至驳倒了一些知识渊博的对手。我就是这样获得了与自己的身份或者我所坚持的理由并不相称的胜利。
我使用这种方法达数年之久，后来才逐渐地将它放弃，仅保留了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要保留余地的习惯。当我提出可能引起争议的事项时，我绝不会使用“当然”，“毫无疑问”这类对意见表示确凿之意的字眼。相反，我总是倾向于说自己对此事的“设想”或“假如”是如此这般，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某事如何，我是怎样理解，或者在我看来要是没搞错的话事情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如果要向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自己倡导的方法时，这样的说话方式将极为有利。此外，人们之所以要交谈，其目的无非是传播某种事情、接受某些事情，或者是表达感情取悦于人。
因此我奉劝善良的聪明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种武断式的、自以为是的说话方式。因为这种讲话方式常引起人反感，容易使人产生抵触情绪，常常达不到交流思想、传达情感的目的。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教诲人，讲话时过分自信的武断态度有时会引起反驳，使人不以为然，因而使公正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如果你本来是想吸取别人的见解，可是同时又明确地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明达谦逊的人士就会让你继续坚持错误见解，因为他们并不愿意与你争辩。可见，你持这样的态度就很难指望博得人们的欢心，赢得他人的赞同。蒲柏的话十分英明，他说：“不要以教训的方式去教导人，他人不懂的要以提示的方式告知。”并且告诫我们：“即使你深信不疑，说话也应当宽容谦和。”
大概是在1720年或者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这是在美洲殖民地发行的第二份报纸，名称叫做《新英格兰报》，在它之前出版的报纸名叫《波士顿邮报》。我记得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不大可能发行成功，劝他不要做这份生意。依照他们的看法，美洲殖民地里有一家报纸已经够了。可是你看，如今（1771年）至少已经有了25家报纸了。不过，我哥哥还是继续干了起来。那时候，我一排完字或者印刷完毕，就抱起报纸，穿街走巷，把它们送到镇上订户手中。
我哥哥的朋友之中有些人很有才气，他们为了消遣，就给报纸写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提高了发行量。这些绅士们还经常到印刷房来拜访。听他们高谈阔论，讲述报纸是如何受人欢迎，我不禁跃跃欲试，也想写一些东西。不过，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担心要是哥哥知道是我写的东西，他是绝不会让我的文章在他的报上发表。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改变笔迹，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大门底下。第二天早上，我哥哥发现了这篇文章，到那些撰稿的朋友来访的时候，他把这篇文章交给他们传阅。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读完文章，并且做了细致的评论。能得到他们的好评，我在心里暗自高兴。他们赞许这篇文章，猜度它的作者，提到的全是当地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人士，这简直使我欣喜若狂。现在想来我很幸运，能遇到这些人做我文章的鉴定家，虽然这些人也许并不值得我当时对他们如此的敬重。
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鼓励，我后来又撰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印刷厂，这些文章同样得到好评。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没把事情透露出去，直到我觉得再没有必要这样做为止。这样一来，哥哥的朋友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但是我哥哥却不喜欢他的朋友看重我。因为他认为这样会使我变得目中无人，这种顾虑也许有点道理。可是，这件事却成为我们兄弟两人后来反目的开端。
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却仅仅把我当做他的学徒，自以为是我的主人，因此指望我像其他学徒一样替他卖命。可是我不这么看，希望能够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照顾，觉得他要我做的某些事情太降低了我的身份。我俩就经常吵架，常常闹到父亲那儿，父亲一般总是站在我的一边，这是由于我大多有理，也可能是因为我比他能说会道。但我哥哥脾气暴躁，常常把我狠狠地揍一顿，这让我满肚怨气。想到我漫长的学徒期，真是盼望有机会早点结束学徒生涯。后来一次意外的机会让我实现了这个想法。
我们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有关政治的评论，结果触怒了当局。议会签发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严加审问，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后来，我哥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还带回来了一道议会的决定：“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名为《新英格兰报》的报纸。”
哥哥后来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今后以我的名义来发行报纸。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的非难，说他让自己的一个学徒出版报纸。为此，他把我们签定的学徒契约退还给我，并在契约的背面注明解除师徒合约，以备在必要的时候出示证明。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控制权，他要我另外签订一个在未完的学徒期限有效的合同。这个计划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但是我们立即执行。
这样报纸就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又持续出版了好几个月。可是，后来我们兄弟俩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争执，而我哥哥一发脾气就狠狠揍我，这也使我下定决心要离开他。因为我估计他不敢把新契约公开，于是想方设法地为自己争取自由。当然，对我来说钻这个空子颇不应该。现在想来这可谓是我人生所犯的第一大错。不过，我那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第二章离家出走
当他断定我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就跑到镇上的所有的印刷所老板那里去打招呼，想方设法不让他们雇用我，因此我在那里无法找到一份工作。这使我产生了去纽约的想法，因为那地方离这里最近，并且有很多印刷所。
那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要离开波士顿。有时我想自己已经成为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来判断，假如我继续呆下去很可能被卷入麻烦。再就是我对宗教问题不够谨慎的批评，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做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
我决心要离开这儿，这时父亲却站到了我哥哥的一边。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我明目张胆地闹着要走，他们肯定会采取措施阻止我。于是我的朋友科林斯帮我安排了一个出走的计划。他跟一艘“纽约”号单桅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乘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露面，也不敢公开逃走。”
于是，我卖掉了一部分书籍，拼凑了一点钱，被悄悄地带上了船。这次航行可谓一路顺风，三天的时间就已经到了纽约。就这样我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孤身一人来到离家将近300英里的地方，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极少的几个钱。这时候，我对航海的兴趣早已荡然无存。不然我现在倒可以如愿以偿了。不过，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并且自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工人。
于是我找到一位印刷铺老板，请他收我为伙计。这就是年老的威廉·布莱德福先生（他本来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商，因为与那里的总督乔治·开夫发生了争执，就迁到纽约来了。）可是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不能雇用我。不过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在费城开业，最近他最得力的帮工阿奎拉·罗斯死了，正缺少人手，要是你到那儿去，我想他可能会雇用你。”费城离纽约还有100英里的路程，于是我搭乘一艘开往安蒲的小船出发了。我把箱子和行李留下，只好等随后由海船运去了。
穿越海湾时我们遇上了大风，那张破烂不堪的风帆被撕成了几片，因此无法驶入海峡，海浪把我们冲到了长岛。在这途中，有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就在他正要下沉之时，我伸手从水中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一把将他拉住，在其他人协助下，总算又把他放回船里。待他清醒了些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要我帮他晾干，然后便睡觉去了，这是一本荷兰文的《天路历程》，是我最喜爱的作家班扬的作品。而且由铜版印制的，纸张精良、印刷细致。装潢比我所见到的英文原文版要漂亮多了。
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被译成了许多种欧洲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根据我的了解，可敬的约翰是把叙事和对话融合在一起写作的第一位作家。这种写法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作品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临其境，亲自参与人物的对话。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宗教求爱》和《家庭教师》中努力模仿这种写作手法，获得了极好的效果。理查逊在他的《帕美勒》等作品中也运用了相同的写作方法。
船帆靠近长岛时，我才发现这里的地形不容乐观。海滩上碎石累累，浪高水急。船抛下锚后，仍摇晃不稳。有人来到水边，向我们高声呼唤，我们也同样呼叫，但是风浪的声音实在太响，我们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边靠过来几条小船，我们声嘶力竭地叫喊，一边使劲地做手势，请求他们驾船把我们接过去。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弄懂我们的意思，不然就是认为无法做到，于是纷纷走开了。天黑了下来，我们除了等待风力减弱之外，无计可施。我和船长商量要是能睡得下，就先进舱内睡上一觉。那个荷兰乘客还浑身湿透地躺在那儿，因此我们也挤了进去。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没多久我们就和他一样全身湿透。我们就这样躺了一夜，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休息。
幸好第二天风势减弱了，我们调转船头，争取能够在天黑之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海上漂泊了30个小时，既没有东西可吃，又没有淡水可喝，只有一瓶混浊的甜酒，而外面的海水咸得无法入口。我当天夜里开始发高烧。自己躺在床上，记得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喝凉水可以帮助退烧。于是我就照着去做。整个晚上浑身上下大汗淋漓，终于使高烧退了下去。第二天早上，我摆渡到对岸，徒步向着50英里之外的伯林顿走去。有人说在那里可以乘船到达费城。整整一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到中午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只好在路边一家破旧的小旅店住下，可是彻夜难眠，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我心情沮丧，甚至想象自己可能正处于被抓捕的危险之中。因为我的外表显得十分穷酸，好像是一个可怜虫，因此担心会有人盘问我，怀疑我是逃出来的佣人。可是第二天，我还是继续向前赶路，直到天黑才在一家客店投宿，此地离伯林顿只有十来英里。
客店的店主是布朗先生，布朗先生在我吃饭的时候和我攀谈起来。当他发现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且友好。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我估计他是一个游走的郎中，因为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或者某一个英国城镇，他都异常熟悉，能说出详细的位置。他还很有学问，而且头脑敏捷，但是没有宗教信仰。几年后，他居然把《圣经》改写成打油诗，就像科顿曾经对维吉尔的著作所做的那样。经过这样的改换，许多严肃的事实就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如果他的这部作品出版的话，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将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好在一直没有发表过。
当天夜里我在他店里宿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赶到了伯林顿。但是令我十分懊丧，因为在我赶到之前，开往费城的定期航班刚刚开走。那天是星期六，可是到下星期二之前没有开往费城的船。于是我又回到了镇上的一个老妇人那儿，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姜饼就水吃，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说在下一班船到来之前，我可以在她家里借住。因为徒步赶路实在太累了，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她听说我是一个印刷工人，就劝我留在伯林顿谋生，但是她全然不知搞印刷需要多少资本。她亲切和蔼，非常好客，用炖牛肉来招待我，可只接受一罐麦芽酒作为酬谢。当时我想，到下星期二之前反正走不了了。
可是，我傍晚到河边散步的时候，恰巧从一艘小帆船旁经过，船上有几个乘客，这条船正好是驶往费城去的。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我们一路上划船行驶，可是过了半夜，还是看不到费城的影子，有的乘客就断定一定已经超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就把船向岸边驶去，划进一个小河湾。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10月的夜晚颇有寒意。我们拆下木条点了一堆篝火，围在那儿一直等到了天亮。这时候才有一个乘客辨认出这里是库柏河，费城在此地北方，只有不太远的一段路程。我们一驶出河湾就看见了费城。我是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9点钟左右从市场街码头上岸的。
第三章初到费城
到费城的时候，我一身工作服，因为体面的衣服还没有随行李运到。这一路上风尘仆仆，我全身上下肮脏不堪。既举目无亲，又无处可以投宿。因为赶路、划船和缺乏休息，我感到累极了。此时我腹中空空，身上只剩下1元荷兰盾和1先令铜板。而且这个1先令铜板还作为船费给了船夫。
我来到街上，毫无目的地四处溜达，就这样来到市场附近。在那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面包，于是就过去问他是在哪儿买的。按照男孩的指点，我立即跑到第二大街的一家面包铺，询问可有波士顿常见的那种饼干，结果这里没有那样的饼干，问有没有3便士一个的长面包，回答还是没有。
因为我没有想到也不知道货币价值有所不同，而且费城物价比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3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3个很大的松软面包卷。3便士能买这么多东西，我十分惊讶，不过还是马上接了过来，两腋下各夹一个，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一边在街上走。
我就这个样子从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大街，从我未来的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口经过。当时里德小姐正好站在门口，我想，她看到我这么一副古怪模样，肯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我转了一个弯，过了板栗街，在胡桃街又逛了一段，继续不停地吃着面包卷。这时，我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乘坐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上码头大喝了一阵河里的凉水。我的肚子已经被一个面包圈填饱了，这时我看到同船来的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她俩正在那儿等船继续赶路。于是，我把另外两个面包给了她们。
吃过面包后，我恢复了精神，又跑到街上去。这时候，大街上有一些穿戴整齐的男女老少纷纷朝同一方向走去。我就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样来到市场附近的教友的大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由于前一天晚上的劳累，又缺少睡眠，我感到非常困倦，很快就呼呼地睡着了，一直到散会的时候才被别人叫醒。
从会所出来后，一位面容和善的年轻人的指引下，来到了位于清水街的“弯曲接待店”。我在那儿吃了一顿午餐。饭后，困劲又上来了，于是我要了一张床，和衣躺下。一直睡到晚上6点钟有人叫我起来吃晚饭。晚上我又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起床。我起来之后，就尽可能地将自己打扮得干净体面，然后到了安德鲁·布莱福德的印刷铺。
我在店堂里看见了安德鲁的父亲，正是在纽约曾经见过的那位老人。他是骑马来的，所以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早餐，但告诉我目前不缺帮工，因为最近又雇了一人。不过，现在镇上有一位叫凯谋的先生新开办了一家印刷铺，他那里可能会雇用我。要不然的话，可以暂时住在他家里，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直到我找到正式工作。
我于是在安德鲁父亲的介绍下进了凯谋的新印刷铺。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套老掉牙的小号铅字，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列一首怀念阿奎拉·罗斯的《挽歌》。阿奎拉·罗斯是州议会的秘书，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品德高尚，在镇上极受人们的敬重，而且诗也写得很不错。凯谋也喜欢写诗，不过水平一般。实际上很难说他是在写诗，因为他作诗的方式十分特别，完全不用写文稿，当诗在脑子里形成后，直接用铅字排版，因此他只需要一副字盘。可是《挽歌》差不多要使用所有的铅字，因此谁也无法给他帮忙。
我想尽办法修理这台印刷机，使他随时能够使用（他从未用过这台印刷机，而且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并且答应等他把《挽歌》写完，就来帮他印刷。之后，我便回到布莱福德的印刷铺，他暂且给我些零活做做，我就食宿在那里。过了几天，凯谋派人来叫我去排印《挽歌》。这时，他又搞到了一副字盘，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需要重印。
于是，他就让我着手印刷。我发觉这两个印刷铺的老板并不适合经营这项业务。布莱福德原来学的不是印刷，而且还不识字。凯谋虽然有学问，但也只会排字，根本不懂印刷工作。他原来是法国的一位宗教宣传家，善于在大众面前演讲过激的言论，现在没有确定的宗教信仰，又什么教派都沾点边。他完全不懂世故，我后来还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
我在布莱福德家里借宿，凯谋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在他手下干活。他自己有一间房子，不过里面没有安置家具，所以无法让我住在那里。因此他就在里德先生家为我借了一个地方，他也是租用里德先生的房子。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所以就把自己装扮了一番。在里德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谓仪表堂堂，与她第一次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时的模样已判若两人了。
此时，我已经在镇上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些爱好读书的年轻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欢乐的夜晚。我勤奋工作，省吃俭用，开始积蓄了一点钱，生活得很愉快，尽可能将波士顿的烦恼忘记。只有我的朋友科林斯了解我的情况，除了他以外，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生活在何处。他每次收到我的信，都不透露出半点风声。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使得我回家的日期比预计的提前了许多。
我有一个姐夫罗伯特·荷麦斯，他在一条行驶在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上当船长，那时正在距离费城40英里的纽卡斯尔。他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恳劝我回家。我回了一封信，对他的劝告表示感谢，并且详细地讲述了离开波士顿的理由，使他相信我对这件事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样不近情理。碰巧当我的信送到时，荷麦斯船长刚好跟当时的总督威廉·基思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信给他看了。总督先生看过我的信后，听到我如此年轻感到十分惊异。
没过多久，总督先生便亲自到印刷铺来见我，并建议我自己开个印刷铺，他认为有很大的希望获得成功，并且逐个分析其中的理由。我提出不知道父亲是否愿意协助我的时候，威廉爵士说他马上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向他讲明在此开业的优点，他认为肯定会说服我的父亲。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我将乘最近的班船回波士顿。
1724年4月末，有一艘小船开往波士顿。我向凯谋告了假，说去看一个朋友。总督交给我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对我大加赞赏，极力劝说父亲让我在费城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保证我能在这里发笔大财。我们的船从海湾驶往海面时不幸触了礁，船身裂开一个大口子，这时候海上狂风大浪，我们只得进行人工排水，大家轮流值班。经过了两星期，我们才安全地到达波士顿，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7个月了。
在我到家之前，我的亲友们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荷麦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过我。我的意外出现使全家人无比惊喜，大家见到我都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只是那个哥哥除外。于是，我前往印刷厂去看他，我穿了一套崭新的衣服，英俊潇洒，衣服上挂了一只怀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5英镑的银币。他很勉强地接待了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就转过身去继续工作。
店里的伙计们都过来问长问短：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国家怎么样？你是否习惯呢？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于是对他们大大吹嘘了一番费城的生活，还描述了我在那儿的愉快时光，并且特别强调我还准备回去。其中有一个询问那里用的钱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从袋里拿出了一大把银币，放在他们的面前。这真是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波士顿通用纸币。我又趁机让他们见识了一下我的怀表。因为我哥哥一直阴沉着脸，怒气冲冲，所以，最后我给了他们一枚8便士的银币，让他们买点酒喝，就告辞离开了。
我的这次造访使哥哥极为不快。后来我母亲劝他跟我和解，表示希望看到我们兄弟俩和睦相处的时候。他说我在他伙计面前用这种方式使他下不了台，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侮辱，永远不会原谅我。
收到总督的来信，父亲显然很惊讶。但是好几天他对于此事只字不提，直至我姐夫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父亲认为他要是让一个3年之后才成年的孩子独自开业，无论如何不够明智，最后断然否决了它。他给威廉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的照顾和栽培，谢绝了他现在要帮我立业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我还太年轻，担负不起经营这个行业的责任。而且，为准备开业还需要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
那个时候我的挚友科林斯正在邮局供职。他听了我对新地方的介绍，异常兴奋。决定也要上那里去闯荡一番。当我还在等我父亲做出决定时，他先从陆路出发了。他在罗特罗岛留下所有书籍，因为他搜集了许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籍，打算等我去把它们一同带到纽约，他计划在那儿等我。
虽然父亲没有同意威廉爵士的建议，但却十分高兴，因为我能够从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获得这样一封推崇备至的信。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依靠勤劳和谨慎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他同样感到欣慰。看到我们兄弟俩难以和解，他于是同意我回费城去。嘱咐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争取赢得当地人的尊敬，切记不可嘲讽诽谤。他还答应，只要我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而且生活节俭，到21岁时我就能有足够的积蓄自己开业了。假如到那时候我的事业并不那么顺利的话，他可以帮我一把，除了一些用以表示父母关怀的礼品之外。这一番话就是我这次返乡之行的全部所得。
单桅帆船停靠在罗德岛的新港码头。于是我就去看望约翰哥哥，他已经在那儿定居数年，而且结了婚。他亲切热情地招待了我，因为他一向很爱我。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名叫弗农的朋友35英镑，哥哥要我替他还了这笔钱，先将钱放在我这儿，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汇寄时为止。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票。这件事后来带给我很多不安。
到了纽约后，我找到了科林斯。他已经在那里等了我一些时候。我俩从童年起就很要好，经常聚在一起读同一本书。但是他的条件比我好，读书和钻研的时间比我多，而且他对数学极有天赋，因此在这些方面我远远不如他。我在波士顿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都是同他在一起消磨掉的。他一直都是一位勤奋好学、思维敏捷的优秀少年。他的才学曾经受到当地几个牧师和绅士的敬佩。他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位有所成就的大人物。
不料就在我离开波士顿的这段日子，他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从旁人和他自己的口中，我知道自从他到了纽约后，每日都喝得酩酊大醉，且举止行动十分乖戾。他自己也亲口对我说，他在纽约赌博输了钱。这样，我就只得替他付了房租，还得担负起他前往费城的路费和在费城的生活费用。这使得我难以承受。
当时纽约的总督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听到船长说有一位年轻旅客带了很多书籍，于是就请船长把我带去见他。这位总督非常客气地接待我，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一个藏书量很大的图书馆，我们谈了许多有关书籍和作家的事情。伯内特先生是第二位对我青睐有加、使我倍感荣幸的总督。能够得到总督的赏识，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
我们继续向费城前进。我在路上收到了弗农的那笔钱。幸好有了这笔钱，要不然我们恐怕不能走完旅程。科林斯想先找份会计工作，虽然他带有推荐信，但是人家可能是闻到他身上的一股酒气，或者是看到他举止古怪，使他一直没有成功。因此就继续和我在一起，膳宿费用由我负担。他知道我刚获得了弗农的那笔钱，因此就经常向我借，说他一有工作马上就全部还清。可是他已经借得太多了，我不禁担心起来。假如弗农要求把这笔钱汇过去，我可怎么办呢？他还是经常喝酒。我们也为了这件事争吵过多次，因为只要他稍有醉意，脾气就变得暴躁不安。
后来，他遇见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船长，此人受托为巴巴多斯一位绅士的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答应带他一同前往。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他答应只要一得到报酬就立即给我汇过来，偿还我的债务。可是，此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音。
借用弗农的那笔款子，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件事证明父亲认为我太年轻，还不能干大事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威廉爵士在看过他的回信之后，说我父亲过于谨慎了。人之间的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年长的人未必谨慎小心，年轻人也未必鲁莽轻率。他接着说：“既然你父亲不愿支持你，那么，就由我来帮助你立业。你给我开一张清单，把必须采购的物品都列出来，我派人到英国去采购回来。到有能力的时候，你就把这笔资金还给我就是了。我一定要使这里有一家优良的印刷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诚恳，所以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在此之前，我一直对计划在费城开业的事情保守秘密，那时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在当时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总督身上的话，也许会有了解他的为人的朋友对我提出劝告，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有个人尽皆知的坏名声：信口许愿，从不兑现。然而，我并没有请求他的帮助，我怎么会想到他这些慷慨承诺竟会是空头支票呢？我那时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
我开了一张清单交给他，排列出一个小印刷铺所需的全部物品。据我的估计约需100英镑左右。他见到了很高兴，并且说要是我能够亲自到英国去挑选，保证每样东西都称心如意，这是不是更好些？他说：“你在那里还可以认识一些人，并且可以在贩卖书籍和文具方面建立联系。”我同意这样做确实是更为有益。于是他又说：“那么，就准备好，搭安妮斯号去。”
安妮斯号是当时来往于伦敦与费城之间唯一固定的船只，每年往返一次。可是，距离安妮斯号下一次起航还有好几个月呢。所以，我还是在凯谋的印刷铺里干活，每天都为科林斯从我这里拿钱而焦躁不安，时刻担心弗农会来提款，幸好过了几年他都没有来催款。
我和凯谋合作得挺协调，相处也比较亲密。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准备自己开业。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他旧日的热情。
在这期间，我跟里德小姐恋爱了。我对她十分爱慕，同时又怀有敬仰之情，而且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做一次长途旅行，而且我们俩都18岁刚出头一点，她母亲认为我们俩还太年轻，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操之过急。如果决定结婚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时间是我从海外回来之后，创立了自己的事业，那时更为合适。也许她觉得我的前途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牢靠。
这一时期，经常和我来往的朋友是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全是好学之士。奥斯本和沃森在镇上一位公证人手下当文书，这人是很有名望的产权转让事务律师查尔斯·布罗格登。拉尔夫则在一家商号里做职员。沃森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而且信仰虔诚。其他两人对宗教信仰比较淡漠，尤其是拉尔夫，他和科林斯很相似，经常搞得我没法安宁。他们俩的这些言行带给我不少麻烦。
奥斯本通情达理、正直、坦率，对朋友诚恳而又热情。只是在讨论文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对别人的意见提出批评。拉尔夫头脑聪明，口齿伶俐，言行举止风度优雅，我想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善于辞令的人。这两个人都十分爱好诗歌，因此自己也时常写几首小诗。我们四个常常在礼拜日一起到舒伊尔基尔附近的树林，一边漫步，一边朗诵诗篇，探讨诗人的作品。
拉尔夫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但他后来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散文作家，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他。不过，另外二位我大概不再有机会提到了，就在这里交代一下。沃森应该是我们这四人当中最为优秀的一位，可是他却在几年后死于我的怀抱之中，使我非常悲痛。奥斯本后来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他在那里成了一名很著名的律师，赚了很多的钱，但也过早去世了。我俩曾经认真地约定：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论谁先离世，应当友好地探访另外一个人，向他介绍另一个世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诺言。
第四章伦敦经历
总督经常派人叫我上他家。谈到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他总是一再说，我开业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除了银行信用证，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必需的款项外，他说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对此他承诺过我好几次，说到那时可以把介绍信交给我，可是到时候去拿，他又总是说过两天再来取吧。他就这样三番五次，一直拖到船起航的日子，而船的行期也已经多次推迟了。这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对我说总督正忙着写信，在开船之前他会赶到纽卡斯尔来，亲自把信件交给我。
临行前，拉尔夫决定和我一同远行。我辞别了朋友，跟里德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坐船离开了费城。船到纽卡斯尔后，总督果然已经在那儿。可是，当我到他的寓所去的时候，又是秘书出来见我，并且表示总督先生万分抱歉。说他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缠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他衷心地祝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我回到船上，感到非常困惑，但对他的诚意还是没有产生怀疑。
在与我同船而行的旅客之中，有费城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他们预订了头等舱。和这父子俩在一起的是商人德纳姆先生、一个马里兰铁厂的老板奥尼恩先生以及拉塞尔先生。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坐三等舱了。汉密尔顿先生因为要替一条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了回去，于是和他儿子（詹姆斯先生，后来当了总督）在开船前从纽卡斯尔回到了费城。在轮船起航之前，弗伦奇上校来到船上，向我表示问候。因此我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于是我和拉尔夫受到邀请，搬到了头等舱。
弗伦奇上校到船上来是为了带来总督的信件，因此我就去向船长索取。船长回答说全部信件都放进了信笺袋，一时没法拿出来，不过在我们到达英国以前，他会找机会把我的信件取出来，我于是安心下来。在这次旅途中我和德纳姆先生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的交往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当船驶入英吉利海峡后，船长同意让我在信笺袋里寻找总督的信件。我没有找到一封写着我的姓名，或者由我转交的信件。我按照信上的笔迹挑出了六七封信，猜想可能是总督为我写的信，特别是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先生收；另一封是由一位文具商接收。
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我立即前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递上了那封信，说是基思总督写给他的。“我从来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哦，这是李德斯田的。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无赖，我已经与他断绝来往，我不再接受任何他的来信。”他将信塞回我的手中，转过身去接待顾客去了。我发现这些信竟不是总督给我写的。惊讶之余，我对比了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于是开始怀疑起他的用心来了。我只好找到了德纳姆先生，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给他听。他告诉我基思的品格，说他绝对不可能给我写任何信，无论哪个了解他的人都不会把他的话当真。他感到很可笑，总督竟然会想到给我一封贷款信，因为这根本行不通。当我担心目前的处境时，他劝我先设法在我的本行里找一个工作。他说：“在这儿的印刷所里工作，可以提高你的技术。以后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
我们俩人和那个文具商人一样，都知道那个名叫李德斯田的律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千方百计诱使里德先生和他签了一份合约，结果骗取了他一半的产业。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尔顿先生的密谋（他们以为汉密尔顿跟我们同船到了英国），基思和李德斯田则是他们的同伙。德纳姆知道汉密尔顿也已经抵达英国。一则因为对基思和李德斯田的愤恨和报复，一则为了对汉密尔顿表示友好，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他看。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情况对他很重要。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而且后来对我有很大帮助。
拉尔夫和我成了患难之交，如今更是形影不离。我们一同在小不列颠旅店居住，每周租金3先令6便士，这是我们所能支付的最高租金。拉尔夫找到了几个亲戚朋友，可是都很穷，帮不了他什么忙。这时，他才对我讲，打算在伦敦长期居住，再也不想返回费城了。他已经囊中空空，所有的钱都已经在路上花掉了。我身边还有15个金币，于是他只得不时向我借钱维持生活，同时四处去寻找工作，却一再碰壁。xiumb.com
我很快就在巴塞洛缪街上颇负盛名的帕尔默印刷所找了份工作。我在那儿干了大约一年时间。我工作相当勤恳，但是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和拉尔夫一起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上面，也把15块金币用完了，到了仅能够勉强糊口的地步。拉尔夫好像完全忘记了妻子和孩子，我也渐渐地遗忘了同里德小姐的誓言，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可能一时还不能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又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能够重新生活一回的话，我一定要加以弥补。由于我们俩人的日常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旅费。
我最初在帕尔默的印刷所所做的工作，是忙于为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进行第二版的排字。我由此得以了解他的理论。在我看来，书中有些见解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因此我就写了一篇带有哲理性的短文章，对其中的论点进行评论，题目是“论自由与需要，快乐和痛苦”。我还在首页题词“此文献给我的朋友拉尔夫”。我只印了很少几册，不过这却大大改变了我在帕尔默先生心中的印象，他把我看成是一个聪明有才能的青年，虽然就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对我提出了严肃的忠告。印发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
我在小不列颠旅店居住期间，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威尔科克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旅馆隔壁，他搜集的旧书非常丰富。当时可以外借图书的图书馆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说定只要我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且遵守某些合理的条件，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有一位外科医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我这本小册子，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人类判断的绝对可靠性》的书，因此前来找我，我们便相识了，他叫莱昂斯，非常重视我，经常前来拜访，与我讨论这类问题，带我到奇普塞备小巷里的一家荷恩斯淡啤酒店里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得维尔博士。他在那家酒店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伙伴，所以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在巴特逊的咖啡店里，莱昂斯又给我介绍了宾柏顿博士。博士同意在某个合适的机会让我认识牛顿爵士，我真是极想有这样一个机会。遗憾的是这件事没能实现。
我从美洲带去了几件古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件石棉做的钱包，它是经过烈火纯化的。汉斯·斯隆爵士听说了这件事，邀请我去他家。在布罗姆伯里广场他的住所里，我欣赏了他所有的古玩，他表示希望能够把这个石棉钱包也收进他的收藏库里。为此他愿意付给我很大一笔钱。
在我们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位年轻女子，她是经营女帽生意的商人，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门面。她受过贵族式的教育，风度高雅，头脑敏捷，说话风趣。拉尔夫每天晚上都给她朗读剧本，这样她俩的关系逐渐亲切。不久她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拉尔夫随她一同离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候，但是由于拉尔夫仍然没有职业，她的收入又难以维持他俩和一个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定离开伦敦，去试着做乡村教师。
他干这种不相称的职业真可以说是大材小用，但相信以后前景会好起来。当时，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曾经干过这样卑微工作，所以就改名换姓，采用了我的姓氏，这真使我感到荣幸。不久以后我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想可能是波克夏，在那里他教十一二个孩子读书和算术，每个孩子每周付的学费是6便士。他要我替他照顾T夫人，并盼我经常给他写信，上面写明寄给那地方的小学教师富兰克林先生收。
他没有中断写作，那时还在创作一首史诗。他把其中几个篇幅很长的片段寄给我，让我提出批评意见。我只得不时地按照他的要求写信过去，同时又很巧妙地对他进行劝阻。当时恰逢班杨的一篇《讽刺诗》刚发表，我抄了其中的一部分寄给他，这首诗尖锐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是在干一件蠢事。但是这一切努力都属徒劳，他的诗照寄不误，无休无止。
与此同时，T夫人生意清淡，这是因为拉尔夫的原因，她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客户，生活日益困难。她因此情绪黯淡，经常把我找过去，向我借一些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就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受宗教戒律的约束，于是利用她目前对我的依赖，我就试图与她发生关系（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错误），可是被她严词拒绝了，而且还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拉尔夫。于是我们俩人的关系就此破裂了。当拉尔夫回到伦敦时，他告诉我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过去对他的一切恩惠。
在失去了拉尔夫的友谊后，我倒发现解除了一个负担。我这时开始考虑先多挣些钱，同时希望谋得一个更好的工作。于是，我就离开了帕尔默的印刷所，到林肯客栈广场的沃茨印刷所去工作，它的规模比帕尔默印刷所要大很多。我在这里一直干到离开伦敦为止。
刚进入这家印刷所时，我就非常适应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而在这里印刷工不必负责排字工作。
几个星期后，沃茨先生安排我到排字房去工作。我工作很勤奋，而且从来不缺勤（公共休息日也从不休），因此师傅极为赞赏。同时，我的排字技术非常迅速，因此被指定负责急件，这种工作一般工资较高。因此，我在这段时期生活得很愉快。
到沃茨印刷所后不久，我就在杜克大街天主教堂对面重新找了一个住处。这是一座意大利仓库，我的房间在后面的三楼上面，上去要爬两层楼梯。房东是寡妇，她只有一个女儿，雇用一个女佣来做家务，住宅外面还住着一个看守仓库的雇工。她先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为人以后，同意租给我房子，租金每星期5先令6便士。照她的意思，租金之所以这么低廉，是考虑到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可以给她点安全感。
我在沃茨的印刷所结识了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名叫华盖特。他家里有几个富裕的亲戚，因此比别的印刷工人受的教育多。他酷爱读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拉丁文也还过得去。我经常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学习游泳，没多久他们就游得很好了。华盖特一心想成为一个游泳行家，同时我们又在研究相同的学科，因此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于是，他建议我们一同到欧洲旅行，在各个地方都能找些印刷工作，以此来维持一路上的费用。开始我也有这样的打算，但当我向好朋友德纳姆先生商议此事的时候，他不赞成这个计划，劝告我应该考虑回费城去。他告诉我他就要回费城去了，他将要带大量物品回去，在费城开设一家商号。他建议我为他工作，负责管理账目，并可以为他抄写信件和照料铺子。他答应等我熟悉了业务以后，将会派我到西印度群岛管理面粉和面包的航运业务，这样我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报酬。假如经营得法，我一定能够发财致富。
这事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对伦敦已经感到厌恶，很想旧地重游。我那时经常回忆在宾夕法尼亚度过的快乐时光。我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虽然年薪只有50镑宾夕法尼亚币，比当时我做排字工的收入还要少，可是前景非常可观。我辞去了印刷所的工作，每天随同德纳姆先生到商店里购买各种物品，监督货物的包装，出外办事或者催促工匠尽快完工等等。
我在伦敦度过了大约一年半的时光，这期间我大部分时候是在自己的本行业里辛勤地工作。我生活节俭，除了看戏买书以外没有其他开销。我的朋友拉尔夫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他欠了我大约27镑，这笔欠款我毫无收回的希望。在我的微薄收入之中，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款项呀!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确实有许多令人喜爱的地方。另外在伦敦我还结识了一些才智超群的朋友，跟他们交往使我获益匪浅。同时我也阅读了大量书籍。
第五章在凯谋的印刷所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莱伍司德启程，于10月11日抵达费城。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基思已经卸任，接替他担任总督职务的是柯登少校。我在街上看见基思经过，完全像一个普通市民，他看见我时好像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里德小姐接到我的信以后，她的亲友都认为我不会再回来，没有什么指望了，于是她便嫁给了一名叫劳吉斯的制陶工人。
凯谋另外找了一座更好的房子，开设了一家文具店，看上去生意还十分兴隆。店堂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文具，许多都是新品种。
德纳姆先生在清水街租了店铺，我们把货物都摆出来，商店就正式开张了。我照料生意十分卖力，同时学习记账，不久就对销售业务十分在行了。我和德纳姆先生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不时地给我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地关心我。当然，我是既尊敬他又充满爱戴之情。我们原本可以这样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1726年底到1727年2月初我们两人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病情很严重，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当发现自己病情开始好转时，反倒有点失望，因为以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而德纳姆先生却一病不起，最后死了。
德纳姆先生的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我在他铺子里的事情就此结束了，再一次落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姐夫荷麦斯劝我重操旧业。凯谋也来找我，许我高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集中精力照料他的文具店。虽然我不想再和他来往，但一时没有别的机会，于是只得再和凯谋合作。
凯谋的印刷铺里有这么几个伙计：休·梅雷迪思，一个年届30的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他从小务农，为人处世明智诚实，并且阅历丰富，还挺爱读点书，但是嗜酒如命。斯蒂芬·帕茨，一位年轻的庄稼汉，天资聪颖，生性幽默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和这两个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每周支付的工资极低廉，不过规定只要他们能使业务有所提高，可以每过3个月增加1先令。另外有一个粗鲁的爱尔兰人约翰，凯谋从一个船长手里买了他的四年时间的服务期，凯谋同时还买来了一位牛津大学生的四年服务期，他的名字叫乔治·韦布，年龄还不到18岁。此外，还有一个农村孩子大卫·哈里，是雇来当学徒的。
不久我就看穿凯谋之所以出如此高的薪水雇我的用意，他想通过我来训练印刷铺里没有经验的廉价雇工，一旦我教会了他们，那时没有我也照样能维持业务。而这些雇工却因为受契约的束缚，无法自由离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卖力地干了起来，整顿他那混乱不堪的印刷铺，使之变得井然有序，并且促使伙计们认真负责地干活，把业务技术掌握好。
那个名叫约翰的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其他几位和我相处得很愉快。他们发现凯谋根本不能教他们什么技术，而从我这里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更加尊敬我了。星期六是凯谋的安息日，我们从来不开工，于是我一星期能够读书两天。我在镇上结识了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凯谋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更加尊敬我。我心中只为一件事情深感不安，就是所欠弗农的债款一事，因为我不善于管理钱财，至此还无力偿还。好在弗农非常宽容，从来没有催讨的意思。
我们的印刷铺经常需要补充损毁的铅字，可是在美洲还没有铸造铅字的工厂。我在伦敦詹姆斯的印刷铺曾经见过浇铸铅字的铸模，可是没有对它的形状多加注意。于是我尝试着设计了一个铸模模具，利用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出了铅字，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我还不时刻点东西，用以制作印墨。另外我还管理仓库，负责其他一些大大小小杂事。总而言之，简直就是一个杂差工役。
虽然我如此卖力，但是随着伙计们的业务能力大为提高，我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不那么明显了。凯谋在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目前的工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认为我应当减薪。他待我逐渐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开始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似乎随时准备同我翻脸。可是我还是继续做好工作，勉强忍耐，心想他如今负债累累，脾气难免暴躁些。最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
一天，从法院附近传来巨大的吵闹声，我把头伸出窗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恰好凯谋正在大街上，抬头看见了我，对着我吼叫起来，怒气冲冲地叫我少管闲事，接着又说了一些责骂我的话。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对待我，这使我大为恼火。当时在街上邻居们都看到了他羞辱我的情形。他立即跑到印刷所楼上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他提出解除合约，根据合同的规定我还享有3个月的宽缓期。他叫嚷着当初把宽缓期规定得太长了。我对他说，这个后悔是多余的，我马上就走。于是拿起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遇见梅雷迪思，我吩咐他照料一下我的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
梅雷迪思按照吩咐在晚上来到我的住所，我们讨论了我今后的去向。那时候，他一向敬重我，表示在我离开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留在那里。我开始想回到家乡去，可是他劝我别急着走，提醒我凯谋如今已是负债累累，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债主们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经营的文具店情况也不佳，经常为了得到现金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赊卖货物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要破产，这样我就可以乘机而起。
我说我没有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很信任我，从他们父子俩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相信假如我愿意合伙的话，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开业的。他说：“我和凯谋合同到春天就满期了，清楚自己不怎么在行。只要你愿意的话，我出资金你出技术，咱们共同经营这项生意，利润各得一半。”
我同意了这个计划，并且精神为之振奋。他父亲此时正在城里，也赞成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很信任我，而且能够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更表示赞同了。他希望以后我们会成为亲密的朋友，这会使他彻底戒掉酗酒的恶习。于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就交给一个商人去操办订货去了。在所有设备运到之前，我们得严守秘密。
现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其他印刷铺里找个工作，但是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有了一个机会，可能承接印刷新泽西纸币的生意，这需要制作雕版和各种铅字，只有我才能做。同时他担心我会被布莱福德雇用，抢走他的生意，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一时的几句气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雷迪思也劝我回去，因为这样他又可以在我的指导下工作，提高业务水平。于是我又回到了凯谋的印刷所，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前段日子和睦得多。
新泽西的纸币印刷业务一接到手，我就为此设计了一台凹版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个呢。我还为纸币增添了一些花纹和符号。我们一同到新泽西政府驻地伯林顿，在那儿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令他们很满意。凯谋从这笔生意中赚到很大一笔钱，因此他又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伯林顿，我又结识了许多新泽西州的重要人物。其中的几位是由议会任命的官员，他们负责管理印刷出版事务，并且监管钞票的印刷制作，监督所印刷的数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人轮流前来监督，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由于我曾经读过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比凯谋高，我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不时请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并以礼相待，对我亲切热情。虽然凯谋是老板，却被他们冷落了。
老实说，凯谋的脾气很古怪，他不懂得适应公共生活的常规，常常粗鲁地驳斥人们一致公认的观点，而且衣冠不整，极为邋遢，狂热坚持某些宗教信条，并且还有点无赖气。我们在新泽西呆了大约3个月，我已经结识了如下一些朋友：法官艾伦、州议会秘书塞缪尔·巴斯蒂、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以及几位姓密斯的议会议员。此外还有负责土地测量的管理人员艾萨克·德考，他是一位有着丰富阅历的老人，他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为制砖工运土的粗人，到成年才开始读书认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测量术，靠着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不薄的家产。
他说：“我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那个生意人赶下去，成为费城印刷业的暴发户。”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丝毫不知道我已有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后来，这些朋友给予我的事业很大的帮助，正如我也不时地帮助他们一样。他们在世的时候，一直对我很尊重。
第六章开始创业
在讲述我的商业生涯之前，还是先让你了解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我的生活原则和道德信条。这样你就可以从中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我后来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小时候，父母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童年时代我接受了虔诚的非英国国教的思想。在我15岁的时候，独立地读了几本书，因为发现其中的观点相互矛盾，因而对这些观点产生了怀疑，由此开始对“启示”本身产生了怀疑。我偶然读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伊尔宗教演讲的精髓。可是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作者的原意正相反，因为我认为他们反驳自然神论的观点还不如自然神论本身更有说服力。
简而言之，我不久就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这些想法带领一些人走上歧途，特别是科林斯和拉尔夫。后来这两个人都使我大吃苦头，而且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羞愧。我有时想起基思对我所做的事情（他也是个自由思想者），想起自己对弗农先生和里德小姐的所为，我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我因此觉得下面这些教义并不能在现实中实行，虽然十分真实可信。我在伦敦所写的小册子的扉面上引用了德莱顿的几行诗句作为题记：
存在即合理
虽然半盲者
只见秤杆上最近的一环，
他的双目仍不见
上面权衡一切的秤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他无限的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然正确，恶与善都是一种虚无的表现，这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现在看来，我的这些观点并不像当时以为的那样确凿无误。我怀疑在自己的思想中是否隐含着某个谬误，以致影响了所有后续的观点，正如形而上学的推理中所常见的那样。
后来，我渐渐地确信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真诚和正直是至关重要的。我决心要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地实践这些品德（这些我都写在日记中，至今保留）。而《启示录》的戒律则不再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抱这样的观点：虽然“启示”所禁止的行为并非就是邪恶，或者“启示”所命令遵守的就是善良，然而，这些行为很可能就其自身的性质来看，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对我们有害，被要求去做是因为对我们有利。只要能够把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考虑，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的形势，或是三者结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度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的照顾和忠告下，安全地跨越了我在陌生人中间有时所陷入的险境，没有做出任性和无情无义的事情。要是没有宗教信仰，这本来是很容易在我身上发生的。我说到任性，是因为在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由于我年轻幼稚，缺少经验以及他人的不良作风，其中包含一些必然性。因此在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我已具备了较好的人品，我确切地估算了它的价值，决心坚持这样的品格。
我们返回费城不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在此之前，我们同凯谋结清了账，经过他的同意，离开了他的印刷铺。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把它租了下来，房租为一年24镑。后来我得知此房曾经要过每年70镑的租金。但为了进一步减少租金，我们便招了玻璃匠戈弗雷一家人合住，他们负担了房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
我们刚一开张，才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这里来了。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这时我们的资金都已经花在置办的各式各样的物品上了，这个乡下人所付的5先令，成为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带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银币。我由此而对豪斯产生的感激之情，促使我乐于帮助那些刚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些悲观主义者，他们总是预言一些可怕的凶兆。那时候费城也有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米盖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当地很有名望，从外表上看好像充满智慧，讲起话来态度很严肃。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有一天他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近开设一家新印刷铺的老板。我回答是，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开一家印刷铺很费钱，但是这笔费用是注定要亏蚀掉的，因为费城正处于萧条败落之中，城里有一半的人处于破产或者即将破产状态。尽管表面上有相反的现象，新建筑的落成、房屋租金的上升，这些都是虚妄的假象。事实上，这些因素正是我们毁灭的一个根源。接着，他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和即将降临的灾祸。
他这样的一番宣告让我郁郁不乐。要是我在开业之前就已经认识他，我很可能不会再开印刷铺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位老人仍然活在这个正在毁灭的地方，以同样的口吻在对人们进行宣讲。他有许多年拒绝购买一所房子，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可是，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也买了房子，而且房价比他开始预测凶兆的时候高出五倍。
有件事我本该在前面提到：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把大多数富有才干的朋友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学识，取名为“琼托”。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聚会。我起草制订了俱乐部章程，每个成员必须提出有关道德、政治或者自然哲学的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而且每3个月要就此内容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当众朗读。我们的辩论将在会长的主持下展开，而且应该基于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情绪过于激烈，禁止一切表示独断意见的用语，也不允许任何直截了当的反驳，违者处以少量罚款。
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是：约瑟夫·布莱思特纳尔，公证事务所的誊写员，一个中年人。他性情随和温厚，待人友好热忱。爱好写诗，尤其喜欢当众朗读诗歌，他自己偶尔也写几首，有相当的水准。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还善于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专业方面非常优秀。后来，他发明了现在称为哈德利象限仪的仪器。但是他的知识面很窄，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而且这个人不怎么讨人喜欢。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对事物的表述都绝对正确，而且偏好在一些琐碎细小的事物上面漫无止境地探究，常常扰乱了正常的讨论。他不久就和我们分道扬镳。
尼古拉斯·斯卡尔，土地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的兴趣是读书，有时也写几首诗。
威廉·帕森斯，鞋匠，喜爱读书，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开始研究星相学，为此才学习数学的，后来却对星相学大加嘲笑。最后也成了测量主管。
威廉·曼格里奇，一个细木匠，同时又是技艺高超的机械工。他做事脚踏实地，为人明事达理。
休·梅雷迪思、斯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颇有家产的青年绅士，为人慷慨大方，讲话幽默风趣，而且特别喜欢讲双关话。他对朋友总是充满热心。
威廉·柯乐曼，一个商店店员，年龄和我相仿。他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最为精明干练，同时又是心肠最好、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我们州的一名法官，一个很有名望的商人。我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整整一生，长达40多年之久。这个社团也持续了那么多年，成为当时宾夕法尼亚最有声誉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我们总是先将论文在聚会时宣读一遍，到下一个星期大家就此论文进行讨论，这样做能够使参与讨论的人注意到不同的意见，使得我们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能讲得确切中肯。我们也注意在讨论中培养良好的谈话习惯。因此我在会章中拟定了许多防止发生冲突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团才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社团的一些情况，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
但我在此介绍这一切是要说明我从中获得的利益，因为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想方设法为我们招揽生意。尤其是勃赖诺，他给我们介绍了替教友会印刷历史文献的生意，一共有40个印章，凯谋则承印了其余部分。这宗生意我们进行得非常艰苦，而且价格很低廉。这是一种《为祖国》式的对开本，用12磅活字印刷，还附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只能排一大张，再由梅雷迪思把它印出来，等到印刷完毕，我又将版分拆开。因为必须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往往干到夜间11点，有时还要更晚，因为我们的这项工作常常被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所耽误。我无论如何坚持要保证每天排好一大张的速度。有一夜当我装好版之后，满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这时有一版不小心给碰坏了，其中有两页铅字散落开了。我毫不犹豫马上拆版，重新开始排版，直到完成以后才上床睡觉。我们这种辛勤劳作的态度受到邻居们一致称赞，因此也提高了我们的名誉和声望。
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城里的商人们夜间在俱乐部聚会，当有人提到又有一家印刷铺新开业的时候，聚会的绅士们一致认为它必然失败，因为城里已经有了凯谋和布莱福德两家印刷铺。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圣安得路兹见到过他）提出相反意见。当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和那个富兰克林一样勤劳的人。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见他还在工作，可是第二天他的邻居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已经在工作了。”
我想贝尔德博士这番话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不久就有一个商人找上门来，建议我们给他代销文具，但我们当时还没有经营文具的打算。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自吹自擂，但我这样直率地提到自己的勤劳，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我的目的不外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清楚地看到我怎样得益于勤奋工作，从而懂得该如何运用这一品德。
乔奇·韦布结识了一个富有的女人，她供给他资金向凯谋赎了身。他这时希望能够到我们铺子里来干活，但我们一时没法雇用他。不过我告诉他一个计划：我打算不久办一张报纸，那时候我就雇用他。我并且对他说，这个计划成功的希望源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镇上只有布莱福德办的一家报纸，这份报纸毫无新意，文章枯燥无味，而且经营不善，但是他却能够赢利，因此我相信如果办一份有吸引力的报纸肯定会赚钱。我要求韦布给我保密，不料他竟然向凯谋透露了此事。凯谋立即宣布了他印报的计划，并雇用韦布办报。
这种行径使我非常愤慨。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办报，因此为了进行报复，我就给布莱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幽默的小文章，题目叫《好事者》，后来这个栏目由勃赖诺继续撰写了好几个月。我们这样地努力，终于使这张报纸完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凯谋的办报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是他仍然办了报，前后支撑了9个月左右，订户最多的时候也不到90个。他后来只得把报纸低价出让给我，我马上接手经营。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份报纸是我赚钱的主要事业。
我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虽然这时印刷铺是合伙经营，事实上全部业务经营都是我在负责。因为梅雷迪思既不能排字，也不能独自印刷，而且差不多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我的朋友们常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合伙人而表示惋惜，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不过是善于在逆境中充分利用环境而已。
我们的报纸一印刷出来，就迥异于宾夕法尼亚的所有报纸：字体整洁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勃奈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作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这些权力人物的注意，使得这份报纸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他们议论的材料，因此几个星期之后，这些人都成了我们的订户。而且他们还有一大批追随者，于是我们的读者不断地增加，这是我能够写些小文章而第一次带来的良好效益之一。
另外一个效益是：那些要人发现一个善于笔墨的人如今控制着一家报纸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应当对我略施恩惠，加以利用。这时布莱福德在承印选票、法律文件和其他官方的印刷生意。但是在他印制的州议会给州长的请愿书中，不仅错误太多，而且印得极为粗劣。于是我们将它重新印刷，印得又精美又准确。我们给每一个议员寄一份，这样他们看出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件事就提高了议会中支持我们的议员们意见的力量，于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把下年度的印刷交由我们来承印。
这时候，汉密尔顿先生从英国回来了，他是州议会的议员。我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他毕生对我爱护备至，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弗农提到了我那笔款项，并且要求马上偿还。我给他寄去了一封明情达理的信，坦白承认自己所欠的债务，同时恳求他能再宽缓一些时候，他答应了。等到我有了偿还能力，我就连本带息一起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一来，可是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我所犯的这个错误。
可是，我又碰到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麻烦。根据我们预先的安排，创办印刷所的资金应该全由梅雷迪思的父亲提供，但是他只付了100镑现金，还欠那位商人100镑。这位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提出了起诉。我们缴了保释金，但是我们知道假如不能及时地筹措一笔款项的话，那么法庭不久必定会宣判和执行，就必须把印刷机和铅字出卖还债，而且只能半价出售。我们美好的希望将会破灭。
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有两位高尚的朋友分别前来提供支援，分别提议如果可行的话，他们替我垫付印刷铺的全部钱款，使得我能够单独经营这项生意。不过，他希望我断绝与梅雷迪思的合伙关系，他们说梅雷迪思经常喝得醉醺醺在大街上走动，并且看见他在酒店玩低级趣味的游戏，这些行为对我们的名誉大有损害。
当时我并不认识这两位先生，也没有向他们请求帮助，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帮助。这两位真诚的朋友分别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对他们解释如果梅雷迪思父子俩还愿意承担我们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我就不能提出散伙，因为我过去受过他们不少的恩惠，这样做将会使我内心不安。如果他们还有能力的话，我还将继续与他们合作，但是如果他们最终不能履行义务，我们势必散伙的话，这样我才会认为自己有接受朋友帮助的自由。
于是，这件事情就此耽搁下来。后来我对梅雷迪思说：“或许你父亲不满意你在我们的合伙生意中所处的地位，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不过他可能愿意替你一个人垫付这笔钱款。假如是这样的话，请你对我直说，我愿意退出合伙生意，重新办我自己的事业。”
他说道：“并非完全如此，我父亲确实是感到失望，可是他也确实无力偿还这笔钱。同时我也不愿意再使他为此感到烦恼。我知道自己很难干好印刷工作。我从小在家务农，30岁左右才进城来当学徒学习一种新的行业，我总是在做一件傻事。现在，我们威尔士人大多数都到北卡罗来纳去，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好些。你可以另找朋友来帮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所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付的100镑，替我还清个人的一些零星欠款，再给我30镑和一副新的马鞍，我就放弃生意，印刷铺全部归你所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起草了一份书面协议，并签字盖印。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北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了两封很长的信，对那儿的乡村生活做了详尽的描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的农业生产状况等。这些事情他十分内行。我把这两封信在报上发表，读者大为满意。
梅雷迪思一走，我立即去找那两位朋友。向两人各借贷了他们所愿提供数额的一半，我不愿在两人之间进行取舍，因为这样做不免显得有些不仁义。我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以自己的名义继续经营，同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解除合伙关系。我想这大概是1729年前后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州政府增加纸币的投入。当时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15000镑，而且还在陆续减少。可是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纸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在俱乐部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赞成增加纸币，坚持认为1723年首次发行的小批量纸币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致使本地的商业贸易和居民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现在可以见到的证据就是老房子都有人居住，许多新房子正在拔地而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嘴里啃着面包卷首次在费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在胡桃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门上都贴着招租广告，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我想到此地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之间的辩论促使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是我就此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试论纸币的本质和必要性》，并匿名印刷出版。这本书受到有钱人的敌视，因为它为增加纸币的呼声推波助澜，但是却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那些富人们偏偏又找不到人来反驳我在小册子中的意见，于是，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接受了我的观点。我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受到议会中朋友们的重视，他们认为我大有功劳，应该给予回报。于是把纸币的印刷业务承包给我。这着实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是一笔很赚钱的生意。这是我善于舞文弄墨所获得的又一大好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经济认识经验的积累，增发纸币的效用被普遍承认，后来就根本不必要对此进行争议。不久，货币流通量达到55000镑，到1739年达到了80000镑。从那以后直到战争时期，这个数字不断上升，超过了35万镑。在此时期，本地的商业贸易、房屋建筑和居民人数都有所增加。不过，我现在意识到纸币发行额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危害。
不久，在汉密尔顿的帮助下，我获得了纽卡斯尔印刷纸币的生意。当时，我把这个业务看做是另一桩利润丰厚的大买卖，因为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往往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就是这样一些小买卖却能够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这一点对我极为重要。我不久又承包到了印刷政府律法和选票的业务，这也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功劳，这项业务一直由我承担，直到我不再经营印刷业务为止。
那时，我还开设了一家小文具铺，出售各种各样的空白文书表格。这些空白的公文用纸由我的朋友布莱恩特纳尔帮助设计，我自己印刷制作，准确精致，当时在整个殖民地里可算是最好的。另外我还附带经营纸张、羊皮纸、账簿等。这时，我在伦敦认识的怀特曼希来到了我的印刷所，留在我这儿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排字员，工作起来非常勤奋认真。此外，我收了一名徒工，他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这时候，我开始逐步尝试创办印刷所的借债款业务。同时为了赢得一个商人的良好名誉，我不仅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处处小心谨慎，注意不要在外表上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我衣着朴素，从不到娱乐场去消遣娱乐，也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只有读书有时会耽误工作，不过没人会发觉，并且我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的形象在人们看来无可非议。
为了表示我以敬业为荣，有时我还把店里买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回家。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受到普遍的尊敬，主要是因为工作勤奋，而且事业兴旺发达。我严守信用，从来不拖欠货款，所以进口文具用品商人们都愿意与我合作。可以说我此时如鱼得水，优哉游哉。
就在我的事业顺利发展之时，凯谋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天地衰落下来，最终不得不将印刷所出卖偿还债务。后来，他到巴巴多群岛去了，在那里呆了几年，境况极为窘迫。
大卫·哈里是凯谋印刷所的一个徒工，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曾经教过他，这时候也在费城自立门户，他从外地购进了印刷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我开始对此非常担心，因为他有一些十分能干的朋友，而且这些人很有权势，我以为他势必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是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可是被他轻蔑地拒绝了，幸亏如此，不然我的事业将会遭到挫折。
他一副绅士派头，十分傲慢，生活奢侈糜烂，经常在外寻欢作乐。因此不久就负债累累，可他仍然不务正业。因此，他的印刷所找不到生意。看到无事可做，他跟着凯谋去了巴巴多斯，并且把印刷铺也搬了过去。在那里，这个从前的学徒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可是动不动就翻脸吵架。所以哈里的生意一直无法展开，最终只好将设备卖掉，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去。那位购买印刷铺设备的人继续雇用凯谋，但是凯谋在几年之后就死了。
于是，除了老对手布莱福德以外，我在费城再没有竞争对手。这时，布莱福德已经发了财，生活富足安逸。他并不十分牵挂生意，只是不时地雇用些帮工干点印刷活。不过，他还开办有一个邮局，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的消息比我灵通，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强，因此他得到的广告生意比我要多。他从中获利甚丰，对我却极为不利。
虽然我的报纸也是通过邮路发行，但是公众却不这样看。因为在这件事上布莱福德对我非常不公正，竟然命令邮差不为我送报。我没有办法，只好进行贿赂，让他们偷偷地为我送报。我感到布莱福德的这种做法很卑鄙，使我非常气愤。我想有朝一日当我处于与他相似的位置时，我决不可去学他的做法。
那段日子，我还经常与戈弗雷合作。他跟妻子及孩子们占用我房屋的几间房子，他在我铺子的旁边开了一家玻璃铺，但他热衷于数学研究，不太经常工作。戈弗雷太太打算替我和她一个亲戚的女儿说媒，常找各种机会让我们会面。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向姑娘正式求爱，因为这个女孩确实令人喜欢。她的父母亲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尽量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呆在一起，以促使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后来到了应该把关系明确的时候，戈弗雷夫人想方设法使我们就结婚的条件达成一致。
我告诉她，作为他们女儿应该有的陪嫁，我希望能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100镑。戈弗雷给我传来回音，他们无法拿出这样一笔款子。我提出他们可以抵押房子得到一笔贷款，过了几天后，给我的答复是他们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他们找布莱福德询问了一些情况，得知经营印刷业并不赚钱。铅字很快就会损坏，需要不断地添置补充，凯谋和哈里经营印刷业都相继失败了，我大概也很快就步他们后尘。因此，他们就不再允许我进门，而且还把女儿关了起来。
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意，还是他们蓄意谋划的一个阴谋，以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已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料想我们会偷偷成婚，造成既成事实，这样给不给嫁妆就在于他们的意愿了，这不得而知。我猜想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后者，因此我非常恼火，就断绝和他们来往。后来戈弗雷夫人又来转告我，他们表示愿意做出让步，还想再次笼络我。但是，我已决心和那家人断绝关系。这一下把戈弗雷夫妇惹火了，我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我一个人住整所房屋，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
而这件事也让我开始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认真起来。于是我四处出击，在各种场合主动和人接近。但是，不久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所以我没有可能获得一笔相当丰厚的陪嫁。除非我找这样一位妻子，看中的是她的钱，而不是她这个人。同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经常难以遏制生理的冲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贱女人的诱惑。这种事使我花了不少钱，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此外，我最惧怕的是这些事非常容易染上疾病。真是很幸运，我逃脱了这样的厄运。
在这段时间，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里德太太全家继续保持着一种友好的交往关系，从我寄住她们家的第一天起，她们就很尊敬我。我经常到她们家去做客。替他们的种种事务出主意。这些事情上我有时候对她们有很大的帮助。我非常同情里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总是垂头丧气，郁郁寡欢的样子，并且不愿意跟人交往。我认为在伦敦期间，我一时的轻率和对爱情的不专一应当对她的痛苦负相当大的责任，虽然她的母亲十分大度，以为自己的责任比我的还大，因为是她不让我们在我到英国去之前结婚，并在我出国期间又劝她嫁给别人。不久，我们之间又旧情复燃起来，可是却有许多人前来反对我们结合。
虽然传说罗杰斯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前妻，如今仍然健在，里德小姐和他的婚事在法律上因此是无效的。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这个传说难以证明。又听人说罗杰斯已经死了，可是也无法确定。即使真的死了，他留下的一大堆欠账，他的继承人也许还得偿付。冒着这种种风险，我们还是在1730年9月1日结为夫妻。我们担心的那些麻烦事一件也没有发生。她是一位忠实得力的好帮手，在照料商店的事务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共同使事业兴旺起来，并尽力让对方感到满意。这样，我总算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对她所犯下的大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俱乐部的聚会迁到格雷斯先生家的一间小屋里举行，而不再到酒店聚会。格雷斯先生特别留出这个房间用于我们的聚会。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若是把我们的书籍凑起来放在聚会的地方，或许对我们方便多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查阅。我们把每个人的图书集中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共图书馆，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利用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把图书放在一起，这就像每个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有益。
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于是这个小房间的一端便摆满了大家所贡献出来的书籍，只是数量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这些书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因为没有人进行妥善的管理，结果出现了一些小麻烦。一年之后，这批集中起来的图书读物又被各自的主人搬回家去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制订了第一个公共性质的项目计划——建立一个会员制图书馆。我拟定了方案，交给大公证人布罗克登修改审定，然后成为正式的章程。经过我们讲读会朋友们的努力，我们一开始就征得了50位会员，每人开始时先付40先令，以后每年10先令，以50年为期。因为我们预计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到这个年限。
后来，我们获得了一张正式许可证，成员很快增加到了100人。这就是所有北美公共图书馆的开始，现在这样的图书馆已经十分普及了。创办图书馆是十分伟大的事业，它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洲人的日常谈话，使得普通的商人和农民变得像其他国家的绅士那样聪明睿智，并且还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殖民地人民积极开展广泛的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贡献。
第七章美德计划
我一直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习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的早餐只是面包和牛奶（不喝茶），用的是一只价值2便士的陶制粥碗和一只锡制的调羹。奢侈是如何违背我们先前的原则，渗入我们的家庭并且蔓延开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吃早餐的时候，发现盛早餐的是一只瓷碗，而且里面还有一只银调羹。我妻子瞒着我就买了这些东西，一共花了23先令。这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啊!对此她并没有其他的借口为之辩解，仅仅说她认为她的丈夫也应该像邻居们一样，有一只银调羹和一只瓷碗。这是我家里第一次出现银器、瓷器。以后，当我们的财富逐渐增加时，这类杯盘碗碟的瓷器也随之不断地增加，价值达到几百镑的数目。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大胆而艰巨的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了，我要让道德达到完美的境界。我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不犯任何一点过错。我将征服自己所有的邪恶，不论是天性、习惯的缺点，还是交友不善可能把我导入的误区。
但不久以后，我发现这个计划难以兑现，因为有许多我没有想象到的困难。当我小心谨慎防备着某一缺点时，却出乎意料地冒出来了另外一个错误。习惯的惰性总会乘人不备，而人们的习性往往强于理智。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在理念上确立信念，在道德上要做到尽可能完美，但是这并不能够完全防止过错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加以培养，我们才能希望我们的举止能够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正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拟定了下列方法。
我把自己当时认为是必需的所有美德，列为以下13个名目，在每个名目之下都附上一些简明的解释，以充分表达我为该词所规定的含义的范围。这些美德的名目及其含义如下：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2.缄默：避免闲谈，言必有益。
3.秩序：物归其所，事需限期。
4.决心：当做必做，坚持完成。
5.节俭：节省花费，花必有值。
6.勤勉：珍惜时间，做有益事。
7.诚实：真诚待人，言行一致。
8.正直：多行善事，不损他人。
9.中庸：容忍为先，不走极端。
10.整洁：衣着整洁，居所清洁。
11.平静：临危不惧，处乱不惊。
12.节欲：少行房事，修身养性。
13.谦逊：效法耶稣，苏格拉底。
我认为，要养成这些美德的习惯，不宜试图同时全面开花而造成注意力分散。最好是在一个时期内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中的一点上为好。一旦我将这个美德培养成习惯，接着再培养另一项。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我能够做到全部13条为止。于是我根据上述的顺序，安排培养德行的进度，这是因为某些德行养成之后，可以进一步促进另一些德行的培养。
我订了一本小册子，每一种美德占据一页。每一页用红墨水划上竖线，使其分成7栏，每一行是这个星期的一天。我用红线把这些直行划成13条横格，在每一条横格的前面写上这种美德的第一个字母。我每天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违反了哪几项德行，就在相应的格子中打上小黑点。
我决心照此顺序对每一种美德进行一星期的严密监控。这样，第一周我就特别注意避免发生任何违反“节制”的行为，而对另外的美德只能是一般的关注，只是每天晚上就这一天的错误做上标记。这样，假如在第一个星期，我能够使标有T（节制）的一行里没有黑点，我就以为对我而言这一美德已经加强，与它相反的陋习已经大为削弱，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足以使我将注意力扩大到下面的一项，争取在下一周内两行中都没有黑点。我决定就这样进行下去，直到完成最后一项美德。
这个自我检查的计划一制定完毕，我就立即开始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不懈，只有极少数日子中断过。开始的时候，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比想象的多，但是不久我就高兴地看到它们在渐渐减少。当一个周期结束后，为了能够有地方给下一个周期内做新的记号，于是，我把画在表格上表示过错的记号统统擦掉。这样一来，没过多久小册子就被擦得满处是洞，于是就得不时地重新制作小册子。为了避免这个麻烦，我把表格和箴言做在备忘录的白板纸上，用红墨水划出线条，可以经久耐用。
在这些格子里我用黑铅笔做表示过失的标记。这种标记只需要一块湿海绵就很容易擦掉。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延长了每个项目的检查时间，那一个周期用了一年才通过，再往后就几年才完成一个周期。到最后我才不得不完全放弃了这件事情，因为那时我经常奔波于旅途之中或者在国外做生意，总之被许多事务所阻挠。但是，这本小册子我总是带在身边。
我的身体长期以来非常健康，迄今体格还强健结实，这应当归功于自我节制。我依靠勤勉使自己掌握到必要的知识，成为一位有用的公民，并且在学术界享有几分声誉。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给我的光荣职位应当归功于诚恳和公正。尽管这些美德在我身上还不完善，但是在它们的综合影响下，我培养了温和的性格和幽默愉快的谈话风格，所以现在仍然颇受人们的欢迎，甚至相当多的年轻朋友以与我交往谈话为乐事。所以，我希望我的后辈子孙能遵照这个榜样去做，并且从中得到益处。
1732年，我首次以署名理查德·桑德斯的方式发表了我编写的一部历书。后来我又连续编写了大约25年之久，现在人们称之为《穷理查德历书》。我设法把它编得既有趣味又很实用，因此它风行一时，每年销售量达到万册，使我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此书在普通人民中间拥有众多的读者，省内的各个地区几乎都能够见到，他们除了这本书以外很少再买其他的图书了，我由此断定它是教诲民众的合适工具。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每页之间的空白处，这些箴言的主要内容是教人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由此培养一种美德。因为对于一个穷困的人而言，要求他经久不变地诚实廉洁是很困难的，这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空袋子很难站得笔直。”
这些箴语格言包含着来自不同时代许多民族的智慧，我把它们搜集在一起，以一位智慧老人在商品拍卖市场上向人们所发表演说的形式，编写成一篇前后连贯的演讲词，以此把分散的忠告集中起来，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我把它放在1758年历书的卷首。
这篇作品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而且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在法国它出了两种译本。尤其是在英国，这些格言被印成横幅，供室内张贴。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因为我的格言汇编劝阻人们不要无谓地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进口奢侈品。由此在数年之后，人们看到在宾夕法尼亚积累起来的财富日趋增多，因此有人认为本书也对此产生了一份影响。
同样，我把我的报纸看做是另一种教诲民众的方式。因此我经常从《旁观者》杂志和其他作者那儿摘选一些道德箴言刊登在我所办的报纸上。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自己的短文，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编辑报纸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任何人谤诽和辱骂。正是这样的东西在近年来成为国家莫大的耻辱。有人怂恿我刊登这一类东西，还有的作者替自己辩解说这是出版自由。他们希望报纸能够像公共马车一样，任何人只要付车费，就有在上面占一个位置的权利。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这样答复他们：如果他同意，我完全可以另行刊印，并且按照他的要求印多少都可以，不过必须由他自己发行。这样我就没有散布诽谤的责任。因我已跟我的订户有约在先，刊载的文章必须是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对他们显然是不公道的。
离开波士顿10年之后，手头也宽裕了，我作了一次探亲旅行，过去我是花不起这笔钱的。在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俩尽释前嫌，相见十分亲热。他的健康已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所以，请求我一旦他去世，能够将他一个刚满10岁的儿子带回家去抚养，将来长大也从事印刷行业。我很快就履行了对兄长的承诺，先送他到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又带他回印刷所学习手艺。家业由他的母亲继续操持，直至他长大成人。此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铅字已经磨损坏了。我提早离开哥哥而使他所受的损失，如今做了充分补偿。
我们的讲读会活动给成员带来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因此就有几位先生想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12人的限额。从创立这个组织起，我们就规定要坚决保守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条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
我提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联合会”、“葡萄藤”、“旗帜”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信心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来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
第八章热心公益事业
1736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我又再次当选。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得到更多的机会以便与议员们保持联系。这样有利于我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
对于我的连任也有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位新议员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境富足。这些有利的因素使他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也确实如此。我并不想为了得到他的支持而去巴结他，但过了段时间。我就用其他的方法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即派人把书给我送来了。一周之后，我把书送还给他，并且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慷慨表示万分的感激。
这以后，当我们在议会再次见面时，他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彬彬有礼地和我讲话（以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止）。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一句古老格言的真实性：“如果有个人帮了你一次忙，他还会愿意帮你第二次，并且比你帮过的人对你还热心。”我在这件事上的成功说明，对于敌对行为的最好方式是想法审慎地消除敌意，而不是互不退让，憎恨仇视，进行恶意报复。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前者的益处要大得多。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地向公众事务转移。虽然开头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先使我考虑到应该建立起一定的规章制度的事情，是费城的巡夜问题。针对一些反常的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讲读会里宣读，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6先令，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50镑，可是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完全一样。因此我建议使之成为一种固定职业，雇用专业人员从事这个工作，让值夜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为了使这项开支更加公平起见，应该根据财产拥有量来征收税款。
这个主张得到了讲读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又由会员传播到其他各分社去，作为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在当时未能得到实行，但是我们的建议为此项改革铺平了道路，数年之后市政当局采纳我们的意见。
与此同时，我针对火灾等事故的发生及防范写了一篇文章，不久就促成了一项计划，为了能够迅速扑灭火灾，同时在发生危险时便于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我们组织了一个消防队。很快就有30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后来，消防队一个接一个的组织起来。从那以后，费城没有发生过烧毁两间住房以上的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刚刚烧掉一半之前，迅速集结的消防队员就将火焰扑灭了。
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生活也日益优裕。因为我的那份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个时期它是本地区和邻近各地唯一的报纸。我感到这样的一句谚语正在应验：“挣到第一个100镑后，挣到第二个100镑就容易多了。”因为金钱本身就具有繁殖的能力。
由于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生意非常成功，我很受鼓励，决定开办新的合伙生意并决定找几个表现好的工人。派他们到各个殖民地去建立自己的印刷所。这些人大都经营得不错，在我们6年合同期满之后，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和设备，独立经营，整个家庭赖以为生。
应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事业感到满意，不过却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很不满意：本地没有安全防卫措施，缺乏一套完整的青年教育制度，没有民兵组织，也没有学校。
于是，我在1743年起草了一份提案，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彼得斯牧师正好悠闲在家，我考虑他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转交给了他。然而他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大概是认为继续为主效劳更为有利吧。由于找不到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即1744年，我提议成立一个哲学学会，这个建议得以实现。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已经打了多年仗，而后法国也已参战，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托马斯总督曾力图说服议会，从本州的安全出发通过民兵组织立法，并且订立相应条例，虽然他为此耗尽心血，但结果都失败了。因此我决定想办法建立一个民众志愿协会，予以声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首先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印刷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朴素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了我们毫无防备的局面，同时指出为了增强防卫力量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提出几天之后成立一个促进协会，请大家签名拥护。
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被邀请去主持该协会的成立事宜。我和几位朋友共同拟好提案之后，便在前面所说的大会堂里召集了一次全民会议。会堂里座无虚席。我预先印好了大批提案书，并且预备了笔墨，分发给每个与会者。我就防卫问题做了简短的讲话，然后就向公众宣读提案并做了详细的解释。结果没有人对文件表示反对，大家竞相签名支持。
散会以后，我们统计收集上来的签名文件，赞成武装防卫的人数有1200人之多，接着我们到乡村散发文件，最后总共征集了1万多名自愿者。他们尽快按照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编制为连、团，同时选举自己的指挥官。从此每周集中训练，包括兵器及其他军事规范。
妇女们也自行组织起来，集资购买了绸制军旗赠送给团队，旗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是我提供的。所有这些连队联合组成了费城团队。在连队的军官会议上，我被推选为上校团长。我考虑自己并不适宜担任这样的职务，因此谢绝了，另外推荐了劳伦斯先生。他是一个品德高尚又有地位的人。所以对他的任命就这样确定了。
接着，我又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凑足了，很快炮台就落成了，以圆木做支架，里面填上泥土。于是我们派人到波士顿去，从那里买来了几台旧炮，但是显然不够用。尽管我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还是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向那边的供货商请求援助。
与此同时，我和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艾布拉姆·泰勒绅士4个人被派往纽约，我们的使命是从克林顿总督那里借几门大炮。克林顿总督一开始断然拒绝了我们，不过在和他的同事进餐的时候，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痛饮马德拉葡萄酒。他的态度也就渐渐地软化了，答应借给我们6尊。接着又满满地喝下几杯，又把数目增加到10尊。到最后他的情绪越加缓和，竟同意借给我们18尊。这些大炮质地优良，能够发射18磅重的炮弹，并且配有拖车。我们立即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
在战争期间，团队的战士日夜在5炮台上守望，我也跟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我的这些活动受到了总督和议会的赞赏，因此对我非常信任，政府每采取一项新的措施都要与我商量。他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大家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将会大大有益于本地的防务。为了寻求宗教的支援，我建议宣布一个斋戒日，以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改革事业。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但是因为在宾州以前没有设立过斋戒日，负责起草宣言的秘书找不到依据，不知应当怎样起草该文件。
在新英格兰这样的斋戒期每年宣布一次，因此我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在这里倒派上了用场。我按照传统的格式起草了宣言，并译成德文，然后用英德两种文字印了出来，向全州公布。这份宣言还给各个教派的教士提供了一个条件，他们可以借此鼓励教派成员加入自卫队行列。如果不是期间出现了和平，除了贵格会教徒以外，其他教派的教徒本来会普遍加入联盟军的。
随着和平协议的缔结，我们的联盟军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开办学校的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邀请支持这个计划的朋友（其中大多数是讲读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商量，拟订规划；第二步是编写并发表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一点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影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读过了这本小册子，在思想上对此有了一些准备，我就开始为创立和维持学校进行募捐。这次捐款的数目很大，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5000镑。
我在向人们介绍这个建议的时候，总是说这件事情并非我所为，而是由一些热心公益的绅士们倡议的。按照我的一贯做法，我尽可能避免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捐款人为了使这个计划尽快得以实现，于是从他们中间推选出24位理事，同时确定由当时任司法部长的法兰西斯先生和我起草一个学院组织管理章程。这个文件拟好后，经全部理事签名通过。然后租好校舍，聘请了教师，学校就开始上课了。这些都是1749年的事。
没有多久，州政府授予我们办学执照，这样一来学校理事会就变成了正式的校务管理委员会。议会给予了拨款，英国政府也提供了一笔捐赠，以及本地业主的资助，这些大大增加了办学经费，后来经费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现今的费列得尼费亚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办之日起就一直是理事，迄今快40年了。看到大批青年在大学里接受教育，通过不断努力，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增光，我感到十分欣慰。
如前所说，那时我已经摆脱了私人业务经营，我自以为已经获得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尚属中等，却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的余生也可以坐享清闲，研究哲理，娱乐消遣。恰在这个时候，斯彭斯博士从英国来到这里讲学，我买下了他的全部仪器，很快就着手做电学试验。但是社会上的公众却以为我闲着无事可做，总是抓住我来为他们服务，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为之效劳。总督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协助治安工作；费城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人民认为我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又选我为众议员。
1751年，我的朋友中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托马斯·邦德博士萌发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在费城开办一所公共医院，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无论是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都可以在此医治。于是他开始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首创，一时无法被人们理解，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最后他找到我，向我求助。他给我一一做了解释，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立即捐了钱，而且还热心为他谋划。在展开募捐活动之前，我就这一计划写了一篇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以便让人们在思想上有所了解。
后来人们的捐款就比较主动和慷慨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很理想，因为捐款的热情不久就消退了。我知道如果得不到州议会的援助，光靠捐款是难以办起医院的。于是我主张向州议会申请资金，这个建议马上实行了。议会中的乡村议员起初反对这个计划，他们的理由是该计划仅对城里人有益，因此此项费用应当由城里的市民负担。
实际上，他们是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得到了市民的普遍赞成。而我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计划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并且肯定地认为通过捐款就能够筹措2000英镑，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完全不可能实现。
面临如此艰难的局面，经过认真考虑，我拟定了一个解决方案，请求州议会允许按照捐款人请愿书的要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且在口头上答应拨给一笔款项。州议会同意了我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事情并非如我预计的那样，议会还可以将其否决。
于是我为法案拟定了初稿，给下述这个重要条款附上条件，即：兹经本议会决定，将由该项捐款者开会选举出经理和司库，并且通过自愿捐款募集若干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贫穷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当州议会议长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感到满意之时，上述议案才合法。此时议长应当签署一项命令，通知州司库在两年之内付给该医院2000镑，作为医院筹建、装修之用。
正是这个妥协措施使议案得以在议会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可以不出一分钱就捞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所以就赞成这一议案。在以后的募捐过程中，我们向捐款人强调该议案有法律保障，以促进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每人的捐款都可因此而增加一倍。这一条款对议会和捐赠者两方面都发生效用。公众的自愿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数额，于是我们向政府提出资助的要求，并且得到了拨款。这就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计划。不久，我们便建造了一所方便实用而且美观的大楼。
经过长时期的使用之后，人们终于体验到这所医院的好处，今日它更加兴旺了。就我记忆所及，在我毕生的政治生涯之中，这件事是最令我愉快的，因为我首次成功地使用了政治策略。事后回想起来，我更加有理由原谅自己当时使用的这个小小的计谋。
1753年，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务大臣委任为美洲邮政总长。在此期间，我因业务原因的事务去了一趟新英格兰，在那里，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出于对我的敬意，也授予我这个学位。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有幸分享这样的荣誉。我之所以获得这些学位，是由于我在物理学、电学领域做出的革新和发明。
第九章政治生涯
1754年，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再次迫在眉睫，美洲殖民地的各州代表在奥尔巴尼召开大会，共同商讨疆域的防御问题。我的一个建立全美殖民地联盟的提案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但最终因为各州的议会不予接纳且英国政府也不同意而未被批准实行。但我并未就此作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计划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无害的。
英国政府之所以不同意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会议的建议联合起来，并且由这个联邦建立自己的防务工作，是因为他们惟恐殖民地的军事力量会因此增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怀着这种猜疑和防范的心理，于是，派遣布雷多克将军率领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来美洲，作为驻防军。
然而，自负的布雷多克将军在远征途中却遭遇袭击，结果惨败。英勇的皇家正规军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将军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而殒命。这件事使美洲人第一次想到：我们过去对英国正规军的勇敢精神的过高评价，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在布雷多克将军的军队失败之前，莫里斯总督就多次向议会发出咨文，要求他们做出决议，在不向领主征收财产税的条件下，筹集一笔款项加强本地区的防务。议会则不予理睬，决议案根本没有增加豁免业主财产税收的条款。于是，总督也对此一概加以否决。这种局面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增强防务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总督由此向议会发起了新一轮的更加猛烈、志在必得的攻势。但是，州议会还是顽固不化，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
过去我们总是很谨慎地把议会答复总督的咨文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当这个军事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舆论一片哗然，这些朋友再也按捺不住，他们强烈谴责领主们竟给总督下达这样卑劣的指令。甚至有人说是他们破坏了殖民地的防务，这些人已没有权利要求得到保护。如此一来，领主们害怕了，迫于压力，就命令税务官增加5000镑防务税收，同时承担议会通过的防务经费。
议会得到通知后，就作为应缴税款而接受下来，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附有免税条文的新议案，议案通过了。根据这个决议，委任了一个全权处置六万英镑防务拨款的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法案的制定工作，并努力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民兵自卫队的议案，它在议会很顺利地获得通过。
正当我们在城市和乡村紧张地组建民兵，并加紧训练的时候，在总督的请求下，我去接办西北部的边防。那里，敌人时常出没骚扰，我必须自己招募民兵，修建堡垒，并且保护当地居民。我难以推却，只好把任务承担下来，虽然我认为自己无力胜任。总督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还给我一叠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授给我认为合适的人。
没过多久，我就组建了一支560人的队伍。我的儿子在与加拿大人的战争中是一名军官，现在担任我的副官，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们考虑在纳登赫脱村建立要塞。这个地方以前由摩拉维亚人定居，如今已经被印第安人洗劫一空，夷为平地。
为了向纳登赫脱进军，我在伯利恒集合了连队，伯利恒是摩拉维亚人的主要聚居地。出乎意料，我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准备得非常好，看来是纳登赫脱的厄运使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主要的房屋四周围上了栅栏，他们还从纽约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他们甚至在石头房子的窗台上放置了许多鹅卵石，以备妇女们掷向任何企图侵入者的脑袋。武装起来的村民们轮班看守，就像任何驻防城市的正规军一样有条不紊。
我们到达荒凉的纳登赫脱后，立即利用原先附近一个锯木场剩下的木板开始搭建一些临时兵房。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气候多变，我们没有帐篷，所以搭建这样的小木屋十分必要。
第二天上午，我们规划了一个建堡垒的计划，并在地面上做好标记。堡垒方圆大约450英尺，四周用树干做成的木桩紧密排列。如果每根木桩由直径1英尺的树干制成的话，这就需要同样数目的树干。必须立即开工，我们动手伐木，共有70把斧头一起挥舞。很快，所需的树木已躺倒在地上。在进行伐木的同时，另一些士兵在四周挖掘一条3英尺深的壕沟，以便把木桩插入土中。
当木桩立好以后，木工又用木板沿着栅栏里侧搭了一圈木台，离地约有6英尺高，以便可以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大伙将它装在一角上，一经装好就开了几炮，好让印第安人（假如他们就在附近的话）知道我们有这种装备。就这样，我们的堡垒（假如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用得上这样雄伟的名称的话）一星期内完成了，尽管每隔一天就大雨倾盆，建造工作无法进行。
我从这件事得到一个启发，只要人们专心工作，就会觉得非常快活。在进行工作的日子里，他们往往温顺和气，心情愉快。白天痛痛快快地干活，晚上开开心心地吃喝。但是，一旦空闲无事，他们就变得脾气暴躁，惹是生非。即使给他好吃好喝，也会争吵不息，没完没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船长，他的信条就是让水手们连续不断地工作，不得空闲。一次，大副向他报告，说船员们把工作全做完了，实在没什么可做了。于是他说：“那好，就叫他们洗刷铁锚吧。”
尽管这种堡垒简单得不值一提，但是用来对付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已经足够了。这样，我们有了安全的立足点，即使遭到突然袭击也有路可退了。于是，我就大胆地派人搜索邻近地区。一路上没有碰上印第安人，只是在附近山头发现了一些他们侦察我们行动的观察点。
这一工程完成后不久，我正在为堡垒贮备粮草的时候，总督来信要我回去参加议会的会议，假如边境事态平稳，我能够离开的话。我在议会的友人们也来信极力督促我前去赴会。我考虑到既然3个堡垒已经修建完成，而且当地居民们也愿意在堡垒的保护之下留在自己的农场，于是我决定回去。
回到费城以后，我看到建立民兵组织的事情正顺利地进行着，即使是教友会以外的居民也踊跃报名。他们自己组成连队，按照法令的规定，选出了上尉、中尉、少尉。军官们开会选举我担任团队的上校团长，这一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已经忘了当时一共有多少连队，不过在列队操练时约有1200名英武的士兵。其中还有一个炮兵中队，配备有6门铜质野战炮，士兵们使用起来颇为熟练，每分钟能发12炮。
在我检阅了团队以后，士兵们送我回家，坚持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表示对我的敬意，结果把我的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破了。
说起这些电学仪器，在此不妨讲一下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事情。
1746年，斯宾斯博士从苏格兰来到波士顿，他向我演示了一些电学方面的实验。这些试验做得并不很成功，因为他在这方面不是十分在行。但是我却因此感到惊奇和兴奋，因为这个实验是如此稀奇新鲜，引人入胜。
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图书馆收到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件特殊的礼物，P·科林森先生送来的一根玻璃管。并附有使用说明书，解释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真是天赐良机，我即刻复习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熟练地进行从英国寄来的说明书所列实验，另外我还添加了几个新项目。那个时期，我家经常宾朋满座，热闹非凡，人们争相目睹这些新鲜玩意儿。我为此不胜其劳，于是就请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同时做几个实验了。此外还撰写了两篇文稿，尽量说明实验的操作安排、先后顺序，对实验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就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
我给科林森先生去了几封信，报告我们使用这些器具做实验的具体方法。他收到信后便在皇家学会上宣读。报告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皇家学会的重视，因此没有在学会的学报上发表。此外，我还把一篇说明闪电和电的性质具有相同性的论文寄给密丘尔博士，他是我的朋友，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回信告诉我，论文在学会宣读了，但是却受到某些行家的嘲笑。
然而，幸运的是我的论文却被有识之人发表，由最开始的一个小册子到最后竟汇成一本厚厚的四开本文集。这些论文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论文集落到了赫赫有名的法国自然哲学家德布丰伯爵手里，并且受到他的推崇，当时德布丰伯爵在整个欧洲都极有声誉。他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很快就在巴黎出版。
使我的书突然成为关注焦点并且名声大噪的，是出于巴黎马利学院的戴立巴和德罗西两位先生进行的一项实验，他俩按照我提出的一个实验方法，成功地从云中引出了闪电。这件事轰动一时。德罗西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这门科学，在国王和王后面前他着手重复了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
当时，在巴黎有一个叫赖特的英国医生，他写信给一个皇家学会会员的朋友，叙述了我的实验在法国学术界备受重视的情况，同时问到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由于这个原因，皇家学会同意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论文。
著名的科学家华生博士把我的那些论文，以及我后来寄到英国去的有关电气实验的文章汇编成一个摘要，并且加了一篇对我赞扬备至的引言，这个摘要在他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一些伦敦的皇家学会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为了证实这一实验，用一根尖竿从云端把电引了下来，他们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
皇家学会很快就纠正了忽视我的错误，未经过我申请，主动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且免去按惯例需交的25枚金币的会费。并且此后一直向我赠送学会学报。同时还授予我1753年度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我推崇有加。这枚奖章由新总督丹尼上校替我带到美洲来。
总督莫里斯先生和他的前任汉密尔顿先生一样，对无休止的争执感到厌倦，也辞职了。他的继任者便是卡鲁顿·丹尼上校。
丹尼上校在市里为其举行的招待会上把奖章交给我，并且向我表达了敬意，措辞十分谦恭。他还带给我另外一个令我惊喜的消息——我的老友詹姆士·拉尔夫还活着。他现在被认为是英国最出色的政论家之一，他在弗雷德里克一世和国王间的争执中曾被雇佣过，曾经获得了300镑的年俸。总督这样评价拉尔夫，作为一个诗人他确实微不足道，蒲柏在他的《群愚史话》中曾经将他大加丑化，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一流的。
宴会一结束，当客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饮料的时候，丹尼上校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子，先是对我说了一些恭维话，还对我说了许多包括业主对殖民地人民具有善意的话，他说如果能够放弃长期以来对业主的各项措施采取的反抗态度，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得以言归于好，这将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富兰克林先生本人会有很大的好处。而据认为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非我莫属，如果我能够为之效力，就会获得可观的酬谢，如此云云。那边的客人们发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总督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恳求和许愿的话也就愈多。
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情况还不错，不需要业主如此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应该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同时，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不仅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尚能惠及人民生活的话，我一定会表示拥护和赞助。过去之所以反对他的一些议案，是由于显然只有利于领主，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我十分感激总督阁下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尽可放心，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他支持，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接受那些糟糕的指令，这些指令使其前任受累无穷。对于这一点，他没有给予答复。
但是后来他与州议会办事，双方的争执又开始了，而我作为议会的文件起草人，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这些指令的要求，同时我也不赞成对这些指令所作的过于尖刻的评论。不过，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矛盾，我们常常来往，他更像是一个学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谈吐风趣，极有魅力。
议会后来终于发现，业主继续坚持用指示束缚其代理人（总督），这种指示不但违背人民的权益，而且对英王利益也有妨碍，因此州议会决定请求国王废除这些指令，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表去英国，觐见国王陛下呈递请愿书。
我于1757年7月27日抵达伦敦，查尔斯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寓所，安顿下来以后，我立即前往拜访福瑟吉尔博士。因为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时我在美洲的朋友提醒我说，在采取行动前应该先请教一下这位博士。博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他不赞成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主张先跟业主们进行私下接触，这些人在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之下，可能会改变立场，从而友好解决此事。
随后，我又拜访了一位老朋友、新闻记者彼得·科林森先生，他告诉我一位名叫约翰·汉伯里的弗吉尼亚商人曾经来打听我到达的时间，并要求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他将带我去见葛兰费勋爵，这位勋爵当时正担任议院议长，他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我约定第二天上午随他前往。
第二天，汉伯里先生就来见我，并用他的马车送我去见那位贵人。葛兰费勋爵接待了我，而且颇为谦恭有礼，在询问了一些美洲现状，并对此进行了一番谈论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在看待自己的政体性质上有一些偏差。在你们看来，国王下达给总督们的命令不是法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和需要表示支持或者不予理睬。你们应该清楚，国王给他的总督们的命令不同于那些在总督们赴任前所带去的那种指令，那种指令只是一种礼节上的需要。而国王下达的正式命令首先经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草拟，然后经过反复地辩论、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发布。所以，这些命令就是你们的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就此番言论，我回答葛兰费勋爵说，对我而言，可谓前所未闻。我一向认为，根据宪章规定的美洲殖民地特许权，我们的法律应该是由我们的议会来制订。虽然还需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也应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这就如同英国的法律一样，议会得不到国王的批准不能制定永久性的法律，但是，国王不经议会的同意也不能擅自立法。
勋爵觉得我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我不这么看。葛兰费勋爵的谈话使我对英王政府对待我们的意图感到担心，所以我一回到寓所，立即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
我记得大约在20年以前，在内阁议会提交某个议案中曾经有这么一条，提议国王的意志应该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该提议被下议院所否决。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英国议会视为朋友，自由权利的友人。到了1765年，我们才逐渐看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以前拒绝给国王这一权利，只是为了替他们自己保留这一权利罢了。
几天以后，在福瑟吉尔博士的精心安排下，领主们同意在T·潘先生家的花园中跟我会面。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都表示愿意做出合理让步，以求得问题能够合理解决。但是，我很清楚双方对于“合理”各有自己的解释。接着，开始讨论我一一列举出的各点控诉，业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也全力替州议会的行为辩护。
双方的观点相距甚远，似乎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最后，双方还是商定由我把控诉的项目一一列出，书写成文，他们再加以考虑，我立即写好送去。但是，他们只是把我的控诉文书交给了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帕里斯，这个人傲慢自大，脾气暴躁。他们根据帕里斯的建议把我的控诉文件交给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然而这件案子竟在那里搁了1年之久（357天!）。在这期间，我屡次要求业主们给予答复，他们总是回答说，还没有得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明确意见。其实，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意见，我一直无法知道，他们也从未对我提起。
就在我于伦敦等待消息期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经过努力促使丹尼总督通过一项法令，对业主们的财产也像普通民众那样征收财产税，这个问题一直是议会与总督之间矛盾的焦点。
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业主们立即采取各种行动，阻挠它得到国王的批准。但我们的法令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议会审议了我所签署的那份承诺的第一部分。认为由于我的努力，保护了现已发行的纸币的信用，使宾州的利益得到巩固，因此表示在我从欧洲返回后将受到全体人民的感谢。不过，丹尼总督却因为批准这个法令而受到业主们的仇视，他很快被撤销职务，并且受到威胁，由于违背了必须遵守的誓约，他将受到指控。但是，他并不把这些威胁放在眼里，因为此举是受将军的指使，为了殖民地的防务而做出的。另外，他在宫廷里也有一些朋友。（译者注：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没有写完这部“自传”就辞世了，“自传”只写到1757年的事。）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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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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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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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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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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