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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书网>都市小说>成大事者的修养(解读晚清一代名臣的情商修炼之路)>第五章 为政养德
  曾国藩曾写下这样一副名联:“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该联的意思十分浅显易懂,是说要与人友好相处,取人之长,为人着想,共同提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该联是曾国藩在为政过程中坚守的一种心得,是他在处世时坚持的一种道德操守。同该联一样,在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儒家德治的思想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他。

  纵观曾国藩的为政之路,他的不成功之处在于他的做人,成功之处也在于他的做人。只不过这其间有一个顺承关系。也就是说,曾国藩不成功的做人之处在先,集中体现在他创办湘军和在江西省与太平天国作战而陷于困顿的这个时间段内;他的不成功与其说是做人不成功,不如说是他为人处事的不成功。而他也因此受到了磨难、打击、屈辱乃至死亡的威胁。

  后来,他通过反省调整了自己为人处事的心态和方式,在埋头苦干之时不忘亲民、不忘修炼内心:不出风头,低调做官,宽容度量,百计隐忍。终于,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1.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孟子·公孙丑》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句话的意思是,接受别人的优点来提升自己就是在帮助别人行善,有品行的人最大的善行就是帮助天下的人行善。曾国藩据此写下了那副名联:“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该联的意思十分浅显易懂,所说的同样是与人友好相处,取人之长,为人着想,共同进步。实际上,这句话告诉我们要从反省自我做起,与人交往时要尽力营造出一种友善的氛围,从而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良性之中。曾国藩在其漫长的仕途生涯和军旅生涯中始终把“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当成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私务和公务的一项原则。因此,他一路走来渐渐地受到了下属的拥护和社会公众的推崇。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在人生的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必要性和意义。年轻时,他也曾一度四处树敌、到处碰壁,深深体会到了失败的痛苦滋味。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率领训练好的湘军全面出动,与太平天国军队进行正面交锋。该年10月,湘军收复武昌。咸丰皇帝为此非常高兴,打算让曾国藩出任湖北巡抚。然而,由于曾国藩当时在为人处事上不够老练,眼里容不下沙子,人际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所以就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暗中有人阻挠他的升迁。随后在战场上他并没有取得连胜的势头,屡战屡败。咸丰七年(1857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向朝廷请旨回老家奔丧。他原本以为像他这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一定会被朝廷挽留,好让他继续留在军中指挥作战。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朝廷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他一时感到无地自容。返回老家后,他认真梳理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从诸多事项中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才能受到别人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其中让他最受启发的莫过于胡林翼与人为善的那些行事方式。

  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在湖广总督官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军人世家出身,依靠满洲贵族子弟的特权坐上总督的高位。他在游玩享乐方面可谓样样精通,在打仗和处理地方政务上却是个门外汉。成天占着湖广总督的位子却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愿意干,整天仗着自己身居高官对手下们指手画脚,随意评论。胡林翼也深受其害。但在那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代,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下属能做的就是要么向更高一级的长官甚至是朝廷打小报告,要么就阳奉阴违,在暗中对着干。对这种同事,胡林翼也没什么好的法子,就想着向朝廷告官文的状。这时有人就劝胡林翼,与官文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工作上的事,与其打小报告,弄得大家都不愉快,不如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心态严格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实现上下同心,一起做好该做的工作。胡林翼听后觉得有理,随即调整心态,决定与官文一道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共谋振兴国家的大事业。那么,怎么才能让官文对自己抛去陈见呢?凑巧一件小事成全了他。

  在胡林翼打消了告状的念头后不久,官文的六姨太过生日。官文为此向武昌地区的大小官员发放请柬,要好好热闹一番。哪知当时武昌的官员都对官文没什么好感,更不屑于为一位姨太太祝寿。结果到官文六姨太生日这天,到中午了门前还是冷冷清清的。六姨太为此气得直哭。官文正不耐烦时,没想到胡林翼来了,还带来了自己的老母亲和妻子,并且送上了丰厚的礼品。官文当时亲自迎接的他。生日宴会结束后,胡林翼的母亲还力邀六姨太到她家去做客,六姨太自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六姨太就来到了胡府,并且拜了胡老夫人为母亲,拜胡林翼为兄长。结果这位六姨太回去后就对官文大说胡林翼的好话,希望他以后不要为难胡林翼了。官文最宠爱的就是这位六姨太,自然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他无论什么事都不再为难胡林翼,而胡林翼也对官文十分敬重。这样一来,他们在公事上的确做到了上下一心。

  曾国藩刚开始听说这件事时,对胡林翼的做法嗤之以鼻,讥笑胡林翼太软弱了,竟然靠讨好一位姨太太来赢得上司的支持。他认为这样做有失男子汉的气概。然而,当被朝廷以“奔父丧”的名义晾在一边时他才明白过来,这世上的人其实都是有感恩之心的。你投人以桃,人家往往就会报之以李。要想受到人家的尊重、得到别人的支持,就必须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此后,他渐渐改变了自己对胡林翼的看法,并且对胡林翼的做法大加赞赏,同时他也学着用这种方式处事。因而,当朝廷下旨让他再度出山时,他的处事方式开始有了彻底的转变。他一改只认规则不认人的做法,自出山之日起就四处访见湘赣各地的官员,上至朝廷要员,下至七品县令,他都一一走访。回到军队中,他更是放下身份,处处礼贤下士。此后,一些士子奔走相告,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他的幕府一时人才济济。

  想当初,曾国藩怀揣报国之心,雷厉风行,因报国心切而引来一片反对声,终至在家赋闲并深深体会到了一次被人落井下石的感觉。事实上,经历过几次打击之后他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在湘军中受到众人的拥护,是因为他之前以一颗善心对待湘军官兵。而在湘军以外的官场上,他却忽视了这一点,没有和其他的地方官搞好关系,从而使湘军在作战时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后来他彻底明白了,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时时怀有一颗善良之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当然,做任何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在取人为善以及与人为善上,曾国藩后来做得很好。通常来说,所谓的“善”是要区分对象的——善,只能留给“我”方。善待士兵,就能让湘军英勇无畏,四处攻城拔寨;善待同事、下属,就能让群贤聚集在自己身边,助己成功;善待百姓,就能赢得民心;善待家人、亲朋,就能让家庭和睦,享受到生活的美好。当然,对盗匪,曾国藩“杀人不眨眼”;对贪官污吏,曾国藩决不留情。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取人为善和与人为善其实就是彼此尊重。一个尊重别人的人总是能受到别人回赠的尊重。长期的生活实践已经让这种“善”融入到了曾国藩的心性中,成了他的一种美好品德。这是传统文化馈赠给他的最有益的成分。这个处事原则一直推动着其事业的发展,他最终实现了功成名就。

  2.埋头苦干,功成名就时居安思危

  我们知道,曾国藩小时候在背书上并不是很厉害,后来的科举之路也走得异常艰辛。他没什么特别的天赋,智商也很平常。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人到头来很可能会平庸地过一生。然而事实表明,曾国藩后来还是成功了,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政绩。在古人推崇的“立德”“立言”和“立功”这三不朽的事业中,他每一样都做得很好。

  曾国藩以他的大成就向人们表明,一个人拥有先天的聪明才智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如果他不抱着勤奋努力和埋头苦干的心态去认真实践,空想功成名就,那么他的聪明才智并不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他到头来会一事无成。反过来,一个人哪怕天资不高,但只要他能端正心态,不怕吃苦,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那么成功对他也只是迟早的事。曾国藩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曾国藩也许是对自己的天资颇有自知之明,因而在学习和处理很多事务的过程中从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也不存有任何非分之想,而是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直至成功。

  曾国藩注重实干。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源自儒家。曾国藩从小就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把“经世致用”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受此影响,曾国藩在读书时也很注重实干。在1846年移居京城报国寺时,他对以顾亭林为代表的“实学”型学者推崇备至。他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从这些话中可知,他非常推崇实干和实学。在曾国藩看来,成大事者必须具备实干精神。

  重实干就要坚决拒绝虚浮。其中,对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来说,拒绝虚浮首先要做的就是戒除虚名。从前,古人常以“留得身前身后名”来砥砺自己。刚开始,曾国藩也有这种认识。为此,他曾遭到咸丰皇帝的批评。筹建湘军以后他才明白,所谓“名”,是建立在成绩基础上的,只有这样的名才称得上实至名归。舍此,一切都是妄想。他在带军过程中,既告诫自己要注重实干、力戒虚名,同时他还要求部下也做到这一点。他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当时,湘军中有一位叫刘峙衡的将领,作战非常勇敢,深受上司罗泽南的称赏。可是,刘峙衡却在上司的赞美中一天天变得狂妄自负,以为只要是自己带兵打仗,就必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见此,曾国藩就劝罗泽南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罗泽南听后没怎么在意。结果刘峙衡仍旧沉浸在虚名中不能自拔,在作战时变得刚愎自用,最后在攻打瑞州时中炮身亡。

  曾国藩不仅注重埋头苦干,还注重坚持。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途很少抽出时间来休息。凡是需要他本人处理的公文、事务,他坚决做到亲自处理。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做到了勤于政务。例如,在到任第二天他就接见了直隶各州县的地方官共计100多名。第三天,他又接见武职官员和前一天没有接见的官员。接见完这些人后,他又接见佐杂140多人。他在日记中就接见一事写道:“殊以为苦。”像接见这类的公务,毫无技巧可言,也由不得他人代替,只有亲历亲为。如果是一般人,为减少辛劳必定会为自己延长接见的时间。从这件事中可看出,曾国藩有埋头苦干精神。

  曾国藩认为,办任何事都应当“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他非常厌恶那些好夸夸其谈而不注重实干的人。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曾遇到一个名叫庞作人的官员,此人口才非常好,很会说话,但在实务方面却显得不那么优秀。庞作人颇有些阅历,想借助曾国藩的势力让自己日后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于是,他就从京城跑到江南,希望得到曾国藩的提携。见了一面后,曾国藩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最后,他只得灰溜溜地走了。针对此人,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万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曾国藩靠着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最终,他率领的装备落后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军队。最后,他因功勋卓著被清王朝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朝建立以来以文职封侯的第一人。这时的他应该志得意满,大可以功臣自居而笑傲天下。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懂得功成时应居安思危。

  其实,在湘军战胜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不但没有一丝喜悦,反而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因为他比一般人更懂得什么叫“功高震主”,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在湘军攻打南京城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写信告诫弟弟,要禁绝骄傲自满,要懂得急流勇退:“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吞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假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斜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概之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他将自家的情形与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告诫弟弟要给自己留退路,要知道树大招风的道理。

  那么,该怎样做到保全自己和家人呢?曾国藩审时度势,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他深知自己让朝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手上握着的几十万军队。当时有人形容湘军的声势:“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或许就是朝廷忌惮曾国藩的直接原因。于是,他迅速向朝廷奏请裁军,这项奏请很快获得朝廷批准。于是,他首先裁撤了驻守江宁的吉字营湘军共2.5万人。然而,裁军进行得不太顺利,许多湘军将领们拥兵自重。仅就湘军嫡系来说,当时共有7万人。其中,他的弟弟曾国荃统领的军队共5万人。这是清王朝最不放心的军队。曾国藩劝弟弟放弃为官的念头,以养病为由回家休息。随后,他陆陆续续进行裁军,到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基本裁撤完毕。

  裁撤完湘军,所有针对曾国藩的攻击和猜忌也就自行停止了。在裁军的同时,曾国藩还上奏朝廷,自请对湘军在金陵城内的抢掠行为进行调查、惩处。曾国藩的这个举动让清王朝对他放心了很多。随后,清廷任命他为掌管京畿重地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既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也为自己赢得了功成身退的机会。

  曾国藩以他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功成名就,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练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实干。要埋头苦干,从小处着手,从小事做起。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地积累,最终成就大事。与此同时,还应该懂得世上没有一劳永逸之事,也没有一成不变之事,如果不认清自我、居安思危,那么功成名就之日往往就是身败名裂之时。这就是人生舞台,既要有恒心和毅力朝着目标不懈努力,更要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3.亲民是核心,民情是根本

  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表明,儒家的实践目的为“亲民”。在汉朝及此后各朝代中,统治阶级都把亲民当作了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这样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纵观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君主、大臣可以发现,他们始终把“亲民”当作国家兴衰的根本,把民心向背当作事业成败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格外要求为官之人要走亲民之路,时刻关注民生,挂念民情。曾国藩也深受儒家这种思想的熏陶。从政以来,他始终把亲民和关注民生作为自己为官的宗旨。在他的仕途生涯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通过调查发现,老百姓生活太艰苦了。于是,他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份《备陈民间疾苦疏》。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谈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艰苦,而是以事实为依据指出老百姓生活艰苦的原因。这些事实积累起来就是民情。从为官的角度来看,亲民是目的,而获知民情则是实现亲民的前提。总结起来就是:亲民是核心,民情是根本。这也是曾国藩从实践中得出的思想认识。在筹建湘军以及带领湘军作战的过程中,他时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提出了“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主张。他亲自制定《爱民歌》对士兵进行教导,将爱民的理念融于自己治军的全过程,他做的这一切都取得了不过的成果。这成为湘军得到民众支持以及最后战胜太平军的根本保证。

  湘军以前的清朝军队,实行的是世兵制,士兵来源于兵籍。这样的编制让军队与广大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被视为官方人员。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实行的是募兵制,兵员直接从老百姓中选拔。实际上,他们本身就属于民众的一部分。因而,这样的军队可以称为“百姓的军队”。但怎样来管理这样的军队呢?靠过去的老一套肯定不行。曾国藩想到的是,既然他们是从老百姓中选出来的,就应该用爱民、亲民的理念来管理他们。为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这句话体现了他治军的策略,即通过儒家“仁”“礼”的思想,将军规与家规联系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的伦理关系来明确人们之间的等级,让他们之间的情感变得更加亲密。他制定的军训有两项主要内容:一项是训营规,一项是训家规。他教导营官们,只要待士兵同自己的家人一样,就能够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号令,在战场上勇猛向前。

  另外,在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还教导官兵们要“友爱”,让他们互相增进感情、互帮互助。他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做到相互依赖、团结一致,就如同一家人一样,同舟共济。通常情况下,受等级观念和权力观念的影响,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们往往会有一定的代沟。将领可能会辱骂或责难下属或士兵。为了避免这些情形,曾国藩告诫湘军将领们要“勤恕廉明”,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为平复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纵之气,他告诫自己的部属,一定要守住“谦”和“慎”,要以此来戒骄戒惰。

  曾国藩平时会用“爱民”理念治军。如果需要与老百姓接触交往,曾国藩会对不下提出严格的要求。例如,他要求湘军不论是将领还是士兵,都要以“仁”和“礼”来对待老百姓。他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他曾指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在治家方面,他同样要求家人走“亲民”路线,以爱民为念。咸丰十年(1860年),他写信告诫家人:“吾辈不幸生于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次年正月,他再次写信要求家人:“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他的弟弟曾国荃每攻克太平军一城,都会纵兵抢掠。对此他劝诫道:“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这番话表明了曾国藩的确有爱民之心。

  在带兵打仗时,曾国藩时时以爱民为念;在担任地方高官时,他更是将爱民落到实处,经常做一些于民有实际利益的事情。在两江总督任上,他看到江南和江西省的附加税过重且存在弊端,就亲自走访调查,掌握第一手民情资料。随即为民请命,开始了为民减免税赋的行动。他指出,国家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心涣散。因此,在直隶总督任上,他亲自了解民间疾苦,极力惩治贪官污吏,清理积案,赈济灾民,安抚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他认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是为民谋利。他把官员的素质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忠君,其二就是爱民。他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唯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他在给一位叫高云浦的官员的信中这样写道:“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他自己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州县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辈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

  无论是在带兵打仗还是做地方高官,曾国藩始终注重将爱民的理念落到实处。他说,无论是与士兵还是与老百姓交往,只要能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为此,他自豪地说,自己之所以所到一处都能深得军心、民心,就是因为自己有爱民之心、爱军之心。的确,曾国藩的亲民、爱民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将其落到了实处。他指出,官员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广也。”如果官员们能够将亲民、爱民落实为一次次具体的行动,那么这样的官员必能改善一地的风气,会使社会变得和谐而安定。

  曾国藩把亲民、爱民提升到了道德高度。在当时,尽管他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他的爱民理念同现代意义上的关注民生、勤政为民的目的相去甚远,但是,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亲民、爱民在今天仍旧是值得推崇的。

  4.不出风头,收敛锋芒

  现代心理学告诉人们,人的心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欢表现的成分。受这种心性支配,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喜好呈现于别人面前,甚至让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尤其是有知识、有头脑的读书人,源于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较一般人要高出一筹,所以会更喜欢在人前卖弄。作为尘世中的一员,曾国藩同样不能免俗。他以自己的识察和胆略而在官场上青云直上。曾经他一度敢作敢为,锋芒毕露。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却是四处树敌,时刻被掣肘,自己的各项事务难以施展开。正应了那两句俗话,树大招风和枪打出头鸟。

  应该说,曾国藩的仕途之路是比较顺利的。在京十年间,他连获七次升迁,从一名普通进士成长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为此,他十分兴奋地写信给家人说道:“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信中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正是这种快速的“激励”措施,让他有了无惧无畏的胆识。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心情激奋地向刚登基的咸丰皇帝上了一篇《应诏陈言疏》,对当时官场上“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作风大加痛斥。没想到皇帝对这本奏折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也非常感兴趣,并令他详细解释。

  于是,曾国藩就根据皇帝的要求精心准备讲稿,还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只不过,他并不擅长画画,这张图表也就画得相当难看。结果,讲稿在大臣中传阅之后,他们没有认真体会曾国藩的讲稿内容,而是把心思都放在了他的画图上,讥笑他“画图太陋”。因而,这张图就成了大臣们“目笑存之”的笑话,让他一时感到无地自容。事后多年,他依旧耿耿于怀,把这件事称为自己“平生第二大堑。”

  然而,满怀事业激情的曾国藩并没有从“日讲”一事中吃一堑长一智,依然我行我素,处处显露锋芒。他已清楚地看到,大清统治江河日下,根本原因在于官僚体系过于僵化,以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他认为,要想彻底扭转局面,挽救大清,必须要让糊涂的皇帝清醒过来才行。于是,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他上了一份直言批评皇帝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指出当时的咸丰皇帝存在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他原本以为,自己如此敢言、直言,一定会让皇帝幡然醒悟,从而改弦更张,有一番大的作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折一上,年轻气盛的咸丰皇帝还没看完就将奏折掷于地上,龙颜大怒,立即召来军机大臣,要重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季昌芝等人苦苦求情,皇帝才做出放他一马的决定。

  这件事让很多知情人为曾国藩捏了一把汗。不过,曾国藩仍旧没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仍旧渴望靠自己一个人的行动“力挽狂澜”。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满清权贵琦善和塞尚阿,这两人在当时都是位高权重的大臣。结果,曾国藩在官场上日益孤立,诋毁他的言论到处都是。到咸丰二年(1852年),他几乎成了京城官员眼中的“钉子户”,背后没少挨骂。如果曾国藩一直待在京城且不改这种作风,他的乌纱帽被摘是迟早的事。只是,时运有时会改变一个人。对曾国藩来说,这个时运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就在咸丰二年曾国藩回家为母亲守丧期间,太平天国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半个中国。此时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已是不堪一击,每战即溃。于无奈之中,清王朝只得下令让各地兴办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天国的势头。曾国藩也接到了咸丰皇帝的诏命,于是开始在长沙筹建湘军。

  曾国藩初到长沙,依然没有改变自己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心想通过一己之力来扭转官场风气。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审案局”,将省到各府、州、县的社会治安权都收归到自己手中。在他看来,要想改变官场败坏的风气,就必须“痛惩而廓清之”;而自己刚猛的做法,将会给湖南官场来一个大震动,从而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收敛不良习气,振作起来,像他那样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为国分忧上。殊不知,他的做法恰恰适得其反,弄得当地官场一时哗然。在当时官员的眼中,案子就是金钱。他们可不像曾国藩那样,一不要钱,二不要名,一心只想为国分忧。因而,曾国藩此举严重触犯了当地官员的利益。曾国藩忘了官官相护、彼此遮掩照应的潜规则。别看这些官员们办起正事来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但办起坏事来全都是行家里手。看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他们就明里暗里处处跟曾国藩作对,让他在训练湘军的过程中受尽了屈辱,也吃尽了苦头。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以少胜多,取得了十战十捷的成绩。得益于此,曾国藩获得了单衔奏事以及调遣除湖南巡抚一人外的全部文武百官的权力。这让曾国藩更执着于自己的行事方式。随后,他被调到江西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结果,他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很多江西官员的全力反对。第二年,在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作战时,湘军大败,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太平天国军队俘获。曾国藩以赴水求死,幸部下相救才没让悲剧发生。经此败绩后,曾国藩受到地方官吏的刁难就更频繁了,他一时陷入了困顿之中。更让他气愤的是,咸丰七年(1857年),他以父丧为由向朝廷请求回籍时,朝廷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他原本以为,当时前线战事吃紧,朝廷会极力挽留自己。不过,这一趟回去,于不满和孤独中他开始悟出一些官场生存之道。为此,他开始寻思着改变自己以往的工作作风。遇事不再爱出风头,不再表现一人之勇,而是收敛锋芒,低调做官。次年他获准再度出山,行事风格彻底改变:不再一味意气用事、一味刚强、一味蛮干,也不再那么自傲和急功近利,他变得和气了、低调了。

  于是,地方官员们发现,接到朝廷出山诏书后的曾国藩与以前的他判若两人。在待人上,他变得和气了,懂得了谦虚和注重礼让。凡是有下属来的信函,包括那些他以前根本不理不睬的官校文章,他都会阅读并亲自写信回复;对皇帝,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想说就说,而是变得圆通、注意语调和措辞了;对地方官吏,他不再蛮横地抨击自己看不惯的行为,而是围绕着能为自己作战服务的目的来对他们进行引导;对一些看不惯的官场习气,他学会了巧妙地处置,甚至是“同流合污”;在治军方面,他不再一味从严,而是采取宽严相济的办法。

  曾国藩在处世态度方面的诸多改变,反映了他的明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到战胜太平天国运动时,他能及时主动地解散湘军,从而让自己于功成名就之时能全身而退,都是得益于他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得出的一些宝贵的做人经验。正如他本人所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怎样才能于官场保全自己?成功的做法就是不出风头,收敛锋芒,为人处事保持低调。如此才能收获“凡人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的良好结局。

  5.培养气度,小不忍则乱大谋

  气度,指的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它往往与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认知能力和办事效率息息相关。通常来说,气度高的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心胸广阔的人),其社交能力、认知能力和做事效率也高。这样的人,所到之处就会格外受人尊重,处理起事情来也能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对曾国藩来说,他通过自己有些痛苦甚至是屈辱的经历才认识到气度的重要性,从而在官场上、处事方面变得胸怀宽广起来,在一些小的方面格外能容忍,甚至到了委曲求全的地步。不过,也正是靠着这种高气度和高忍耐力,他最终笑傲王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面,不妨从他的一些经历中看看高气度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他是如何避免小不忍则乱大谋的。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曾国藩的高气度是建立在原则上的。也就是说,这种气度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而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原则来成就的气度。从做人上来说,人都是有自尊的;同时,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度的。这也决定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反应。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呈现给人的是居高临下的气势,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对他人尤其是下级官员来说,通常会是一种让人紧张的压力感。对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来说,这种压力就显得格外大。时间稍长,感受到压力的下级官员必定会从内心反感和拒绝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指挥就会大打折扣,下级可能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形。最终,出现事与愿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方面,曾国藩有着切肤之痛。

  当年,曾国藩带领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让他拥有了调遣地方官员的权力。然而,他手上握的这些大权并没有让他实现提高办事效率的愿望。地方官员们不与他配合,甚至与他唱反调,有些地方官员在他背后责骂他。这种情形很难处理,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地方官的不配合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就把气出在一些地方官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当时,军事作战在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等诸方面都需要地方官配合才能解决。然而,他“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地方官也通常都是以应付了事,根本不以战事为大。

  曾国藩并不认为地方官不配合自己是由于自身的工作方法和态度有问题。后来进入江西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他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政策,即由所在省地方官负责提供军士们的饷银。当时江西省的巡抚是陈启迈,他和曾国藩两人可说是针尖对上了麦芒,都要求对方听从自己的,都不向对方妥协。在陈启迈的带领下,江西通省的官员都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便跟着也要强分一份;曾国藩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人员,地方官就是不放人;曾国藩下发的关防捐输执照,地方官就是不承认。总之,各种能够拒绝、污辱甚至报复曾国藩的措施都被用上了。结果,曾国藩在江西处处碰壁,步步难行,且“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感到忍无可忍,便向朝廷上奏,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为由参劾。陈启迈的所作所为尽管与曾国藩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关联,但曾国藩所从事的必定是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因而,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后龙颜大怒,当即下旨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并没有出现树倒猢狲散的情形,让曾国藩没料到的是,江西地方官的行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接任陈启迈的江西巡抚文俊到任后不久,就采取了与陈启迈一样的手法来对付曾国藩。加上战事进展不顺,曾国藩在江西可谓身陷苦境:“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所幸的是,身处苦境之中的曾国藩虽然没有改变行事风格,但他做到了另一点:忍——百计隐忍。“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这种“忍”不是一两年,而是长达六七年。他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这样谈及自己的心情:“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字里行间,透着的都是辛酸和委屈的泪水,相比他以后的大成功来说,读到这些话,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曾国藩在行事风格上有着自傲、自大和得理不饶人的诸多缺陷。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利于他推进自己的事业。但正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遇事隐忍的一面,也就让他在处事中多了回旋的余地,从而不至于一下子就被人一记闷棍打死。这无疑是在表明,一时不具备宽广的胸怀固然难成大事,但是,如果能够具有隐忍的心性,还是能在社会上拥有立足之地。当然,隐忍既可成为一个人处事或处世的态度与方式,也可成为个人的度量。从这点来说,曾国藩本身就不是一位气度低的人,他的不容人,更多的还是对事不对人。他立功心切,完全执意于自己的方式而容易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但在为人处事的另一方面,他的容忍力其实是非常强的。wWW.ΧìǔΜЬ.CǒΜ

  早在创办湘军之初,曾国藩就体现出了为领导者应有的忍耐力。他在长沙训练湘军时遭到了当时属于朝廷正规编制的绿营军的阻挠和抵制。那些绿营兵对付太平天国军队不行,但寻衅滋事却格外在行。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湘军,经常借故与湘军发生械斗。为此,曾国藩就要求当时绿营兵的提督鲍起豹逮捕那些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谁知鲍起豹正想好好教训一下曾国藩。借此,他表面上将几名闹事的绿营兵五花大绑地送到曾国藩的公馆,暗地里却鼓动绿营兵前来闹事。结果,绿营兵纷纷走上街头,直指曾国藩,长沙城一时大乱。当时,曾国藩的公馆临时设在巡抚衙门内,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他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对他这个朝廷二品大员如何。因而,当他的办公室被绿营兵包围后,他仍然表现得若无其事。谁知,绿营兵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破门而入连伤他的几名随从后,竟然对他也动起了刀。情急之中,他夺门而逃,向隔壁的巡抚办公室求救。

  骆秉章对绿营兵闹事一清二楚,但他装聋作哑。直至曾国藩向他求救,他才故作惊讶地询问详情,之后才出面调停。他当着曾国藩的面将被捆的那几位绿营兵松绑放回,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的话就转身走了,根本没向曾国藩做过多的解释。

  自己堂堂一位朝廷大员,差点被人杀了,竟然连个说法也没有。对骆秉章的这种做法,曾国藩非常愤怒。不过,他没有发作,而是以极强的毅力忍了下来。随后,他奉行了“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带着招募来的湘军,前往相对僻静的衡阳进行训练。

  后来,经过父丧期间的深思,他彻底明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此后,在处事方面,他的胸怀开始变得宽广起来;在与人交往与共事时,也多了宽容、谦和。他还主动向皇帝上奏了一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折子,皇帝对他不服输的勇气大加赞赏;他广纳谏言,虚心听取下属的建议,令手下的将领们无不大受感动。后来,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地方官的支持。最终,他不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还将自己的威望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诠释了这样的道理:为人得有高气度,为事得有隐忍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自己的事业,走向成功。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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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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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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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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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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