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乡半个月，我接待了这样的来客三十七人次，其中有三个神经方面有点小问题。这三个当中，有一个还跟我一个村。我出去当兵的时候，他还小，后来的几次回去探亲，也没怎么注意他，所以他进门的时候，我一开始没认出来。当他恭恭敬敬地叫了我一声“爷爷”的时候，才知道他也是钓鱼台人。
他叫我“爷爷”，是庄亲的叫法，并不是年龄的原因，其实我跟他并不近，叫不叫的问题不大，但他却叫得挺亲，叫得我老婆很不自在。
我问他：“有事啊？”
“见到您，很荣幸！”一种农村小学教师讲课用的普通话。
“我又没闹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你荣幸什么？”
他尴尬了一小会儿，从兜儿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俺原来想写个小说的，没写成，只写了个题目！”
我一看，上面只一句话，叫“母亲在遥远的地方”：“嗯，像个小说的题目！”
“您能写写俺吧？都是俺家的真事？”
“说说看！”
他突然就站了起来：“我先唱一支歌您听吧？”
“唱吧！”
他便十分认真地唱道：“妈妈啊……妈妈呀妈妈……”是日本电影《人证》里面的《草帽之歌》，他唱得不很准确，但很动情，眼里含着泪。我的上一年级的儿子让他吓了一跳，诧异得在旁边老实了半天。
唱完了歌，他便让人不得要领地讲起了他家的真事，虽然听起来费劲儿，但却触人心弦，有好几次，我差点儿让他感动出眼泪来。为着这个，我对他犯神经的原因动了恻隐之心，便根据他的请求，写了这个他家的“真事”。以下是正文。
他叫刘长生，小名叫“同意”。他叫这小名是随便起的，不是受某些红头文件的启发。有一年快过元霄节的时候，庄上来了个既卖糖葫芦，又卖用面做的各种小鸟的老头儿，拉着长腔在街上喊“糖沾儿来……虫艺儿！”这地方管各种小鸟统称“虫艺儿”。老头儿喊“虫艺儿”的腔调儿跟庄上人叫“同意”的声音相类似，他娘听见街上有人喊孩子的小名，替孩子应了一声，抱着他跑了出来，一看，原来是卖面鸟儿的，围观的人都笑了。打那，都管他叫“虫艺儿”。
“虫艺儿”的爹叫刘乃常，外号“指导员”。这外号是当着他的面的叫法，背后都叫他“半页子”。我到现在不知道“半页子”的真实含意是什么。是指他说话“咬舌子”？还是说他比一般人少个心眼儿？抑或是因为他脸上有点麻子（但不深），耳朵有点背（但不聋），动作有点迟缓（但不笨），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不知道。
他叫“指导员”的原因，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当过三天兵。他是每年报名参军的积极分子，这三天兵，是他适龄期间所争取到的最好成绩。他从县城新兵集结点“复员”回来，很神气，言必谈“指导员”。他对那些参军还要识字班动员的青年嗤之以鼻，说他们是“指导员的挎包——成（盛）问题”。而他自己则很得指导员的信任，指导员曾亲自送给他半套军装。
人们叫他指导员，他很得意，三天兵的军龄，使他自我感觉良好。他有一杆“三八式”，走到哪扛到哪，在全村所有民兵中，经常以军事素质量棒自居。我小时候曾领教过一次他的最棒的军事素质。钓鱼台村中有个关帝庙，关帝庙的前面有一个平台，平台的四周是铮明溜滑的石凳。就像所有村庄都有一个人们爱去的地方一样，这关帝庙前的平台便是钓鱼台的文化中心。往常每当晚饭后，不等天黑，这地方就坐满了人。那段时间，因为春节将近，家家忙着办年，平台上就显得有点冷清。他是光棍儿，没多少“年”可办，而且春节期间是人最和蔼，兄弟们关系也最好的日子。他的外号叫“机智灵活”的哥哥在那些日子里自会请他吃喝，跟他叙手足之情，年办不办的问题不大。我因为还不到为办年操心费力的年龄，便一如既往地去那地方玩。他早在那里了，抱着枪，见我走近，以阿Q同小D打招呼的那种神情同我打招呼：“吃饭了？小霄叔？”
他叫我叔的时候，连小名一起叫，有点不尊重。但不尊重的程度不很厉害，这地方兴这个，对不是很近、年龄又比自己小的长辈，都是这个叫法。
“吃了。”
“吃的什么饭？”通常人们问吃饭，只是一般的问候，就像城里人见面问你好一样。他对别人吃的内容感兴趣，八成与他自己的伙食一般化有关。
“煎饼。”
“咦！那好啊！要是来它顿煎饼卷豆沫，再用红辣椒一抹，那简直就没治了！”他咂巴着嘴，有点馋涎欲滴。
“看看你的枪行吧？指导员？”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拿着，你在旁边看就是！”说着，他把枪平端起来，食指勾着板机，做瞄准儿状，“看见了吧？打枪的时候就这样……”
“腾——”不远处一声爆竹响；
“叭——”他的食指一哆嗦，枪响了。
弹头打到对面墙上，又崩回来，擦着我的耳根过去了。
治保主任听见枪响，从家里窜出来，见他正在发楞，问道：“怎么回事？”
“没……没寻思的，就响了！”
“你混蛋！你这熊样儿的，还能当民兵？”说着，把他的枪给下了。
打那，就再没见他背过枪。他还是不是民兵不知道，但“指导员”的外号还照常叫，只是叫的时候，多了些另外的意味儿。
“指导员”很喜欢办公事。村里开会下个通知啦，春节过后队里请烈军属吃饭的时候提壶端盘子啦，“玩十五”给高跷队打灯笼啦，谁家死了人往外抬棺材啦……他都愿意干，没人叫他，他自己就去了。干的时候很负责，有一种非我莫属的神情。他之所以喜欢干这个，也不是由于觉悟方面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爱好，抑或是一种虚荣，不管什么场合，总想露露脸儿。
他这种瘾头儿挺大，只要能露脸儿，脏点儿累点儿也不在乎。先前这地方杀猪是要煺毛的，煺毛之前需在猪腿上割条小口，再拿通条从小口里捅进去，在猪的皮和肉之间捅出几条通道来，然后用嘴对着猪腿上的小口往里吹气儿，把猪吹得虚胖胧肿，滚瓜溜圆，以便在开水烫过之后好煺毛。
往猪腿上的小口里吹气儿的事，按理该杀猪人干的，但他们往往嫌脏不愿意干。这时候只要“指导员”在场，他便不放过露脸的机会。
他吹气儿的时候很卖力，一口气吹得时间很长，像故意显示他的肺活量似的，脸憋得发紫，腮鼓得很高。在吹气儿的过程中，为了让气流通得快一些，还需拿棍子在猪身上敲，猪毛里的细粪尘土便飞扬起来，落到他的脸上、他的头发里。吹完之后，他“呸、呸”两下，吐出嘴里的腥气，擦擦唇上的血污和腮上沾着的猪腿上的粪便，讲它几秒钟的卫生。这时候，自会有人夸奖他一通：“指导员，真能干！”“嘿，看人家这气儿吹的！”他便十分得意，跨步格外高远地离去了。
他放羊。单干的时候，全村各家的羊都由他来放，他便轮流到有羊的家里去吃饭；集体的时候，他也放，挣工分，在自己家里吃。夏末秋初，是吃山羊的季节，庄上经常有杀羊的。杀羊的时候，他不到场，不像杀猪的时候那样喜欢去锻炼肺活量。
放羊这活很辛苦，风餐露宿，早出晚归，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而且还有一种比辛苦更让人难挨的东西：整天一个人在山上，没有露脸儿的机会。这时候，他会唱两声，唱那种他自己谱曲填词、谁也听不懂的歌儿或戏。诸如：“叽咕烂蛋欢，八咕噜嘟钱，岛米嫂拉睐，稀糊拉达山”，中文不像中文，外文不像外文。他还会唱《五哥放羊》，唱得不准确，但很有感情：
正月个里，正月正，
正月那个十五挂红灯，
红灯那个挂在大呀门外，
单等着五哥快回来！
他想到自己在山上放羊，家里没人等，心情很复杂，眼角里常常湿润上一小会儿。m.χＩùmЬ.ＣǒＭ
而且这羊的动物世界里，时有谈情说爱的现象发生。公羊、母羊们常常守着他干些传宗接代的事情，他往往受它们的感染，心里很迷乱。
他早已到了该迷乱的年龄了。
钓鱼台村外有条河，河边有片柳树林，到了中午该歇晌的时候，“指导员”便把羊群赶到柳林里去避暑，他自己则四仰八叉地躺在树荫里，罩着苇笠枕着鞋，美美地睡它一小觉。
这天中午，他把羊群赶到河这边柳林里去歇晌，自己回家去吃饭。过河的时候，遇见他嫂子王艳花在小桥旁边洗衣服。王艳花这时候三十五六岁，正是身体各处都丰满的时候。裤腿儿挽到膝盖以上，两截白嫩丰满的腿肚子浸在水里，上身穿短袖带大襟儿的月白褂，露着一双圆圆胖胖的白胳膊，胸前突出着双乳的轮廓，随着她搓衣服的劲儿在颤颤微微……“指导员”上午正唱过“五哥放羊”，并受过公羊、母羊们的感染，这会儿望着水中的那两截腿肚子便楞住了。王艳花衣服洗得专心致志，一开始没注意他，他就有一点由此及彼地细看和脑瓜儿复杂的时间。他想到没分家的时候，嫂子经常跟他开玩笑，玩笑开到兴头儿上，会把他按在地上，把她硕大的奶子往他嘴里塞。只可惜那时他还小，没有认真地去体会。此时，他很想她还能塞他一大会儿。他想到，天热的时候，她让“机智灵活”给她洗脊梁，此时便想把她泡在水里，抹上肥皂，“咯吱咯吱”地洗上她几遍……想着想着，他的脸色开始不对头，喘气开始不均匀，没等王艳花发现，“扑通”一下迈到水里把她抱住了。她“啊”的一声吓了一跳，他便抱着她楞怔了一小会儿。
等她醒过神儿来，她挣开身子：“你找死啊？”
“死、死了也值得！”
“啪”，一记耳光，“没撒泡尿照照你那个熊样儿！”
一记耳光一付镇静剂，他丢毁了堆，饭也没敢回家吃，往柳林里跑了。
他三四天没敢回家，他怕王艳花告诉了“机智灵活”。后来当他试探着回到家的时候，没发现有异样的情况出现，而且他碰见“机智灵活”问他“吃饭了？”的时候，他还说“吃了。”他放心了。
她没告诉她丈夫，“指导员”很感激，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帮她推磨压碾抱孩子。
再过些年，全国闹灾荒，从北边来了许多要饭的。沂蒙山穷，也闹灾，但山的容量很大，富，不太容易富起来，穷，也穷不到哪里去。“白毛女”能活下来就是因为在山里，山里没有饿死人的纪录。
这天，钓鱼台来了个十八九岁的要饭的，长得不难看，穿得不破烂，饭要得也不熟练。女孩子家这种年龄正是要脸的时候，不到实在没了办法不会出来要饭。待要到王艳花门儿上的时候，王艳花把她留下了。
她叫张惠英，上过三年学，父母都去世了，哥嫂对她一般化。一人一天二两口粮，全家的不够一个孩子吃，嫂子整天说话给她听，使脸子给她看，她就出来了。
王艳花对她很同情，陪了几滴眼泪出来。三句话一投机，两人就认了干姊妹。
头年，“指导员”因为在王艳花身上犯过错误，在河边抱了她一小会儿。这时候，还偶而过这边来帮她推磨压碾抱孩子。他来送孩子的时候，发现嫂子家多出一个人，以为是她娘家方面的亲戚，便没往心里去，嘴里照样敲着锣鼓点儿、“叽咕烂蛋欢，欢，叭咕噜嘟钱……”
张惠英觉得挺好笑，问王艳花：“这是谁呀？”
“‘指导员’，俺小叔子。”
“指导员？是转业干部？”
啊……啊，差不离儿吧。
“这人真逗！”
“怎么了？”
“怪乐观！”
“乐官？乐—官—”工艳花当年识字班上得马马虎虎，不知道“乐官”属于哪一级，反正是一种官儿，又赶忙应道：“啊……啊，也差不离儿吧！”
她俩经常去山上挖野菜。这时候王艳花便会向张惠英介绍一番钓鱼台的地理概貌，介绍她丈夫为何叫“机智灵活”。张惠英便知道王艳花的丈夫，十四岁的时候当过一年维持会长，偷过鬼子的两个罐头，却误认为是炸药给扔了。后来，他给小学生作报告，便说他“从小参加革命，机智灵活地破坏鬼子的军火供应”，打那，都管他叫“机智灵活”。王艳花露着自得的神情，介绍完了她丈夫，又歌颂一番“沂蒙山上好风光，风吹草低见牛羊”，说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时候，便自然谈起“指导员”，虽然他只放羊，不放牛。谈他助人为乐的好心眼儿，谈他羊放得多有水平，偶而也说一些她自己十七岁就出了嫁的好处和乐趣。
经过一番较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沂蒙山好”的启蒙教育和感情培养之后，王艳花开始转入了正题。
“惠英妹，你来咱家时间也不算短了，你觉得咱这里怎么样？”
“挺好的。”
“指导员呢？”
“也不错。”张惠英不知道她的用意，没加思索地说。
“你这不是真话！”
是真话！
“我看他也就一般化，人长得丑了点儿，跟俺那口子一个熊样儿，年纪嘛，也大了些！”
张惠英悟出了她的用意：“你是不是想……？”
王艳花一下给她跪下了：“妹妹，委屈你了！”
张惠英哭了。
王艳花也哭了：“俺寻思咱姊妹俩怪合得来，离不开你，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就想了这么个主意。你要不同意，也别犯难为，只当姐姐我放了一句狗臭屁！”
人说“吃人家的嘴短”，又说“不怕楞，就怕敬”，在这种情况下，张惠英能说什么？
这么的，张惠英嫁给了“指导员”。
他俩结婚的时候，我还去闹过他们的洞房来着。按说，当叔的不该去闹，终究还是去闹了的原因，一是那时我还小，二是他跟别人也没大没小，那晚上爷爷辈儿上的也有去闹的。
婚礼办得很简朴，但羊还是宰了的，在院子里煮了一锅。他哥哥“机智灵活”这时候对他格外亲切，一边啃着羊腿，一边替他跟来客打招呼；也很热闹，他人缘儿不错，那些先前死了人他去帮着抬过棺材的人家，单干的时候家里有羊的人家，也都凑了份子，给他买镜子、挂帐子，连家住东里店、给沈鸿烈当过几天秘书的历史反革命胡尧才也给他写了对联。竖联的内容忘掉了，横联是“三面红旗”。这人的毛笔字写得很绝，在方圆百八十里之内很有名，当着历史反革命，但牛皮烘烘，一般人请他写字不很容易。他给“指导员”写对联的原因，是他跟王艳花的爹是拜把子兄弟，跟“指导员”自然就有点拐着弯儿的亲戚。他这对联的内容，据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说，有冷嘲热讽、旁敲侧击的味道，但这是后话。
张惠英看见自己的婚礼办得挺像回事儿，感到了山里人的温暖，挺感激。当屋子里只剩下她和“指导员”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就只有我这个人！
他结结巴巴地回答得挺有水平：娶媳妇就是娶的人，又不是娶东西！
窗外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听见了，往后见了张惠英就管她叫“人”：
“吃饭了，人？”
“人，洗衣裳去呀？”
她听了也不恼，头一低就过去。
“指导员”结了婚，像换了个人，往猪腿上的小口里吹气儿的事也干得少了。“人”对他说：“你要学得值钱一些，别净干些丢人现眼的事，把嘲笑当成夸奖！但谁家有什么正经事需要帮忙，他仍然很主动，”人也不拦他。
很快就到了“调整”时期，钓鱼台搞起了“三自一包”，“指导员”也过上了“煎饼卷豆沫，再用红辣椒一抹”的生活。他恣运得不得了，虽然这时候他已经不放羊了，但“红灯挂在大门以外，单等着五哥快回来”的小曲儿还照常唱。他想到屋里有了办饭的，家里有人等，心里很充实。
他也仍然喜欢在嘴里敲锣鼓点儿：“叽咕烂蛋欢、欢，八咕噜嘟钱……”
“人”听见便说他：“都快当爹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指导员”听见自己快要当爹了，愣怔了一小会儿，完了便一蹦高，感动得不知干啥好，抱着“人”叫了好几声“小娘”。
第二年一开春，“指导员”果然当上了爹。他的儿子便是“同意”，会写小说题目的那个。
往后，“人”听说家乡那里建起了个大油田。油田就油田，不关咱老百姓的事，她也没动啥念头儿。看见庄上的大姑娘、小媳妇逢年过节的走婆家，回娘家，心里也难受一阵儿，可难受一阵儿也就作罢，她忘不了哥嫂的那些脸子。姑娘的心不是好伤的，伤了能记一辈子！
邻近村里有几个跟她同种情况的，这时候有的回去走过娘家了，也有一去不回来的。王艳花听见了，教给“指导员”：“同意他娘要是提回娘家的事，你可不能答应啊！”
“嗯！”
“你把钱藏个她不知道的地方，她要偷着走，也叫她没盘缠！”
“嗯！”
可“人”根本就不提回娘家的事，而且他自己藏钱也有困难。他不识字，先前家里都是她当家，要是猛丁把不多的几个钱要过来，也不好意思。没两天，他把王艳花教给他的话，全对老婆说了。“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看你老婆是那种人吗？”
他说：“不是，不是！”
“你还耽着心吗？”
“你越对俺好，俺就越怕你走了！”
她想试试他：“俺走了，你不会再找个好的？”
“像你这么好的，俺到哪里去找？”
“你老婆好什么，一个臭要饭的！”“臭要饭的”是个很难堪、很敏感的字眼儿，她为自己说出的这话伤了心，她哭了。
“指导员”安慰她：“再别提要饭的事了，俺从没说过你是要饭的。要是有办法，谁愿意干那个？又不是报名参军。可话又说回来，也多亏你要饭哩，你若不要饭，也不会嫁给俺！”
“人”破涕为笑了：“你这个死人，死疙瘩呀！”
人人都说“机智灵活”的老婆王艳花就这件事办得还差不离儿，有点人味儿，给她小叔子找了这么个好媳妇。
那时节，这地方对好媳妇的评价主要看两条：一看长得俊不俊，二看煎饼摊得薄不薄。用这两条标准去衡量，“人”比王艳花还略高一筹。因为“人”年轻，不用很打扮就比王艳花受看，而且煎饼也比王艳花摊得薄。
提起王艳花摊煎饼，到现在庄上还流传着“两个□”的笑话。王艳花在家当姑娘的时候，懒点儿，馋点儿，煎饼摊得很一般化。嫁给“机智灵活”的时候，“机智灵活”的娘还在世，他娘煎饼摊得就不咋的，“机智灵活”经常发牢骚：“摊得这么厚！”对伙食说好道歹，是整劳力的标志，标明他辛苦，他有功，这伙食的原材料是他挣来的。
这天，“机智灵活”回家吃饭，拿起煎饼又发牢骚：“又摊得这么厚！”
他娘说：“是你媳妇摊的！”
“噢，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他把一个煎饼的厚度说成两个，证明他媳妇煎饼摊得薄一些。
这么说，不是说王艳花就配不上“机智灵活”，不是的，以“机智灵活”的德行和形象，能找到王艳花就算不错。
所以庄上的一个民办教师就这么说：“你看这家弟兄们咹？一个个长得蒜臼子样的，可找的媳妇一个赛一个，简直可以为‘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美女’作注解了！”
因为“人”比当年曾把“指导员”馋得犯过错误的王艳花还要好一些，而且还耽着她要回娘家的心，“指导员”对“人”的疼爱那是竭尽全力的。农忙的时候，“指导员”中午不回家吃饭，“人”给他捎的饭是玉米煎饼卷鸡蛋。男人们中午在坡里吃的那顿饭很微妙，有经验的主妇，通常都把那顿饭做得很有分寸，既不做得质量特别高，高了会露富；又不做得特别寒碜，寒碜了会丢丈夫的人。
这时候，“指导员”手里攥着金黄的煎饼在人多的地方转上一遭，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把煎饼吃掉，把煎饼里卷的“内容”留下来，带回去给“人”吃，“人”见了往往会生气。
“指导员”到庄外去干活的时候，一出庄就把鞋脱了，搁手里提溜着，进村的时候再穿上。他穿鞋不费，别人穿三双，他一双还穿不烂。“人”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他丈夫“把鞋穿在手上”，埋怨他，他“嘿嘿”着：“你做得那么好，不舍得穿，俺穿得省一点儿，你就少做一双，少受点累！”
“人”嘴上生气，心里却热乎乎的。
这一段，大概是“指导员”整个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了。任何人的好日子都不会平均过的。
说话间便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钓鱼台人的生活又回到了“人”来要饭的那个水平，更重要的是，还要比那时多出许多麻烦。
以那个民办小学教师为首的造反派认为：钓鱼台人人都拥护社会主义，唯有一个不拥护的就是“人”，她用要饭的行动来诬蔑社会主义。
“大历史反革命胡尧才，一贯牛皮烘烘，连公社书记请他写字他都不写，为何偏偏给一个臭要饭的写对联？还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影射”三面红旗“，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难道……”
对张惠英说来，反革命倒不怎么可怕，最使她敏感、忌讳和伤心的是“臭要饭的”。这话她自己说可以，别人说她受不了。加之民办教师经常找她“个别谈话”，他的眼经常在她身上的某一部位搜索。民办教师先前对蒜臼子似的“半页子”找了这么个漂亮媳妇，曾一直愤愤不平来着，而他本人如果是好汉，他自己的老婆也可以为“好汉无好妻”作注解的。
“人”回到家经常哭，“指导员”这时候便没了办法。这天，他把猪卖掉，拿出卖猪的钱给“人”：“同意他娘，你回娘家吧！”
“人”倒动过这方面的念头，只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如今见丈夫说出了这话，却又不忍心：“俺走了，你咋办？”
“俺是爷们儿，好说！”
“你好好带同意啊！”
晚上，同意睡了觉，“指导员”用独轮车把“人”送出二十多里地。待到分手了，他哭了：“以后，就是见不着你，俺这一辈子也知足了！”
她也哭了：“不许你说这个，俺又不是不回来了！”
然而，“人”却终究没有回来。
这年秋天，队上分粮食的时候，“指导员”发现少了一口人的口粮，方知道老婆的户口已经起走了。老百姓的户口卡片都是大队会计管着的，会计不给他说，他自己也就不知道。那年头儿，老百姓把户口跟结婚证分不清，户口走了，便觉得结婚证也没了用处。
“指导员”带同意，很苦。到现在庄上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指导员带孩子——喂精饲料”。他把喂羊的经验运用到带孩子上，经常炒豆子给同意吃。傍晚时分，关帝庙前的平台上，人们正围成堆儿闲拉呱儿，猛丁听见“咯崩”一声，那便是同意嘴里发出的。人们听见这声音，一开始心里还难受上一小会儿，时间一长，便出来那么一句歇后语。
吃炒豆儿长大的同意，牙很好，身子很结实。
同意经常问“指导员”娘哪里去了，“指导员”告诉他：“你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话，同意从小就印象很深。由此使人想到他能写出那样的小说题目的原因。
“俺娘怎么还不回来呢？”
“兴许山外比咱山里好了，那里要是遭了灾，比山里穷了，她就能回来了！”
同意便盼着他娘那地方能遭灾，比方让黄河水淹个一塌糊涂什么的。
然而山外始终没遭让“人”再要饭的那种灾，“人”也便终究没回来。
同意上学上得马马虎虎，好歹挨到初中毕业，便下了学。他也喜欢办公事儿，谁家来了人，他老远看见了，跑到那家送个信儿啦；上边儿来了当官儿的，在队部里侍候的时候，提壶端盘子啦；杀猪剥皮的时候，拽个猪腿啦……他都干。
他仍经常向“指导员”要母亲，哭起来能“嘤嘤”一天一夜。时间长了，他的神经开始有点小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就跑出去了，村里的人到处找。他拿着“母亲在遥远的地方”的小说题目来找我的时候，就正犯着神经。傍晚，他动不动便站到钓鱼台村东的山梁上撕肠裂肺地喊“妈妈——娘啊——”，山梁离村不近，听起来隐隐约约，使人想到《卖花姑娘》里面花妮的妹妹在黄昏的雪地里哭喊“姐姐——”的那种声音，那种氛围。
王艳花给“指导员”出点子：“去找找同意他娘呗！你不是还有那个证？”
“指导员”便又卖了猪做盘缠，父子一块儿去寻“人”。
山外的世界很大，但人找人并不难。当“指导员”父子从张惠英的娘家又有目标地找到油田指挥分部家属区的时候，便找到了。
爷俩儿先去一家饭馆吃点什么。
一个服务员模样的女人直瞅他俩：“山里来的？”
“嗯”
“咦！怎么怪面熟呀？”那女人的眼睛在两人的身上来回撒摸一阵儿，声音突然发颤地：“是钓鱼台的？”
“你……？”
“你可是乃常吗？”
“指导员”嘴唇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是同意吧？”
“指导员”点了点头。
那女人的泪水“哗”地流出来，一下把同意抱住了：“我是你妈呀！”哭着把他俩领到外边的一个墙角里。过路的人看见这三个人低声地哭了好长时间，都挺纳闷儿。
“你俩先等一会儿……我去请个假，咱回家！”张惠英很快就从饭馆里出来了，“指导员”这才敢看她一眼：她并没见老，而且脸上白胖了许多，他突然有点犹豫。
“走啊！”她催促他。
“俺、俺不去了，在这里见见就行了！”
“……他知道！”
她在前边领着，有点神不守舍：你俩再、再等一会儿！
她走进一家商店，买了一瓶酒出来，塞到“指导员”的挎包里：“你就说是你买了给……他的！”
他心里一热。
她的神色也稍稍自然了一些。
张惠英的家很不错，独门独院，院子里架着葡萄养着花，屋子里是土洋结合，有八仙桌，还有沙发。
她手忙脚乱地招呼他们坐下，拿糖、沏茶，沏茶的时候，她将暖瓶盖儿放到茶壶里去了，又慌忙往外倒暖瓶盖儿。
她坐下，看着同意：“都长得这么大了！”
“指导员”泪眼婆娑地：“孩子想你啊！都想出病来了……”
张惠英的眼泪刷地流出来：“委屈你爷儿俩了，对不住啊！他让我打信的，也没打，他挺喜欢孩子……”
三个人傻坐着，同意怔怔地。好半天，张惠英又问道：“没上学呀？”
“上了，也不中用！”
张惠英看一眼挂钟：“他过一会儿才下班儿，他在厂里看大门儿，厂里照顾他，要不，我去叫？我去叫吧！”
她起身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他姓陈！”说完，又二番往外走。
门外传来“笃笃”声，张惠英扶着一个人进来了，那人一条腿，柱着拐杖，个子很高，脸膛很大，上身很魁梧。
“你就是刘大哥？”一进门，他便说。
“啊……啊！”“指导员”尴尬地答应着。
“你叫同意了？”
“是……大叔。”
“都这么大了！坐，坐下！”他嗓门儿很高，挺和气，“给准备几个菜，咱们好好喝两盅！”
“同意他爸给你带酒来了！还有沂蒙山的栗子、柿饼、大红枣！”
“是吗？那好！那好！”
张惠英管现在的丈夫叫“老陈”，管“指导员”叫“同意他爸”。老陈酒喝得很猛，一口一杯，几杯酒落肚，话多起来了。“指导员”这才知道，老陈跟张惠英原是一个村，两个自小就不错，虽然关系没明确，可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困难时候，张惠英进了沂蒙山，老陈去油田当了钻井工，一次事故中，他的腿让倒塌的井架给砸断了。张惠英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躺着。
“她当时是可怜我，我也知道她已经结了婚。可……钻井的油鬼子，就是好好的也没谁愿意跟；如今腿断了，谁还瞧得上？那时候，在山里结了婚，回来又找主儿的也不光她；加上我年龄不小了，就……对不起你呀，老哥！”说完，老陈站起来一鞠躬，却忘记了柱拐杖，一下子摔倒了，他竟趴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
“指导员”将他扶起来：“俺没怨你呀！大兄弟！”
“你应该告她！”
“告她什么？”
“告她重婚！”
“俺怎么能……”
“你……好人啊！”
这时候，张惠英将同意安排到另外一个房间里睡下，刚走进来，便听见老陈大骂“化工厂里的毛孩子”，骂他们“一个个贼不溜球，晚上一个人看大门看不住”，骂完了，便柱着拐杖趔趄着站起来：“我该走了！我去值班！你留下！我不行，没孩子……”
“老陈！你醉了，说胡话！”张惠英拽住他。
“老子没醉，你们……干就是！都有证儿！”说完，一下把张惠英推开了。
拐杖触地的“笃、笃”声在院外消失了，屋子里只剩了他和她。两人茫然了一会儿，张惠英忽然笑起来：“要不，你就听他的吧！他准了！”她偎到他的怀里，开始用手抚摸他的脸：“你老多了！”
他惊慌了一会儿，便将她紧紧地抱住了。他又感受到了那种他熟悉的女人的气息，她的身子很温驯……这时候，却又看见她的脸被泪水沾湿了，他马上挪开身子：“同意他娘，俺这就走！”
“上哪？”
“回去！”
“你疯了？”
“让同意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他想你啊！”
“这黑灯瞎火的，你就是不……也得等到天亮啊！”
“不了！俺到车站呆着，盘缠还有！卖的猪！噢，老陈说的那个证儿俺带来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两张结婚证，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你让老陈放心吧！”
她哭倒在他的怀里：“他是喝醉了，他不是说的这个意思！”
“俺知道，他是好人，这回咱都放心了！山里的日子也跟山外一样，好了！就是同意上学上得不咋的，老陈要是喜欢孩子，就把他留在这里！”
“你呢？”
“俺好说！”
她哭着捶打着他的胸膛：“你这个死人！死疙瘩呀！”
自打那回同意让我看过他写的小说题目之后，三年多了，就再没见过他。最近听钓鱼台的人说，同意考上了油田的一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张惠英倒是经常来看“指导员”，“指导员”借着看儿子也去过几回。两家走动得还挺勤，像走亲戚似的。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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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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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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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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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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