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卡尔维诺专门讨论过文学价值观里轻与重之间的对立。你的很多短篇,都更像他举过的但丁的诗句“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往往一面是“山”一样沉重、无可逃离的现实,一面是“有如大雪”的意象,轻飘、自由、舒展、无拘无束。比如《动物形状的烟火》里,失意潦倒的画家林沛面对自己一厢情愿臆想出父女关系的女孩,用童话的语言描述起那些动物形状的烟火,甚至自己也为这样的描述陶醉了。烟火这一意象的出现使文本也使主人公林沛的人生短暂地轻盈了一会儿,但也正是这样的轻盈,恰如其分地确定出你要表达的沉重感。《湖》里,是程琤想走到湖上,站在上面的欲望,“就像到了一块没有人的陆地”。冬日结冰不厚的“湖”的意象象征她远渡重洋仍难以摆脱的一种人生惯性的困境,正所谓进退失据如履薄冰。虽然冰一踩就会碎掉。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你其实是让你的人物认可、接受,他们试图追求轻快的感觉,却发现这竟是无法企及的。那么,文本中的轻与重,于你而言,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张悦然:对我来说,小说中的意象很重要,这些意象反映着主人公的需要和困境,同时也透露着他们的性格。但意象的选择,并不是刻意的,并不是我设置了一个意象,然后把它塞到主人公的怀里,而是写着写着,这个意象出现了,主人公受到吸引,就像磁铁似的,被那个意象改变了运动轨迹。比如说《动物形状的烟火》里的烟火,这个意象出现得比较晚,小说已经过了一半,并且是通过主人公随口编造的谎话说出来的,可是主人公自己却被这块磁铁吸了过去。烟火也许代表虚妄,代表美好的梦等等。
走走:也就是说,这种轻和重的对比不是刻意为之的?
张悦然:不是,但是如前面所说,意象里表现了主人公的需要,所以它是一种渴望,是一种脱离眼下现实生活的渴望。所以它肯定与现实生活有差异,甚至属性相反。比如现实是重的,追求的意象是轻的;比如现实是丑的,追求的意象是美的;比如现实是破碎的,追求的意象是完整的等等。
走走:就是说,你其实是进入人物,顺着人物的性格发展、内心需要而推动小说的?
张悦然:嗯,人物通常都有困境和痛苦,而他又不是傻瓜,所以当然会挣扎,会努力摆脱困境和痛苦,会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以便不被冲走。
走走:你对意象确实非常敏感,比如你在和双雪涛就《平原上的摩西》做对话时,就注意到毛主席像和烟火这两个意象(又见烟火,哈哈)。“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毛主席像,是和上一代人相关的,和男性角色相关的,承载着政治、历史、现实;烟火是和我们这一代人相关的,和女性角色相关的,承载着约定、爱情、梦幻,这是一组有形的和无形的,凝固的和飘散的,看似永久的和看似短暂的关系,但又是辩证的、无形的。短暂的烟火,又象征着永恒的允诺;而庞大的领导人像,则是只属于一个疾奔而过的时代的。”对别人文本中的意象你都把握得如此深刻,但是太明确太用力太容易被猜到被阐释的意象,会不会也使文本缺失了一种更接近生活本质的模糊、开放、不确定?
张悦然:嗯,有可能是的,但我没有刻意去想,它们会自己来。有时候,它们显得有点裸露,那可能因为它的作用太强烈,没办法回避和掩盖。但是,我真的觉得,分析别人的小说和处理自己的,确实两回事。我在读别人小说的时候,不会立刻抓住意象不放,然后分析它代表这个还是那个。只是在做更深入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看看这个意象,然后它的意思好像马上都浮现出来了。写自己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就说《动物形状的烟火》,我写了开头,以为茴香是个意象,我还想,要是没更好的题目,就叫茴香算了,又觉得不太满意,但是往后写之后,烟火出来了,更突出、显要。关于《湖》,湖这个意象比较清楚,不过湖到底代表什么,也说不太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湖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确是个先有的意象。在去纽约的时候,中央公园里的那个大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是冬天,在湖边餐厅吃饭,大湖上覆满白雪,很美,而且我还想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句子:当中央公园里的湖上结满冰,那些鸭子去了哪里呢?所以这个意象一开始就比较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但是它代表什么,如何和故事发生关系,都不太清楚,就试着去写,去弄明白。
走走:就是说,你和你的人物是在一起经验那些故事的。发表于《收获》的《动物形状的烟火》,让人感兴趣的点,是一个曾经成名如今落魄的画家,其自身的心理焦虑、患得患失,我觉得你把握一个中年男人向下坠落的人生以及他的心理感受方面,非常到位。
张悦然:我没怎么写过男性做主角,我觉得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难的倒不是他被邀请去富豪朋友家做客的心态,那种潦倒后的自尊和虚荣,是不论男人女人都有的。难的是他对女性的看法。小说里他遇到了之前有过关系的女人,他是如何看这个女人的,这个,可能要考虑比较多。比如他在和她说了几句话以后,已经感觉不对了,至少绝对算不上喜欢她,可是他不会善罢甘休,他还是想把她从这里带走。这种愿望,是属于男人的,女人可能是另外的思考方式。
走走:那你是怎么做到让自己在写作时从女性思维中抽离的?
张悦然:其实,试着离自己的人物远一点,观察他,打量他,写你比较确定的,不确定的就不去写,可以写不那么熟悉的人物。所以我用第三人称,并且叙述中有很多留白,当然留白也并不是仅仅因为我不是对他所有方面都了如指掌,还因为很多原因。比如我没有过多去写他所经历的那场失败的婚姻,但是我们都能在他身上看到失败婚姻留下的痕迹,看到他在和女性交往时候已经形成的一些保护机制,也许是受到一些西方小说的影响,我倾向于只呈现状态,而不是每件事都要追溯源头,说个明白。
走走:《动物形状的烟火》,是一个完全在作者掌控之下的故事。你更像一只黑猫,面对像小鼠一样畏缩的主人公林沛。你让他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清晨做了一个有关茴香的梦,因为你预设“梦见茴香,意味着某件丢失的东西将会被找到”,而林沛是一个“习惯了失去的人”。所以你让他在这一天开始有所期盼,正是期盼本身,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宿命论,开启了他的厄运。在写给《收获》的“创作谈”中,你强调:“林沛的问题或许在于还不够绝望……不够绝望、抱有幻想都是源自于那种宿命感。我们常常把宿命感视作是很消极的东西,其实正相反,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你相信宿命,就是相信在你身上发生的事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事实却并不是这样。那些所谓的逻辑或许并不存在,也没有那么多因果报应,世界无序而无常,事情蛮横地发生着,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这大概就是这个小说所要说的。”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世界如此悲观,以致一个虚构的世界都如此黑暗?
张悦然:我觉得这是一种世界观,与生俱来,没法改变。并不是硬拗的,好像觉得这样很酷。事实上,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我发生了很多改变。比如语言上的,从前的语言繁复、华丽,现在的语言比较简单、克制;比如表达方法上的,以前会有很多抒情的东西,现在也很少出现。但是,唯一没办法改变,或者我也不试图改变的是,那种绝望的东西。每个小说都像一副眼镜,我们戴上它,借助它去打量这个世界。眼镜上有一层色调,可能导致我们看到的世界变浅了,或者变深了,好像摄影里“灰度”的概念。每个小说给我的那个世界,灰度不一样,是因为作者眼睛里的世界,灰度就不一样。这个是天性里的,也是一种审美吧。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大多数美国小说所选择的happyending很不让我满意,我甚至觉得,这妨碍了很多小说的伟大,比如说《自由》。我觉得结尾的破镜重圆很做作,很假,也是一种妥协。但是换一个人,未必这么想,比如双雪涛,他觉得这个结尾很舒适,令人欣慰。所以,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得到满足的方式也不同。在小说里,我会倾向于那些黑暗的、绝望的表达,好像我在对作者说,刺破表象,给我看里面的,最里面的。一旦作者给我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我会摇头,觉得不真实。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在把主人公推向那个方向,而是我的小说,这副眼镜,灰度就那么深,戴上大多数情况会比较绝望……
走走:让我感兴趣的是,你说你自己不再相信宿命,要把小说从宿命论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在你主办的《鲤》上,你会专开一期讨论“宿命”?那一期的卷首语应该是你写的吧?“既然命运是神明为我们精心设计的,生命就是被尊重的,那么来这一趟,便是值得的。”
张悦然:在杂志里,我说的是比较积极的东西,我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宿命论一点都不悲观,其实挺积极的。我觉得相信宿命真的是美好愿望,像童话,觉得人生好精致,上帝都有好好设计过。这个“既然”,更像一种愿望,我希望是这样,但愿是这样。就像我希望人死后有灵魂,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一样,我但愿是这样。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声音,会说,恐怕不是这样(天蝎座真是怀疑论、阴谋论大王)……在小说里,那种怀疑就会特别强烈。
走走:回到《动物形状的烟火》,结尾小女孩利用他对自己未来温情的想象,恶作剧地将他关进车库,这一处理可以说是超出我想象的,是我完全没想到又很符合发展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小说体现了你对人的理解之深。双雪涛看完这个小说后曾经和我探讨,他本来一边看一边设想的结局是“两个被遗弃的人相互取一点暖”,没想到你就那么黑暗下去了。“节奏,点,都对。那个小女孩的设计,真是神来之笔。好像在一座园林里,突然看见一个飞来的小亭子。”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有如《水果硬糖》的结局?为什么会让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个孩子的冷酷?这让我想到苏格拉底说的:那些追求邪恶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事物是邪恶的,无知才是邪恶的根源。
张悦然:首先,我确实常常觉得孩子是邪恶的,这个邪恶,是那种无心的,或者漫不经心的邪恶。在《沼泽》里,我也写了女主人公特别害怕孩子,孩子走近她,看着她的时候,她会觉得孩子不知道会突然说一句什么话,伤害了她。而且,那些文学作品中的恶孩子,也特别让我着迷。比如说,麦克尤恩的小说里的孩子们,都很恶。那种可怕的恶作剧,孩子可能自己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或者是什么意义,可是它的威力是很大的。《动物形状的烟火》里,关到车库里的设计,是孩子的恶作剧,带着一种报复的色彩(男孩的意志),女孩也得到了满足,因为她“表演”得很棒,很成功,最重要的是,男主人公以为孩子会为动物形状的烟火着迷,可是孩子其实着迷的是黑暗的、害人的恶作剧。孩子喜欢的东西,和大人以为他们喜欢的东西,真的是两回事。
走走:霍艳写的评论《一种对绝望的热爱》中有这样一句:“在究竟是世界不肯给林沛机会,还是作者不肯给林沛机会这个问题上,作者大概一开始就打算将绝望进行到底。……击垮林沛的是作者,而非命运本身。”双雪涛的评价是,“不是为了冷峻而冷峻,是很平实的,很自然的冰冷”。你最好的朋友周嘉宁有一个观点很有趣:“我其实打心眼里排斥一种作家,就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心里的黑暗面在哪,但是他们对此采取逃避的态度,惟恐被别人发现,啊,原来他们是这样的!”而你正相反。你不担心发生尼采说过的状况?“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张悦然:我担心也没有用。因为就像我说的,写着写着,就会变成那样,根本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最后主人公总是死掉,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要不死掉,好像不算完结,或者没有那种结束的庄严的仪式感。后来人物总算不死了,我自己松了一口气,可是他们还是不大好,好不起来……但是,现在觉得,这也不要紧,有一些别的意义上的改变就好了。比如说,某种超越,某种理解,某种融合,某种抵达。这些都是希望。在《湖》的结尾,男人不再重要,主人公从中摆脱出来,去了对岸,这是我写过最光明的结尾了。
走走:当时你这个小说也引起过我的一些同事讨论。后来我们索性讨论起怎么写“恶”。我的同事王继军说了这么一句:“有人看人作恶是作恶,有人看人作恶是迷途。”迷途的境界,大概指的是悲悯。霍艳的评论里提到过你的经典书单:安吉拉·卡特的《焚舟记》、克莱尔·吉根的《南极》、塞林格的《九故事》、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欧美文学中的“恶”,往往是极致的恶、纯粹的恶。“倒是俄国文学里的‘恶’,有迷途之感。”(双雪涛语)综观你的小说,几乎不见悲悯,或者说仁慈。你觉得这和什么有关?思维的维度?信仰的有无?
张悦然:我觉得以作者是否处理得足够仁慈,来探讨小说,是不大对劲的。卡夫卡仁慈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仁慈吗?《自由》倒是仁慈的,可是这仁慈是我们需要的吗?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其仁慈之处,都有自己理解的仁慈。比如《湖》里,最后我给程琤的梦,这算不算一种仁慈呢?这里我就想举奥康纳的例子。大家都说奥康纳黑暗、绝望,其实是误读。奥康纳觉得自己可仁慈了,特别仁慈。奥康纳在创作谈里,提到一个词,特别重要,对我也有影响,就是“天惠时刻”。在奥康纳的小说里,最后一个抓住的把手也断裂开来,主人公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样的结局,看起来真是绝望至极。但事实上,奥康纳可不这么想。在她看来,只有到达那样的绝境,新世界才会降临。这和她的信仰有关,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文学访谈中,她曾多次提到“天惠时刻”一词。她认为,当她的主人公被置于黑暗的、毫无依伴的境遇里的时候,他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领受到神的恩惠。那无疑是他们得到成长和重生的机会。所以,那些绝望之地也正是希望所在。奥康纳眼中的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黑暗。她把那些绝望的时刻,看作打开另一扇门的时刻。所以她觉得要不到那样的时刻,那些主人公还糊里糊涂在迷雾中走呢。每个作家对仁慈的理解也不一样。比如《家》的结尾,我让小菊允许她的丈夫来找她,甚至自己有所期待,这个是仁慈,同时,这个也是现实,也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对女主人裘洛的模仿的失败。那么,这个结局到底算是绝望还是希望呢,也很难说,是仁者见仁的问题。
走走:对我来说,我觉得很绝望。就是兜兜转转,她还是回到自己的命定的路上。
张悦然:是啊,我也觉得绝望。可是你去采访一个保姆,她会告诉你,离婚很绝望的,凑合着过还行的,不算绝望。
走走:我觉得,知道自己心里黑暗面的作者,比不知道的那些要有更多可能性;如果知道自己心里的黑暗面,同时也看到亮的方向在哪,把黑暗和亮同时给自己笔下的人物,会更上一个层次的吧。
张悦然:可是我真的觉得给不给亮,是个天性里的东西。我没办法忍受《自由》那种结尾,觉得它怯懦,觉得它不真实。可事实上,人家挺真实的。希拉里竞选词里还说,whenfamilystrong,Americanarestrong.(大意)所以,我觉得绝望与否,除了和天生价值观有关之外,还和国家、种族有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美国作家,大多数热爱happyending。但是好像美国南方作家就不是这样,所以,和地域关系也挺大。当然也和时代有关,比如说菲茨杰拉德的时代,同样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很绝望。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美国人好像就不喜欢那种绝望。
走走:而在今天的中国,绝望本身就和希望一样,其实是特别纯粹特别奢侈的精神追求。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生活里需要有“望”这个字。
张悦然:是啊。所以,也可以说,我写得不是绝大多数人。因为我小说里的人,不管做什么,都有“望”。我觉得阅读绝望的东西,不一定给人的就是绝望,就像我们看犯罪小说,并不会变得更坏。就像前面的比喻,小说是一副眼镜,里面的世界都发生了变形,色调也不一样。可是我们通过这个变形的世界,却能够发现事物更真实、更深层的意义和真相。如果小说给我们的都是真实世界,和我们肉眼看到的一样,那我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就像我读麦克尤恩的小说,发现了孩子身上的恶,但是我不会因此就否定孩子的良善和天真,我只是了解了孩子是更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绝望里,可能隐藏着一些事物的真相吧(我但愿如此)。
走走:双雪涛因为特别喜欢你这部小说,曾经和我提起过他考虑的另一个结局:“男人进了那扇门,女孩儿把他关住,我觉得稍平。当然这种决绝干净,也是一种可能。如果我处理,会考虑让那个车库,还有个门,或者有一把钥匙。这是一个游戏,女孩儿主宰,但是不是没有机会走出去。她可能就等在另一扇门那,等他一起看烟火。男的,被加害惯了,心里的烟火灭了,他觉得一定没路,死局。所谓迷途,不是没路,而是有路没有走出去。所以他看不见烟火,烟火璀璨的时候,他在黑屋子里。这个动物形状的烟火,我理解是心性,一种自我想象。”你对这样一个结局怎么看?我个人可能会更偏爱这个结局,因为它其实已经把绝望(外在的)推向了无望(内在的)。
张悦然:嗯,我觉得挺好的,我其实一开始也想过一个类似的结局,就是女孩可能有点呆傻,比现在呆傻,她以为男人是在和她捉迷藏,她一直在外面等着,但是她不知道应该去找人求救,类似这样的一个结尾。
走走:这个结尾很有意思。这种对人的误解,对可能有的恶意的猜测,我觉得会把林沛塑造得更复杂。
张悦然:有可能吧,会更复杂。不过那样,我觉得孩子的角色有点过于突出,她的性情也暴露得比较多。我比较喜欢孩子像个谜的感觉……就像现在这个女孩,你很难说她是被利用,还是自己很享受表演,她是个谜。反正我写着写着,就变成这样了,女孩成了个黑匣子,她所给予林沛的温暖的东西,可能都是林沛的想象。不过要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写,大概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因为不是去看烟火,而是试图以玩捉迷藏的方式把女孩带走,结果被关在了车库里,所以也没有烟火了。可以说,从想到烟火的时候,这个故事已经往现在的方向走了。
走走:你曾经说,《家》是你最接地气的一部作品。你写了一个富庶空间里,一个爱读小说的知识女性的逃离,又用几乎同样的篇幅,写了爱上这处空宅子因此开始考虑起离婚的钟点工的故事。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家》和《动物形状的烟火》都描述了某种豪宅生活,但这种生活给本来属于这一阶层的男女主人公带来的却是焦虑的压力,反之,在其中游移的钟点工们却处之泰然,没有任何不适。受过高等教育、跻身或曾经跻身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们会对自我所处的“美好生活”进行反思,考虑虚假与否的问题,或者因为敏感,所以意识到资本等级制度的压迫;钟点工们却因为没有向社会更高阶层转化的明确目标,因此心理上反而不受挫折。我觉得这给我们的“底层叙事”带来了新的图景。
张悦然:嗯,不仅仅是底层叙事吧,我其实挺想写中产阶级的痛苦和烦恼的。不过我已经发现,这个在当下特别没有共鸣。我发现,虽然我们的评论者看过无数西方小说,接触到无数中产阶级及他们的痛苦和困境,可是也许他们在读中国这个环境里的中产阶级的故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些痛苦没法和底层的痛苦相提并论。
走走:你会因为在意评论家的声音而不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吗?
张悦然:不会。我只能写我了解的,比如说底层范围里,我只写过保姆。因为我只了解保姆,我不了解别的。中产阶级和一些底层之间发生的交流、反差,我很感兴趣,就像《家》。阶层并不是封闭的。
走走:为什么你要在《家》里通过转换视角的方式写一个钟点工小菊的故事?表面上她“代替”了女主人的位置,但她们的身份其实是不可交换的。
张悦然:是啊,但是她暂时成了房子的女主人。我写了这幢房子的两个女主人。一个真实的,但她抛弃了这个家;一个暂时的,她渴望这个家。然后女主人后来去了小菊离开的家(地震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角色的互换。这里,我用了一个大的事件作为推动。这个地方,你之前也和我探讨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我自己一直比较排斥这样使用一些外部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和我的小说有点格格不入,我也一点都不希望借此制造话题。但是对于《家》,我只能像写《赤地之恋》的张爱玲那样,为自己喊一句,“这些都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真实的事件用到小说里,就显得假了。事实上,当时地震之后,我去了北川做志愿者,而我家当时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是北川旁边一个地方的人。我走了,去她家附近做志愿者,她继续留在北京,留在我家,帮我打扫卫生,喂猫。她对我对于整件事的热情表示不理解。这种身份交换,我觉得很有趣,一直都想写,后来用在了《家》里。
走走:“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真实的事件用到小说里,就显得假了。”——就你这个例子而言,我觉得因为抽离了真实的情绪,比如“她对我对于整件事的热情表示不理解”,就是如果你写出这种不理解,大概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不真实……小说里我觉得做作的部分不在两个女人之间的互换,而是男女主人情感走向和人生选择的某种巧合。
张悦然:写了不理解了,小菊不相信是看到了裘洛。至于人生选择那里,确实有巧合。不过当时北川也真是漫山遍野的志愿者,谁都不怀疑里面会有不约而同的夫妻、朋友。
走走:《家》让我觉得你对爱情的文本态度很有趣。一方面你淡淡点出这对同居多年的情侣“貌合神离”,但他们居然同时选择了离家出走不告而别,也就是说,他们默契地同时试图摆脱物欲生活的控制。这一方面带着预设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悖论地证明了他们的心性相投。“离家出走”,自欺欺人的同时却变成了一次对真爱的验证。
张悦然:是啊,我觉得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这对夫妻都觉得,生活现在这么乏味,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伴侣,错误出在伴侣的身上。这是中产阶级高发的错误认知。
走走:你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不是已经逃离,就是正在逃离的路上。但是解放他们的,总是一些偶然的外在事件。《家》中的裘洛和井宇,是井宇的升职;《沼泽》里的美惠,是比自己年长二十五岁的丈夫突然的死亡;《湖》中的程琤,是女友璐璐的被谋杀以及璐璐曾经喜欢过的中年男作家的到来;《怪阿姨》里的苏槐,则是父亲的死……他们的自我意识似乎是在日常生活的规范下沉睡的?
张悦然:我觉得我的人物自我意识一直很活跃,没有在沉睡,可是需要一个临界点的到来,需要爆发。或者应该这么说,他们需要一个去认识自己,面对困境的机会。比如《湖》里面,璐璐的死,让程琤了解了自己的渴望,想要挣脱现在的生活。璐璐死之前,她在某种虚假的平衡状态里,通过璐璐得到一点活力,一点养分,继续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但是璐璐的死打破了这种平衡。我觉得人生常常是这样,我们会倾向于维系某种安全的状态。一种相对来说,安稳的处境。哪怕它有很多问题,我们会尽量不去解决,比如说,很多人的婚姻,不就是如此吗?婚姻是安稳的,是正常的状态,正常人的思维都是考虑过下去,而不是每天想着离婚。但是有一天,平衡打破了,问题凸现出来,逃避不了了,人们就必须去解决和面对了。
走走:如果说《动物形状的烟火》、《家》等等是你当下阶段靠近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那么《好事近》就是前一阶段的代表作了。两个女子的同性之爱,平行出另一段少年与中年男作家纠葛数年的同性之爱,最终在欲望的经血与死亡的鲜血中交汇。形容词用得华丽、残酷、暴虐,让我想到安吉拉·卡特的一些作品。就你目前状态而言,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换是双向的还是单向度的?是因为时间的缘故,逐渐从形容词的小世界过渡到了动词的小社会吗?
张悦然:如果写散文,我还是会用比较丰盈的语言;小说的话,好像有点回不去了。不过,对于一些魔幻题材的热爱还在,有时候会想写那样的,比如《怪阿姨》这样的,还有《老狼老狼几点了》。
走走:你似乎对设置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性作家的人物形象情有独钟。《湖》中的夏晖、《好事近》中没有名字的著名作家,他们甚至没有清晰的外貌、性格尔尔,符号一样的存在却遥遥构成主人公行事的动力。他们是潘多拉魔盒,是主人公打开自己的工具,你有没有想过,是怎样的下意识使你总会有这样的人物设计?
张悦然:我就写了这么两个吧……不过,我觉得早年我对中年人态度比较单一,会觉得中年人怯懦甚至猥琐。到《动物形状的烟火》里,我开始同情、理解,我想就是年龄的关系,也是理解能力的问题。
走走:我看了几篇关于《好事近》的论述、点评。杨庆祥认为美丽的、充满女性特征的杨皎皎和厌食并服用少量雄性激素以让自己抹去女性性别的“我”其实是同一个人;当“我”看到报纸上中年作家被刺昏迷,猜到凶手是朋友蒋澄后之所以要求他过来杀死杨皎皎,自己也举起水果刀,是因为“我”要杀死自己或者自己的影子从而获得最后的拯救。有趣的是,我还看到有网友认为,应是“我”杀的那个作家,而非蒋澄。你写作时的本意是怎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出性别?
张悦然:我其实想写的是“我”变疯狂的状态。其实也可能去杀男作家的根本不是蒋澄,但是“我”觉得是;到底杨皎皎是不是和作家在一起,也不是确定的,都是“我”的理解,“我”把自己的感情问题,和蒋澄的捆绑在一起。并且认为,蒋的解决了,自己的也需要一个解决。我是在写一个人变疯狂的状态,有很多被害妄想,并且回避自己做的可怕的事,比如虐待杨皎皎。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发疯的人,其实不太好写,当然你可以用不正常的话语方式来实现,但那显然不太高明,对吧?
走走:嗯,可能关注点被蒋澄分散掉了。而且第一人称,很容易让读者站在同情的立场。
张悦然:是啊,不过我觉得,在《好事近》的时候,我已经试图在写一个不让读者那么容易去同情的人了。早年的写作里,总是充斥着自怜和自恋的部分(特别是女作家,很难避免)。我希望能克服这种自恋自怜。至少在《好事近》里,这个主人公,不再是先前那种女性形象了,是不是能把《好事近》看作我反“自怜自恋”的一次努力呢?
走走:发在《收获》上的《嫁衣》和《好事近》有某种相近的人物模式:主人公都是偏执型人格,都失去了对爱情的信心,只不过《嫁衣》中的刀面对的是明为好友暗为情敌的女人带来参加婚礼的美丽的黄色连衣裙,《好事近》中的刀面对的则是背叛了自己的那具柔美的身体。Χiυmъ.cοΜ
张悦然:嗯,刀都是一种报复的工具。而且这两个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妄想”,对伤害、背叛的妄想。所以我在想,也许要是那时候写《动物形状的烟火》,就会是主人公妄想出来的伤害。在某个时期,都会有一些思维定式,也会得到突破。《嫁衣》和《好事近》的人物,都有比较强烈的情感,到《动物形状的烟火》,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走走:即便是写日常生活,你关注的,也是非常艺术化的生活。《动物形状的烟火》里,林沛是个画家;《家》里的裘洛,是一个少女时代有过写作梦想因此非常苛刻的读者;《沼泽》里的美惠,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湖》和《好事近》里,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一千零一个夜晚》里,则是修复和仿制古董家具……是因为你觉得,只有纯粹的精神生活值得去写,还是仅仅因为那些生活是你最熟悉的?
张悦然:既是我熟悉的,同时好像也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些关系。比如说美惠,我想讲的是那种优越感,那种优越感对她很重要。我其实不想写和我离得很近的人,你说和我有相似,只不过是生活层面,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但我也不会刻意塑造完全不熟悉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不是说懒惰,不想做研究调查,主要是,当人物离我近一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对他产生感情,我可以把这种感情藏得很深,但是我必须对人物有感情。比如《动物形状的烟火》开头,有关于林沛在工作室通炉子,在水池小便等细节,这些细节隐含着我对他的感情。而且,也许我确实喜欢写那些有精神、心智优越感的人,那些有觉醒意识,想摆脱日常生活的苦闷的人。有点像耶茨的主人公,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想要强调这种不一样。
走走:但即便你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们和文学艺术离得如此之近,他们却仍然感觉虚无。什么样的生活才真正值得一过,才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感、充盈感,你似乎从未给出过回答。
张悦然:我觉得,确实没有答案。这同样也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幸福,要是明天股票升1000点,我的主人公们就能幸福,那该多好。可是没有一条我们确知的通向幸福的路径……我所关注的人群,也总是受到“意义”的困扰。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折磨着他们。所以他们更难以得到幸福,也更容易坠入虚无。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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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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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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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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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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