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作为编辑,我看来稿时有个心得,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起得风花雪月、各种精心雕琢的,格局基本很小,主人公的生活也会很“文艺”,精神做作。反之,主人公名字普通得混进人堆里的,却有可能带来惊喜。从《衣钵》里的李可,到后来的小江、小丁,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小说主人公名字的变化?给我感觉是,你越来越不想强调他们的存在,然后潜下去“恶狠狠”讲一个他们的故事。
田耳:你的心得我也有,把名字取得花里胡哨的,我觉得小说往往使劲使在小的地方,大都舍本逐末。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尽量不让人名晃人眼目,而且我觉得那些对小说人物名字很感兴趣的读者,也绝不是我目标读者。
走走:“我宁愿去相信一些不着调的事和一些难以想象的、跳跃性很大的联系,这使我平淡的生活里能够充满乐趣。”(《事情很多的夜晚》)我觉得这似乎是你自己真实的写照,否则难以想象在气柜上做爱却因气柜爆炸而被冲上天的结局,或者符启明“黑夜观星”这样的意象……
田耳:应该是这样,二〇〇七年获奖之前我基本是独处,经常住在乡下。别人觉得我闷,其实我觉得自己活得充满乐趣,这也没法和他们沟通。比如晚上看书经常可以看通宵,就是读书能给我足够的快感,根本睡不着。我要是建议身边的朋友也这么干,他们肯定当我耍他们。
图像不太容易引发这种“不着调的事和一些难以想象的、跳跃性很大的联系”,只有读书,符号系统导致的联想才足够丰富。
走走:有意思,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我基本想象出发点都是电影这种图像。
田耳:影视也有,但我觉得读书更私密,好的电影电视剧,过于公共,得来的,也常是共识。
走走:小说都是写存在写人性的,虽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仍有高下区别。就像有评论家说的,“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来的是我们的心象”。你觉得是什么造就了你这种对世事的通达认识?虽然你在生活中是个小事迷糊的人……
田耳:真的很悖论,生活中我确实迷糊,但一到写作,就清晰起来,所以我写作也是为了体面,证明我并不迷糊。我开始写作时,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对我建议最多的,还是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那一套,要深入生活,不能待在书房里。但不认识我只看我小说的,就以为我阅历特别丰富,所以我写作也才有快感。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深入社会,九九年毕业外出三年又回到家中独处,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我阅历丰富?其一固然是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但读多了容易死板(这我也早已意识到);其二就是我发现我进入“社会”特别早。人家都是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但我可能是初中。我读小学是在一个作文教改试验班,叫“童话引路”试验班,作文课全是写童话,毕业前全班四十五人有三十多个在杂志上发表过,我并不突出,但觉得小学生活很幸福,是一种脱离我们小县城环境的理想化状态。一进入初中,就像进入了社会,我初中所在班是体育生班,我们小个被欺负很厉害,初中三年像是坐牢,心理也是在那时候扭曲的,有了恶狠狠的态度。读高中时我是去吉首市寄读,那学校在整个地区最好,环境有所改善,但我初中得来的经验使得我要混出一票朋友,甚至打架斗殴,被劝退,也差点被开除。
事后我想,要是我学业顺利,成绩不会这么差,会考上不错的大学,但我很可能不会写作的。我也意识到我的思路是和别人不一样,不是故意,而是阴差阳错形成的,所以生活中不讨好,但写作中特别管用。
举一个例子,初中时被一个同学欺负太厉害,他一找我落单就揍我,他是练举重的,和他动手我不是个,所以想到离家出走,想到逃学,但都还得回到那个班。父亲看出我有情绪,问我,我也就讲了。父亲跟我们班主任反映情况,班主任在班会上批评了那同学。他上台做检讨,倒像是在做获奖感言,全班同学一齐嘲笑我,都说这事你怎么能告诉你爸爸?当时我如梦初醒,意识到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懂得这道理,但别的同学都那么成熟,都懂得。即使很多同学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但那一刻他们的委屈也尽可能由我这白痴的举动开脱。初中三年,这样的领悟实在太多,所以,那时候是无心读书的,完全就是进入社会,接受丛林法则的体验。
走走:所以你才对“身份”很关注?比如少年时代极其憎恨和厌恶的那个专制和蛮横的坐摇椅的男人,却成了成年后自己羡慕并刻意模仿最终也成为那样一个男人(《坐摇椅的男人》);由围追小偷到被诬为小偷,并最终被围追(《围猎》);被全村人奉为“牛人”的却是一位在城里给人跪着唱歌的三流歌手;为了争唯一一个转正名额的辅警们……
田耳:是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融入不了大多数人,容易落单的那一号,所以我做出很大的努力就是要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大专毕业以后我去学空调维修,踩着单车去上门服务,别人对维修工也很客气,那两年就特别有融入生活的感觉,所以还是很惬意。
至于“少年时代极其憎恨和厌恶的那个专制和蛮横的坐摇椅的男人”,也是我最强烈的体认。我觉得人极容易成为你厌恶的那类人,而不是你喜欢的那类人。为什么这样,我一直想不明白。我甚至怀疑,厌恶和仇恨的力量远远大于喜爱的力量。你闭目一思,想到仇恨之人,比之想到喜爱之人,情绪波动的程度,哪个更大?我们读大专时,就以找到读大本的女友为荣,这也是“身份”的意识……
走走:最终,生活中你想形成的身份是什么?这和你的人物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吧。我记得马尔克斯有个短篇,《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一个女的阴差阳错搭上送病人去精神病院的车,她本来只想去那里打个电话,但是进去后,她再也没法证明自己是正常的。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都是在旁人眼中形成的。
田耳:这个是还没有思考通透,说实话,我认为我想形成的身份,想达到的形象,其实是我达不到的。我很想自己的眼睛游离到身体之外,像看别人一样冷静地看待自己,这样才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
走走:《衣钵》里面涉及的其实是两种身份的问题。一种是子承父业的身份转化通过父亲的死亡实现;一种是李可的大学生身份向乡村道士的转化。我觉得后一种尤其有意味,北大教授严家炎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对乡土的叙述是没法通过民间或乡土自身来完成的,它必须借助一种外来的、异己的力量。你同意吗?
田耳:我发现,写乡土小说其实是有两个角度的,一是对外展示,二是反观自身。严家炎这段话,是否定了前者,认为后者才是惟一有效的乡土叙述。事实也是这样,现在一写乡土,很多作家竟然还想着要满足读者一种“猎奇”的眼光,这一路数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沈从文的厉害,就是两者兼有。而且两者他都做得最好。
走走:回到《衣钵》,这小说据说你是有电大同学原型的,当时你是不是面临类似的身份困扰?
田耳:是的,毕业时相当迷惘,入学时我们算是师范类学生,但毕业时教委又下发规定,说师范学校之外的师范类学生,要重新培训一年才能上岗当老师,所以我与同学都经历艰难选择,大多数自认倒霉,又交学费再去各县进修学校培训一年,分到乡下当老师。少数像我一样,到社会上瞎混了。Χiυmъ.cοΜ
走走:为什么你总是少数人?你这样的决定,当时你的父母没有强制干涉?
田耳:天生的,读书时就是个刺头,小学毕业后,基本就没和班主任搞好过关系。我父亲是特级教师,按说教育局要接纳子弟,但我父亲也是个炮筒子,开会时爱数落领导。同样的情况,别人都搞得定,就他没有把我的工作搞定,所以他不好干涉,还觉得有些对不住我。但没去乡下当老师,我是窃喜的。我口齿有问题,怕误人子弟,也怕分到乡下回城都回不了。我当时想着,即使当老师,也必然辞职,这更会伤着父亲的心。我也是进到作家班,才觉得很多人和我投脾气。
走走:《天体悬浮》里的辅警抓粉哥、卖淫女,还有出租屋、足疗、娱乐城、成人用品店,这些人物、事件和物象,泥沙俱下,我们来谈谈长篇里不可或缺的混沌吧。有一种说法,就是太精致的写法,很难写成真正的长篇。比如法国新小说那一派,比如中国的那些先锋作家们,在语言上太用力的,不允许自己横生枝节的,没法天外飞一笔的,长篇就会写得很辛苦,读者也会觉得气韵不顺。长篇需要泥沙俱下,需要闲笔,需要其中有一种不清晰的混沌。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我理解的混沌是一种敢于失控的文本自信,同时对枝枝蔓蔓的这种选择是一种对“脏”的审美,它用来平衡文本中过于整齐的气象。换言之,混沌的好坏、程度,其实能看出作者的性情。是否敢混沌,是匠气与才气的区别。
田耳:小说本来就是藏污纳垢的东西,它应该容许废话,容许不整饬,不讲理,就像我的生活,本来就是浑浑噩噩。太有理性的人活得累就是这样,因为生活中太多非理性的东西。基斯洛夫斯基《十诫》中有一部就是讲这个的。中短篇讲局部,讲细节,可以精细,可以避开整体的非理性,但一到长篇,确实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有些不讲理的成分作为“标配”,它才能应合我们生活整体的状态。
但我对这问题看待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是“才”和“气”的问题。写作者自身的“才”与“气”可能是必须分开考量的概念,“才”对应的是小处着眼、绵密紧凑、精雕细琢;而“气”对应的则是不拘小节、一泻千里、恣肆汪洋。才气兼济固然难得,但这种平衡难以把握,技术难度太高;实际操作中,“才”、“气”之间若不偏重一边,兼济反而易流于平庸。在写小说时也应与此对应,中短篇偏重对自身“才”的发挥,而写长篇则要养“气”。
若以控制作解释,“才”是一个写作者可以牢牢掌控的能力范围,而“气”则是你敢于失控,然后在控制—失控—再控制的往复过程中体现自己表达自己的能力。
走走:我和你谈这个问题,是我意识到自己写作的局限。这和人的性格也有一点关系。你说写长篇要养“气”,你觉得“气”怎么才能养出来?
田耳:这个一时半会也真说不清楚,太浑沌,或者“气”正是以浑沌的态度应对浑沌的法则。
关于气,有一本书应该看看,日本人写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将殷周到清代“气”这个概念的变化过程全部梳理了一遍。
具体到个人的处理,可能各施各法了,比如说我就认为,要写长篇必须挑气场,要到合适的地方写。我们写长篇,其实投入太少,都在书房里,生产线一样地弄。但你看国内的长篇,最好的在陕西,其次山东也有,但江浙一带人写中短厉害,写长篇都是中篇架子,一使劲就使到小地方了。四大名著有三部都是江浙一带出的,这一带以前文脉深厚,后面就弱了,只出小东西。
走走:为什么呢?以前是因为鱼米之乡,比贫瘠之地多了写长篇的物质条件?当温饱问题解决、拉平后,地域局限就出现了?
田耳:可能是战乱,可能是经济格局对文脉的破坏。你说长篇不能写得精细,可能只是目前针对我们面临的困境提出的。但事实也是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语言极差,但气场极大。搞写作的往往看不起《平凡的世界》,但它就是能让随便一个人一口气看完。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啊,很多人把它当《圣经》读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可讨论的东西。《五灯会元》里不是也说嘛,要从“尿臊气中求参取”。你看路遥帮助自己作品立足的过程,很钻营,但钻营得真诚,最后他一条命也化进作品去了,留给人“道成肉身”的实效。长篇小说,确实是阴差阳错,自有命数,人力莫为。
走走:就目前格局来看,国外的一些优秀长篇也是这样,像弗兰岑的《自由》,像波拉尼奥的《2666》,能上参天象下观蚂蚁的,根本上说,是一种看待万物的价值观的不同,微物中见神灵,见不见得到,甘不甘去见,都是各人有各种选择了。
田耳:对,长篇应是独异的世界,写同样的事,但因为作者看待事物眼光的不同,他构筑的长篇世界自成一体,对我们已有观念形成冲击或冒犯。其实写作有一定经验的人,都看得出这个道理,实际操作中,独异的眼光往往是憋出来的,不是浑然天成,所以成效甚微。
走走:你的小说里,世俗生活和诗意并存。比如《天体悬浮》里的“左道封闭”,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词的,就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的趣味?
田耳:每个人对语词和词语都有敏感性,敏感性建立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很顺的东西,所以写小说中的人名,或风花雪月,或高古凝重,但小说本身却压不住这些名字,两张皮贴不上,突兀棱嶒。有的喜欢别扭一点的东西,像我就这样,“左道封闭”不像地名,但我写出来熨平了,贴进小说了,别人就会有印象。一个小说,人名也好地名也好意象细节也好,能够锲钉子似的让读者记下一两处,就已相当不容易。
以前有部台湾电影,名叫《国道封闭》,觉得好,片子一直没有淘到。后来我在马路上看见一段封闭维修的路段,看见两边的牌子都写“左道封闭”,觉得这比“国道封闭”更有意思,就用在小说里了。
我发现这些细微处的发力,往往也只是写作的朋友可以理会。比如说我喜欢将一支烟写成“一枝烟”,后面就有两个写作的朋友注意到这一点,印象还深刻。
还有,关于写小说中的人名,给我印象深的是温瑞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拧巴之人。知道四大名捕各叫什么名字吗?冷血叫冷凌弃,无情叫成崖余,追命叫崔略商,铁手叫铁游夏。这都叫什么名字啊,我反而记得住。
走走:“支”和“枝”的区别,讲讲?因为一般校对都会把它改掉的……
田耳:“支”和“枝”的区别在于,“枝”很少人用,但讲其实也能讲过去。如果不被编辑改掉,印出来,就会像暗号一样联络同道中人。
走走:那你那么多小小“机心”,要是没有读者认出来,不是会很寂寞?
田耳:等待就是了,这感觉蛮好,要给自己制造等待,好玩。
走走: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趣的人吗?你家里人,比如你女儿怎么看你?
田耳:我想有趣的时候别人未必理会,但有时候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又搞得别人乐不可支。我觉得我是尴尬之人。我女儿不太理我,她随时会找我,找到以后就掉头离开。
走走:有作家去过你家,说是“靠桌的墙上贴着很多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些小说里的关键词、对话、人名或灵感突现时的感受”,这让我想到纳博科夫的写作卡片了。
田耳:这是在一本编剧技巧里看来的,悉德·菲尔德的一本书。用了之后还有效果,但我弄得零乱,经常整理不好。现在都弄在电脑里了。和朋友聊天,还有上网,我就搜集一些有趣的,或者联想衍生出来。
走走:我发现,女性写作者笔下更常出现的是主人公和母亲的关系,而男性写作者更可能写的是和父亲的关系。《坐摇椅的男人》、《衣钵》、《父亲来信》……我们聊聊你小说里的父亲形象吧。
田耳:具体哪个方面?聊父亲,不知从何谈起。
走走:先聊聊生活中你父亲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谈谈你的文学转化?比如据说你最早写小说时是先给妈妈看的?
田耳:我出生时父亲在外地工作,七岁时他才调回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不适应有父亲。小时候父亲给我的感觉就是恐惧,调回家后他特别喜欢训我,每天至少四五次,因为我口齿不清,四肢也不灵活,感觉他特别失望。我的朋友还有弟弟对这个印象很深,就是我父亲老看我不顺眼。那时候父亲教训小孩都挺厉害,所以怕父亲和恨父亲特别普遍,我尤其是这样。受电影电视剧里一些狗血剧情影响,我老觉得自己亲生父亲另有其人,在别的地方。小学时因不适应父亲的到来就想离家出走,被他追回来,变本加厉地教训。但我父亲也很奇怪,说我这孩子有点好,怎么骂他,饭量都不减。我的顺从,可能也纵容了父亲想骂就骂。
我父亲是化学教师,一心要我学理,初中时专门辅导我化学,所以化学成绩在年级算是最好,参赛也拿奖什么的,但心里烦透了。加之总体成绩下降,就很厌学。高中彻底成为差生,父亲非常失望。反正,在获鲁奖之前,感觉父亲对我都是失望的。我父亲结婚很晚,结婚生我时已经三十八岁,现在七十多,身体还不错。现在很慈祥。我告诉我老婆,说父亲以前很凶,她都不肯信。我笔下的父亲和我父亲不一样,是我想象中父亲该有的样子。后来在家写作,主要也是母亲支持。幸好家里是母亲做主顾左右而言它
,父亲也没说什么。(呃,这么一说,要是真发出来,样刊都不能往我家里寄。)
另一方面,别人又说我的性格和我父亲挺像,就是倔,有什么说什么。我父亲在单位里就是炮筒子,有几次我听他指责同事,也跟我小时候训我差不多。但他没心计,肯帮忙,朋友也多。
走走:你的作品里第一个父亲形象是《衣钵》里的道士吗?
田耳:中篇《姓田的树们》写在《衣钵》前面,也跟父亲有关,里面的主人公田老反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这个小说里应该没有父亲形象,但跟我父亲有关。
走走:你以后会考虑呈现出父亲的某种真实吗?
田耳:没想过,不会的。生前不能呈现,死后更不能写出来。包括刚才说了那么多,整理成文档时,我也得改一改。毕竟是我父亲。
走走:你的小说,一般来说讽刺的味道并不是很浓,《长寿碑》应该是个例外。
田耳:是,而且我还想冲着《长寿碑》的路数走。我觉得年龄越大,越有说真话的冲动,要不然心中的无意义感会与日俱增。
走走:但是这种说真话是阎连科或者余华式的吗?
田耳:当然,也不能滑向阎连科那种。我不喜欢阎连科的小说,甚至有种反感。余华的我模仿不了,他的叙述方式我一直喜欢。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环境,总体的语境体现出来的虚假和懦弱,一直就在伤害我们的生活。
走走:余华自己也说过要“正面强攻”,那么他和阎连科的有什么不同?
田耳:巨大的不同,余华心无城府,但天性复杂,阎连科是反着来。
走走:但是说真话是要有学识底蕴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奈保尔,没有库切,我觉得我们对社会认识是局限在社会自身里的。
田耳:是的,有这体认。其实说真话而且能一直说下去,是非常需要技巧的,而说假话,技术难度相对小。很多人选择说假话,是环境使然,是能力使然,并非品性。前一阵冒出个袁腾飞,他说了那么多大家想说不敢说的,公开发表,很爽,但他可能不能继续说了。说真话,虽不能至,心想往之,反正还是要有这种追求啊。
走走:“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在我看来就是小说本质的东西”,我们来聊聊这个吧?
田耳:江苏作家林苑中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故事就是石头,小说就是从石头里炼出金子”。直到现在,小说对故事的倚赖明摆着,除非是给小说重新立法,在叙述上开疆拓土的天才和大师,一般的写作者还是得屈从于故事。先锋作家们的整体回归,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一直就认为说好故事是基本功,这个基本功练好了,你掌握了能让读者欲罢不能,非一口气看完不可的本领,再在此基础上往小说中加塞自己的东西,让别人读故事时悄然不觉地接受故事以外的东西。
走走:故事以外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说的真话?
田耳:肯定的,借故事说真话,是小说一大功能。我给别人写过报告文学和人物小传,还给自己写过工作总结,我发现这些反而只能虚构,或者有大量虚构的成分。
走走:但你看,你就不会玩文本套文本那些虚的。技巧有时确实是隔着一层。故事才是本质。
田耳:套层结构?我觉得是人家玩过的,不是很感兴趣。
走走:就是说,所有别人玩过的技巧,你都不想再玩?你只做最本质的,然后呢?
田耳:最近几年国内一些作家的长篇,经常是几条线,写几个人,从这个人写到那个人,每条线索都相对独立,但彼此又有纠葛。仿佛很新,其实《水浒传》就这么写来着,这是“金线串珠”结构。我不敢说我做本质的,何为本质?小说的本体论是什么?但我喜欢删繁就简。我对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不包括二逼文艺青年)有一个简单的判别方法:文艺青年把简单的事弄复杂,艺术家将复杂的事作简单呈现。
走走: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作家很多还没搞懂什么是结构(包括我在内),我有时一边看自己折腾,一边心里想,到底没本事钓条新鲜的鱼上来整,所以才要红烧糖醋的各种整。结构这个问题你怎么理清楚的?
田耳:我也没搞懂,只有具体的阅读中,感觉到某一文本很新,某一作家对结构的把握超乎常人。但要去捋出个所以然,那就得做研究了。我想,结构感可能是我们的劣势,所以长篇弱。法国人的结构感特别好,他们的长篇一直强,在此基础上可以怪异,可以天马行空。我觉得这可能和人种有关系,和基因有关系,比如巴西人就是能踢球,德国就是能不断地冒出哲学家,美国人就善于把任何事物商业化到极致,日本人就善于把龌龊感发挥到天真。
走走:所以你其实是把写作者分成了文艺青年和艺术家?
田耳:是的。
走走:你把自己归为哪一类?
田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我是作家,我的目标是艺术家。(这种话不好自己说啊……)
走走:“在自己生活中隐蔽越深,融入世相越彻底,越有重要的启悟和发现。”生活中的你是个怎样的人?我看你小学同学说你小时候很精,很会做生意,小学就搞过小型的邮票拍卖会,现在是把精明掩藏起来了,但人又狂了。
田耳:可能是有一点狂,以前不敢表现,是自我保护能力弱,怕挨打。越来越不需要精明了,因为生活越变越简单。
走走:你曾经说,写小说的,得“离功利最远、离孤独最近”,现在你在湖南当地应该很有名气了,功名利禄这种,怎么平衡?
田耳:说真的,我不觉得我有变化,生活也是这样,收入照样捉襟见肘,而且多了一位催促我赚钱的至亲啊。相反,我说话还是日渐小心了,以前,二十几岁,小说还发表不顺当,和一帮朋友成晚泡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候最狂。
走走:我看过你访谈里最狂妄的一句话是,“我的小说别人没办法概括”。为什么这么说?
田耳:事实如此,李敬泽汪政等评论家给我写评论时,都说我的小说适合个案分析,不好总体归纳。
走走:归纳和概括,这是两个概念。评论家的意思是,没法用他们某个成名一招鲜,比如乡土比如底层来归纳你所有的小说。
田耳:那就是归纳,不是概括。
走走:这种变化的丰富性你觉得取决于什么?你比较勤劳爱动脑?我觉得很多写作者一直在重复自己,一个叙述模式或者一个题材反复挖。
田耳:取决于我从材料出发,根据材料作出相应的处理,而不是什么先入为主的概念,也没想到要以稳定的面目呈现在别人面前。你说的这种,是主流的写作策略,效果也相对容易显现,就是给自己“注册商标”。
走走:写到现在,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一个?我看过一个访谈,是在你《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获鲁奖后,你说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原话是“不是不喜欢,不是很喜欢”。然后你说更喜欢自己的短篇小说。你自己的“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田耳:好小说的标准,一直在变化,一直也有反复,真的定不下来,要是一口说死,回头就会自己抽自己。目前为止,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小说还有几个,不像标准答案说,我至今还没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我觉得,短篇小说里《衣钵》、《夏天糖》、《坐摇椅的男人》、《氮肥厂》体现了我自己的追求,中篇小说中《一朵花开的时间》、《湿生活》是目前写得最好的两篇。
走走:据说你这几年每年春节都去沈从文坟前烧纸?这是噱头还是?以前我只知道有作家会在长篇写完,给自己小说里杀死的人物烧纸。
田耳:这倒是真的,坚持了十几年,慢慢也聚集了一帮朋友一块干这事。去年有几十人,在沈从文忌日去,祭辞也是我写的。二〇〇〇年第一次去,是年初三。按我们凤凰的习惯,年初三也是上坟的日子,但我父亲这边的祖坟在乡下,土家年(除夕前一天)去祭扫,母亲那边的祖坟在另一个县份,每年亲戚们约定清明去,所以那年初三没事可干。朋友们都去上坟,县城里到处都是鞭炮声。我是闲得无聊,买了纸钱和响鞭去祭扫沈从文墓。那年开始发表,我宁愿相信沈老保佑我,所以以后一直坚持去。坚持了几年,要是不去心里还有点发慌,怕这一年文思不畅。
走走:最后我们来聊聊你的知识结构吧。这次访谈我有个感觉,就是任何问题我丢给你,你都回答得贴心贴肺。你其实看过很多文学理论的书,但你没有用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话回应。你的每一个回答都真的在说你自己的小说。我相信你也看过很多侦探小说,所以我想知道,你怎么把它们化成自己的?很多人看书,是为了派用场,书是书,他是他。
田耳:有一副对联我很喜欢: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道家常。我看理论书也好,看侦探小说也好,还有别的书,都是随心所欲地读,不做笔记,喜欢的地方做一做记号,批一批。很多观点说得出,但常常忘了出处。
我从小对书有特殊感情,生活中我有点邋遢,但对待书特别周到,房间里惟一整齐的就是书架。豆瓣前年搞了个晒书房照片的活动,我也发帖参加,结果别人送我绰号“码书帝”。小时候太爱买书,父母也不乐意,提醒我只有工具书可买,买故事和小说书就是糟蹋钱。后来写小说了,我买什么样的书,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这书对我有用。写作对我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此,我可以放肆买书,现在已有一万四千册,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完了。
我看书,不是很虔诚,不是拿出一本非逼自己看完不可。我要书本取悦我,可能看了几十本,都看不完,但一旦遇上一本真正合心的,就有惊艳之感,就有邂逅之感,会反复地看。
我也老早意识到,书看多了人容易迂腐,所以阅读时我也有一种恶狠狠的态度,想象书的作者就是一个亲近的朋友,他在同我聊天,我时不时也要回几句嘴,找他的难看。这样读下去,才变成如今的思维和态度。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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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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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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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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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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