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人决定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时，共和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不希望建立纯粹的民主制而是希望建立代议制政府。但是代议制政府就像罗马的群山那样古老。来自13个独立小州的代表最终决定成立自己的防守联盟。但是联邦制共和国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将近一千年前。
然而，除了希腊的各个共和国之外，几乎没有人对雄辩术给予关注。相反的，人们普遍抱有哈姆雷特那种众所周知的偏见，对那些试图用”言词”来解决人世间种种难题的人深信不疑。但是，美国文化趣味的片面发展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早在两千年前古代犹太人就以著书立说而闻名于世，因为文学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的唯一方式。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小镇，所以根本就不能与东方或西方的那些繁华的城市相提并论。辉煌的所罗门圣殿根本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连那些古代的著名作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圣经·旧约》中可以找到的对其内部流光溢彩的形象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神圣地方的一切，无不受到追求华丽炫耀的思想的影响。通过这些描述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有着高度发达文明与和谐意识并且追求简单线条的希腊人，总是在回避这个闻名遐迩的建筑物，而到孟菲斯和底比斯去寻找灵感。
当然大卫（45）曾经是一个音乐家，他会演奏竖琴。但是那种叮叮咚咚的三弦乐器不能吸引那些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而且，由于古代诫律中的第二诫禁止他们画像，因此只有一个艺术领域是向犹太人开放的，那就是文字领域。
美国早期的文明是被清教徒支配的，他们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古代希伯莱人精神的继承人。他们完全按照《申命记》和《士师记》中的典型范例生活、吃喝拉撒、爱憎喜怒、耕种和收获、管教妻子儿女、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土著邻居。
因此，他们从心底蔑视那些更加优雅地表达心灵的方式，把它们视为异教邪说。因此，就像前面提到的，他们对画家、演员、音乐家以及其他没有什么用的人，有一种无端的不信任，而这些人其实只是想给当代人外在的欢乐和内在的美好增添一些东西罢了。
对于这一苛刻的清规戒律来说，雄辩家的艺术是一个例外。首先，它起源于希伯莱人，因此也就无可厚非。其次，雄辩数是神职人员维持对普通民众控制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教徒们被剥夺了从巴赫、韩德尔的音乐作品中获得慰藉的权利。因此他们饥饿的心灵，就开始在关于地狱的诅咒的长篇讲话中寻找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脱。这些话语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各种场合中所能够享受的东西。演讲一直都是美国移民非常喜爱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当他们向西迁徙的时候，雄辩术也就跟随他们进入了荒原。当人们争取独立的时候，神学演说家被政治布道者所取代。如果说那些更古老的共和国不需要多少语言就得到了治理，如果说威尼斯、冰岛、荷兰和瑞士在没有爱国主义词句的情况下就对它们的国家和殖民地进行了很好的治理，那么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用口若悬河的精彩表演来庆祝每一个新的事件（不管这一事件是多么微不足道）。
开国元勋们与所有高雅的贵族一样，对于修辞并不十分重视。他们耐心地倾听着（因为优秀的政治家会耐心倾听来自偏远地区同事慷慨激昂的讲话），但是只要他们感到彼此意见一致时（例如当他们致力于起草《独立宣言》、宪法或其他真正重要的文件时），他们就会停止演讲，只谈事实。
但是，当田野和森林战胜城市的时候，当美国的政治体制从代议制共和国转变为一个纯粹民主国家的时候（这正是那些开国元勋们所担心的灾难，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以预防），最初如同滔滔激流的激烈演讲，就变成了语言的大瀑布和惊涛骇浪。它们是如此狂暴，以至于会威胁到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国际政治汹涌澎湃的大海中艰辛启动的这只小船。
接着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错觉。这种错觉在杰克逊独裁统治时期非常盛行。所以千百万人都相信，一个人只要能言善辩就能治理好国家。
这个时期，参加独立战争的老战士正在迅速消失。他们的子女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具有哲学的思维方式，他们努力维持父辈制定的行为准则。但是，公众已经不再需要严肃的管理者。明显具有适合某种职业的能力而且终生都在做准备，开始被视为“高傲”的和非常不受欢迎的古怪品质，也就注定这个候选人会失败。
统治了这个共和国达30年之久的贵族，现在有许多地方可以批评。那些昂首挺胸的绅士对那些出身低微、奋力向上攀登的人们的美德视而不见。由于他们惧怕民主，所以他们采取了许多高压政策。这些政策对他们自己的阶级是有利的，但是他们却很少考虑公众的福祉。不过，他们多数人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的人格（除了个别例外）是无可非议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宗教舆论对他们的控制。他们赞成在更大的程度上宽宏大量，也就超越了他们大多数同胞所坚持的体面的宽容。而且他们对花言巧语非常不信任，所以他们宁肯少说多做。
新的政治领袖来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过激励迎合那些自称为“平民百姓”的人的虚荣心（对于这些人来说，恭维比新鲜的空气还重要），就能够把政治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还可以赢得国家救世主的名声。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引出一个并不新奇的论断。这个论断是，在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和亚伯拉罕·林肯（46）当选总统之间的这段时间，不能被视为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幸福时代。
首先，我们的第一任总统留下的避免卷入一切外国事务的忠告被完全抛弃了。新派政治家完全明白“展翅雄鹰”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价值。他们让这种鸟发出尖叫，直到鹰在一次歇斯底里地又抓又咬，结果使自己成为众人所唾弃的东西。
在范布伦（杰克逊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人）当选后的20年间，美国平均12个月时间就会有一次粗暴地干涉他国人民的事务。
门罗主义（47）的主张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同时还强调美国没有争端，这也就意味着不与大陆上其他地方现存的殖民秩序发生争端，并愿意同所有的邻居和平相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但是这样一种既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似乎是太软弱了。有些人在“杰克逊狂热”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希望把纯粹民主的福音送给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结果，美国战舰驶向世界遥远的地区，打开了中国、夏威夷群岛、日本以及其他东方古国的大门，而那些王国出于自身的考虑一直希望将白人拒之于千里之外。m.χＩùmЬ.ＣǒＭ
接着，就是直接侵入他国的领土。几个美国的外交官聚集在奥斯坦德的赌桌旁边，起草了一份大言不惭的宣言，他们宣布古巴岛在冥冥中注定是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除非西班牙愿意将这块古老而珍贵的领地卖掉，否则美国将会动用武力来夺取它。这份文件的制造者是在国内不受欢迎而被提升为驻马德里大使的那个人（这是杰克逊将军的崇拜者们强加给我们的一个灾难性外交创举）。因此，如果将这位大使召回让他回到路易斯安那的家中，并且解释说这里出了一点差错，就可能挽回这个小错误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后果。
然而，笨嘴拙舌的辩护总是与无缘无故的侵略形影不离。狡辩是我们对外采取行动的一个特点，所以根本就没有国内两个党派之间相互攻击时那么凶猛。
对于两个势不两立的政党来说，他们都有各自的理想和口号。世界上一切漂亮的词句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蒸汽机的引进——对我们的经济学家来说对经济革命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不同的州之间造成了的无法挽回的利益冲突。一些州“制造”产品，而另外一些州则是靠天吃饭“种植”庄稼。
北方依赖于那些所谓的自由男女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工作来保障其生活资料的供给。
南方的繁荣则是源于（而且必须继续这样做下去）过去非洲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北方要求严格禁止一切外国商品的进入，从而实现垄断美国市场的目的。
南方则需要一种自由的贸易制度，使他们的棉花、烟草和大米卖到欧洲各国去。
北方的梦想是把遥远西部地区的森林和原野都变成工业社会。
南方则希望通过把边疆地区变成农业和蓄奴社会，从而获得它们的支持。
双方软硬兼施，竞相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但是双方都十分清楚，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道义问题，那就是奴隶制。
当那些可怕的幻想都破灭之后（这是人们的热情迸发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总是有许多人会说，根本就没有“进步”这么一说，“文明”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我们内心深处是野蛮的，和我们早期的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根本就不关心我们邻居的安乐。
但是，改良的曲线却呈现一种逐渐向上的趋势。我承认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暂时的倒退是难免的，长期明显的衰落也不是不可能，一些激烈的变动也不是不能造成文化思想中心突然从世界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但是，正如伽利略（48）都从来没有说过的（但也许他说过），“古老的地球依旧在运动！”
在19世纪上半叶，人类集体的良知（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而我相信是有的）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认识和决心的话：奴隶制是必须从地球上消失的。在二、三十年以前，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奴隶制是注定要灭亡的。如果他们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再年轻一些，如果他们没有被7年的战争生活和艰辛的工作搞得筋疲力尽的话，他们也许会为这个难题找到一个公正而合理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接班人脸上长着络腮胡子，是一些喜欢夸夸其谈的小镇政治家，他们总是孤立地看待一切问题、是那些与人类没有联系的乡村长老和教区的宠儿。他们笨手笨脚，一些意见的冲突最终将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从1788年到1864年，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都相继废除了奴隶制。尽管在许多国家奴隶都代表着一笔巨大的投资资本，但是那些变革都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也有人抱怨，有人抗议。甚至有人仔细地在《圣经·旧约》中寻找依据，以便把黑人无法忍受的枷锁变成某种永远不变和近乎神圣的教条，人们的呼声是不能被压制的：慈爱的上帝把他的仁慈和怜悯赐予了他所有的孩子，并没有规定要按照肤色区别对待。
后来，这些怀着神圣热忱的社会改革的斗士中有许多人在神圣的狂热的驱使下打破了文明争论的原则，就像那些最恶劣的人一样思想偏狭而固执，这种情况的确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是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被触动了，这时理性也就成为了情绪的牺牲品。关于加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争论，关于“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明确界定的争论，关于“人民主权论”的煽动以及其他未能最终达成妥协的临时方案，所有这些争论不休的话题丝毫都不能改变这个无可变更的规律：奴隶制，无论是黑人、白人、棕色人还是黄种人的奴隶制，都必须从地球上清除掉。
然而，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愤怒的奴隶主或同样愤怒的废奴主义者。真正的威胁存在于人数迅速膨胀的市民阶层，他们把共和国当作一个十分方便的寄宿之所，他们的野心无非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尽可能多的钱，因此他们要求和平与安全，甚至不惜以让国家的名誉蒙羞为代价。
杰克逊粗鲁的统治方式使他们有了一个不参与国家生活的借口。由于他们为了购买那些当牛做马的奴隶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的投资，所以对奴隶制的干预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从而影响他们正当的利润收入。最后，他们的态度非常冷漠，在那些大声疾呼要求给予他们关注的狂热分子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激发他们的想像力，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角度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就这样，相互指责谩骂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北方有些人主张打破联邦，而南方则有人在谈论建立他们自己的邦联共和国。但是双方都没有勇气迈出这重大的一步。
似乎永远都不会发生什么。
但是，托马斯·林肯的妻子南希·汉克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像她的娘家人一样，而不要将一生都花在帮助无能的父亲养家糊口上，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连一头牛都养不起的小农场。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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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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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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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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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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