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审理，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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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咱们村儿的小伙子，

　　哟！这户人家儿的小伙子，

　　哟！他从远处来，

　　哟！他从远处来到这儿，

　　哟！他想什么，说说吧！

　　哟！他找什么，说说吧！

　　（阿斯图里亚斯歌谣）

　　37.意料不到的小事震动了首都社交界

　　果然不出科斯梅·曼索所料，在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记者生涯中，1933年10月25日是个不光彩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论倒霉的程度，也只能和后来的日子相比了。他身处逆境，不得不躲藏起来。不敢见人，生怕被关到铁窗后面。每逢上大街到市场上购买食物或是办理其他急事，只好披上教士服，扮成神父的模样。

　　是的，那天傍晚，他在公墓门口儿上了车，返回报社，一路上亲眼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效。杂乱的人群在回家的路上还在争抢《记事报》。到那个钟点，报贩子把每份报纸炒到1个科尔多瓦，价格之高，前所未有，就连桑地诺纵队攻下奇奇加尔帕市那会儿，报纸也没卖到这个价。在瓜达卢佩教堂的入口处，一个人站在马车的踏板上给大家念那篇报道，一个老太太端着油灯给他照亮。过路人挤在大车周围，全都屏住笑声，好听得清楚一些。

　　但是，奥蒂斯上尉的威胁好似一根硬刺扎在他的胸口上，这也是实情。听到人们赞扬他的成功，作为记者，他那股骄傲劲儿大大膨胀起来。可这会儿，却像失足落水的人一样在波涛汹涌的恐惧的大海中无可奈何地四处漂荡。

　　他从车上下来，浑身上下沾满尸体的臭气。接下来一连几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闻闻身上的衣服。总觉得还有更加倒霉的事会降临到头上。他本来急于要和“长舌桌”上的同伙儿通通气，可是，首先还得写完关于开棺验尸的报道，把报道交到排字工人手里，为第二天出版的那一期做准备。之后，他才能去普里奥酒家。

　　《记事报》的老板兼社长是阿布萨隆·巴雷托·萨卡沙医生，是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的堂兄弟。他从医务界退出后，专门经营奶牛场，从不涉足报社，让罗萨利奥随意掌管新闻报道和社论。只是到要处理纠纷的时候，他才派人把乌苏卢特兰叫到家里，比如上次市自来水公司遭人袭击的时候。要是在大街上或是在电影院门口儿遇上乌苏卢特兰，老板只是请他时不时地为自己的堂兄和自由党美言几句。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萨利奥一看巴雷托大夫来了，心里就犯嘀咕。当时还不到7点钟，太阳还没落山。只见巴雷托大夫绑着皮裹腿，上面粘满牛粪。

　　罗萨利奥习惯用两个手指头敲打字机的键盘。这会儿，立刻停下紧张的打字，站起身来，客客气气地向巴雷托大夫道了声“晚安”。可是，对方根本不屑于答理他。只见巴雷托大夫往排字间的暗影里一站，用指责的口吻向排字工人下命令。到了这个钟点，排字工人正忙着拆版，把铅字送回盒子里。随后，进来几名报贩子，他们手里的报纸已经销售一空，打算再买几份儿当天出版的倒霉的报纸。巴雷托大夫拽住报贩子，高声喊叫着把他们撵了出去。

　　罗萨利奥没敢再坐下，干脆站在那儿打完最后一段。他把稿子从打字机上抽出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排字科科长跟前，把稿子交给他。他正要告诉排字科科长把第一版上的通栏标题拿给他一看，这工夫，巴雷托大夫从后面走上来，劈手夺过稿纸，稿纸纷纷飘落在地上。

　　罗萨利奥没敢猫下腰去拾稿子，一名排字工人走过去把稿子拾了起来。罗萨利奥打算到院子里找个黑地方去解手。不过，即使如此谨慎小心，也是无济于事。他正要解开裤扣儿的时候，只听背后有人通知他：您被解雇了。既然那篇报道已经写完，只好作为最后一篇登在报上，甭管怎么说吧，把它算进本月的工资。他想撒尿，又尿不出来，只好回到走廊上。这时候，巴雷托大夫已经走了，连打字机也一起搬走了。

　　排字工人鱼贯走到门口向他告别，挨个儿和他紧紧拥抱。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感到安慰的事。走到大街上，倒霉的事就更多了。趁着夜色坐在边道上闲聊的人们一看见他走过来，立刻就散开了。凡是他走过的地方，大家都急急忙忙地把放在门口儿的摇椅搬回家去。最要命的是有一位老太太不但不避开他，反而躲在一旁等着他，把手臂举向天空，大声念着祷词，就像要驱赶魔鬼。最后，他赶到普里奥酒家，直觉到自己好似一条被人用棍子猛打的恶犬，他几乎跑了起来。

　　在“长舌桌”上，读者已经看到，他的见解无人理睬。他心里难过，只好返回埃斯帕尼奥利塔大街的住处。一路上手里拿着帽子，时不时地遮住脸，躲避开人们仇视的目光。到家后，他用桌子顶上门，又把凳子、椅子放在桌子上，生怕国民警卫队趁夜闯进来。

　　第二天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将会证明罗萨利奥担心报复临头是有根据的。

　　1933年10月27日，《新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内衣和朝天鸣枪，混乱有增无减》的报道。马诺洛·夸德拉在报道中是这样叙述这些事件的：

　　莱昂（电话传送）：今天一大早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预示着将会发生更多更严重的事件。每天一到这个时候，过往行人看见“拉法玛”商店的女售货员们把巴耶牌黄色药面洒在边道上，驱赶野狗。可是，据说，今天早上大家都停下脚步，看女售货员干一件奇怪的事。她们用杆子挑下三件不同颜色的女人内衣。内衣挂在维希-塞莱斯廷瓶子（这是推销这种牌子的矿泉水的广告）的瓶颈上。

　　挂在空中摇来摆去的女内衣颜色有倒挂金钟色、锦葵花色等；据亲眼目睹的人说，这件事吸引过一部分聚集在大学周围的人，他们正等着开始检查掘出的尸体的内脏。直到内衣在公开场所消失后，他们还集在那儿，包围了那户人家，冲着寡妇及其女儿高声叫骂，用装出来的甜蜜蜜的声音叫她们出来，使用的名字就是我们在《记事报》工作的同行罗萨利奥在一篇报道里给她们取的假名字。

　　尽管由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署名的《记事报》上的报道将真名实姓隐去，但是，十分明显，那篇小故事（颇似《秘鲁传说》的著名作者堂·里卡多·帕尔马的风格）囊括了卡斯塔涅达剧中的全部演员。

　　快到12点的时候，听说又有几只狗和猫中毒后哼哼着死去。那些成群结队地来往于孔特雷拉斯家和大学之间的吵吵嚷嚷的游行者发出的嘲笑声变得不可遏制，呼吁释放犯人的呼声也变得不可遏制。

　　骚乱的人群显得难以控制，他们向大学的窗户扔石头和别的投掷物，同样也向孔特雷拉斯家和旁边的商店扔掷石块儿。商店只好向常来常往的顾客关上大门。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率领一排士兵赶到现场，要求游行者立即撤离。

　　人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对士兵百般嘲笑，大声叫骂。士兵们鲁莽地举起了武器，朝天开了几枪。这样一来，街上的人立刻跑光了。从这个时候起，国民警卫队开始监护大学和孔特雷拉斯家。国民警卫队布置在各个街角的哨兵不允许任何人越雷池一步。据报道，在大学周围，街道一直要封锁到化验结束，预计要到明天吧。至于孔特雷拉斯家，一直要封锁到下达新命令为止。

　　尽管《记事报》的报道没有为犯人解脱罪责，可是，毫无疑问，一般公众还是公开站在他那一边，根本不相信加给他的罪名。这一点可以从上街游行的人采取的粗暴态度上看出来。更确切地说，他们欢呼《记事报》的报道中描述的他掌握的“爱神的技艺”。

　　关于这个问题，奥蒂斯上尉给《新新闻报》社长加布里·里瓦斯打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本人认为贵报就昨日在莱昂发生的事件发表的消息毫不尊重事实夸张达于极点消息中提及的挂在瓶子上的女人内衣事纯属捏造贵报记者在宣扬此类诲淫事前本应清楚地了解事实一小撮反社会分子向大学建筑物及孔特雷拉斯家投掷石子确想制造混乱然而聚集于那里的大多数人行动谨慎拒绝参加游行挑起游行的正是那些使全国报业蒙受耻辱的诽谤性文章当局进行了干预目的在于避免在正经人和流氓骚乱分子间发生冲突说本人下令朝空中鸣枪亦属失实报道根本没有必要采取此项措施您可以相信好人不会支持此类有利于杀人犯的骚乱不会认为骚乱分子是英雄也不会相信心怀不满的卑劣小人散布的流言蜚语莱昂人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持续两天的化验于1933年10月27日下午2时结束，技术人员提出如下看法：从尸体的内脏提取出的液体注射在动物身上，动物先后暴死，由此证明两具尸体的内脏均有马钱子碱。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和上一次相反，想观看化验的有名望的公民寥寥无几。这一次是重复同类化验，因而失去科学的新鲜感。在场人数不多，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想接近腐烂的内脏，正如开棺验尸时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要原因是那些日子莱昂的上层人士正忙于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wＷＷ.ΧìǔΜЬ.ＣǒΜ

　　那天下午，经过大量准备工作以后，在主教府邸召开了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召集人是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阁下，会上一致同意立即发起一次“道德卫生圣战”。负责实施圣战的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大教堂教长尊敬的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代表尊敬的莱昂主教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阁下。

　　市长奥内希菲罗·里索博士。

　　社交俱乐部主任堂·阿图罗·古迪安·埃多希亚。

　　圣墓男士教友会会长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

　　莱昂主妇协会主席堂娜·罗萨里奥·德·拉卡约。

　　慈善妇女会会长堂娜·玛蒂尔德·德·萨拉维娅。

　　马利亚修女会会长格拉西埃拉·德松小姐。

　　圣弗朗西斯科辅佐教团团长玛丽娅·特雷莎·罗贝洛小姐。

　　圣战以征集签名开始。征集签名的文件是：《基督教徒就要求正当的赔礼道歉发出的声援书》，莱昂的两家报纸在同一天晚上刊登了这份文件，签署在文件末尾的200多个名字也是在同一天晚上征集到的。

　　在声援书上签名的莱昂社会的成员以最强烈的方式反对在一篇毫不负责的文章中表达的显然是造谣污蔑的观点，而有人竟然胆大包天，允许这篇文章在本地见诸报端。该文企图用下流的语言玷污尊贵的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家族的荣誉，该家族已被法院正在调查的不幸事件搅得悲痛万分。

　　只有对社会心怀忌恨和世风日下之现象——此种现象极大危及公共秩序、家庭传统以至宗教信仰——才能使这份匿名帖式的文章的作者或作者们以此种方式攻讦正派行为，而有利于肆无忌惮的造谣污蔑和嘲弄他人。

　　此种攻击行为已初见成效。吾等惴惴不安、心怀恐惧地看到在流言蜚语的蛊惑下，无知百姓在忠厚人家门前聚众闹事，宛若莫洛克神[1]或撒旦的毒气使其仇恨百倍胀大。

　　为此，在此决定性考验之时刻，吾等毫不迟疑地聚集在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瓜迪亚夫人及其女儿的周围，并望其母女从对我主的信仰中得到庇护，吾等行为之善恶，唯我主可明断。

　　本市教徒众多，兹呼吁全体正人君子唾弃造谣者之轻率言论，参加定于10月28日午后4时在神圣大教堂举行的大礼弥撒、随后举行的圣体游行以及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家里举行的感恩仪式。

　　基督万岁！

　　圣洁的马利亚万岁！

　　在刊登这份文件的同时，《记事报》还配合发表了由该报社社长兼老板阿布萨隆·巴雷托·萨卡沙签署的一份解释性说明：

　　本报非常高兴免费（有关人士曾要求付费）提供篇幅刊登上面这篇《声援书》。签名支持该文件者均为本市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先生和女士们。本报认为签名者提出要求赔礼道歉是正当的，而此举系本报为支持此项要求所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此事系由本报发表的一篇污蔑性文章所引起，本报非但不同意文章中表述的观点和论断，而且对该文感到万分吃惊。

　　《记事报》已采取了弥补措施，并且坚决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疏漏。最后，本报愿与签署此文件的尊贵人士一起大声疾呼：基督万岁！圣洁的马利亚万岁！另外，本报同人高呼：发扬先人的道德精神！努力前进！

　　文件中宣布的大礼弥撒和圣体游行构成圣战的主体活动。《中美洲人报》在10月30日发表的该报社社长古斯塔沃·阿巴翁萨将军亲笔撰写的通讯中做了如下报道：

　　主教大人在全体神职人员的协助下举行的仪式于下午4时准时开始，大教堂里挤满社会精英，尊敬的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登上讲道台，再次当众展示其烈火般的讲演才能，他痛斥那篇诽谤文章的署名者及背后鼓动者。在大教堂的圣殿里平时难得听到鼓掌声，可是，当神父提高声音，威胁说要把这些“该下地狱的恶棍”（这个词儿用得太妙了）革出教门时，却掌声雷动。

　　弥撒结束后，主教大人亲捧圣体，开始庄严的游行，一直走到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家门口儿。几天来，一直紧闭的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家的大门打开了，将圣饼迎进来。随行者人数众多。全体神职人员身着法衣，围成一圈，拥着主教的华盖一起行进。紧随在华盖后面的是本省行政官员。按顺序，接下来是由太太、先生、小姐们组成的各个教友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各会男女会长高举着本会会旗。

　　除去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姑娘身体不适、在卧室休息外，孔特雷拉斯家全体成员都迎出门外，以虔诚的态度从主教大人手里接过圣体，并且早在家中搭起一座圣餐台，准备放置圣体匣。最后，高贵的遗孀请她兄长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宣读一份亲切动人的答谢词。本报十分高兴地索要到这篇答谢词，以便在此公之于世：“我以本人和子女的名义对主教大人、牧师以及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天主教徒们表示谢意，感谢他们把体现在圣饼上的活基督的坚强意志送到我家。本人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并以同样的感情恳求莱昂社会保持团结，坚持努力，直到对那个在我丈夫和女儿身上犯下野蛮罪行的罪人给予正当的、具有警戒意义的惩罚。此人造成了我们的家庭悲剧，他为人阴险毒辣，竟然滥用我们出于对他的坦诚信任而提供的方便，破坏我们堪称典范的家庭的安定和幸福。我还恳求诸位团结在‘道德卫生圣战’的大旗之下，主教大人和其他圣战成员给这次活动起了个多么恰当的名称。今天，有人造谣污蔑，企图玷污我们——我们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的名声，我恳求诸位不要让他们再把万恶的脏水泼在其他正直家庭的头上。我和子女们深感我主的善心庇护。我更加相信，诸位的爱心也在保护我们，特别是在保护我本人，虽然我不是在本地土生土长，但我自认为是莱昂大家庭的成员，正如圣经上说的，路得认为丈夫国就是她的国。我的话完了。”

　　堂娜·芙洛拉的哥哥宣读的这番话向社会发出了最后的呼吁，然而丑闻的狂风仍然吹得她东摇西晃，最后只有她一个人承受恶言恶语的攻讦。1933年10月29日，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撤回了赋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的全部职权，向法官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提出放弃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指控，而且根本不想说明理由，从而使堂娜·芙洛拉变成众手所指的对象。

　　继续举行的慈善游行开始巧妙地转而针对堂娜·芙洛拉了。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天天把圣水掸洒在她家的院墙上，马利亚修女会的唱诗班不住气地祈祷。在大家眼里，这一切却变成驱邪的法事。如此持续不断地要求赔礼道歉真是愚蠢之极，逼得堂娜·芙洛拉只好重新关上大门。与此同时，她还受到在善男信女中流传的各种谣言的困扰，比如，据传她女儿打算出家当修女，据说，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自己的罪孽。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本人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下面我们还要引用。

　　堂娜·芙洛拉家的院墙上天天掸洒圣水，可是天天夜里又有人用炭笔在墙上写些不堪入目的话，“拉法玛”商店的店员只好天天早上用水冲洗。1933年11月12日，费亚约斯法官来到她家，要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提出几个问题。在街角的大门旁边，还看到了这样的话：“此处是幽会之家”。

　　虽然堂娜·芙洛拉不情愿，可她毕竟是外国人。面对街上的人、熟人以至政治盟友的重重包围，她只能表现得软弱无力。因此，她打定主意离开这个国家。1933年11月3日，在《中美洲人报》上刊登了一条付费广告，其中说：

　　好机会

　　本人愿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出售全套住房家具。

　　包括一台精美的马歇尔-文德尔三角钢琴和一套做工精细的路易十五式客厅家具，共12件。还有卧室及餐厅的高级家具、一台菲尔克牌收音机。

　　每天9点至12点、下午4点至5点可来此看货。

　　本人还将在“拉法玛”商店开设廉价商品摊，细节将适时公布。货架及柜台也将以适当价格出售。

　　孔特雷拉斯遗孀芙洛拉

　　电话412

　　大都旅馆对面街角

　　然而，凡是到她家去的人，不管是真有兴趣购买家具，还是出于好奇心，都在广告指定的时间吃了闭门羹。“拉法玛”商店的小货摊也没见摆出来。

　　闹到最后，还是堂娜·芙洛拉的哥哥说服了她：只有在尼加拉瓜，她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她虽然表示不情愿，但还是留下来了。这中间出现了遗产继承问题。她哥哥只好留下来设法保护寡妹及其子女的利益，与族人争夺孔特雷拉斯公司的财产。由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提出的法律诉讼日益逼近，在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审讯结束后几个月内，将由民事法庭开庭审理。

　　在即将结束本章的时候，让我们再回顾一下：1933年10月28日是指定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到费亚约斯法官面前出庭作证的日子。他被传到法庭，倒霉的是时间恰好和圣体游行离开教堂的时间相同。教堂里香烟缭绕，莱昂市的显贵们齐声高唱颂歌：“救世主，你永远、永远主宰一切。”达比希雷大夫手持圣墓男士教友会的褐色大旗，也用颤抖的声音加入合唱。

　　一天晚上，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长舌桌”上提醒萨尔梅龙大夫留神头上的危险，萨尔梅龙大夫满不在乎，显得把握十足，镇定自若。现在，他的态度全变了，坐在椅子边上，面对着写字台，战战兢兢地望着费亚约斯法官。几分钟前，费亚约斯法官派人在法院进行彻底清场。

　　现在，法官神情庄重地派人记录，开始问萨尔梅龙大夫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和住址，似乎和他素昧平生。

　　[1]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

　　38.无风不起浪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15节报道）

　　本文所涉及的人名均属虚构，作者给人物改名换姓，自有其原因。故事发生的城市位于某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即在您的房檐下，在教堂的钟楼旁。故事情节千真万确。在短短的开场白里，不必更多费话，因为……本人不愿意再费话，同意吧？

　　Ⅰ

　　堂·奥诺里奥·阿帕西奥是卡斯蒂利亚的一位老富翁。他的小女儿劳伦蒂娜最受宠爱。小姐正值16岁花季，像春天的玫瑰花一样又水灵又芬芳。她有个姐姐，名叫埃内斯蒂娜……弹得一手绝妙的好钢琴。埃内斯蒂娜虽不那么受宠，但是在堂·奥诺里奥的铁石心肠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堂·奥诺里奥虽然最爱听钱币清脆悦耳的叮当声，但绝不会因此就忘记父爱的乐趣。

　　这位老爷年纪在五十上下。他的活动天地仅限于家中的四壁之间。他办事精明干练，从不出错，整天待在家里指挥生意运行。他把账本保存在又结实又保险的铁柜里。一本账是真的，上面的数字与实际相符，轻易不给人看，数字表明他赚得大量利润。另外一本是假账，专门给税务官看，惹得他们拉长了脸。从假账看，利润微薄，甚至还有亏损。堂·奥诺里奥偷偷地参与某些违禁品的买卖，从不上账。通过这种生意，他为商店购进从国外进口的昂贵的布匹和玻璃串珠，不缴关税，不向国库提供分文。

　　堂·奥诺里奥把本市的水源引进管道，当成私人财产据为己有。水本是上帝的恩赐，可是居民们要饮用还得向他交水费。这还不算，光是收取不公道的水费，他仍不满足，还想提高水费，为此他费尽心机贿赂、收买皇家官吏。总之，他是个贪得无厌的大肚神！

　　Ⅱ

　　这位老爷在国外娶下妻室，夫人名叫堂娜·柠珐。夫人是“新派儿”，为人乖巧，只是本市那些固守陈规旧习、笃信天主教的上层社会的老式家庭根本看不上她那一套。堂·奥诺里奥已到深秋暮年，多年来寄身于蜗居之内，不让新鲜空气吹进斗室，身体每况愈下，很少关心夫人的柔情绰态。堂娜·柠珐长得少相，和女儿待在一起仿佛是姐妹一般，那副貌容比两姐妹加在一起还要俊俏，惹得本市贵夫人妒火万丈。三朵水灵灵的鲜花被关在栅栏紧闭的花园里，对老家伙来说，不啻是千斤重负！

　　堂娜·柠珐帮助丈夫经营生意，悉心照料布匹和玻璃饰品商店。量起布来，她的动作又熟练又妩媚，向那些百般挑剔的上流社会的女顾客推荐化妆品和香水，真不愧是一名“老手”。她的两个女儿劳伦蒂娜和埃内斯蒂娜待在深宅大院的闺房之内，闷闷不乐，渴望娱乐消遣，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新鲜事。而她们的唯一消遣就是在黄昏时刻从临街大门向外探头张望，坐在门口打发掉炎热、烦闷的时光……不幸的一天终于来临了，那一天……

　　Ⅲ

　　……一位叫巴尔多梅罗的年轻人突然来到这座宁静的城市。他从境外来到此地，研修法学。小伙子潇洒英俊，衣着考究，风度迷人，时常面带微笑。但是，又放荡不羁，专爱拈花惹草，要论打攻心战，他是锲而不舍，而且花样翻新，谁也赶不上他。可是，堡垒一旦攻破，他就吹吹打打地转移阵地，再遇见你，他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您千万别相信他是个单身汉，没结过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从家乡带来妻室，名罗莎尔碧娜。论风度，论相貌，罗莎尔碧娜比起堂·奥诺里奥家栅栏紧闭的花园里的三朵玫瑰花毫不逊色。

　　这个花花公子和他的配偶落脚在本市上好的旅馆里，不幸的是，堂·奥诺里奥家就在旅馆对面。巴尔多梅罗很快就透过篱笆远远望见了那三朵玫瑰花，看见她们日日夜夜寂寞无聊，缺少美露滋润。于是，他磨好武器，准备摘花……诸位都知道，高墙、壕沟、篱笆对他全都无济于事，他很快就攻破了薄弱的防线，打进花园，攻占住宅，带着全部行装及其配偶在里面安家落户……

　　堂·奥诺里奥在吃饭方面颇讲究节省，究竟巴尔多梅罗是怎样运用聪明才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宣告大获全胜，此事真让我们感到惊讶。不过，不要忘记，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不是别人，正是堂娜·柠珐帮他达到了目的。她满怀柔情，十分殷勤地拱手将钥匙交给了他……她，是的，正是她第一个落入了巴尔多梅罗狡猾地撒开的罗网之中，这家伙是捕捉蝴蝶和蜻蜓的老手……专爱捕捉想入非非、四处游荡的蜻蜓。

　　Ⅳ

　　可怜的罗莎尔碧娜受到冷落，她发觉自己的男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兴致勃勃地享受床笫之欢。他从一间卧室到另一间卧室绝不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对结发妻子反而漠不关心。他欺骗自己的配偶，欺骗所有的女人，换句话说，欺骗她们四个人，这个年轻人虽说精于爱神的技艺，但是纵欲无度还是有难处的。罗莎尔碧娜觉得自己有权独占巴尔多梅罗的身心，不愿仅仅充当四角中的一角……甚至她男人的脏袜子，她也觉得自己有权独占，袜子脏只是因为他深更半夜忙着幽会，连鞋也不敢穿。

　　Ⅴ

　　巴尔多梅罗也没有放过堂·奥诺里奥。他玩花招，献殷勤，编织了厚厚的眼罩，严严实实地蒙住了他的眼睛。堂·奥诺里奥变成了瞎子，看不见人家偷走了他的心肝宝贝。他真是瞎了眼，把真账、假账统统拿给强盗去看。巴尔多梅罗答应教给他更加高明的计算方法，表示愿意为争取签订一项开发水源的新合同贡献自己的才智。诸位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年轻人到处行贿，送礼，为的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和胃口提高水费。金钱真是万能啊！

　　堂·奥诺里奥看见这个年轻人非常麻利地帮他往已经装得满满的铁柜里倒进哗哗作响的钱币，心里十分高兴，眼睛也就更瞎了。厚厚的眼罩使他看不见自己的家已经变成了一座火狱，争风吃醋把地狱之火拨得劈啪作响……姐妹之间、母女之间、妻子和母亲以及女儿之间，等等，等等，都在争风吃醋。

　　Ⅵ

　　不幸的罗莎尔碧娜暂时取得了胜利。她躺在被丈夫遗弃的床上，不知往枕头上流了多少眼泪，提出多少抗议和要求，终于使自己的男人发誓放弃那座花园。两个人搬出来，寻求自己可自主行事的小窝儿，在那儿终于可以享受夫妻的欢乐！没有障碍，没有对手。

　　这位年轻人被人推着把半边脸（或者半边脸的四分之一）转向门口，向大家告别时，堂·奥诺里奥家充满了悲伤，人人痛哭失声。只有罗莎尔碧娜露出了笑脸，可她笑得大错特错了！三双眼睛紧随在他身后，利剑般的忧伤目光试图追上他。他走后，留下的是痛苦和悲哀，罗莎尔碧娜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她下狠心非走不可，才争得了那声“再见”。但是，她为此却过快地付出了代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Ⅶ

　　是的，是生命的代价。不久，巴尔多梅罗用剧毒害死了他不幸的配偶。他熟读《大自然的奥秘》，是下毒的老手。读者诸君也许会感到惊奇，但是，您要知道，还在他少年时代，他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痛苦不堪，当时，他就决定用毒药帮她尽快摆脱痛苦。

　　巴尔多梅罗经常毒杀本市大街上的狗，借以练习如何下毒。当局不知是计，向他提供了毒药，也就把杀人的钥匙交给了杀人犯，正如堂娜·柠珐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一样。用这种花招，搞到了毒药，又把它伪装成一种成药。喂他妻子喝，说是要给她治疗一种本市最常见的疾病。当时正值疟蚊孽生季节，由于蚊虫叮咬，这种流行病横行肆虐。

　　堂娜·柠珐和她两个女儿听到巴尔多梅罗假惺惺地呼叫，十分关切地飞跑到奄奄一息的罗莎尔碧娜的床边，只见她临终前仍然保持着基督徒的屈从忍让精神。狠心的丈夫朝三暮四，她未能享受人世间的欢乐。刚刚为死者盖上最后一锹土，这三个女人便争先恐后地要年轻人永远关闭罗莎尔碧娜的临时住所的大门。就在出殡的当天，他又回到了堂·奥诺里奥家里。堂·奥诺里奥欣喜若狂，焚香膜拜，欢迎诡计多端的谋士归来。

　　那三个女人对他百般体贴，尽情照料，巴不得他赶快忘掉死去的妻子。巴尔多梅罗不傻不苶，乐得接受她们的安慰，有病就医，人之常情嘛。假如说一根钉子拔掉，可以钉上另一根钉子，那么现在共有三根钉子，该怎么说呢？不幸的罗莎尔碧娜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但是情网还像一团乱麻。容易上当的堂娜·柠珐啊，那可是危险的情网！

　　Ⅷ

　　读者诸君大概已经知道，巴尔多梅罗即使不在的时候，也没有放开线头儿，他想出办法同堂·奥诺里奥家花园最稚嫩的小花劳伦蒂娜保持着秘密的通信联系。他们在新家里雇用的女仆像塞莱斯蒂娜[1]一样经常到附近一家教堂去传递书信。劳伦蒂娜借口做祈祷常到那里去，实际上是等着情人的消息（当时本市有人可以证明；现在证人还在，而且愿意就这种违禁的通信联系出面作证）。劳伦蒂娜在教堂里收到最后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件的时候，罗莎尔碧娜正在痛苦挣扎，已到弥留之际！巴尔多梅罗答应劳伦蒂娜很快就会回到玫瑰园，还说没有他的关怀、抚爱，玫瑰花难免会枯萎凋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而且是多么快当！

　　巴尔多梅罗又回到了天堂，不，这种说法不对，他是回到了地狱，同时打定主意继续挑动欲火。在他不在期间，只能从远处煽风点火。他在教堂里传递情书，我们都知道了。读者诸君不必怀疑，还有其他书信通过其他秘密途径送给另外两个女人。

　　Ⅸ

　　堂娜·柠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糊涂！她的两个女儿是糊涂虫！野心勃勃的堂·奥诺里奥更是个老糊涂！三个女人在她们日夜思念的精明的年轻人面前争宠，三个女人都要争到同样的特权，心中同样燃烧着熊熊妒火。夜晚，从埃内斯蒂娜的手指间再次飞出琴音。她和过去一样苦苦地想让巴尔多梅罗听到悦耳的声音。但是，他不再倾听琴声的不住召唤了。这次回来之后，他一门心思只对最温柔最稚嫩的劳伦蒂娜献殷勤，说恭维话。姐姐还不知道，绝望的音乐声非但没有呼唤来爱情，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每天下午，埃内斯蒂娜都要陪着巴尔多梅罗到他妻子的坟上献花。当紫红色的晚霞点染悲哀孤寂的市公墓上空的时候，他们到此祭奠，却为无法发泄的炽热情欲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埃内斯蒂娜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不止一滴凄苦的泪水，可是，过不了几天她将怀着满腔愁绪安息在这块土地上。

　　Ⅹ

　　堂娜·柠珐呢，此时此刻，她在干什么，还是那么迟钝吗？虽然她爱动脑筋，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商店的生意中了。她沉默，等待；等待，沉默。她以为自己懂得：魔鬼再鬼，还是老的精。

　　Ⅺ

　　一天，巴尔多梅罗动身前往遥远的故乡，他悄悄地一个一个地告诉那三个女人他还要回来。可是，在辞行的时候，又同时对那三个女人说他不再回来了。正如俗话说的，再见如生人。三个人当中最不幸的要算是埃内斯蒂娜了，她给他写了一封封柔情缱绻的信，亲自将信送到本市邮局。回信迟迟不来，她又亲自到邮局去查找回信。回信终于到了，她边看边哭，泪水浸湿了信笺。这时候，堂娜·柠珐到自己的祖国（和故事发生地相邻）去游山玩水做生意，还让小女儿劳伦蒂娜陪她一起去。

　　骗子手巴尔多梅罗从不知底细的埃内斯蒂娜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连忙买下船票，乘坐最近一班双桅帆船及早赶到堂娜·柠珐的祖国的海岸。巴尔多梅罗，你的祖国究竟在什么地方？你走上回头路，不过是因为贪婪胜过了谨慎……

　　噢，巴尔多梅罗来了，多么让人快活啊！真值得庆祝一番啊！他对那两个女人还是那么慷慨大方，高高兴兴地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如果说她们还要发什么怨言的话……那不过是心满意足的无病呻吟。

　　唉！埃内斯蒂娜呀，悲伤和失意全都留给了你。你后来才发现，正是你冒冒失失地发出去的那些信件帮助了“苍鹰”突然迁移到新的地方。你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苍鹰”很快又回到本市，而且还是和你的两个对手搭乘同一条船回来的！凄苦，茫然……你被甩在一边，被人欺骗。然而，你的爱情虽受伤害，却丝毫没有减弱。固执的期待再次压过忌妒心理。尽管在国外期间，摆脱了你的监视，你的对手赢得了大片阵地，可你仍然相信可以把他夺回来……不幸的埃内斯蒂娜啊！难道你没有看出你已经是多余的人了吗？

　　Ⅻ

　　热恋中的埃内斯蒂娜被疟蚊叮咬，出现了相同的症状，负心汉立即抓住这个关键时机，把毒药偷偷放进平时常用的汤药里。

　　在堂·奥诺里奥家里，大家对巴尔多梅罗毕恭毕敬，把他看成国王和老爷，而他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仆从。巴尔多梅罗利用这一情况，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邀请了几位外国朋友到堂·奥诺里奥家吃饭。外国客人受到盛情款待，宴会上的美味佳肴都是这三位竞争对手精心烹饪的。负心汉一边享用从堂娜·柠珐开设的商店的货架上拿来的美酒，一边要求埃内斯蒂娜弹琴助兴。小姐热情地应承下来，最后一次坐到钢琴后面。她的手指弹出来的轻柔乐音把恋爱的曲折和失恋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亲爱的读者，她正像白天鹅一样，当它轻舒歌喉的时候，正是在告别人世。

　　接下来的晚上，埃内斯蒂娜猝然死去。这天夜里，苍天为她悲惨的结局万分悲痛，在雷鸣闪电中泣涕如雨。埃内斯蒂娜中剧毒后不住捯气儿。稍有间歇，从她唇边吐出几个字，恳求妈妈和妹妹（她的对手！）原谅。

　　ⅩⅢ

　　灵车在芬芳馥郁的鲜花簇拥下向墓地开去。白色的棺木只是为少女准备的，她们除了最纯洁的贞女的欢欣外，还没有来得及体验人世间其他乐趣，就闭上了眼睛……何必假作慈悲呢，堂·奥诺里奥思虑不周，没能护住她的贞操，致使那个狡诈的年轻人跨过了她的贞洁的墙头。真是可悲啊，堂娜·柠珐和她女儿劳伦蒂娜容易上当受骗，在看到死神用灵巧的手指割断你争我夺的乱麻中的一根线时，心中又充满了新的希望。

　　现在，巴尔多梅罗在堂·奥诺里奥的深宅大院里比过去更加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受到无以复加的恭维。两位竞争对手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她们头戴闪闪发光的头盔，身穿精心制作的锁子甲，手持寒光闪烁的长矛和沉甸甸的大头棒。两个女人当中，只能有一个会最后成为财产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个？谁都不知道！用不着猜，在牺牲者的黑名单上，下一个该轮到堂·奥诺里奥。巴尔多梅罗在做出最后选择之前，还得要把财产的主人除掉。既然他有先见之明，提过建议，帮他扩大财产，这份财产当然应归他所有，别人不能染指！

　　劳伦蒂娜为姐姐去世戴重孝，但是，仍然一丝不苟地照料巴尔多梅罗的起居，监督仆人为他浆洗袖口和衣领，洗净衬衣。当他伏案工作，准备那份缺德的水源合同时，她亲自送上新鲜饮料。她的双眼闪烁着爱情的光辉，焦急地等待着巴尔多梅罗喝干那罐饮料，好把罐子撤下去。如果他迟迟不喝，她也同样地等待，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堂娜·柠珐有一句尽人皆知的话。一天下午，她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说：“巴尔多梅罗，为你铺床叠被的人走了，她干得多带劲啊。现在该轮到你来干这件事了，劳伦蒂娜。”劳伦蒂娜真的为巴尔多梅罗铺床叠被了！

　　当然，不是原来那张床。堂娜·柠珐让自己的丈夫和巴尔多梅罗同住在一间卧室，让劳伦蒂娜住进她的房间。目的是避免夜间发生不合她心意的非礼之事。但是，老练的“苍鹰”和“鸽子”离开牢笼，每天下午都飞得远远的，躲进堂·奥诺里奥的一座幽静的别墅里。别墅离家不远，就在通往海滨浴场的路上。那里空无一人，他们尽情享受恋人间的世俗欢乐，享受一种浸满毒汁的幸福，而且多么起劲啊！（看见过他们悄悄幽会的，本市还有人在而且愿意出面作证，指出准确的日期和时辰。）

　　ⅩⅣ

　　堂·奥诺里奥得了同样的病，巴尔多梅罗亲自给他喂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位老爷就和另外两个人一样不住捯气儿，最后一命归阴。这里有一位明察秋毫的大夫，名叫特奥多西奥，为人十分能干。大夫一直盯住那个奸诈的年轻人，一步一步地观察他的阴谋活动！特奥多西奥大夫知道他还要害人，而且知道他要害的是谁。因此，他抓紧时间赶到堂·奥诺里奥的灵床前，费了不少劲，终于用娴熟的手法把一根导管伸进死者嘴里，抽出胃液，经本市专家化验，证明胃液中含有毒物，因此证明了这是一次谋杀。

　　堂·奥诺里奥死了，死于他的卑劣的野心和乡下人的天真。罪犯也暴露了。地方官吏手持火枪到堂·奥诺里奥家逮捕凶手的时候，母亲和女儿大喊大叫，想从捕人者手中夺回凶手，闹得很不像话。那场面真是惊心动魄。皇家官吏只好采取强硬手段，不准她们妨碍执行公务。

　　好糊涂的堂娜·柠珐啊，您怎么没想到呢？特奥多西奥大夫成功地采取的行动正是为了保护您，免得也被人毒死。那个花花公子一旦拿到堂·奥诺里奥的遗产，就会和您的劳伦蒂娜结婚。但是，如果您这位强劲的对手还在，这个婚礼会怎样举行呢？通过下毒这条捷径很快把您害死，这就是必然的答案。

　　然而，您仍然顽固不化。您和女儿往狱里给犯人送鲜花，送香水，送食品，有时您去送，有时您女儿去送，两个人都不肯放弃这条蜥蜴。您还要求释放他，脸不红，气又壮，信誓旦旦，四处张扬您的诺言。死神也没能让您变得谨慎些，堂娜·柠珐。

　　ⅩⅤ

　　这座城市一直非常平静，过去从未发生过如此令人震惊的悲惨事件。特奥多西奥大夫大公无私，精明强干，亏得他，市民才脱离了险境。昔日，那个行囊里装着致人死命的毒药处方来到此地的年轻人，那个颇有魅力、人人争抢的年轻人马上就要受审了。他被打入地牢，听凭命运的摆布，下场只能是走上断头台。

　　有些大夫忌妒心重，和博学多才的特奥多西奥闹对立。其实，他们已经老态龙钟，时光磨掉了他们的科学知识的光泽。这些人妄图否定犯罪证据的有效性。我们认为这种陈腐观念永远也左右不了法官们的凛然正气。但愿我们没有弄错。

　　希望这篇以真实发生的事实为依据的普通报道能及时给人提供一面借镜。再说一遍，人物名字均属虚构。至于故事情节，记者试图用若明若暗的方式加以掩饰，有时明朗，有时晦暗，以免违背以慈悲为怀的原则，或者伤害他人的感情。

　　请诸君吸取必要的教训。亲爱的读者，本人谨以此文向各位谢幕。

　　[1]西班牙著名对话体小说《塞莱斯蒂娜》中的主要人物，是个能言善辩、专在男女情人之间牵线的老太婆。

　　39.关键作证失败

　　1933年10月27日晚上，冈萨雷斯剧院为了参加当天开始的“道德卫生圣战”，突然换了节目，撤掉原定放映的詹姆斯·卡格尼和吉恩·哈洛主演的《公敌》，改映《伯纳黛特的奇迹》。

　　“圆球”奥维埃多事先不知道影片改了，和平常一样还是准时来到电影院。没等走到广告牌跟前，就被一张临时张贴的淡蓝色招贴画吸引住了。招贴画上印着伯纳黛特跪在地上的画像，而不是印在血红的底色上的大盗詹姆斯·卡格尼手里端着喷吐火舌的机枪的画像。他那位牧师哥哥挡住他的去路。哥哥身穿白色法衣，系着黑色领带，似乎准备主持弥撒。他站在台阶上，正向以圣体教友会的一群夫人为首的与会者发放小瓶圣水。夫人们都衣冠楚楚，脖子上系着天蓝色丝带，头上戴着镶花边的帽子。

　　“走开，撒旦！”牧师从纸盒里拿出一个小瓶，高高举起，好像要把圣水洒出来，“望你慷慨解囊。”

　　“我想先弄清楚，你们干吗要把我的名字签在那份声援书上？”“圆球”奥维埃多把手伸进衬衫里面的口袋，“谁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签字啊。”

　　“是你妻子替你签的。”牧师把小瓶子递给他，“你应该感谢她没有把你的名字落下。”

　　“这是撒旦的钱。”“圆球”奥维埃多最后掏出了钱包，教友会的一位夫人手握着一根杆子，把化缘钵挑到他眼前，他把一张两个科尔多瓦的票子放进化缘钵里，“我可以告诉你，这钱是我掷色子赢来的。”

　　“钱的来路不正，我主才从你手里取走。”牧师在他的额头上划了个十字，“可是，我主无法把你从铁窗后救出来。”

　　“铁窗？跟我有什么相干？”“圆球”奥维埃多把眼睛凑近蓝色的拉克索尔药瓶。纸盒子里还有香水瓶、“巴里”洗发精瓶和驱蛔灵瓶，里面都装满圣水。

　　“因为你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牧师把纸盒子弄得哗哗响，“国民警卫队盯上你的同伙了。他们都会以造谣罪被捕入狱。”

　　“那还算不错咧。”“圆球”奥维埃多把用钱换来的瓶子放回纸盒子里，“我还以为他们抓我，是把我当成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朋友呢。你在布道台上说过，到监狱去看他也是犯罪。”

　　“毒害心灵也是犯罪。”牧师不住地向走进电影院的人点头致意，发给他们圣水瓶，“别去普里奥酒家了。萨尔梅龙大夫和他的同伙儿正急得团团转呢。”

　　“我把这瓶圣水送给萨尔梅龙大夫。”“圆球”奥维埃多又从箱子里拿出拉克索尔药瓶，“保佑他消灾免祸。阿门。”

　　“即便说你该下地狱，明个儿还是去参加圣体游行吧。”“圆球”奥维埃多已经上了台阶，朝售票处走去，牧师忙拉他的衣袖，“你又不会丢掉什么。要么，你赞成闹事？”

　　“再听一遍伯纳黛特的废话，我就能成为圣徒了。我和孩子们在下午场已经看过三遍了。”“圆球”奥维埃多刚刮过胡子，笑起来，下巴肉一颤动，刀伤就疼得他一咧嘴，“别出洋相啦，事儿还不是你们闹起来的。”

　　“你说的‘你们’，是指全莱昂市的人？”牧师问道，那位拿着化缘钵的虔诚的太太听到“圆球”奥维埃多的放肆的笑声，连忙划了个十字，所以牧师整理了一下领带，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你背叛自己人，居然走到了这一步？”

　　“指你们大家，有谁算谁。”“圆球”奥维埃多用手指抹了抹从涂满发油的发卷上流到前额上的汗珠，“你们弄了那些声援书啊、游行啊，根本不是给孔特雷拉斯家赔礼道歉，是给你们自己赔礼道歉。要么是你们想报复堂娜·芙洛拉？你们是什么人啊，竟然公开宣布宽恕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乱爱？”

　　“别提那位误入歧途的可怜的姑娘了。”牧师低下头，攥紧拳头，把拳头放到胸前，“她很快会弥补自己的罪孽。听说她要到哥斯达黎加去当慈善会的修女。这个行动很值得称赞嘛。”

　　“啊哈，你认为她有罪，是不是啊？”“圆球”奥维埃多闻了闻沾了头油味儿的手指，然后指着牧师，“那么，还给她赔什么礼，道什么歉？”

　　“听你说这个话，我简直不认识你了。”牧师闭上眼，皱了皱眉头，“别提什么赔礼道歉了，听我一句话，离那骗子远远的。”

　　“我倒是认识你，可我不听你的话，因为电影马上开演了。”“圆球”奥维埃多急急忙忙登上台阶，手举着钱，远远地朝售票处晃了晃。

　　“圆球”奥维埃多听见哥哥的警告，表面装得若无其事，其实心里非常担忧。在卢尔德圣母第二次在伯纳黛特眼前显灵之前，他离开了电影院，径直到普里奥酒家找“长舌桌”的人去了。

　　结果一个人也没找到。据“班头儿”普里奥说，萨尔梅龙大夫在家准备第二天的证词，另外，他已经知道奥蒂斯上尉发出的威胁，认为那不过是说大话，上尉根本不敢那么干。他甚至派女用人给安插在诊所对面的监视他的人送去几把椅子，好让他们坐在边道上。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不敢贸然相信萨尔梅龙大夫的话，还在躲着。科斯梅·曼索虽然很不情愿，但是行动却谨慎多了，轻易不敢离开后店。店员告诉顾客说，曼索到马那瓜忙生意去了。

　　“圆球”奥维埃多决定给萨尔梅龙大夫写张便条，让跑堂的送到他家里去。和便条一起送去的还有那瓶圣水。这张便条也被收进秘密档案的卷宗里。便条的内容是：

　　敬爱的特奥多西奥大夫：

　　您头脑很清楚，目前正在搜寻您，要将您关进监狱，此事与巴尔多梅罗和堂·奥诺里奥家栅栏紧闭的花园里的三朵玫瑰花之间的那段故事有关。消息是一位可靠人士今晚上告诉我的。望多加小心，别再掉以轻心。上尉没有异议。附上圣水一瓶，想必您能猜出是谁提供的消息。明天下午，要求赔礼道歉的游行将把事情弄得更糟。

　　此致

　　奥·奥·雷

　　奥蒂斯上尉既没想逮捕曼索，也没想逮捕罗萨利奥，尽管他手下的暗探经常向他汇报这两个人的行踪。他知道，科斯梅·曼索没有离开莱昂，就睡在埃斯福埃索商店的后店里。还知道罗萨利奥藏在他父亲家后院的榨油棚里。罗萨利奥的父亲爱好音乐，名叫堂·纳西索·马约加。奥蒂斯上尉只想钓到大鱼，就是萨尔梅龙大夫。他向马那瓜打了报告，要求以破坏公共秩序罪逮捕萨尔梅龙大夫，但是，上面迟迟没有答复。索摩查将军到大西洋沿岸巡视，正待在布卢菲尔兹，没法同他取得联系。

　　1933年10月28日下午，萨尔梅龙大夫准备离家到法庭去的时候，仍然信心百倍，把握十足，不停地哼着他喜爱的一支歌：玛丽娅·格雷维的《万一见不到你》，边哼歌边往靴子上打鞋油。他换了件衬衣，穿上三件套条纹开司米西服，这套衣服是留着参加葬礼和在医学院参加博士考试时穿的。随后，把怀表放进坎肩的口袋儿里，把金表链露在外面。大夫从小箱里掏出医疗器具，把斯奎布笔记本、几本秘密档案和《大自然的奥秘》放进去。

　　萨尔梅龙大夫没把“圆球”奥维埃多的警告信放在心上。精心准备的证词是他最好的保证，一旦当着挤满法庭的记者和看热闹的观众宣读完毕，他打算以本案关键证人的身份公开要求法官给予保护。让奥蒂斯上尉发火去吧。

　　但是，第一件事就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对他很不利。费亚约斯法官下令清场，这读者已经知道了。从一开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这种紧张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大街，要求赔礼道歉的游行队伍就要从大教堂出发了。这件事使法官和证人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结果作证彻底失败。大教堂的钟声缓缓地发出当当的声音，似乎对刚刚开始的审讯提出告诫。

　　费亚约斯法官犯了个错误，后来他向阿利·瓦内加斯承认了。他花了整整一上午草拟了准备提出的问题。可是，从一开始他就没按准备好的单子提问，没能适当引导好。他心里明白，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要想搅起这桩案子的脏水又不惹人恶心，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他也向阿利·瓦内加斯讲过这个想法。他知道，证人萨尔梅龙大夫是深入探测脏水的关键人物。但是，他考虑不周，离开了稿子。

　　根据法庭档案记录，审问是这样进行的：

　　法官：您肯定已经知道，1933年10月25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了署名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一篇诽谤性文章，在本市引起严重骚动。也许您看过这篇文章？

　　证人：我看过，马那瓜和莱昂各家报纸发表的有关卡斯塔涅达案的许多报道我都看过。我甚至还看过外国报纸，上面有些材料您一定很感兴趣，我已经整理好放进我的文件里，可以提供给您使用。

　　法官：这么说，您承认这篇文章是影射本法庭正在负责调查的一些事实？

　　证人：我没有必要承认，因为我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作为读者，我发现在两者之间有些类似之处，这一点就是消息不如我灵通的人也注意到了。在贵庭没有介入本案前，我就认真地收集了有关本案的材料，我的意图是健康的，毫无私利的。我是想帮助司法当局，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这些材料介绍给您。

　　法官：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一位医生，名叫特奥多西奥。您是否承认这位医生就是您？

　　证人：我再向您重复一遍，对那篇东西里的说法我不大清楚，也没必要弄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正如您本人知道的，1933年10月9日上午我主动到孔特雷拉斯家，目的是为受害者卡门·孔特雷拉斯先生洗胃。根据个人的思考和调查，我有充分的依据怀疑他是被人毒死的，他女儿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以及再往前的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也都是被人毒死的。您亲自下令进行化验，化验的结果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因此，帮您弄清本案的不是像特奥多西奥那样虚构的人物，而是掌握了无可辩驳的最新证据、今天在这里出庭作证的人。

　　法官：您和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是朋友吗？

　　证人：我是他的朋友，他是我的病人。

　　法官：《民众之声报》说，我提到的那篇诽谤性文章是您、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和商人科斯梅·曼索在普里奥酒家一起开会商定的。这篇文章有些提法严重损坏了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及其女儿的名誉。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还不顾下面这一事实，即她们当中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已经不在人世，因此不能对这些造谣中伤进行辩护。

　　证人：我拒绝您对我提出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我郑重地告诉您，不管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我掌握的材料能够帮助您澄清罪犯的动机，可以这么说，既是情场不留情，也是财帛动人心。材料我带来了，您一旦掌握了这些证据，就足以判断出究竟是无事生非，还是有助于审理此案。我还掌握了其他材料，足以证明这个家伙竟然毒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法官：那么，我应该这样来概括：正是利用这些材料你们才编造出前面提到的那篇诽谤性文章。因此，也可以这样来概括：如果确实存在这类材料，也是您本人用同样的手法歪曲事实制造出来的。

　　证人：即使我对您满怀尊敬，我也要说，您概括错了。假如贵庭愿意查清楚罪犯怎样一步一步地策划犯罪活动、怎样使用毒药、怎样把毒药伪装好放进大夫开的药里、怎样利用恶性热病与马钱子碱中毒症状的相似之处，就请您来查一查我掌握的材料吧。如果您想了解罪犯的动机，也请您问问我。本人没有编造情书和幽会的日期，没有编造传递情书的人的名字，也没有编造亲眼目睹并愿意出庭作证的人的姓名，并以此来证实我所说的话。查清这些，本案的桃色背景就会一目了然，卡·孔特雷拉斯公司的某些欺骗行为也就会全部曝光，这些欺骗行为和本案并非无关。您的责任是秉公执法，为此，请不要拖延我的作证，别再把我说成是那篇文章的主谋，我现在不承认，今后永远也不会承认。

　　法官：您不会不知道，有所谓辱骂和诽谤罪。诋毁他人的名誉，要依法受到追究。

　　证人：这我知道。我还知道这是一种私罪，只有自认为是受辱者的人提出指控，法律才予以追究。但是，照我看，您也提醒过我，肯定会有人企图煽动孔特雷拉斯家对我提出控告，作为对我这副热心肠的奖励。

　　法官：我要把话说明白：我没有提醒过任何事，因为我不能这么做。

　　证人：法庭清场、您提出问题的意图，足以提醒我了。有人告诉我，国民警卫队企图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我，还把《记事报》上发表的文章归罪于我。这没什么奇怪，因为这支由野蛮人训练出来的武装部队很少尊重法律。照我看，他们是想找到一只替罪羊，满足那帮捉鬼者的要求，他们借口为孔特雷拉斯家族恢复名誉，在莱昂市四处活动。照我看，他们是想堵住我的嘴，不让人们知道有关犯罪背景的证据。这样一来，人们也就无法知道有关犯罪本身的证据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您拒绝听我的证词。

　　法官：假如真像您说的，您受到了威胁，就应该正式提出控告。谁也不会阻拦您。

　　证人：据我看，我提出任何控告都没有用。那就干脆把我下狱吧，我准备进监狱。我为人光明正大，我取得医学学位，不是接受别人的赏赐，也不是继承祖上的遗产。你们把一个可能揭发罪犯的人关进监狱，而罪犯却逍遥法外，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我国的司法机关是什么样子。

　　法官：有关本法庭正在调查的案件情况，您知道多少，就请都讲出来吧，不要略过任何细节或证据。

　　证人：我没有任何证据或者细节可以提供给您。

　　法官：刚才您本人在这儿说过，您掌握了这方面的证据。就请您讲出来，别再耽误时间啦。

　　证人：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我没有任何可说的。

　　法官：根据刑法，我有责任提醒您：由于您一再拒绝，现在我行使职权，指控您犯有发假誓、作伪证罪，犯有在官方调查案件时截留证据罪。

　　证人：这不过是把我关进监狱的又一条罪名而已。我最后再重复一遍：关于这件事，本人没有任何话可谈，我希望能记录在案。

　　法官：我该问的都问了。

　　证人：我被捕了？

　　法官：我说过了，就这些。签完字，您就可以走了。

　　证人作证就此中止。证人核阅记录后，签了字，事情到此结束。马·费亚约斯、阿·萨尔梅龙、秘书阿利·瓦内加斯。

　　在签字之前，萨尔梅龙大夫仔细地检查了记录。阿利·瓦内加斯神经质地摆弄棕榈扇，不时往脸上扇扇风。费亚约斯法官手托着下巴，假装阅读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来的几份案卷。小小办公室关着门，里面又潮又热。这时候，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很多人只能待在外边，踮起脚来费劲地捕捉证人的声音，或者等着近处的人透点儿消息过来。

　　夜幕降临，在灯光照射下，萨尔梅龙大夫脸涨得通红，仿佛要爆裂开来。电灯周围聚了一大群蚊子。开司米衣服磨得他裤裆处发痒，衬衣浆过的领子蹭得他很不舒服。看完记录后，阿利·瓦内加斯递给他一支笔，他没接过去，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自来水笔，庄重地拧开笔帽。然后，用有力的笔迹签上名，从地上拎起装着全部材料的箱子，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

　　看热闹的人也散了。瞎眼女人米塞雷雷斜挎着吉他踟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她光着脚，扭摆着长衫，似乎找不到记忆中的出口。萨尔梅龙大夫走到门口，听见她的歌声，浓重的鼻音好似来自异乡的荒山僻壤：“你，骄傲的姑娘，你，人人皆知的美丽的姑娘，你，满口乡音，我，离开故土，也许不再归来……”这是她心爱的歌。

　　走到大街上，萨尔梅龙大夫遇见几个参加游行回来的虔诚信女。她们身穿辅佐教团的咖啡色法衣，腰上系着粗大的念珠串。其中一人扛着旗子，上面悬挂着许多条蓝色丝带，在温和的晚风中轻轻飘荡。萨尔梅龙大夫撇了撇嘴唇，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看着她们走远了。然后，他加快步伐，回自己的诊所。

　　萨尔梅龙大夫穿过赫雷斯广场，走到教堂门前停下来要买份报纸。卖报的是个瘫子，他那辆羊拉的小车停放在教堂前的石狮旁边。《中美洲人报》第一版上刊登了达比希雷大夫新写的一篇文章，还配上了一幅达比希雷大夫年轻时的侧身像，正低着头看显微镜。

　　我教过他，可他什么也没学会

　　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是个蹩脚的医生，他在今年10月21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称敝人为老师，真是不胜荣幸。但是，不管他怎样固执地给笔者戴上这顶帽子，也不能把我变成掩盖他严重失误的招牌。他顽固不化，竟想用他那点可怜的、未经很好咀嚼消化的科学知识作为薄薄的罩纱以掩盖严重的失误。对我昔日的学生患上严重的消化不良症，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还望读者谅察。尽管在手术室里他曾守在我身边，尽管他在本人的教室里坐了漫长而无效的6年，本人没让他吃过油腻的饭食。

　　萨尔梅龙大夫指责我分不清生物碱和尸碱。尽管微弱的理解力又一次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我还是愿意回答他：尸碱具有与植物碱同样的化学反应；和植物碱一样，尸碱放在碘化钾溶液中会产生沉淀，其化学反应与各类生物碱是一样的。毒效相同，表现相似，放在显微镜下检查分不清哪是生物碱，哪是尸碱。

　　例如，尸阿托品是一种尸体生物碱，一种可以与阿托品产生相似作用的尸碱，而阿托品是从颠茄里提炼出来的人造生物碱。我们大家都知道，或者说都应该知道，人是天然生物碱的活实验室，生活在人的机体内的亿万个细菌分裂后产生生物碱，人死后，可以变成可怕的毒素（见泰奥菲尔·古蒂埃：《微生物和动物毒素》，巴黎，1887）。

　　鉴于上述的一致性，必须使用1892年引进法国的梅里美光谱离心分离机，这是唯一有效的分析手段。据说，最近，马那瓜卫生部试验室引进了这种仪器，本人有些怀疑，但并不否认。因此，从尸体上取出的物质，未经这种现代仪器的分离，以此证实究竟是尸碱（动物碱）还是植物碱（人工制造的），就不能够也不应该往动物身上注射，因为其结果必将是致命的，但却是模糊的。我再说一遍：根本没有这样做。从堂·卡门的内脏取出的所谓生物碱（马钱子碱），由于方法简陋，没有经过认真的辨认。采取简陋的辨认方法得出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次是否定的，第二次才是肯定的，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我的看法。使用的是什么仪器？对挖掘出来的尸体的内脏取出的证据，我也持同样的看法。

　　必须跟上科学发展，本人昔日的学生似乎连远远望一眼科学的光辉也谈不上。他不知道尸碱的种类日益增加；他本应该知道，可他同样并不知道，在死亡的有机物中（在人这个活试验室内），二氧化碳与氨基酸分离后，新陈代谢即构成产生尸碱的基础。（见G·格拉斯：《关于尸碱》，柏林，1895）由此产生的腐胺，虽是一种简单的尸碱，仍有致命的毒性，与马钱子碱属性相同，这是马拉梅十分明确证明了的（见《现代毒物学文献》，巴黎，1893）。如果这里还不知道这些发现，那不是本人的过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知而不负责任。再重复一遍，我认为，在试验室里宰杀的动物，包括注射从刚刚挖掘出来的尸体上取下的物质（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后死亡的动物，确实是中毒而死，但是，起作用的是尸碱。

　　正因为如此，杰出的罗萨莱斯大夫在马萨亚医院的手术室里才不得不切掉自己的手指，正是因为害怕被尸碱毒死。萨尔梅龙大夫根本没必要向我提起这件事，虽然现在我很感激他，因为这件事只能说明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萨莱斯大夫娶了法国老婆与我失败的婚姻相提并论。难道说，找不到科学证据，就要说人家的闲话？这正是他的根深蒂固的恶习。请读者做出判断，本人不愿在这种蠢事上浪费时间。

　　笔者不想滥用读者的耐心，再提起萨尔梅龙大夫偷偷摸摸地潜入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家提取胃液这样奇怪的举动。本人坚持认为，胃液里根本没有马钱子碱。假如说有马钱子碱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把导管伸进死者的嘴里完成这一壮举。据我所知，他从未想过从鼻孔里放进导管。还是别谈这个无用的琐事吧。让我们看看他关于狗胃的潜能发表的那些奇谈怪论。

　　我这个不求上进的学生先行一步，一口咬定10月25日挖掘出来的尸体中有马钱子碱，其理由仅仅是经注射的动物肯定会死去，其实是死于同样无知的做法。动物是死了，但是，丝毫不能证明在人类尸体中马钱子碱可以保留几百年。

　　好啦，萨尔梅龙大夫，您向我列举了一大堆动物，与其说您是一位专业医生，倒不如说您像是一位魅力十足的马戏团老板。这些动物能活下来，是因为胃有潜能，这些动物没有死，是因为胃有潜能。或者说像美洲外科医师学会会长威廉·斯蒂龙大夫在1897年出版的著名小册子中说的，具有“抵抗一切的特性”。这些动物吞下毒药，仍若无其事地活着，这说明动物不仅能消化毒物，改造毒物，而且还能通过肺、唾液、尿和粪便排除毒物。但是，请不要把狗和鸵鸟、鼹鼠、山羊和其他马戏团的动物混为一谈。狗没有抵抗一切的特性。如果说狗死后，马钱子碱没有保留在机体里，由于同样的原因，马钱子碱也不会留在死人体内，而尸碱确实可以保留下来。

　　如果说狗具有和鼹鼠、山羊、鸵鸟一样的抵抗一切的特性，能抗毒物，那么，请告诉我：在像我们这样的土里土气的社会里，为了摆脱狗的搅扰，山野村民用下毒这种并不高明的办法残酷地毒杀无辜的狗，为什么狗会中毒而死？难道没有人像现在这样利用这种事证实黑胆汁病的理论吗？在伦敦的试验室里，这种做法连满足天真的小学生的好奇心也办不到。

　　我讲得够多了。谨以此结束和我过去的学生和同事的关系。他有些失态，一方面说我单纯，另一方面又冒称我为老师，顺带想暗示一下我是罪犯的帮凶。其实，只是因为我企图根据无可辩驳的论据维护科学的尊严，在我们这里科学尊严受到了严重摧毁和侮辱。关于“单纯”一说，算了吧，我将其视为他的谬论；至于所谓“老师”，请不要再这样称呼我，虽说本人曾尽力教过您，现在大家看到了，您一丁点儿东西也没有学会。

　　我不是在您面前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说好话，因为我和他不是一路人，萨尔梅龙大夫。其他人才和他是一丘之貉。他们喜欢不负责任地传播流言蜚语，捏造黑色故事，狡猾地造谣诬蔑。卡斯塔涅达先生出于病态很喜欢这一套。我们从一些正派人在法官面前所作的无数证词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过去，我曾努力教萨尔梅龙大夫如何行医，但是，从来没教过他诽谤的本领，那是他甘冒风险自己学会的。在这一点上，他确实颇像卡斯塔涅达先生，大约是由于生性相同吧，而不是由于具有“抵抗一切的特性”，我们很快会看到，他们会凑到一起同桌共餐。请读者不要忘记这句预言。

　　萨尔梅龙大夫靠在路灯的电线杆子上读完这篇文章，随后又读了两遍，才又开始上路。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化装成神父，在诊所的候客室等了他好大工夫了。

　　40.证人承认受到过一些特殊照顾

　　自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父亲的灵柩运往墓地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她不再到亚松森学校去上学了，每天下午也不再把藤椅搬到街角门前了。门几乎整天关闭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报道闹得满城风雨，大街上传闻她看完报纸就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从此连吃饭也不出来，母亲只好把盛饭的盘子放在窗台上。

　　1933年10月28日下午，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手捧圣体匣率领游行队伍到她家为全家人举行领圣餐仪式。参加游行的人急急忙忙地围在走廊上临时搭起的圣坛周围，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跪下来领圣饼，还想证实一下她脸上是否真有悔恨的表情。据传，她悔不当初，决定出家当修女。但是，她没出来，阿巴翁萨将军的《中美洲人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她的房间离圣坛只有几步远，在仪式进行当中房门一直紧闭着。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很快出家的流言，在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的鼓动下，在虔诚的信女中间传播得特别广。读者已经听到牧师对他兄弟“圆球”奥维埃多谈过此事。堂娜·芙洛拉宣布清理资产，是因为她要到哥斯达黎加去和女儿待在一起。女儿答应和圣维森特·德·帕乌尔教团的修女们一起生活一辈子，她们在伊腊苏火山山脚下的肺病疗养院工作。

　　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在11月第一周的《事实》周报上发表了题为《需要神圣的虔诚》的文章，其中间接讲到这件事。

　　妇女的虔诚处于危机状态，这一点很容易察觉。需要很多仁慈的修女来慰藉受苦受难的人们。这些圣女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无论怎么称赞也不过分。她们舍弃了人世浮华，甘愿精心照料医院、疗养院、麻风病院、肺病疗养院等处的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

　　慈善事业的道路往往是很艰难的，把人引上这条路的往往是悔恨。悔恨好似一把烈火，可以使误入歧途的人身心得以净化，尤其当误入歧途的人是青少年的时候。当一个病人、一个垂危病人躺在床上，面对着上帝的眼睛的时候，最能医治创伤，达到身心净化。

　　有人会说，那不是真正的虔诚，而是逃避精神折磨的一种办法。《圣经》上说：“永远把自己的罪孽摆在眼前。”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镜子，不断审视自己的过错，可以使我们日臻完美。我们这些牧师看到在完美的纯洁的心灵的呼唤下产生的虔诚，固然感到高兴；但是，也绝不轻视由于心灵误入歧途、犯下致命错误而产生的虔诚。

　　围绕着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流言四起，再加上人们一直见不着她，因此，大家都如饥似渴地等待着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出庭作证。1933年11月12日，当她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不少人，包括莱昂和马那瓜的记者，纷纷来到孔特雷拉斯家门前，因为取证是在她家里进行的。11月14日，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上发表了题为《两个盘子里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切都在两个盘子里？》的报道，其中包括了证词全文，请看下面的有关内容：

　　孔特雷拉斯小姐作证时，不允许记者进入她家。司法部门出于礼貌，决定在她家里取证。大门打开了一会儿，只放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和他的秘书、诗人阿利·瓦内加斯进去。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里，由于卡斯塔涅达一案有些不明不白的情节，日日夜夜都有人编造出各式各样的流言；因此，孔特雷拉斯小姐即将作证的消息今天一大早就迅速传开了。姑娘没出卧室，谁也没见到她，不难理解，各种推测就成了当天的热门话题。

　　估计等待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拉法玛”商店。现在，商店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想找几位女店员，问问她们有何感想。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做还是值得的。渴望了解情况的读者对她们的感想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当笔者走近她们的时候，姑娘们假装正经地笑了笑，全都躲开了。只有一位名叫莉莲·加西亚的姑娘毫不迟疑地接待了我们。她像是苏布蒂亚瓦人，面目清瘦，肤色黝黑。我们问她：在莱昂市里传说年轻的孔特雷拉斯小姐就要去兄弟邻邦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要在那儿出家。

　　她回答得很利落：在大街上听人说过，可是没看见家里做这方面准备。堂娜·芙洛拉最后决定不离开尼加拉瓜，本来通过当地报纸宣布要拍卖商店的东西，现在也不提了。因此，可爱的莉莲姑娘认为关于姑娘要出家的消息并不真实。

　　您了解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一些情况吗？可以告诉我们她目前情绪如何吗？自从她决定闭门不出后，您见到过她吗？

　　从商店到孔特雷拉斯家的住宅有一条走廊相通，莉莲瞥了住宅一眼，说：前些日子，不算太近了，曾经见她在花园的草坪间犹犹疑疑地踱来踱去。身穿重孝，发卷凌乱，过早地出现了花白头发，失去血色的嘴唇不住翕动。17岁姑娘像个老太婆似的自言自语，回忆往事。以后呢？没有，以后没再见到她。

　　费亚约斯法官走进孔特雷拉斯家的时候，已是中午12点半。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门口迎接他，把他带到走廊。母亲、费尔南多·瓜迪亚舅舅和原告律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正在那儿等他。在安放布拉格圣婴神龛的那个角落里，为法官和他的秘书准备了两把维也纳式座椅，对面并排放着四把藤摇椅。中间摆了一张高脚桌，供记录证词用。费亚约斯法官和秘书入座后，堂娜·芙洛拉到卧室去找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随后拉着她的手走到中间那把摇椅跟前。母亲坐在女儿旁边，另一边是她的兄弟，再过去是瓦内加斯博士。卡门拿着一支手枪，离开走廊，走到大厅里，监视那扇关闭着的街角大门。

　　姑娘向费亚约斯法官轻轻地施礼后，坐在了摇椅上。然后，非常文静地待着不动，双膝并拢，两手放在膝上，揉搓着一条绣花手绢，似乎等待着开始期末考试。只有身上的孝服——封领衬衣、家庭主妇的袖口、长到膝盖以下的裙子、黑线袜——才和她的学生模样不大相称。后来，阿利·瓦内加斯对马诺洛·夸德拉说，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也没有翕动着嘴唇自言自语，回忆往事。瓦内加斯还怪罪他制造可怕气氛。

　　在出席听证会前，费亚约斯法官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免得到时犹疑不决。他不想再犯错误，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力争在那种有家人介入的严肃气氛中不要感到拘谨。她需要深入了解案情中最肮脏部分的底细，而不怕别人说他冷酷无情。姑娘的证词提供给他的东西一定会远远超过他能从萨尔梅龙大夫那儿得到的东西。档案里已经有充分的证词说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确实有罪，从化验室获取的证据已经证实这一点。尽管这桩丑闻在莱昂余波未息，但是，还需要弄清犯罪的动机。

　　然而，在这次棘手的作证结束后，他再次感到大失所望。和萨尔梅龙大夫出庭作证时一样，他还是一无所获。上次，他态度强硬导致作证失败，而这次失败是因为他软弱无力，违背了法律规定，在原告律师的鼓动下，允许姑娘的母亲插话，最后竟让她打断了审问。

　　根据记录，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证词是这样的：

　　法官：您认为，您姐姐玛蒂尔德之死、您父亲卡门·孔特雷拉斯之死以及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之死有什么关系？

　　证人：都是同一个人犯下的罪行。罪犯名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和我姐姐玛蒂尔德一起吃饭的时候，把他盘子里一块放了马钱子碱的鸡肉给了我姐姐。姐姐不想吃，可他说：“好吃哟，好吃极了。”卡斯塔涅达和我父亲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把毒药放在药里。父亲让我去拿药，他说：“把药给我拿来。”我就去取药。晚上父亲把药盒放在那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床上一伸手就能够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杀死他妻子玛尔塔的，可能是在药里或吃的东西里下了毒。

　　法官：您的看法的根据是什么？

　　证人：他们都是中毒死的，这已经证实了。几起死亡事故一件接一件，都发生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周围，他总是待在这三个人的身边。他会下毒，曾经毒死过狗，也毒死过人。在哥斯达黎加，他毒死了拉法埃尔·乌维科，有一次，他想把一本有关毒物的书借给我姐姐玛蒂尔德看，被妈妈拿走了，谁知他是什么用心。

　　法官：据您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犯罪的目的是什么？

　　证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目的是夺取我父亲的财产。根据他的计划，第一步杀死他妻子，然后再杀死我姐姐和我妈妈，只剩下我一个人，再向我提出结婚，成为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他总是打听父亲的生意如何，没人请他，他就毛遂自荐办理自来水公司的事务。他说，我父亲让他待在自己的办公室，请他代为处理各种事情，这全是瞎话。

　　法官：为什么您认为按照计划他要向您求婚？他向您求过爱吗？

　　证人：没提过，因为我对他态度十分严肃。尽管他没有直接说过，可我发现他挺照顾我的，对我姐姐玛蒂尔德就不那样。对我总是给予特殊照顾。

　　法官：在他妻子死去之前，就给您这种特殊照顾吗？

　　证人：是的，我记得当着他妻子面就有过。不过，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想消灭所有的人，连我也在内。我故意摆出十分严肃的面孔，不接受他这些照顾。

　　法官：您是不是说，他对您姐姐玛蒂尔德没有给予同样的照顾？

　　证人：我不记得他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我姐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果和她谈起爱不爱的，她肯定会拒绝。

　　法官：根据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1933年10月19日提供的证词，在卡斯塔涅达夫妇离开您家之前，玛尔塔心烦意乱，哭哭啼啼，她是不是忌妒什么人，您知道吗？

　　证人：我不知道玛尔塔是不是忌妒别人，也没发现她哭过。她和我们相处得极好。我记得她离开这儿的时候，对建立一个新家非常高兴，我们大家都帮她安顿自己的家。她离开的时候，应该对我们心怀感激，因为是妈妈为他们找到了住处。他们是外国人，人生地不熟。我不认为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法官：那么，您认为，玛尔塔有没有发觉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给您特殊照顾呢？

　　证人：我说的这种特殊照顾只是单方面的，所以她没有察觉，也不会忌恨我。在我们家，她没有理由忌恨任何人，因为她看见我们大家对她丈夫都很严肃。

　　法官：您能否告诉我，您说的这种特殊照顾是一种什么样的照顾？

　　证人：比如在饭桌上，他表现得很有教养，总是拉出椅子，让我坐下。我对课文有不懂的地方，他给我解释，他这个人非常聪明。只和我一个人亲热地开玩笑，从来不和玛蒂尔德开玩笑，对他妻子也不像对我那样说说笑笑的。不过，现在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调情，尽管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因为我举止得当，十分严肃。

　　法官：您经常送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礼物吗？

　　证人：在他过生日那天，我送给他一瓶带香味儿的洗发液，这事儿我妈妈知道，是妈妈从商店里拿来给我的。如果不是他过生日，我不会送他任何东西，因为没什么由头。

　　法官：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证词里说，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捕的那天，您为他准备了衣物和饭食，是她和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监狱去的。她说，您还给卡斯塔涅达写了一封信。

　　证人：我没给他写过任何信，我写的是让雷蒂西娅带去的衣物清单，让他知道送去了什么，衣服脏了好再送回来。那天是妈妈给他准备的饭和衣服，让人送去的。

　　法官：在接下来的几天，当局没有禁止之前，你们还继续往监狱送东西，其中包括各种日用品，比如香水、手绢、鲜花。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给他送家具，其中还包括一个五斗柜？

　　证人：这些东西都是他要的，他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他向妈妈提出来的，我们给他送东西，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现在，我们不再给他送东西了。因为他有罪，对我别有用心，要留下我一个人，霸占我们家的全部财产。

　　法官：您知不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您家里住的时候，您姐姐给他写过信？

　　证人：不知道她写了没写，我不相信她会写信。大家都住在一起，她没必要写信，他们俩之间也没有理由偷偷地说情话，因为他根本不爱我姐姐。

　　（这时，法官给证人看一封信，上面既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是1933年10月13日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行李里查收的。）

　　法官：您认识这封信的字迹吗？

　　（证人看信，然后还给法官。）

　　证人：我不认识信上的字迹，从来也没见过，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

　　法官：请您仔细看看，要说实话。请您注意，信里提到第三个人的字头是M.P.，和您的名字正好相符。

　　（法官再次把信递给她，证人第二次看后把信还给法官。）

　　证人：字头可能相合，但是，信里说的那个人不是我。信中说，写信人感到忌妒。可他给我特别照顾，我姐姐没有必要感到忌妒，因为卡斯塔涅达不是她的恋人。信里还说，M.P.这个人从她手里夺走了他，我没有夺他，自从他搬到我家来住以后，一开始就对我特别照顾，只照顾我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没那样。

　　（这时候，证人的母亲插话说“我没有夺他”是个比喻的说法，应该写进记录。对此，法官回答说，只有证人才能作出这样的说明。法官询问了证人，证人说她的话确实是个比喻，是为了强调犯人从搬进她家起，就给了她这种特殊照顾。）

　　法官：邮政支局局长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小姐1933年10月17日作证时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去危地马拉期间，您姐姐玛蒂尔德给他寄过信，而且收到过他的回信。您能否告诉我，您对这种通信关系有什么看法？

　　证人：如果卡斯塔涅达给姐姐写信，她也许会回信，信中肯定讲的是朋友之间的事，对他失去妻子表示安慰。因为他妻子玛尔塔死后，卡斯塔涅达一直非常伤心。我姐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肯定是用宗教感情安慰他。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他也给妈妈写过信，信封上写着“拉法玛商店”，还有邮政信箱号码多少多少。

　　（这时候，证人的母亲要求说明：她说那是有关生意的信，她曾经委托犯人调查一下在危地马拉有些什么便宜货。法官坚持，只能记录证人的证词。证人要求把信是涉及生意方面的事作为她的话加上去。）

　　法官：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1933年10月17日在作证时说，有一次，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给他看了一封信，并且说是您写的。您是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

　　证人：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卡斯塔涅达对他朋友说这种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惯于撒谎、造谣，他对本市的许多小姐都造过谣。要是他给别人看我写给他的信，那肯定是他捏造的，模仿我的字体，败坏我的名誉。

　　法官：今年7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到达哥斯达黎加，事先有没有通知您他要到那儿去？

　　证人：没有通知我，因为我们没有通过信。他通过“热带电台”给我哥哥卡门发了一封电报，妈妈和我听了广播，才知道他要到哥斯达黎加来。当时，我们都很惊讶，本来以为不会再见到他了。他离开这儿去危地马拉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我不再回来了。”

　　法官：他到了哥斯达黎加以后，去看过您吗？

　　证人：是的，他到阿蒙区我舅舅家里去看过我们，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嘛。他坐在客厅里和我聊起了朋友们的情况，跟妈妈和舅舅谈起圣何塞的天气是不是潮湿、寒冷，还谈到什么电车车祸，以及政治啊、宗教啊，他一向反对宗教。他还说了些我不认识的人的坏话，议论了哥斯达黎加香蕉园的罢工，他支持罢工。还有共产主义的问题，舅舅总是跟他说不到一块儿去。

　　法官：在哥斯达黎加期间，您和他出去过吗？

　　证人：我们和几位朋友一起出去散步，他陪我们和一些有地位的人一起参加聚会。到国家剧院听过演唱会，去过电影院，都是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的，有时候也和舅舅、妈妈一起出去。他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因为妈妈不允许。

　　法官：您姐姐玛蒂尔德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在哥斯达黎加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经常有来往，感到非常难过。她表示反对他再住进您家。她的好友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在1933年10月19日作证的时候说，您姐姐曾经向她说过这样的话。您对此有何看法？

　　证人：我不相信由于我对姐姐讲了我们去散步、参加聚会、看戏、看电影，她会感到难过。她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没有意思，就不会忌妒。我在信里把这些情况告诉她，因为我没有理由瞒着她。假如说姐姐不愿意再在家里看见卡斯塔涅达，也许是她认为那样不合适。卡斯塔涅达对我的特殊照顾，人们有些闲言碎语。即便姐姐对她的女友说过她要把卡斯塔涅达赶走，事实上她也没这么做。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待我们俩都挺好。

　　法官：在哥斯达黎加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还对您保持您刚才说过的那种特殊照顾吗？

　　证人：还是那样照顾。例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轻手轻脚地帮我脱掉大衣；在舞会上，给我点第一流的曲子；我渴了，他就去取带麦管的饮料；还经常说我打扮得漂亮，十分俊俏。不过，他也对妈妈说这种话，对妈妈也特别照顾，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这时，证人的母亲要求法官暂停作证，改天继续进行，因为她女儿累了。太紧张了。法官问证人情绪怎么样，她本人表示很疲劳，同意暂停作证，记录还不算完。）

　　尽管记录还不算完，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再向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提问了。费亚约斯法官认为这次审问是个失败，而阿利·瓦内加斯的看法恰好相反。从回答问题的情况看，感情背景已经相当清楚，虽然不十分明确。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两个盘子里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切都在两个盘子里？》（前面曾经引用过）倾向于后面这种看法。

　　期待已久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的作证留下了许多未解的疑问，但是，如何把握这次作证则留下了更大的疑问。马里亚诺·费亚约斯用一只过于细小的镊子触动了十分棘手的东西，结果把关键性的问题遗漏了。也许是因为气氛对调查不利，他不得不在证人家里与证人对话，周围都是证人的亲人，而且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动不动就插话。

　　有人就此事询问了法官秘书、诗人瓦内加斯，据他说，刑法承认这种待遇。《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当证人由于地位、级别或身份应享受此待遇时，或当办案法官认为合宜时，可免除证人出庭之义务，而在证人私宅内履行该手续。”普通居民的子弟并没有这种福气。正如我们在本案中清楚看到的，给予这种特权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经验丰富的人读过本报转载的证词，会找到充分的依据得出最后结论。这是一个有关爱情和争风吃醋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在一个殖民遗风颇为盛行的城市里，这种事已经掀起轩然大波，总会浮到面上，正如切斯特顿[1]笔下的神探布朗神父对他的朋友弗拉姆博说的：“好好看看那冰峰，从那儿你们可以估算出在呆笨的海浪下面的冰层有多么大，有多么牢固……”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在离开孔特雷拉斯家时，面对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和平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让我们参阅证词文本，说以后我们可以从档案中拿去复印。他坦然一笑，要我们还是多报道一下杰克·伦敦，说他在北极猎海豹，在南方大海的狂风恶浪中航行；多报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多报道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在慕尼黑啤酒店吵吵嚷嚷的聚会上涌现出来的阴鸷的奥地利人——来到德国的总理府；国会纵火案，以及电传过来的琐碎小事；或者多报道人人喜爱的拳击，普里默·卡内拉毫不留情，击败了夏基，在各个量级上夺得了拳王的桂冠。作为优秀的裁判，费亚约斯知道本案最后一轮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今天是他的生日，趁此机会谨向他表示祝贺。恭喜，马里亚诺·费亚约斯！

　　确实，那一天是费亚约斯法官的生日。在家里，妻子为他准备了一次意外的聚会，邀请了几位朋友和邻居。当他在阿利·瓦内加斯陪伴下来到门厅时，一位坐在凳子上打盹的老木琴手开始弹起《最后的欢笑》，把木棍敲得邦邦的响。客人们聚在走廊中间一张桌子的周围。桌上放着几瓶冠军牌甘蔗酒和大号盘子。听到音乐声，大家散开来，到外面迎接费亚约斯法官。

　　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第一个迎上去拥抱住费亚约斯法官，送给他一个用丝带捆好的画轴，其他人在一旁窃笑。那是一张用彩色蜡笔画的寓意画，是按照印在“拉赫曼&肯普”利胆剂盒子上的画仿制出来的。画上，一只巨大的蚊子前爪拉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那个人在地上无力地挣扎着，想摆脱开蚊虫的叮咬。图画上方有一行排成拱形的字：“预祝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消灭莱昂的恶性热病”。

　　费亚约斯法官也笑了，只是笑得有些勉强。他把画递给阿利·瓦内加斯，道了声歉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阿利·瓦内加斯把画卷起来，放在摆放瓶子和盘子的桌子上。

　　“作证的情况怎么样？”奥蒂斯上尉摘下带手枪的皮带，推开瓶子，也把枪放在桌子上。

　　“看样子，那个姑娘受过很好的训练。”阿利·瓦内加斯赶开苍蝇，掀开盖在盘子上的油纸，里面有元鱼蛋和熟木薯，他拿起一根牙签，挑起一小块木薯，“该怎么回答，全背得滚瓜烂熟。”

　　“她们想摆脱出来，她们很紧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奥蒂斯上尉把手指伸进那只盘子，捡起一个元鱼蛋，用手擦了擦，“芙洛拉甚至想离开尼加拉瓜。”

　　“那位可爱的姑娘一点儿也不紧张。”阿利·瓦内加斯把木薯吞了下去，几乎嚼也没嚼，把牙签留在牙齿中间，“她很沉着地把别人教给她的课文背了一遍。一离开课文，她妈妈就出来纠正，最后干脆不让她说下去了。”

　　“谁也没有权利那么欺负她们，”奥蒂斯上尉用指甲抠破了蛋壳，往缝儿里浇上辣椒，“不想让她们得到安宁。总得有人出来维护她们呀。”

　　“教友会的旗子还在大街上转呐。”阿利·瓦内加斯嚼着牙签，看着奥蒂斯上尉贪婪地往嘴里吸蛋清蛋黄，“圣水太多了，祈祷也太多了。”

　　“我不是指尼姑、修女。”奥蒂斯上尉从桌子上拿起一张餐巾擦了擦下巴，“我说的是特奥多西奥大夫和他的同伙。”

　　“阁下不要忘记，要不是亏了特奥多西奥大夫，你还逮捕不了巴尔多梅罗呢。”阿利·瓦内加斯掀开盖在另一只盘子上的油纸，就用那根牙签叉起一块红烧猪肉。

　　“现在，你不会说你要保护那个煽动分子吧。”奥蒂斯上尉把用脏的餐纸揉成一团，丢在桌子下面。

　　“我不过是法官的书记员，可不敢保护任何人。”阿利·瓦内加斯从嘴里拿出牙签，轻轻地放在桌布上，“该法官干的事，就让他去干吧，你别再插手了。”

　　“这可真叫公道啊。先是散布流言蜚语，以此为芙洛拉和她的女儿伸张正义。”奥蒂斯上尉从桌上拿起皮带，掂了掂手枪的分量，“现在又拿她们清扫马路。她们的损失谁给补啊？”

　　“她们受了伤害，可以指控博学多才的特奥多西奥犯有侮骂诽谤罪嘛，这不就能报复一下吗？”阿利·瓦内加斯拿起画卷驱赶桌上越聚越多的苍蝇。

　　“真蠢！想招大伙儿再笑话她们一场啊。”奥蒂斯上尉系好腰带，把手枪摆在显眼的地方，“笑得最厉害的是萨尔梅龙。看他能高兴多久。”

　　“怎么？难道说你要下令禁止人家笑？”阿利·瓦内加斯听到有人鼓掌，赶快转过身来，费亚约斯法官从屋里走出来，手举着一个红底白点儿的领结，这是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鼓掌的正是他妻子，“可是，你办不到啊。”

　　“你说我办不到。马那瓜已经授权我把他关进监狱了。”奥蒂斯上尉最后把手枪的皮带扣在大腿处，“这个兔崽子，过不了今天啦。”

　　费亚约斯法官走过来时，奥蒂斯上尉正朝门厅走过去，顺手从椅子上拿起海军陆战队的军帽，用帽子拍了拍大腿。木琴又响了。木琴手想用木棍儿敲打出《人生只有一次爱》，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头几个音符。

　　“他让什么蝇子给叮了？”费亚约斯法官系好领结儿，拿起一只杯子，“好大的火儿啊。”

　　“不是苍蝇，是疟蚊叮了他。”阿利·瓦内加斯吹了吹画卷，“这帮蛮人，一副卢泰西亚人面孔！最后，他还是要让博学多才的特奥多西奥下大狱。今天就逮捕他。”

　　[1]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

　　41.黑色帕卡德汽车来到荒废的乡间别墅

　　1933年10月28日晚上，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回到诊所的时候，碰见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只见他身穿一件长排扣法衣，罩衣上、靴子上满是泥巴。尽管萨尔梅龙大夫心情沮丧，还是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眼泪哗哗直流。罗萨利奥在那儿等候多时。他惴惴不安地走来走去，干硬的泥嘎巴儿落了一地。

　　看见萨尔梅龙大夫笑话他那套装束，罗萨利奥更是挺着脖梗，绷起脸，举起手指为大夫祝福，惹得大夫更是忍俊不禁。罗萨利奥一边划着十字，一边悄悄地走近朝街的带铁栅栏的小窗前。他朝萨尔梅龙大夫努了努嘴，萨尔梅龙大夫也朝外探了探身。对面边道上有两个面目可疑的人站在路灯的电线杆子下面。

　　“是老把戏喽。”萨尔梅龙大夫从窗户那边退回来，用指关节擦了擦眼睛，“他们在那儿站了好几天了，是便衣警察。你就不能化装成别的样子？”

　　罗萨利奥冲着萨尔梅龙大夫打起哑语手势，只见他嘴唇动，听不见声音。

　　“这两个小子是塔乔·奥蒂斯安排在那儿的打手，只要命令一下，他们就会逮捕我！”萨尔梅龙大夫两手拢成喇叭筒状，扭过脸，面朝着窗户。

　　罗萨利奥吓了一跳，连忙捂住他的嘴。

　　“怎么啦？”萨尔梅龙大夫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你是害怕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铺盖、衣物，单等着他们来抓了。”

　　罗萨利奥低下头，双手合十，满脸恳求的样子，就像一位货真价实的神父。

　　“你穿上这件法衣，本来可以混进那些修女组织的游行队伍里去。”萨尔梅龙大夫又笑了起来，不过没那么起劲了，“甚至可以给小天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送第一次圣餐。”

　　“我调查过了，确实有奸情。”罗萨利奥凑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马上又退了回来。

　　“这已经没用了。”萨尔梅龙大夫脱掉上衣，像只斗败的公鸡似的把衣服挂在门厅衣架的挂钩上，衣架是根黑色枝形柱，刚才他把帽子也挂在那儿，“法官这个大窝囊废比你还像神父，连法衣都用不着穿。”

　　“那所有的证据呢？我这儿有更多的证据。”罗萨利奥又往后退了退，两手捂住屁股。

　　“用你的证据擦屁股去吧。”萨尔梅龙大夫拿出一串沉重的钥匙，打开诊所的门，“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是个处女，这已经得到证实。现在只差达比希雷大夫证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是个处女了。还有堂娜·芙洛拉。”

　　“那辆黑色帕卡德汽车常去庄园。”罗萨利奥跟在萨尔梅龙大夫后面朝诊所门走过去，边走边在法衣口袋里寻找记录情况的稿纸，“法官收到的匿名信是庄园管家写的。有人在庄园偷了一些香蕉，他们要他赔，弄得他很恼火。”

　　萨尔梅龙大夫在墙上摸来摸去，寻找电灯开关。开关一转，诊所亮了。只是光线昏黄，乌乌突突的。单人床、装医疗器械的玻璃柜、盆盆罐罐摆得凌乱不堪，显得十分陈旧。

　　“把我上衣口袋里的报纸递给我。”萨尔梅龙大夫围着写字台转来转去，“那个老没正经的又在《中美洲人报》上骂我了，无非是熊人呗。”

　　“你别答理那个老家伙啦。”罗萨利奥把报纸拿来，扔到桌子上。报纸一打开，正好露出年轻的达比希雷大夫坐在显微镜前的侧身像。

　　“就是把我关进监狱，我也得回敬他几句。”萨尔梅龙大夫动手把小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把他那股气焰一下子杀下去。”

　　“你该听听我这儿的消息。”罗萨利奥顺着木头台阶走上来，坐在单人床上，“有些事实在少见。”

　　“甭管怎么样，给我看看。”萨尔梅龙大夫从小药箱里掏出斯奎布笔记本，放在身边。

　　“现在，这些证据怎么处理啊？出本小册子？”罗萨利奥把稿纸在腿上摊平。

　　“等我从监狱出来再说吧。”萨尔梅龙大夫找出一页空白纸。笔记本几乎快写满了。

　　读者大概知道了，那天清晨，萨尔梅龙大夫派人给罗萨利奥送去一个紧急通知（当时罗萨利奥正躲在他父亲的油坊里），催他赶快去找“我家主人”庄园的管家，那天下午出庭作证时需要从他那儿了解到的情况。罗萨利奥最后照办了，只是一时找不到出租的马，出发的时间晚了。这样一来，回来得也晚了，等他赶到诊所的时候，萨尔梅龙大夫已经到法庭去了。

　　说到这里，如果读者允许，咱们来详细地看一看萨尔梅龙大夫迄今为止手里掌握了哪些线索，以及在他向费亚约斯法官作证前，又是怎样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的。

　　大家知道，舞鱼人路易斯·费利佩·佩雷斯在一家酒馆里被杀之前，曾经对科斯梅·曼索说过，1933年2月13日上午，他看见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雷科莱克西翁教堂门前把一封信交给女用人多洛雷斯·洛伦特。后来，女用人又向曼索证实信是写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她说，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天天都在梅尔塞德教堂等着。现在，多洛雷斯·洛伦特在曼索家当用人。1933年10月17日，在她出庭作证前，曼索一再叮嘱她该怎么说。可是，她临场吓慌了，没讲这件事。

　　多洛雷斯·洛伦特还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作证前她没向科斯梅讲过，到作证之后才说出来。“长舌桌”上的人未完全核实，就决定将其中一部分材料用在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报道中。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在“我家主人”庄园里偷偷幽会。

　　大家知道，1933年2月，多洛雷斯·洛伦特在位于通往波内罗亚海滨浴场公路旁的庄园里当厨娘。堂娜·芙洛拉·孔特雷拉斯把她要过来，让她到卡斯塔涅达夫妇的新居去干活儿，月薪是5科尔多瓦，比在庄园里多挣1科尔多瓦。

　　当时，多洛雷斯·洛伦特住在圣卡拉腊皮奥村，离庄园有半列瓜[1]远。每天天亮前，她来上班，午饭收拾完毕，就搭乘往莱昂送柴的车，到大门外面下来，然后步行回家。因此，两位情人乘坐堂·卡门的黑色帕卡德车下午抵达时，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但是，与她姘居的庄园管家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见过他们偷偷幽会，他也只对多洛雷斯讲过这件事。

　　黑色帕卡德车大约在下午5点顺着积满尘土的棕榈树林阴道开进来，这时候，只有管家一个人待在荒废的乡村别墅里。他可以睡在楼下。楼下存放着干酪和农具。每天晚上，他点上小油灯，打开帆布折叠床。

　　乡村别墅共有两层。有一座木头阳台，面朝远处的大海。1933年10月28日中午，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亲眼看见了别墅的一片荒凉景象。据说，堂·卡门的姐姐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雷耶斯患肺病在那里静养了几年。1929年10月，死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从那以后，孔特雷拉斯家的人就没到这幢别墅里度过假。

　　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向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原原本本地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还告诉他说，法官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是卡门·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的会计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让他写的。埃乌弗拉西奥每个星期六都要到办公室去，从他手里领取庄园的职工工资，因此和他有接触。普埃塔斯还亲口告诉他公司里造假账的情况。

　　据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回忆，他们每次幽会的情况都不一样，头两次是在1932年12月，其余的是在1933年1月、2月底和3月中，最近几次是在9月底10月初。幽会的地点就在患肺病的老太太死去的房间里。罗萨利奥上去看了看。里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使用多年的旧铁床，镀铬的床脚和幔帐的支柱均已锈迹斑斑，两把旧藤椅，坐垫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陶盆。

　　萨尔梅龙大夫根据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笔记，把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的所见所闻转抄在自己的斯奎布笔记本上。现抄录如下：

　　第一次。放牧人把一头黄牛丢在牧场上，多奈雷把牛赶进牲口棚。回来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他觉得挺奇怪，以为是堂·卡门来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平时可没这么晚来过。开车来的是穿了一身黑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多奈雷在莱昂的孔特雷拉斯家里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坐在他旁边的是小姑娘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身穿一件黑格子学生制服。卡斯塔涅达想劝她下车，可姑娘不愿意。多奈雷似乎听见了哭声。声音很低，不过，确实有人在哭。

　　多奈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走了过去。身穿黑衣的卡斯塔涅达看见他，就下了车，说是要为圣母节找些甜柠檬，问他能不能摘几个。多奈雷听从他的吩咐，走回别墅，拿了一个篮子，就到柠檬园去了。回来时，一看没人了。车子停在草地上，前门敞开着。他想，他们大概是到附近散步去了。天快黑了，只能听到蝉鸣声。这种时候去散步，真是莫名其妙。篮子里装了不少柠檬，他就回到屋里等他们回来。正在这工夫儿，他听见从楼上传来说话声，还有楼板上的脚步声。随后，又听见铁床的弹簧发出吱吱嘎嘎声，好像是知了叫。这不可能是知了啊，知了在外边呐。

　　多奈雷把篮子顶在头上走了出去，免得人家说他在偷看。他把篮子放进汽车的后座，就坐在牲口棚的栏杆上等着，尽量离房子远一点儿。天越来越黑了，路旁的棕榈树冠已经看不清了。大约6点多快7点的时候，他看见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出来了，快步跑进车子。身穿黑衣的卡斯塔涅达不慌不忙地走在后面。多奈雷正犹疑着要不要过去，卡斯塔涅达先叫了他一声，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卡斯塔涅达给了他两个科尔多瓦。从树枝上摘下几个柠檬就给这么多钱，似乎是多了点儿，而且还说了声“谢谢”。他还说此后的下午他们还会来，因为要为圣母节准备柠檬。不过我不能将此事告诉莱昂那边的任何一个家里人，因为他们想在圣母节时给家人一个惊喜。

　　一个星期后，他们又来了。这一次，多奈雷已经摘好了柠檬，等着他们呐。不过，他们没拿走柠檬，因为圣母节已经过了。卡斯塔涅达又给了他两个科尔多瓦。

　　“圣母节用的柠檬。”萨尔梅龙大夫甩了甩自来水笔，笔里不出水了，“他们干的纯粹是通奸嘛。那个人愿意出庭作证吗？”

　　“他愿意。”罗萨利奥往床上一躺，两手放在后脑勺上，胸前摊放着几页稿纸，灯光照亮了他的全身，“至于他们是否愿意听取他的证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请你记上：1月，第三次。”

　　“等等，”萨尔梅龙大夫想打开墨水瓶，使了半天劲，就是打不开，“他以为你是神父，还是把你认出来了？”

　　“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罗萨利奥用胳膊肘撑住身子，“这个人很好看书。我还没下马，他就先说了一句：‘堂·查利奥，您的劳伦蒂娜和巴尔多梅罗的故事写得真好。’”

　　“‘第三次，哭得更厉害了。’当时，卡斯塔涅达就要离开她家。”萨尔梅龙大夫用钢笔胆吸墨水，“也许这次幽会是在后来，他们已经分开住了？”

　　“‘他们把帕卡德车丢在柴棚后面，藏了起来。这次带来一条床单，铁床上只有一条席子。’我看见那条床单了。”罗萨利奥拿起纸，把纸放在眼前，没有抬头，“可能是前面的事，大夫。要是他已经不住在那儿，怎么能用堂·卡门的帕卡德车把她拉去呢？”

　　“所以才把信送到教堂去嘛。”萨尔梅龙大夫抽出一张处方笺，擦了擦沾满墨水的手指头，“你说得对。”

　　“‘他们带去了床单。多奈雷负责打扫房间。每天都往陶盆里打好水，等着他们。1月，他们又来了一次，后来，直到2月底才来。’”罗萨利奥用手挡住灯光看稿纸，“那时候，玛尔塔已经死了。‘多奈雷知道玛尔塔死了。本想向她丈夫表示哀悼，可看见他并不难过，就觉得不大合适了。’”

　　“就差这点儿了，就差向他表示哀悼了。”萨尔梅龙大夫把吸墨纸放在那页纸上，那是怀特博士药店的纪念品，上面写着：“您的腰疼吗？家用良药，立竿见影。”“接下去。是临行前的告别吧。”

　　“‘这次比以往要晚得多。’离开时，姑娘第一次大胆地正面看了看多奈雷。”罗萨利奥把拿稿纸的手低垂下来，“‘登上帕卡德车的时候，她冲着多奈雷苦笑了一下，突然她又下车，把床单送给了他。多奈雷把床单收藏在箱子里，还给我看了看。那是一条色彩鲜艳的绣花床单，绣的是麻雀戏鲜花。”

　　“这就是罪证。”萨尔梅龙大夫的手写字写麻了，手指一屈一伸的，“我真想看看那个窝囊废法官手里拿着绣小鸟的床单时是什么样子。恐怕是她已故的姐姐玛蒂尔德绣的。”

　　“还剩下犯罪之前的最后两次。”罗萨利奥翻了个身，蜷起两脚，把手放在脸颊下面，“‘他们下了帕卡德车，手拉着手跑过来。高兴地向多奈雷问好。’前几次的哭泣已经过去了，大夫。”

　　“哭还在后面等着呢。”萨尔梅龙大夫停下笔，冲着罗萨利奥狡猾地笑了笑，“完了？”

　　“完了。和多奈雷闲扯的话也在这儿啦。‘好久不来了，今儿是怎么啦？’在倒数第二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多奈雷就是这样跟他们打招呼的。”罗萨利奥还是侧身躺着，现在说话有些有气无力的，“她回答说，‘就差您为我们做的事啦。’”

　　“就差给他们铺床吧？”萨尔梅龙大夫合上笔记本，拧好笔帽，“行啦，神父先生。”

　　“还差一点儿，差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看见过他们接吻。”罗萨利奥蜷缩好身子，闭上眼睛，“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从走廊的办公室里远远看见他们接吻。”

　　“别睡啊，尊敬的先生。”萨尔梅龙大夫用墨水瓶一个劲儿敲击着桌子，“普埃塔斯已经作过证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不久前，他们从哥斯达黎加回来以后。”罗萨利奥欠起身，用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造假账的事，也是什么都没说。可我这儿有他跟多奈雷说的话。”

　　“光天化日之下接吻。”萨尔梅龙大夫咬着指关节，也打了个哈欠，“谁吻谁啊？”

　　“先是她在卡斯塔涅达的房门前吻了他。卡斯塔涅达正拿着脏衣服出来。”罗萨利奥提着法衣从床上下来，床单上留下了他鞋子上的泥印，“这次骑马累得我筋疲力尽，大夫。我几乎是趴在马背上回来的，就这样还没能及时赶到。”

　　“行啦，那些都算是小事儿啦。接吻可是多得是。”萨尔梅龙大夫把吸墨纸往笔记本里一夹，然后把本子合上，“你可以去睡了。把记录给我留下，我把有关账本那部分抄下来。”

　　“你看不懂我的字，顶好我明儿个再来。”罗萨利奥朝临街的窗户走过去，慢慢地把窗户打开。

　　“明儿个可能晚了，把记录给我吧。”萨尔梅龙大夫伸着手走过来。

　　“两个密探还在那儿呐。”罗萨利奥朝外张望着，把手里的几张纸递给他，“我一出去，他们把我抓起来，可怎么办？”

　　“要是他们抓你，你就说是找我来办圣事的。”萨尔梅龙大夫本想笑一笑，可是，笑声却憋在了胸膛里。

　　[1]1列瓜=5572.7米。

　　42.秘密档案放在茅坑底部

　　1933年11月12日，阿纳斯塔西奥·奥蒂斯上尉参加完费亚约斯法官的生日聚会后，就下令逮捕了萨尔梅龙大夫。晚上，将近7点钟的时候，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乘坐马车回到诊所。这时候，站在边道对面的密探举着手枪，包围了马车，执行奥蒂斯上尉下达的逮捕令。密探们粗暴地逼着大夫下了车，其中一人还用手枪柄猛砸他的头部。结果，头的右侧被砸破了，虽然伤口不必缝合，也流了很多鲜血。

　　马车上有几包印刷品。那是萨尔梅龙大夫针对达比希雷大夫1933年10月29日发表在《中美洲人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提出的答复。《记事报》和《中美洲人报》都拒绝刊登他的答辩文章，即使付费也不行。他跑遍了莱昂市所有的印刷厂，没有一家愿意承印，最后总算在圣何塞区的一家小印厂付印了。

　　让我们看一看11月14日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上刊载的题为《逮捕与凌辱》的通讯吧。

　　12日晚，发生了暴力逮捕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的事件，使卡斯塔涅达案件的气氛再次升温。尽管此前萨尔梅龙大夫拒绝向司法当局提供证据，但他仍是一位关键的证人。大家知道，他的跟踪调查使当局获取了有关正在调查的罪行的初步线索。这位著名的医生被捕时，遭到了毒打和凌辱，而这种做法毫无必要。我们可以听听送大夫回家的车夫圣地亚哥·门多萨的叙述。为此，我们来到他经常在火车站停车的地方，想听取一下他的看法。

　　车夫大约60多岁，有八个子女。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显得无所畏惧：“真野蛮啊，我都看见了。大夫来找我要去办点事儿。大约5点钟，我到诊所去接他。我拉他到圣何塞区布罗林多的‘夕阳’印厂。那儿正给他印一些东西，我们一直等到他们印完。他送给我一份，我还保存着，就在这儿。”说着，他给我们看了那张传单。“回到诊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要我帮他卸下那几包印刷品。我们正要卸车，几个拿枪的人把我们包围了。”

　　我们问门多萨，记者在国民警卫队省司令部获悉，萨尔梅龙大夫当场拒捕，要车夫赶起车迅速逃跑，这是真的吗？他回答说：“纯粹是瞎说八道。大夫很有礼貌地求他们让他把印刷品放好。可他们怎么答复啊？一个小子抓住他的头发，一下子把他拉下车。他摔倒在地上，另外一个小子用手枪把儿砸他，催他站起来。他受了伤，求他们放他去裹好伤。可他们也不答理，用枪逼着他走。我在大街上捡起了他的帽子。”

　　另外一些在场的证人是那条街的邻居。据他们说，大夫被他们带走，一路步行去到司令部。路上，他不得不从衬衣的下摆上撕下一块布，裹在头上。记者听说大夫被捕，就来到司令部门前。那儿不让人进去，记者隔着铁栏杆远远地看见了他。他在看守室里等了好长时间，才被带到二楼。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未办任何手续，就根据警察法第128条的规定宣布：由于他扰乱治安、损害公民道德被判处拘留30天，并服劳役。

　　当时从冈萨雷斯剧院看完电影出来的人看见了萨尔梅龙大夫被几名士兵带往第21监狱，他一直是步行，记者也看到了。我们都可以证明，他头上裹着布，斜纹布上衣模模糊糊地留有血迹。笔者边往前靠，边冲他喊了一声：“萨尔梅龙大夫！对您的被捕，有什么话要说吗？”但是，他不敢转过脸来，更不敢回答记者的提问。

　　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逮捕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当地报纸拒绝刊登他对卡斯塔涅达一案的具有科学根据的意见，他把自己的意见印成传单，难道是为这个把他逮捕的？这种极端的看法实在令人怀疑，因为后来并没有没收传单。据车夫圣地亚哥·门多萨反映，警察把大夫抓走后，他本人把印刷品卸了下来，交给女用人。就在那天晚上，传单开始在莱昂市大量传开。

　　其他原因呢？军方是怎么说的？像谣传的那样，是一种报复？有人指责萨尔梅龙大夫唆使我们的同行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签名发表了那篇报道，此事在以前的报道中已经提到过。那篇报道发表后，在此地引起的反应是这样：有钱人家认为无法容忍；平民百姓则很高兴，因为乌苏卢特兰给案件涂上一层悲喜剧故事的色彩。

　　“圆球”奥维埃多和观众一起从电影院出来，看见萨尔梅龙大夫被押送到第21监狱。随后就到处发出警报。先来到普里奥酒家，通过窗口把消息通报给“班头儿”，要他转告科斯梅·曼索和罗萨利奥。随后，又到了莱昂医学会主席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家。当晚，拉腊大夫本来要召开领导委员会紧急会议，可会没开成。然后，他又到皇家大街，把阿利·瓦内加斯从家里拉出来，一起去费亚约斯法官家。他们把法官从床上拽起来。当时，生日庆祝活动已经结束，看来法官是多喝了几杯。

　　费亚约斯法官想和司令部的奥蒂斯上尉通电话，可值班军官说他不在，还说不知道去哪儿了。法官亲自到奥蒂斯上尉家里去找他，也说不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给他写了一封公函，让阿利·瓦内加斯送到司令部去，而且一定要司令部打收条。档案里有这封公函的抄件。

　　本法官获悉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今晚被捕，原因不明。据本人所知，逮捕令并非民事法官下达，故而断定系国民警卫队所为。萨尔梅龙大夫乃本法庭负责审理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一案的证人，且正准备依本人安排进一步提供证词。因此，逮捕此人即无理侵犯本人之司法权，应立即停止行动。国民警卫队一再干预此案，显系行为不当，且为非法之举。本人要求明日一早即将被捕者送至本法官处。否则，本人只好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

　　奥蒂斯上尉对这封紧急公函根本不予理睬。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叫萨尔梅龙大夫去扫马路。马诺洛·夸德拉在其报道中继续向读者介绍这段插曲。

　　是报复吗？这个问题似乎太浮浅。13日早上，萨尔梅龙大夫被人从监狱里提出，和其他一大帮普通犯人一起拿着扫帚、铁锹和耙子，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打扫街道，清理公共场所。他被判服劳役，国民警卫队的确可以根据判决强迫他忍受这番羞辱；但是，让一个受人尊敬的、须发花白的医生在莱昂最繁华的皇家大街上清扫水沟、边道和路面，却是不多见的。

　　医学会的一位会员受到如此虐待而该学会至今沉默不语。医学院三缄其口，当地报刊一声不吭。据说，明天要送他到瓜达卢佩公墓去剪树枝、平整土地，而且专门让他去打扫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墓地，真是不高明的报复。今天，强迫他清扫坐落在皇家大街上的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诊所门前的边道，这也是一种不高明的报复。我们相信，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不会要求对他进行报复。这种企图让萨尔梅龙大夫收回自己讲话的粗俗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

　　正在审理卡斯塔涅达一案的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对此有何看法？相信他为人耿直，心地善良，我们将拭目以待。

　　马诺洛·夸德拉在报道警方强迫萨尔梅龙大夫收回自己的讲话、要他清扫位于皇家大街上的诊所前的边道时，曾经说过这种报复肯定不是达比希雷大夫提出的要求。这句话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印在传单上的文章里找到。逮捕他的人忘记抄走传单，当天夜里传单就流传开了。

　　这篇彻底结束师生之间辩论的文章全文如下：

　　同流合污

　　我昔日的老师达比希雷大夫在今年10月29日《中美洲人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要我不要再称他为老师。我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今后永远不再这么称呼他。但是，我又突发奇想，要改称他为“尸碱博士”，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尸碱。我毫不怀疑也许有某个调皮鬼愿意给他老人家冠以“腐胺博士”的雅号，兴许这对他更为合适。

　　本人并不反对知识渊博的大夫关于他一再提起的尸碱的性质的论述，也不反对他有关在尸碱与生物碱中加入同样试剂均可出现沉淀的论述。这样一来，似乎他发现的是糖水。但是，并非所有这些碱都是致命的毒物。比如，胆碱是一种尸碱，如果将5%的胆碱溶液滴在白喉假膜上，则有治疗作用，因为胆碱可以溶解纤维膜。如若不信，学识渊博的大夫，请您看看埃梅里托·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教授写的《关于动物生物碱的治疗作用的新知识》（布宜诺斯艾利斯，1901）。

　　但是，我非常清楚，如果不想互相理解，如果都像知识渊博的大夫所做的那样，仅限于援引经过精心挑选、随意安排的漂亮词句，借以炫耀和显示自己懂得阿拉米语和世界语，用其他语言成段地引用原文，那么，如此冗长的争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对您只讲西班牙语，知识渊博的大夫。我用西班牙语告诉您，马钱子碱生物碱只有四种（请听清楚，只有四种），您把尸碱与其中一种或几种混为一谈，原因嘛，要么是故意这么做，要么就是根本不懂。如果不是故意混淆，而是出于不懂，那就更糟糕，因为这种无知是不可救药的。我要把这种情况称为“抵抗一切”的无知。

　　如果在莱昂司法当局负责审理的这个案件中使用的毒物是木本曼陀罗碱、翠雀宁、尼古丁、瑟瓦定或者毒蕈碱，那么确实需要十分细致的验证，确实需要也许在整个中美洲都找不到的仪器。但是，对于普通的马钱子碱中毒，难道可以怀疑我们的大学通过纯粹科学试验得到的可靠证明的有效性吗？除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就不会怀疑这一点。

　　我要向您提出挑战，学识渊博的大夫，虽然您认为我们的科学家微不足道，我还是建议由本市五位专业医生组成一个评判委员会，请您当着该委员会向我彻底证明十分简单的三点。如果我们之间还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的话，我们可以共同挑选这五个人。假如他们听取了我们的陈述之后认为您说的有理，我庄严地向您保证：按您指定的日期，我到您的诊所门前清扫边道。需要当着评判委员会的面证实的三点是：

　　1.在人类尸体中确实存在某些尸碱，其生理效应与四种马钱子碱生物碱中的某一种相同。我将向您证明，不存在这种尸碱。

　　2.马钱子碱由于人的机体腐烂而分解。我将证明它不会分解，经布赖斯·埃切尼克、斯卡梅塔、蒙希瓦伊斯等人证明，20年的陈尸中仍然存在马钱子碱。

　　3.马钱子碱和大部分尸碱一样溶于酒精或乙醚。我将向您证明它不溶于酒精或乙醚。自从科学成为科学以来，从来就不溶于酒精或乙醚。

　　只要向我证明以上这三个基本点就足够了。倘若不能证明，就不要再争论下去，您就认输，我也不要求您打扫我诊所门前的边道，就您的眼光和门第来说，我那个诊所实在是太简陋了。不要再固执地希图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了。就科学辩论来说，您已经失去了光泽和勇气，与其参加科学辩论，您还不如作为一名善良的忏悔者去参加游行，现在我们常见您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说我对您还有所了解的话，我可以说，您虽然不善于参加辩论，却懂得摆出居家修士的陈腐架势，举起自己的旗帜。

　　与其说您是慈善家，不如说您是个领圣餐的，您毫不费力地用那些僵化的论据为一名杀害病人的罪犯辩护。是的，学识渊博的大夫，虽然您不喜欢别人提及此事，但您确实在为一名罪犯辩护。您指责我和卡斯塔涅达是一丘之貉，而您拒不承认在法律上已经十分清楚的事实，是您，而不是别人为他说好话，您和他才是一丘之貉！您只差提出建议，把卡斯塔涅达举上圣坛了。您肯定会到那儿去为他祈祷，那股狂热劲儿绝不亚于您现在沿着大街参加合唱的劲头。眼下陪您同声合唱的正是那些假里假气地捶胸顿足的人们。总之，您和他们才是同流合污。

　　为了结束本文，考虑到以您的智慧培育起来的桂树在本市已经干枯，特免费向您提出一项建议：快写一本小册子，证明您的最新发现，即可以临床证明一具尸体的贞操，再把小册子寄往巴黎、罗马或是柏林，以便在那儿听到在这里听不到的掌声，并让您宝贵的桂树重新披上绿装。

　　我就此向您告辞，坦率地说，如果说我曾经是您的学生，那么我的确什么也没学到，这样反而更好。现在已经看到，您也没什么可教我的。我之所以要向您告辞，是因为密探在跟踪我，要把我关进监狱，已经有人告知我，他们早已定下来了，说我犯有制造谎言和诽谤罪。在您那篇漏洞百出的文章里，也给我罗织了这些罪名，为此我向您表示万分感谢。本文写得匆忙，因为我想和您彻底了结旧账后再进牢房。

　　永别了……“腐胺博士”。您预言我将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结成同盟，您这类相面先生式的预言肯定是不灵的……真是不幸！您只差给自己戴上悬猴的裹头布、带上全部行头、披上绸衫到杂耍艺人的大棚里去了……在那儿，您可以高兴地和绵羊、山羊、长尾猴以及其他受过训练的动物为伍了。

　　附言：笔者曾到本市两家报社去办交涉，要求刊登本人的答辩文章，均未成功，只好将本文印成散页。他们对我实行堵嘴政策，在这个只有大亨和不法商人才能肆意散布谣言的地方，我竟敢说出真话，因此对我多加一重处罚。请您将本文镶进镜框，悬挂在诊所里，借以证明本人克服重重障碍，终于给了您答复。到适当时候，我还将对所有无端中伤和迫害我的人做出回答。望多加保重。

　　11月15日早晨，“班头儿”普里奥出于义愤鼓起勇气到诊所去拜访他的教父达比希雷大夫。他希望老大夫出面为萨尔梅龙大夫说情。萨尔梅龙大夫已连续三天被拉去和一群囚犯一起打扫街道，今天是打扫赫雷斯广场。“班头儿”正在边道上卸冰块，看见那群人过来了。他想给萨尔梅龙大夫送上一杯橘汁，可是看守不许他过去。这些人连讽刺带挖苦，把橘汁没收了，而且自己喝了下去。

　　达比希雷大夫在圣维森特医院巡诊完毕回到诊所，此时已在接待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拉腊大夫到诊所来，是为莱昂医学会准备公开发表的一份声明征集签名的。声明要求停止虐待被捕的同行萨尔梅龙大夫，并立即予以释放。

　　“班头儿”在廊道里待着的时候，听见诊所里面的争执声，不时还传出使劲敲打锤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手拿着文件走出来，直气得脸色铁青。小哑巴特奥多西奥给他让开路。达比希雷大夫揳好了钉子，把镶有萨尔梅龙大夫那份传单的玻璃框挂在墙上。

　　“您是来收我这个月饭费的吧？”达比希雷大夫再次转过身来找锤子的时候，发现了“班头儿”，“还没到月底呐，孩子。”

　　“不是，教父。”“班头儿”普里奥待在磨砂玻璃门旁，用手抓住门把手，“我只是来对您说，您对待萨尔梅龙大夫不公平。”

　　“您以为他对我公平吗？您过来，看看这张蛮不讲理的传单。”达比希雷大夫又敲了一下，把钉子钉结实，“我也向拉腊大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我还是按着这小子的意愿办事，把传单挂在这儿。”

　　“我知道，我算不上个人物，没资格向您提什么要求，教父。”“班头儿”普里奥跷起脚跟，原地不动，远远地看了看那张传单，“可是，像他这样一位职业大夫，怎么能让他上大街扫垃圾呢？”

　　“一个威信扫地的大夫。全莱昂有四十多位医生，只有八个人肯在声明上签名。”达比希雷大夫用锤子敲打着手掌，“我也没签名。如果这家伙被放出来，我还会告到法院。反正他还得进监狱。”

　　“教父，这是医生之间的科学争论，”“班头儿”普里奥轻轻地推开门，顺手把门关好，“谁宽宏大量，谁就算赢了。”

　　“对他宽宏大量？妄想！”达比希雷大夫掂了掂锤子，然后把锤子放在写字台上，“这位大老爷冒犯了我。还没有人这么欺负过我呢。”

　　“可您怎么能同意让他拿着笤帚在街上走来走去呢？”“班头儿”普里奥张开双臂走过来，“他浑身是血污，头上还缠着纱布。”

　　“您想让我干些什么，孩子？”达比希雷大夫傲里傲气地整了整夹鼻眼镜。

　　“只要您要求释放他，索摩查会认真考虑的。”“班头儿”普里奥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盒斯芬克司牌香烟，“全体公民会为您的豁达大度鼓掌欢迎的。”

　　“我不求什么掌声。”达比希雷大夫抬起下巴，两臂交插在胸前，“让我向索摩查将军求情？我疯啦！医学会的声明我都没签字。别在我跟前吸烟，孩子。”

　　“教父，请您原谅我直话直说。您要是拒绝，您就要对他的生命负责。”“班头儿”普里奥把手里的香烟放回盒子里。

　　“您不会认为国民警卫队因为造谣生事就把他枪毙吧？”达比希雷大夫双臂交叉摇晃着身体，嘴唇一撇，露出一个轻蔑的微笑。

　　“他们把他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关在一间牢房里，很危险哟。”“班头儿”普里奥把烟盒收好，“把他跟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

　　达比希雷大夫停止晃动身体，惊得目瞪口呆。

　　“您不会认为我在瞎编吧？这是真的。”“班头儿”普里奥郑重地点了点头，“要救他，还来得及。”

　　“他们不会让卡斯塔涅达把马钱子碱带进牢房的。”达比希雷大夫脱下上衣，朝衣架走过去，“别担心，孩子，卡斯塔涅达不会毒死他的。”

　　“这样吧，下次再让他扫大街的时候，您至少给他点儿水喝，教父。”“班头儿”普里奥从老大夫手里接过上衣，挂到衣架上，把看病用的白大褂拿过来。

　　“我已经提醒过奥蒂斯上尉，不能再这么干了。”达比希雷大夫接过白大褂，抖了抖，从脑袋上套进去，“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报仇雪耻。我生性不好报复。”

　　“那好，请您原谅，教父。”“班头儿”普里奥走到房门附近停下脚步，似乎还要说点儿什么，可又没说出口。

　　“孩子，”达比希雷大夫叫住他，白大褂还套在头上，两只袖子悬在胳膊外面，“先别走，我还没向您祝福呢。”

　　“好吧，教父。”“班头儿”普里奥走过来，谦恭地低下了头。

　　“愿上帝帮你摆脱那帮狐朋狗友，阿门。”达比希雷大夫为他祝福，“我愿意宽恕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可我绝不会签名，为他说什么鸟儿情。请告诉特奥多西奥，叫最先来的人进来。”

　　萨尔梅龙大夫刚被送进第21监狱，奥蒂斯上尉就来到位于圣塞瓦斯蒂安区的诊所里，亲自领人进行搜查。费亚约斯法官找他时，他正待在那里。奥蒂斯上尉是去找那几包传单的。在逮捕萨尔梅龙大夫时，警察忘记带走车上的传单，奥蒂斯上尉得知传单已经开始在城里传开了。不过，他主要还是找那本斯奎布笔记本以及那份秘密档案。他很清楚大夫手里有这些东西。

　　传单一张也没有了。在审问女用人的时候，她只是说，在萨尔梅龙大夫被捕后，她把传单送给了到诊所来的不认识的人，传单本来是为送人的嘛。至于笔记本和档案，警察把家具翻了个底儿朝天，撬开写字台的抽屉，砸碎医疗器柜的玻璃，可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找到。他们又闯进卧室，用枪托砸开衣柜，拆散床铺，甚至还搜查了厨房，把食品柜里的杂物翻腾得一塌糊涂。用刺刀刺破枕头和床垫，砸碎了锅碗瓢盆，连同医学书、外科手术用具、脸盆、椅子全都扔到院子里。搜查完毕，把整个诊所的玻璃破坏得乱七八糟。

　　奥蒂斯上尉煞费苦心四处寻找的东西究竟放在什么地方，他是万万也想不到的。数日前，萨尔梅龙大夫就采取了预防措施，将《大自然的奥秘》一书、秘密档案的卷宗以及斯奎布笔记本放进一个苏打饼干盒子里，用绳子捆好，沉到茅坑的底部。在平日拉屎的马桶坐位里侧揳上一个挂钩，将绳子的一端系在钩子上。

　　1933年11月28日，萨尔梅龙大夫从监狱里出来。就在那一天，正式宣布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嫌疑犯。萨尔梅龙大夫出狱后，跑回家去，从茅坑底部取出那些宝贝。那本书、卷宗、笔记本保存完好，但是，不管怎么用石炭酸消毒，那股臭味儿也去不掉。

　　43.风流骑士干了些什么？

　　读者已经知道，1933年11月2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正式认定为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嫌疑犯。从此结束了自10月9日（即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死去那天）开始的取证阶段。此后，本案进入全面审理阶段，收集有关被告罪行的证据，准备由陪审团参加审判。为此，要建立一个由13位经过抽签产生的公民组成的法庭。然而，陪审团根本没能参加案件审理，原因嘛，后面再说。

　　1933年12月1日，犯人出庭交待罪行，这是全面审理阶段的第一项程序。上午8点钟开始了详细审问，直到晚上10点才告结束。只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中断了一下，由费亚约斯法官听取尚未作证的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证词。就在这工夫，犯人和证人之间发生了争吵，此事前面已经说过。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其中一些重要部分前已述及——犯人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拒绝一切加给他的罪名。此外，在回答费亚约斯法官提问的时候，还一再否认与孔特雷拉斯家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暧昧关系。而且气度豪爽大方，和前几次一样，对孔特雷拉斯家所有的女人，抱着尊重和感激的态度。

　　犯人这种态度不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已经不指望过去曾经保护过他的那些女人们。堂娜·芙洛拉假装要离开尼加拉瓜，随后打定主意一告到底。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虽然在证词中否认与他有任何感情瓜葛，可又公开指责他是罪犯。

　　1933年12月6日，犯人在交待罪行几天之后，又出庭向费亚约斯法官宣读了一份书面材料，一份出人意料的、具有爆炸性的材料，其中对孔特雷拉斯家的几个女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谦恭礼让。

　　这份书面材料是卡斯塔涅达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提出的最全面的自我辩护。内容包括了几个方面，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特将全文抄录如下：

　　本人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个人基本情况在审讯记录中已有记载。此次出庭，谨向您，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先生，陈述如下：

　　1933年10月9日，我被无理地非法逮捕，未见任何有关司法当局的命令，也无人告诉我案情是什么。直到1933年10月15日，当卷宗里积累了150页有效材料时，您才正式通知我被拘留。当时我已身陷囹圄，通知是在监狱中告诉我的，这种做法实属罕见。

　　在此前后，我被关在本市第21监狱的一间阴暗的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切为实施自我辩护的合法权利所必需的物件全被剥夺，甚至连纸张和墨水都没有，完全禁止我使用这些东西。现在，一些在我倒霉的时候没有抛弃我的朋友们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纸张和墨水，我才有可能向您提交这份书面材料。早在1933年10月18日，您在做进一步调查取证时，我已经通知您我要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不顾一切法律规定，根本不想改变我绝对无法进行自我辩护的状况，我每次提出申诉，均遭拒绝。

　　因此，这是一桩违背一切法律规则的、甚至违反一切人道原则的、暗中立案的案件。军事当局，不知是否包括您，法官先生，捆住我的手脚，堵住我的嘴巴，而审判却背着我继续进行，其目的显然是要满足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希望看见我饮弹身亡的人的要求：私仇、反感、肮脏的利益，也不排除还有政治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已经向尼加拉瓜最高法院索要我的人头，作为友情的代价。

　　刑法第75条规定，在调查罪证时应允许犯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本人一身二任，但从未让我出庭听取证人的证词，也没有让我观看已经进行过的化验，据说那是科学化验，其实并不科学，正如杰出的医生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所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化验室。他是孔特雷拉斯家的私人医生，他的意见是毋庸置疑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就像策划一场阴谋。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像是关在祭坛的厅堂里的一名囚犯，单等待无可避免的行刑时刻的到来。

　　在他们密谋策划的时候，我极力表现得像个正人君子的样子，以斯巴达人的耐心忍受了一次又一次泼过来的污泥浊水，我极力支撑着，不要败坏我的名声，其实我早已声名狼藉。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的情绪会平静下来，那些比我更加声名狼藉的人最终会认真思考，他们过分关心自己的声誉，竟然让人用我的声誉打扫莱昂所有沙龙的地板，在那些地方，虚伪好似卑鄙无耻的女王主宰着一切。法官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再保持沉默的美德，那只会有利于和我敌对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更有利于那些过去极力向我献殷勤、如今又与我不共戴天的女人。

　　在本案的卷宗里，充斥着大量以贫乏的想象力捏造出来的证词，企图以令人惊骇的色彩把我描绘成精神病患者、性病患者、卑劣的造谣者、专门制造谎言的人。那些诽谤我的人把我说成是头脑混乱的人，在谈及我的时候，他们说的一切好话，比如说我善于交际、举止潇洒、风度翩翩、待人有礼、讨人喜欢、才华出众，只是为了说明在这些品德的背后隐藏着最令人发指的杀人凶手的毒剑。

　　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及其女儿或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退让，或者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这场密谋。在这场密谋中，可以隐约看见哥斯达黎加人费尔南多·瓜迪亚插进的一只手。他来莱昂定居，显然是要借助他妹妹和外甥、甥女的财产站稳脚跟。此外，他还冒冒失失地指控我在哥斯达黎加犯下了一些罪行。如果我真像他说的那样犯过那些罪，我早就在那儿被审讯判罪了。可实际上我既没受审，也没被判刑。很明显，这位费尔南多·瓜迪亚仅仅向您提供了一些老掉牙的、不新鲜的证据。证据只是在一名公证人的写字台上按照这位先生的野心编造而成，根本没有呈交有关司法当局，而这位公证人又没有合法职权承办此事。所谓“文件”的情况即是如此。根据这些“文件”，他们企图把我的知心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之死归罪于我，而我为他眼泪都快流干了。我要说，我坚持认为这位瓜迪亚要么是个贪得无厌的野心家，要么是乌维科独裁政权的秘密特务。在整个中美洲，乌维科花去大量美元收买了各式各样的流氓为他效劳。

　　在那些所谓的“文件”里，签名者的诈骗企图是再明显不过了。算我倒霉，在哥斯达黎加与他们来往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同情。关于他们的行为，我可以整整写出一本书。我在书里要为德意志膳宿公寓的老板娘描绘一幅全身像。这位太太放荡无忌。她向乌维科提供丰盛的午餐，要他在床上拿出本领；她向药商罗文斯基百般献媚，换取治疗风湿病的药物和能够焕发失去的青春的激素。

　　正是他们，法官先生，这件事真让我感到好笑，正是他们在所谓“证词”中十分轻率地指控我，毫无仁慈之心。这样就给了我同样的权利，对他们也不必讲什么仁慈之心。一个明知自家公寓里有人犯罪的女人，却不肯向法官揭发，请您想一想，这种人说的话能够当真吗？一个把毒药交给别人去犯罪的药铺学徒，仅仅因为没人问他，就一直保持沉默，这种人说的话能够当真吗？如果说罗文斯基深更半夜还到卧室里去看望格拉赫，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身陷囹圄，没有自卫能力，在享受床笫之欢的同时，策划坑害我的漏洞百出的计划。格拉赫陷害我，是因为我不肯跨进她内室一步；罗文斯基陷害我，是因为他一向忌妒心重又胆小怕事，打算借此机会靠打击一个无辜者好在报纸上出头露面，又不花一分钱。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目前状况至关紧要的事情。堂娜·芙洛拉及其女儿出于自愿也罢，出于让步也罢，反正是希望把我送上断头台，让我在坟墓里沉默不语，借此结束这出全本滑稽戏，把迄今为止我极力保守的秘密永远埋在坟墓之中。

　　那么，好，法官先生，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行施我在本案中担当的辩护律师的职权，运用我作为犯人——您在1933年11月28日下达的逮捕令中正式提出我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神圣权利，要求调查我下面陈述的事实，要求接受我提出的名单，逐个传讯证人，要求接受我将在适当时候向您提供的书证，尽管这样做意味着我犯有发假誓罪。一旦摆出真实情况，我今天说的与我过去说的将会矛盾重重。

　　1.本人声明并愿意证实，早在我和亡妻搬进孔特雷拉斯家居住之前，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就经常向我表露爱慕之情，搅扰我的生活，搬进她家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唯有如此才能平息她一再提出的要求。从我住进她家起到我另觅自己的住处那天为止，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未停止要我和她成其好事，时常弄得我十分狼狈，十分尴尬，因为对我提出要求的不仅是她，我在材料后面几段还要加以说明。

　　离开她家之后，堂娜·芙洛拉作为一个女人仍然追求我，设法和我接近。我妻子死后，她又求我搬回去，让我留在她身边。后来，我们在哥斯达黎加相遇，她又一再提出要求。我想把事情拖下去。她还阻挠我和她的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交谈。我们在圣何塞期间，我一直在找机会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谈上几句，此事后面我还要专门谈。我本来计划返回莱昂，堂娜·芙洛拉十分固执地要我回到莱昂后永远住在她家，她好利用这个机会最后办成那件我没让她办成的事。

　　她死死地追求我，其明证就是我在狱中收到她送来的东西，办事之周到，只有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才能做到，虽然另一个人并不爱她。我对她的追求从不理睬，不过我也没有断然拒绝，以免引起她的怨恨和敌意。我对她表现出犹疑不决，并非因为我不喜欢她的外貌，她很有魅力，十分诱人；我只是觉得不应该卷入这类麻烦事，她是结了婚的人，又比我大好多岁。不过，现在我看清楚了，我一直怕惹她不高兴，可最终我还是变成了她的出气筒。

　　关于这件事，我将向您提供她在不同日期写给我的亲笔信。我把这些信存放在第三者手里，您读读信，就会知道我说的全是真话。另外，我请求您派人查一查第21监狱入口登记簿上的有关检查登记，上面有从这位夫人那里收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

　　2．本人声明并愿意证实，我与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有过亲密的往来。这种关系开始于1932年12月，就是我搬进她父母家居住的时候。是她首先写信表示这种意愿的。可惜我没有保留下这封信。不过，我保留了另外一些信，也存放在第三者手里，那是我在莱昂期间她写给我的。还有一些信是1933年3月到6月我在危地马拉期间她寄给我的，也就是邮局女职员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在1933年10月23日作证时说到的那些信。在查抄我的物品时，您本人没收了一封没有日期、没有署名的信。您应该下令让人查对笔迹，可以证明信的确是她写的。那封信她写于1933年2月最后一个星期。那时，我妻子已经去世，她明确表示怀疑我与她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也保持着亲密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要求您再次传讯她家的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和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她们是事件的见证人，能说清我们的关系，指明我们相会在几点钟，在家里什么地方以及当时的情况。我将适时向贵庭提供问题单子，您可以就单子上的问题让她们作证。听完证人的回答，再看看那些信，法官先生，您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由此，您可以看到匆忙写进验尸报告中的有关她生殖器官完好的证明是完全无效的。

　　法官先生，您听到下面的情况，一定会感到吃惊。可是，这件事和我在书面材料中提供的全部情况一样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是在寂静偏僻的公墓里多次做爱的。她坚持要在黄昏时分陪我探望亡妻的坟墓，其实她是为满足肉欲寻找借口。我可以向您指出我们是在哪些陵墓的掩护下避开迟迟不归的扫墓者的讨厌的目光，办成那件我们在别的地方办不成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您可以询问瓜达卢佩公墓管理员奥马尔·卡维萨斯·拉卡约学士，他会详细向您介绍我们去公墓的情况，以及在那儿耽搁了多长时间。有不少次公墓已经关门，他只好拿钥匙打开大门，让我们出去。

　　3.我同样声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是我非法的妻子，我和她有过夫妻生活。如果堂娜·芙洛拉撤销对我的控告，我准备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为夫妻。她也给我写过信，信也存放在第三者手里。信中明确说明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您一旦拿到这些信，就应该让人去核对发信人的笔迹，可以证明我没说谎。1933年10月17日，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在作证时提到过其中一封信，说我给他看过，是的，确有其事。

　　关于这一点，我请您传问女用人多洛雷斯·洛伦特。今年2月她在我家干活儿期间，曾为我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传递过情书。还请您传问“我家主人”庄园的管家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他是我们在该庄园的乡间别墅里幽会的见证人，时间是1932年12月和1933年10月之间。不过，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幽会过，包括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在今年7月到9月之间，我们曾经几次去过位于大学生街的巴黎公寓里的一间客房。

　　为此，我还请求您传问证人、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他亲眼看见过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她家指派给我的卧室门口毫无顾忌地亲吻我，具体是哪一天，他会说清楚。

　　在询问有关证人的时候（还要加上前面说过的孔特雷拉斯家的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和雷蒂西娅·奥索里奥），请您务必依照我将适时向您提供的单子提问。同样，还应该把第21监狱进门登记簿作为一项证据，我在书面材料中已经向您提出此项要求。登记簿里也记载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我送去的东西。

　　附带我还要求将以佛朗哥·塞鲁蒂先生的名义签署的发表在1933年11月27日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共和国报》上的题为《偶然的见证人》这篇文章作为附件放进档案。读过这篇文章，您就可以知道孔特雷拉斯两姐妹为我争风吃醋的真实情况以及堂娜·芙洛拉对我大献殷勤的情况。

　　4.我还要求会计专家详细检查存放在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柜里的账目。通过查账，将会发现公司有两本账，一本是用来行骗的，里面记载着为争取签订市自来水公司的合同，堂·卡门·孔特雷拉斯·雷耶斯一再坚持通过我向莱昂市的几位市政委员行贿的情况。

　　这些账目我见过，因为堂·卡门为了逃避交纳进口商品税，曾要求我就怎样隐瞒和篡改实际费用从法律角度提供情况。我承认我犯有这样的罪行，并愿意弥补过错。但是，这种罪行与他们企图随意加在我头上的投毒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对这些一清二楚，但是他没有参与进来。因此，我也请求您传讯他出庭就此事作证。问题单子我将另向您提供。

　　除此之外，在保险柜里还有一个证据，是一张在境外取款的汇票，取款日期是1933年1月。上面有伪造的何塞·帕迪亚·帕伊斯先生的签字，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假造的字据的拷贝。有关这些事，您可以询问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还可以向本市P·J·弗劳利公司总经理邓肯·R·瓦伦丁先生取证。这些假字据都是他经手的，原件大概由有关银行退回了。

　　我庄严地向您声明，过去我曾被迫为上述舞弊行为充当顾问，为了在孔特雷拉斯家谋得寄身之地付出了不光彩的代价；但是，至少那些做法不是本人发明的，当我接触到该公司的经营秘密时，那些做法已是家常便饭。

　　根据今年11月18日的决定给我定下罪名，其依据只是一种推论，即我在不同日期使用同一种毒药进行过犯罪活动，在这三桩案子中，我都曾和死者接近过，因此这些罪行都是我犯下的。那么，根据这种推测，我要告诉您，还有一个人和我一样也一直待在这三个死者身边。

　　因此，假如说有人犯罪，假如说作案人（更确切地说是个作案的女人）使用毒药杀了人，那么，一旦您根据我提出的要求取得全部证词，一旦您读过我将向您提交的信件，一旦对账目进行认真的检查，您经手的这桩案子立刻会真相大白，犯罪动机也就一清二楚了。结果也许是我成了原告，控告某个出于强烈的忌妒心用毒药杀死我妻子的女人。

　　您还将发现，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可能也是同样的忌妒心的牺牲品，有个女人要除掉她这个眼中钉。您会发现，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可能也是这样被杀害的，因为他是情场阴谋中的绊脚石，还因为有人想隐瞒公司经营中的舞弊行为，以便今后从中获取更多的好处。

　　我还要说，死去的堂·卡门的父亲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祖父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决定撤销对我的控告，取消他赋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的莫大权力，是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在书面材料中向您提供的全部事实的真相，因此他也应该知道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那个女人才是罪犯。她情场失意，受到忌妒心的煎熬，再加上某个和她血缘关系很近的人充当她实现野心的帮凶，鼓动她去犯罪。

　　法官先生，我本想保持沉默，但我不能以自己的脑袋为代价。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的手一点儿也没发抖，尽管我知道这篇东西一旦公之于世，对我来说，监狱就变成最不保险的地方，监狱看守很可能受人驱使，成为杀害我的刽子手。

　　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由人来掌握的，不言而喻，它是不完善的。但是，法律到底还是胜过卑鄙、诽谤、捏造，胜过到处寻找罪犯的欲望以及种族和文明的恶习。法官先生，您年轻、诚实，面对共同策划的卑鄙阴谋，这种品质必然能成为牢固的防线。因此，应该由您将司法制度变成最高的理性，让大家听取我的申诉，我也有权利要求让大家听取我的申诉。您也不会忽视我提供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关系到您正在调查的案情的本质。请按照我指出的路去寻找罪犯或者女犯吧，您一定会找到的。

　　我有时间，我有权利，我将在第21监狱的牢房里伫候佳音。

　　1933年12月9日《中美洲人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该报社长兼老板古斯塔沃·阿巴翁萨将军署名的社论，题目是《无耻之徒的最后一招》。社论敦促法官拒绝受理“一个外国坏蛋提出的狂妄放肆的要求，此人听到搭断头台敲钉子的声音，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企图传染给别人，毒化周围的一切”。

　　马诺洛·夸德拉在12月9日的《新新闻报》上以《定时炸弹》为题发表了关于提交这份书面材料的消息。

　　显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突然提交的这份书面材料，不啻是给费亚约斯法官的手里放上一颗定时炸弹。莱昂全城再次震惊，没心思再谈其他话题了。人们的意见更加分歧，案子蒙上一层社会斗争的色彩。现在，被告变成了原告，下层人被他的聪明机智和灵活的头脑弄得眼花缭乱，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发泄长期郁积在心中的对上层人的不满，上层人听到犯人的无礼言词，表现得比过去更加激愤。犯人再次把一个古老家族的成员钉上耻辱柱，而这个家庭正陷入一场不断使其受到伤害的悲剧之中，这场悲剧似乎是从埃斯库罗的大作中截取出来的。

　　下层人被犯人的机巧弄得头晕目眩，对他大表同情。犯人出庭在费亚约斯法官面前宣读书面材料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一点。他们狂热地为他鼓掌，每念一段都被掌声打断。他么，他十分清楚自己这一手办对了，念起材料，抑扬顿挫，语调铿锵。最后，在他离开法庭的时候，像过去几次一样，人们把他扛在肩上，许多人排成长龙，一直把他送到监狱。这时，瞎女人米塞雷雷在法庭走廊上用《兀鹰》调唱起歌谣。这首歌谣在莱昂的大街小巷用吉他伴奏反复吟唱。

　　奥利韦里奥打赢了。

　　谁也不能将他杀害；

　　你要是羡慕他的爱情，

　　就给你更多的爱……

　　很多人都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待人亲切。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位风流骑士干了些什么？眼下他受到迫害，根本没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正如歌谣里说的，这是一场生命攸关的官司，他本人在书面材料中也做出了悲观估计。于是，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掏出唯一的武器进行自卫。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会传讯证人吗？会查看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所说的保存在“神秘的第三者”手中的信件吗？如果确有其人，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关于信件的事，犯人会不会出于绝望而撒谎呢？被传讯的证人敢不敢支持他把握十足地说出的那些沉甸甸的话呢？

　　现在，犯人影射攻讦一个女性人物，虽然没敢指名道姓，任何人都能猜出她是谁。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对此做何估计？卡斯塔涅达博士投出了一支飞镖，反咬了指控他的人一口，对一些人含沙射影，对另一些人用词巧妙。由此引起了混乱，使司法当局处境尴尬……

　　这就是莱昂各个社会圈子里提出的疑问，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上层人士。

　　几小时后，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以原告律师的身份提交了一份紧急书面报告，要求不要受理犯人提出的请求，因为他的辩护词毫无根据，大胆放肆，且与本案无关，另外，还损害了孔特雷拉斯家族的名誉和隐私权。费亚约斯法官未予置理，当晚即决定传讯证人，接受提供的信件，收到后，立即送去鉴定真伪。法官只是否定了有关查阅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账目的要求，他认为，这项要求本身确与本案无关。

　　许多年后，费亚约斯法官向本书作者讲了实话，对此下面还将述及。当时，他做出这个决定颇不容易，因为对卡斯塔涅达的书面材料他很有保留，且有不少疑问。他认为，材料里夸大其词、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卡斯塔涅达用词粗鲁，自我吹嘘，实在令人生厌。他把反咬一口当成廉价的手段。但是，犯人有关他无力自卫的论点，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还是正确的。他觉得，在没有弄清自己对审理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应负什么责任之前，不应该继续对案情进行推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既然承认卡斯塔涅达充当自己的辩护人，他就不能拒绝接受辩护人提出的证人；在全面审理阶段，也不能拒绝接受被告为说明自己无罪而提供的证据。他正是依据这些理由才做出了裁决。

　　费亚约斯法官对我说，他心里很清楚，落到他头上的会是什么。果然不出所料，很快他就惹得天怒人怨。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在布道坛上怒气冲冲地威胁说，今后不再为他办圣事。官方在施加压力；莱昂的两家报纸说他是外行，办事草率；社交俱乐部领导委员会多次开会，提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准备把他开除出去。当天晚上，奥蒂斯上尉到法庭前来拜访，这件事逼得他只好打破常规，不再等到同自己两个最好的参谋——枕头和妻子——认真商量后重做决定了。

　　奥蒂斯上尉接到邀请，准备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所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浑身香气四溢。草绿色高级军服上的褶子浆洗得平平整整，靴子和皮带锃光瓦亮，只是没忘记带上自动手枪，和平时一样把沉甸甸的手枪挂在腰带上。他刚刮过胡子，隆起的下巴上留下几处刀伤，涂着几道红汞。费亚约斯法官头发散乱，只穿了一件衬衣。到底如何决定才好呢，他和秘书阿利·瓦内加斯讨论了好大一会儿。阿利懒洋洋地坐在打字机前。

　　“怎么，不去参加婚礼？”奥蒂斯上尉已经把海军陆战队军帽换成一顶帽檐漆黑发亮的圆顶军帽，他匆忙摘下帽子，放在腋下，“你早该换衣服了。”

　　“看您眼里满是喜气嘛。”费亚约斯法官趴在写字台上，两眼盯住犯人和原告的书面材料，只是稍稍抬了抬目光，“您总算露面了。”

　　“是啊，我没露面，可我把萨尔梅龙大夫给你放出来了，你不就是要这个吗？”奥蒂斯上尉用手指蘸了点儿唾沫，擦了擦圆顶军帽上的铜徽，然后用手胡噜了一下秃头顶，“没到规定的三十天，他就出来了。”

　　“我给您送去一封公函，您还没答复呢。”费亚约斯法官慢慢地翻阅着材料，两眼还是盯在纸上，“抓走了一名证人还不够，您还把他和犯人关在一间牢房里。”

　　“就是头一天晚上嘛，教训教训他嘛。”阿利·瓦内加斯递过一把椅子，奥蒂斯上尉把椅子推开了，怕把他那身高级军服压出褶子来，“可是，什么事儿也没出。可惜呀，卡斯塔涅达没把他吃了。”

　　“吃是没吃，”费亚约斯法官用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在一张纸上画了一道，“可现在成了他的盟友了。今儿个上午，带头鼓掌欢呼的就是他老兄。”

　　“达比希雷大夫说得对，他们是一丘之貉。”奥蒂斯上尉不大高兴地用手指转动着帽子，然后戴在头上，“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他再抓起来，免得他到处煽惑人。”

　　“您得把半个莱昂市的人都抓起来才行。”费亚约斯法官把材料交给阿利·瓦内加斯，阿利·瓦内加斯坐在打字机前，伸出手接过材料，“今儿个到这儿来的不下200人。”

　　“你要是接受了卡斯塔涅达的书面材料，还会来500人听证人作证。”奥蒂斯上尉缩了缩肚子，解下挂手枪的皮带，把皮带放在写字台上，“这个家伙得的是道德病。谁答理他，谁的病就比他更厉害。好啦，你甭答理他。”

　　“决定该怎么办的是我。”费亚约斯法官第一次瞅了瞅奥蒂斯上尉的脸，气得喉结直发抖，“把眼前这把枪给我拿开。”

　　“当然要由你决定喽。你要是答理他，那就是你乐意自找麻烦。”奥蒂斯上尉拿出洒了香水的手绢，故意使劲擦脖子，擦前额，“你要记住，你是在莱昂，你的脐带可是埋在这儿呐。”

　　“您这次登门拜访，的确让我好生奇怪。”费亚约斯法官拿起挂手枪的皮带递给奥蒂斯上尉，“对萨尔梅龙大夫的事我本来不敢发什么怨言，可现在我不想再忍下去了。我要公开宣布国民警卫队不让我执行公务。干脆把我也抓起来吧。”

　　“我不是以军人身份跟你说话，我是以莱昂人的身份。”奥蒂斯上尉气呼呼地接过手枪，收起手绢，“明儿个你可别说我没及早跟你打招呼。他们把信给你拿来了吗？”

　　“我原本没有受理犯人的书面材料，可现在我要管了。信马上就拿来。”费亚约斯法官大步流星走到阿利·瓦内加斯身后，亲手将一页纸放在打字机的滚筒上，“在这儿打，《裁决书》。”

　　“好啊，你就自掘坟墓吧。卡斯塔涅达的同伙儿奥维埃多会把信给你送来的。”奥蒂斯上尉将皮带搭在肩膀上，手枪耷拉在胸前，“那小子手里攥着全部信件。”

　　“‘莱昂区第一刑事法庭。1933年12月6日。晚8点15。’”费亚约斯法官看了看手表，阿利·瓦内加斯飞快地敲打着键盘，“‘鉴于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今日上午10点提交的书面材料同时又是本法庭审理的案件中的辩护词……’”

　　“往身上扔的土越多，就越爬不出来。”奥蒂斯上尉伸了伸涂着红药水的下巴，眯缝起两只蓝色的小眼睛，“就算我不识好歹，还在这儿对牛弹琴。新郎新娘大概已经离开教堂了。”

　　“‘……本法官决定：第一，原则上接受上述书面材料，即可进行处理。部分内容除外，下面将具体列出……’”费亚约斯法官俯下身去检查阿利·瓦内加斯打出的字，只听得房门被摔得山响，震得墙上直掉白灰和尘土，但是他没有抬起头。

　　“这位该亚法[1]队长浑身香喷喷，活像个妓女。”阿利·瓦内加斯皱了皱鼻子，嗅着奥蒂斯上尉留在空气中的香气，“要想迷住人，得用豪华型罗伊特洗发水。”

　　“在丹麦，这就是妓女的气味儿。”费亚约斯法官眼盯着打字机滚筒，卷起衬衣袖子。

　　读者听到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积极参与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表示同情的行动的消息，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先让我们看一下马诺洛·夸德拉在他的《定时炸弹》一文的其余部分中是怎样报道这一消息的：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大家同样会感兴趣的问题。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原来被判拘留30天，现在提前释放了。他令人吃惊地改变了态度，带领聚集在法院里的那群车夫、纤夫、穆尼希帕尔市场里的女贩、手艺人，明确支持犯人。他热心组织游行，游行者把他当成领头儿的，经常找他商量事。在犯人提交上述那篇罕见的书面辩护词时，就是这样。几天前，犯人交待罪行时，也是如此。

　　这种变化十分彻底，又令人惊奇。直到被拘留前，这位职业医生还是卡斯塔涅达博士最顽固的敌人；而现在又变成了他最狂热的崇拜者。我们在法庭走廊上问过他，他态度非常和蔼，但是避而不答。

　　在这变化的后面包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民众之声报》断言，在被拘留期间，他与被告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对此，萨尔梅龙大夫还是避而不答。如果传说属实，他们俩关在一间孤寂的牢房都说了些什么？是什么东西让这两个对头接近起来？如果我们社长堂·加布里·里瓦斯看到《新新闻报》发行量增加从而受到鼓舞，继续委派我们去报道此案，我们答应读者一定会跟踪追击，肯定还会有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

　　正如奥蒂斯上尉查明的，掌握着信件的神秘第三者正是“圆球”奥维埃多。1933年12月6日，他出庭向费亚约斯法官递交信件。从他在法院门口下车时起，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支持者就吵吵嚷嚷地迎接他，不让他过去，萨尔梅龙大夫只好亲自为他开路。他迈着庄重的步伐走进法院，肚子前边坠着一个锚牌缝纫机针线盒子，里面装着信件。他庄重地低下头（卷发涂得油亮油亮的），将盒子交到费亚约斯法官手里。

　　那些信根据发信人的名字分成三捆，系上鞋带，每捆都按日期排好。接下信后，立即请字迹专家鉴定，确定其真伪。阿利·瓦内加斯在接收记录上逐一登记好信件，将收条交给“圆球”奥维埃多。

　　关于那些信，我们只看到了附在档案里的目录。那天半夜，几个不知名的强盗潜入法院，在费亚约斯法官的办公室屋顶上打了一个洞，撬开写字台的锁，把信偷走了。

　　[1]该亚法，犹太人最高宗教领袖，曾主持判处耶稣徒刑。

　　44.狱中邂逅

　　1933年11月12日晚，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头缠着绷带、卡其布衣服上带着血污，被狱卒推进牢房。此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似乎在阴影里等候他多时了。牢房里点着孤零零的一支蜡烛，烛光宛如行将熄灭的炭火一闪一闪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卡斯塔涅达站在黑黢黢的窗洞前，转过身来，使劲地眨着眼，看了看萨尔梅龙大夫。

　　关闭铁门的声音响彻廊道。萨尔梅龙大夫往上提了提绷带，吃惊地发现半明半暗处有一个浑身上下一身黑的人影。内心的痛苦猛地直冲脑门儿，似乎告诉他：危险，提高警惕。其实，什么危险迹象也没有，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又转过身去，透过罩着铁丝网的窗户观看夜色。

　　卡斯塔涅达还是身着重孝，平静而忧伤，像是又一次参加葬礼归来。他这一辈子，似乎除了参加葬礼就没干别的事。黑领带结儿打得整整齐齐，浆过的衬衣袖口上有两枚金扣儿，上面镶着红宝石。宝石闪耀着血红色的光。二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卡斯塔涅达的妻子奄奄一息，萨尔梅龙大夫第一次在近处看见他站在病榻一侧的时候，红宝石也是这样红得发亮。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又一次转过身来，那双近视眼透过镜片贪婪地搜寻着萨尔梅龙大夫。但是，眼睛里没有丝毫仇恨的光芒，没有丝毫讥讽的意味。唇边反而痛苦地挤出一个怜悯的微笑。

　　萨尔梅龙大夫觉得一切都完了。自己身上有伤，疲惫不堪，被关进牢房；又明知自己比对手年岁大，身体又不如他强壮。尽管如此，他还是下意识地攥紧拳头。对方情绪消沉，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要是他假装如此，准备突然袭击自己，猛地向自己扑过来，他就要拼命自卫。要么准备回击他的嘲弄和凌辱，因为卡斯塔涅达善于伪装，会耍两面手法，很可能突然从可怜巴巴的温柔顺从变得放肆无礼，卑鄙无耻。他太了解这个人了。

　　过了好大一会工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终于开口说话了。口气里不含任何嘲弄和攻击。他的声音好似飘荡在坟墓间的轻风细语，如泣如诉；微风好似带来正在枯萎的陈年花圈和花环的芳香。

　　“只有您才能帮助我，大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还在望着铁窗外面、大墙外面，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帮你？我，为什么？别来烦我了。”萨尔梅龙大夫迟迟不愿回答，老想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可又装不出来。那股气味不正的芳香熏得他透不过气来，他的话像是一块污秽的玻璃在干燥的喉咙里裂成碎片，再从嘴里吐出来，就变成了碎屑。

　　“因为您和我不是仇人。咱们一直无冤无仇。”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摸着铁刺，试试铁刺有多么尖利。

　　萨尔梅龙大夫用衬衣下摆做成的绷带又松了，滑落到眼睛上，他整了整系在后脑勺上的绷带结儿。对方缓慢的声音还滞留在关闭的陵墓和灵台的茫茫夜色中。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咱们要成为仇人？指挥打您的人，把您和我关在一起让咱们自相残杀的人，才是咱们两个人的敌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悄然无声地向他走过去。

　　萨尔梅龙大夫看见他走过来，后退了几步，一只鞋脱落下来，因为鞋带儿被狱卒拿走了。

　　“您没必要怕我。”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向他伸出手掌，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枯萎的花的香气似乎是从他身上的丧服和呼吸中散发出来的。

　　“我干吗怕你，想得倒好。”萨尔梅龙大夫一跳一跳的，摸着黑儿想把鞋子穿上，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对方。

　　“那我太高兴啦。”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继续张开两手，缓慢地点了点头，“您也不必怕我，我也不必怕您。听我说，嗯，别担心。”

　　“我知道这帮杀人凶手滥用权力，把我关在这儿。”萨尔梅龙大夫两眼一直盯着卡斯塔涅达，最后还是猫下腰把鞋子穿上，“不知道您要我听什么鸟话。”

　　“只有您能够帮我的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放下胳膊，低下头，似乎只想从对头那里得到怜悯或者致命的一击。

　　“你瞧你把我搞成什么样子了。帮你什么呀？咱们俩处境都他妈的一样。我更糟糕，他们把我的脑袋打破了，你在这儿倒是好好的。”伤口又是一阵刺痛，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扶住额头。鲜血从绷带里渗出来，沾得他手指上净是血。

　　“他们不会杀死您，可会杀死我。”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小心翼翼地摘下眼镜，摸了摸眉心。

　　萨尔梅龙大夫皱了皱嘴唇，好像要吐痰，那副吃惊的模样十分好笑。

　　“您觉得一个罪犯害怕别人暗杀他，很可笑，是吗？”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双眼紧闭，手指还在捏着眉心。

　　“你真会猜别人的心思。看起来，你不光会勾引女人。”伤口疼得萨尔梅龙大夫不知如何是好，他把后背贴在牢房的门上，头靠在铁皮板上面。

　　“真诚也是我的优点之一，大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轻轻地拿着眼镜腿，又戴上了眼镜，“我绝不是杀人犯。像杀一条狗一样杀死我，太不公平了。”

　　“像杀达比希雷大夫的狗一样。”牢房上的铁板的凉气透进萨尔梅龙大夫的后背，凉得他像发烧一样打了个冷战。

　　“就是您的老师达比希雷大夫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迈着疲惫的步子，再次朝黑漆漆的窗户走过去，“老大夫恨死您了，所有的人都恨您。莱昂的有钱人为什么这么恨您啊，大夫？”

　　“你该比我清楚，你喜欢在他们当中混嘛。”萨尔梅龙大夫离开铁门，浑身上下直打冷战，于是用两只胳膊护住自己，“他们压根儿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贵族出身。但是，你……”

　　“您别忘了，大夫，我是个私生子。”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咕哝了一句，干枯的花的香气似乎再次吹拂过牢房，“正如你们在《记事报》上说的，一个竟敢闯进别人家院子里的私生子。可我没给任何人下毒。”

　　“这话你该跟法官去说。”萨尔梅龙大夫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免得鞋子再掉了，“铁证如山啊，足以毁了你。”

　　“法官！您跟我提到了法官。您认为，他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您提供的证据呢？”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离开窗子，走到床边，像瞎子一样摸索着床的边缘，“因为他是个胆小鬼，和其他人一样，自称是贵族。这些贵族老爷还没有进化到使用马桶的地步，还在茅坑里拉屎。”

　　“你本有可能更糟。那些证据足以毁掉你。”萨尔梅龙大夫怯生生地盯着离他几步远的松木桌上的那只闪光发亮的凉水瓶，瓶口上扣着一只杯子，他早就注意到这只瓶子了，看见晶莹透亮的水，渴得他嗓子直发痒，“证明你使用马钱子碱的证据。”

　　“别那么天真，大夫。您的发现一钱不值。”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重重地跌坐在床上，“是关于我和孔特雷拉斯家女人的恋情和堂·卡门舞弊的证据，法官不想听您的。喝吧，水里没有马钱子碱。”

　　“我的嘴苦极了，什么都感觉不出来。”萨尔梅龙大夫拖着两只脚来到桌边，从瓶口上拿下杯子，“你说我的证据一钱不值，那还得看一看。”

　　“不论是您自以为手里掌握的证据，还是在无力自卫的狗身上进行的试验，全都一钱不值，大夫。关于这一点，您的老师达比希雷大夫说得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条带黑斑纹的黄色床单，把这条虎皮似的床单打开，“可是，现在还有什么意义？说来说去，您和我的共同敌人已经决定置我于死地。”

　　“你害死的人，都算不了什么啦？”萨尔梅龙大夫喝进一口水，在嘴里含了一会儿。随后，贪婪地喝完那杯水，又倒上了一杯。

　　“现在受害的是您和我。”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拿着打开的床单走过来，把床单轻轻地放在萨尔梅龙大夫的肩膀上。

　　“你干吗要毒死自己的妻子？”萨尔梅龙大夫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抓住床单的边儿准备披在身上，干枯的花的香气消失了，牢房里只剩下一股尿味儿、屎味儿和赛林消毒水味儿，“你本来不需要害死她，还可以把孔特雷拉斯家所有的女人全捞到手嘛。”

　　“我根本没有毒死她，我没给任何人下过毒。”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喝掉杯子里剩下的水，“他们一旦感到您是个威胁，就会把您从这间牢房里带走，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现在请您相信我，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本来可以跟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婚，而不必杀死她姐姐和堂·卡门。”萨尔梅龙大夫从床单下面抽出一只手，又整了整绷带，“尤其是他和别人不同，就攥在你手心儿里。”

　　“我不是去找老婆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搂住萨尔梅龙大夫的肩膀，“如果我想找人结婚的话，我就娶下玛蒂尔德。我一直非常尊敬她。来呀，坐在床上吧。”

　　“你大概不会说，她知道了你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一起鬼混，才为了你服毒自杀吧。”萨尔梅龙大夫随着他坐到床上，“你确实跟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一起鬼混过。我手头上有庄园管家的证词，证明你和她到庄园幽会过。”

　　“别再胡说玛蒂尔德自杀的话，玷污她的名声了，大夫。我喜欢她，我确实爱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坐在床上，紧挨着萨尔梅龙大夫，胳膊还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有的是机会，可我从来没有碰过她。另外那个女人，我确实碰过。我承认，她是我妻子。”

　　“照这么说，你也没碰过堂娜·芙洛拉啦。”萨尔梅龙大夫蜷缩在床单里，聚精会神地盯着没有鞋带儿的鞋舌头。

　　“更没这回事了，大夫。对她更没碰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手从萨尔梅龙大夫的肩膀上挪开，两肘撑在膝盖上，低下头瞅着地板，“她追得我好苦啊。”

　　“那么，你只是跟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有那回事。”萨尔梅龙大夫扭过头冲着卡斯塔涅达，然后又把目光盯在鞋舌头上，用手够着鞋，想把鞋舌头拉直，“玛蒂尔德死的时候，像验尸报告里说的，是个处女。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知道她是处女，下葬的时候她还是处女。”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两肘撑在膝盖上，用双手托住下巴，“在这件事上，干吗要骗您呢？能损坏我什么？”

　　“拉法埃尔·乌维科，你为什么要毒死他？”萨尔梅龙大夫觉得有些热，松了松被单，露出了胸脯，“你不会说也是为了爱吧，就像你毒死玛蒂尔德一样。”

　　“我说过了，我没有毒死她。至于乌维科的情况，那是他们撒下的弥天大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头埋在两膝之间，“从来没有人控告我犯下过这个罪行。这是什么性质的犯罪？乌维科将军向索摩查要我的人头，只因为我是他的政敌，而不是因为我杀死了他的侄子。所以，他们才想枪毙我。”

　　“你手里有她们写给你的全部信件吗？”萨尔梅龙大夫站起身来，把被单丢在床上，朝黑乎乎的窗户走过去，打算过过凉风。

　　“信在‘圆球’奥维埃多手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目光随着他朝窗边移过去，“现在这些信还有什么意义？我需要的是您的帮助。”

　　“你准备把信件交给我吗？”萨尔梅龙大夫把头贴近铁丝网的窟窿。远处，随风吹来牛的哞哞声、狗的汪汪声以及胡同里吵架的喊叫声。

　　“信就归您了，只要您肯帮助我，信就归您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面露讨好的神情，朝旁边挪了挪，给趿拉着鞋匆忙回到床边的萨尔梅龙大夫让开个地方。

　　“我只差一件事没问你了。”萨尔梅龙大夫推开被单，坐到床上。

　　“想问什么就问吧。”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抻了抻衬衣袖口，袖扣儿上的宝石在床角处微弱的光线照射下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辉，“咱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大夫。”

　　“不，还有一个秘密。”萨尔梅龙大夫半个屁股坐在床边上，半个屁股在外边，整个儿转过身来冲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我只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毒死了你的母亲？”

　　达比希雷大夫曾经对他说过，卡斯塔涅达患有口臭病。卡斯塔涅达张开口，还没有答话，萨尔梅龙大夫在近处一感到他的呼吸，就闻见那股难闻的气味儿。

　　“为了不让她受罪，你毒死了她？我要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别骗我。”口臭搅得萨尔梅龙大夫的空腹一个劲翻腾。

　　“母亲去世前我一直没去过奇基木拉医院。”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说话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啜泣，“父亲不愿意离开萨卡帕到停尸房去收尸。我是一个人去的。我给母亲穿上寿衣，我把她装进棺材。那时候，我还不到14岁，大夫。”

　　“那本《大自然的奥秘》是怎么回事？你把生病的母亲的照片放在有关毒物学和安乐死的书中，那是为什么？”萨尔梅龙大夫闭住气，把头朝他伸过去。

　　“那是医院院长卡斯特罗别霍大夫借给我母亲的，她喜欢植物学。”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直哭得浑身打哆嗦，“我去收尸的时候，把这本书和母亲的全部东西都放进她的提箱里。没人跟我要那本书。我一直带着那本书，还有她的照片，都是她的纪念物嘛。”

　　“这件事，你能向我发誓吗？”萨尔梅龙大夫抓住卡斯塔涅达的上衣领子，摇晃着他。

　　“我发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用手指划着十字，还吻了吻十字架。

　　“好，我相信你。”萨尔梅龙大夫放开他，手指被泪水弄湿了，“我相信你，可你要是骗我，你就等着吧！”

　　“我没有必要骗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声音突然变得冷酷无情，好似一把刚刚在磨刀石上磨得锋利的尖刀。

　　“现在咱们谈谈信的事。”萨尔梅龙大夫拍着巴掌催他快说。

　　“我先交给您两封信，这两封信在路上错过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脱下靴子，在鞋底上找信，“这封是我从哥斯达黎加寄给玛蒂尔德的信的抄件。另外一封是她写给我的，中间只差几天。从我那封信上您可以看到我的爱心是多么纯正。从她那封信里您会看到她对我满怀热诚。我把信带在身上，因为这是在她死前我们之间真挚爱情的见证。请您收好，我不愿意看见这两封信在法庭上被玷污。”

　　“其他信呢？”萨尔梅龙大夫接过被汗水弄得又湿又硬的信，连忙把信放进上衣口袋里。

　　“其他信由‘圆球’奥维埃多交给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走到桌边，站在那儿写了一张便条儿，“不过，要等到以后了。”

　　“干吗要等到以后？”萨尔梅龙大夫坐在床上听着钢笔的沙沙声，“在什么以后？”

　　“等我从这里逃出去以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晃动着那张便条儿，让墨迹快点儿干，“我是说请您帮我逃出去。这是交换条件。”

　　“越狱？”萨尔梅龙大夫一下子跳了起来，“要我？谁把我从这儿救出去呀？”

　　“他们再恨您，也得把您放出去。”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拿着便条儿走过来，把纸条儿交给他，“他们嫌您太放肆了，要教训教训您。您可以相信，医学界一定会提出抗议。这儿，被判刑的只有我。”

　　“医学界……”萨尔梅龙大夫把纸条儿放得离眼睛近一点儿，看了看抬头“亲爱的蒙戈尔费埃：”，接着，满意地将纸收起来，“那帮小子坏透了。”

　　“您一回到大街上，马上就开始执行越狱计划。”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那条虎皮纹被单铺在砖地上，他脱下上衣，挂在墙壁的钉子上，又摘下领带，解开衬衣扣子，“首先，您从这儿出去后，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这对咱们两个人都十分危险。第二，您继续假装是我最大的仇人。毫不留情地攻击我。谁都不会怀疑咱们是盟友。躺下吧。”

　　“我还得干什么？”萨尔梅龙大夫摸着床头，准备躺下，“越狱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的一切指示您可以通过一个女人接到。她就是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只有她和您知道这次越狱的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穿着内衣走过来，把一只沾满油污的硬邦邦的枕头安放在萨尔梅龙大夫的脑袋下面。

　　“我认识她。”萨尔梅龙大夫仰着脸，把脑袋靠在枕头上，“我知道她住在哪儿。”

　　“太好了，大夫。千万别忘了，您还是我的仇人，我还是个闭口不言的骑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床单铺在地上，躺了下去，“您要继续攻击我，我继续否认和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有恋情，借此稳住那群狗东西。等我到了洪都拉斯，您可以随意公开那些信件。只有我刚才交给您的那两封信除外，好吧，睡觉吧。”

　　“但愿他们没听见我们的谈话。”萨尔梅龙大夫服服帖帖地听从对方发出的睡觉的命令。他又闻到了墓地里凋谢的花环发出的香气。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头痛难忍，觉得昏昏沉沉。这时候，他闻到的正是向敌人进行报复的醉人而甜蜜的芳香。

　　“甭担心，天亮前他们不会来，单等着看咱们是不是自相残杀了呐。”喃喃自语的声音从地面上传来，又冷漠又遥远，那声音像一阵风卷起凋落的花瓣，撼动花枝，直吹得封闭的陵墓的栅门不住晃动，“不过，在他们把您带出牢房之前，您别忘了把信放在领带的夹层里。或是内裤里。睡吧。”

　　这道命令又变成了喃喃自语，却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插入他的梦境。

　　45.制订冒险的越狱计划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没来得及向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说明为什么他会心血来潮在1933年12月6日突然提交那份大胆的书面材料，以此给他那扭曲的、变化无常的风流韵事画上个句号。萨尔梅龙大夫也没来得及告诉卡斯塔涅达为什么他没有按照约定的那样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出狱后第二天就带头举行支持和同情卡斯塔涅达的游行，而不是继续装成与他势不两立的仇人。

　　两个人都没有履约。然而，越狱计划一直在制订，直到最后完成。12月6日，也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法庭上宣读书面材料那天，按照约定的办法，他通过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把第一封信送到同谋者手里。从11月初开始，孔特雷拉斯家过去的女用人就得到允许，可以进入监狱。最后，又得到允许，每星期可以去收一次犯人的脏衣服。她利用这个机会给卡斯涅塔达送去一些食物。

　　下面是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从监狱带出来的简短的便条。她把便条藏在胸罩里。在萨尔梅龙大夫的秘密档案中，可以读到这张便条。

　　在马槽放在门口儿那天，向马利亚报信的天使将扑棱起翅膀。人们点燃鞭炮欢庆弥赛亚诞辰时，将是下午6点钟。请备宝马一匹，雕鞍一副，将马拴在瓜达卢佩大街奇基托河大桥的栏杆上。只将马匹留下即可。

　　晚上9点，天使将在送信人的住所等您。住所大门从外面上锁，请从后院的门进去。我们在那儿告别。

　　请找一位可靠向导，此人须熟悉通往洪都拉斯边境的路；准备下一件武器，最好是手枪，并备足子弹；还有100科尔多瓦、50伦皮拉[1]。在圣婴耶稣前往大教堂的时候（晚上10点），天使将骑马出发。向导应在从跑马场通往圣费利佩区波索尔特加的路上等他。

　　天使提请您记住：不要将天使凌空飞行之事告诉任何人，不论是和您同桌共饮之人，还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蒙戈尔费埃。天使至死信赖您，只相信您一个人，而您不要相信任何人。

　　您的朋友

　　天使

　　看来，两位盟友各行其是，互不通气，都在逐条地违反狱中商定的事情。读者已经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将原来答应提供给萨尔梅龙大夫的信件交给了费亚约斯法官。萨尔梅龙大夫对卡斯塔涅达再次破坏协议的行为不但不生气，反而在“圆球”奥维埃多庄严地捧着锚牌缝纫机针线盒到法庭交信的时候，亲自为他开路。尽管信中一再提醒，萨尔梅龙大夫还是求“长舌桌”的座上客帮他准备越狱计划，这就完全违背了协议，毫无慎重可言了。

　　1986年10月17日，作者录下了“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他把双方违反诺言的行为称作“拿命运当儿戏”。普里奥酒家的旧址在赫雷斯广场对面，1979年6月在最后一次反独裁统治暴动中被大火焚烧。这次谈话是在酒家新址进行的，新店比原来的更要简陋。

　　下面是摘录谈话录音的一部分：

　　12月7日在莱昂是有名的圣母节。大夫约我们下午6点钟以后到苏布蒂亚瓦区的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家聚会。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是谁，你已经知道了。自从大夫被捕后，我们就没有再聚会过……不，在那以前我们就没见过面。我们到萨尔瓦多拉家的圣坛和苏布蒂亚瓦区其他圣坛前欢庆圣母节。那儿过节很热闹，谁都不会怀疑，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拥到街上去了。在原来那个门脸儿挺大的普里奥酒家聚会，连想也甭想。从前面发生的事来看，那可是危险万分。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已经不再躲躲藏藏了。他混在埃斯帕尼奥利塔大街欢庆节日的人群里，手举着一个用油纸衬里儿的五角星，里面点着灯，眼下过圣母节的时候还能看见这种灯。不过，曼索已经不露面了，他派人来说，他的疝气又犯了，起不来床，怕一活动睾丸就下垂。是不是真的闹疝气，我没把握，不知道是借口还是真的，总之，他没来。后来他背叛了，这种人撒个谎，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去了，当时，生意特别好，也不得不放弃一个小时。我们走进院子里，交谈了一会儿。神坛设在里面，鞭炮齐鸣，大家轻声唱起赞美圣母的歌。我听了大夫想说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不赞成那项计划。那么干太冒险了。再说，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不行啊。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幸亏没给我分派角色。他回答说：“您的角色就是装哑巴，‘班头儿’。”OK，我不说话就是了。那么，干吗把我叫来呢？知情就是担风险，没必要嘛。想让他看清这些，我能干什么呀？我能对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大夫？照他现在这种干法，用不着费什么劲就能把卡斯塔涅达毁了。没办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这就是我的想法。再又一说，过去他们谈了许多事情，我很少往里掺和。我不过是个东道主，听一听，随便发表点儿意见，仅此而已。

　　罗萨利奥和我的看法一致。他站在院子那儿瞅着我，好像说：这位？这位可不是萨尔梅龙大夫啊，我都不认识他了。不过，他为人厚道，分派给他的事，他承担下来了。他要弄到一匹马。那天派他去庄园，他骑的就是那匹租来的马。大夫气喘吁吁地说：“别告诉别人马要到哪儿去，否则，就不会租给你。要是马回不来，由我付钱。”这个小可怜，他巴不得万事如意。

　　大夫委派罗萨利奥去说服曼索。曼索负责筹集伦皮拉，因为他和洪都拉斯人有生意往来，我估计可能是走私生意。他这个人满不在乎，哪儿能捞到钱就到哪儿去捞。我记不得手枪是怎么弄来的了，大概也是曼索给的，可我没把握。我确实记得找到了一位向导，是大夫通过住在洪都拉斯边境一带的他的一些病人在索莫蒂略找到的。

　　曼索呢？这家伙刁钻透了，不知道他会走哪条路。很可能回到洪都拉斯去了，他是从洪都拉斯来的，是特拉人。他在这儿把东西变卖一空，您可别以为他是问心有愧才离开这儿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靠经营埃斯福埃索杂货铺又过了好几年。我只知道，1936年，老索摩查搞掉舅舅胡安·包蒂斯塔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会手执骰子筒死在洪都拉斯。如果说他已经死了的话。

　　塞尔希奥，老伙计，应该看到生活是什么样。曼索和大夫之间亲如骨肉，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背叛了。他确实帮过大夫的忙，萨尔梅龙大夫要什么他给什么。可是，早在这之前，他已经偷偷给奥蒂斯上尉报信儿了。这件事，大夫后来才知道。他出卖了全部计划，我想恐怕不是为了钱，他不需要在这种事情上捞钱。叛徒就是叛徒，害怕是叛变的动机。如果他不同意，本来可以像我那样保持沉默。他不该一抬屁股就到司令部去告密。那天，我亲眼看见他从司令部里出来，我还能怎么想？后来，又到这儿来，大喝索洛特兰啤酒。他说：“我是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办个许可证，允许我带着鳕鱼上街做广告，现在不管办什么事儿都得要许可证，就是为了找你要钱，他们已经没地方捞钱了。”他跟我撒了个弥天大谎，居然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根据作者和“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录音，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不只是支持越狱计划，完成了分派给他的任务，而且还加入了萨尔梅龙大夫牵头的那支队伍，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只是他相当胆怯，畏首畏尾。有时候，还壮起胆子参加游行，一直把犯人送到第21监狱门前的台阶上。

　　“圆球”奥维埃多交出的信件于1933年12月6日半夜某个时候在法庭被盗。第二天早晨，费亚约斯法官不再抱什么希望，向最高法院院长发去了辞职电报。电文在他脑海里思量了多次：

　　由于军方蓄意破坏本该尊重之法律及法律程序不断侵犯本人职权本人已无法迅速周密地执行司法公务被逼无奈特向贵院提出辞呈在贵院任命接替人选之前请即委派接替工作之司法官员以便向其交待工作本人即着手准备家具及办公用具清单及待办案件登记册

　　当天下午最高法院院长马努埃尔·科尔德罗·雷耶斯博士从马那瓜发来回电。我们在档案里见到了电文：

　　在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上宣读了您请求辞去莱昂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职务之来电鉴于您目前负责调查之案件涉及人所不齿之罪行案情极为严重社会反响极大且该市受人尊敬之孔特雷拉斯家族深受其害故于本院下达新任命前切勿擅离职守如违反此项决定当负公民及行政责任

　　此致

　　1964年，费亚约斯法官在大学校长任职即将结束之时，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我作为秘书每星期都要陪他去马那瓜几家学院视察。我们乘坐一辆旧奥尔兹出租车，在往返的路上，在“庭院”餐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他年轻时的经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和挫折以及他称之为战斗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我们还谈到艺术和文学，特别是作家的职业（当时我已经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写好了序言）。交谈中，我经常提到卡斯塔涅达案，这是我们在法学院刑法课上研究的题目。而我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因为卷帙浩繁的档案可以当作小说来读，还因为费亚约斯法官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我没有保留谈话记录。单凭记忆，我在前几章里已经介绍了他对审理此案的看法。然而，应该说明，他并不喜欢这个题目。他的确怀念这件事，不管怎样说，那是他年轻时候经历的一支小插曲。但是，每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总不免流露出一丝带有讽刺意味的苦笑，特别是谈到最后几个星期的事，他屡遭失败，被强行捆在法官的岗位上，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而真正的审判结果都是背着他定下来的。

　　审判结束后，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东西立刻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总统的软弱政府背后真正掌权的是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耍弄阴谋，阻止卡斯塔涅达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即使有少数几个人出庭，也是故意说上几句躲躲闪闪、不明不白的话。过了多少年后，正像“班头儿”普里奥告诉我们的，国民警卫队搞阴谋，偷袭法院，盗走信件的事也曝光了。

　　只有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在1933年12月10日毫不迟疑地回答了问题单子上开列的问题，尽管前一天奥蒂斯上尉把她叫到司令部去，威胁她说，有人揭发她在家里私设宰猪场。只是没有警告她不要参与越狱计划，因为正如我们在后面看到的，国民警卫队不想破坏这项计划。

　　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姑娘年纪小小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机智敏捷，言语流畅，费亚约斯法官一直记得很清楚。12月10日，在原告律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陪同下，她出庭回答辩护一方提出的问题。从前那股活泼劲儿，却变得无影无踪了。

　　有关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每天晚上我们在孔特雷拉斯家走廊里学习的时候，你熟悉的玛蒂尔德时常抚摸我的头发和胡子，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你给我送咖啡的时候，看见了这类场面，也看见我们，手拉着手，我还吻过她的手。

　　答：我什么也没注意到。

　　第二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有一天你看见我三更半夜从玛蒂尔德的卧室里出来，她一个人在那儿睡觉，因为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到奇奇加尔帕拜访堂·恩里克·希尔家去了，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

　　答：我没看见你出来，也不记得玛蒂尔德姑娘一个人睡过觉。

　　第三个问题：（问题诡诈，被法官删去。）

　　第四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有一天我妻子玛丽娅·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当着您的面指责玛蒂尔德破坏我们夫妇关系，骂她是不要脸的婊子，还说了其他难听的话。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

　　答：我没听见过她说的这些话，什么也没听到。

　　第五个问题：（问题诡诈，被法官删去。）

　　这时，辩护一方要求停止审问，证人显然被人收买了。有人利用她年纪小，这从她的打扮上很容易看出来。她穿上了质地优良的鞋子和新衣服。在那家当用人的时候，从来没人给过她这么好的穿戴。此外，法官删去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使问题单失去了目的性。

　　原告一方插话，抗议犯人断言证人回答问题不真实，认为犯人提出的问题是信口胡说，要求不予回答。

　　法官接受了准备问题的辩护一方提出的中止审问的要求。法官也接受原告一方提出的抗议，决定不再追究有关证人意愿的问题。关于删去问题单子中一些问题一事，法官向辩护一方指出，刑法225条授权法官这样做，勿须解释原因。

　　证人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情况不详。辩护一方提出他曾亲眼目睹某些幽会的场面。官方派人到“我家主人”庄园去找过他，想将传票交给他。他似乎在那儿居住和工作。但是，当地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根据法律规定，连续三次在法庭布告栏上张贴了传票，但他未能出庭作证。

　　多洛雷斯·洛伦特，一般情况见案卷。辩护一方提出她曾传递过几封情书。1933年12月14日，多洛雷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矢口否认她与情书有任何关系。相反，在审问过程中，她要求犯人与她结清在他家干活儿那段时间的工资。据她说，从未付过她工资。辩护一方则要求派人查明：几天前，证人被司令部雇用，为军队做饭，同时要求查明她的工资是多少。对此，国民警卫队军需官拖着不办，最后回答说，花名册中根本没有此人。

　　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雇用的会计，负责保管账目。1933年12月15日，他送来一份书面材料，正式指控犯人捏造罪名，并以受害者的身份提出：在澄清对他的指控之前，有权拒不出庭。这份书面材料存放在本案的档案里，待以后处理。

　　1933年12月21日，辩护一方又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提出：情书既然丢失，要求传讯保存原件的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一般情况见档案），要他说明情书的内容，因为他曾看过那些信。当天受理了这份材料，派人去找证人。但是，到了指定的那天那个时候，出庭的竟是他父亲堂·伊希德罗·奥维埃多·马约加。他出示了任命证人为尼加拉瓜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圣塔安娜领事的委任状抄件，还有外交和宗教部部长证明他拿到第27号官方护照的材料。奥维埃多已于12月20日乘“阿卡胡特拉号”轮船上任去了，为此还附上了科林托港务局的有关证明。

　　费亚约斯法官无法听取证人的证词，因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1933年12月6日的书面材料中提出的所有想法全部落空。读者已经知道，萨尔梅龙大夫出庭作证失败，法官没看到斯奎布笔记本上的记录，也没看到有关那些桃色事件的秘密档案。1964年，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些文件还没到我手里，直到1981年我才拿到。因此，不可能知道这些材料在审理过程中会起到什么作用，费亚约斯法官对此有什么见解。

　　我提醒费亚约斯法官，根据他的命令进行的专门鉴定证明在卡斯塔涅达箱子里找到的信是真的，说明笔迹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圆球”奥维埃多提供的信在失窃前曾保存在他手里，他知道信的内容吗？此外，在准备审问萨尔梅龙大夫的时候，他真的想理清这团情场乱麻吗？他向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提出的问题，虽然经过仔细的斟酌，其实还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的确切谈话，我手头上没有。不过，他还是承认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段阴谋与忌妒的肮脏故事，正如玛蒂尔德的信里说明的那样。只是他不敢断言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圆球”奥维埃多交来的另外一些信，他没来得及看。显然，他不想深究本案的这一方面。即使对他这样思想开通的、不抱偏见的人来说，那种事仍然是禁区，这就不能不让人奇怪了。至今，孔特雷拉斯家族在莱昂还是个大家族，对他们来说，那种事也仍然是少说为佳。

　　本书作者只能善意地看待这件事。作者注意到即使过了半个世纪，孔特雷拉斯家族的后代对这个案件还很敏感，因此，只能仿照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报道里的做法，在书中对孔特雷拉斯家族的成员一律使用假名假姓。

　　让我们再听一听1986年10月17日“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录音吧。他谈到了费亚约斯法官当时的艰难处境，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情况。

　　这些事对卡斯塔涅达来说，的确是个失败。但是，对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来说，就不能说是失败了。他的情况更糟：他接下了那份神圣的书面材料，人们就让他在莱昂受到百般奚落。他们到法院去，偷走了信。1947年，马努埃尔·戈麦斯上校为大选舞弊事与索摩查闹翻。在流亡期间，他披露了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他奉命领导了这次偷盗行动。他派出两名因盗窃罪被关押的犯人从屋顶进入法庭。塔乔·奥蒂斯用飞机把信押送到马那瓜，交给了索摩查。

　　此后，无人出庭作证，即使有人出庭，也不知道他们跟他说了些什么。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怪罪国民警卫队和萨卡沙总统。萨卡沙总统是莱昂人。作为莱昂人，在这场官司中自然维护孔特雷拉斯家族。索摩查就更不用说了，他巴不得掩盖住这件事，因为他是被人收养的莱昂人，养成十足的奴性。他和德瓦伊莱·萨卡沙家族的一位姑娘结了婚。结果一步登天。德瓦伊莱家族的人和萨卡沙家族的人又和孔特雷拉斯家族的人结亲。不过，索摩查在推翻萨卡沙的时候，早就忘了萨卡沙是他的舅舅。

　　费亚约斯法官还怪罪卡斯塔涅达。每次出庭，他不干别的事，就是提要求，好像信被偷走要怪他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没人愿意说话，也要怪他。“圆球”奥维埃多被送往萨尔瓦多的时候，都没来告辞一下。把他调走的是萨卡沙。萨卡沙别的事干不了，任命一位领事还可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位牧师后来担任了莱昂的主教，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刨花”（笑声）。他越来越像个疯子。最后，在布道的时候，只能讲些鲁文·达里奥的诗里面的农牧之神和森林之神。他在讲坛上呼喊：“青春少女把莨艻花献给你。”（笑声）

　　在“圆球”奥维埃多带着盛信的褡裢出庭之后，他们全家人开了一次会。不是褡裢？是盒子吧？是啊，装信的针线盒，他一直否认他手里有信。在会上，他的父亲、母亲、“刨花”让他坐在“被告席”上，一致决定：“你必须马上出国，不争气的东西，把老婆孩子都带上。”他们为他准备了灌肠、猪肉包子（笑声）。打从一上火车起，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当然，“圆球”奥维埃多后来又回来了，在西部上诉法院当了法官。不过，后来他泄了气了，不是圆球了。血糖太多。死的时候，干瘪得像个泄了气的皮口袋。

　　连最好的朋友都抛弃了他。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最后孤身一人在暴风雨中挣扎。谁去把这些事告诉他？只有大夫一个人支持他，过去大夫曾经希望看见他被判处死刑，现在又和打赤脚的人、穿衬衣的人一起支持他。这就是轮盘赌上打转转吧。

　　大夫永远失去了我教父达比希雷大夫的友情，失去了其他许多朋友。更确切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过朋友。你一直在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莱昂很少看见他。教父的事，对他是个打击。他本来靠着我教父，在这种臭地方，人们都不喜欢他，失去了达比希雷大夫的友情，等于失去了慰藉。他们成了死敌，就是为了卡斯塔涅达的案子。你看，轮盘又转啦。教父的预言还真说对了，他说一定会看见他们两人在一个盘子里吃饭。

　　我教父达比希雷大夫逝世是在1960年。当时你在莱昂这儿学习吧？当然啦，1959年7月23日，塔乔·奥蒂斯和国民警卫队一起在普里奥酒家原来的大房子门口的街上屠杀学生的时候，你在这儿嘛。教父第二年入土。他是寿终正寝，已经离不开轮椅了。后来连狗也没有了，只有小哑巴特奥多西奥照拂他。主教“刨花”也慢慢地变成了疯子，只讲法语，特奥多西奥和他打手势，就像能听懂他说什么似的。

　　大夫在大学礼堂代表医学会发表了演说，简直是一份枯燥无味的悼词，还印成了小册子。那些年他们没说过话，见了面就扭过头去，对立了近30年。

　　（正如“班头儿”普里奥说的，当时塔乔·奥蒂斯已经晋升为少校。1959年7月23日下午，他带领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排，在从普里奥酒家到大学的大街上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那次屠杀造成4人死亡，60多人受伤。1933年10月9日傍晚，在人群簇拥下，那台开耳维纳托冰箱正是顺着这条大街送往医学院实验室的。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校长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送葬变成了抗议独裁政权的大规模的游行。莱昂主教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拒绝打开教堂的大门，不让人们为牺牲者唱棺前弥撒。塔乔·奥蒂斯的家就在大学附近，第二天夜里，一大群怒不可遏的群众放火烧毁了他的家。）

　　1933年12月10日中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费亚约斯法官和奥蒂斯上尉争吵起来，甚至还动了手。据“班头儿”普里奥的回忆，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大屠杀那条街上，因为他从自家铺里亲眼看见了。1964年，费亚约斯法官也提到了这次事件。

　　电报局位于司令部和普里奥酒家之间。费亚约斯法官在电报局发走辞职电报之后，就驾驶着“青鸟”福特车回法院整理文件。阿利·瓦内加斯也在前排，坐在他旁边。奥蒂斯上尉看见他走出电报局，就匆忙上车追了上去，远远地冲着他一再鸣笛，要法官把车停下。

　　“你已经知道东西被偷了？”奥蒂斯上尉把他的车与费亚约斯的车并排停住，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阿利·瓦内加斯紧紧抱住怀里的卷宗，斜靠在座位上，免得影响他们两人交谈。

　　“知道了。”费亚约斯法官的手还放在方向盘上，准备继续前进，“我想，您大概让人毁掉那些信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怪到我身上。”奥蒂斯上尉一边笑着一边停稳操纵杆，脚踩在刹车踏板上。

　　“是的，我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坏。”阳光反射在挡风玻璃上，费亚约斯法官觉得很不舒服，就在座位上找帽子，帽檐儿压在阿利·瓦内加斯的屁股底下，他把帽子抽出来，递给费亚约斯法官，“你们这些可怜的国民警卫队，净挨人家骂了。”

　　“你呀，跟你那位法医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一样。”奥蒂斯上尉一不小心疏忽了刹车，车往前挪了挪，“他派人到北方的圣拉法埃尔去提醒桑地诺提高警惕，这件事你大概知道了吧？要桑地诺不要冒冒失失地回马那瓜，说国民警卫队会杀死他。他也不相信国民警卫队。”

　　“您要是还没让人烧信，最好把信交给接替我工作的人。”费亚约斯法官戴上帽子，但是，不管怎么样，阳光还是直刺他的脸，“我已经辞职了。”

　　“你硬说是我偷的信，你瞧，我也不生气。今天早起，我情绪不错。”奥蒂斯上尉往手上吐了点唾沫，方向盘像烙铁一样烫手，“咱们还是说说拉腊大夫吧。桑地诺光会胡思乱想，他给自己找的算什么代表呀。”

　　“他没偷信。”费亚约斯法官不理奥蒂斯上尉，转过来对阿利·瓦内加斯说，边说边打开手绢，从帽子的皮边儿塞了进去，“他也不知道拉腊大夫为什么信不过国民警卫队。”

　　“只要我们抓到小偷，今天就把信交给你。”奥蒂斯上尉听到发动机声越来越小，想踩踩离合器的踏板，“辞职的故事可是老掉牙的把戏了。”

　　“辞呈已经递上去了。”阿利·瓦内加斯从抱在怀里的卷宗里抽出电报抄件。

　　“别装腔作势了，别干傻事了。”奥蒂斯上尉最后拔下钥匙，汽车跳动几下后熄了火，“在这个案子里，有这些信不多，没这些信不少。你在调查的是一桩投毒案，不是骗奸案，也不是桃色案件。”

　　“看见了吧？我该调查什么要由他们来决定。”费亚约斯法官把手绢拉到齐耳朵处，“他们决定开棺验尸，他们劫走了证人，现在又偷走案子的证据。这是尼加拉瓜的新法律。对桑地诺肯定也用得上这项法律。”

　　“好啦，这些都是你的看法。”奥蒂斯上尉打开车门，阿利·瓦内加斯看见了他的一只靴子，“你的看法跟拉腊大夫的看法一样，全都带刺儿。难道你也认为我们会派人杀死桑地诺？单凭他是匪盗、杀人凶手，就该杀，不过从说到做……”

　　“我认为他们干得出来。”费亚约斯法官瞅着阿利·瓦内加斯，阿利·瓦内加斯撇了撇嘴，表示同意，汗珠在法官的细细的发丝上闪闪发光，“我还认为他们会杀死卡斯塔涅达。”

　　“你还是用这些话攻击我。”奥蒂斯上尉另一只靴子踩在路面上，“如果你的陪审团判他死刑，我们就枪毙他。陪审团什么时候成立？这件事都捂臭了。”

　　“他们会杀死他，因为除了来复枪，他们压根儿不讲任何公道。”阿利·瓦内加斯转过身来对着费亚约斯法官，用卷宗使劲地扇风，“在他们眼里，桑地诺这样的英雄和卡斯塔涅达这样的犯人没什么两样。”

　　“敢情是这位布尔什维克‘私人’[2]给你当参谋啊，他的话，我听着不奇怪，他专门写‘私’向桑地诺献花。”奥蒂斯上尉站在街上，把头伸进车窗里，阿利·瓦内加斯连忙躲开他，“可是，你……”

　　“诗嘛，最好别跟他谈，我的诗人，国民警卫队对诗一窍不通。”费亚约斯法官也拔下车钥匙，汽车熄火前朝前面跳了一下，“我没有受理桑地诺的案件。我是在谈卡斯塔涅达案。”

　　“我不跟‘私人’打交道。”奥蒂斯上尉围着“青鸟”车转了一圈儿，从另一扇车窗探进头来，“要是让你审理控告桑地诺是土匪的案子，你也会放了他，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啊？”

　　“所以在决定释放卡斯塔涅达之前，你一定要先杀了他。”费亚约斯法官一只胳膊放在方向盘上，面色阴沉，冲阿利·瓦内加斯笑了笑。

　　“别这么缺少教养，我是在跟你说话呐。”奥蒂斯上尉踹了一下车门，“就是说，你要那些信是想把卡斯塔涅达放了。那你就慢慢等着吧。”

　　“听见了吗？他偷了信，为的是不让我释放卡斯塔涅达。就这样，还发火呢。”费亚约斯法官摇动车窗摇把，打算关上窗玻璃，“记下来，哪怕以后再说呢。”

　　“你再赖我偷信，可绝没有好下场。”奥蒂斯上尉伸手挡住正在升起的窗玻璃，“你该感谢偷信的人，他可帮了你大忙。”

　　“把这点也记下来，小偷交代说，他帮了我大忙。”费亚约斯法官咬紧牙关，用力摇动把手。

　　“我说过了，我不是小偷，别编派我。”奥蒂斯上尉吃力地给了他一拳，把帽子打掉了，“你才是那个婊子养的帮手呢，你还想嘲笑被害人。”

　　“噢，你人模狗样儿的，竟敢打我。”费亚约斯法官猛地推开车门，推得奥蒂斯上尉倒退了几步。他站到大街上，两腿并拢，攥紧拳头。这时候，从雷萨马弹子房里走出来几个打台球的人，手里拿着台球棒。

　　奥蒂斯上尉把头一偏，打算躲开迎面一击。可是，费亚约斯法官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鼻子上。阿利·瓦内加斯跑过来，插在两个人中间，用胳膊挡住费亚约斯法官。打台球的人们走到街上，围住他们。有几位行人也急忙跑了过来。

　　“是您追着我们挑衅的。”阿利·瓦内加斯看见奥蒂斯上尉的鼻子血流如注，一直流到嘴巴和胡子上，心里有些害怕，极力拦住费亚约斯法官，“快走，快走，不然的话，我可不管了。没看见马里亚诺是个拳击手吗？”

　　“这件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奥蒂斯上尉用手绢擦了脸，又用沾满鲜血的手绢气呼呼地朝着看热闹的人挥了挥，要他们快走，大家立刻散开了，“可是，要他们接受你的辞呈，你就别想。这案子是你开的头，还得要你了结。”

　　“你们要给最高法院下命令？”费亚约斯法官挣脱开阿利·瓦内加斯的胳膊，抖了抖上衣，“你得告诉我，审判多咱结束？什么时候杀死卡斯塔涅达？”

　　“在他要逃跑的那天。”奥蒂斯上尉用手绢捂着鼻子，到汽车行李箱去找摇把，“他准备好了越狱计划，萨尔梅龙在帮他。”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阿利·瓦内加斯有些好奇，悄悄地走近奥蒂斯上尉。上尉手拿着摇把正往车头走过去。

　　“要是不知道，就等着倒霉吧，臭‘私人’。”奥蒂斯上尉猫下腰把摇把插进摇孔，鲜血滴答在路面上，“让你那位拳击手去问问科斯梅·曼索。他全知道。幸亏你拦住了他，不然我非给他一枪不可。”

　　“他们真的要杀死他。执行《越狱法》。”阿利·瓦内加斯搔了搔被太阳晒热的头，看着奥蒂斯上尉的汽车朝下面开去，“要是曼索知道有什么计划，他很可能向国民警卫队告密。”

　　“如果有人越狱，让接替我的人去调查吧。”费亚约斯法官满身大汗，奋力用摇把发动“青鸟”车，可是一直没发动起来，“我根本不想再知道什么马钱子碱呀、信呀，还有什么越狱呀。真是个出色的证人，曼索。”

　　“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要卡斯塔涅达迈出牢狱一步，他们就会朝他开枪。”奥蒂斯上尉的汽车在大街拐弯处消失了，阿利·瓦内加斯还在瞅着大街。

　　“他们想杀人，哪个鸟人有本事挡住这些野蛮人？”费亚约斯法官再次用力摇动摇把，发动机依然不动，“这辆破车，你还打算留在这儿不成？”

　　[1]洪都拉斯货币名。

　　[2]应为“诗人”。

　　46.致一位女士的充满憧憬的便笺·女士的回信

　　Ⅰ

　　夫人，怎么样啊？正如一切让人倾心的东西一样。今天，正当火车在铁轨上隆隆向前，我蓦然看到了您，就和我相隔几个座位。您是美的化身，端庄而又矜持。那双眼睛明净如水。绿色，绿得层次分明；灰色，灰得变幻不定。在燎原大火似的热带明亮光线下，看不清是金刚石，抑或是蛋白石。

　　今天下午，我又看到了您，就在您家门口。我觉得，您的第一个幻影已经不再那么神秘。《人生只有一次爱》。在我收藏的唱片中，有一支献给您的歌。我穿过大街，尾随在您身后，只愿听到您说一句话，听到您那陌生的银铃般的声音。然而，您进入门内，只在门洞处留下您的倩影。请不要忘记，我从远方带来一支仅仅属于我个人的乐曲。一旦您听到这支乐曲，它将属于咱们两个人。

　　把咱们分开的只有一条街道，那是我来到这里后走过的唯一一条街道。据人们说，您有主人了。可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您我之间一定会有一次单独的约会，因为您那双美目像闪电一样刺瞎了我的眼睛。您能看见东西，可不能不让我也看见东西。会面前，我痛苦的心将生活在黑暗中。

　　这张便笺，请您存放在无人看到的地方。这是您未曾谋面的恋人满怀着火一般的热忱在夜深人静时写出的便笺。明天将是另外一天，我的亲密的、惬意的幸福夜晚将会来临。当我期待这个夜晚来临的时候，我梦见您将一只花环安放在挺立的胸像上。花环上编着紫色的玫瑰鲜花。我梦见小溪在暗幽幽的小树林中欢唱，您帮助我了解天空的奥秘。我一边喝下神圣的伊壁鸠鲁的金瓶中的美酒，一边享受着甜蜜的片刻之欢。

　　Ⅱ

　　来函见悉，提笔回答前，我曾思量良久。我一向待人以礼，您千万不要把复信视为我行为不端的暗示。昨日下午，您和您的年轻妻子搬弄行李，从远处望，您还很年轻。来函中的大胆表白只能归之于您年轻所至。其中的影射、暗示，我宁肯视若不见，不想追根究底。

　　我爱读诗，喜欢阿马多·内沃和何塞·阿松森·席尔瓦，也喜欢鲁文·达里奥。原因是在哥斯达黎加的西蒙学校有一位教文学的女教师，多愁善感，容易激动，是她唤起我对优雅的、美好的事物的喜爱。因此，从那封欠考虑的来函的字里行间，我仍然看到了诙谐可亲。

　　咱们是邻居，我希望有机会和您公开交往，您能偕妻子光临寒舍，应属正常往来，借此开始两家人礼尚往来，正如家家如此。

　　此信不必保留。相信您能慎重处事。

　　47.圣诞节前夜发生在莱昂的悲惨事件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死于国民警卫队手中

　　※他曾越狱潜逃

　　※官方公布的事实

　　※有人说是执行《越狱法》

　　※萨卡沙总统及其家属、随行人员在莱昂参加圣诞节活动

　　※索摩查将军也在莱昂吗？

　　※大街上戒备森严

　　※犯人的坚定的伙伴们销声匿迹

　　※《新新闻报》——匆忙掩埋逃犯的见证人

　　※耸人听闻的案件结束了

　　（本报特派记者马诺洛·夸德拉）

　　良宵，恶夜

　　这一年，可敬的莱昂市民度过了一个不祥的圣诞节。大家忙着参加传统的宗教庆祝活动，无暇顾及那些发生在12月24日午夜以惨剧告终的严重事件。直到第二天，消息方才传开，弄得人人大吃一惊。对本报记者来说，那些事件同样是出乎意料。记者应诗人阿利·瓦内加斯的盛情邀请，在他父亲胡安·德·瓦内加斯博士家里吃了圣诞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莱昂的圣诞节前夜。甜蜜的时光，悲苦的怀念。繁星宛如银光闪烁的果核出现在杳渺的天穹，用柔和的目光望着我们，大约也望着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吧。马槽上雅致而又卑微的装饰物——野草莓——透过各家各户的大门散发出阵阵芳香。闻到这股香气，人们不由得醺醺然回忆起童年，对逃犯来说，这香气也会告诉他些什么吧。当时，他来到遍设神坛的苏布蒂亚瓦区——这是他逃亡的第一站。木笛声，手鼓声，清脆的节日爆竹声。当把他多灾多难的生命送归西天的子弹炸响时，这些喜庆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响吗？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恰贝利塔膳宿公寓，在诗人瓦内加斯陪同下出去逛大街。这时候，悲剧的第一场正在落下帷幕。过往行人沉浸在节日夜晚的欢乐气氛中，我们希望受到欢乐气氛的感染，借以驱散佳节思亲的愁绪。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在这座大城市。我们固然远离住在马萨亚的亲人们，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离开他的亲人更要遥远。此时，他离开监牢，是否满怀乡愁，苦苦思念故土呢？他化了装，穿上国民警卫队的制服。这种军服我们也穿过一次。当时是为了在塞哥维亚的大林莽中和印第安-西班牙混血种人的英雄……桑地诺作战，真是倒霉！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萨卡沙博士及其家属光临莱昂。他的看法

　　听说总统专列载着总统萨卡沙博士及其家属、随员快要开进太平洋铁路火车站了。听到汽笛长鸣，我们快步朝车站走去。总统走下火车，后面跟着第一夫人堂娜·玛丽亚、他的子女和兄弟、国务部长以及卫兵。他站在月台上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曾在报纸上抨击过他，强烈地抨击过他，说他过于柔顺。但是，这位绅士对报上的攻讦置之不顾，根本不想改变他的为人。他甚至还同意就“卡斯塔涅达案”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关于案件的诘问，他只说了几句简短的话：“行政机关一直注视着司法机关的行为。在其职责范围内，司法机关享有独立自主权。我们相信负责处理此案的法官们会秉公办理。我们绝不会干预他们的行动。”随后，他又加上了一句：“不过，我不想多谈令人不愉快的事。我这次回家乡，是要和亲人们共度圣诞节前夜，和往常一样参加先祖捐赠给大教堂的圣婴像的游行活动。”

　　完美无缺的圣诞游行

　　萨卡沙博士的火车带来了国家军乐队。乐队成员身着蓝色和暗红色军装，佩戴着华贵的饰物。他们一下火车，马上来到赫雷斯广场的凉亭，演奏起欢快的《村夫谣》和圣诞乐曲。萨卡沙博士还慷慨解囊，买了一些烟火，广场上到处迸出奇幻的火树银花。正像总统刚才宣布过的，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参加了在百年老街上举行的游行。在几段路上，总统及其家属和随行人员轮流捧着圣婴像参加游行。

　　这里不宜描述游行的豪华场面，倒是应该谈一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悲惨结局。不过为了对比一下，不妨再简单地说上两句。晚上10点钟，总统离开了大教堂，后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人。本市上等社会的头面人物环绕在萨卡沙博士和第一夫人周围。国家军乐队再次大出风头，尾随着人群演奏起圣诞乐曲。

　　对比：正当人们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次是一场悲剧），使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到圣诞节的神秘。正如我们说过的，这是一场人们没有觉察到的悲剧。其色调既阴暗又凶险，和大量燃放的烟火以及咚咚的手鼓声极不协调。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以罕见的方式越狱潜逃，接着被捕，死在国民警卫队手中。

　　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说：监狱内部有帮凶

　　翌日清晨，记者及时去了解情况，并愿意向《新新闻报》记者提供详细报道。记者首先访问了警察局局长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尽管昨天放假，他还是同意在办公室接待我们。下面提供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次采访的结果。

　　下午6点钟，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逃出了第21监狱的牢房。当时，在莱昂的各个市区，爆竹升空，土弹震天价响，宣布庆祝活动即将开始。没有一个看守瞧见他出来。他在监狱内找到的同谋犯之一瓜达卢佩·戈迪内斯中士向他提供了一套军装，让他装扮成军人模样。

　　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穿过监狱内的走廊，他那间牢房就在这条走廊上。门居然没有上锁，据奥蒂斯上尉说，这也是戈迪内斯干的。奥利韦里奥走到四面是墙的院落。这时候，其他犯人正排好队，等着领取“附属教团”的夫人们施舍的饮食。每年到这个日子，她们都要舍饭，已经成了传统。奥利韦里奥向站岗的出示了伪造的出门证，走出监狱临街的大门。他终于来到大街上。

　　国民警卫队否认有意为犯人越狱提供方便

　　奥蒂斯上尉向我们表示：“如果说犯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越过监狱的大墙，没有遇到任何困难，那是因为他取得了不少负责看守监狱的士兵的信任。我们正在调查。卡斯塔涅达施展各种手段，玩弄各种花招，把瓜达卢佩·戈迪内斯中士拉拢过去。比如，他利用对方没有文化，头脑简单，就教他认字，在这件事上他捞了不少便宜。”

　　我们问：在莱昂有人说，这次越狱潜逃，国民警卫队事先全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

　　“那是瞎说八道，记者先生。卡斯塔涅达在莱昂的同谋犯还没有落网。越狱计划落空了，他们到处散布谎言，想把自己开脱出去。卡斯塔涅达特别善于耍阴谋。看样子，自从他被强请进入第21监狱起，一刻也没停止悉心准备越狱潜逃。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跟您说过，监狱里有他的同伙儿。我们正在调查出门证是怎么伪造出来的，还有一份伪造的备忘录是从哪儿来的。6点钟刚过，逃犯已经逃出监狱，这份备忘录被放在‘国旗厅’看守长的桌子上。”

　　神秘的备忘录

　　奥蒂斯上尉拿出那份备忘录，让我们抄下来。原文如下：

　　国民警卫队莱昂警察总部

　　莱昂，1933年12月24日

　　发件人：国民警卫队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

　　收件人：第21监狱典狱长拉法埃尔·帕罗迪

　　主题：对囚犯特别准许令

　　1.如发现囚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不在狱中，切勿惊诧。本人允许该犯自即日下午18点至午夜24点离开监狱。该犯将单独离开，无人押解。

　　2.典狱长负责——如典狱长不在，则由看守长负责——严格执行此项命令，不可外泄，确保无人知道该犯不在狱中。如有人问及其下落，无论询问者是军官、士兵或平民，均按下述口径告之：基于安全考虑，该犯已被转入“奇基塔”小牢房。

　　3.本警察总部严禁泄露此项机密，犯人不在牢房期间，以至回到牢房以后，均不准通过电话或向人当面谈及此事，违反者，按规定严惩不贷。

　　A·J·奥蒂斯

　　根据我们看到的原件，奥蒂斯上尉的签字非常像，看得出来那是用复印纸从另一份文件上拓下来的。然后，按照复印纸留下的笔迹用墨水描了一遍。在这份非同寻常的备忘录上，用放大镜看，可以发现蜡质颜料的微小颗粒。奥蒂斯上尉亲自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我们提出：制造这样一份文件只能是司法当局所为，这是他们让囚犯越狱、然后再加害于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对此，奥蒂斯上尉回答说：

　　“假定说有这样的意图，我们干吗非要文件不可呢？越狱的囚犯违反了法律，为了逮捕他，当局有权开枪射击。伪造备忘录的人事先知道帕罗迪中士在马那瓜休假。他要是在场，绝不会轻信这套伎俩。”

　　“心血来潮”。惊叫一声

　　奥蒂斯上尉接着说：“我和莱昂各家各户做父亲的一样，准备带着妻子儿女参加圣婴游行，根本没想到当晚要去监狱视察视察。不过，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身穿节日盛装，在去大教堂之前，决定还是到第21监狱去转一圈，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犯人们对几小时前安排的圣诞晚餐是否满意。

　　“看守长神色诡谲地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正在执行我的命令。我简直大吃一惊。赶紧问一声是什么命令，他把上面说的那份伪造的备忘录拿给我看，这时候，我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忠实的女仆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

　　“作为第一步，我要最大的嫌疑犯戈迪内斯中士赶快坦白。他知道事情败露了，连忙把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给我，一上来就说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参与了越狱计划。时间不容再耽搁了。我立刻召集起15人的小分队，乘坐省军区司令部的小卡车和两辆小汽车赶往那个女人在苏布蒂亚瓦区的住处。

　　“那个女人在孔特雷拉斯家做用人，卡斯塔涅达把她哄得团团转。我好心好意地允许她给犯人洗衣服、熨衣服，她才有机会常到监狱来探望他，结果倒成了外面的同谋犯的联络员。”

　　逃犯藏身之处的门上挂着把锁。他想从后院逃走的时候，被抓住了

　　奥蒂斯上尉告诉我们，将近晚10点钟的时候，他们把车子停在相当远的地方，悄悄地逼近那幢小房子。“我们一看，门上着锁，里面似乎没有人。看到这骗人的把戏，我警觉起来。卡斯塔涅达可能就在里面。我把几个人布置在墙角，另派几个人躲到一辆马车后面。马车停在大街上，牲口已经卸下来了。我带着五个人，围着加罗麻篱笆绕了个圈，顺着后院的边道走进去。士兵按照命令装好子弹，端起枪。

　　“我们钻进篱笆，开始匍伏着接近那幢房子。这工夫，一条黑影从厨房的苇子泥巴墙下闪身出来，正朝我们跑过来。我喝令他站住。他停下脚步，面前摆着几支枪口。正是卡斯塔涅达。

　　“乍看上去，很难把他认出来。他装扮成乡下人的模样，戴着宽边草帽，穿着中国土布裤子，扎着皮裹腿。另外，还戴着用女人的黑头发做成的假胡子。他浑身发抖，求我们不要开枪，把手里那把3毫米口径的史密斯-维特森手枪交给我。”

　　就在那个时候，圣婴游行队伍走进大教堂。远处的钟声一定会传到那个引起轰动的擒拿逃犯的暗幽幽的后院。

　　他企图骑马逃到洪都拉斯

　　国民警卫队的巡逻队在后院里找到了那匹鞍辔齐备的马匹，逃犯准备骑着这匹马逃到洪都拉斯边境。经过搜查，在屋里的一只大瓮里找到了那套军装。他们把犯人带回第21监狱。逃犯坐在小汽车里，奥蒂斯上尉也在车上。一路上，犯人一再表白没有同谋者，越狱不能怪其他任何人。回到监狱后，经过艰难的审讯，他才供出他找到了一条通往奇南德加的土路，好离开莱昂。那条路就位于圣费利佩区边界赛马场。

　　“将近夜里12点，为了彻底查清越狱行动，我认为必须把犯人带到他供出的那条路，看看是否有同谋犯在那儿接应。”奥蒂斯上尉对我们说。

　　越狱潜逃，或是《越狱法》？

　　下面是奥蒂斯上尉提供的情况中最微妙的部分。深更半夜，把犯人带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真有这个必要吗？况且他企图越狱潜逃，以及后来被捕，都没有报告给负责审理本案的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法官。难道说不能等到第二天，当着司法当局的面儿进行调查吗？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要是同谋犯在那儿接应——我应该有这样的估计——他们是不会在原地待到第二天的。”奥蒂斯上尉回答说，“而且只有他本人才能认出那些人。他一再坚持说没有同伙儿，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们开始行动。只去了一辆汽车，里面坐着犯人、奥蒂斯上尉和四名押解犯人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手持“刘易斯”轻机枪。在塞哥维亚和桑地诺打仗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美国海军陆战队带进尼加拉瓜的武器叫做“小刘”，最后叫它“小刘易斯”。

　　请读者想一想当时的情景。街上一片死寂。爆竹声、音乐声早已停下来。几户人家大门口还亮着灯，全家团聚吃晚饭。也许有几只野狗从汽车前面穿过，车灯照得它们眼花缭乱，一时停下脚步。

　　他们从双门紧闭的大教堂前面走过。犯人一定会最后朝大教堂望一眼，看看那两扇结实的栎木大门和深不可测的灰色围墙。围墙对他胸中激荡着的烦恼听而不闻。曾经有一天，他抬着妻子的灵柩走进大教堂；过了几个月，在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又抬着装殓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白色棺材走进大教堂。最后，在大学里，对两具尸体的内脏进行了颇有争议的化验，才悄悄地对她们的遭遇做出定论。

　　大都旅馆出现在路旁。孔特雷拉斯家的大门关得死死的，说明家里没有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夜深了，在这个时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是在床上入睡了呢，还是难以入睡呢？汽车灯光是否透过卧室的门下射进她的卧室，告诉她一场正在熄灭的爱情最后结束了呢？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留待读者去思考啦。

　　最后的钟声敲响了

　　他们离开了柏油路。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不住跳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夹在押解他的士兵当中，一语不发，脑袋不住碰着车顶。高低不平的路面颠得他头昏眼花，不幸的遭遇使他心里七上八下。路灯不见了。12月夜晚的寒风从敞开的车窗硬生生地钻进车内，一阵阵穿车而过，冻得他脸上发疼。黑黢黢的夜色，田野的声音……汽车猛地停了下来……最后时刻到了。又要执行一项野蛮的法律——《越狱法》。

　　“哪里有什么《越狱法》，”奥蒂斯上尉斩钉截铁地说，“国民警卫队保护囚犯的生命。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查一查我们的军事条例。上面规定得清清楚楚。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条例。您当过兵，想必知道军装的荣誉胜过任何条例。”我们强忍住讥讽的笑容，没有反驳他。那不是反驳他的时候。

　　“来到圣费利佩公墓前面，赛马场的旧马厩就在那儿，我命令大家下车，动手搜查左近的地方。”奥蒂斯上尉继续说，“我们都下了车，只有他磨磨蹭蹭地不肯下车。我催他快点儿下来。他突然从车上蹿下来，朝公墓的院墙猛跑，跑到墙根底下，正打算往上爬，机枪手惊魂稍定，用‘刘易斯’机枪一阵扫射，把他打倒在地。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另一颗打在后脖子上，另外两颗打中后背。他立时就死了。”

　　午夜，公墓。囚犯奔跑。这类故事我们很熟悉。在不幸的尼加拉瓜，谁又不熟悉这类故事呢？“按照索摩查将军的明确指令，组成一个军事调查法庭，负责查清这件事的责任者。还是等着看正式报告怎么说吧。这样一来，国民警卫队就不必制止那些胡说八道了，这类话多着呐。我对您说过，卡斯塔涅达在莱昂有同谋犯。就是那些极端仇恨社会的人、头号捣乱分子。我们要站出来批驳他们的胡诌。”

　　有人看见索摩查将军在莱昂

　　既然奥蒂斯上尉提到索摩查将军，我们借机问他：昨天索摩查将军待在莱昂是真的吗？有人说看见他半夜从国民警卫队省军区司令部出来，带着卫兵，穿过赫雷斯广场，上路易斯·H·德瓦伊莱博士家里去过夜。那是他岳父家，靠近大教堂。

　　“胡说八道，”这是奥蒂斯上尉的回答，“他要是在莱昂，肯定不会不参加圣婴游行。再又一说，总统先生外出，索摩查将军不能离开首都。”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和法医都没有来

　　最后几个问题：这些事是否通知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了？法医检查过尸体吗？

　　“今天一大早，我把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费亚约斯法官。直到现在——上午10点钟——他还没和我联系。我不能强迫他履行职责啊。法医也没有来，命令法医检查尸体是法官的事。如果到中午他们还不来，我们只好把尸体埋掉了。为了让您亲眼看看国民警卫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您可以亲自到第21监狱，亲眼看看犯人的尸体，您要是愿意，也可以参加葬礼。”

　　以上是我们直接听到的国民警卫队的说法，一字不落地转录于此。我们到费亚约斯法官家里去找他，没找着。大门关着，我们敲了半天，没人出来开门。

　　城市平静。对事件另有说法

　　12月25日，在莱昂的大街上没有骚乱的人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同党没有借机闹事。因为是节日，弹子房、酒店、饭馆都没有开门。市民神情平静，态度冷漠，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这出悲剧，或者不予重视。要么是吓得噤若寒蝉？在中心区的大街上，士兵多于往日。他们荷枪实弹，据说是要保卫还停留在莱昂的萨卡沙总统。

　　但是，关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之死的另外一种说法“悄悄地”传开了。这个说法和奥蒂斯上尉提供的情况相去十万八千里。在莱昂，尽人皆知，这就行了。我把大家说的话抄录下来。至于来源，我不能透露，也不应透露：

　　“国民警卫队事先了解越狱计划，是一个参与策划的人透露的。我不能说出此人的姓名，我向提供消息的人作过承诺。”

　　“戈迪内斯中士是卡斯塔涅达的同伙儿，他帮助卡斯塔涅达逃出监狱，可他是照上司的指示行事。提供给犯人的军装非常合身，可那不是戈迪内斯的衣服，他是个又矮又胖的人。”

　　“奥蒂斯上尉签发的对越狱行为不要张扬的命令是有意制造的，出门证也是一样。”

　　“国民警卫队早就知道卡斯塔涅达一上大街就直接到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家里去换衣服。一个放牛的在赛马场周围等他，就是那个枪毙犯人的地方。后来，放牛的不见了。”

　　“手枪和在卡斯塔涅达口袋里找到的钱，是另外一些人在卡瓦哈尔家里交给他的。国民警卫队从一大早就在周围布置下人了，所以知道这些人在那儿。在巡逻队到来前几分钟这些人撤走了，没人下令抓住他们。也没有逮捕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

　　“犯人离开第21监狱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要求别从背后开枪打死他。如果对方同意从正面杀死他，也别毁了他的面容。”

　　“在犯人与世诀别的地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这是一起政治犯罪。独裁者乌维科终于还是让人杀害了我。’”

　　“他们命令他跑。开始他反抗，最后只好接受，跑得很不带劲。他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要是真想逃走，谁也不会朝墙根儿跑。”

　　“尸体被绑在汽车前面的保险杆上，拖回到第21监狱。脑袋被子弹打碎了，朝下耷拉着，一路上磕碰得很厉害。”

　　谁说的是真话？谁在撒谎？我们按照《出版法》平心静气地、毫无畏惧地提供两个版本。请读者自行判断。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尸体。凄凉的葬礼

　　我们没找到费亚约斯法官，就拿着奥蒂斯上尉的手令，去到第21监狱牢房。尸体还停在院子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头朝下，光着脚，身穿一件血迹斑斑的粗布衣服。他穿着这件衣服假扮乡下人，打算逃跑。他一生严格守孝，喜欢穿无可挑剔的丧服，喜欢认真仔细地打扮，穿着整洁，仪表堂堂。可现在却灰溜溜地趴在那儿。为了防止中午骄阳的照射，不知什么人大发慈悲用一块红棉布围巾盖住他的头部。

　　我们亲眼看见尸体被装进一口粗糙的木板棺材里。围巾掉了下来，只见面容被子弹打得一塌糊涂。子弹自后颈打入，从前面穿出，颌骨被打断，嘴巴和鼻子一部分被撕碎了。击中头部的那一枪在头盖骨上打出了一个洞，一部分脑浆迸裂出来。

　　棺材盖钉上后，四名囚犯把棺材抬走了。在抬往墓地——那里挖好了一个公用的大坟坑——的路上，前往送葬的只有以巴卡中士为首的看守囚犯的士兵和我们。奥利韦里奥在那么多优雅的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和他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陪伴他走完这最后的人生旅程。他的热情的同党也不在场。在最近几个星期审理案件中，他们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欢呼，鼓掌，把他变成电影偶像。他们曾把他扛在肩上，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他来到监狱门口。今天，却没有一个人来抬他的尸体。

　　例外呢？例外总是有的。我们觉得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屈驾光临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在烈日的炙烤下，他一直守候在公墓门前，随即默默地加入人数少得可怜的送葬队伍。直到盖上最后一铲土，他才离开坟坑。

　　在埋葬死者的时候，我们走过去，想和他攀谈几句。他用讽刺的目光朝军人挤了挤眼，不想多开口。军人撤离后，我们一再坚持，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简短的回答：“这是一场谋杀案。《越狱法》，记者朋友。我不多说什么。等着看我就这件事写的小册子吧。”

　　我们看了看表。采访任务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结束了。我们要搭乘下午两点的火车返回首都。我们赶紧取出行李，直奔火车站，开始整理这篇通讯。

　　掩埋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尸体的黄土堆上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一束鲜花，更不用说花圈了。随着那个神秘莫测、衣着考究、风流倜傥的青年的业绩悄然销声，他从现在起似乎被人遗忘了。明天，明天，还会有人记起他的事迹吗？

　　他是无辜的，抑或是罪犯？这个问题我们留给风来回答吧。在奥利韦里奥安息的公墓里，风不时刮起，吹动静悄悄的林阴道上的南美杉。

　　48.你我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Ⅰ

　　我永远难忘的玛蒂：

　　正如我在航空信——但愿信已在您温柔的手中——中预料的那样，为形势所迫，我必须离开这里，前往那块黑暗的土地。法警不肯发给我去尼加拉瓜的护照。我本来热切希望永远回到您的身边。在我心爱的人身边，我心里会感到快活。别难过，一切都过去了。不过，当时我落在这帮土匪手里，处境相当困难。他们只差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送到港口了，似乎我是个罪犯，而不是个爱国者。作为爱国者，我唯一的罪行是不肯让危地马拉生活在乌维科那类暴君的血腥统治之下，这个笨蛋自认为是拿破仑·波拿巴，甚至可笑地把头发也梳成粗鄙至极的科西嘉人的模样。不过，我想跟您谈的倒不是肮脏的政治。

　　上船前，我给米托拍了个急电，他非常客气，从头天晚上起就在彭塔雷纳斯一直等到我到达。您跟我说过：“别让我弟弟喝酒。”您看，这次劝酒的可不是我。是他请我喝了几杯，边喝边等着开车。我们为我的到来干杯，为忆起我们在莱昂结下的同志情谊干杯，他坚持再要几杯茴香酒，坚持由他出钱付账。坦率地说，上火车的时候，我们很愉快，一路上甚至唱起歌来。记得吗，有一天，那个奇怪的瞎女人，人家管她叫米塞雷雷，在边道上边走边唱，我把她叫进来，要她献给您一首歌，还记得那支歌吗？

　　你该得到更多的爱，你多么骄傲，

　　你该得到更多的爱，你多么俊俏，

　　想一想吧，在墓穴深处，

　　你我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是啊，在火车上我唱起了这支歌，既无吉他伴奏，恐怕也无腔无调，却博得一等车厢旅客们鼓掌欢迎，真是出人意料。于是，又干了一杯，您看，米托对我可谓感激万分啊，只是因为我曾经说服令尊，让他到圣何塞去上学。如今他是一副绅士派头儿，学习那段时间利用得很充分……各方面都行，他告诉我说，在妇女界他成了人人追求的对象。请不要生气，不过，我还是想把这儿的老“朋友”介绍给他，我跟这些人分开了一段时间，对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愿米托能抓住机会，我自会稍微推动一下。这里的习惯和你们莱昂那里迥然不同。你们那儿，去电影院也要衣冠楚楚。对那里的习惯，本人不持批评态度，原因是我历来遵从时尚，对于放荡不羁的做法，我的思想简直就是顽固不化。

　　玛蒂，您知道吗，米托趁着和我那股亲热劲儿，在火车上问我：“告诉我，奥利，我那两姐妹，您究竟喜欢哪一个？”我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您这问的是什么，米托。我选择的人是玛蒂。我们分手了好几个月，证明了她是我心灵的唯一主宰。”您对这个回答有什么高见？要是愿意的话，您可以问问他，免得您老是平白无故地瞎操心，多心的小姐，您要知道，我之所以在此停留，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准许我直接投入您的怀抱。轮船的航班表就在我的皮包里，我把它视为法宝，可以掌握哪一条船最先开往科林托。

　　我接着跟您讲，大概在6点半钟我们到达圣何塞。当时，冷雨绵绵，中央山谷周围的山峦一片灰暗，和我的情绪恰恰相合。是的，玛蒂，我心里十分难过，我知道那个城市不是目的地，我的目的地是您现在读信的地方。我和米托分手了。情绪很悲伤。我悲伤地走到膳宿公寓，不想吃晚饭，只想早早躺下，在孤寂的房间中自悲自叹，坐下来马上给您写封信。我刚刚打开行李，有人通知我有电话，打电话的是您母亲，她向我问候，邀我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我推说头疼，婉言谢绝了。可她一再坚持，您很了解她，我不得不接受邀请。我告诉您这件事，是免得别人日后再说三道四的，我希望，我的玛蒂，让您听进我的真话。

　　我让人烫了衣服，无精打采地穿戴完毕。走出膳宿公寓去乘车，心里仍然笼罩着一片悲哀。是不是圣何塞弄得我性情孤僻？要么是因为淫雨霏霏，房间寒冷，公寓冷清，光线暗淡？要么是我内心深处埋下了悲哀？这些问题都是没用的，玛蒂。倒不是身在圣何塞，我就感到更加悲伤；只要我想起您不在我身边，即使在柏林，在布鲁塞尔，我同样会感到悲伤。如果把我的悲伤拟人化，那就是您；您身在远方，这就犹如一把利刃深深刺进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脏割成碎片，毫不容情。

　　您还记得圣何塞吗，玛蒂？我就寄居在拉萨瓦纳对面的巴塞罗那膳宿公寓。请您看着我，我正走出公寓。手里拿着雨伞，这个玩意儿在这儿时时都要用。我在边道的潮湿路面走过，路面很滑，过往行人的鞋底上带着家里地板上的蜡。石墙后面，被拦住的狗汪汪直叫，墙里的九重葛挂着雨珠，探出墙头。此时，飞机场已然关闭，机场对面的车站上停着一辆电车，从车窗透出昏黄的灯光，除了我再也没有其他乘客。过了一会儿上来几位乘客，都是成双成对地去电影院，去剧场，去咖啡馆。对他们来说，这是娱乐；可假如轮到我去这种闹闹嚷嚷、车水马龙、俗不可耐的地方，对我来说，简直是受折磨。车厢里等着开车的妇女们嘴里嚼着口香糖，散发出一股甜得发腻的味道；人们压低声音在交谈，仿佛我们置身于一家医院的前厅或者在停尸间里。她们身上的大衣有一股存放过久的霉味儿，真叫我讨厌。

　　请随着我沿着哥伦布大街，朝中心大道去吧。车厢吱吱嘎嘎的，发出阵阵哀叹。一张小小的海报，上面用花体字写着本星期日国家剧院的盛大演出，剧目是《帕格利亚案》，由“著名哥斯达黎加男高音梅利科·萨拉扎尔——纽约都市歌剧团恩里科·卡鲁索的接替人——主演”。旁边还有一张广告，上面写着：“春天牌含碘萝卜糖浆，专治贫血症、发育不良、不思饮食……具有神奇效力。正宗国货，良机勿失。”还有一份布告：“请勿随地吐痰，乱丢烟头。管理科。”一切平庸的东西，都使我茫然无措，玛蒂。面对生活中的琐事……什么蹩脚的歌手啦，春天牌糖浆啦，什么请勿随地吐痰啦，以及嚼口香糖的女士啦，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认输。面对平庸的东西，只有您能引起我的幻想。

　　现在我在阿蒙区下了电车，边道上的绿树滴落下雨珠，我只好撑起雨伞。我思念着您，每当我思念起您的时候，玛蒂，我的思想就散发出香气。我两眼注视着命运为我们存留的幸福，当回到莱昂，和令尊叙谈叙谈，正式安排一下我们的事。您同意我找他谈谈吗？我不打算在这里提前和令堂谈，我只想在莱昂把定局的事情一股脑谈清楚……当然只要您同意我的想法。我配得上您吗？在您的心灵中给我留下了我梦寐以求的位置吗？但愿您的幸福泪水洇湿这封信吧，我的心灵知道您在哭泣，我的心灵肯定会听到您幸福的泪水滴落在信纸上的声音。假如您想笑，那就笑吧，不过，我会因为我不是一张纸，不能有幸受到您的玉手揉搓而感到愤怒呢。

　　我来到您舅舅的别墅。从边道上可以看见大厅里灯火辉煌，屋里传出一阵音乐声，留声机正在放一张唱片，名称是《向我发誓吧》，奥蒂斯·蒂拉多大夫在唱歌。不进去？返回公寓？不过，我听到了您的声音，您在我耳边说，我的奥利不该这样做。“进去，进去，奥利，让我高兴，劳驾啦。”好吧，玛蒂，我进去，不过，请听清楚，只是因为您要我进去。

　　您的奥利按了按门铃，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我打开了门。我看她身体很糟糕，她不适应寒冷的气候，冷得失去了生气。我心里暗暗地说，她怎么会是我的宝贝儿的妹妹呢？两个人的魅力相差得太悬殊。她似乎比您岁数大。我盼着您保持老样子，我希望您一点儿也没变，玛蒂，我希望看见您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妩媚，您的脸还像天空一样明净，我希望您还梳着那样的头发，我希望看见您还穿着那件蓝衣服，胸口处还沿着白色鸟形花边儿。您还记得我过生日那天您穿的那件衣服吗？您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吗？我说：“玛蒂，您好像刚刚从奇科·帕里希恩的书中走出来。”

　　您别以为我不懂礼貌，玛蒂，您知道最好还是把真情实感表露在态度上。因此，我向您妹妹伸出右手，客客气气的，但并不热情。“啊，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很高兴见到您。没有玛蒂的消息吗？”令堂马上过来了，见到我很兴奋。“啊哈，奥利，看样子您不想来看我们，真的吗？把老朋友都忘了。”“哪儿的话，夫人，一路坐船，我觉得太累了。请您相信我。玛蒂给您来信了吗？”我和令堂、令妹的问候就是这样，我打算干脆让她们知道我一心挂念的只有您。这样，您就不必伤心了，玛蒂。我想告诉您，整个晚餐，话题一直围绕着您，因为我总是把话头儿往您身上引，不住地夸赞您的品德、聪颖、魅力。请注意，有一次我竟然斗胆说出这样的话：“有朝一日玛蒂要是到危地马拉生活，一定会受到社交界的喝彩……”请您回答我，我这么说，是否欠考虑了？

　　您会说我缺少修养，我知道您感情高贵。可是，我的一番真情却惹恼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她借口说第二天应人之邀去伊腊苏火山远游，需要早起，想把我们丢在那儿。令舅在家里完全是一派长者风度，他当即猜到我们处境尴尬，力劝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不要走。很快转了话题，才使令妹、令堂摆脱了尴尬处境，最后，我找了个机会告辞出来。米托，唉，甭说他了，整个晚餐他一直没抬头，没离开盘子，一直想着我在火车上明白无误地给他的回答。

　　完了。我只能赶快离开她们，让您感到心理安定。现在，请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马上回到莱昂的情景。圣诞节前就结婚，您看怎么样？从现在到那时候，有足够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婚礼应该办得有声有色。您会对我说，还没到一年呐，那咱们就等到满一年的时间，反正只有几个月了呗。不过，我要这样回答您：还是别理会那些陈年老礼吧，还是听从爱情的召唤吧，就让咱们按照上帝和法律的安排那样在一起生活吧。如果我再次住在您家里，哪怕再拖上几个月，那些恶毒的舌头也会毁了您的纯洁，那样就糟透了。在上一封信里，您告诉过我，说我在府上的住房还给我留着，您每天每日都去打扫，床上的褥单干干净净，床头桌上放着一只小花瓶，里面插着从花园里采来的鲜花。您还把房间保持着吗？

　　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难道说我不是您的意志的奴隶吗？您可以让我在莱昂最肮脏的公寓里等下去，玛蒂，这无关紧要。只要能有把握得到您的同意，就是猪圈我也去住。不过，我知道您心地善良，我最怕您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能越过我妹妹，要是她喜欢我的奥利，哪怕心碎了呢，我也要让她一步。”玛蒂，索性告诉您吧，您的奥利绝不会同意这种交易，即使这种命令由您发出，也不能指使我的爱情。这类驯顺会变成地道的高傲，善良会成为骄傲，成为虚荣心。相比骄傲，您更需要爱吧？

　　但是，请您原谅我说话离题太远，这只是一个受尽折磨的人头脑里的胡思乱想。您还是说一声“好吧，我同意”，用这种喜讯帮我驱赶掉胡思乱想。总而言之，只要您愿意，我也同意悄悄地结婚，然后就去危地马拉，在那里咱们可以远离让人不舒服、令人不愉快的现实，过上幸福的生活。请用您的可爱的头脑思考一下吧。至于我，我只是长夜难眠，永远思念我亲爱的人。爱您就等于触碰天国的门楣，玛蒂。就等于将灵魂带入天堂，就等于死在您可爱的脚下。请您不要拒绝我应享的权利。我跪在地上祈求您。

　　热烈地吻您的前额，您的

　　奥利

　　1933年7月23日

　　于圣何塞

　　又：向令尊、约伊塔夫人、雷蒂西娅以及所有女用人，还有阿丽西娅问好。这封信您可以和阿丽西娅商量一下，她会认为我说得有道理。

　　Ⅱ

　　奥利韦里奥：

　　首先向您致以极其亲切的问候，其次我想说这样一些话：您在首都感到十分幸福，我知道您和其他女人一起纵情跳舞、看戏、散步，非常开心。而我，经过深思熟虑，心情一点儿也不愉快。您还是不明白我内心的痛苦，奥利，看起来，您很高兴撕开我的伤口，我想让它完全愈合，而您却不放过。亲爱的，您不必说您和其他女人玩得非常愉快这件事不是真的，因为我手里有证据，虽然您缄口不言，而我又从您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您还是痛下决心吧，让一个痛苦万分的女人休息吧，要么是您希望我快快死去？要是如此，您干脆把我杀了吧，我跪在地上企求您，与其受这份罪，我宁肯死去算了。和你相伴的女人也在给我写信，哪怕你在她们的信中问候我一声呢，看样子你根本不知道那儿的邮局在什么地方。

　　我需要你的吻，自从你第一次吻我以来，我已经陷入狂恋，我不满足，我要你忘掉所有的人，只要一想到你会忆起某个“恋人”我就感到忌妒。您到哥斯达黎加干什么去了？您没把任何东西丢在那儿，您的宝物在我手里嘛，要不就是您忘记了当初按照您的想法和我干的那些事。我从来没见过残忍的人，可现在我见到了。如果是这样，最好您不要回尼加拉瓜，这里没人盼您来。要是您来到这儿，我不会瞧您一眼，跟您说上一句话，索性跟您说明白了吧。

　　杀了我吧，是啊，反正我现在虽生犹死，我做的事无外是把您视为圣徒，为您祈祷，就如同在教堂的神圣孤寂中我们看不见上帝，却感到他的存在，我也预感到你在世上的存在，正如对待上帝一样，我看不到你，但却爱你，干吗你要来到我身边呢，坏家伙？你离我远远的该有多好，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认识你，也感觉不到你身上的火、亲吻的热，假如你从来没到过我的身边，对我来说，你就只是一阵芬芳，我能闻得到，但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来自何方。

　　亲爱的，几年前，很幸运你还没有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因此是否该认识您，我连想也没想。当初，我喜欢去看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林格勒兄弟马戏团的表演，魔术师克拉斯诺达尔亲自走到观众席间，兜售口香糖。他用一张小纸托着糖，纸上用隐形墨水写上字，只要把一根燃着的火柴靠近纸，上面就会显出几句贺词。给我的贺词是：你生下来鸿星高照，爱情生活顺顺当当。

　　昨天下午，我和阿丽西娅到圣胡安公园去散步。有一个独臂人带着几只可爱的煤山雀。小鸟装在一只木制笼里，有塔楼，有窗户，好像一座城堡。一只煤山雀从门里出来，要给我算算命，它用小嘴朝一口钟上啄了一下，随后从一个抽屉里叼出一张小纸片，纸片像信纸一样叠成几折，排在一起，有蓝的，有绿的，有黄的。煤山雀把一张黄纸叼出来，递给我，下面就是这张纸片，请你看一看。

　　给一位单身小姐

　　爱情叩击心灵的大门，您放它进来了，做得对。不要后悔，不要迟疑，因为毫无道理，在困难面前，要坚持下去。您把心灵的钥匙交给了某人，他现在不在，但他会回来。别担心，他身体良好，没有危险。别绝望，一切都会圆满。那位不在此地的先生一直在想着你，想把你带到神坛前。睡觉前，你连说三次：“圣·卢茜娅，为了你的信仰，我失去了眼睛，请你为我的男友照亮眼睛，让他找到回来的路。圣·克里斯托瓦尔，行路人的主宰，你让他马上回来，别误入歧途。”对远方来信中的声音，你要堵住耳朵，那对你不合适。您是个有福之人。你能活得很久。买下2784号彩票。

　　假如煤山雀不像独臂人克拉斯诺达尔那样欺骗我，我的心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些纸片是那个独臂人送到我祖父的印刷厂印制的，纸片很多是黄色的，也就是我轮到的颜色。如果我相信煤山雀，我就完了，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相信您。快点儿回来吧，亲爱的。在哥斯达黎加，你能得到什么这里得不到的东西呢，或是我不能给你的呢。要么你告诉我煤山雀有道理，不是骗人的，也许你来的时候，可以给我带来三码花边，中央大道靠近穆勒首饰店的菲奥利商场里有这种花边，我正在做一件衣服，准备给你看的，这儿没有那种花边。我不想向M.P.要任何东西，我看不上她，但愿她不回来，留在那块儿玩吧，哥斯达黎加我也觉得不好。你别告诉她，也别告诉妈妈，说我给你写过信，愿上帝保佑。

　　您回来吗，奥利？我真想钻进信封里，一起上飞机。爸爸说您快回来了，女用人们也这么说，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您，其实您并不值得任何人喜欢，有时候，我真想睡过去，不再醒来，免得像傻子似的想您在干什么，头脑凭空发热，我向您发誓，我求过上帝，我躺下不再起来的那天晚上您会立刻到来。

　　再见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姑娘。

　　敬祝安康！

　　1933年8月8日

　　于莱昂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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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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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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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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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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