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死在花果园里，
玫瑰花丛是我葬身之地。
我去了，妈妈，
摘下几朵玫瑰花吧。
在花果园里，
我找到了终身伴侣。
我将死在花果园里，
玫瑰花丛是我葬身之地。
（西班牙歌谣）
14.舞鱼人在事主家门前跳舞
1933年9月26日黄昏，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只穿了一条粗布长内裤，一动不动地躺在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诊所的床上。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雨水透过屋瓦，在天花板上留下乌黑的水渍。罗萨利奥两眼直瞪瞪地盯住屋顶上的污渍。
大夫用手指在他肚子的几个部位上使劲地按了按，触到胆囊时，记者不禁“哎哟”了一声。萨尔梅龙大夫告诉他，可以穿上衣服了。紧接着，走到屋子的尽头，那儿有一个镶瓷砖的洗手盆。他从锡壶里倒出水，拿起一块红色“救生圈牌”药皂仔细地往手上涂。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还是吃辣椒，吃油脂。”萨尔梅龙大夫从墙壁的钉子上取下一条破旧的毛巾，“我可告诉过你，化不掉结石，我只好给你开刀了。”
“大夫，您的朋友查尔斯·劳顿已经回来了。”罗萨利奥站起身来，把胳膊伸进衬衣袖子里。吊在床上的灯照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直照得汗珠闪着亮光。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萨尔梅龙大夫手拿着毛巾，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
“就是他呗。”罗萨利奥顺着高高的床沿儿出溜下来，两脚一下子落在鞋上。
“什么时候回来的？”萨尔梅龙大夫不错眼地盯着他，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身体压得弹簧椅直响。
“今儿个上午，科斯梅·曼索到海关取货，在科林托港遇见了他。”罗萨利奥一边系着门襟扣儿，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萨尔梅龙大夫，“他刚下轮船，正在卢波内旅馆吃早饭。您猜猜谁跟他在一起？”
“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萨尔梅龙大夫朝后仰了仰，椅子又咔咔响了一阵。
“他们是坐一条船来的，有他，有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罗萨利奥穿好了衣服；仿佛对着镜子似地仔细地戴好帽子。
“他妈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萨尔梅龙大夫把一张纸揉成个团儿，朝罗萨利奥的头上扔过去。
“我要是早说了，您非得用手指头把我的结石捏碎不可。”罗萨利奥两手捂着屁股，洋洋得意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瞧怎么样？”萨尔梅龙大夫兴奋得一个劲儿搓手，“我早知道他在这儿的事还没办完嘛，今儿晚上咱们一块儿把那瓶白兰地喝了。”
说到这儿，有必要向读者说明一下萨尔梅龙大夫提到的那瓶白兰地的来历：
萨尔梅龙大夫就玛尔塔·赫雷斯的真正死因向达比希雷大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没能说服他的老师。紧接着，“长舌桌”上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连续不断地议论了好几个礼拜。后来，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补充的了。那时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离开了莱昂，看那样子，似乎永远不再回来了。争论也就冷下来了，只是萨尔梅龙大夫一再坚持说他肯定要回来。在一次聚会上，他甚至和科斯梅·曼索打了个赌，要是卡斯塔涅达再次出现在莱昂，科斯梅·曼索就输一瓶白兰地。要是他离开一年不回来，萨尔梅龙大夫就认输。
现在，根据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刚才提供的情况，到底让他说中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9月26日凌晨搭乘“阿卡胡特拉号”轮船抵达科林托港。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和她的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确实也乘这条船回到尼加拉瓜。
据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933年10月11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这次相会纯属巧合。
我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了堂·米格尔·巴内特，他是古巴籍人。他建议我们俩合作编写一本年鉴，对中美洲国家各方面情况做个介绍，所以我才决定回莱昂。我熟悉尼加拉瓜的情况，与政界、工商界人士都有联系，我们认为编这本年鉴应该从尼加拉瓜开始。
刚巧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和她女儿也准备在那几天回国，因此在买船票的时候，不谋而合，都买了同一条船的。我要说，这种巧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彭塔雷纳斯到科林托每月只有一班轮船。
我的合伙人是和我一道来的，我们本来打算在大都旅馆租下一套房间。在路上，堂娜·芙洛拉一再劝说我，非要我到她家里去住。据她说，我那间住房一直空着，我只需要向她家交一点点房租，还说能够在家里接待我，大家都会十分愉快。对她的盛情邀请，我只好从命了。我同意到她家去住，过去我在那儿受到过无微不至的款待。在火车站上，堂·卡门对此表示同意，还说希望我留在他身边，把自来水公司签合同的事办完，这件事在市府方面还有不少障碍。我的合伙人不愿意分散精力，怕影响我们的计划，就在大都旅馆租了个房间。
但是，证人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小姐在证词中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住到孔特雷拉斯家不是在路上决定的，而是在这之前。阿丽西娅小姐，未婚，23岁，家庭妇女。1933年10月19日，她在家里提供了证词，当时在场的还有她的父亲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她还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作为客人回到孔特雷拉斯家，恐怕会出乎意料地遭到反对，反对者就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
法官：您和玛蒂尔德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她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又回到她家去住，跟您表示过什么意见吗？如果表示过，是什么时候？
证人：是的，她表示过。堂·卡门接到堂娜·芙洛拉的一封信，信上通知她回来的日期，同时也说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她们一起回来，她要求把那个房间收拾好。我可以肯定这件事惹得玛蒂尔德非常不高兴。接到信的那天下午，在为帕亚伊斯的遗孀堂娜·查妮塔做完九日祭祷告从梅尔塞德教堂出来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她的意见。
法官：根据您提供的情况，可不可以这样说：孔特雷拉斯家早就知道要在家里为卡斯塔涅达安排住处？犯人作证的时候，曾对我说过，这件事是在路上定下来的，不是在这之前。
证人：我可以把玛蒂尔德根据她妈妈从圣何塞的来信对我说的情况再跟您重复一遍。
法官：玛蒂尔德反对再次接待卡斯塔涅达，理由是什么？
证人：她对我说，这次妈妈考虑不周，莱昂人会就卡斯塔涅达和妹妹的关系说好多闲话。人人都会想，在哥斯达黎加他们待在一起，现在又一起回来。她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她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离开，而且当天晚上就要和她爸爸谈清楚。
法官：玛蒂尔德知不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哥斯达黎加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时常去看望她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她跟您说过吗？
证人：玛蒂尔德知道得一清二楚。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她写来的充满欢乐情绪的信里——有些信她给我看过——她知道卡斯塔涅达天天都到她舅舅家里去，妈妈和妹妹就住在那儿。信中还提到，她和他到过伊拉腊火山、阿塞里和库里达瓦特庄园去远足，到乌尼翁俱乐部参加节日聚会，到国家剧院看精彩演出，听著名男高音歌手梅利科·萨拉扎尔身穿丑角衣服唱《笑吧，小丑儿》。
法官：在您看过的那些信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是否表现出她正处在热恋中？
证人：从我读到的信上看，她显得非常幸福。不过，没说过过分亲昵的话，虽然总是提到卡斯塔涅达，把他捧上了天，说他很会体贴人，十分风趣，还有好多赞美的话。
玛蒂尔德说过要尽一切可能不让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再住进她家里，可她并没去阻拦，很可能也没跟堂·卡门谈过这件事。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时说，在通知他们回来的那天，玛蒂尔德从一起床就非常高兴，情绪饱满。
证人说，他们回来的那天，玛蒂尔德小姐早晨起来心情很愉快，尽管身上忽冷忽热的，达比希雷大夫还给她开了奎宁。她催促所有女用人把家里打扫干净，好好擦洗擦洗，尤其要把堂·奥利韦里奥的房间弄干净，据说他也要乘火车来。她亲自到花园去剪鲜花，堂·卡门还数落了她一顿，说她把身上都弄湿了，因为头天晚上下了雨，花枝上直往下滴水。她从近处向父亲飞了几个吻，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她把采下来的花一束束的放进花瓶，摆在客厅的柜子上、钢琴上和走廊的小桌上。一切都准备妥了，就坐下来练着弹钢琴，直到5点来钟。火车快要到了，她和爸爸一起坐上汽车，去车站接客人。
将近晚上8点钟，大家坐在餐厅的桌子旁，玛蒂尔德在餐桌上摆了一瓶黄菖蒲。当时大家都在，只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说，一路乘船，感到头晕，就上床去了。堂·卡门举起一杯莫斯卡特尔酒，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祝酒辞。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爱喝莫斯卡特尔酒。据证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站起来，发表了长篇演说，用词华丽，几次被在座的人的掌声和笑声打断。
放下这头儿，咱们再转到普里奥酒家。在同一个时间，“长舌桌”上也在敬酒，用打赌的白兰地代替了莫斯卡特尔酒。敬过第一次酒之后，萨尔梅龙大夫又重新提起一段时间来一直没谈过的话题，又翻出了对达比希雷大夫讲过的那些道理。在讲话结束的时候，他把记在斯奎布笔记本上的、当时只有他和科斯梅·曼索两个人知道的最新发现告诉给在座的人。
萨尔梅龙大夫打算在1933年10月28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详详细细地谈一谈那件事，还有其他许多证据。可是，那篇证词没起作用，原因嘛，到时候自会说明。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933年12月6日最后提交的辩护词中也讲到了那件事，其中还包括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令人吃惊的情况。事实真相才算大白于天下。
不过，暂时这还是个秘密。科斯梅·曼索是个大杂货商，商店就设在穆尼希帕尔市场附近，在莱昂市独家销售斯科特乳化剂。这些，读者大概都还记得。他用鳕鱼模型为产品作广告，每周上街游行一次。1933年10月14日，乌利塞斯·特朗博士作证时，谈到玛尔塔·赫雷斯死去的情况，我们曾听他提过这件事。
鳕鱼长约5米，用木条扎成伞形骨架，外面包上一层银白色硬纸板。一个人钻进空鱼肚子里，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音乐节拍跳舞。在大街上，乐队跟在模型后面，成群的小孩儿和看热闹的人紧随其后。游行完了，鳕鱼就放在曼索开的埃斯福埃索商店的后面。前面，我们已经看见过，那条鱼头朝下，靠墙放着。
下面说的这件事是舞鱼人路易斯·菲利佩·佩雷斯对科斯梅·曼索讲的。那已经是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后了。1933年8月17日上午，他到店里去拿鱼准备上街游行，遇见了他的老相识多洛雷斯·洛伦特，她正在店里买布。一看见她，猛然想起了这件事。那是他最后一次舞鱼了。没过几天，他在萨拉戈萨区酒后和一个鞋匠吵架，被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
当时，曼索把他说的事记了下来，萨尔梅龙大夫又把它抄在斯奎布笔记本上。因此，我们可以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他妻子去世的那天吃早餐前干过的事情》的标题下读到以下内容：
我在雷科莱克西翁教堂的门厅里等着乐师一起开始游行。我们总是从那儿出发，先去通往大学的那条街，一直走到专科学校拐角处，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拐弯，经过大教堂，走到皇家大街，在商店前面解散。
太阳已经老高了，大概是上午8点钟左右。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人身穿黑衣黑裤，急急忙忙跑到教堂门前，停下脚步，在大门洞里等什么人。我本来以为他是来为某个死者做弥撒的，其实不是。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她，可没跟她打招呼。她在萨拉戈萨区住过，那时候我们是邻居。有一次，我那只斗鸡跑到她家院子里，她把鸡打了一顿，还给吃了，从此我们结了仇。她叫多洛雷斯·洛伦特：是个厨娘。她走到身穿丧服的那个人身边，接过一张纸，要么是一封信，反正是那个年轻人交给她的。完了，她就朝北边儿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也走了，也是朝北边儿去的，好像要往大学去。
头天晚上，乐师们到查克拉·塞卡为一场祈祷奏乐，都喝多了，迟迟不来。那天的游行开始晚了，大概在上午9点钟以后吧。我们一边奏乐，一边顺着街往前走。这工夫，我看见那个身穿丧服的年轻人从一家大门里出来。那户人家就在印刷厂旁边，印刷厂的墙上画着一支大火炬。印刷厂老板告诉我说，那家里有病人，别在这块儿舞鱼。听了他的话，我就不跳了，音乐也停了下来。我们走出了一段路，没再蹦蹦跳跳的。
“可是，舞鱼人已经死了，不是一个多月前他在萨拉戈萨一家酒馆儿里让人杀了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用帽子拍打了一下科斯梅·曼索，“你怎么能证明他讲的是真话呢？”
“难道你把我当成骗子啦？”科斯梅·曼索从罗萨利奥手里夺过帽子。
“你这个人，缺乏自信，干吗疑神疑鬼的？”萨尔梅龙大夫从科斯梅·曼索手中拿过帽子，交还给罗萨利奥，“那个家伙是让人用匕首捅死了，可传递情书的人还活着嘛。”
“我了解多洛雷斯·洛伦特。”“班头儿”普里奥点上最后一支烟，把“斯芬克司牌”烟盒揉成一团，“那些厨娘，我门儿清着呐。她给卡斯塔涅达家做饭。”
“眼下我雇了她，我可以把她叫来。”科斯梅·曼索满脸得胜还朝的神气，冲着罗萨利奥直呲金牙，“还要点儿点心吗？应声虫！”
“你早该说这话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把椅子挪近科斯梅·曼索，拉得椅子嘎嘎直响，“我得一千遍、一万遍地求你原谅，堂·科斯梅。”
“别闹了，让曼索说下去。”萨尔梅龙大夫拍了拍手，要大家安静。
“我跟路易斯·菲利佩说好了，把斗鸡的事抛在一边，损失由我赔。”科斯梅·曼索张开胳膊伸了个懒腰，似乎他办的好事算不上什么，“我让他把多洛雷斯·洛伦特叫来，我跟她谈了谈。她把断了的线儿给我接上了。”
“是写给谁的信？”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低声下气地伸出手，摸了摸科斯梅·曼索的胳膊，生怕他不肯透露在教堂门厅里交出的那封信的神秘下落。
“我敢肯定不是给其他男人的。”“班头儿”普里奥把刚点上的那支烟扔到地上，用鞋底踩灭了，“卡斯塔涅达把女用人叫到教堂门厅去，那儿离他家只有半个街区，准是不想让他老婆知道那封信。”
“其他的女人，是堂娜·芙洛拉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小心翼翼地伸了伸脖子。
“上下差不离儿。”科斯梅·曼索两臂交叉，得意地看着罗萨利奥那副着急的样子，“你快猜着了。多洛雷斯·洛伦特拿过信，就到梅尔塞德教堂去找一个X女人。那个X女人和往常一样正跪在凳子上等着呢。”
“那么，是她的一个女儿喽。”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向萨尔梅龙大夫投去恳求的目光。
“两个女儿当中的一个。”萨尔梅龙大夫笑了笑，用铅笔向科斯梅·曼索示意，要他往下说。
“自从卡斯塔涅达搬到外面住以后，每天上午都让女用人给这位X女人送信。都是在教堂里。她也通过女用人回信。”科斯梅·曼索解开衬衣纽扣，抚摸着挂在一条粗大的金链子上的圣牌，“这是最后一封信。后来，咱们都知道他又回到过去的房间。还用再写信吗？”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班头儿”普里奥摸了摸上衣口袋，想找支烟，可什么也没找着，“她常到梅尔塞德教堂去祈祷。”
“也不是。现在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就是X女人。”萨尔梅龙大夫对着阳光瞅了瞅白兰地酒瓶，然后喝下一杯酒，“现在，曼索，我的朋友，咱们再赌一瓶白兰地吧。”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面带失败者的表情，扭过头冲着“班头儿”普里奥说，“我怎么能想象得出呐。昨天她还在家门口玩娃娃呢。”
“去你的娃娃吧。”科斯梅·曼索开心地做了个金发女郎的动作，“窝窝囊囊的，让人卖了，你也不知道。现在您想赌什么，大夫？”
“莱昂很快又会有人暴死了，得的还是恶性热病。”萨尔梅龙大夫站起来祝酒，“要是不再死人，由我出钱。干杯！”
“庆祝什么？”门口儿传来“圆球”奥维埃多的声音，他刚看完电影，从冈萨雷斯剧院出来。
15.尊贵的夫人外出游山玩水做生意
前面已经说过，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在西斯内罗斯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刊登在1933年9月26日下午发行的《记事报》第一版上，配合那篇报道她从哥斯达黎加归来的简要消息。
尊贵贤惠的堂娜·芙洛拉·瓜迪亚·德·孔特雷拉斯夫人在圣何塞与家人一起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今天在她可爱的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的陪同下回到莱昂。有消息说，在哥斯达黎加期间，夫人还为声誉卓著的“拉法玛”商店办妥了几批新货的进口手续。夫人素以情趣高雅著称，可以相信很快会在该店的橱窗里展出最新式样的时髦女装。社会名流，包括她的家人和朋友将齐聚太平洋火车站迎接夫人。
这篇报道以及报纸的其他文章均未提到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她们同时到达的消息。本市另一家报纸《中美洲人报》在“迎佳宾”栏中也没有报道。
报上的照片引起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浓厚兴趣。那天晚上，在他们喝那瓶打赌赢来的白兰地的时候，堂娜·芙洛拉等人已经回到莱昂。他把报纸给“长舌桌”上的常客们传看，为的是让他们欣赏欣赏照片，确认他言之有理，他非常喜欢那张照片。后来，在1933年10月25日，他以遗憾的心情将照片配合那篇轰动一时的报道一起发表出来。
“40岁，觉得怎么样？”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指轻轻地抚摸那张照片。
“40多一点儿，大夫。”科斯梅·曼索纠正大夫的说法，故意露出满口金牙。
“比她的两个女儿加起来还俊俏。”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用手捂住屁股，看着谁敢不同意他的高论。
“说得对，说得对。”萨尔梅龙大夫赶紧重复了两句，态度显得极为宽厚。
“她很像一位电影演员，可我记不得是哪一位了。”罗萨利奥两眼盯住报纸，专心致志地思考着。
他一次又一次欣赏夫人那副美丽的容貌。她人到中年，姿色未衰，处处露出高傲的神情。已经有人向读者描写过这张照片了。不过，我们还是看一看马诺洛·夸德拉在1933年10月28日发表的题为《戏中人》的报道里表示的看法吧。罗萨利奥不大喜欢他的看法。由于受到职业竞争的影响，在评价这位同事的文风时，显得不够宽厚。
夫人袒露着白皙的脖颈，茶青色的眼睛亮晶晶的，熠熠发光，十分迷人。纤细的眉毛用眉笔画出朝下弯曲着的眉梢，突出了光洁的额头。她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椅子上，端正庄重，从那副像年轻人似的漫不经心、略带夸张的仪表中不难看出一丝藐视一切的神情。夫人到底已经度过了40个春秋。
咱们请她从照相馆的椅子上站起来，看一看她在自家商店（她是女老板）的货架上取布料时走路的样子。只见她脚下一双高跟鞋，身材修长、挺拔。她把布料往柜台上一摊，动作又洒脱又准确。她用戴着戒指的手轻轻地抚摸绸料儿，注意和顾客保持一定距离，显得洋味儿十足。莱昂的贵妇们又是敬佩，又是忌恨，忌恨她即使到店里办事穿戴也极富魅力。她使用的香水清馨淡雅，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因为她总是与众不同，从来不把这种香水摆在玻璃橱窗里，这一点也惹得莱昂的贵妇们忿忿不平。
对我们根据照片所做的评论，《新新闻报》的读者大约会表示赞同。虽然我们对她家一直十分关注，迄今为止还没有机会正面见过这位夫人。不过，把莱昂具有权威性的意见收集起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准确的。她真的漂亮吗？是的。她的美貌引起女人们的忌恨吗？确实，确实如此。她性情高傲是引起他人仇视的原因吗？的确如此。她是外国人，这重身份是不是也招人忌恨和仇视？毫无疑问。
但是，这天晚上“长舌桌”的座上客一起聚会倒不是为了欣赏这位旅行归来的贵夫人的照片。谈完舞鱼人的事，喝完那瓶打赌赢来的白兰地，他们准备进入第二项议程。“班头儿”普里奥先给大家敬上一轮冠军牌红酒。酒是专门给冠军喝的，在奇奇加尔帕由堂·恩里克·希尔负责酿制、装瓶，商标上印着著名拳击手基德·塔马里斯的深棕色肖像。
我们知道，“圆球”奥维埃多爱看电影。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比如要捕杀野狗或者在科斯梅·曼索的后店掷骰子，他从不放弃一场电影。那天晚上，他在冈萨雷斯剧院看完电影《埃马》（由玛丽·特雷斯勒主演，讲的是为崇高的爱情献身的故事）之后，来到普里奥酒家。曼索对他颇有影响，常借钱供他赌博。这次是曼索约他散场后前来聚会。萨尔梅龙大夫有事要问他。
这次讯问十分成功。“圆球”奥维埃多每次讲起自己的历险趣闻，总是针头线脑一点儿不落，对自己的记忆力十分得意。萨尔梅龙大夫利用这一点一直问到半夜时分，搞出了一份1932年6月18日那天被毒死的野狗的完整单子，查清了每条狗的主人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当然也包括达比希雷大夫的那条名叫“医神”的阿尔萨斯狗。“圆球”奥维埃多特别突出地介绍了毒死最后这条狗的情况。他站立起来，倒在厅堂的地板上——到这个钟点，已经不再招待客人了——毫不惜力地一再重复他如何抵挡老大夫的手杖。
“圆球”奥维埃多喜欢喝冠军牌红酒兑沙勒可乐，几杯入肚，略带醉意，兴奋地回忆起他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一起干的其他冒险事。那天下午，他刚一得知卡斯塔涅达回到莱昂的消息，立刻赶到孔特雷拉斯家里去看望他，他很清楚卡斯塔涅达一定会回来。要是不回来，就不会把书箱子交给他保存了；而且还有打字机和留声机。萨尔梅龙大夫偷偷地把最后这些看法记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东西。从没有想过永远离开这里。早就打算回来。”
“圆球”奥维埃多离开时，已经喝得半醉了。萨尔梅龙大夫开始整理他感兴趣的材料：在毒死狗的过程中使用毒药的准确数量。开始用3份毒药喂了自来水附近的狗，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在场；随后，深夜时分，他们坐上马车，一条街一条街、挨家挨户地施放毒饵。萨尔梅龙大夫在笔记本上算出总共毒死20条狗。
当时，“圆球”奥维埃多肯定地告诉过他马钱子碱是凭美国警方的命令从阿尔古埃约药店弄到的。这件事，他本人后来在1933年10月17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加以证实；药店老板大卫·阿尔古埃约大夫在1933年10月19日的证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读者都已经知道了。
与会者最后分手的时候，已经快到凌晨1点了。萨尔梅龙大夫交给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第二天，即1933年9月27日上午，他赶往阿尔古埃约大夫药店的时候，我们还得跟他走一趟。
我们知道，据档案材料说，阿尔古埃约药店位于商业大街上。说是商业街，其实只有一个街区，那里有杂货铺、药铺、铁器铺以及开设在穆尼希帕尔市场南侧的其他商店。穆尼希帕尔市场是一幢古旧的土坯建筑，位于大教堂后面，占了一大片地。北面是皇家大街，一直伸展到卡尔瓦里奥教堂的门口。
阿尔古埃约药店坐落在这个街区中间，一侧是“皇帝”铁器铺，在满是锯末的边道上总是摆着几只拆开一半的松木箱子。另一侧是“圣塔法兹”灯具烛台厂，门上高高地挂起一串串的蜡烛。在街区尽西头，高悬着科斯梅·曼索开设的埃斯福埃索商店的红蓝木头招牌。
药铺的门面很容易识别。在正面墙上高处有一个大头娃娃，黄头发，赤裸着身子，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拉克索尔”药瓶，像是个玩具。门前的木栅栏呈三角形，栅栏上开了几个小窗户，专为接待夜间来的顾客。
罗萨利奥推开栅栏。此时，天气燠热，大街上几辆在行人之间穿行的运货车、马车以及小汽车来来往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嘈杂声、小贩的叫卖声震人耳鼓，水果的香味、烂菜的臭味扑面而来，特别刺鼻的是一种猪食味儿。有几处地方露天挂着干咸肉，招来成群的苍蝇，这股味儿就是从那儿飘过来的。
一进药铺，仿佛钻进了阴凉的岩洞，清爽宜人，空气中弥漫着氧化镁柠檬酸、香子兰和蓝桉香精的芬芳。漆成暗紫色的雕花搁板几乎直顶到天花板。透过上层搁板外面的玻璃可以看到灌肠用的便盆和器械。暗色瓶子、瓷罐、盛药的玻璃罐密密麻麻地排成一行，摆在货色齐全的架子上。
一个小伙子，赤着脚，用拖把沾上煤油正把用蓝绿两色菱形木块拼成的地板擦得锃亮。罗萨利奥怕滑倒了，小心谨慎地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伙计的身旁。小伙子把胳膊肘支在台上，正在翻阅《布里斯托尔年鉴》。按照萨尔梅龙大夫的指示，罗萨利奥应该要一瓶毒狗用的马钱子碱。正像头天晚上在“长舌桌”上预料的那样，伙计要他等一等，说完就从货架子当中的一扇窄门出去了。毒药由老板亲自经营。我们已经知道，他和家属就住在店里面。
几分钟后，阿尔古埃约大夫出来了，举了举盛粉红色大麦粥的碗，算是向顾客表示问候，这是上午10点钟他喝的清凉饮料。
“噢，原来是堂·查利奥。”阿尔古埃约大夫嘴里嚼着冰块，随后把冰碴吐到碗里，“您不光耍笔杆子啦，还想干一家伙？”
“埃斯帕尼奥利塔街上的狗太厉害了，受不了啦。”罗萨利奥撒了句谎，脸上直挂不住，把目光闪开，望着大街。
“得有命令才行啊。您该比别人更明白。”阿尔古埃约大夫扫动着舌头，在嘴里搜寻着大麦粒，“您把我的黄药面儿生意全搅黄了。”
“确实不管用。”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用手往下拉了拉两边的帽翅儿，把帽子往脑袋上又扣紧了一些，似乎要把脸遮住。
“我承认不管用。”阿尔古埃约大夫表示同意，一点儿也不生气。
“这么一小碗儿马钱子碱，毒狗用能分成多少份儿？”罗萨利奥从柜台那儿稍稍后退了点儿，用手捂往屁股，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
阿尔古埃约大夫听了心里很高兴，也乐意帮忙，从腰上拿起沉甸甸的一串钥匙，找出一把小钥匙，朝货架下层的一个抽屉走过去。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圆瓶，举到眼前，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我们已经知道，1933年10月19日，他本人在提供证词时说过，瓶子的形状和外观都和罗斯大夫盛粉红色药丸的小瓶子一模一样，那种泻药疗效显著，远近驰名。
他冲着光亮看完小瓶，又放到耳边晃了晃，听见里面有轻微的嚓嚓声。他想做个估计，好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可是，犹疑片刻后，干脆撕掉瓶口上的封条，叫罗萨利奥和他一起到位于大型自动计数器旁边的配药间。
罗萨利奥隔着配药间的小窗户看见他戴上眼镜，又戴上红色橡胶手套。然后，他取下小小的软木塞，把白色粉末倒在天平的一个盘子上。又拿起一把调药刀，小心翼翼地把药面儿分成小摊儿。
“25剂，每剂1.5克。”阿尔古埃约大夫眼盯着天平，说出这个数目，“这瓶共有37.5克。”
“25份儿。我想，一份儿药可以毒死一条大狗了吧。”罗萨利奥双手扶着膝盖，弯下身子，好让药店老板透过小窗户能看见他。
“太够了。”阿尔古埃约大夫把一个小漏斗放在瓶口上，“放多了，也是白浪费。”
“毒死一个人呢？”罗萨利奥笑了笑，即使别人瞧不出来，他自己也明白，笑得太假了。
阿尔古埃约大夫从眼镜架上面看了看他，眼镜滑落到鼻子上了。那副凶相儿把记者吓了一大跳。
“一个人？毒死一个人和毒死一只狗用量一样，1.5克。”阿尔古埃约大夫咬着牙好像还在嚼碗里的冰块儿，“只是人死得晚一点儿，大约要3个小时吧。狗死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恐怕是因为狗的消化器官要弱一些吧。”罗萨利奥又往后退了退，用手捂住屁股。
“恐怕是吧。”阿尔古埃约大夫表示同意，用调药刀把毒药铲进漏斗，放回瓶子里去。
“圆球”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7日出庭作证时，被法院里的大批观众团团围住，弄得他非常紧张。有人不住给他往杯子里倒水，他的手一个劲儿打哆嗦。不过，他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经韦恩上尉批准，从阿尔古埃约药店拿走的装有马钱子碱的小瓶里只有20剂。药店老板本人作证时也说，是20剂，把天平和配药刀都抛得远远的。
但是，在斯奎布笔记本上却记着那天上午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据调查结果提供的情况，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从未见过这个笔记本，也没有看见过萨尔梅龙大夫私自建立的秘密档案中的其他材料。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究竟有多少剂毒药，差别可就大了。
阿尔古埃约大夫把钥匙放进保存毒药的抽屉里，对记者说，他写了一首纪念妈妈的离合诗，希望能在10月3日母亲去世一周年时发表在《记事报》上，罗萨利奥表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
记者在等着阿尔古埃约大夫到里面去取离合诗的时候，目光停在柜台上的“吉列”刮脸刀的广告画上。他笑了笑，心想药店老板蓄着修饰整齐的浓密八字须，真像广告上的那个老头儿。
还得补充一句。另一幅广告也吸引住他的目光。药店老板在配药间计算药量时，他透过小窗户认真地观察老板的动作；而贴花纸上的莫瑞恩·奥沙利文——就贴在配药间磨砂玻璃上——却恋恋不舍地望着他。这位电影明星、《天谴》的女主角头发用剃刀削过，涂上油贴在头皮上。她建议用巴杰咖啡因治妇女肚子痛。猛然间，他兴奋地拍了拍脑门。
“这下子我想起来了，大夫。”罗萨利奥兴奋地拍着脑门儿，“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长得太像莫瑞恩·奥利沙文了。当然，要年轻得多。”
“还剩下5份儿药。”萨尔梅龙大夫飞快地记下来，然后死死地盯着罗萨利奥，“查尔斯·劳顿手里还有4份儿毒药。”
16.警钟敲响，无人肯听
1933年冬季，尼加拉瓜太平洋地区雨水从来没有这么多，受到影响的主要是西部各省。从7月到10月，莱昂和科林托之间的铁路交通经常被暴雨切断，大雨冲坏了路基，铁路沿线的电话电报的电线杆受到严重破坏。莱昂附近几个乡的土路被洪水淹没。农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甘蔗受灾严重，很大一部分牛、马被淹死。11月中旬，大水退后，在奇奇加尔帕的圣安东尼奥榨糖厂，量雨计上记录的雨量高达20英寸。
在莱昂城里，从敲响晚祈祷钟开始，云雾般的蚊虫一迭声地嗡嗡乱叫着大举进入庭院、厨房和走廊。住在中心地区的居民，家家散发出杀虫剂的气味儿，没有蚊帐就无法入睡。晚上和白天一样热，关上房门，室内空气闷得人无法忍受，大雨也没能缓解高温天气。
9月30日（星期六）上午，达比希雷大夫在圣维森特医院的门厅里遇见了萨尔梅龙大夫。达比希雷大夫刚看完住院病人，正要往外走。萨尔梅龙大夫查完病房，刚巧过来。这时，天空阴云密布，从东到西黑了半边天。从黎明时起，雨总算停下来了，不过，一场大雨还是非下不可。两个人谈了谈天气炎热、蚊虫成灾。但是，达比希雷大夫心里很清楚，主要话题还没有开始呐。
就在几天前的黄昏时分，萨尔梅龙大夫上衣口袋揣着斯奎布笔记本，又来到位于皇家大街的老大夫的诊所。他又带来了关于所谓“卡斯塔涅达案”的新材料以及最近通过调查取得的所谓“证据”。达比希雷大夫对此感到吃惊，几个月过去了，他原以为这件事早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大夫耐下心来听他的学生介绍调查结果：1932年6月18日多少条狗中毒而死；投毒者从阿尔古埃约药店弄到的那瓶马钱子碱共有多大剂量。老大夫还听他大谈秘密情书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事。虽说分手时大家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老人听了他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手里还有一部分毒药，没说别的话，只是很礼貌地摇了摇头。
现在，达比希雷大夫感到他的学生对上次谈话颇不满意，试图旧话重提，可又不敢明说。老大夫胳膊上搭着科尔多瓦披风，手里拿着帽子，心里想人们都说他是怪人，不说萨尔梅龙大夫是怪人，真有意思！这位老兄每次抓住个题目，死也不肯松手。
不过，这天早晨老大夫心绪不错，很想开开玩笑。准备和他这位同行谈的事情，很让他反感；卡斯塔涅达的为人，也很让他反感。老大夫从萨尔梅龙大夫嘴里得知卡斯塔涅达这个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的家伙参与了毒死“医神”事件，从那儿以后，他不能不承认他对卡斯塔涅达的反感深深印在心中。
但是，他仍然不相信萨尔梅龙大夫那套侦探小说式的胡说八道，不管怎么添枝加叶、怎么运用逻辑推理说得头头是道，他还是不相信。抽象地想一想，这些胡话也许还有点儿意义；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莱昂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孤陋寡闻，生活平淡无奇，什么情场拼斗啦，什么神秘犯罪啦，都跟莱昂毫无关系。有声电影到来之后，这类事才广泛流行，比如在“医神”被害的那天晚上正在放映的《天谴》，就是如此。
“我有了一位新病人。”达比希雷大夫用手指转动着帽子，“您亲爱的朋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
萨尔梅龙大夫松了松领带，没有说话。
“好吧，您要是想听，就跟我在这儿坐一会儿。”达比希雷大夫扯住萨尔梅龙大夫的胳膊，把他领到门厅里的一条凳子跟前，这时候，还没有病人和探视者，“昨天他到我的诊所去了。”
“您不会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得了疟疾吧。”萨尔梅龙大夫跟着他走过去，坐在凳子上，态度十分冷漠。
“不，不是的。这位花花公子闹口臭，心里很烦恼。”达比希雷大夫跷起二郎腿，仔细抚平裤子上的褶子，“我给他开了点儿利肝药和25%的李斯特漱口液。”
“口臭？”萨尔梅龙大夫感到又吃惊又可笑，“找您就为了看这个病？”
“我想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不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闹口臭。”达比希雷大夫轻快地晃动着上面那条腿，“而是借您的光，我的同行，我也碰了碰孔特雷拉斯家的事。”
萨尔梅龙大夫慢慢地摇了摇头，皱起双眉。那双细长的眼睛好似扑满上的投钱口儿。
“我给他进了一句忠言。”达比希雷大夫用手搂住膝盖，“赶快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婚。这次他又住进人家家里，惹得谣言四起，有损主人的名声啊。另外，也算得上是天生一对儿嘛。”
“您到底还是承认他们确实在相爱？”萨尔梅龙大夫坐在凳子上换了个姿势，转过身来对着老大夫，“您想一想我最后一次跟您讲的舞鱼人的故事。”
“慢着点儿，我的同行，等一等，这儿可不是‘长舌桌’。”达比希雷大夫笑了笑，把大腿挪下来，“教堂里交信的事儿，我知道的不确实。对感情上的那套花样儿，我不在行。不过，我知道，在莱昂确实议论纷纷。”
“那您就不要怪罪‘长舌桌’了。”萨尔梅龙大夫用袖子擦了擦嘴上的唾沫，“要么您得承认整个莱昂就是一张‘长舌桌’。”
“不知道。”达比希雷大夫耸了耸肩，顽皮地笑了笑，“我是在社交俱乐部听人议论的，病人也当着我的面儿议论过。听到的东西，我不能全信。不过，这位年轻的鳏夫回到那家去，总是考虑不周吧，那家人也不够慎重。这些我都跟他讲了。”
“那他怎么回答？”萨尔梅龙大夫焦急地盯着他。
“他说，这儿的人闲着没事，总爱闲扯淡，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用操心。”达比希雷大夫边说边模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还说，他不久前失去了一位堪称典范的妻子，她容貌美丽，家里有钱，还在欧洲受过教育，现在不会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卷毛丫头结婚。真要是把她介绍给危地马拉的社交界，他没法不脸红。”
达比希雷大夫尽管用轻松的口吻谈论这件事，其实对自己如此大胆地吐露机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对自己不能严守职业秘密，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说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喽。对玛蒂尔德呢？关于玛蒂尔德，他跟您说了什么？”萨尔梅龙大夫贪心不足，连忙挤出这么几句话。
“是他自己提到玛蒂尔德的。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有人造谣说他和玛蒂尔德在谈恋爱，但还是那么回事。”达比希雷大夫还是满脸堆着笑，可他尽量避开同行的眼光，“在他看来，玛蒂尔德是个有教养的、道德高尚的姑娘，不过她的长相一点儿都不吸引人。他也不感兴趣。”
达比希雷大夫还要往下说，却猛然煞住了车，就像有人不慎走到悬崖边上，连忙后退了一步。他没敢向他的学生透露那次谈话中最刺耳的部分。卡斯塔涅达厚颜无耻地说，他也知道有人就他和堂娜·芙洛拉的关系散布些流言蜚语。听到这种轻狂言论，老大夫立刻打住他的话头儿，无论如何不想听他讲这类事。
“小伙子要价够高的。”萨尔梅龙大夫摇头晃脑地加重说话的语气。
“他只有一点感到遗憾，那就是让堂·卡门大失所望。”话刚出口，达比希雷大夫立刻犹疑不决了，后悔不该又提出个话题。
“让他大失所望？”萨尔梅龙大夫下意识地在口袋里寻找斯奎布笔记本，可是没有带在身边，“为什么呢？”
“因为事情很明显，像堂·卡门这样一个脑筋不大够用的人，当然希望有他这么个女婿把生意管起来。”达比希雷大夫费劲地检查自己光滑洁净的指甲，“不过，他不会上这个当，他是找不到机会离开那个家，那儿的人就认得钱。”
“老师，您是知道的，涉及到咱俩之间的秘密，我是守口如瓶。”萨尔梅龙大夫比谁都了解老大夫，注意到他的情绪有变化，他握住老大夫的手，那股亲热劲儿就像两人不分彼此，“咱们议论病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说完这些话，就没再谈下去。”达比希雷大夫掏出带链的怀表，似乎表示他有急事，借此甩开自己说过的话，“俗话说：‘那边儿供着财神，我偏不到供桌前祷告。’”
“财神嘛……人再虚伪，也得到供桌前祷告。”萨尔梅龙大夫还是亲切地握着老大夫的手，嘴角儿露出瞧不起人的表情，“他一回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收买市政要员的良心，争取跟自来水公司签下合同。这项合同是强盗行为。”
“这种事我不参与。”达比希雷大夫站起身来，准备披上科尔多瓦披风，“做生意，我一窍不通。我跟您谈这件事，不是叫您大惊小怪，是想让您静下心来。”
“让我静下心来？”萨尔梅龙大夫坐在凳子上没有动弹。
“下礼拜他要去马那瓜，不再回来了。”达比希雷大夫伸长脖颈系好扣子，就像公鸡要打鸣似的，“他要写一本书，大概是关于尼加拉瓜的地理书。没想再回莱昂。”
“他走还是不走，回来还是不回来，那还得看。”萨尔梅龙大夫在地上蹭了蹭鞋子，好像要蹭掉一口痰，“他在这儿还有事儿要干。马钱子碱足够用的。”
他又提到马钱子碱。老大夫又一次为他的学生感到遗憾。像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学生，尽管取得了医生的学位，穿戴还是这么寒碜，他为萨尔梅龙大夫那双破皮鞋、那双脱落到鞋子上的松口儿袜子深感遗憾。
“我带您一块儿走？”达比希雷大夫弯下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直等到他的学生有意思站起来。
通常他们从医院一出来，总是一起坐马车到火车站附近。到那儿以后，萨尔梅龙大夫下车，随便在小广场上找个饭铺吃早饭。那里到处是等早班火车到站的马夫、脚夫和车夫。然后，他开始上午的巡诊，步行走过多洛雷斯小酒馆——是个红灯区——的街道，那里到处是脏水沟、小山包和臭水坑。
萨尔梅龙大夫没有答腔，跟着老大夫走到大门口。几匹马拖着马车，在院子里懒洋洋地啃吃大雨过后在石头台阶附近长出来的青草。
“把我撂在圣胡安公园吧。”萨尔梅龙大夫蹬上脚踏板，“今儿个轮到我到卫生局为妓女做检查。”
“不，那可不行。我把您送到卫生局门口儿，正好我也走那条路。”达比希雷大夫抖了抖缰绳。
“您往哪儿去？”萨尔梅龙大夫把药箱放在车板上。没话找话，问了一句。
“我到孔特雷拉斯家去。玛蒂尔德闹疟疾，症状很让我担心。”达比希雷大夫朝马背上轻轻抽了一鞭子，马加快了脚步，“堂·卡门把她带到诊所里。一到傍晚就发烧。打冷战，体重下降，眼睛发黄。”
“从什么时候起？”萨尔梅龙大夫紧紧抓住帆布车篷的铁架子，惊奇地瞅了瞅他的老师。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我让她查了血，结果是阳性，换句话说，是疟疾。”达比希雷大夫无精打采地握着缰绳，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不住跳动。
“您给她开了什么药？”萨尔梅龙迫不及待地追问老大夫，把“尊师”二字忘得一干二净。
“就是常用的药，只是把硫酸奎宁的药量加大了一倍。”达比希雷大夫松开缰绳，马已经跑顺了。
“是药丸？”萨尔梅龙大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非常激动，几乎喊了起来。
“当然，是我在自个儿的药房里亲手配制的。”达比希雷大夫听到对方问话的口气不太客气，心里有些恼火。
“就是说，3天前我去看您的时候，您已经给她开过药了？”萨尔梅龙大夫的声音嘶哑了，直吐唾沫星子。
达比希雷大夫两眼盯住拉车的牲口，板着脸，没有理他。
“多少丸？”萨尔梅龙大夫催着问，唾沫星子溅到达比希雷大夫的脸上。
“一盒装60丸，每天吃6丸，每次饭后吃2丸。”达比希雷大夫一只手抖着缰绳，另一只手擦了擦脸上的唾沫，车子又加快了速度，“必要的话，我想再加点儿奎宁。劳驾啦，用不着这么大声音。”
达比希雷大夫斜睨了一眼，只见他的同行嘴唇紧着翕动，眼睛盯住车篷的帆布，好像在做祈祷。
“60丸，每天6丸，一共是7天。就是说还剩下3天的药。”萨尔梅龙大夫猛然从座位上转了个身，用力太猛，车子晃动了一下，“今儿个就把药撤下来。就是今儿个，他妈的！”
“什么他妈的！我不能拿病人开玩笑。”达比希雷大夫扬起鞭子，准备再抽上一鞭子，“别胡言乱语啦。”
“胡言乱语？”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按住帽子，马车奔跑如飞，风差点儿刮走他的帽子，“这3天当中，要是他们家叫您去急诊，可别忘了叫我。别忘了叫我！”
“忘不了您，大夫。”达比希雷大夫尽量把口气放得缓和些，随即将鞭梢儿卷在拳头上，准备一鞭子甩出去准能抽在马背上。
“我在这儿下车！”萨尔梅龙大夫猛地拎起药箱，不等车子停下，就纵身一跳，落在大街上，差点儿失去平衡。
马车又驶过一个街区，来到火车站附近。达比希雷大夫勒住缰绳，朝后张望了一眼，已经看不到他的学生的身影了。从奇南德加开来的7点半的火车汽笛长鸣，开进了火车站。和车站只隔着一道木栅栏的大街登时笼罩在烟雾中。
此时，达比希雷大夫按照预定的方向驱车前往孔特雷拉斯家。
17.一封安慰信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学士先生
亲爱的米托：
现在没有时间详谈，我需要花时间安慰您的双亲和令妹。不幸的灾祸犹如晴天霹雳降临到咱们家，使他们悲痛至深。如果说霹雳着实击中了什么地方，那就是落在了我的头上。玛蒂尔德走了，一去不回了，和小玛尔塔离去时一样，我感到万分悲痛。这句话足够了。一生中，我还能失去什么别的东西呢？还能有什么可以与此相比的痛苦潜伏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呢？一想到人到死时万事皆休，百般不幸集于一身，我只能感到茫然！
莱昂社会人士素以关心他人、办事恰到好处著称于世，他们确实分担了我们的痛苦。他们对死者的深切悼念，对生人在精神上的真诚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巨大悲痛，堂·卡门和堂娜·洛芙拉对此十分满意。但是，您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医治如此严重的创伤。确实，确实没有。
残酷的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呢？说清楚这件事是令人不快的，但为了您，我要努力说清楚。10月2日，我回家吃晚饭稍许迟了些。我正忙着同莱昂市长和市政委员办理与自来水公司签订新合同的事。顺便说一下，此事进展顺利，完全符合令尊的利益。
玛蒂尔德，我们管她叫玛蒂，亲爱的米托，正在走廊里等我。她先提醒我说，回来得太晚了，然后吩咐用人给我上饭，并且坐在桌旁陪着我。晚饭后，堂·卡门也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我向他讲述了市政会议的经过，这次会开得十分艰难，争论十分激烈。随后，我们一起阅读晚报，还评论了一番。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到蒙奇塔·德松小姐家去串门儿，这时候也回来了，跟大家一起谈心。茶余饭后，心神怡然，可算是幸福家庭的甜美享受！然而……幸福又能持续多久呢？
大家起身后，玛蒂和我退后几步，坐在走廊的黑色摇椅上。谁能相信，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心！她一向渴望受到教育，反对举止轻浮，对哲学、政治、宗教以及人生要义……怀有极大的兴趣，她喜爱音乐的优美、诗歌的和谐……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您，米托，如果说我还对什么东西感到心满意足的话，那就是我曾经扮演过类似家庭教师的角色，对她像对待咱们花园中的娇艳的鲜花一样，给予了精心的照料。
大约晚上10点半钟，我们大家都上床去了。我是第一个走的，接着是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然后是堂娜·芙洛拉和玛蒂，堂·卡门是最后走的。我累极了，奔波了一天，约见市府成员，请他们参加讨论我精心准备的合同草稿的基本条文。草稿的复印件我将尽快给您寄去，供您了解和研究。
大约晚上11点零5分，我睡得很沉，梦中听到堂·卡门大声喊叫：“奥利，快起来，穿好衣服，开开门，玛蒂闹病啦！”您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大吃一惊，迅速穿上衣服。我急忙来到走廊，看看令尊有什么吩咐。他要我立刻去叫达比希雷大夫来看急诊。外面大雨滂沱，是今年冬天最大的一场暴雨，必须贴在跟前才能听到彼此的话。
一开始，堂娜·芙洛拉说，先别去叫达比希雷大夫，刚才那阵突如其来的抽搐惊扰了玛蒂的美梦，现在似乎已经过去了。病既然发作过了，我们就议论起发病的几种可能的原因。这时候，她又犯病了，我们十分紧张。这一次，确实不能耽误时间了，我拿起电话，拼命摇摇柄，想让电话局接通达比希雷大夫的电话。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想告诉他，让他做好准备，我马上去接他。最后，接线员答话了，可是雨声太大了，我什么也没听着。令尊的汽车出了毛病，我冒着倾盆大雨冲到街上，没顾上带雨伞或雨衣。我连蹦带跳地穿过到处是水的大街，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直跑到布伊特拉戈车站，去找出租车。
一路上的波折就不用说了。我只想告诉您，我终于来到了诊所。我拼命敲门。我一再坚持，达比希雷大夫总算开了门。他去穿衣服，拿药箱。太慢啦。等得让人着急。时钟无情啊……此时此刻，谁有能力拉住那倒霉的表针……？他出来了，我们上了汽车，飞速前进，估计时速大约60公里……我们走进大门。堂·卡门和阿莱汉德罗·塞盖拉·里瓦斯大夫也进来了。他住在过去切佩·奇科住过的地方，就在咱家对面。还有几位大夫也来了，让雨淋得湿漉漉的。大家一起会诊。病又发作了一次。大家的诊断是：突发性恶性热病。据他们说，已经无法挽救这位漂亮姑娘的生命了。
不过，大家都不甘心。还是开了药方。我叫出租车留下来听我使唤。急需药物，得有人去取药，那就是我了。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来了，他慷慨地把车提供给我们随意使用。我和出租车司机结了账，让他走了。我们去找一家昼夜服务的药房，那就是阿尔古埃约药店，我们把药拿回来。情况依然如故，病是没有指望了。我们跑去叫来她爷爷、叔叔大伯、蒙奇塔·德松小姐、堂娜·阿丽西娅、内莉，还有诺埃尔·帕亚伊斯和他的夫人、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和他的夫人、女儿，还有几位亲戚朋友。大雨不停地下着，但他们先后都来了。
办完事，我和塔乔·奥蒂斯回家时，上帝已经把玛蒂带走了。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快到了，就虔诚地祈祷着，满怀基督教徒的善心高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圣心，圣母，我甘愿死去，但是给我点儿时间准备准备！”
凌晨一点她撒手而去。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最先感觉到玛蒂在呻吟。她跑到父母的卧室去告诉他们。我在给您写信的时候，家里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哭声震天，乱成一团，有很多很多的人，客厅里、走廊里……挤满了人。请您原谅，我讲得非常凌乱，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自己理清头绪吧。堂娜·芙洛拉表现得很勇敢，我要说，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也是一样，只有堂·卡门太伤心了，不想吃东西，明显地表现出心神不安，他一门心思地怀念他心爱的女儿。我看出了这一点，也提醒堂娜·芙洛拉注意，要她把令尊的健康放在心上，一刻也耽误不得。一家人悲痛极了，再也不能雪上加霜了。
大家为她穿上衣服。我们把她停放在卧室的小床上，她就是在这张床上咽气的。这时候，罗萨莱斯殡仪馆送出的棺材正在路上。墓穴是第二天挖好的，预先留出空地，准备将来修一座漂亮的陵墓。3日清晨，举行了棺前弥撒。丧钟响了一整天，下午4点半，在一大群社会名流组成的送葬队伍簇拥下，我们把她抬到教堂的墓地。大家齐诵了庄重的安魂经。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亲自主持安葬仪式，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神父宣读祷文，他追忆了玛蒂的种种美德，把她比作《雅歌》中的百合花，讲得感人至深。整整一天，天空愁云密布，好像上天也和我们分担悲痛。我们刚到大教堂，就开始下起大雨。我们去墓地的路上，倾盆大雨一直在下，一刻未停。
堂·列昂特·埃多西亚、我，记不得还有什么人，把她从家里抬出来。吉列莫·塞维利亚、劳尔·蒙塔尔万、我，记不得还有什么人，把她从教堂里抬出来。贝纳贝·巴亚达雷斯、令尊、我，记不得还有什么人，把她放进墓穴。
总统先生、部长以及在马那瓜、格拉纳达、奇南德加的亲朋好友发来电报；社交俱乐部、市政府、大主教宗教事务所等处发来唁函。我正在把这些函电汇集成册，题名为《痛悼集》。令尊答应出钱，交给祖父的印厂印刷。里面还要加上玛蒂尔德的照片以及一些评论和诗歌。其中一首诗是我写的，另一首是利诺·德·卢纳写的。他要求玛蒂入土前在葬礼上宣读，但是雨太大，没有读成。
我把我那首诗抄录在此。这首诗没有什么出色之处，您也不必强求，只求您了解一下我写诗时满怀痛苦的感情。
痴情的玫瑰花覆盖着白色的棺木，
花冠病恹恹的，全只为伤心过度。
哭吧，最后的玫瑰，流下你凄楚的泪水，
而我……我的哭泣声也万难止住。
苍白的死神迈动着凌乱的脚步，
沉睡的玛蒂尔德，被死神猛然攫住。
我焦急地谛听这神秘的脚步声，
步步踏在……甜美的姑娘啊，踏在我心灵深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又隐约听见
另一个脚步声，更仁慈、更悠然；
那是午夜的脚步：幸福的安琪尔
为取走你的身形，玛蒂尔德，翩然莅临人间。
十月的白玫瑰啊，感情炽热，
像片片白雪从天使的翅膀上抖落。
白色棺木上覆盖着白色羽毛，
棺主生前从不知道什么是……邪恶。
钢琴的琴键从此悄然无声，
琴音在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音乐飞上云霄，留下一片寂静……
一位天使将弹奏钢琴……在十月的晴空。
此时，从奇南德加来的客人进门来了，他们是堂·胡安·德松和他的妻子堂娜·洛拉、玛丽娅·埃尔莎·德松和安赫丽塔·蒙特阿莱格雷。进门的时候，痛哭流涕，把堂·卡门感动得不得了。每听到一声吊唁，每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作为一心为儿女的父亲，心里的悲怆就增加一分。我把诗交给他看时，他简直泣不成声。米托，我要坦率地告诉您，他为人如此刚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沮丧，肉体上、心灵上都很沮丧。
莱昂所有的小姐们都流着热泪把花圈和花束放在白色棺木旁边，她们是埃斯特西塔·奥蒂斯·莎里塔·拉卡约、内莉和玛鲁加·德松，还有其他人。正是这些鲜花给了我赋诗的灵感。在无比悲痛的社交界，凡是曾与她共享过生活的欢乐、接受过她温柔似水的款待的年轻的少爷们也都伤心地哭了，他们是诺埃尔·罗维洛、雷内·巴亚达雷斯、胡利奥·卡斯蒂略、恩里科·佩雷拉，还有其他许多人。对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们，我都尽力安慰他们。但是，我又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啊？我也需要别人安慰啊。在一座坟上放置这么多鲜花，确是十分罕见的，也许因为她是一位值得喜爱又确实受到人们喜爱的贞女，应该在一片芳香中伴着音乐升入天国，就像我在诗中表达的那样。《中美洲人报》要发表这首诗，堂·卡门也一再坚持。但是，我还是想把它留给《痛悼集》。您看怎么样？
米托，那天晚上，在她长眠之前，曾经弹奏过钢琴，只有她才能把那股柔情注入琴键中去，所以我在诗里才提到了钢琴。她唱了好久，笑得很开心。星期天，我在家里举行了一次宴会，欢迎我的一些外国朋友：有意大利人佛朗哥·塞鲁蒂，您在哥斯达黎加大概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在生意界颇有名气；古巴人米格尔·巴内特，我的合伙人，我们要一起出版一本有关尼加拉瓜的书。应令尊的要求，我彻底放弃了出书的计划，因为他要求我全力以赴办好自来水公司的事。现在，他根本没心思操办这件事了。
好了，我刚才说她柔情满怀地弹奏钢琴，此外，还高兴地听大家谈论出外远足、参加聚会，谈论政治以及她本人的美德。对她，客人们都交口称誉。我随信给你寄去3份有关葬礼的剪报。我先好好关照您的双亲，待到我情绪平定下来，有了足够的时间再详细给您写信。您发来的电报，大家都读过了，洒在电报上的泪水至今还没有全干。我打算尽可能让堂·卡门散散心，不要让悲伤把他弄垮。但是，您应该承认，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项多么沉重的任务。如果他垮了，这个堪称典范的家庭还有什么力量支持下去呢？
您一定要表现得意志刚强，给令尊写一封强劲有力的信，让他振作起来。我向您保证，只要我在这儿，就一分钟也不会离开他。我本来打算今天去马那瓜，这是在这件可怕的不幸事件之前定下来的。打算在那儿待上一个月，然后去其他城市为那本书收集资料。请放心，现在我把这些全都丢在脑后，我有义务留在令尊身边。我已经留下来了。我会设法找到一些托辞，好让我的合伙人不那么恼火。
请您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想一想您青年时期从未经历过的这种悲剧吧。要受苦，您一个人去受，对令尊还是多写几封信安慰安慰他老人家，以孝子的拳拳之心帮他摆脱掉神经的极度紧张。一定要设法填补上他作为慈父在心灵上感到的危险的空虚。
就此搁笔了，米托，令尊要我到他那儿去。她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把她带去了。这就是死，这种现象只有心灵才能领会。一旦悲痛的苦涩风暴平静下来，一旦我们的心在胸膛里恢复了宁静，我们就可以认真地思索这件事了。您和她是一奶同胞，我和她也有兄妹之谊，但愿总有一天我们这两颗被荆棘刺破的心能摆脱开痛苦的羁绊，医好创伤。可是，这需要多少时间啊，多少……
您的悲痛已极的朋友亲切地拥抱您，以真正的手足之情与您相伴，望您千万不要着急，并望节哀。
顺致敬礼
又：再次提请您不要忘记给令尊写信。多余操心，尚祈鉴谅，防患于未然吧。祝好。
您的朋友奥利
1933年10月4日于莱昂
18.《大自然的奥秘》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
莱昂社会各界惊悉品德高尚、风度高雅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不幸弃世，噩耗传来，全市为之悲痛。本市名医齐聚病榻左右，虽竭尽全力，终因医治无效，小姐于昨日凌晨一时溘然长逝。对此，小姐比他人更具先见之明。正当你熟睡之际，凶残的病魔以狡诈的手段击败科学，夺走你的生命。恶性热病在本市早已猖獗肆虐，如今竟再次得逞！
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孔特雷拉斯家——堪称“模范之家”——的亲朋故友当即翻身起床，冒着倾盆大雨及时赶到悲痛万分的孔特雷拉斯家，只望对你的离去表示沉痛的哀悼。你心地善良，温柔多情，数小时前尚且欢欣雀跃，谁料死神已在编织裹尸的白布，时隔不久竟将为百里挑一的妙龄少女准备下的百合花冠戴在你洁净的额头。
你在启程前往造物主宅邸之时，给人间留下一片温馨的回忆。你美玉无瑕，心灵中充满高雅的情趣，散溢出馥郁的芳香，仅以音乐而论，在你手下，琴音多么细腻动听。
如今，小姐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任凭众人无语呜咽，也难唤醒你纯真的美梦。对你不幸离去，大家无以自慰，只能以泪洗面。你在撒手人寰之时，将永不凋谢的幸福的玫瑰和美德的茉莉洒在短暂的人生旅途，叫人怎不伤心落泪！
为让你的灵魂得到安息，在神圣的大教堂，人们齐诵庄严的安魂经，你的遗体被送到瓜达卢佩公墓。瓢泼大雨未能阻止大批社会名流及时赶来送葬，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整整一个街区。人群含悲忍痛，紧随在白色棺木之后，这白色恰恰表明在你青春夭折之时没留下任何污点。
人们从莱昂的花园里采下全部花卉，墓前的鲜花和花圈聚成一片浓密的树林。我们这些普通人再为你添上一朵鲜花，把一朵千日红敬献于墓前。
本报为如此令人悲痛的事件特向无比痛苦的孔特雷拉斯家表示哀悼，特别向令尊——生意界知名人士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和令堂——尊敬的堂娜·芙洛拉·瓜迪亚·德·孔特雷拉斯夫人——表示悼念；并向正在哥斯达黎加学习的令弟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向令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表示哀悼。在此悲恸时刻，只有他们才是你亲爱的父母双亲的慰藉。
（《记事报》，1933年10月4日）
天空乌云滚滚，大雨即将来临。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下午4点以前就赶到大教堂对面街角处的拉兰布拉商店，伫立在边道上等候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送葬的队伍经过那里。他打算收集到足以为当天的《记事报》写一篇讣闻的第一手材料。他固然是要完成一项本职工作，但是，应该说，对这场悲剧他也并非无动于衷。
送葬的队伍进入大教堂以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为了避雨，他紧贴着墙朝报社走去。然而，此时他原来那股激情却显得越来越淡漠，一股羞惭愧疚的感情油然而生。
堂·卡门在亲友的陪同下，拖着沉重的脚步随在灵车后面，两手放在棺材的玻璃盖上，死也不肯离开。在那口齐柏林飞艇式棺材里，隐约可见他女儿平躺在鲜花丛中的白色身影。人行道上站满看热闹的人，身着丧服的送葬人一边偷偷望着乌云压顶的天空，一边匆忙赶路。这时，不知为什么，乌苏卢特兰鬼使神差地从边道冲到大街上，挤开送葬人群，向堂·卡门表示哀悼。Χiυmъ.cοΜ
乌苏卢特兰一手举起帽子表示敬意，另一只手抓住堂·卡门扶着玻璃棺盖的手，拉过来，紧紧地握了握。送葬队伍继续朝大教堂走去，他留在街中央，呆呆地微笑着，直到最后几位送葬人从他身边绕过去。最后这些人身穿衬衣，是“拉法玛”商店的会计、店员和帮工。这时，雷声隆隆，直震屋瓦。
一时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这个阔佬儿并非他的朋友，从来就不是，干吗非向他表示哀悼呢？在乌苏卢特兰煽起反对自来水公司运动的那些日子里，就是在大街上遇见了，他也要别过脸去。堂·卡门曾经鼓动报社老板把他解雇，经过多方施加压力，玩弄手段，总算让报社禁止他再碰这个题目。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只好采取散发传单的办法。揭发自来水公司的传单在1月间印刷完毕，堂·卡门突然登门拜访乌苏卢特兰，多年来这是他们唯一一次交谈。
交出传单以后，他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手里拿到了一笔钱。钱是堂·卡门的，这他知道。从那儿以后，他尽量避免和他见面。他不走堂·卡门家门前那条大街，因为堂·卡门常在门口站着；他也不走社交俱乐部门前的边道，因为每天下午堂·卡门和其他成员在那里闲坐着，他不愿意从堂·卡门的眼神里看到嘲讽或鄙夷。
不过，这时候，他一边在交叉路口跳过一道道雨水潴成的水洼，一边寻找理由使良心得到平静。他的行为是基督教徒发善心，不是什么卑躬屈节。显然，堂·卡门心情十分沮丧，顾不上对他的哀悼表示谢意。因此，他想从已经拼好版的第一版上撤下某条简讯，再补上一则他亲手撰写的讣告，有这种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再说，这个主意是先前定下来的，现在取消了，只能说明自己心地狭窄。他摸了摸胶布雨衣下的胸膛，相信自己从今天一大早听到丧钟时对姑娘的悲伤情绪没有什么变化。
乌苏卢特兰坐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前，最后扪心自问了一番。他的用意是堂堂正正的，叹惜姑娘青春早逝也没有说假话。他用两个手指打字，活像母鸡啄玉米，打出了一份肯定要见报的讣告。大雨拍打着走廊，他把稿子交给正在那里默默工作的排字工人。他又到存放底片的柜子里寻找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公开露面时拍下的照片。
他把钉在小木板上的感光片翻腾了好一阵子，找到底片后，吹掉了上面的灰尘。虽然他只从远处见过她几次，看见她坐在自家角门前的摇椅上眺望夕阳西下或者同妹妹聊天，可他十分熟悉那张脸。马里亚诺·杜邦神父在主教住宅的院子里为孤儿义演时，乌苏卢特兰也见过她弹钢琴。
这当儿，他听见有人用硬币叩击临街大门的声音，叩门声夹杂在持续不断的雨声中。排字工人出去开门，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排字工人叫他出去，他手里拿着底片来到门口儿。只见埃斯福埃索商店的伙计把麻袋片顶在头上权当风帽，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说是科斯梅·曼索派他来通知，要乌苏卢特兰到店里去，大家正等着他。
听到有人催他，这才猛然想起萨尔梅龙大夫正在做调查。想到这儿，不免有些害怕。他正要走下人行道向堂·卡门表示哀悼的时候，又看见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只见他呆站在灵车旁，的确十分颓唐。送葬的队伍在大教堂前停住脚步时，他又远远地看见了卡斯塔涅达，只见他紧行几步，在许多雨伞的遮护下抬起白色棺材。随后，他一个人留在大街中央，四匹马背上披着黑色马褡子，拉着灵车，在他眼前留下深深的蹄印。
科斯梅·曼索的杂货店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不用说，萨尔梅龙大夫肯定是第一个来到堆满大米口袋、煤油桶、铁丝网卷的后店里，那里还放着用硬纸板做的鳕鱼模型。他想象得出，萨尔梅龙大夫一定是非常激动地翻阅着那本斯奎布笔记本，上面又做了新的笔记；曼索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的到来……他在讣告中已经写明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是因为恶性热病发作不幸去世的。现在要去见他们，应该去掉这个提法吗？讣告还强调了玛蒂尔德的处女的贞洁，他们肯定也不会喜欢。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从半开半掩的门探出身来，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等他回话的伙计。不，什么也不删。他也没有心思参加澄清什么投毒事件。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极为荒唐的。此外，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也不是他的仇人。干吗一定要想方设法伤害他呢？再又一说，他们邀请他参加的这次紧急会议也很危险。闹到这个份儿上，萨尔梅龙大夫绝不会满足于夸耀一番他的预见和估计正在变为现实。他肯定会提出某种计划，揭发卡斯塔涅达。一旦开始调查，要他作证，那该怎么办？
他告诉那个伙计说，报社里还有点儿事没办完，可能的话，过一会儿就去，让大伙儿不要等他。就这样把伙计打发走了。他关上门，回到走廊，对排字工人说，要是再来人找他，就说他不在。
读者从本章开头的那篇讣闻里已经看到，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没有删掉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死于恶性热病的具体说法。在这一点上，他一方面是按照写了就不改的决心办事，另一方面也符合以达比希雷大夫为首的为玛蒂尔德看病的医生们做出的诊断。应该承认，他也没有删去反复提到的有关死者贞操的说法。
他本来不想参加科斯梅·曼索邀他出席的紧急会议，不过，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半小时后，雨还没停，他冒着大雨朝埃斯福埃索商店走去。更有甚者，他把1933年1月的一天晚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托他保存的一本书也放在雨衣下带去了。当时，他们一起到克里斯蒂亚诺兄弟印刷厂取传单，奥利韦里奥恳请他代为保存那本书。
这本书是赫罗尼莫·阿基拉尔·科尔特斯博士写的《大自然的奥秘》，1913年由毛尼尔出版社在巴黎出版。这不是一本专门讲毒物学的书，不过，书中讲到了某些含有生物碱的作物的特性，有些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些是致死的。
这本书的封底上盖着奇基木拉医院的印章。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名字写在书名页的书名下面，再下一行用同样的字体标明日期：1920年4月4日。书页里的卡斯塔涅达母亲的照片肯定是他夹进去的。他母亲名叫露丝·帕拉西奥斯·德·卡斯塔涅达，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于1920年5月死在这家医院里。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正要离开《记事报》办公室前去赴会的时候，猛然想起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回危地马拉那会儿没跟他要回这本书，书就放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要是拿到这本书，一定会把它视为无价之宝，又有一个人被毒死了嘛。毫无疑问，他对那张照片一定也有极大的兴趣。
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下，这本书也经过了堂娜·芙洛拉·孔特雷拉斯的手。她在1933年10月31日第二次作证时，讲到了这本书，还描述了这幅照片，后面我们将会听到她的证词。
19.她的手指最后一次滑过琴键
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10月4日写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1933年10月1日星期日晚上，玛蒂尔德最后一次坐在马歇尔·文德尔三角钢琴前为他请来的外国客人弹琴消遣。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1933年10月14日在第21监狱里作证时讲到了这件事。由于本案是投毒案，所以法官要求她详细介绍为餐桌准备食物的情况以及哪些人曾插手做饭。不过，当她谈到饭前余兴时，顺带告诉了我们玛蒂尔德弹曲子的情况。
那天晚上，堂·奥利韦里奥带来几位外国人到家里吃晚饭。为了忙活这件事，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一大早就到厨房来找我。一共做了两只炸鸡，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活鸡，宰鸡退毛都是我干的。另外，还有土豆泥、几只佛手瓜、米饭、从店里拿来的罐装青豌豆、油炸菜豆和三只铁排烤桂皮香蕉。他们喝了牛奶咖啡、绿木瓜甜饮料。估计还喝了酒，我不管上菜，不大清楚。端菜的是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和里面的贝蒂尔达·卡塞斯雷。
大概是晚上10点钟，雷蒂西娅开始往厨房送盘子刀叉。客厅里有谈话的声音，后来好像还有鼓掌声。这时候，响起了玛蒂尔德小姐弹奏的优美的钢琴声。那天晚上，她弹的曲子够悲伤的，好像有什么特别伤心的事。贝蒂尔达正帮着洗盘子，她和我到厨房门口朝外张望，雷蒂西娅坐在板凳上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说“真好听”、“真好听”，直到她屈着身子睡着了，我只好把她拖上床去。
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提醒我们说，孔特雷拉斯这家人在家里请客吃饭，这事不大常见。但是，读者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请来的客人。其中有古巴人米格尔·巴内特，是他的合伙人，他们准备出版一本有关尼加拉瓜的资料书；还有巴内特的朋友、在哥斯达黎加住了几年的意大利人佛朗哥·塞鲁蒂，他在大学生街开了一家石料店，经常到莱昂来为办丧事的富有人家定做墓碑。在此之前，卡斯塔涅达还不认识他。
在审讯期间，哥斯达黎加的报纸用大量篇幅介绍卡斯塔涅达。塞鲁蒂主动写了一篇署名文章，发表在1933年11月27日的《共和国报》上，也算是参加讨论吧。这份报纸作为犯人在12月6日提出的书面辩护的附件存放在档案里。前面已经说过，犯人决定把过去极力隐瞒的事实全都写在这份辩护词里。
塞鲁蒂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那天晚餐的情况，题目是《偶然的见证人》。主要部分如下：
我是在大都旅馆餐厅里吃早饭的时候遇见巴内特的。我每次来都住在那儿。我非常高兴地同他拥抱。我们在日内瓦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1929年7月在哈瓦那港分手，从那儿以后一直没见过面。他告诉我为什么来到莱昂，还答应马上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的合伙人介绍给我，当即派了一个跑堂的到街对面那户人家去找他。合伙人很快就来了，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互相间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感。聚谈时间很长，我们要了几杯酒。
他是位年轻的危地马拉人，职业是律师，名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喜欢朗诵诗，念起来十分用心，紧握着双手，声音里充满了激情，在朗诵爱情悲剧时更是如此。记得他朗诵了一首关于两个情敌最后用砍刀决斗的诗，我觉得非常可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还朗诵过一篇纪念他故去的母亲的作品，情绪更为深沉，眼眶里闪着泪花，据我现在的回忆他朗诵的是自己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有时还插入高亢激越的十行诗，使朗诵臻于完美。他的祖国危地马拉的大学生们起哄闹事时爱弄十行诗，里面少不了对修士、僧侣和性变态者的辛辣讽刺，这种流浪汉文学包含着无可否认的机智，虽说颇为尖刻无礼。
大家谈得非常热火，他建议晚上再聚会一次，还邀请我们到他的居停主人家里去吃晚饭。当时，他似乎正为房东（也是他的当事人）办理某些业务上的事情。他毫不迟疑地叫伙计立刻穿过马路，把那位先生叫过来。
那位先生马上就赶来了。我们分手的时候，年轻的卡斯塔涅达把他介绍给我们。他相当放肆地通知那位先生说，已经邀请我们去吃晚饭。那位先生慌慌张张地嘟囔了几句，露出一个苦笑。然后，他和年轻的客人一起走了，边走边谈上面我提到的业务。
当时，我就和我的朋友巴内特议论说，这位十分招人喜欢的青年人和那家人的交情一定很深，才能擅自决定邀请我们去吃晚饭，事后才通知主人，而且态度那么生硬。巴内特带着满脸狡猾相回答说，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才能强使那个在莱昂继承祖业的阔店东、手腕强硬的家伙铺上长桌布。要知道，就连行乞的尼姑也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向他化缘。另外，其中还有原因：他们之间可能联姻。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年轻的卡斯塔涅达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随随便便，对那家人、对仆人指手划脚。而主人呢，虽然也摆出一副姿态，却似乎在猜度他的房客在想什么，以便赶在前面满足他的要求，我要说，他显得战战兢兢，真有点儿低三下四。卡斯塔涅达一开玩笑，一显露机智，大家就哄堂大笑。十分明显，他从思想上主宰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巴内特对我说过，看起来他们可能会结亲。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据我的朋友说，这个青年人刚刚死了妻子。但是，主人家有两个女儿，坐在桌边。而他却非常机灵地关照了这个又关照那个，像一名地道的杂技演员在礼仪的秋千上保持平衡。对那家的女主人，他也大大方方地百般逢迎。
应卡斯塔涅达的要求，两位小姐中的大小姐同意弹奏几支钢琴曲，她弹得相当不错。这时候，他走到小姐身边，打着拍子，仿佛在指挥整个一支乐队似的。夫人很开心，高兴地向丈夫示意，要他快来看卡斯塔涅达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可是，妹妹一个人坐在大厅的另一端，气呼呼地瞅着这个场面。尽管他使劲装出闹着玩的样子，似乎被大小姐弹奏的曲子迷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从强烈的感受中清醒过来了，又冲着那位生气的姑娘微微一笑，用指尖给她来了个难以察觉的飞吻。姑娘那双噙着泪水的眼睛又放出光芒，似乎从远处飞来的暗暗一吻足以驱散她眼睛中聚积的危险的阴云。
饭后，大家聊起其他话题，年轻的卡斯塔涅达要回我旅馆的房间取来墓碑目录给主人看看。办这种事，我是不大情愿的，因为我觉得太不合时宜。主人很有礼貌地翻阅着照片，但是没说要订货。大约差一刻11点，巴内特提出要走，因为他一大早要去马那瓜，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10月3日，星期二，天亮时，我正准备离开旅馆，乘早上的火车去科林托。刚一出门，就发现情况异常，那家门前的便道上摆了一排排椅子，人们异乎寻常地从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出进进。我打听了一下，从旅馆的侍者口里得知，那对盛情款待我们的夫妇的一个女儿突然死亡。临行前，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心情前往他家吊唁。
我的好朋友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正好在那儿守灵。顺便说一下，他是个扎假花的，手艺很巧，我非常佩服他干活儿的那股帅劲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艺家，足以同帕多瓦、佛罗伦萨或罗马的同行们媲美。此外，他举止优雅，体态迷人。罗德米罗告诉我说，先生们都去休息了，就把我带到两位姐妹当中的妹妹面前。当时，她正待在走廊里，身边围了一群别人家的小姐。这时候，我才知道，死去的是另外那位，就是那位弹钢琴的小姐。
她伤心过度，好像没认出我来。这时候，年轻的卡斯塔涅达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提醒她说，我们不久前刚见过面。我就是在那儿和他告辞的。从那儿以后，直到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没再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写这篇东西是因为我弄不明白，像他那样温文尔雅、行为端正的年轻人怎么会犯下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罪行呢。但愿法庭在此案中能明察秋毫，如果像本人想的那样不是他的罪过，就请把他释放。
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获释后，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曾经在1933年10月底到苏布蒂亚瓦区拜访过她的家，目的是要进行调查。当时，公众已经知道法官下令没收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行李中都有些什么东西。报纸上大肆宣扬在箱子里找到的唱片上有些什么曲子。结果，这些曲子在莱昂和尼加拉瓜其他地方又流行开来了。
管弦乐队把这些舞曲列入演出剧目。人们用口哨吹这些曲子，嘴里哼这些曲子。1933年10月29日，星期日，市立乐团在赫雷斯广场举行的音乐会上竟然奏起了《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舞曲。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向市长奥内希菲罗·里索博士提出抗议，才在后来的节目中取消了这支曲子。抗议内容发表在奥维埃多牧师签发的、刊登在天主教周报《事实》上的一封公开信里，标题是《被嘲弄的痛苦》。
萨尔梅龙大夫指示罗萨利奥去会见厨娘，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向她打听1933年10月1日星期日晚上，玛蒂尔德最后一次坐下来弹钢琴的时候有没有弹奏《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
厨娘不熟悉曲名，记不得有这支曲子。罗萨利奥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只口琴，放在嘴唇上，就在那间烟熏火燎的用苇箔搭起的房子里吹起这支曲子。这支曲子在法兰西电台里整天播放。
“就是它。”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咧开没牙的嘴笑了，“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次听到的……”
她闭上嘴，哼起这支曲子来，就像要哄孩子在摇篮里睡觉似的。
20.在后店里的秘密谈话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到达穆尼希帕尔市场附近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天开始放晴，但是，流水拖着香蕉树叶和别的垃圾还在湍急地流过商业大街的石子路。远方的雷鸣夹着沉闷的回音朝大海一路滚去。商业区的店铺已然打烊了，只有埃斯福埃索商店的一扇门还半开半掩着，一缕淡黄色的灯光在满是水洼的边道上闪闪烁烁。有人探身出来。刚才到报社去找他的那个伙计把一包“埃普松牌”食盐交给仅有的一位被雨水淋得透湿的买主。
伙计轻轻地打了个手势，示意要他朝里面走的时候，罗萨利奥发现在通道旁边的柜台上放着达比希雷大夫的帽子和披风。他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位老大夫从来不冒这么大的风险。而且，他的马车不在门外，恐怕他是冒雨步行来的。
几分钟前，伙计跑到后店告诉科斯梅·曼索说，老大夫在临街的大门前，打听萨尔梅龙大夫是否在这儿。当时，科斯梅·曼索比乌苏卢特兰更加吃惊。萨尔梅龙大夫不但没有惊惶，反而露出非常激动的样子，用手势要曼索马上请他进来。曼索不想去，萨尔梅龙大夫几乎把他推了出去。
最后，曼索把老大夫让了进来。为了表示热诚相待，他跑过去，把那只特制的凳子拿过来。凳子的凳面是用铁棍儿编排而成的，好似个铁笼子，平时摆在店铺的一角儿，供他办公用。曼索面带窘色，亲自用手帕把凳子擦干净，让老大夫坐下，而萨尔梅龙大夫却故意站着不动。
罗萨利奥在后店看见他们都在那儿。后店里弥漫着煤油味儿和猪油味儿，达比希雷大夫觉得闷得慌，就脱下了参加葬礼时穿的黑色开司米上衣，然后用手帕把上衣擦干，彬彬有礼地擦干裤腿和鞋子。
记者乌苏卢特兰进来时，老大夫抬起头冷冷地看了看他，根本没和他打招呼。甭管是谁，看见老大夫待在这个“窝”里，都不应该认为有什么神秘，或者认为他参与某种阴谋活动。他到诊所去找过他的同事，人家告诉他说在这里，他也只好到这儿来找他。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萨尔梅龙大夫也脱掉了上衣，不过袖子卷得高高的，好像要切开一个脓包。他离达比希雷大夫几步远，不时地用目光扫视其他人，提醒他们一定要谨慎行事。老大夫不怕得感冒，顶着雨走过穆尼希帕尔市场大街，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看见他的车停在杂货店门口。自从前几天他们闹得不欢而散之后，他这是第一次主动找上门来，手里肯定掌握了不可忽视的材料。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慢吞吞地走到科斯梅·曼索身边，想找个地方坐下。科斯梅·曼索在存放宣传斯科特乳化剂的鳕鱼的角落里拿出一只星牌肥皂箱当座位，离开悬在两位大夫头上的烛台稍远一些。科斯梅给乌苏卢特兰腾出个地方，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他一句话也不要说。
“我想和您商量一下关于年轻的卡斯塔涅达的几件事，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的话音很低，坐在阴影里的两位见证人几乎听不见什么，只好把身子朝前探了探，好听得清楚一些。老大夫故意用医生的职业口气，就像是大夫之间在研究病例。
“是吗，老师？”萨尔梅龙大夫仍然一动也不动，对老大夫表示敬而远之。
“您很了解我，我不爱大惊小怪的。可我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人。”达比希雷大夫抚平放在腿上的上衣，“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和您谈谈最近这个病例，有些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老大夫仍然极力掩饰内心的焦虑，可还是在面部表情中完全流露出来了。他面色通红，脸皮表面布满蓝色的微血管。脸上，尤其是前额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比如说，什么事？”萨尔梅龙大夫抓挠着裸露的胳膊，好像在抓痒痒。
“首先是症状。”达比希雷大夫觉得自己要打喷嚏，半闭眼，用手捂住鼻子，“我看年轻的孔特雷拉斯小姐的症状和卡斯塔涅达夫人的症状非常相似。还记得那些症状吗？”
“两个人得的都是恶性热病，当然很相似了。”萨尔梅龙大夫满嘴唾沫，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唾沫星子在烛光下油光闪亮。
“别演戏了，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还把手指捂在鼻子上，可喷嚏还是没打出来，“别在我眼前扮演受气的角色啦。我承认，您向我提出过警告，我没理睬。所以现在我才想和您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件事。也许咱们都觉得自己在和一个怪人打交道。”
“好吧，咱们一起看看。”萨尔梅龙大夫咬着拇指的指甲盖儿。
“症状嘛，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达比希雷大夫终于打出了喷嚏，忙用手捂住嘴，“反复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下肢麻木，完全没有感觉，眼球外努，牙关紧闭。我试着用刮铲撬开她的牙，可是办不到。”
“是马钱子碱中毒。”萨尔梅龙大夫一口咬定说，边说边咬手指甲。
“这是我给玛蒂尔德配的药，还剩下几丸。”达比希雷大夫摸了摸搭在腿上的上衣口袋，“我想应该化验一下药里的成分。还剩下两粒。”
萨尔梅龙大夫没动地方，伸手接过打开的抽屉状药盒，取出两粒药丸，看了看，一点儿也没露出好奇的神情。
“这些药丸怎么办呢？”达比希雷大夫拿起上衣，似乎要找个更好的地方放下，最后还是放在腿上了。
“我有人，可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化验。”萨尔梅龙大夫将药一粒一粒地放进盒子里，盖上盒盖，“就是阿布萨隆·罗哈斯学士，在药学系实验室做。”
“不，恐怕不合适。”达比希雷大夫伸出手来，要回药盒，“要是阳性反应呢？要是含有马钱子碱呢？”
“我们就算有证据了。您还想要什么？”萨尔梅龙大夫用力把药盒扣到老大夫伸过来的手掌上。
“对谁不利的证据？对我？是我为两位病人配的同一种药，两个人死的情况都一样。”达比希雷大夫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您可真逗，老师。谁会怀疑您呢？”萨尔梅龙大夫低下头，好像在地上寻找什么，然后笑了笑，“罪犯只是把您当枪使。”
“最好还是把药交给法官。”达比希雷大夫又把药盒放回上衣口袋，“让他来决定这种怀疑究竟是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这样，也就不必猜东猜西的了。”
“要是什么都没有呢？”萨尔梅龙大夫把下巴颏儿一抬，摆出一副挑战的样子。
“噢，那就说明我受了您的迷惑。”达比希雷大夫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似乎在寻找打出去的喷嚏，最后把目光落在灯光刚刚照到的鳕鱼的银白色尾巴上。鱼的其他部位和两位坐在肥皂箱上的见证人一样隐没在黑影里。
“不，那就更糟了。”萨尔梅龙大夫用眼睛追着老大夫的目光，他的兴趣不在观赏鱼尾巴，而是想瞧一瞧两位蜷缩在阴影里一声不吭的朋友，“首先得有刑事案查办令，法官才好下令进行化验。”
“这不正是您求之不得的吗？”达比希雷大夫估算着鳕鱼的长短。那条鱼放在那里，头朝下，一动不动，好像比挂在街上时小了一些。
“如果药丸里什么都查不出来，罪犯就会更加放心大胆地继续放毒，而且用不着担什么风险。”萨尔梅龙大夫注视了一下隐在暗处的那两个人，只见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帽子上的咖啡斑点朝科斯梅·曼索的身影靠过去，“您这位私人医生给孔特雷拉斯家造成一桩丑闻，您只会永远失去他们的信任。”
“但是，如果真有一只罪恶的手，毒药准得放在药丸里。”达比希雷大夫拿起上衣抖了抖，“要么就是您自相矛盾。”
“我没有自相矛盾。”萨尔梅龙大夫看见火柴一亮，科斯梅·曼索给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递过火去，“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那么聪明，他会小心谨慎地把毒药只放进一粒药丸里，谁能说他不会这么干呢？”
“放进一粒里？我不明白。”达比希雷大夫看见红色的烟头儿固定在罗萨利奥看不见的嘴巴上，就指着那个角落说：“你们俩！你们会把鱼烧着的。难道你们不知道硬纸板容易着火吗？”
烟头儿上的火光在黑暗中抖动了一下。萨尔梅龙大夫看见两位朋友惊慌地站起来，在那堆肥皂箱后消失了。只听见有什么东西滑了一下，跌倒在地上，鱼尾巴也不见了。
“在毒死他妻子的时候，没剩下药丸。”萨尔梅龙大夫直想笑，曼索又出现了，冲着罗萨利奥比比划划的，怪他把鱼弄掉了，“可这回剩下了。不过，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说，里面不会有毒药。”
“怎么？”达比希雷大夫皱了皱眉，他没弄明白，不免有些焦急，他还注意到自己的学生强忍住笑，心里很不痛快，“请注意，这不是儿戏。”
“我跟您说过了，毒药只放在一粒药丸里，也就是害死人的那粒。”萨尔梅龙大夫尽量静下心来，可心里还悬挂着屋角里发生的事故，罗萨利奥正打算把鱼摆好，“俄式轮盘赌，老师。手枪的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
“这么说，”达比希雷大夫拿起上衣，好像攥着一块没用的破布，“化验药丸还有什么用呢，即便是秘密化验？”
“仅仅是为了让您和我都相信一点：咱们对付的不是个力巴头，而是一位行家里手。总而言之，玛蒂尔德一案的证据全部丢失了。”萨尔梅龙大夫看着他们把鱼尾巴抬起来。忽然又听到一声响，有人绊了一下，这下子他可憋不住了。
“有什么办法？”达比希雷大夫生气地站起来，“您要是不能听我说，那就改天再谈。”
“请坐，老师。要化验胃液、小便、唾液。”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擦干了笑出来的眼泪，“昨儿个晚上您干吗不取一点儿病人的胃液呢？干吗不用导管？”
“没有准备。”达比希雷大夫边把胳膊伸进上衣袖子，边坐下来。
“要是昨儿个晚上您就起疑了，干吗不下令解剖尸体？”萨尔梅龙大夫转过身背对着鳕鱼，免得再笑出来，“干吗直到出殡以后您才想起来找我谈这件事？今天凌晨，今天上午，都可以找我嘛。我又没有躲起来。您能在这儿找到我，就能在随便什么地方找到我。”
“在您眼里，没有费劲的事。您知道不知道，跟这些敬神的人谈肢解尸体，会怎么样吗？”达比希雷大夫坐在凳子上把胳膊伸进上衣的另一只袖子，“还是一位处女的尸体！您还不如要开坟掘尸呐。那就更妙了。”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抓住那个人。要是从尸体上找不到马钱子碱，您就用手术刀切掉我的两只手。”萨尔梅龙大夫把两只手并起来朝老大夫伸过去。
“跟您这种人打交道，我什么事也干不成。”达比希雷大夫站起身来，抻了抻上衣的下摆，“法官想怎么处理这些药丸，就怎么处理吧。”
“妙极了。下一个受害的必定是堂·卡门·孔特雷拉斯。”萨尔梅龙大夫使劲把卷起的衣袖子捋平，就像已经做完放脓手术，“堂·卡门得疟疾了吗？”
“这地方是个垃圾堆，谁能不得疟疾？”达比希雷大夫猫着腰朝门口走去，免得碰着烛台。
“您可别给他开您配制的奎宁了。”萨尔梅龙大夫把两个拳头攥在一起，用讥讽的口吻提醒他说。
达比希雷大夫气哼哼地一挥手，就像要吓跑耳边的蚊子。连头也没回就走了。
科斯梅·曼索小心翼翼地从阴影里走出来，朝萨尔梅龙大夫身边走过来。
“您认为他会把药丸交给法官吗？”科斯梅·曼索转过身，面对着老大夫走出去的门。
“他什么也不会交。”萨尔梅龙大夫又瞄了一下鳕鱼，鱼尾巴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紧靠着墙，“你们俩真是一对小丑儿。到阿泰德马戏团就值钱了。”
“是他突然想起来要抽烟。他从来不吸烟。死缠着我，非要我给他一支不可，我只好给他点上。”科斯梅·曼索用手指指着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的罗萨利奥。
“为什么说下一个是堂·卡门？”罗萨利奥疼得直揉膝盖。
“理由嘛，有两条。”萨尔梅龙大夫斜睨了他一眼，“一条是他睡觉不用蚊帐。一条是他碍手碍脚。”
21.无益的内疚
争论一番，没有结果，达比希雷大夫走出后店的时候憋了一肚子气，把放在柜台上的披风和帽子也忘记拿走了。但是，他沿着皇家大街往家里走的时候，火气渐渐消了，多年来为他的学生深感遗憾的心情又开始壅塞在胸间。
还在萨尔梅龙大夫做学生的时候，达比希雷大夫就想方设法不让他和那些狐朋狗友接触，但是白费力气。他偏偏喜欢身边围着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些人对别人心怀忌恨，只会编造谎言，散布蜚语，从中取乐。像萨尔梅龙大夫这样有才华的医生，怎么会以头戴这类“垃圾王冠”为荣呢？
此次前往曼索的后店，他是心甘情愿接受秽物的污染的。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憋住气不去闻衣服上的气味儿，他觉得衣服上好像浸透了厕所的恶臭。更糟的是，即便他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没能驱散自从昨天半夜以来一直折磨着自己的愧疚。相反，与萨尔梅龙大夫会见后，这种感觉更加剧烈了。
气慢慢地消了。可是，这种内疚连同多年来为自己的学生感到的遗憾却一起涌上心头。这究竟是为什么？读者会提出疑问：如果说萨尔梅龙大夫真的说中了，他能够避免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垂死挣扎以至半夜身亡吗？
还有一些事情。在倒数第二次病情发作以后，奄奄一息的病人用手指紧紧抓住床单的边沿，请求妈妈和妹妹原谅，当时达比希雷大夫正好在场。那声恳求被猛烈击打屋顶的大雨声盖住了。然而，整整一天，每当他在诊所里听到大教堂敲响丧钟（就是那口最大的钟发出的声音）时，他的耳边就响起姑娘的恳求声。午饭时，他面对汤盘，仅仅喝下两羹匙，姑娘的恳求声实在让他难以下咽。
那位姑娘乞求原谅的话，听上去像是痛苦的呻吟，要是她真的中毒身亡呢？要是投毒者因而攫取了犯罪的果实——她的妹妹——呢？这样一来，那些话岂不变得更加残酷了吗？难道萨尔梅龙大夫没有提醒过自己吗？而他呢，由于他的疏忽，竟成为这一残酷行为的帮凶。
因此，参加葬礼后，他跑到萨尔梅龙大夫家里去找他的学生，可他不在。得知他在曼索的店铺，就毫不犹疑地追到那里，虽说这次造访显然有失身份。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学生躲在光线暗淡的洞穴里，简直就像一帮匪徒的头子在和同伙密谋一次夜间拦路抢劫。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躺在病榻上请求原谅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会使达比希雷大夫如此情绪波动呢？1933年10月4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玛蒂尔德只说了几句基督徒自认命该如此的话。但是，证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10月19日作证时使这件事更加明朗了。
证人说，大约夜里12点她被叫醒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来叫她，说是玛蒂尔德小姐病情恶化，要她起来帮忙处理些事。证人穿上晨衣，径直来到卧室，只见玛蒂尔德小姐病情发作得挺厉害。她在床上一跳一跳的，面色青紫，两眼瞪得大大的，眼珠直愣愣的，不会动转。发作过后，证人听见她说了这样几句话：“圣母啊，我愿意去死，可再让我多活一会儿，准备准备。”
后来，堂·奥利韦里奥把达比希雷大夫带进来了。这时候，病人又发作一次，比上次还厉害。发作过后，证人记得她说了这样的话：“妈妈，我要死了，请你们俩原谅我。请您原谅我。你，小妹，原谅我吧。”
满腹狐疑已经使达比希雷大夫心情烦躁，内疚于心，就更加糟糕。为了使情绪平定下来，他本想和萨尔梅龙大夫一起把那天半夜发生的事件一桩一桩地梳理清楚。自从有人冒着大雨叩击临街的大门起，一连串事件都使他从内心感到十分悲哀。假如是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心平气和地坐在诊所的走廊道上，没有那些好事之徒在场，他会把自己了解的全部情况告诉给萨尔梅龙大夫，会讲出自己的全部怀疑，讲出自己的所有作为。
1933年10月17日，达比希雷大夫在向法官作证（部分证词前面已经引用过）时，也讲到了10月2日晚上发生的事。不过，和我们的期望相反，他在证词中隐瞒了他的疑惑，隐瞒了某些基本事实，也没有反映出曾经折磨过他的怀疑和内疚。
他也没告诉法官，10月7日，星期六，他曾经到过法官的私人住宅，打算向他谈一谈自己的疑惑。当时，法官不在家，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更没有提及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曾经与萨尔梅龙大夫交谈了很长时间，这次谈话我们以后再扼要地介绍一下。最后，10月9日上午，在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去世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卷进了一些事件，对这些震撼人心的事，他也讲得很少。
至于他为什么保持沉默，以后我们自会知道。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10月17日他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涉及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谢世前后的情况。
法官：请您说说，1933年10月2日几点钟您被叫去给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看病的，是谁叫您去的。
证人：大约是夜里11点半，我听到有人敲临街的大门。当时城里正下大雨，雨声很大，听不清楚。听到敲门声，我就去了，探身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又回到卧室。敲门声又响了，我好几次跑到门口，都没看见人，所以我想可能是有人开玩笑。最后一次，我决定打开大门，只见年轻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披着胶布雨衣，撑着一把大伞，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他解释说，刚才没人答腔，他穿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小花园，找来一块石头，好把门敲得更响一些。
法官：门口没有出租车等着吗？
证人：应该说有一辆汽车。不过，车灯没有打开，车身颜色又深，雨也太大，我没有注意。再说，汽车没有停在诊所前面，而是停在华雷斯·阿雍博士家的旁边。直到要上车的时候，我才走近那辆车。
法官：您估计敲门的时间持续了多久？
证人：总共大约10分钟。
法官：您认为，那天半夜叫您到孔特雷拉斯家去看病，这10分钟是否很珍贵？
证人：老实讲，我没法说。从敲门起到我穿好衣服、搭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安排的车到病人家，总共大约半小时。另外，病人的病情是无法救治的。
法官：坐车赶路的过程中，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您讲过些什么吗？
证人：他很伤心，很惊慌，对我说了堂·卡门到房间去叫他的时候满脸紧张的样子。他还以为是闹贼呐，赶快拿起手枪。不过，走到廊道的时候，堂·卡门又对他说，回去睡觉吧，没事儿啦，只是玛蒂尔德侧身睡觉，压迫了心脏，感到胸部发闷。过了一会儿，他还没来得及脱衣服，又闹起来了，才派人来找他。他一再重复说：“太可怕了，大夫。我担心玛蒂尔德性命难保，我看她那副模样和玛尔塔死去的时候一样。”
法官：您是否可以肯定病人的症状确实和已故的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的症状一样？
证人：可以说和上次一样，出现了恶性热病的症状，所以我诊断为恶性热病。此外，我是根据对病人病史的了解做出诊断的，另外那位病人的病史我也知道，我都给她们治过疟疾。当天夜里，她家里的人还叫来其他几位医生，其中有塞盖拉·里瓦斯大夫，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法官：您没有怀疑过可能有人犯罪？
证人：我没有理由怀疑。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见过许多疟疾热病，恶化到这种状况，一般都是致命的，我也治过这类病。我妻子病故就是个典型的例证。
法官：堂娜·芙洛拉在今年10月14日的证词中说，您在最后一次为病人看病的时候，曾经表示要用另外一种成药取代您亲手配制的奎宁丸，只是最后没这么办。您可否解释一下，出于什么原因要改变用药呢？
证人：那只是随便说说罢了，不是我做出的决定。我认为，用上面提到的药丸进行治疗是最合适的。
法官：堂娜·芙洛拉还说，死人的那天晚上，您还调查了一下病人是否吃过药。另外，您还曾要过药盒，里面还盛着两粒药丸。这样做，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证人：我是想证实一下病人是否正常服药了。有时候，家里人可能会疏忽大意。
从这些闪烁其辞的回答中，读者可以看出达比希雷大夫宁愿三缄其口。他也没告诉法官，他偷偷地把从堂娜·芙洛拉那儿要来的药盒装进口袋里。尽管当时屋里人来人去，乱成一团，堂娜·芙洛拉还是急忙跑去取来那盒药，似乎她女儿能否得救就在此一举了。
堂娜·芙洛拉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时披露了许多细节，其中讲到老大夫很关心那些药丸。只是证人记性不好，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免犯迷糊，这才帮助达比希雷大夫过了关。
本法庭就其女儿玛蒂尔德之死的有关情况向证人提出几个问题，证人回答说，她女儿身患疟疾，接受家庭医生达比希雷大夫的治疗。证人亲自照料她服药，因为玛蒂尔德非常粗心。给她吃药时，还让她吃点健胃的食品，比如一碗大麦粥，或者一杯温牛奶。按照治疗方案，每天给她服用6粒达比希雷大夫在自家药房里配制的药丸，早饭后两粒，午饭两粒，睡前两粒。
最后一次看病时，由于高烧不退，达比希雷大夫曾说要换服最近进口的一种成药，说是很有效。不过，实际上没有换药，因为老大夫走后没再提起这件事。
星期一那天，可以说她女儿过得很好，非常高兴，和女友们讲到了头天晚上家里举行晚宴的情况，客人们称赞她钢琴弹得很精彩，她心里很高兴。可以说，她身体似乎好多了，情绪也活跃了。过去一发烧，她总是没精打采的，尽管天气很热，还是要找件毛衣穿上。星期一没有发烧这种情况。
大约晚上7点，证人决定去看看正在患病的蒙奇塔·德松小姐。几天前本来就该去看她，证人要她两个女儿陪着一起去。但是，玛蒂尔德说，她还是等奥利韦里奥回来，好给他准备饭，因为他从中午起一直忙着与市府成员交涉自来水公司的事，肯定回来得很晚。所以只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陪证人去了。
回来时，大约是晚上9点半。证人看见她丈夫、玛蒂尔德和奥利韦里奥都坐在餐厅里。奥利韦里奥刚吃完晚饭，大家一起读报，发表议论。她丈夫告诉她，有关合同的事已经全都讨论完毕，很快就要签字，条件对自来水公司十分有利。
大约晚上10点钟，在大家睡觉之前，玛蒂尔德该吃药了，证人给她服用了一片阿洛菲诺和达比希雷大夫开的治疟疾热的药丸。证人还亲自到厨房去做了一碗大麦粥（当时厨房的人都已经睡下了）和药一起吃下。
她去送药和饮料时，玛蒂尔德正和奥利韦里奥在廊道上闲谈。奥利韦里奥还开玩笑说，这些药丸也能美容。还说，吃了药，玛蒂尔德变得更漂亮了，大夫最好把剂量再增加一些，她女儿笑着一粒一粒地把药吃下去。
大家都去睡了，她丈夫是最后一个睡下的，他要在家里和店里转一转，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门是不是都关好了。证人进入卧室时，正在下着暴雨。
大约差一刻12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慌里慌张地来叫他们，说玛蒂尔德喊了一声，十分可怕。她和她丈夫立即来到女儿的房间，只见玛蒂尔德身子发僵，已经失去知觉。她丈夫忙给女儿做人工呼吸，病人一苏醒过来，就拉住证人的手说：“妈妈，妈妈，我要死了。”
她丈夫说，没什么事儿，要女儿转过身来躺着，不要压迫心脏。但是，他们刚回屋躺下，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又跑过来叫他们。这时，他们才发现女儿病情严重，这一次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攥紧拳头。她丈夫不敢再耽误时间，就派奥利韦里奥去找达比希雷大夫。
证人说，大夫没来以前，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用薄荷膏给玛蒂尔德擦腿搓胸，还叫醒仆人烧开水以备不时之需。过了一会儿，奥利韦里奥用汽车把达比希雷大夫请来了，老大夫诊断为恶性热病急剧发作。塞盖拉·里瓦斯大夫几乎和老大夫同时进来，也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达比希雷大夫一再问证人，那天晚上玛蒂尔德吃没吃奎宁丸。证人回答说，是她亲自给她吃的。老大夫反复追问几次以后，又向她索要药盒，盒里只剩两粒药丸，是准备早饭后服用的。她照办了，为的是让大夫知道她是按时给玛蒂尔德吃药的。
证人在回答法官的问题时说，她记得好像看见药盒在床头桌上，是达比希雷大夫丢在那儿的。不过，屋子后来收拾过，好停放尸体。这时候，棺材也来了，所以她回答不出药盒到哪里去了。
药盒的下落我们已经知道了。1933年10月3日晚上，达比希雷大夫在科斯梅·曼索的后店里秘密会见他的学生之后，把药盒放进上衣口袋，带回了诊所。但是，在老大夫丢在诊所的药箱里保存的那件东西也许更为重要。
读者当然会好奇地问：那是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把镊子，上面夹着一块药棉。达比希雷大夫没向任何人说明他的意图，只是用药棉给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擦干了嘴，目的很明确，是要取下唾液样品。由于话不投机，他对自己的学生隐瞒了这件事。现在，如果像他的学生说的那样，只有一粒药丸里有毒物，那么唾液里一定会找到凶杀的证据。
他走进诊所，打开灯，径直朝药箱走去，拿出镊子，药棉还夹在上面。他把镊子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药盒，放在一边。随即坐下来，两臂交叉在胸前，面色阴沉地看着这些东西，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当他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从圣维森特医院住院部巡视回来后，马上去找法官。他要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把夹着药棉的镊子和剩下的药丸一并交给他。
他脱下衣服，把衣服丢在一把椅子上。让司法部门来决定吧。躺下后，蓦地想起他把披风和帽子丢在科斯梅·曼索的商店里了。一生气，他又从床上坐了起来。
等天一亮，就派特奥多西奥去把东西取回来。他又躺下来，想再睡一会儿。但是不行，床上好像长了很多刺儿。
22.守灵期间的奇怪举动
1933年10月2日午夜，亲朋好友冒着猛烈袭击莱昂城的倾盆大雨陆续来到孔特雷拉斯家。他们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国民警卫队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陪同下，挨家挨户请来的。据卡斯塔涅达写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他请来的都是他认为与孔特雷拉斯家最亲近的人。
奥蒂斯上尉在汽车里等着，卡斯塔涅达急如星火地去敲门，弄得大门上的门环拍拍直响。证人们都记得他打着一把大伞，体似筛糠，在昏暗的大厅或者在闪电不时照亮的走廊里急匆匆地通知他们玛蒂尔德快不行了。
有几位证人说，卡斯塔涅达抢在出事以前就告诉他们，玛蒂尔德已经死了。后来，这个说法增加了对他的怀疑。例如，马利亚修女会主席格拉西埃拉·德松小姐1933年10月16日作证时说：
卡斯塔涅达用力抓住我的肩膀，摆出一副很信任我的样子，弄得我很反感。他说：“我要说几句话，您听了，一定要挺住，切丽塔小姐：玛蒂尔德，这位用她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天使已经升入天国，她本是从那里来的。”可是，这个卑鄙的家伙在撒谎。我到她家时，看见玛蒂尔德还活着，医生还在奋力抢救。
关于这一点，1933年12月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交代罪行时，是这样对法官说的：
法官：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去世的那天半夜，谁也没有求您，可您自动跑到一些人家去，把他们叫到孔特雷拉斯家里去。还向其中一些人说，玛蒂尔德已经死了，其实她当时还没有死。基于这些情况，我可以断定，您完全有把握认为她一定会中毒死亡。
犯人：出于朋友的义气，我自动把和他家最亲近的人叫来了，那是不假，可我从来不认为这种主动性有什么不合适的，而是恰恰相反。在守灵期间，堂·卡门也好，堂娜·芙洛拉也好，对我这样做都表示感谢。很遗憾，如果堂娜·芙洛拉不是像现在这样对我抱有成见，她本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至于第二件事，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提前说过玛蒂尔德已经死了，谁这么说，谁就是在撒谎，肯定是受了本市仇视我的社会气氛的影响。我只会告诉他们，玛蒂尔德病重，病情挺厉害。这可是真话啊。
法官：您根据什么断定玛蒂尔德病重？您进入卧室了吗？亲眼看见她的病情发作了吗？
犯人：堂·卡门来到我的房间，要我去找医生，他是这么说的，我才知道的。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我们还在廊道里谈话，当时，我们都以为是一场虚惊，正准备回去睡觉呐。后来，亲友和医生们在玛蒂尔德的房间出出进进，都讲到病情，还指派我去取药治病。我出于慎重，一次也没进入她的房间，只是在外面忙活。
法官：1933年10月14日，堂娜·芙洛拉作证时说，第二次发作的时候，大家已经躺下了。您为什么坚持说，第二次犯病的时候你们正在廊道上谈话，比如在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里您就是这么说的。
犯人：因为那是事实。我认为这个细节根本不重要。您最好还是想一想堂娜·芙洛拉当时的情绪，她忘记了事件发生的顺序，那是很自然的。
法官：您在1933年10月4日写给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这封信就在我面前——您听见玛蒂尔德临终前在病床上说的话。既然现在您肯定说从来没进过她的卧室，您怎么会听见呢？
犯人：我不需要直接听到，是她家里人当场对我说的。请您记住，当时还没有掀起反对我的阴谋活动，我在那个家里还是受人尊敬、受人信任的。
1933年10月19日，法官出于特殊照顾，同意玛蒂尔德好友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在家里作证。她在谈到那天晚上的情况时说：
他们跑来叫我们，我们都准备好了。可是，爸爸想等天气好一些再走，街上雨水很大，他怕把车冲走。洪水一直不退，我故意吓唬他说我要走着去，这才说服了他。结果没出任何事，我们就到了。
已经是1点多了，她家里灯火通明，像过节一样。我边哭边向玛蒂尔德的房间跑去，只见东西都搬出去了，只剩下她那张床和躺在床上的她。她身穿一件乳白色的衣服。因为肩太宽，她从来没穿过。脸上蒙了一块针织薄纱，就像一位待嫁的新娘。
女仆们在厨房煮咖啡，洗干净从“拉法玛”商店的货架上取来的杯子和碗。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里边出来进去，走到我跟前，紧紧拥抱住我，含着眼泪对我说：“您去看过她了，阿丽西娅？去吧，最后再看她一眼吧。刚才我说了句笑话，她似乎还能笑一笑。”
法官没再提出更多的问题，证人表示想再补充一些情况，她说：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时常劝玛蒂尔德阅读他的藏书，有时候，也把书借给我看。经过爸爸的解释，现在我能读懂这些书了，都是些败坏道德、破坏宗教信仰的书。
玛蒂尔德临死前几天，他交给她一本这类的书，是打字稿。据他说，他是用打字稿的方式保存这本书，因为罗马教皇禁止这本书流传，“僧侣们”在追查这本书。一天下午，我去看望玛蒂尔德。卡斯塔涅达也在场，他问玛蒂尔德：“那本书，你看了吗？借给阿丽西娅看看。”玛蒂尔德把书借给了我，我把书带回家里，上帝保佑，到今天我还没看。
守灵的那天夜晚，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谈话中，他想起了这本书，对我说：“看看那本书吧，阿丽西娅，可别忘了还我。您一定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看。”现在，根据我爸爸的意见，我把书交给您，法官先生。爸爸说，这本在法国写的书净讲些伤风败俗的事，充满淫秽不堪的语言和插图，对我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作证时，证人的父亲在场。他把上面提到的书交了出来。全书共132页，是单面打字稿，第一页上的标题是《加米阿尼》，封面上对书的内容没做任何介绍，但是，标了另外一个题目《圣塔·阿盖达的磨难及圣地亚哥·阿尔古埃约的其他诗作》。
法官和负责记录的秘书不必具有什么专业知识也能看出这本书是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原作《加米阿尼》的西班牙文译本，只是翻译得很随便。）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最后一次乘车外出是去找扎花人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此人未婚，40岁，读者从意大利碑石商人佛朗哥·塞鲁蒂的嘴里得知他的手艺和外貌很招人喜欢。罗德米罗住在圣费利佩区，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里面种满了南美杉、马蹄莲、百合以及各种花卉，专门用来制作出殡用的花圈和花束。他还经营搭灵台和出租椅子的生意。
在1933年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中，扎花人是这样说的：
当问及关于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守灵的事，证人就记忆所及做了如下的回答：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深更半夜把我叫醒。他对我讲了孔特雷拉斯家发生的可怕的事，要我准备好给玛蒂尔德搭灵台，我还租给他100张折叠椅。我叫醒了那两个和我住在一起帮我在花园里干活儿的小伙子，让他们套上车。把椅子和其他必需的东西运走。
对这个不幸的事件，我表示很悲痛，可是，卡斯塔涅达博士却抬高嗓门儿，大开玩笑，什么尖刻的话都说了，和悲伤的气氛很不谐调。这种态度很不像话，叫我好生奇怪。我向他指出来后，他又用双关语开了一顿玩笑，很有他这种人的特点。
来到事主家以后，一切准备停当，单等着从罗萨莱斯殡仪馆抬回棺材了。我朝廊道走过去，卡斯塔涅达博士正在那儿和另外一些人交谈。我想问他灵台上要不要放花束。如果要的话，就让那两个小伙子到我的花园去采。我所以问他，是因为他似乎在那儿发号施令。
他正和那些人当中的一位名叫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的先生就下葬的时间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所以没有立刻回答我。堂·埃斯特万争辩说，堂·卡门已经同意，葬礼一定要在下午4点举行，在大教堂里念安魂经。这件事他一大早就得找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去谈。堂·卡斯塔涅达坚持要在上午下葬，因为这是堂娜·芙洛拉的意思。
在场的另外一位先生堂·埃维诺尔·孔特雷拉斯赞成卡斯塔涅达的意见，可堂·埃斯特万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的事很急，又问了他一句关于鲜花的事。他用一种非常古怪的目光瞅了我一眼，真把我吓了一跳。卡斯塔涅达博士的回答是：“花嘛，还是用来给你打扮打扮吧，罗迪。”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周围的人很不高兴。这时候，堂·埃斯特万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要啊，我的朋友，让他们去把花弄来。”
在这次谈话里，卡斯塔涅达博士还是坚持等棺材从罗萨莱斯殡仪馆一运来，马上就把玛蒂尔德放进去，还得钉上棺材盖，一分钟也别耽误。他说：“堂娜·芙洛拉讨厌外人探头探脑地看她女儿的遗体。我很同意，这么看热闹，纯粹是病态。”
大约凌晨3点钟，我们趁着雨停了，用几根管形灯照着亮在黑咕隆咚的花园里把能剪的花都剪下来了。我们在事主家的大门前一抱一抱地把花从车上卸下来，花盆、花架子都不够用的。我累得疲惫不堪，就在摆放在走廊里的一排椅子当中找了个座位休息休息。这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来守灵了，他们边喝咖啡边交谈。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当天晚上众口流传的有关卡斯塔涅达博士的流言。有流言说，卡斯塔涅达博士是个可怕的投毒犯，用马钱子碱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他妻子为他的风流韵事感到嫉恨。说嫉恨吧，也很有道理，弄得他下不来台。杀死她，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另择新欢。不想半路杀出个玛蒂尔德，所以把她也毒死，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就离开了那块地方。这些人就在靠近玛蒂尔德遗体的地方大谈特谈这种事，而事主家却平平静静的，全然不知罪犯为了满足个人的肉欲不惜杀害人命，想一想，真是可怕。
当法官向罗德米罗·埃多西亚问及守灵期间一再谈论这些风言风语时有哪些人在场，证人点了阿莱汉德罗·塞盖拉·里瓦斯大夫的名字。1933年10月20日，法官就扎花人罗德米罗证词向里瓦斯大夫提出问题，大夫说：
可以说，在场的人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不合时宜的举止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人群间串来串去，总想引着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话。尽管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情，我还是走过去劝他克制点儿，他这种态度只会引起主人家的不满。我看他情绪激动，似乎有点儿喝醉酒了的样子，不过，我没闻到酒味儿。
堂娜·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生重病的时候，我给她看过病。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关于她的死因，有一些传闻，可我只从罗德米罗·埃多西亚口里听到过。他在大街上和邻居们谈过多次。我从来不相信这种流言，因为埃多西亚非常喜欢编造闲话。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病重期间，我也给她看过病。关于她被人杀害一说，我没听见任何人说过，包括埃多西亚本人在内。
10月20日这天，法官再次传讯罗德米罗·埃多西亚，让他澄清上次的说法，扎花人是这样回答的：
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在询问证人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此人的一般情况已记录在案）时，提醒他说，作假证是有罪的，如果不说真话，可能对他不利。经过认真查证，在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守灵期间，流言是他散布出来的，要他对流言的来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对此，证人承认的确是他在守灵期间对一些参加守灵的人议论过几天前在商人科斯梅·曼索的商店里听到的某些说法。当时，证人到商店去买几码棉布，要为他家里供奉的复活节耶稣像的神坛做帘子。
那一次，曼索对他说，卡斯塔涅达是投毒的高手，以毒狗取乐。不过，那只是一种试验，真正干的是杀害人命，借以摆脱他经常卷入的爱情纠葛。所以，他才给自己的妻子吃了马钱子碱。往后，还会给孔特雷拉斯家的人喝毒药。这种事并不奇怪，因为这一家人都在他的名单上。不得到他们家的一个女人，不拿下堂·卡门的钱财，他是不会罢手的。
据证人说，曼索还告诉他，卡斯塔涅达博士犯罪有他的便利条件。在情场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巫师，这一家的所有女人都落入他淫荡的双手，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她们给投毒者写过信，那可不是写给圣婴耶稣的信。一旦这些信公诸于世，莱昂市的虔诚的女人们都不免会浑身战栗，只要她们多少还相信有所谓的贞洁。
1933年10月21日，科斯梅·曼索出席作证。作为萨尔梅龙大夫召集的聚会参加者之一，他被传去澄清淫秽的流言，特别是有关信件的事，这对萨尔梅龙大夫来说，难免要大吃一惊。但他没被吓住，还是千方百计地唆使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记事报》上发表那篇引起轰动的报道，几天后，1933年10月25日，该文见诸报端。
对科斯梅·曼索的矢口否认，法官表面上表示满意，虽然他并不相信。他心里很清楚，曼索是“长舌桌”的一名成员。因此，他并非不知道扎花人罗德米罗收集到的全部流言的总根子就是萨尔梅龙大夫。后来，他又传讯了萨尔梅龙大夫。
下面是科斯梅·曼索的证词，其中的说法事先曾与萨尔梅龙大夫商量过。
证人坚决否认罗德米罗·埃多西亚对他的揭发，认为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无端生事，并请法庭传他来当堂对质。他表示要保留向法庭指控对方制造谣言的权利。证人承认，埃多西亚作为顾客曾经到他的店去过几次，但是，和他之间过往不密，不会向他吐露秘密，更不会讲证人不知道的事情，原因是证人为人严肃，靠做生意为生，从不多嘴多舌。
证人说，他不认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也没有和他接触过，只是通过报纸才知道指控他的罪行。在莱昂，人们多次议论过这件事。同样，证人与孔特雷拉斯家也没有接触，对他们的私生活一无所知，这就是他要说的全部的话。
上面引用的证词和记录在案的其他证词都一致认为，在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守灵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举止不当。另外，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在1933年10月18日作证时，肯定说被告人要求立即入殓，而且一大早就要下葬。
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2月1日交代罪行时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法官：请您说一说，您主张一大早就将死者的尸体下葬，而不是照家人的愿望等到下午，而且这样做又与习俗不合，这是为什么？恐怕应该做这样的推测，您企图掩盖罪证，阻止可能会对尸体进行解剖。
犯人：我应该说，贵庭推测错了。首先，这不是我要强加于人，而只是向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提出一条意见，他受堂·卡门的委托承办全部丧事。我担心下午雨会下大，事实果然如此。不必由我向您提供证据说明那天下午莱昂下了倾盆大雨吧？
法官：您还坚持立即把孔特雷拉斯小姐的遗体入殓。这一点有人可以证明。我应该认为，您这样迫不及待，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防止有人从观察尸体中得出于您不利的结论，把您当成罪犯。
犯人：我不明白，不管尸体在棺材里，还是在棺材外，观察一下尸体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不过，我要重申一句，在这件事上，我也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您刚才引用的罗德米罗·埃多西亚的证词十分明显是充满恶意的。我很奇怪，贵庭居然把这样一个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反复无常的人说的话看得像真事一样。
罗德米罗走过来问我有关鲜花的事，我反问了他一句：罗萨莱斯殡仪馆的棺材来了没有。他说正在路上，我转过身对堂·埃斯特万说：“最好棺材一到，就马上入殓。”堂·埃斯特万表示同意。在这件事上也好，在举行葬礼的时间问题上也好，我都没有必要提到堂娜·芙洛拉，因为并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因此，法官先生，那天晚上，那是一个悲痛的夜晚，我的一言一行，甚至我只是笑一笑，说一句最清白无辜的话，包括我说下雨了，或者说天儿太热，都被利用来攻击我。
法庭上挤得满满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热情的追随者发出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法官不得不下令清场。那一天，第一次清场是在被告和证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之间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衣袋里拿出亚麻手绢擦了擦脖子，又摘掉眼镜，擦了擦前额。然后，把椅子推开，沉着地站起来，转身面对旁听席的栏杆，颇有礼貌地点点头，表示感谢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
23.寻找法官未遇
1933年10月7日星期六下午，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边戴帽子，边从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希尔博士家的大门出来。一抬头，远远望见自己的老师达比希雷大夫站在对面的边道上，正要穿过马路。显然，他也是要到法官家里去。可是，一看见自己的学生就胡乱裹住披风，慌慌张张地退了回去，急匆匆地朝来路走去。萨尔梅龙大夫微微一笑，紧走几步，赶了上来。
自从上星期二晚上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举行葬礼后在科斯梅·曼索的后店里谈话以来，他们一直没见过面。现在，邂逅相遇，良机不可错过，该敞开来谈一谈了。
“他不在，到他在绍塞的庄园去了。”萨尔梅龙大夫抓住老师的胳膊肘说。
“多咱回来？”达比希雷大夫停住脚步，扶了扶夹鼻眼镜，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他的学生。
“星期一，乘早晨7点钟的火车。您要回诊所去？我陪您一块走。”萨尔梅龙大夫拉住老大夫的胳膊，陪他走过两个街区，来到位于皇家大街上的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
在此，有必要把记载往事的日历倒翻过几页：
在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举行葬礼后的第二天，达比希雷大夫一改往日的习惯，清晨没用煮沸的迷迭香叶水沐浴，早早地就赶到医院去了。他盼着在查房前遇到萨尔梅龙大夫。但是，在走廊、在会客室都没有看见他，于是坐在会客室的凳子上装着翻阅几份病历，等了好长时间。
将近8点钟，他回到诊所，一想到自己的学生有意回避，不免感到心烦意乱。但是，更让他心烦的是头天晚上丢在写字台上的夹着药棉的镊子消失不见了。
他出去找特奥多西奥，看见他正在院子尽头处用涮拖把的脏水浇花呐。一见老大夫怒气冲冲地责怪他，小伙子吓得连忙用手势告诉他，按照他平时的吩咐，凡是放在外面的器械，一律要及时清洗消毒，他已经把镊子清洗，消毒后，放回到玻璃柜里放镊子的地方。镊子上的药棉连同其他用过的外敷药、脏纱布和绷带一起扔进厕所了。
剩下的只有盛奎宁丸的药盒了，里面还有老大夫配制的两粒药。为了不再发生意外，他把药盒锁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但是，那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忘不了头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事在争论当中对方的斩钉截铁的断语。当时，他认为对方又在犯傻，可现在他觉得还是他的学生聪明，只有一粒药丸里有毒药。这样一来，找法官就毫无意义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孔特雷拉斯家没再叫他去看病，可他心里还是难以平静下来。至少，还没有潜伏的凶手利用他配制的药物又去杀人。萨尔梅龙大夫也没再来，他乐得不再去想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星期五上午，他到几位病人家里去巡诊。为了心情更平定一些，他把马车赶到孔特雷拉斯家门前，借口和过去一样下车看望看望他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登门拜访又让他紧张起来。因此，星期六下午，还是赶往法官家里，把盛药丸的药盒放在上衣口袋里。看样子，他的命运注定要落入这位无处不在的萨尔梅龙大夫的掌握之中了。
前面的事交代清楚了，咱们再回头来看看他们师生二人。
他们走到皇家大街的尽头，正碰上达比希雷大夫的马车轻快地奔跑过来。车篷敞开着，小哑巴特奥多西奥驾着车，带着那几只阿尔萨斯狗出来兜风，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要出来一次。老大夫把帽子挥来挥去，向狗致意。那群狗洋洋得意地坐在后车厢的车板上和座位上，根本不予理睬。
进门后，达比希雷大夫请他的学生到餐厅去。老大夫不大喜欢喝烈性酒，可他知道萨尔梅龙大夫每逢周末都要痛饮一番，于是从酒柜里取出两只高脚杯和不久前一位马尔帕西略的病人赠送的用厚叶贝森尼木泡的甘蔗酒。随后，又到多日无人过问的厨房里找来点儿盐和一把餐刀。最后，走到窗前，伸手抓住树枝，从上面剪下几个柠檬。
“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告诉您，老师。”萨尔梅龙大夫急不可耐地切开柠檬，果汁溅到眼里，他皱了皱眉头。
“让我先说。”达比希雷大夫为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往截角形的酒杯里各斟上一杯酒，瓶底上的混浊物是厚叶贝森尼木，瓶子一晃荡，搅起一团浓雾，“我要告诉您更多的事情。”
“我知道，昨儿个您到孔特雷拉斯家去了。还碰上了塞贡多·巴雷拉大夫。”萨尔梅龙大夫笑眯眯地用刀指着他说。
“噢，您又当上间谍啦，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也微微一笑，把用玉米芯做的瓶塞塞在瓶口上。
“我这儿的是第一手材料，那件不愉快的事是他今儿个上午在手术室里亲口告诉我的。”萨尔梅龙大夫把餐刀放在一边，就像把手术刀放在器械台上一样。
“压根儿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达比希雷大夫把双手伸向前方，掌心对着他的学生，“再又一说，我的病人什么时候想换大夫，就什么时候换。我没有捆住他们的手脚。”
萨尔梅龙大夫差点儿笑出来，可他赶快忍住了。老大夫确实感到痛心，他不想再惹他生气。
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来看看，让读者知道达比希雷大夫故意到孔特雷拉斯家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情况：
星期五上午，接近11点钟，达比希雷大夫和往常一样像熟人似的一直走到孔特雷拉斯家的走廊。这当儿，堂娜·芙洛拉急忙迎出来，好像要挡住他的去路。她十分亲切地给老大夫让座，吩咐下人拿冷饮。尽管她和平时一样彬彬有礼，但是，却掩饰不住她的尴尬神情。老大夫本想问一问全家人的健康状况，这是他此来的目的。话还没出口，就听到最后一间卧室的虚掩的门后面传来咳嗽声。他曾经在那间卧室里给玛尔塔·赫雷斯看过病。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坐在餐桌尽头，非常敏捷地打着字，根本没打算站起来，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致意。
“堂娜·芙洛拉对我解释说，那间屋子归堂·卡门和卡斯塔涅达住，说话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达比希雷大夫小心翼翼地把满满一杯酒挪到跟前，“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借此摆脱掉邪念，主意真高明。祝您健康，老师。”萨尔梅龙大夫一口把酒喝光。
“您想想看，她为什么那么紧张？”达比希雷大夫耸了耸肩，为了强调对她的蔑视，他的动作特别慢，“巴雷拉大夫也在那儿。这工夫儿，巴雷拉大夫手提药箱，出现在卧室门口，走到卡斯塔涅达那边，站下来同他聊起来了。”
“您有没有过去问候问候巴雷拉大夫？”萨尔梅龙大夫又斟上一杯酒，把酒杯贴在唇边上。
“少说废话，别浪费时间了，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胡须，绷起了脸，“咱们还是谈谈事情最敏感的部分吧。堂·卡门开始每天傍晚发烧，他姐姐玛丽娅决定出钱请巴雷拉大夫。堂·卡门不愿意，可他姐姐硬是把医生请来了，堂娜·芙洛拉就说到这里。”
“我知道，是疟疾。”萨尔梅龙大夫猛地喝进一口酒，把眼睛挤在了一起，“还得准备对付又一个恶性热病病人。”
几年来，由于职业上的竞争，达比希雷大夫和巴雷拉大夫这两位同行处在对立的状态，见面从来不打招呼，萨尔梅龙大夫对此一清二楚。塞贡多·巴雷拉大夫趾高气扬地从对手身边走过，对他根本不屑一顾。为了不停住脚步，也没跟堂娜·芙洛拉告辞。
在医学行业中，达比希雷大夫主要受巴雷拉大夫的中伤，而这次巴雷拉大夫居然被请来取代他的家庭医生的位置。这件事虽然伤害了达比希雷大夫，但是，当他发现堂娜·芙洛拉要向他道歉时，还是制止了她。
“您很容易理解，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立即离开她家。”达比希雷大夫骄傲地抬起下巴，“但是，女仆拿来了冷饮，我不能扫夫人的兴。虽说这杯饮料像胆汁一样苦，我还是静静地喝了下去。”
“我不想火上浇油，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用手背揩干了嘴，“但是，情况很严重啊，我什么也不想瞒着您：巴雷拉大夫挖走了您的一位病人，感到非常得意，尤其是像堂·卡门·孔特雷拉斯这样有身份的病人。”
“您看这种人够多小气。”老大夫笑了笑，眼神里充满苦涩。
“甭答理他。我说情况严重，是因为说服他改变处方可不大容易。”萨尔梅龙大夫把盐撒在半个柠檬上，又把柠檬放到嘴里，“因此，我要冒昧地告诉您，我们究竟怀疑什么。”
“改变处方？为什么？”达比希雷大夫吃惊地跳了起来。
“您不会说您不知道巴雷拉大夫最后开了什么处方吧。”萨尔梅龙大夫又从酒瓶里斟出一杯酒，他非常小心，免得洒在外面，“您不就是为了这个才去找法官的吗？”
“不，我是另有原因，待会儿再说。”达比希雷大夫矢口否认，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过，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
“奎宁和安替比林药丸，和您给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开的药一样。给玛尔塔·卡斯塔涅达的也是这些药。”萨尔梅龙大夫凝视着瓶里的厚叶贝森尼木沉到瓶底。
“开了多少粒？”达比希雷大夫往前探了探身子，两手摊在桌子上，护住杯子，不让酒洒出来。这杯酒他还一口没喝呐。
“每天9粒，吃15天。大概从昨儿个起就开始吃了。”萨尔梅龙大夫犹疑了一下，仿佛很难开口，他又给自己斟上一杯。
“所有这些细节，是巴雷拉大夫主动说的，还是您打听出来的？”达比希雷大夫惴惴不安地用摊开的两手来回胡噜桌面儿。
“是他主动说的。我不是告诉您了吗？能有这么一位病人，他很得意。”萨尔梅龙大夫闭上眼睛，一仰脖又喝了一杯，“他把临床检查的每一个步骤都对我讲了。就像小孩子弄到了个新玩具似的。”
“这叫什么事儿。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达比希雷大夫举起酒杯，只是沾了沾嘴唇。
“您是指巴雷拉大夫？”萨尔梅龙大夫用力搓了搓泛红的脸，激动地解开领扣儿，松了松领带。
“别瞎说。我说的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达比希雷大夫撇了撇嘴，责怪他说，“您把什么事都当成儿戏。我刚才说我相信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是因为他亲口对我说过。”
“您跟卡斯塔涅达谈过话？”萨尔梅龙大夫用呆滞的目光看着他。瓶里的酒下去四分之一了。
“是卡斯塔涅达找我的。”达比希雷大夫悄悄地把酒瓶挪过来，不让他的学生够着，“他走到堂娜·芙洛拉身边，说是要去取药，我也趁机告辞。我们一起朝门口走去。他突然拉住我胳膊，把我拉到客厅的一角，好像要吐露什么机密似的。”
“什么机密大事？”萨尔梅龙大夫敞开怀，大声喘着粗气，用前襟扇着风。
“他说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遗憾，他一点儿也不待见巴雷拉大夫，堂娜·芙洛拉也不待见他。”达比希雷大夫使劲盖上瓶塞，那样子就像永远不再打开了，“这是堂·卡门家里人干的事，他们什么事都往里掺和，治病的事也插手，生意上的事也插手。”
“他很善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萨尔梅龙大夫猛然抓过酒瓶，可又把酒瓶放下，“说起话来像是老板，像是老爷。”
“他举了自来水公司签合同的例子。”达比希雷大夫两眼盯着酒瓶，没敢抢回来，“他抱怨说，眼下大家都想发表意见，都把鼻子伸过来要把他作为堂·卡门的律师和顾问好不容易做好的事全部翻个个儿。”
“他干吗编造这么多瞎话儿呢？”萨尔梅龙大夫拔开瓶塞儿，偷偷地闻了闻，“您又不是这桩生意的合伙人。”
“最后，他想求我办一件事。”达比希雷大夫用手指叩击桌子，两眼故意不看手指的动作，“因为堂娜·芙洛拉不敢去做。”
“求您办什么事？”萨尔梅龙大夫趁老大夫没注意，连忙又斟上一杯。
“他求我再给堂·卡门检查一下身体。这样儿堂娜·芙洛拉就放心了。”达比希雷大夫用轻蔑的口气挤出这几句话。
“您呢，您去了吗？”萨尔梅龙大夫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起酒来。
“绝对不去！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不要尊严啦？”达比希雷大夫一挥手，不小心碰了夹鼻眼镜，眼镜从鼻子上滑落下来，“我回答他说，谢谢他的信任，可我有急事要办。他还是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往角落里推。他朝四下里看了看，说话的声音更低了。”
萨尔梅龙大夫斜靠在椅子上，紧张地眨巴着眼睛。达比希雷大夫弄不清他这副表情是表示他对话题感兴趣呢，还是酒喝得太多了。
“他说，这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达比希雷大夫对着光线检查了一下夹鼻眼镜的镜片，把眼镜又戴上，“据他说，堂·卡门的精神萎靡不振，绝望情绪达到了危险的地步。”
“绝望到危险的地步？”萨尔梅龙大夫两眼半睁半闭，舌头几乎回不过弯儿来。
“现在他们俩睡在一起，卡斯塔涅达看他过一会儿就起来一趟，在黑乎乎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达比希雷大夫欠了欠身子，把酒瓶推到桌子一头儿，“昨天晚上，看见他没回来，就出去找他。只见他躺在玛蒂尔德的床上抽抽搭搭地哭，那间屋子现在空着。”
“自杀。”萨尔梅龙大夫闭上双眼，一下一下地直磕头，“来一场假自杀，罪犯不在现场。”
“瞧见了吧，所以我认为不能再等了，必须把我的疑惑报告当局。”达比希雷大夫颤抖了一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您瞧啊，老师，他给我们编织了一件多么精细的锦袍啊。”萨尔梅龙大夫睁不开眼了，说话断断续续的，“又出了一个疟疾病人。还是服用药丸，其中一粒肯定又放上了马钱子碱。一切准备就绪，单等着再来一个恶性热病的牺牲品了。”
“那怎么办？为什么要自杀？”达比希雷大夫抬高嗓门儿，好把他的学生从昏睡中叫醒。
“甭管怀疑什么，自杀的场面已准备定了。”萨尔梅龙大夫极力想睁开眼，可就是睁不开，“父亲为女儿的死精神崩溃了，只好服毒自杀。”
“就算是吧，不过您得承认，这次可不完全是卡斯塔涅达的功劳。”达比希雷大夫拿起餐刀，故意把餐刀掉在盐罐上，“堂·卡门的姐姐掺和进来了，拱手给他送上一次机会。”
“您弄错了，老师。”萨尔梅龙大夫听到刀子响，似乎终于醒过来了，两只眼首先盯在酒瓶上。
“我弄错了？”达比希雷大夫从夹鼻眼镜上方看着他。
“以堂·卡门的姐姐的名义去找巴雷拉大夫的正是卡斯塔涅达本人。”萨尔梅龙大夫伸了伸胳膊，仿佛要打哈欠，顺手把酒瓶挪到胸前，“是他亲自拎着药箱把巴雷拉大夫带进家的。”
“那么，当姐姐的不知道吗？”达比希雷大夫吃了一惊，一则因为萨尔梅龙大夫斟酒时把好多酒洒在外边，二则因为听到萨尔梅龙大夫这几句话。
“知道，她当然知道。”萨尔梅龙大夫抓住酒瓶，还想倒满酒杯，“是卡斯塔涅达对她说病情严重，并且建议去找巴雷拉大夫。”
“为什么要找巴雷拉大夫呢？”达比希雷大夫看见他的学生不肯放下酒瓶，有些生气。不过，还是客客气气地把瓶子拿过来，亲自给他斟上酒。
“他把您推开，为的是开出处方的不只一个人。这样一来，更容易切断线索。”萨尔梅龙大夫正经八摆地举起酒杯，向老大夫敬酒。
“可是……他又求我去看看病人啊。要是我同意去呢？”达比希雷大夫站起身来，盖上瓶盖儿，把酒瓶放回酒柜。
“他很清楚，您绝不会同意，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笨拙地摆了摆头，看着达比希雷大夫拿走酒瓶觉得很有意思，“他知道您和巴雷拉大夫不和，故意给您出难题。碰上这种事，随便哪个狡猾的家伙也会把自己遮起来。”
“就算是吧，可他没有把握一定会开奎宁丸啊。巴雷拉大夫可能会开某种成药呀。”达比希雷大夫关好酒柜门上的插销。
“您又弄错了，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瞄了对方一眼，他那蒙胧的醉眼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又怜悯又亲切的目光，“他亲自说服巴雷拉大夫，这次治疗要用原来的药方，药要自己配制，不用成药。”
“他要巴雷拉大夫配制药丸？”达比希雷大夫急步回到桌前。
“他没去药店，而是直接去到巴雷拉大夫的诊所。”萨尔梅龙大夫懒懒散散地说，“他说服了巴雷拉大夫，看着他配药，赞不绝口地说他调剂各种药品的时候用量如何如何精确。您的朋友巴雷拉大夫受宠若惊，比平时干得更加卖力。”
“可怜的傻瓜，”达比希雷大夫本想表示一下同情，可却吓得声音不住发颤，“像小鸟儿一样落入了他的罗网。”
“什么问题我都解决了，用不着担心。”萨尔梅龙大夫的舌头越来越大，嘴里都要盛不下了。
“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达比希雷大夫扶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学生，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把这些事全都报告给奥蒂斯上尉了。他会派人对孔特雷拉斯家进行严密监视。”萨尔梅龙大夫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好像干了一件淘气的事，“我答应他天天在大都旅馆的酒馆里值班。”
“您都说了些什么呀？”达比希雷大夫猛然站起来，绕过桌子来到他面前。
“是的，派特务秘密监视。一有动静我就第一个带着这个导管冲过去。”萨尔梅龙大夫拍了拍上衣里面的口袋，“从死者身上提取胃液。”
“简直是胡说八道。”达比希雷大夫抓住他的肩膀不住摇晃，“让大兵来阻止犯罪，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不是胡说，老师。而是一项计划。查尔斯·劳顿就是这样被抓住的。难道您不记得了吗？”萨尔梅龙大夫又笑了起来，用舌头艰难地舔着嘴唇。他想站起来，但是，脑袋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既然您已经和国民警卫队商量好了，干吗还要找法官？”达比希雷大夫气得头昏眼花，转身走开了。
“因为我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一样，老师，不会一条路走到黑。”萨尔梅龙大夫似乎对自己的大笑感到很开心。
达比希雷大夫返身走了回来。他想说点儿什么，可发现他的学生已经舒舒服服地打起呼噜了，下巴上没有刮干净的灰白胡子碴儿靠在胸前。
“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胡话！”达比希雷大夫泄了气，朝四下里瞅了瞅，似乎在寻求支持，“连电影里的侦探也回来了！”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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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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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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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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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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