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与晚景凄凉

　　西夏威胁边境危急

　　范仲淹在越州并没有任职很长时间，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最终改变他命运的大事。

　　澶渊之盟后，宋朝的边境一直处于和平稳定。这次造成动乱的原因不是老对头契丹，而是位于宋西北的大夏，因为位于西北被称为西夏。

　　西夏王室远祖拓跋赤辞，是党项人。唐太宗的时候归唐，赐姓李。唐高宗时请求内徙获准，其中有住在夏州的，号为“平夏部”。唐末，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讨黄巢有功，授定难节度使，镇守夏州，所辖区域大约现在陕西北部及绥远南部。思恭并获赐姓李、封夏国公，其后代就以李为姓。

　　五代十国时期，思恭后人还算恭顺，对任何中原称帝的人都俯首称臣，以此获得赏赐。宋太祖虽削夺藩镇兵权，但对西北少数民族依然宽宥。直到太平兴国年间，赵光义削藩镇的兵权，准备根除西北这一盘踞势力，就把王室成员全部请到京城。

　　族中有一个名叫李继迁的人，志向不凡，深知一旦入京，会被囚禁起来，于是借故逃离。李继迁很有政治头脑，势力渐渐强盛起来。985年，李继迁会同族弟李继冲诱杀宋将曹光实，占据银州。并归顺辽国，封为夏国王。此后，宋太祖一直无法消灭夏。宋真宗即位后，为息事宁人，割让了几块地方给李继迁，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1002年，李继迁率兵攻陷宋朝重镇灵州，改名西平府，后又攻取西北重镇凉州，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截断西域向宋朝的入贡，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严重影响了宋朝的国防军力建设。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德明继位。他仍向宋称臣，所以西北边境算是平静无事。但是他同时又转向西边发展，取得今甘肃东南部地区，势力更强。

　　继明的儿子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他经常劝父亲进攻宋国。元昊继位后，积极做着脱离宋朝的准备。他凭着超人的勇猛及善于用兵的谋略，和汉人部下的相助，大肆开拓地盘。几年间，占有今宁夏省全部、甘肃、绥远两省的大部，以及陕西、青海一小部分之土地。

　　他还模仿中国官制，改革政府组织。又命人创制夏国文字，翻译汉文及佛教经典。

　　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他称帝以后，还不伦不类地“上表”，向宋仁宗报告他已经称帝了。表中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地一边称臣，一边自称是“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鞑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最后，他写得更妙，他说“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

　　元昊公然的挑衅行为，当然在宋朝廷引起愤怒。元昊派来的使者不肯受诏，也不肯接受赐物，以示地位平等。许多大臣纷纷上奏要求处死使者，以儆效尤。枢密院为此议论数日不决，最后还是派人把使者遣送到边境了事。

　　12月，元昊称帝两个月后，朝廷命曾任参知政事的夏竦为奉宁节度使、任职永兴军。曾任枢密副使的范雍，为振武节度使、任职延州。到职后，夏竦立刻向朝廷报告西北边防的军情。他指出，元昊的兵力很强。同时他分析，在地利上，大宋已经输给西夏，因为西夏对宋，只是侵扰边境并不深入，而宋派军征夏则为远征。西夏所处地区为沙漠地带，宋若分兵深入，恐怕后勤补给有问题，无法持久。

　　西夏对宋的进攻，则占尽地利优势。西夏作战往往速战速决，宋兵一进攻，他们就避开锋芒；宋兵后退，西夏兵就从后追击。西夏兵还善于用计谋，他们白天设奇兵埋伏，晚上烧营栅，宋兵不堪其扰，却丝毫没有办法。为了要直捣西夏的巢穴，必须涉过大河。可是宋兵没有渡河的运输工具，只有利用连接的绳索强行渡河，这样需要花费大量的力气。等到宋兵渡河到达河中央，埋伏起来的西夏兵就开始攻击，致使伤亡惨重。

　　最后，夏竦还感慨地说，朝廷的议论者，莫不主张大行诛讨，可是整个看起来，简直是“未知何谋可以捍御”。他们根本没有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形势如何，也不考虑攻守之间的方便与否，只是一味地主张追讨，这样下去，不战就已经败了。夏竦的军情报告，无疑给那些夸夸而谈的大臣们当头一棒，他们除了担惊受怕却无计可施。

　　宋仁宗只好在边关下诏，取消赐予元昊的官爵，并说，有能擒获元昊并取其首级的人，立刻授为定难节度使。

　　1040年，驻守延州的范雍，面对西夏发动的大攻势，竟被愚弄而遭大败。

　　原来，元昊声言将攻延州，范雍听说后大为恐惧，连忙请求救兵。元昊一看打草惊蛇，就派人来对范雍说，愿意改过归命。胆小怕战的范雍一听说元昊愿意改过归顺，欣喜异常。他忙一边回报朝廷这个天大的“喜讯”，一边设厚礼对待元昊派来的使者。他完全相信元昊，把守城官兵全部撤回，半点都不设防。

　　结果元昊大举来侵，先攻保安、城下，乘胜攻延州，范雍急召刘平、石元孙两将来救。刘平素来自傲轻敌。前往延州途中，在三川口大败，与石元孙同时被元昊军所擒。延州被围七天，范雍失去两员大将，在城中担心不已，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因为一场大雪才解了围。

　　大败后，朝廷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并将范雍降为吏部侍郎、调往知州（四川）任职。命令下达时，正逢夏兵仍在攻击延州外围据点，延州诸将畏惧不敢出救，又听到范雍被降职，感到忧骇不已，纷纷上奏朝廷，希望不要将范雍调走。

　　韩琦面临这种情况，作了一个相当理智的建议。他说，范雍是二府旧臣，尽瘁边事，请予留任，以安众心。接替范雍的赵振只是粗勇之辈，作部署之用可以，仍可让他前来报到。倘若朝廷果真认为范雍的表现，实在是节制无状，根本不能再继续担当御敌重责，必须换人的话，最好召知越州范仲淹来取代范雍的职务。

　　任职边关制定策略

　　1040年3月，在韩琦的推动下，朝廷诏命吏部员外郎知越州范仲淹，恢复天章阁待制，前往永兴军任职。其实，用兵并不是范仲淹的特长，但在“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的情况下，他身负对国家生死存亡的使命感，用他的才智和平日所掌握的军事理论知识，毅然前往接受挑战。

　　同月，晏殊由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调知枢密院事掌军事。之前，富弼曾上言建议，边关之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应该由枢密院单独承担，宰相也应该参与商议。

　　宋仁宗接纳了富弼之言而下诏枢密院，自今举凡边防事务，必须与宰相参议。后来中书省还特地别置一厅，专与枢密院讨论边防军事。

　　富弼还针对自从范仲淹被贬斥以后，不准中外越职言事的禁令，利用日食的现象上言说当前要应天变，通下情，希望天子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言事的禁令。因为在古代，日食被认为是天降的灾异，来警告天子施政有所偏差。宋仁宗也采纳他的意见，下令解除禁令。

　　在面临国家危难的时刻，宋仁宗还算是一个明辨是非的皇帝。范仲淹这次复职，有了能实现抱负的环境。他终于可以在国事上大展身手了。

　　范仲淹正准备前往西北方的永兴军上任。这时，朝廷又改变主意，命他为陕西都转运使。接替范仲淹赴永兴军任职的，正是当年范仲淹被贬时，在蔡襄所写的《四贤一不肖诗》中，被“封”为一不肖的高若讷。

　　谏官梁适看到这个任命，以为万万不可。他忙上谏宋仁宗说，当年高若讷曾经诋毁范仲淹谋事疏阔，现在又安排他们到西北共事，实在不妥当。宋仁宗严正地告诉他，任命范仲淹和高若讷一起到边疆任职，是为了国家大局，他们应当明白我的用意，怎么能以个人恩怨而影响国家安全。不过，虽然宋仁宗这样说，不久以后，就下诏改留高若讷判吏部流内铨，让他做九品官员的查看、选拔工作。

　　由这件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宋仁宗在面临国家紧急危难时，想竭力打破臣僚间派系旧怨的苦心。这份苦心，对当时朝廷的政治空气，多少会有正方向的影响。

　　5月，宋仁宗为了战时需要，减少宫廷人员以充实前线。于是下诏，要年纪在40岁以下的御辇院中的辇官去做禁军。可是平日养尊处优的辇官都不肯去。命令下达后，每天都有千余名辇官带着妻儿子女在路上拦下宰相、枢密使请愿。

　　正好先前接替吕夷简的宰相张士逊准备上朝，他的坐骑被请愿的人潮所惊吓，使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御史中丞将此事上奏，宋仁宗就命枢密院查明具报。当时边事正急，机务繁多，张士逊身为宰相，却甚无建树，谏官不时加以攻击，张士逊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上章奏请准予告老归里。章奏无效，还曾数度面陈，最后终于拜太傅，进封邓国公致仕。

　　进封张士逊为邓国公的同时，宋仁宗又发布以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吕夷简，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的命令。

　　吕夷简又恢复了首相的地位。这一安排，与前述宋仁宗竭力要化解派系旧怨的苦心，想来是有些关系的。因为以派系加以划分的话，在前线的范仲淹、韩琦显然是吕夷简的反对派。虽然掌军事的是枢密院，而枢密院的晏殊向来提携范仲淹，但前已述及，为了因应需要，宋仁宗采纳富弼建议，让宰相参预军事，已打破宰相不预军事的旧制，所以吕夷简对范仲淹、韩琦在前线的作为，能更直接地干预。

　　吕夷简重任首相的人事命令发布后不久，他就力主给予范仲淹升迁的机会，认为先前任命他为陕西都转运使，不足以让他有所作为，应超升为掌兵权的职务，而在受命重任首相的第18天，他就发布命令，以陕西都转运使、天章阁待制的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以韩琦为枢密直学士，而两人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事。从这个任职命令可以看出，吕夷简十分清楚宋仁宗的心思，基于种种考虑，他做了这样的安排。

　　都转运使，是宋初为根本废除节度使掌地方军政机的制度，而以各州直属中央。但天下区域太广了，中央难以控制裕如，不得不在各州之上再设一个高级长官加以统驭。可是又怕重蹈节度使掌兵事、拥兵自重的覆辙，于是以统一财政收支为名，分全国为若干路，每路管辖数个州级单位，设转运使主管一路财赋、民政。有军事行动时，负责钱粮后勤支持。如有若干路需统筹办理，则设都转运使以总之。陕西分有四路，所以设陕西都转运使。

　　安抚使在宋真宗时﹐始设西川﹑峡路安抚使﹐泾源等十五军州安抚经略使等。以后﹐凡诸路遇天灾及边境用兵﹐派安抚使“体量安抚”﹐事毕即罢。仅陕西﹑河东﹑河北及两广等路常置安抚使司﹐掌管一路民政﹐以知州兼任安抚使，但必须由太中大夫以上或曾任侍从官者兼任﹐官品低者只称“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或“管勾安抚司事”。

　　吕夷简建议以这个职务授予范仲淹。宋仁宗感到非常高兴，称赞吕夷简有长者之风。不久，范仲淹入朝，宋仁宗命范仲淹与吕夷简尽释前嫌，共为社稷效力。范仲淹顿首说：“臣以前所论者，盖国事耳，于夷简又有何憾？”

　　范仲淹又写信给吕夷简，信中写到，唐朝的时候，郭子仪与李光弼素有怨隙，见面都不愿讲话。但安禄山作乱，郭子仪奉命讨贼之后，两人就不计前隙，握手泣别，以忠义互勉，终于把大乱平定，这实在是两人同心协力有以致之。今宰相您有郭子仪之心、之言，只可惜我仲淹没有李光弼之才、之力而已矣！

　　范仲俺接到任职诏令后，就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边关延州。一路上，他见到了战争带给百姓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孤坟累累，还有众多逃难的百姓。他们扶老携幼，步履维艰地走着，因为食物的缺乏，他们面瘦肌黄。范仲俺心情沉重地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到任后，就四处察看地形、军力部署并与将士们谈论对策。综合调查结果，他对陕西的形势做出分析：他了解到陕西现在的状况是边域的防御兵力占有一半以上，而关中的军力守备连三分之一都达不到；在抗敌策略上，许多戍边的将士都赞同分兵五路进攻西夏。

　　紧接着范仲淹又对这两点进入了深入分析，他说，元昊若得知我方虚实，了解关中兵力薄弱。必定在边城久战没有结果后，转而深入，乘关中之虚，攻打关中。那时内部就要大乱，朝延恐怕就难高枕无忧。至于分兵五路进讨，看上去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太宗时，以开国的宿将精兵北伐西讨，用兵多年而终未收复。何况今日承平日久，中原已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能有胜算吗？再者，我方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辄百里，敌方则轻骑便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必会弄得我军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反而是无功却有患。

　　经过彻底的分析后，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首先加强边城守御，这样可以持久作战。同时充实关中战备，使敌人无虚可乘。当听到探子来报敌军来抢夺时，就清除边城原野不让敌方有所掠夺，也不与之大战只守不攻。使敌人对边城无可奈何，而关中的实力已经大增，他们也不敢转而攻打关中。这些，一方面可稳住军心；另一方面可经由实际战斗，且守且训、以战养战，将部队磨练壮大，然后做好攻击准备。

　　范仲淹的分析、策略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十分正确的。他知道，宋兵虽人数众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虽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而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所以，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何况西夏在侵宋之前，早已连年征战，兵将们的斗志处在高峰，而宋兵国内几十年无战事，士兵们都已经习惯和平的生活，根本不愿意作战，也毫无斗志。在这种时候，唯有知己知彼，分清敌我的优势何在，以本身的绝对优势，攻击对方绝对劣势，才有办法致胜。

　　宋朝的优势在哪方面呢？那就是宋朝拥有广大的国土，而夏则是偏居一隅的寡民小国。西夏之对大宋，犹如以一隅而敌天下，他们发动战争，贵在求速战速决。当时的宋，虽然不是巨富，但与西夏较量，还算有本钱可拖，这就是宋对西夏的最大优势所在。再说西夏所处地理环境，不像契丹据有燕云十六州，使宋失去北方天然屏障。若想侵宋，只要自北而南，万马奔腾，如入无人之境，数日即可达宋之京师，动摇宋朝根本。西夏欲从西北侵宋，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即使宋军不利而后撤，西夏也不致长驱直入，因为进来即使容易，出去就难了。

　　夏国本身国力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朝进行经济封锁，不攻只守，将使西夏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不出两三年必自困弱。到那个时候，势必众叛亲离，再乘机讨伐，就可稳操胜算。

　　他这个战略，不可避免的引起部分朝臣地反对，有的人讥笑他“区区过慎”；有的人指责他“坐老吾师”。其实，以当时宋朝的国力看来，确实正如范仲淹所担忧的，无力对西夏发动主动攻击。范仲淹所订的这套战略是值得佩服的，他完全掌握了从不败，进而致胜的关键，作风持重而不急功贪进。针对西夏的速战速决战略，故意来个持久的消耗战，一个文臣能有此胆识、修养，真是难得！

　　1040年5月，范仲淹与韩琦同时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推举欧阳修前来担任掌书记，欧阳修坚决不肯，因为他觉得“今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只怕山林草莽之间，还有一些知义慷慨之士，未得出门下。”他建议范仲淹多多发掘各方面的人才，不愿意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接受升职。

　　范仲淹的首要工作，就是站稳脚步，加强已有的各防卫据点的守御功能。有大批敌军来，就闭垒以等待空隙，少数敌军来，则扼险以致胜，总之就是先保持不败。

　　8月，由于原奉命知延州的张存，迁延不肯赴任，来到之后又声称素不知兵，且以年老为由，请求内徙。范仲淹就疏请求自代，获得朝廷准许。

　　先前朝廷曾颁布一项规定，把驻守边地的部队分成若干队，部署领万人、钤辖领5000人、都监领3000人。有敌来寇的时候，官小的先出去应战。

　　范仲淹接掌后，发现这个规定不合理，他说：“不先弄清楚敌人数目众寡就出战，出战的时候，又以官阶大小定先后，这简直是取败之道。”于是他把延州州兵分由六将统领，每将领3000人，分部训练之。敌来犯时，依据来敌多寡，调派各将领兵应战。由于调派合宜，一切依情况需要而机动运用，西夏对范仲淹驻守的地区，竟不敢再犯。后来，各路宋军都模仿范仲淹的作法，去除原来按官阶大小出击的不合理规定。

　　范仲淹在前线还发现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名字叫狄青，汾州（山西汾阳）人。每次临敌，他都是披发、戴铜具，出入敌阵中，所向披靡，神勇不可当。

　　当年被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列为四贤之一的尹洙，当时任经略判官，曾与狄青谈兵，觉得狄青颇有深度。那时狄青还只是个中下级军官，尹洙就在韩琦、范仲淹面前加以推荐。韩、范二人予以接见后，范仲淹叹道：“此良将才也！”素来爱才，现在更需要将才的范仲淹，特地送他一部《左氏春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为将者若不知古今，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狄青颇受感动，从此开始折节读书，尽通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术，并因此而更有深度，更为知名。他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的指点和提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范仲淹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在前方按部就班部署的时候，韩琦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战的他对范仲淹的行为很不赞同，他向朝廷上书说，现在朝廷拥有20万重兵，只守边关却毫不反攻，是怯弱的表现，自古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而长此以往，士气全部都要消磨殆尽了。这20万的士兵所需的粮食物资，还有马匹等战略物资消耗太大，只怕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决。

　　朝廷针对他们截然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枢密副使杜衍以为韩琦的计划非万全之计。但宋仁宗也想速战速决，急于获胜，最后还是下令按韩琦的计划进行。下令于1041年1月，由陕西的鄜延、泾原两路军队出兵讨“西贼”。并命开封府、京东、京西、河东各路，设法集驴5万头，以备西讨。

　　范仲淹得知这个诏令后，忙向朝廷上书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诏命年初起兵，暂且不说军马粮草要数万，就是大军入险阻之地，这时塞外雨雪大寒。行起军来，既暴露又易艰难，要是敌人乘机来袭，所伤必重。他认为，现在边关各路的城垒、兵甲、粮草、战马都已经有妥善准备，完全可以防守，根本不怕敌人先来犯，实在没有必要急着出击。他希望等春暖之后出师，那个时候敌人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整个行动，纵使没有大收获，也不致有什么损失。

　　他又说，朝廷先前已下令要招降西夏各族首领，以分西夏之势。而鄜延路是旧日进贡的路线，所以希望朝廷决定要采取攻击行动时，暂时保留这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敌来则击。最好能允许他乘攻击行动未开始之前，对敌示以恩意，说不定可予招纳。若按照这个计策，很长时间后仍无效，然后再计划进兵应该也不迟。至是进兵的方法，则应先取绥州、宥州，据其要害，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计。因为如此一来，茶山、横山一带的少数名族，必会畏惧宋兵的威武，我们就可以招降，倘若他们不降而奔窜，也等于去了敌人的一臂。这样做，既可拓疆又可制寇，绝无轻举之失。

　　另外，他主张在鄜延路，尽速修复各战术据点的城寨，以牵制元昊东界的兵马，使他无法全力攻击在西边，今甘肃省境的环庆、泾原二路的宋军。如此，则与三路出兵并没什么两样。

　　这些意见呈上后，朝廷准许他保留鄜延路不出兵，以示招纳之意，但仍命他配合夏竦、韩琦的军事行动。

　　这种情形，对当时执行朝廷决议最高的指挥官经略使夏竦，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向朝廷报称：日前韩琦与尹洙回朝廷与二府大臣商议攻守策略，决定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并且订下出兵的月日。今范仲淹所议不同，他曾命尹洙前往延州与仲淹再议，可是范仲淹坚持己见，不肯出师。他最近又听说，敌人正在聚兵一路以敌王师，若按朝廷原计划，两路协力，分击其要害，他尚且忧虑诸将没有作战经验，士卒骄怯，无法大挫其锋。现在范仲淹又不肯出兵，只令泾原一路兵马进击，鄜延路却以牵制为名，盘旋境上，让泾原一路去单独对付敌人集聚而来的兵马，这岂不是正中敌人之下怀？而且元昊遣使来降，他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怕大宋大举讨进，二是诈降以作缓兵之用。他希望朝廷再派遣大臣，务必监督范仲淹进兵，一同入敌境，免得方便了元昊乱使奸计。

　　于是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如此固执，就责怪他说：“你怎么如此怯懦，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范仲俺一听，立即反驳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难道把这些人的性命都可以置于胜负之外吗？我是不敢苟同这样的看法的。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争论停止了。

　　2月上旬，朝廷命环庆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泾原商讨用兵事宜。正好这时韩琦巡边至泾州，就有人对韩琦说，元昊计划攻打泾州西边的渭州（甘肃平凉）。韩琦当下决定，率着泾原一路人马自行出击。他接着又招募了近两万的士兵，令任福领军击贼，并面授机宜说：“我方诸寨相距只有四十里，粮草足够。你要自己斟酌情况，如果不可与敌接战，则应就地据险设伏，等夏兵回头之后再予截击。”任福依命就道之后，韩琦还很不放心地到城外，对任福再三交代，要严守他所授的机宜，切不可贪功。

　　任福分轻骑数千，与镇戎军的常鼎、刘肃会合，在刘家堡的南方与敌相遇，结果轻易地斩首数百，获得一场小胜利。夏兵弃马、羊、骆驼，往北方逃去。任福等人随后追击，傍晚的时候，宋军几队人马，合屯在好水川，另几队人马屯在龙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相约明日会兵，不得让夏兵逃走。

　　有巡逻回来的士兵报告，说夏兵来得很少。于是任福从心底就开始轻敌，而一路穷追夏兵不舍，以至于路越拉越远，粮草不济，不久就断粮了。任福这时还不知已中元昊的诱敌之计，仍全力追击夏兵。到龙竿城北时，突见黑压压的一片夏兵，从大盘山冲下，摆出阵势以抗宋军。

　　任福还来不及摆出阵势，夏兵已以铁骑冲突。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宋兵将死伤无数，有人劝任福投降。任福悲壮地说：“我为大将，军队败了，只有以死报国！”仍挥舞兵器，挺身决斗，最后被枪刺中咽喉而死。

　　韩琦觉得这次出击遭遇惨败，自己应担有责任，就自动请求处分。因罪不只在韩琦一人，所以，只把他降为右司谏，知秦州（甘肃天水），罢去安抚副使之权。

　　经过这次战败，朝廷主战的火焰还没有完全消散。范仲淹上书分析了这次战败的原因。他说，首先是任福见有小胜，就轻视敌人，不顾一切追击逃兵，完全不依照韩琦指示，以致全军覆没。像任福这么一位素来有名的守边之将，尚且如此不能料敌，现在临时所选派的将领，条件本来就比任福差一截，却还要他们深入追击，这种作法，不知又要造成什么样的灾祸！

　　孙子说过有备无患，“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现在深入追击，并无必胜把握，怎可因任福之败，为争口气又轻言进兵？孙子还说，“王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该以实际情势是否真正有利，来决定行动与否。

　　朝廷终于采纳他的坚守策略，各路行营之号不予取消，从此也不再主动出兵深入攻击。范仲淹开始按照自己的作战策略具体部署起来。

　　他先是修固边城，在边关的前沿阵地修筑战垒，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方的故垒上筑城。因为是延州的军事战略要点，它的右边可屏障延州，左边可从山西运送粮食，北边则可进攻西夏边城。范仲俺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又大兴耕种，补充了军粮。还与商人进行交易，增加了经济来源。在训练士兵过程中，要求他们把银钱当靶心，射中就赏，提高了士兵们训练的积极性，战斗力大增。不仅巩固了军事据点，还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附近的少数民族的人家都前来归附。考虑到当地百姓远路纳赋，过于劳苦，范仲俺还奏请将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缴课税。当时，西夏军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

　　范仲俺的主张又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没过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宋军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强了。

　　范仲淹精练士兵，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免去了一批无能的军将，提拔了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些职务。积极招募士兵，把原来那些不能吃苦耐劳，又没有斗志的禁军遣回家乡。还把士兵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俺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就这样，组建了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

　　他还以优厚的条件招抚边关的少数民族。他一方面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一方面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亲自接待前来拜见的首领，并给归顺的百姓田地、粮食、生活所需品。这样，前来归顺的人越来越多。

　　通过实施以上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

　　西夏和议解除危机

　　在好水川之役前，范仲淹在延州时，元昊曾假意派使者高延德到延州求和。范仲淹接见高延德之后，深感元昊的所谓求和并没有诚意，而且又没有让使者带来求和的正式表章，所以不曾向朝廷报告。随后，他又修书一封，派部下韩周带着信，跟随高延德到西夏，希望能够对元昊晓以大义，劝他真心地归顺宋朝。韩周走后不久，就发生了好水川之役，宋军大败。

　　韩周在西夏停留四十多天，元昊命亲信写了一封覆函给范仲淹，让韩周带回。信中口气非常傲慢，范仲淹一怒，在西夏使者面前把信烧了，但事先已经抄录了一遍，准备报回朝廷。这封信一共26张，他认为不可以报朝廷的有20张，就把那20张全部烧掉，另外又略加删改，才命人送到朝廷。

　　信送达朝廷之后，有的大臣指责范仲淹不应该随便与元昊通书，更不该自作主张把元昊的回信烧了。这时，还有一人主张斩了范仲淹。这个人就是参知政事之一的宋庠。

　　原来宰相吕夷简复位之后，朝中其他大臣都畏惧他的权势不敢与他相争。只有参知政事宋庠屡次与他相争。宋仁宗也很信任宋庠，待他甚为宽厚，这更使吕夷简忌恨在心。但一直苦无机会整垮宋庠。

　　正好范仲淹与元昊通书的案子发生，吕夷简就故意从容地对宋庠说，范仲淹如果不是与元昊私通，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宋庠以为吕夷简真的是认为范仲淹犯了大罪，于是在讨论的时候，就大胆地主张，应将范仲淹论斩。

　　这时，杜衍忙奏明宋仁宗，范仲淹的本意在招抚叛敌，怎可因此而令他获罪呢？吕夷简一看时机成熟，跟着就表示同意杜衍的看法。宋庠的论斩主张，招来众多大臣的严厉谴责，终而以朋党事被黜。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得到吕夷简的仗“义”之言。此外，谏官孙沔又上书为他辩解。宋仁宗只命范仲淹降职了结了这件事。

　　5月，又发布命令，命范仲淹到耀州任知州兼任庆州（甘肃庆阳）知州和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

　　10月，由于原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久任无功，屡遭谏官攻击，于是自请解除兵权，改判河中府（山西永济）。

　　同时，陕西从这个月开始，正式分为四路：秦凤路（秦指甘肃天水的秦州、凤指陕西凤翔）、泾原路（泾指甘肃泾川的泾州）、环庆路、鄜延路（鄜指陕西鄜县、延指延州。）以长安为中心，自东而西，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大体成一扇状。

　　各路指挥官分别是：鄜延路庞籍，兼知延州；环庆路范仲淹，兼知庆州；泾原路王沿，兼知渭州；秦凤路韩琦，兼知秦州。他们除了担任各路部署司事兼知州以外，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当范仲淹到庆州任职后，他就开始招抚居住在边境的羌人。元昊刚开始叛宋之前，边境的羌人为元昊所诱，暗地协助元昊。如环庆路的酋长们相约在西夏兵攻打宋边境时做向导。但是羌人不敢一面倒向元昊，时时在宋朝、西夏间两边倒。

　　范仲淹到庆州上任后，先向朝廷请得诏书，然后就开始巡边。他命人犒赏羌人，并检阅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与他们立下约定：凡是伤人的罚羊百头、马二匹；杀害宋人的斩。凡是与宋人负债争讼，一律送官审理。西夏兵入界侵犯时，凡不随本族逃避的人，每户罚羊二头，并扣押其首领。西夏兵入侵时，老人幼儿避入宋军城寨接受保护，宋军将负责供给饮食，若不入寨，则罚羊二头。全族都不入寨者，囚禁其首领。定下这个规定会，再也没有羌人为西夏兵所用了。

　　1042年4月，朝廷命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王沿为泾州观察使，庞籍为鄜州观察使，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这是范仲淹到陕西任职的第三年，也是他提出的战略被采用的第二年。

　　唐朝初期，派朝臣分赴各道访察州县官吏功过及民间疾苦，有时叫巡察使，有时叫按察使，或叫采访使、兼黜陟使等，最后定名叫观察处置使。安史乱后，内地增置节度使或防御使。防御使不授旌节，地位较低，常由采访使兼领。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既为一人二任，则兼理军民。唐代后期全国渐分至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重者为节度，次者称观察，并为地方军政长官，其僚属将校略少于节度使。不过到了宋朝，观察使与节度使一样，被永久冷藏，有其名而无其实，只当作荣称，而非实职。所以这项宣布，只是把范仲淹原来的荣衔“龙图阁直学士”加以更换，增加官禄而已，而实际职权仍未改变。

　　任命宣布的第二个月，范仲淹恳切地三次上表，请求辞去这个荣衔，并请恢复原衔。其理由是，原来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是用内朝近臣的名义。出主军事，诸将莫不以朝廷之势，可以使外敌多几分畏惧之意。现在补为外帅之职，反而减少了为王。另一方面，守边数年以来，羌人对他颇为敬爱，都昵称他为“龙图老子”。何况，西夏沿边的一个小小首领，元昊都授予观察团练使的名衔，他如果被称为观察使，徒然使敌人轻视而已。而且，他自认为并无大功，不应更增厚禄，所以请求回复原衔。宋仁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恢复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

　　自此三川口、好水川之役以后，西夏与宋朝又经历了几次战役，虽然宋军都小有损失，但元昊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无法逼使宋军后撤。从整个战局看，算是稳定了局势，边境之危减轻了许多。

　　究其原因，完全是范仲淹始终坚持的大战略愈来愈见成效的缘故。在这个战略指导之下，鄜延路屯兵近7万、环庆路5万、泾原路7万、秦凤路近3万。部队的成分方面，除了正规军以外，还有招抚来的诸羌兵马。各种战略、战术据点、大城、小寨，都依照坚守不轻易出战的原则，星罗棋布，在各角落屹立不移，形成一面充满攻击潜力的铜墙铁壁。即使各据点中，有某个不幸被攻破，元昊也会碍于其他坚固的据点，可以互相援助的原因，而不敢贸然行动。所以只能小规模作战，不敢长久作战。

　　范仲淹所预测的另一个效果——拖垮西夏，也露出愈见明显的迹象。西夏因为连年作战，国力已大不如以前，再加上没有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无法从宋掠夺物品，许多东西都濒临匮乏。西夏现在已经疲困不堪，元昊开始有求和的意向。

　　朝廷密诏东线的知延州庞籍，进行主动招抚工作。庞籍对西夏使者说，我大宋富有天下，虽然部分军队遭到一点小挫败，也不致于有什么大损失。可是你西夏，一败就是社稷之忧。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首领，若能悔过称臣，朝廷对待你们的礼数，必定优于从前。这时西夏的使者再也不骄横无礼了，他谦卑地说，能够臣服于大宋是我们日思夜想的事情，我一定把您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上面。

　　在客观形势上，西夏正处于极不利的情势。原来宋、辽、西夏的三角关系，西夏采远交近攻策略，亲辽而与宋相抗。好水川之役宋军大败后，辽曾经趁此机会，遣使前来要求割地。宋朝廷派富弼前往交涉，他以智慧和超人的胆识，能言善道的口才，坚拒割地、和亲的要求，只以增加岁币，解决了辽的趁火打劫。宋、辽再度和解之局确立之后，辽对西夏的侵宋行动不再支持，而派使谕令西夏与宋和谈。

　　自从元昊继立之后，他就一反其父的作风，对辽不再恭顺。随着国力坚强，他不再臣服于辽，对他的辽国妻子也逐渐疏远甚至刻薄。双方关系早有裂缝，现在辽又反悔与西夏的承诺与宋言和，嫌隙于是更大。

　　西夏站在自己的立场衡量，由于本身在战场并未失利，若与宋言和，除了名分上必须恢复对宋称臣以外，其他方面，还可以索求一些好处，补偿用兵多年所遭受的损失。然后还可以转而对付辽，对自身而言怎么看都是有利的。

　　1044年，元昊向宋称臣，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并赐予西夏白银7万多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同年，辽主亲征夏，为夏所败，最后也是以表面的和局了结。

　　庆历新政新景象

　　首相吕夷简一直以年迈为由，数次提出辞去官职，但宋仁宗都没有答应。后来，陕西转运使孙沔上言，指责吕夷简掌持国政以来，黜忠言、废直道。最近重为首相三年来，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北边事屡以败闻，契丹又趁火打劫，可说一无是处。现在契丹已经复盟，元昊也黔驴技穷，前来求和，天下日望和平，因此，这是一个“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士”的机会，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往日大宋的光辉。吕夷简如今求去，如果不乘机矫正前过，而仍然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又让这一类的人充斥朝廷，则汉朝的张禹，唐朝的李林甫，等于又在我大宋出现。

　　看来这份奏书，宋仁宗并没有责怪孙沔，也没有反对。就连吕夷简本人都说，孙沔的这些药石之言，只恨晚了十年才听到！于是，宋仁宗就同意了吕夷简的请辞，命晏殊为相。

　　吕夷简辞去首相之职后，仍以司徒的名义预议军国大事。时任谏官的蔡襄，上疏指责吕夷简仍然贪恋权势，他要求免除吕夷简参预军国大事的特权，让新任的两府大臣能够专当其责，不受干扰。不久，吕夷简自请免除预议军国大事，宋仁宗予以批准。

　　1043年4月，朝廷宣布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

　　本来，在发布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的同时，宣布前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充枢密使。可是夏竦的任命引来台谏官的交章论劾。他们认为夏竦当年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曾经在巡边的时候，置侍婢于军帐之中，几乎闹成军变。再者，元昊常榜示塞下，宣称拿到夏竦脑袋的赏钱几千，可见夏竦在元昊眼中是多么不值钱。他们又指出，吕夷简之所以要推荐夏竦这种人，只因为他们向来不和，之前吕夷简在位时畏惧他的为人，不肯引为同列，而今既要下台，正可借机加以推荐，以表示尽释前憾。

　　还有御史检举夏竦私结太监。被认为是范仲淹同党的余靖也说：“夏竦原来数度称疾请辞，这次一听说以枢密使召用，却又兼程赶来京城。若不及早决定取消任命，等他赶到了才听说被取消，他必会坚持要求面圣，来个叙恩感泣。到那时，再加上左右有人帮他说话，臣恐怕陛下也会为之迷惑。”最后，宋仁宗受不了群臣的反对，终于决定以杜衍取代夏竦为枢密使。

　　晏殊为首相兼枢密使，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并为枢密副使，同为执政大臣。另外，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至此，人事大变革终于落幕。

　　同年6月，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认为参知政事之一的王举正过于懦弱，不称职，要求以范仲淹取代。宋仁宗同意后下了诏令，但范仲淹以执政大臣不可由谏官来推荐为由坚持不受，反而请求宋仁宗让他外调边地。

　　当时宋、夏和约尚未正式签订，因元昊不肯自称为“臣”而讨价还价。宋仁宗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仍留在京师。到了8月，朝廷再度宣布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而由韩琦代仲淹为陕西宣抚使。

　　宋朝为免去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以文臣领军的举措未免矫枉过正。因此使范仲淹不得不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挺身在军事上为国竭智尽忠。虽然他做出了一番成绩，但领军终非他的特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的全盘性的、政治性的经世抱负一直无法施展，现在终于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由于与西夏作战，边防开支急剧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为改变这种局面，宋仁宗忙命朝臣拿出对策。这时，就有了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即范仲淹领导的“庆历变政”。

　　范仲淹受命为参知政事的第二个月，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集二府大臣知杂御史（知杂是掌杂事的意思）以上的官员，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看瑞物。然后问御边大略及施政得失。而最令范仲淹等人诚惶诚恐的则是宋仁宗还赐坐并赠纸笔，要他们条列改革政治的意见。对宋朝来说，开阁召对、赐坐已经是殊礼，现在再来个御赐纸笔，可见皇帝改革的决心是毋庸怀疑了。

　　范仲淹和富弼联合草拟一份万言书，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就是史上著称的“十事疏”。这十条有：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当时，宋朝升降官员，不是依据官员是否勤勉，也不依据他们政绩的好坏，只是以年长资历为准。所以为官之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作官的途径。当时，居高位的人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而且这样得来的官员都是无能之辈，他们还贪赃枉法，相互包庇，结党营私。范仲淹提出限制恩荫特权。

　　前两项针对的是磨勘与任荫这两项不合理的制度。磨勘是宋朝官吏的升迁办法，规定文官每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而不论其任内考绩。这种纯粹以年资叙迁的办法，造成贤与不肖一律并进的偏差局面。有所作为的贤才，被指为生事，遭到耻笑；一旦稍有差错，马上会被排挤。而尸位素餐的人可以坐至公卿，一心报国者反而狼狈不得进。

　　恩荫制度是指某人得任大官，则其子孙甚至异姓亲属，或毫无血缘关系的门客，都可以获得官禄。其结果，姑不论所任官吏质量是否有问题，单单在数量方面的惊人增长率，就已经够使政府不胜负荷了。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一点，在范仲淹任地方官员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未被采用。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州县两级官员不称职者居大多数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使得官员不能尽心办事。他建议朝廷均衡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予以惩办或撤职。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壮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制定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回乡。这样，便能减少繁重的徭役了。

　　范仲淹的这十项政见呈上之后，宋仁宗求治心切，全部予以接纳，下令将它们整理成法令。

　　新政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实施不久，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凭借恩荫为官的人数受到重重限制。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没有政绩的官员被免职或降职。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尽量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便劝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不以为意地回答，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些。

　　阻力过大新政失败

　　新政的改革内容已经严重触及了大多数高层官员的利益，守旧派势力开始反击了。他们再次抨击范仲淹一派是朋党，还秘密调查起他们。欧阳修也被明升暗降，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改革途中隐患重重，新政岌岌可危了。

　　反对派以夏竦为首。夏竦自因范仲淹等人劝谏被取消任命枢密使后，就与范仲淹一派势不两立，恨透了他们。于是他发动一批反对派，时常指杜衍、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为党人，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进呈宋仁宗，内容有：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xiumb.com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于是宋仁宗就问范仲淹，自古以来，小人大多相结为朋党，难道也有所谓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回答他，当初在边关时，就曾注意到兵士当中，凡好战者自会成为一党，怯战者也成一党，这似乎是物以类聚的自然现象。在朝廷，有邪党、正党之分，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其间的取舍，完全要看皇上的明察。如果说，相结为朋党，但却是朋而为善，则这种朋党对国家又有何害？

　　夏竦得知欧阳修上呈的《朋党论》后，因为等于被指为“小人之伪朋”，不禁恨上加恨。

　　写《庆历圣德诗》的石介，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建议他“行伊、周之事”。而这封信的内容不知什么原因，被夏竦得知了。

　　所谓“伊、周”是指商周的贤臣伊尹与周公。“行伊、周之事”也就是辅弼天子的意思。可是与“伊、周”只差一个字的“伊尹”“伊霍”，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伊尹曾放太甲于桐，霍光则废昌邑王，改立汉宣帝。“伊霍之事”变成是人臣废立天子的意思。

　　夏竦得知石介所写书牍的内容后，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命女奴偷偷摹仿石介的笔迹，把“伊周”改成“伊霍”，并且还伪造了一份诏草，说是石介帮富弼撰写的废立诏草，然后火速上闻于宋仁宗。宋仁宗看了并不相信。范仲淹与富弼为了避嫌，不敢自安于朝廷，于是都提出巡按边地的请求。

　　此时宋、夏和议还没签订，这个时候，传说契丹准备征西夏，局势极不稳定，所以范仲淹的坚请调职终获首肯，他得以离职转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两人的相继离去，更引来反对派打落水狗式的攻击，朋党之论越发嚣张。随着谗言越来越多，宋仁宗也开始动摇了，对改革的热情已经没有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边境危机消除。

　　1045年年初，曾经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又恢复原职。

　　庆历新政以火热的势头展开，但不久就被扼杀了。究其失败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诬陷范仲淹、韩琦等为朋党。宋仁宗因为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和对朋党的避忌，他不想改革了。宋仁宗当初要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西夏的危机，这时已经与西夏和议了，这也是他放弃改革的原因。

　　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新政严重损害了宋朝的统治基础——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宋仁宗也是要废除改革的。

　　晚景凄凉落叶归根

　　开展庆历新政，是范仲淹政治生涯的巅峰。仓皇离开京师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朝廷任事，而是转徙各地担任地方长官，直到终老。

　　范仲淹不仅是有名的政治家，还是个大诗人、词人。他的词保存下来的不多，但都堪称不朽名作，颇为后世推崇。《苏幕遮》是他经略西北时的作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离开京师，再回到西北，面对这些旧作，范仲淹感慨万千。

　　1045年，他奉命到邠州（陕西邠县）任地方官兼任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在此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他闲暇无事，就带着下属们去登楼远眺，还设置了酒宴准备喝酒谈天。刚坐下，还没有举杯饮酒，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急忙派人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一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悲伤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他们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丧事。百姓们见他如此善待穷人，都感激不已。

　　7月，石介病亡。夏竦仍不放弃对他及范仲淹等人的迫害。正好徐州孔直温谋叛事发，据说在搜家的时候，搜到石介写的信。夏竦就上言说：“石介其实并没有死，他只是受富弼之命，偷偷到契丹计划起兵之事。”

　　范仲淹听到后为了避嫌，称疾请求解除兵权，改治内郡。他在《陈乞邓州状》中说，“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若当国家有急难之时，臣不敢自求便安，且当戮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原系武臣知州，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

　　不久，范仲淹拖着病体前往邓州（河南邓州）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山东益都一带)，欧阳修被贬去滁州(安徽滁县)，滕宗谅贬到岳州(湖南岳阳)，尹洙则到筠州(江西高安附近)，当时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于是范仲淹上书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时极为贫困，但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在邓州担任知州时，为政清简。没有政事时，常与宾客琴诗宴游。到邓州的第三年，朝廷有命，要调他到今湖北境内的荆南府时，邓州百姓不忍他们爱戴的知州离去，成群结队拦下朝廷使者，恳求让他留任。于是，朝廷命范仲淹仍留邓州。

　　1046年，范仲淹应滕子京的要求，创作了最能表达他一生的心志，也为天下传诵的《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就是以追求“古仁人之心”为人生目标，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理想境界的仁人君子。他为人处世所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没法达到这些目标和境界。

　　在日常生活方面，他曾在家书中说：“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

　　“忍穷”说来容易，做来可不简单。但范仲淹早年就懂得自制，中进士踏入仕途之后，仍一直能保持俭约习惯。即使做到参知政事，贵为二府大臣，也是“非宾客，食不重肉”（除非请客，绝不吃两种荤菜）。每天在就寝之前，都要检讨当天有没有奢侈浪费的情形，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检讨的结果，没什么浪费或不对的地方，就安然睡下；若有，则第二天必会设法为百姓多做一件有利的事情来补偿。

　　1049年，范仲淹被调往杭州做知州。这一年，他出资为范氏一族购义田，设义宅，被天下人作为德义的榜样。

　　1050年，吴中闹饥荒，范仲淹开仓救灾，并募集民力，兴办各项利民建设。他身体更加虚弱，于是请求改调。

　　1051年，他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调往青州（山东益都）做知州，兼任淄潍等州安抚使。这儿正是当年母亲带他改嫁的地方，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故乡。

　　责任心强的范仲淹到青州之后，发现黄河以北水灾所造成的流民，尚在村落，正需救济；而且岁饥物贵，盗贼满路。他的忧劳有增无减，大感力不从心。日渐衰弱的身体，使他不得不请求他调，让心力皆能配合的人来拯救那些灾民。

　　他请求改调颖州（今安徽阜阳）获得朝廷的准许。1052年，范仲淹坚持带病前去赴任，结果才走到徐州就病逝了。这里正是范仲淹出生的地方，他生于徐州死于徐州。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百姓们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12月，范仲淹被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的万安山下。宋仁宗亲篆碑“褒贤之碑”，并敕赐西京褒贤显忠禅寺，及苏州天平山白云禅寺，永燃范仲淹香火。

　　范仲淹历官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护军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赠兵部尚书，谥文正。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是中华美德的精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将一直传承下去。他艰苦自律、勤勉好学、正直忠诚、为百姓为国家呕心沥血的形象将永远树立在后代的心中。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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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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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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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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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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