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字学

　　王国维

　　☉1877—1927☉

　　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县人。1898年赴上海，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堂学习。1901年，赴日学习。回国后在通州师范学堂和苏州师范学堂任教，教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1906年赴北京，任职学部总务司，历任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教育，走仕进之路，自1898年至1907年，开始学习研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醉心于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自1907年开始，从事美学、文艺理论、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工作。自1913年之后，他又着手进行甲骨文、古器物、汉晋简牍、先秦史、西北史地等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学术的思辨方法相结合，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王国维著述丰饶，主要著作有文集《观堂集林》《静安文集》，专著《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

　　经典导读

　　今古文问题不仅是古文字学研究，也是经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今文、古文之含义最初所言乃偏主于文字上之差异，又由此生发而为经学学派之不同。

　　今文在古文字学上，所指较为明确，即指汉代通行之文字。但古文作为一种书体，颇为罕见，东汉时对古文含义之表述，已经存在差异。后世学者或因为误读，或囿于因袭，对其含义又缺少追本溯源、条分缕析的深入分析，遂使“古文”意义含混，所指不明，成为千余年未发之覆。王国维以其卓识，一方面通过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把握了古文书体的特征及其传袭演变的线索，另一方面，又深入分析文献，对今文、古文含义的变迁详加分梳，从而使古文书体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得以彰明。

　　除了甲骨文、金文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外，王国维对战国文字也同样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在战国文字材料的收集中，王国维既重视《说文》《汗简》等传世材料，又特别重视载体各异的出土文字材料。彝器文字、兵器文字、陶器文字、印玺文字、货币文字、石刻文字，均成为王国维关注的对象。他利用范围如此广泛的出土材料研究战国文字，足称有先导之功。

　　在研究方法上，王国维将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并充分利用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材料相结合。在历时层面上，王国维利用较早的甲骨文、金文及相对较晚的篆文、隶书与战国文字作纵向的对比，注意关照文字发展的轨迹，力求正确释读文字。在共时层面上，王国维打通文字载体与形态，将陶文、兵器文、印玺文、石经文字、《说文》古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固当以通行文字书之”[28]这一正确结论，为论定汉初古文之形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在研究中注意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除了《说文解字》《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专门的文字研究材料外，他还注意广泛运用传世材料进行研究。《集韵》《玉篇》《隶释》乃至敦煌卷子、汉代简牍都成为他论证所用的材料。

　　经过长期的研究，王国维逐渐对战国文字有了整体的把握：“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29]更进一步，他将战国文字分成两个系统，即是秦系文字与六国文字。这种体系的划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文字学的发展，成为学界的共识。李学勤评价王国维的分类，以为这是凿破浑沌的创建。

　　由于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其对今文古文的认识自然较为深刻。而古代学者由于对古文的陌生，记载含混之处所在多有。《观堂集林》卷七《艺林七》所载之一系列文章：《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蝌蚪文字说》即集中讨论了古文的相关问题。《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可为其总结，就古文书体，是篇明确提出：

　　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30]

　　即是说，古文与秦之篆文的不同，并不在于古文在时间上更早。事实上，两者皆从殷周时代之文字演变而来，不过是由于地域的差异，变化情形不同，各成体系而已。秦人居先周旧地，所用之文字，直承殷周文字而来，东方各国则不似秦人，文字相对殷周文字有了较大的变化。

　　至于“古文”之称，乃出自于汉人：

　　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写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31]

　　汉代之文字，无论是篆文还是更为流行之隶书，其源皆出于秦之文字，故汉人对六国之文字较为陌生，以六国之文字用于古而不见用于今，故称之为古文。亦即是说古文是相较于汉世之通行文字而言，非是相对于籀文、篆文而言。但随着时间之推演，用古文书体书写之文献藏之秘府，非寻常学者得见，古文之称又传承既久，学者或因其称而误以为古文在籀文、篆文之先。

　　如汉末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所言之重文、古文五百余字，来源皆是壁中书及张苍所献之《春秋左氏传》，实际上仍是六国文字。由此可见，许慎即以为古文早于籀文、篆文，乃是仓颉所作，又以为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左传》所用即是古文。

　　而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则认为，以古文为孔子所用，固无显证，至于古文较籀文、篆文更近古，则显然是错误的。王国维结合大量的出土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引用吴清卿说：“《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之字。”[32]是许慎所谓之古文与实际出土之殷周金文文字并不相同。同时，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一文中，举例近五十字，将《说文》中的古文与三体石经及六国印玺、兵器、钱币、陶器上的文字进行对比，认为：“以上举诸例，类不合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汉人传写之文，与今日出土之器，拼若剖符之复合，谓非当日通行此种文字，其谁信之？”[33]即是说汉时通行之字本于秦，秦之字本于殷周，其轨迹可得考见。而六国古文则自成一系，与汉时文字不同，故得古文之名。

　　王国维对古文书体与古文经学的正确论说，与其详尽分析文献，追溯古文含义之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王国维指出，《史记》中司马迁所言之“古文”，明显是基于汉代之通行文字而言，凡先秦写本旧书，虽然其书写文字已经废弃不用，但司马氏去古未远，尚能识其文字，称之为“古文”，此“古文”非但包括东方六国旧本在内，恐已有篆籀古写本在内。籀文、与六国文字此时已皆不见用，故皆谓之为古文。就其范围而言，亦不局限于孔壁所出之六国写本经书，容有《五帝德》《帝系姓》《谍记》《历谱》等旧写本在内。[34]

　　但延及东汉，学者所谓之古文已经专指壁中书而言。王国维《汉书所谓古文说》中指出，司马迁所见之中秘金匮石室中之《谍记》《历谱》之书，东汉之初未必尽亡，然《汉书·艺文志》言及《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谍、谱类书籍，却并不区分今、古，而惟以今古言经书。于此可知，东汉时的古文除了文字书体之含义外，更有一种学派之观念。王国维指出：

　　盖诸经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艺于书籍中为最尊，而古文于六艺中又自为一派，于是“古文”二字，遂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35]

　　壁中所出之古文经书，不仅文字与汉代今文传本不同，经说也大有不同。所以古文从书体而言，指的是六国文字，从经说而言指的是古文学派。而读者必须能够明了此两种含义，才能正确理解文献中古文之义。王国维举《汉书·地理志》之例加以说明：

　　汧山、终南、敦物、外方、内方、陪尾诸名，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用字或异，而名称皆同。而《地理志》独云‘古文以为’者，盖古文《尚书》家如王磺、桑钦、杜林等说《禹贡》，以右扶风汧县之吴山为《禹贡》之汧山，以武功之太壹、垂山为《禹贡》之终南、敦物，是《地理志》所谓古文，非以文字言，以学派言也。[36]

　　《尚书》所言之诸地名，今文三家名称皆同。古文家之说，则显然在名称和解释上已经与今文大不相同。则除了文字之差异外，说解之差异才是今文、古文学派之核心差距。

　　实际上，古文书体毕竟不够通行，其出于孔壁重见天日之后，即有汉人将之用通行之文字转写，虽仍有古文书体写本传世，但在文字层面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差异是日益减少的。而古文之含义也日益偏重于学派之差异，故后世学者已经逐渐不能明了古文命名之由来，故误以古文为殷周文字，这自然是以今律古了。

　　经过王国维的一番论述，无论是作为文字学之概念的今古文还是经学中的今古文，其所指及含义之变迁，都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朱明数撰稿）

　　推荐版本：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第198-201页

　　2.王国维《〈汉书〉所谓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01-203页

　　3.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4.孙钦善《汉代的今古文学》，《文献》1985年第2期，第143-160页

　　唐兰

　　☉1901—1979☉

　　又名佩兰、景兰，号立庵（立厂、立盦、立菴），曾用笔名楚囚、曾鸣，斋号亡斁，浙江嘉兴秀水县人。1920年至1923年就学于江苏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此三年，唐兰先生对传统小学典籍和传世经典文献做了大量阅读和深入研究，并开始走上将古文字资料与传统文献对照研究的治学道路。又直接受教于罗振玉、王国维，受到赞许和肯定。1929至1930年，任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主编。嗣后于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于次年任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研究员、陈列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副院长等职。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4年进入马王堆整理小组工作，为马王堆汉墓的全面解读做出了重要贡献。唐兰先生学识渊博，在古文字学与金石考古方面成就巨大，主要著作有《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中国文字学》等专著及论文百余篇。《唐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琇書蛧

　　经典导读

　　《古文字学导论》著于1934—1935年，最早是唐兰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书分上下二编，系统地阐述了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有大量的相关材料作为例证和辅助，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古文字学的专著，也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37]。

　　本书上编主要是古文字学的理论内容，下编是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应用实践。其中最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古文字学的概念和学科界定，认为古文字应是包括小篆在内的小篆及之前的文字，纠正了当时一般人认为古文字不包含小篆的错误看法。（二）重新对文字形体进行分析，破除沿袭已久的“六书”理论，提出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详细论述了认识古文字的方法，包括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该书既是对传统金石、语文学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总结、批判和继承，又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古文字学，总结其规律和方法，第一次为古文字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和方法，或打破陈说、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或思虑精详、依旧是我们今日研究的重要参考。正如张政烺先生在齐鲁书社本《古文字学导论》的出版附记中所说：“中国古文字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的著作，唐兰同志这部书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38]通过阅读本书，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对古文字学有个全面的认识。

　　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先生最主要的篇幅都是在讲解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即下篇第四部分“怎样去认识古文字”。唐兰先生共介绍了以下四种方法：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法。

　　在这些方法中，对照法和推勘法都比较好理解。如对照法，或曰比较法，即通过近代文字与古代文字字形进行比较，以确定某一古代文字为近代何字，从而将古文字释读出来。所谓推勘法，则是通过寻绎上下文义，反推出具有该义之词，以确定某一古文字所代表的词；进而推知该词在后世所用之字形，从而将古文字字形与后世字形对应起来。这些方法前人都已有了较多的使用。

　　至于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则是唐兰先生的首创。虽然前人如孙诒让等在辨析古文字时亦有使用，但唐兰先生首将此法予以科学的界定，并系统地运用到对古文字的考释中。所谓偏旁分析法，唐兰先生在分析孙诒让的做法时总结如下：

　　他的方法，是把已认识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单体——就是偏旁，再把每一个单体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集合起来，看它们的变化；等到遇见大众所不认识的字，也只要把来分析做若干单体。假使各个单体都认识了，再合起来认识那一个字，这种方法，虽未必便能认识难字，但由此认识的字，大抵总是颠扑不破的。[39]

　　这一方法非常好理解。如唐先生释得即“冎”字，从而推知从辵从冎为“”字，从艸禾骨为“”字，从欠冎为“”字[40]。这一方法能有效地补救对照法和推勘法的不足——即便有些文字难以找出对照的材料且推勘不出其意义，如卜辞铭文中常见的人名地名等，但只要字形清晰，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唐兰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做法在使用时要多加留心，不可随意妄用，否则又会变成“猜迷法”。如在指出罗振玉的错误时说：“总之，他在发现这新的古文字以后，创通条例的心太急了，所以对于较难认识和无可比较的文字，就蹈了宋人释金文的覆辙，任意推测起来。”[41]并说：“运用这种方法时，最要紧是把偏旁认清楚。……偏旁释定了，不能改读。”[42]与此相关，唐先生指出古文字虽然也有变易简省的情况，但也是有迹可寻，这是不能随意猜度的。唐兰先生总结道：

　　我们第一得把偏旁认真确了。第二，若干偏旁所组合成的单字，我们得注意它的史料；假使这字的史料亡缺，就得依同类文字的惯例，和铭词中的用法等，由各方面推测；假如无从推测，只可阙疑。[43]

　　经过唐兰先生的补充和完善后，这一方法变得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成为非常科学且行之有效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唐兰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历史考证法。顾名思义，历史考证法就是仔细考察每一词所用字形的历史，及每一字形所记录的词的历史。因为文字字形往往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一来，就能清楚地知道每一字形及相近字形随着时代的演变情况，从而能有效辨别同异，有助于释读准确。不仅如此，利用这种方法还能发现相近文字在演变过程中的类似情况，从而有助于总结文字随时代变化发展的规律。

　　唐兰先生随后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字变化的具体例证，并总结其规律，包括渐进式地变化和巨大突然地变化这两大途径。在渐进式变化中，又有“删减”和“增繁”两大情况，而每一情况中又有着不同而有规律性的变化方式。在剧烈变化中，唐兰先生考出了三条变化方式：（一）较冷僻或罕用的字，常被改为另一相似的字。（二）图形文字加注读音，后来又把原来的图形简省，而成形声字。（三）用图形表达的象意文字，改为用音符的形声字。此外，唐兰先生还发现字形有“通转”的现象，即“同时的文字，会有好多样写法，既非特别摹古，也不是有意创造新体，只是有许多通用的写法，是当时人所公认的”[44]。换句话说，即同一个词在古文字中会用一些类似而不同的字形，很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这一“通转”，或者说同一词的不同写法，也不是任意为之的，其间同样遵循一定的规律。总之，历史考证法能使我们知晓古文字变化发展的规律，从而使认识的古文字不再是单个个体，而处于一个系统之中，这一系统不仅能纠正我们过去释读中的错误，还能为新见字的辨认与释读提供依据。

　　这一历史考证法与上述偏旁分析法是相辅相成的两套方法。因为偏旁分析法本身有两处缺陷：（一）很难施用于原始的单体文字之上，（二）文字的形体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若严格地认定一个型式，对于变化的型式就无法认识了。而将两个方法相结合起来使用，既可以从共时的层面上辨认不同的词在一个时期的字形，又可以从历时的层面知晓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其形体的不同形态与变化方式。按照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偏旁分析法研究横的部分，历史考证法研究纵的部分。”[45]如此一来，既能结合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的优点，又能避免各个方法单独使用的弊端，可谓是最为科学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当时一经提出，立刻被大多数古文字学者们所采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便到今天，学者们在考释古文字时也普遍遵循这两种方法，并辅以对照法、推勘法和其他方法。由此可见科学方法的威力与影响，也可知唐兰先生的卓识和巨大贡献。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大量涌进，许多新的学科不断建立起来，“科学”的观念也在知识人士中广为普及。受此影响，唐兰先生也有着明确的意识要为古文字研究创立一套科学体系与科学方法，这从全书多处可以看出。如在《自叙》里面就写道：

　　我所以要先写这本书的原因，在引言里已叙述过。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研究是分开的，文字学既因语言音韵学的独立而奄奄待尽，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这一层隔阂，多少年来，我就想设法打通的。要实现这个企图，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论，和所用的方法，写了出来，和学者们共同讨论，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为科学。[46]

　　可见唐先生的目的就是要将古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结合起来，并使古文字研究具有理论和方法，从而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唐兰先生特别注重创立理论，定出标准，发明方法，以使古文字学从传统的经验研究中走出来。如《引言》中说：

　　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47]

　　至于这些规则和标准的来源，唐兰先生认为应是具体材料，如《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样去研究它》说：

　　假使我们为文字学的目的而去研究古文字，那末，我们必须详考每一个字的历史，每一族文字中的关系，每一种变异或错误的规律。总之，我们要由狠（很）多的材料里，归纳出些规则来，做研究时的标准。有了这种标准，就可以做有系统的研究，既不必作无谓的谨慎，也不致于像没笼头的野马一样。[48]

　　在得出结论时，唐兰先生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推测，另一方面要注意各种证据，不能变成随意猜度。在上一段文字后，唐兰先生接着说：“我们需要大胆地推想，但不要忘记了真实的证据，和一切规则的限制。”[49]

　　并且，相对于结果而言，唐兰先生更看重精密的方法本身，如在《偏旁的分析》部分最后说：

　　所以，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是研究出更精密的方法，至于能多认识若干字，只不过利用这新方法的结果而已。[50]

　　方法精密，结果自然准确。若方法有问题，结果自然会出问题，即便结果再多也无意义。在表明对待方法的态度后，唐兰先生还提出验证方法的重要标准，即任何人使用该方法后结果上都是一致的，也就是科学研究所强调的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如在提出“历史的考证”这一方法后，唐兰先生说：

　　往时的学者可以凭他的理想去认识一个字，他所持的理由的奇怪，是别人所想不到的；但在现在，我们举出这一个方法，和化学方程式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去试验，只要能精密地试验，其结果总会是一致的。[51]

　　总之，通过分析大量材料，进而总结规则、设立标准、创立方法、建立理论，唐兰先生为古文字学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谨的体系。这一“科学性”在当时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读此前学者尤其是清代一些学者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在辨识古文字时很多时候都是凭个人灵感进行猜测，很少见提出什么道理。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感觉”和“猜想”来猜测古字，而完全没有判断的标准。针对这一现象，唐兰先生建立起了相应的规则、方法和理论，并且这一切都是可以验证的。如此不仅使古文字的释读有了判断标准，而且后人可以在此基础上检验前人成果的是非，从而更新方法、改进理论，以使古文字研究不断向前迈进。

　　除以上几点外，在阅读《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时，我们还能感受到唐兰先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书中，唐先生有专章“研究古文字的戒律”论述研究古文字时应当注意的事项，包括以下六项：（一）戒硬充内行；（二）戒废弃根本；（三）戒任意猜测；（四）戒苟且浮躁；（五）戒偏守固执；（六）戒驳杂纠缠。应该说，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有，在今天也同样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戒苟且浮躁”下，唐兰先生具体说：

　　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52]

　　此外，对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师长友朋的见解中所存在的问题，唐先生也是直接指出，毫无避讳。应该说，唐先生这一实事求是的品质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而此精神与品质，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效法的。

　　（李林芳撰稿）

　　推荐版本：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唐兰全集》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唐兰《中国文字学》（傅根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年版4.林沄《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版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七卷、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裘锡圭

　　☉1935—☉

　　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1952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录取为胡厚宣指导的“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先生亦随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古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都极有建树。著有多种论著，如《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等，论文众多。裘先生在2012年5月以前发表的各类文章收录于《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经典导读

　　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裘锡圭先生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与传世古籍（主要是传世先秦两汉古籍）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同一种书的古本和今本；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古代文字资料可以用来阐明传世古书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古代文字资料表现出来的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可以用作校读古籍的根据。随后，裘先生便从这四个方面，逐一说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粗略言之，第一、第二和第四个方面主要与“校勘古书”相关，第三个方面则主要与“阅读古书”相关。

　　陈垣先生曾将校勘方法总结为“校法四例”：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传世古籍在校勘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传世古籍提供另外的版本依据上，或者有类似文句可作为他书证据，或者通过掌握古文字发展规律或书写习惯来发现讹误，皆可为对校、他校和理校提供帮助。如文章中以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校勘《十一家注孙子》之例：

　　《作战》（今）：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作战》（简）：屈力中原，内虚于家。

　　此句张预注云：“运粮则力屈，输饷则财殚，原野之民，家产内虚”，以“中原”二字连下读，后人多从此说。按照简本，“中原”二字就必须连上读。《武经七书》本此句无“财殚”二字，《太平御览》卷三三二引文同，与简本合。十一家本此句下曹操注云：“丘，十六井也。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曹注是把上文“财竭则急于丘役”句与这一句连在一起解释的，注文“财殚尽”与正文“财竭”相应，由于十一家本的正文和注文配置得不合理，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与正文“力屈财殚”的“财殚”相应。“屈”字古训“尽”。从曹注“尽力于原野”一语来看，曹氏所据本显然无“财殚”二字，而且“中原”上二字很可能不作“力屈”而作“屈力”，与简本完全相合。杜牧注也有“力尽于原野”语，所据本也应无“财殚”二字，但“屈力”大概已倒作“力屈”。整理小组认为十一家本正文“财殚”二字为后人所臆加，张预注据误本以“中原”二字连下为句不可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53]

　　按《孙子兵法·作战》“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一句存在异文。在该书的不同版本中，《武经七书》本此句无“财殚”二字。在他书证据中，《太平御览》作为类书引及此文时亦无“财殚”二字[54]。裘先生继而分析曹注，认为该注所据本无“财殚”二字，且“力屈”很可能作“屈力”。另外从杜牧注中也可见其所据本无“财殚”二字。今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子兵法》与今本相较，其中“力屈”亦作“屈力”，且亦无“财殚”二字。所以此简本可谓是新的版本证据，为“力屈”与“财殚”的校勘提供了有力的版本依据。

　　至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作为他书例证佐助校勘之例，如：

　　银雀山竹书中的《奇正》篇说：“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这一句可以校正《淮南子·兵略》的一处衍文。“屈”字古训“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掌握万物的特性，知道该用什么去制服什么，所以他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兵略》说：“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这句话应该是脱胎于上引《奇正》篇的那句话的。“物物而不物”，就是超出于物而驾驭万物的意思，跟“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的意思是相通的。前面已经说过，“胜不屈”是胜利无穷无尽的意思，《兵略》“胜”字下的“而”显然是衍文，应据《奇正》删去。《御览》卷二七一引《淮南子》此句，“胜”下无“而”字，所据尚为未讹之本。[55]

　　在这一例中，《淮南子·兵略》与《太平御览》关于“故胜而不屈”一句有异文。《淮南子·兵略》作“故胜而不屈”，而《太平御览》中无此“而”字。今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奇正》篇中“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文句与《淮南子·兵略》中的相近，故可作为他书证据校正《兵略》中的讹误。当然，在作为他书例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文句确系有密切的关系：或同源，或相互引用。因此裘先生在文中专门说明：“《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兵略》可能大量引用了《奇正》的文句，故而我们今天可用《奇正》作为他书证据，以“他校”的方式来校勘《兵略》中某些有疑的字句。

　　由于古代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我们对于古人的用字与书写习惯也愈加清楚，从而据此能判断出某些明显的误字或误写并加以改正，这就是“理校”。如：

　　秦汉文字里“私”“和”二字的写法非常接近。“私”字的右旁往往写得跟“口”字差不多，很容易看成“和”字。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第319行“私内中”的“私”字（102页），当释文在《文物》上初次发表时就是释作“和”字的。事实上汉代人自己就往往把这两个字弄混。例如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乱》把“和”字写成“私”，武威简本《仪礼·有司》第57、58号简都把“私”写作“和”。由于这些例子的启发，我们发现了《礼记》的一个错字。

　　《礼记·表记》：

　　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守和”意思不明确，而且跟“正百官”、“虑四方”不相配。这个“和”应该是“私”的误字。君主私事、百官之事、四方之事，三者由近及远，所以分别由迩臣、宰、大臣掌管。郑玄注“和谓调和君事者也”，可见所据本此字已误（《十讲》编按：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第三》指出《法禁》篇“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句的“和亲”为“私亲”之误。同书《荀子第七》指出《正名》篇“其为天下名，其和乐少矣”句的“和乐”为“私乐”之误。此皆“私”讹作“和”之例）。[56]

　　《礼记》今天一般认为是在汉代成书。由于“和”字和“私”字在秦汉文字中写法极近，甚至汉人就有混用的情况，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的书写中就有某些写得比较像“和”或直接写作“和”的文本。在此文中，“守和”的意思很不明晰。与之相对，“守私”的意思则非常明确，且能与后文的“正百官”“虑四方”形成明显的对应，所以“私”应是正确的文字。后来历经传抄，由于后人的误认或沿用前代误写，此字便讹作“和”字，沿袭至今。我们今天在发现大量古代文字资料后，对于前人的用字习惯有了更多了解，便能比较容易地识别出这种“形近而讹”的情况，从而运用相应的字形规律进行校勘。除此之外，裘先生文中还谈及“篡”讹作“募”，“热”作为“炅”的注释掺入正文，重文符号的误读等问题，或与字形相关，或与字音相关，或与书写习惯相关，皆通过相应的理论或规律进行校勘，俱为“理校”的典型用例。

　　总之，在校勘方面，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版本证据或他书依据，或者通过研究这些文字资料我们能得出相关规律作为理论依据，皆可为校勘古书提供重要的材料及理论支持。

　　至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阅读古书的助益，主要在于有了更多的古代文字资料作为例证后，我们能弄清一些原先不太清楚的专名、器物名或其他词语，纠正之前理解上的错误。如下例：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孙轸》五篇。过去大家不清楚这个孙轸是什么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是战国时的陈轸，纯属臆测。银雀山竹书《孙膑兵法·陈忌问壘》篇残简中有“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之于兵也”，“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为晋要秦于殽，溃秦军，濩（获）三率（帅）”等语。这个孙轸显然就是晋将先轸。《艺文志》的孙轸无疑也是他。先轸本以善于谋划善于用兵见称。城濮之战晋文公用其谋而胜楚国，殽之战他袭击秦军俘获三帅（看僖公二十八年、三十三年《左传》，《晋语》四，《史记·晋世家》）。《说苑·指武》说“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上引《陈忌问壘》篇也两次提到他，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先轸的军事才能极受重视。有人托他的名而著兵书是很自然的事。“先”、“孙”二字古音极近，所以先轸可以写作孙轸。《汉书·田广明传》记武帝时故城父令公孙勇作乱事。东汉时的《国三老袁良碑》提及此事，公孙勇作公先勇（《隶释》六），可以与此互证。如果没有银雀山竹书，《艺文志》孙轸的问题恐怕是难以解决的。[57]

　　由于银雀山竹书中提到“孙轸”为晋国将领与“荀息”并举，且又提到他“溃秦军，获三帅”的事迹，故而核验史料便可知这里的“孙轸”即是传世文献中的“先轸”。再加上“孙”“先”二字古音非常接近，都是心母文部字，且在汉碑中亦可见“公孙勇”写作“公先勇”这样的“孙”“先”混用之例，故可知此二字在当时是可以因音近而相通用的。因为以上原因，我们可以据而推断出《汉书·艺文志》中兵形势家的“孙轸”即是传世文献中的晋国将领“先轸”，后人可能托其名而著兵书，载于《汉书·艺文志》中。总之，在出土古代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与传世文献中的词语相对应的线索，从而在其帮助下考证出原先并不清楚的某些词语的意思。

　　当然，“校”与“读”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清楚一些词语的含义后，还可校正原先书写上的错误。

　　如古书中有“入邑”一词。与之类似，在其他文献中又有“仞邑”“大邑”“剙邑”等写法。前人校注或以为“邑”前之字应作“入”，为“得”或“充”的意思；或以为作“剙”，为“剙造”的意思；或以为作“立”；或以为通作“牣”，为“满”的意思。裘先生根据银雀山竹书《王兵》篇“得地而不能仁”，在《管子·七法》中有类似文句“得地而不能实”，从而推出这里的“仁”应即是“实”的意思，故而同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读“仁”为“仞”，为“充实”之意。这样一来，关于“X邑”的诸种异文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中，“入”和“大”明显是“人”字的讹误[58]，“剙”也很有可能是“仞”的讹误[59]。总之，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能为古书中的一些词提供新的文例，从而据以判断出某些词的具体意义及用法，从而读懂原文；并能用之校勘后人或因不识原词或因无意而造成的讹误，并据以更好地评判前人校勘的得失。当然，裘先生原文丰富详尽，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粗述大意。还望读者诸君自行参阅原文，以见个中精彩及校读之畅快。

　　就具体论证方法而言，在本文中，裘先生于每一论述皆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如在论述“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很密切的关系”时，裘先生特别注意说明出土文字资料与某传世文献确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60]，而非仅个别字词相近而已。如前文中引到的关于《淮南子·兵略》与银雀山竹书《奇正》篇关系的论述时，裘先生特别提到“《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从而说明“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61]。又如以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中的《顺道》校勘《管子·势》的相关文句时，裘先生也特别说明“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中的《顺道》等篇，跟《管子·势》篇有不少同样同或相似的文句”[62]，以说明二书之相近关系。这一关系明确后，以出土文字资料作为他书证据校勘传世古籍时方显可靠。另外，裘先生在论述字形与语音上的相近关系时，并非仅凭理论上的“形近”或“音近”就认为可互用，而是一定要举出真实用例，以为确证。如前文所引例论述“私”和“和”因形近而易致混时，裘先生特别举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乱》和武威简本《仪礼·有司》第57、58号简的例证以证明“汉代人自己就往往把这两个字弄混”[63]。又如前文所引例论述“先”“孙”二字音近通用时，裘先生特别举东汉《国三老袁良碑》中“公孙勇”作“公先勇”以为例证[64]。总之，通过如此丰富的材料及严密的论证，本文每篇论述皆征实可信，确凿难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裘先生此文著于1980年，其时有大量秦汉简帛文献出土，裘先生亦曾亲自参与相关整理工作，故而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是“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近些年除秦汉简帛外，又有大量的战国简帛文献出土。这些战国出土文献亦与许多传世先秦两汉古籍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中呈现出的异文歧多的局面又为我们釐清其间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在今天出土材料丰富但又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出土文献与传世古籍之间异文的性质，如何判断出土文献与传世古籍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进而认识古书的形成与传授状况，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李林芳撰稿）

　　推荐版本：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377页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第3-28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

　　4.胡敕瑞《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文献例举》，《历史语言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23-31页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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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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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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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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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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