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路途下的星辰

　　辑四路途下的星辰

　　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宽广；这样，我们才会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凭一张地图

　　一百八十年前，苏格兰的文豪卡莱尔从家乡艾克雷夫城（Ecclefechan）徒步去爱丁堡上大学，八十四英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七月底我在英国驾车旅行，循着卡莱尔古老的足印，他跋涉三天的长途，我三小时就到了。凡在那一带开过山路的人都知道，那一条路，三天就徒步走完，绝非易事，不由得我不佩服卡莱尔的体力与毅力。凭那样的毅力，也难怪他能在《法国革命》一书的原稿被焚之后，竟然再写一次。

　　出国旅行，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乘飞机，但是机票太贵，机窗外面只见云来雾去，而各国的机场也都大同小异。飞机只是蜻蜓点水，要看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还是乘火车、汽车、单车。不过火车只停大站，而且受制于时间表，单车呢，又怕风雨，而且不堪重载。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开车，只要公路网所及之处，凭一张精确而美丽的地图，凭着旁座读地图的伴侣，我总爱开车去游历。只要神奇的方向盘在手，天涯海角的名胜古迹都可以招来车前。

　　十三年前的仲夏我在澳洲，想从沙漠中央的孤城爱丽丝泉（AliceSprings）租车去看红岩奇景。那时我驾驶的经验只限于美国，但是澳洲和英国一样，驾驶座是在右边。一坐上租来的车子，左右相反，顿觉天旋地转，无所适从，只好退车。在香港开车八年，久已习于右座驾驶，所以今夏去西欧开车，时左时右，再也难不倒我。

　　飞去巴黎之前，我在香港买了西欧的火车月票。凭了这种颇贵的长期车票（EurailPass），我可以在西欧各国随时搭车，坐的是头等车厢，而且不计路程的远近。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也可以买这种长期票，价格较低，但是只能坐二等。所以在西班牙和法国旅行时，我尽量搭乘火车。火车不便的地方，就租车来开，因此不少偏僻的村镇，我都去过。英国没有加入西欧这种长期票的组织，我在英国旅行，就完全自己开车。

　　在西欧租车，相当昂贵，租费不但按日计算，还要按照里数。且以两千毫升的中型车为例，在西班牙每天租金是五千西币（peseta，每二十元值港币一元），每开一公里再收四十五西币，加上保险和汽油，就很贵了。在法国租这样一辆车，每天收二百法郎（约合一百七十港币），每公里再收二法郎，比西班牙稍为便宜。问题在于：按里收费，就开不痛快。如果像美国人那样长途开车，平均每天三百英里，即四百八十公里，单以里程来计，每天就接近一千法郎了。

　　幸好英国跟美国一样大方，租车只计日数，不计里数，所以我在英国开车，不计山长水远，最是意气风发。路远，当然多耗汽油，可是比起按里收费来，简直不算什么。伦敦的租车业真是洋洋大观，电话簿的“黄页”一连百多家车行。你可以连车带司机一起租，那车，当然是极奢华的劳斯莱斯或者丹姆勒。你也可以把车开去西欧各国。甚至你可以预先租好，一下飞机，就有车可开。我在英国租了一辆快意（FiatRegata），八天内开了一千三百英里，只收二百三十英镑，比在西班牙和法国便宜得多。

　　伦敦租车行的漂亮小姐威胁我说：“你开车出伦敦，最好有人带路，收费五镑。”我不服气道：“纽约也好，芝加哥也好，我都随便进进出出，怕什么伦敦？”她把伦敦市街的详图向我一折又一折地摊开，盖没了整个大桌面，咬字清晰地说道：“喏，这是伦敦！大街小巷两千多条，弯的多，直的少，好多还是单行道。至于路牌嘛，只告诉你怎么进城，不告诉你怎么出城。你瞧着办吧，开不出城把车丢在半路的顾客，多的是。”

　　我怔住了，心想这伦敦恐怕真是难缠，便沉吟起来。第二天车行派人来交车，我果然请她带我出城，在去牛津的路边停下车来，她从我手上接过五镑钞票，告别而去。我没有说错，来交车的是一个“她”，不是“他”。我在旅馆的大厅上站了足足十分钟，等一个彪形的司机出现。最后那司机开口了：“你是余先生吗？”竟是一位清秀的中年太太。我冲口说：“没想到是一位女士。”她笑道：

　　“应该是男士吗？”

　　在西欧开车，许多地方不如在美国那么舒服。西欧纬度高，夏季短，汽车大半没有冷气，只能吹风，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觉得燠热。公路两旁的休息站很少，加油也不太方便。路牌矮而小，往往是白底黑字，字体细瘦，不像美国的那样横空而起，当顶而过，巨如牌坊。英国公路上两道相交，不像美国那么豪华，大造其四叶首蓿（Clover-leaf）的立体花桥，只用一个圆环来分道，车势就缓多了。长途之上绝少广告牌，固然山水清明，游目无碍，久之却也感到寂寥，好像已经驶出了人间。等到暮色起时，也找不到美式的汽车客栈。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联副》

　　石城之行

　　一九五七年的雪佛兰小汽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高速在爱荷华的大平原上疾驶。

　　北纬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阳以四十余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蓝空滚着铜环，而金黄色的光波溢进玻璃窗来，抚我新剃过的脸。我深深地饮着飘过草香的空气，让北美成熟的秋注满我多东方回忆的肺叶。是的，这是深秋，亦即北佬们所谓的“小阳春”（Indian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恋的好天气。不久寒流将从北极掠过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着长筒靴子在雪中挣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阳正凝望平原上做着金色梦的玉蜀黍们；奇迹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飞逐，老鹰自地平线升起，在远空打着圈子，觊觎人家白色栅栏里的雏鸡，或者是安格尔教授告诉我的，草丛里的野鼠。正是万圣节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装饰着画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着禾墩的空田尽处，伸展着一片片缓缓起伏的黄艳艳的阳光，我真想请安格尔教授把车停在路边，让我去那上面狂奔，乱嚷，打几个滚，最后便仰卧在上面晒太阳，睡一个童话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摇篮上睡觉。我一直羡慕塞拉（Seurat）的名画《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岛》中懒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国绅士，羡慕以抒情诗的节奏跳跳蹦蹦于其上的那个红衣小女孩。我更羡慕鲍罗丁在音乐中展露的那种广阔，那种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东方人毕竟是东方人，我自然没有把这思想告诉安格尔教授。

　　东方人确实是东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边的安格尔先生来说，他今年已经五十开外，出版过一本小说和六本诗集，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且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而他，戴着灰格白底的鸭舌小帽，穿套头的毛线衣、磨得发白的蓝色工作裤和（在中国只有中学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来，我是“绅士”得多了，眼镜，领带，皮大衣，笔挺的西装裤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学生。从反光镜中，我不时瞥见后座的安格尔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丽丝。看上去，安格尔太太也有五十多岁了。莎拉是安格尔的小女儿，十五岁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发自在地垂落在颈后，细直的鼻子微微翘起，止于鼻尖，形成她顽皮的焦点，而脸上，美国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免不了的。后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丽丝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见东方人，几度跳到前座来和我挤在一起。斜昂着头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触我的颈背。

　　昨夜安格尔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游。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郊外”是指何处，自然答应了下来。而现在，我们在平而直的公路上疾驶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有停车的意思。自然，老师邀你出游，那是不好拒绝的。我在“受宠”之余，心里仍不免怀着鬼胎，正觉“惊”多于“宠”。他们所谓请客，往往只是吃不饱的“点心”。正如我上次在他们家中经历过的一样——两片面包，一块牛油，一盘番茄汤，几块饼干。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点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经太迟，结果只饮了一杯冰牛奶，饿了一夜。

　　“保罗，”安格尔太太终于开口了，“我们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饭罢。我好久没去看玛丽了。”

　　“哦，我们还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neCity）？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儿听过，或是看过这名字。只是现在它已漏出我的记忆之网。

　　“哦，保罗，又不远，顺便弯一弯不行吗？”安格尔太太坚持着。

　　“Oh，please，Daddy！”莎拉在想念她的好朋友琳达。

　　安格尔教授OK了一声，把车转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他曾经为两个女儿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美国的孩子》（AmericanChild）。莎拉爱马，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匹小白马。莎拉要骑马参加爱荷华大学“校友回校大游行”，父亲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来一辆拖车，把小白马载在拖车上，运去游行的广场，因为公路上是不准骑马的。可是父母老后，女儿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门前，经常可以看见坐在靠椅上无聊地晒着太阳的老人。这景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看见一位七十五岁（一说已八十）步态蹒跚的老工匠独住在一座颇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佛洛斯特（RobertFrost）《老人的冬夜》一诗的凄凉意境。

　　不过那次的游行是很有趣味的。平时人口仅及二万八千的爱荷华城，当晚竟挤满了五万以上的观众——有的自西达拉匹兹（CedarRapids）赶来。有的甚至来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数英里长的游行行列，包括竞选广告车，赛美花车，老人队，双人脚踏车队，单轮脚踏车，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画舫，开辟西部时用的老火车，以及四马拉的旧马车，最精彩的是老爷车队，爱荷华州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车全部都出动了。一时街上火车尖叫，汽船鸣笛，古车蹒跚而行，给人一种时间的错觉。百人左右的大乐队间隔数十丈便出现一组，领先的女孩子，在华氏四十几度的寒夜穿着短裤，精神抖擞地舞着指挥杖，踏着步子。最动人的一队是“苏格兰高地乐队”（TheScottishHighlanders），不但阵容壮大，色彩华丽，音乐也最悠扬。一时你只见花裙和流苏飘动，鼓号和风笛齐鸣，那嘹亮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又回荡，使你怅然想起司各特的传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车在一个小镇的巷口停了下来，我从古代的光荣梦中醒来。向一只小花狗吠声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来一对老年的夫妻欢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厅坐定后，安格尔教授遂将我介绍给鲍尔先生及太太。鲍尔先生头发已经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纪，以皱纹装饰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有别于一般面有得色、颐有余肉的典型美国人。他听安格尔教授说我来自台湾，眼中的浅蓝色立刻增加了光辉。他说二十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广州住过三年多；接着他讲了几句迄今犹能追忆的广东话，他的目光停在虚空里，显然是陷入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异国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谈中国，流浪者的乡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时母亲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后面找小朋友琳达去了，安格尔教授夫妇也随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场。我的眼睛被吸引到墙上的一幅翻印油画：小河、小桥、近村、远径、圆圆的树，一切皆呈半寐状态，梦想在一片童话式的处女绿中；稍加思索，我认出那是美国已故名画家伍德（GrantWood，1892-1942）的名作《石城》（StoneCity）。在国内，我和咪咪也有这么一小张翻版，两人都说这画太美了，而且静得出奇，当是出于幻想。联想到刚才车上安格尔教授所说的“石城”，我不禁因吃惊而心跳了。这时安格尔教授已回到客厅里，发现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画瞥了一眼，说：“这风景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石城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别墅，好久没有人看守，今天特别去看一看。”

　　我惊喜未定，鲍尔先生向我解释，伍德原是安格尔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西达拉匹兹，曾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系授课，这幅《石城》便是伍德从安格尔教授的夏屋走廊上远眺石城镇所作。

　　匆匆吃过“零食”式的午餐，我们别了鲍尔家人。继续开车向石城疾驶。随着沿途树影的加长，我们渐渐接近了目的地。终于在转过第三个小山坡时，我们从异于伍德画中的角度眺见了石城。河水在斜阳下反映着淡郁郁的金色，小桥犹在，只是已经陈旧剥落，不似画中那么光彩。啊，磨坊犹在，丛树犹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铜币一般，被时间磨得黯淡多了；而圆浑的山峦顶上，只见半黄的草地和零乱的禾墩，一如黄金时代的余灰残烬。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来时，一切都会变的。草的颜色比画中的还鲜！”安格尔教授解释说。

　　转眼我们就驶行于木桥上了；过了小河，我们渐渐盘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视中了。到了山顶，安格尔教授将车停在别墅的矮木栅门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门走去，忽然安格尔太太叫出声来，原来门上的锁已经给人扭坏。进了屋去，过道上、客厅里、书房里，到处狼藉着破杯、碎纸，分了尸的书，断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发椅垫，凌乱不堪，有如兵后劫余。安格尔教授一耸哲学式的两肩，对我苦笑。莎拉看见她的玩具被毁，无言地捡起来捧在手里。安格尔太太绝望地诉苦着，拾起一件破家具，又丢下另一件。

　　“这些野孩子！这些该死的野孩子！”

　　“哪里来的野孩子呢？你们不能报警吗？”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学放了暑假，就成群结党，来我们这里胡闹、作乐、跳舞、喝酒。”说着她拾起一只断了颈子的空酒杯，“报警吗？每年我们都报的，有什么用处呢？你晓得是谁闯进来的呢？”

　　“不可以请人看守吗？”我又问。

　　“噢，那太贵了，同时也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啊！每年夏天，我们只来这里住三个月，总不能雇一个人来看其他的九个月啊。”

　　接着安格尔太太想起了楼上的两大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匆匆赶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后面。零乱的情形一如楼下：席梦思上有污秽的足印，地板上横着钓竿、滚着开口的皮球。嗟叹既毕，她也只好颓然坐了下来。安格尔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栏而眺。太阳已经在下降，暮霭升起于黄金球和我们之间。从此处俯瞰，正好看到画中的石城。自然，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一切皆被简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经过想象的沉淀作用了。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说，当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画，数易其稿始成。接着他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说格兰特（Grant，伍德之名）年轻时不肯做工，作画之余，成天闲逛，常常把胶水贴成的纸花献给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学生把灯罩做成羊皮纸手稿的形状。可是爱荷华的人都喜欢他，朋友们分钱给他用，古玩店悬卖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万财主也从老远赶来赴他开的波希米亚式的晚会——他的卧室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免费借用的。可是他鄙视这种局限于一隅的声名，曾经数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艺术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须用巴黎没有的东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个模仿者，他从印象主义一直学到抽象主义。他在塞纳路租了一间画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风景，但是批评界始终非常冷淡。在第四次游欧时，他从十五世纪的德国原始派那种精确而细腻的乡土风物画上，悟出他的艺术必须以自己的故乡，以美国的中西部为对象。赶回爱荷华后，他开始创造一种朴实、坚厚而又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等到《美国的哥特式》一画展出时，批评界乃一致承认他的艺术。不过，这幅《石城》应该仍属他的比较“软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种迷人的纯真仍是难以抗拒的。

　　“格兰特已经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对于我，他一直坐在这长廊上，做着征服巴黎的梦。”

　　橙红色的日轮坠向了辽阔的地平线，秋晚的凉意渐浓。草上已经见霜，薄薄的一层，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见了。具有图案美的柏树尖上还流连着淡淡的夕照，而脚底下的山谷里，阴影已经在扩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两声蟋蟀的微鸣，但除此以外，鸟声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亚热带的岛，而是嘉陵江边的一座古城。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驶。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以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爱荷华城

　　木棉花之旅

　　世界上的花树之中，若论阳刚之美，我的一票要投给木棉。因为此树的主干坚挺而正直，打桩一样地向大地扎根。发枝的形态水平而对称，每层三尺，一层层抽发上去，乃使全树的轮廓像一座火塔。花发五瓣，其色亮橘或艳红，一丛丛地顺枝发作，但从树下仰望，一朵朵都被黑萼托住，明丽之中另有一种庄严。一棵盛开的木棉树展示出匀称而豪健的抽象之美。

　　高雄人虽然把木棉选成了市花，春天来时，市内的紫荆和黄槿虽然处处惊艳，却少见木棉朗爽的影子。整个中山大学的校园只有瘦瘦的一株，高雄女中的前院有一对；最动人的一丛，约为八九株，却在师范学院里面。其他的地方应该还有，不过为数有限，否则去年三月，木棉花文艺季要做海报，不至于找不到可以取景的地方。

　　倒是沿着初春的高速公路北上，一出了高雄，往往一排排盛开的木棉，像服饰鲜丽的春之仪队，夹道飞迎而来，那么猝不及防，又像是美之奇袭，一下子照得人眼红心热，四周的风景也兴奋起来。美，有什么用呢？常有精明的人这么精明地问。我也说不出它究竟有什么用，只觉得它忽然令你心跳，血脉的河流畅通无阻，肺叶的翅膀迎风欲飞，世界忽然新奇起来。这还不够么？

　　木棉之市而不见木棉，总有点徒具虚名，而所谓木棉花文艺季也只是心里发热而已。与其艳羡别的地方木棉成行成队，例如台北的罗斯福路，何如趁早在自己的门口植树呢？所以在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那天，木棉花的信徒们便荷铲提水，在仁爱公园里种下了一百多棵木棉的树苗，满怀希望，预约一个火红的春天。参加种树的家庭各认领一棵幼苗，不但全家一起填土浇水，而且以后还要定期回来护苗。有两个小姐妹都穿着木棉红的短装，戴着木棉落瓣编成的花冠，也忙着为新苗浇水：她们父母的巧思赢得其他种树人的称赞。

　　一排美丽而伶俐的女童子军列队在凉亭边，等着把带头的种树人领去各自的新苗之前。她们不也是青青的新苗吗？我满心愉悦地想。苏南成市长种的是一号树苗，我则被领去第二号。那天气候晴爽，不算很热，苏市长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反过来领着他的那位女童子军，大呼一声：“跟我来！”他铲了好多泥土填坑，对四周的市民和记者说：“这棵树就是我了，树在人在，树死人亡。你们要好好保护。”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预约一个火红的春天吗？要再过几年才会成树发花呢？真令人等得心焦。但是才过了几天，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新苗已经有不少被人拔掉了，或是折断了。我的心凉了半截。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吗？大话是我说的。也许我是太天真了，才看到种子就幻想一座森林。如果心中没有春天，即使街上有成排的花树，空中有成群的燕子，这仍是一座冷酷的城市。如果人人都不浇别人的树，绿荫就不会来遮你的头。

　　就在这时，远离五福路和七贤路的滚滚红尘，在东北东的方向，在二千八百多公尺的南大武山影下，在一所山胞读书的小学校园里，一座百龄以上的原始木棉树林，却天长地久地矗在半空，耸着英雄木高贵的门第。

　　这是薛璋听来的消息。他只身下乡去探虚实，回来告诉我们说，花期已过，满树的蒴果悬在半空，不久就会迸裂，只等风来吹棉。还有，他说，那些老树都已参天，有十层楼那么高。

　　“真的呀？”好几双眉毛全抬了起来，没有十层楼高，却至少有一寸高。

　　终于一辆游览车载着我们一行二十多人，越过宽宽的高屏溪，深入屏东县境，来到雾台乡武潭小学的平和分校。正是星期天的中午，只偶然看见三两个衣着简朴肤色微黯的排湾族小孩。车未停定，蔽天的林木之间已可窥见小学的校舍。等到停定，发现入林已深，天色竟然有点暗了下来，众人下车，四下里打量，才省悟不是天变了，而是树林又密又高，丛叶虽然不很浓茂，但是树多，一有缺口，便有更多的树围拢过来，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灰褐的树干全都矗然而直，挺拔而起，几何美的线条把仰望的目光一路提上天去。

　　“这些——”一个昂起的头，曳着秀长的黑发说，“就是木棉树吗？”

　　“是啊，这些全是木棉。”黄孝棪校长说。

　　“黄校长以前在屏东做过教育局长，”薛璋说，“这一带每一所小学他都到过。”

　　“这些木棉怎么会这么高呢？”那颗昂头垂下来问道。

　　“哦，这些都是外国品种，相传是三百年前由荷兰人带来的。”不知是谁回答。

　　“林务局的人告诉我，”心岱说，“这些树是四十五年前，日据的末期种的，品种来自美洲。植了四千株，现在只剩五百多株了。”

　　“怪不得跟我们本地的不一样，”那颗长发之头又昂起来了，“不但高，而且发枝的姿态也是往上斜翘，不像本地的那样平伸。”

　　“好高啊，”另一颗头颅仰面说道，“恐怕有十层楼高吧？”

　　“没有十层，至少也有七八层楼高，”我说，“可惜花期已过，否则这几百棵木棉一起发作，怕不要烧红半边天。”

　　“啊不，”薛璋说，“本地人说，这些吉贝属的老木棉开的是一丛丛的白花。现在花期虽过，蒴果却结了满树，再过不久，果都裂开，风一来，就会飘起满天的飞絮。”

　　“真的？”好几颗放平了的头又仰起脸来，向七层楼上扫描。果然，满天都挂着土褐色的蒴果，形状有点像甘薯，简直成百成千。

　　“哇，棉花就在里面吗？”几张嘴抢着问树顶。累累的蒴果并无反应，空气寂静无风。

　　“那么高，否则采一只下来剥剥看。”谁在埋怨。

　　“喏，这里有一只呢。”有人叫道，一面蹲下去捡了起来。几颗头都围了过去。那人把枯裂的棉荚剥开，里面露出一团团白中带点淡黄的棉絮，拿到嘴边一吹，几朵胖胖的小云便懒懒地飘扬起来。一时众人都低下头去，向树底的板根四周，去寻找落地的枯荚。寻获的人一声惊喜，就剥开来大吹其棉絮，只见乱云纷纷，有的浮荡了一阵落到泥地上，有的就沾上头发和衣服。远远望去，又像是一群儿童在吹肥皂泡。

　　大家兴奋地朝前走，画眉鸟啾啭的森林浴里，来到木棉林的另一端。绿荫疏处，南大武山的翠微隐隐在望。黄校长手里捧着两只蒴果，跑过来送我；君鹤又捡到一只颜色青嫩的，说是落地不久。有人找了一只纸袋给我装起来，很快地，袋里就有了半打蒴果了。

　　我们走到一柱巨干的面前，细细观赏树皮的肌理。只见古拙而粗糙的表皮，瓦灰色之中带点淡赭，十分耐看，纵走的裂纹之间，长着一簇簇的尖刺，望之坚挺而犀利，有公分长。长得密的部分，像是严阵待敌，令人想起一支巨型的狼牙棒。大家忍不住用手指去试那一排排骇目的锋芒，像是在摸一件年淹代久而犹张牙舞爪的兵器。

　　“你看这木棉树，”我说，“刚柔都备于一身，有那么温柔的棉絮，也有这么刚烈的刺。”

　　“本地的木棉也有刺的，”宓宓说，“不过没有这么坚锐，倒像是脸上的疤。”

　　大家都笑了。我说香港的木棉也是如此。忽然树皮上有物在蠕动，其色暗褐，近于树皮。原来是一只大天牛，正在向上攀爬，触须挥舞着一对长鞭。向阳拾起一根断枝，逗弄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把这难缠的“锯树郎”引下树来。

　　我和黄校长、君鹤先后合抱住这座千刺的巨树，让宓宓照相，一面留神，不让这狼牙巨棒把我们搠成蜂窝。刚毅而魁梧的生命，用这许多硬角护住胸中同心圆年轮的秘辛，就在我们软弱的手臂间向上升举，举到不见项背的空际。拔之不起，撼之不摇，一刹那间，人与树似乎合成一体，我的生命似乎也沛然向上而提升，泰然向下而锥扎，有顶天立地之概。这当然是瞬间的幻觉罢了。无根之人凭什么去攀附深根的巨树？且不说树根入地有多深多广，就看地上的板根，三褶四叠，斜斜地张着，有如怪鸟的巨蹼，虽然比不上银叶树盘踞的板根，也够壮观的了。

　　正想着，脚下踩着一样东西，厚笃笃的，原来又是一只蒴果。俯拾起来，沿着裂缝剥开，里面一包包尽是似绢若棉的纤维，安排得非常紧凑。再把棉絮剥开，里面就包着一粒豆大的光滑黑子。就着唇边猛力一吹，飘飘忽忽，一朵懒慵慵的白云就随风而去。只可惜吹的是口气，不是山风。午日寂寂，一点风也没有。若是起风，这朵云的飞程就会长久多了，而种子呢当然会播得更远。我不禁想起了蒲公英。

　　“真应该得最佳设计奖。”我赞叹道。

　　“但是吹到哪里去呢？”宓宓像在问自己。

　　“那些小树不就是吗？”君鹤指着十码外的几株青青幼树，细干上长满了丛刺，有如玫瑰的刺茎。最令人惊奇注目的，是有些多节的断桩上，亭亭而立抽出嫩青的新干；有的新干也断了，竟长出更嫩更细的茎来，形成三代同根的奇景。先先后后，我们不都是乘风漂海而来的吗？为什么树皆有根，大地曾不吝乳汁，而人，几十年了，却无处容你落根。不知道我们是谁设计的，竟这么不够完善。

　　楚戈走了过来，看见我们正在指点一株三代树，断桩高可及腰，断面有椅面那么大，正围在三枝新干之间，顶上还覆着一簇簇五片的鲜绿新叶。“太好了！”楚戈说着，脱去鞋子，径自登上桩座，靠在三干之间，盘腿闭目，打起坐来。几架摄影机向他对准。楚戈浑然不觉。

　　“你们看哪，木棉道人！”我说。大家笑了起来。

　　回程的车上，仍然有人在谈论木棉，几乎每人都带回一只蒴果。我在想，木棉的叶子并不茂密，遮阴无功。它的木质松软，只能做包装箱板。自从合成棉采用之后，它的棉絮已经没有人要收了。据说干了的花瓣以前可以做药，有助消炎。而现在，此树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了，它纯然是为了美而存在，花季虽然不长，比起夜深才灿发的昙花却耐久多了。当它满枝的红葩一齐烧起，火炬一般的接力赛向北传递，春天所有的眼睛全都亮了。木棉花季是醉了的视觉。梵·高死了，梵·高的灵魂在向日葵里熊熊发光。但愿木棉能找到中国的梵·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龙坑有雨

　　凌晨五点整我们就出发了。整个垦丁半岛都还在梦中，连昏昏的大尖山也不例外。天和海浑茫茫而未开。车前灯的强光挖隧道一样地推开夜色，一路炯炯地向前探去，路边的反光石曳成一条灿灿的金链子，那样醒目地抛过来迎接我们，有一点催眠。路又平稳，四轮无声，车内的仪表板一排粼粼的绿光，很过瘾，梦游若星际旅行。

　　美中不足的是梦游得太短了，不是以光年计算。这样空静的世界，这样魔幻的路，应该永远游弋下去的。但是一道眈眈的白光从横里霍霍地扫来，把夜色腰斩成两半，旋斩旋合，旋合旋斩，有如神话的高潮。鹅銮鼻灯塔到了。

　　车向右转，碾过了一段卵石小径，停在一片黄土场上。大家下得车来，纷纷披上外套。单衣过冬的高岛，在长袖衫外竟也加了一件蓝背心；大家跟在后面，破晓前的暗昧里，只看见他负着登山行囊的健硕背影。一行七人在两把电筒的挥引下，踉踉跄跄地向龙坑进发。

　　正是圣诞节的凌晨，冬至才过，夜长而昼短。已经快五点半了，阴云低压的天色灰漠漠湿湫湫的，单凭电筒的弱光还拨不开地面的混沌。土径窄处，林投树的长叶伸出带锯齿的绿刀向人脸挥来，手榴弹一般的果实，乍一瞥见，也令人吃惊。

　　每隔三十秒钟，灯塔的激光就在背后追扫过来，一刹那天惊地愕，七人顿成白晃晃的幽灵。一百八十万的烛光，从四等旋转透镜里射来，是多大的威力。我们就在光鞭的挥打下仓促逃亡，每半分钟就挨一下鞭。明知其不必要，那种惶急的危机感却逼人而来，无可避免地，想起一些越狱高潮的镜头。对于惯看电影的人来说，生命，确是倒过来模仿艺术。

　　纷沓的脚步声里，电筒的光圈映出乱石杂草的土径和起落踢踏的脚。渐渐地，灌木丛中有鸟声啁啁，传来黎明的捷报。不久更听见一种野性的声籁，叹而复息，低抑而又深沉。那野籁愈来愈近。一转弯我们已穿透了草海桐与林投树丛，整个暴露在空旷的平岸。

　　一排排的潮水连卷带撞，捣打在珊瑚礁暗褐色的百褶裙裾上，激起一丛丛飞碎的浪花。那花，旋开旋落，旋落又旋开，在强劲的海风里维持一个最生动的花季。那放纵的嘶啸恐怕是最狂野最即兴的噪音了，永远耐听。就这么，沿着这有声的花展，我们向横阻在岸边的一列怪岩走去。晓色渐透，是个水汽弥漫的阴天。平旷的沙滩上散布着一截截拧曲的断枝，有的粗而多节，像是断干，为状奇丑，却可能是残株断梗癖患者崇而拜之的尤物。

　　“这些都是台风的遗迹。”君鹤说。

　　“要是给洪娴看到，”宓宓笑道，“一定不远千里拖回家去。”

　　有人向我们走来，等到近前，原来是两位守兵，草绿色军装外罩着大氅，都佩了枪。

　　“有许可证吗？”其中一位拦住我们。

　　“有的。”我说着，转身向宓宓，要她把手提袋里的那张公文拿出来。

　　“既然有就好，”那守军一摆手，和气地说，“你们好好观赏吧。请注意保护生态。”说罢，两人便匆匆向前巡去。

　　天色已经发白，只见满空的雨云在劲风里迟滞地飘移。雨云下，那一列怪岩杂错的长岬，布阵把关一般地阻绝了去路，那色调如锈如焦，那外壳如破烂如腐朽如凿如雕，是丑还是美都很难说，奇，却是奇定了。而且也无所谓挡住去路了，因为这就是龙坑，台湾最南端的半岛之半岛，太平洋和巴士海峡就在此转弯，长风对远云说，这里，就是天之涯，海之角。

　　龙坑名不浪得。从灯塔走来，路到尽头便成了峡谷，长约两百公尺，底平而壁峭，即所谓坑。至于龙，就是两边峭壁陡坡堆叠而起的两条蜿蜿石山，山脊的石貌粗糙而错乱，但彼此在抵触之中若有呼应，相克之余似乎相生，那虚虚实实的关系，令美学家也对之束手，不过合而观之，却也一气呵成，不碍其蛟蟠龙蜿之势。所以龙有两条。里面的一条一面临谷，另一面连接沙坡，长满了青翠照眼的水芫花。外面的一条更为蜒长，头角峥嵘，遍体的层鳞都暴露在海水的阵前，不用说，千年万年的风波都已尝遍。

　　我们在外龙的腰身下，找到可以把手插脚的地段，步步为营地攀缘而上。那情形，就像在长满尖笋的陡坡上落脚寻路，不同的是，那不是笋，是瘦硬而不规则的尖石。那些狰狞而阴险的多角体，不是碍肘就是碍膝，一个分神你就会擦上，撞上，跪上。若以为又皱又薄的石角脆而易断，就犯了大错。无论你如何撼摇或用硬物猛敲，都休想损得了它。这一大盘高位珊瑚礁，原来是从海神的地窖里缓缓升起，像一尊迟钝而有耐心的黑兽在浪里抬起身来，而我们都跨在它的背上。

　　我们都登上了龙脊，那上面的鳍鳞也很难立脚。幸喜有一条非桥非栈的方木板路，带我们直到悬崖边上。大家靠在危石上引颈下窥，自虐了一阵，正骇怪数仞下怒涛在轰袭千疮百孔的岩脚，激起一阵阵飞沫和盘涡，忽然下起雨来。虽然是斜斜地飘雨，外套也有了湿意。不久愈落愈密，竟然大起来了。钟玲和宓宓就避到一块倾危的麻孔大石下去，两人委委曲曲分据了石下的坳坑，只留下一角容我斜插进半脚。高岛、君鹤、金兆、环环是怎么避的，穴中的三鸵鸟就不暇兼顾了。

　　一早起身什么也没吃，钟玲正待诉苦饥寒交迫，雨却转小而停。高岛支起三脚架，准备照阴天清晨的潮水和太平洋上的两只船影。君鹤则选定一个较高且平的立脚点，开始润笔调色，要速写一幅水墨海景。宓宓和钟玲都拿了相机，在危险而丑怪而又刺激的棱角之间横跳斜纵，侥幸取巧，并且乘风起浪涌的高潮，一举手捕捉龙坑一瞬万变却又终古不变的神貌。

　　风从北来，强劲中挟着阴湿，还带点海咸的水腥气，冲力不下于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掀得每个人都脚步踉跄。这样的角力，加上海的抢攻，岸的顽守，脚下这怪石阵的阴谋狡诈，令人觉得冒险而兴奋，幻想之中已经落了好几次海。有些悬崖岌岌乎俯临在浪上，跟对面的另一片崖角若即若离，那样邻近，似乎在诱我、激我作英雄之断然一跃。待向下一窥，眩晕的空间却在峡壁的深处，以风和浪的声势、嶙峋石笋的阵容向我恫吓，一瞬间，我见到自己坠入了峡底，曳着失足的惊呼。

　　劲风当面掴来，使人寒战而清醒。猛一转头，和对谷的内龙脊背上那一排乱石正打个照面。反负着沉郁的天色，那些乱石的轮廓分外怪异，一头头一匹匹蹲踞的匍匐的妖兽畸禽，蠢蠢然都伺机而动，但每次你一回首，它们，啊，诡谲的众兽却寂然凝定。这一景应该叫“噩梦大展”（thenightmaregallery）。所以探龙坑就该像我们这样赶破晓之前来，天色一晓，石精海怪便莫施其术了。要是黄昏之际来到，夜色一降，啊，灰者变褐，褐者变乌，黑蠕蠕的一片，就不敢说了。

　　若是顽石有灵，或能保佑这龙坑禁地，不让妄人擅自闯进来走私或破坏生态以图利。若真是有这种事情，我也不反对这些珊瑚礁的魂魄化成猛兽去逐赶恶徒，而噬其手足，嚼其心肝。

　　“你觉得吗，”宓宓小心翼翼，绕过一个芒角槎牙的兽头，一跳过来对我说，“这一带的海岸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少了什么？”环环也听见了，从那兽头的背后探头问她。

　　“少了海鸥。”宓宓说。

　　“对呀，”我说，“潮来潮去，应该有几只鸥在其间飞逐，才够气韵。”

　　“什么缘故呢？”宓宓不解。

　　“不知道跟黑潮有没有关系，”我搪塞以应，“你看这一簇簇钩心斗角的恶兽吧，白净的海鸥哪里敢落脚停靠？要不是每夜有灯塔镇压，这群珊瑚石怪不知会怎样呢。”

　　大家都笑起来。隔了片刻，钟玲又说：

　　“真扫兴，一早来看日出，却碰上阴雨。太阳的架子好大。”

　　“其实诗人朝山拜海，多能感应神灵，而得偿所请。韩愈登衡岳而雨开日出，苏轼隆冬在登州而得见海市，都能在得意之余有诗为证。我来龙坑拜石拜海，却不能感动太阳，真是愧对古人——”

　　“你还想跟韩愈、苏轼去别苗头哪？”钟玲笑了。

　　“岂敢。”我也一笑。

　　“别妄想出太阳了吧，”宓宓指指天空，“能求雨神不再下就够好了。”

　　“我的诗不能够求晴，也不能祈雨，更不能止雨，”我苦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快快回头，乘大雨还没追到。”

　　于是一行七人在潮声之中越出了噩梦大展。两侧的黑兽眈眈，假装没看见我们。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

　　沙田山居

　　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批，任风吹，任鹰飞，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樯桅出去，风帆进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夜深，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m.χＩùmЬ.ＣǒＭ

　　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露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于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都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

　　从我的楼上望出去，马鞍山奇拔而峭峻，屏于东方，使朝暾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膂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围的山影，沉甸甸阴森森的，令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僧，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和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夐远的人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蹂躏着罗汉松与芦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往的，却是人为的骚音。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蜿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栏杆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关山无月

　　1

　　沙田山居十年之后，重回台湾，实在无心再投入台北盆地的红尘，乃卜居高雄，为了海峡的汪洋壮观，西子湾鸿蒙的落日和永不谢歇的浪花。而想起台北的朋友，最令我满足优越感的，是垦丁公园就在附近。正如春到台湾总是我先嗅到，看到，要南下垦丁，先到的也总是我的捷足。所以台北的朋友每次怪而问我：“你一个人蹲在南部干什么？”我总是笑而不答。

　　香港朋友也觉得其中必有什么蹊跷，忍不住纷纷来探个究竟。好吃的，我就带他们去土鸡城吃烧酒鸡，好游的，就带他们去垦丁一看，无不佩服而归。

　　去年十二月底，金兆和环环也来探虚实。我们，宓宓和我，便带了他们，还有钟玲、君鹤、高岛，一行七人再去垦丁，向隔海的港客炫耀我们的美丽新世界。

　　2

　　到垦丁把旅舍安顿之后，高岛就催我们去关山看落日。大家姑妄听之，因为天色已经不早，而云层荫翳，难盼晚霞的奇迹。中途经过龙銮潭，只见一泓寒水映着已晡将暮的天色，那色调，像珍珠背光的一面。潭长几达两公里，大于南仁湖，是垦丁公园里最大的湖了。我们下车看湖，只觉得一片空明冷寂，对岸也只是郁郁的原始丛林，似乎是一览无余了。站久一些，才发现近南岸的沙洲上伫立着三两只苍鹭，背岸向水，像在等潜移的暮色。

　　“像是从辛弃疾的词里飞来的。”我不禁说。

　　“其实是过境的水鸟。”年轻的守湖人在背后说。

　　钟玲见高岛在调整望远镜，向西北方，也就是湖长的另一端不住地窥觎，问他在看什么。

　　“水鸭呀，”高岛得意地吟起来，“呵，有几百只呢！”

　　这才发现近北岸处的水面上一片密密麻麻的黑点，于是众人接过望远镜来，轮流观看。幽幽的水光在圆孔里闪来晃去，寻了一阵，才越过一丛丛水生的萤蔺草，召来了那一大群水鸭。放大了，就可见它们在波上浮动不定，黑衣下面露出白羽，头颈和身躯形成的姿态，以书法而言，介于行草之间。

　　“那是泽凫，”守湖人说着，把他的高倍数望远镜递给我，“跟灰面鹫一样，也是北方的远客，秋来春去。它们是潜水的能手，可是因为尾巴下垂，起飞的时候有点狼狈，在陆地上走也不方便。”

　　“垦丁公园的候鸟是不是很多？”宓宓问他。

　　“对呀，百分之四十三都是；有的匆匆在春秋过境，有的夏天才来，像泽凫跟灰面鹫这样来过冬的最多，叫冬候鸟，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四。”

　　“那其余的呢？”我问。

　　“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七都是土生的啰，叫作留鸟。”

　　“看来鸟世界的外来客，”我说，“比人的世界更多。”

　　大家都笑起来。那守湖人却说：“只希望这些可爱的过客来去自由，不至于魂断台湾，唉！”

　　一片噤嘿。然后我说：“但愿我将来退休后能来陪你做守湖人。”

　　钟玲说：“史耐德（GarySnyder）就在美国西北部的山里做过守林人。他说，他的价值观十分古老，可以推回到新石器时代。”

　　“对呀，”我说，“垦丁公园应该招募一批青年诗人来做守护员，一来可以为公园驱逐盗贼和猎人，保护禽兽和草木，二来还可以体认自然，充实作品。”

　　“也应该包括画家和摄影家。”宓宓说着，望望君鹤和高岛。于是大家又笑了。

　　3

　　趁着暮色尚薄，我们向关山驶去。一路上坡，有时坡势颇陡。七转八弯之后，终于树丛疏处，来到一片杂有砂石的黄土坳，高岛在前车示意停下。乱石铺就的梯级上是一座宽敞的凉亭，比想象中的要坚实而有气派。大家兴奋地把车上的用具和零食搬上亭去。

　　“你们看哪，多开阔的景色啊。”第一个登亭的人大叫起来。

　　大家都怔住了。那样满的一整片水世界，一点警告也没有，猝然开展在我们的脚下。那样的袒露令人吃惊，那样无保留的显示令人惴惴，就算是倒吸一口长气吧，也绝不可能囫囵吞下。何况启示的不仅是下面的沧海，更有上面的苍天，从脚下直到天边的千叠波浪，从头顶直到天边的一层层阴云，暮色中，交接在至深至远的一线水平，更无其他。面对这无所不包的空阔荒旷，像最后的谜面也一下子揭开了，赤裸得可怕，但这样大的谜底，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反而更成谜了。神谕，赫然就在面前，渺小的我们该怎样诠释？

　　“你们看，”我说，“远方的水平线好像并不平直，而是弧形，好像海面有点隆起——”

　　经我一提，大家都左右扫描起来。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竟然都觉得那水平线是弯的了。这么说来，此刻我们目光扫巡的，岂不是一切形象之所托，我们这水陆大球的轮廓了么？如果视界有阻或是立足不高，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关山的海拔一百五十二公尺，又名高山岩，这座观景亭又建在岩边，无遮无蔽地正对着海峡，本就应该大开眼界。这样大的场面以漠漠的海天为背景，也只有落日能当悲壮的主角，可惜天阴不见落日，远处的三五只船影，贴在天边，几乎没有动静，只能算临时演员罢了。

　　“我从来没有一口气见过这么多水。”环环说。

　　大家都被她逗笑了。宓宓说，那是因为香港多港湾也多岛屿洲矶，而且渡轮穿梭，所以海景虽有曲折之胜，却无眼前这般空旷。

　　高岛接着说：“你们知道大家脚下踩着的这一片山岩，三万年前是在海底吗？”

　　金兆笑说：“怎么会呢？”

　　“是路嘉煌说的。这一带的地质是珊瑚礁岩层，从海底升上来，每年增高大约五厘米，你照算好了。他说这就叫沧海桑田。”

　　“这过程麻姑才看得见，”我说，“中国人一到登高临远，就会想起千古兴亡，几乎成为一种情意结。也许是空间大了，就刺激时间的敏感。陈子昂登高台，看见的不是风景，而是历史，真所谓‘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

　　“关山这地名就令人怀古。”钟玲望着陡落的岩岸，若有所思。

　　高岛说：“台湾有好几处地名叫关山。”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我不禁低吟，“一提到这地名，就令人想起关山行旅，隐隐然不胜其辛劳与哀愁——”

　　“李白也说，”钟玲紧接下去，“梦魂不到关山难。”

　　“你们别再掉书袋了，”宓宓从长廊的一头走来，“天都黑下来了，晚饭怎么办呢？”

　　望海的眼睛全回过眸来，这形而下的问题倒是满重要的。有人主张回旅馆吃，有人说不如去恒春镇上。高岛坚持大家留在亭子里，由他驾车去恒春买晚餐。

　　“在亭子里吃，呵，最有味道！”他再三强调。

　　4

　　目送高岛驾着白色的旅行车上路之后，六个人便忙着布置起来，把零食摆满了一桌，一面等高岛回来，一面大嚼花生。也许真的饿了，也许人多热闹，更因为高亭危岩，海天茫茫而又四围夜色，众人在兴奋之中又带点悲恐，花生的滋味就分外津津可口。君鹤在一旁专司掌灯，把高岛带来的强力瓦斯灯唰的一下点亮，黑暗，踉踉跄跄地一把给推出亭去，而亭柱和栏杆的阴影，长而暧昧地，也给分掷出去，有的，就连亭外的树影，一起扑向附近的岩壁。于是周围好几公里的混沌夜色，平白被我们挖出一个光之洞来，六个人就像史前人一样，背着原始的暗邃，聚守在洞里。

　　隐隐传来马达的律动。接着一道强光向我们挥来。

　　“高岛回来了。”大家欢呼。有人站了起来。

　　那道光扫过亭柱，一排排，狂嚣的引擎声中，曳着一团黑影，掠亭而去，朝猫鼻头的方向。

　　“是摩托车。”君鹤说。

　　“高岛还不来，”钟玲嘀咕，“饿死人了。”

　　宓宓安慰她说，开车费时，还得点菜呀，还得等呢。高岛最负责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不知是谁建议，大家轮流追述平生吃过的最美味之菜。立刻有人反对，说这不是整冤枉吗，愈夸愈馋，愈馋愈饿。

　　“这样吧，”我说，“此情此景，正是讲鬼故事的好地方。不如开讲吧，用恐怖来代替饥饿——”

　　“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哄笑声中钟玲反对说。

　　“你这个人哪，饿也饿不得，吓也吓不得。由不得你了。从前，有一个行人投宿在一家小野店里。那家店陈设简陋，烛火幽暗，临睡之前那路客对着一面烟昏暧昧的旧镜子刷牙。他张口露齿，镜中也有人张口露齿。他挥动牙刷，镜中人也挥动牙刷。他神经质地对镜苦笑，镜中人也报以苦笑。他把嘴闭起，镜中人也——不，却不闭嘴。他一惊，觉得一股冷风飕飕从镜中吹来，伸手一摸，却不是一面镜子——”

　　众人大叫一声，瓦斯灯也跟着一暗。

　　“是什么？”环环有点歇斯底里了。

　　“——是一扇窗子！”

　　三个女人一声尖叫，君鹤与金兆也面容一肃。然后迸发出一片笑声。不料前灯炯炯探射而来，高岛开车回来了。大家立刻起身欢迎，一阵欣喜的纷乱之后，得来不易的迟到晚餐终于布就，这才发现，除了一大盘香喷喷的烤鸭之外，每人得便当一盒。掀开盒盖，有雪白的热饭，有排骨肉一大块，卤蛋一只，白菜多片。在众人的赞美声中，高岛更兴致勃勃，为每人斟了一杯白兰地。快嚼正酣，忽然有人叹说可惜无汤。

　　“有啊！”高岛说着，从暗影里的木条凳上提来两只晃荡荡的袋子。大家一看，原来是盛满液汁的塑胶袋，袋口用绳子扎紧。“大的一袋是味噌汤，小的一袋是鱼汤。”

　　“太好了，太好了，”金兆叹赏道，“在台湾旅行真是方便，不但自己开车，而且随处流连。在大陆的一些地方，哪里由得你要什么有什么，还临时去店里买呢？”

　　“在香港，你们也没有这么玩过吧？”我说。

　　“是啊，”环环说，“从没像今天这么尽兴。”

　　终于吃完了，大家起身舒展一下，便在凉亭里来回散步。这亭子全用桧木建成，没有上漆的原色有一种木德温厚的可亲之感，和周围的景物十分匹配。建筑本身也方正纯朴，排柱与回栏井然可观，面积也相当广阔，可容三四十人。亭底架空，柱基却稳如磐石，地板铺得严密而实在，走在上面，空铿铿的，触觉和听觉都很愉快。这亭子若非虚架而高，坐在里面也就没有这种凌越一切而与海天相接的意气。垦丁公园的设计，淡中有味，平中见巧，真是难得。

　　众人都靠在面海的长栏杆上，静对夜色。高岛走回亭中，把挂在梁上的灯熄掉。没有缺口的黑暗恢复了完整。几分钟的不惯之后，就发现名为黑暗的夜色其实只是蒙昧，浅灰而微明，像毛玻璃那么迟钝，但仍能反衬出山头和树顶蠢蠢欲动的轮廓。海面一片沉寂，一百多公尺的陡坡下是颇宽的珊瑚礁岸，粗糙而黝黑，却有一星火光，像是有人在露营。浅弧的岸线向北弯，止于一角斜长的岬坡，踞若猛兽。

　　“那便是大平顶，”高岛说，“比我们这边还高。”

　　“那么岸边，低处那一堆灯火是什么村庄呢？”

　　“哦，那是红柴坑。”高岛说。

　　“近处的灯火是红柴坑，”君鹤说，“远一点的，恐怕是——广嘴。”

　　真是有趣的地名，令人难忘。民间的地名总是具体而妥帖的，官方一改名往往就抽象空洞了。众人看完了海岸，又回过头来望着背后的山头，参差的树顶依然剪影在天边，而天色依然不黑下来，反而有点月升前的薄明。徒然期待了一阵子，依然无月。

　　“幸好没有什么风，”君鹤说，“否则在这高处会受不了。”

　　“可惜也没有月亮，”我说，“否则就可看关山月了。”

　　“不过今晚还是值得纪念的。”高岛说着，无中生有地取出一把口琴来，吹起豪壮的电影曲《大江东去》。毕竟是口琴，那单薄而纯情的金属颤音在寒悠悠的高敞空间，显得有些悲凉。钟玲、宓宓和我应着琴韵唱了起来。大江东去，江水滔滔不回头，啊，不回头。金兆和环环默然听着，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也许是他们的年轻时代吧！那时，他们还在海峡的对岸，远远在北方，冬之候鸟，泽凫和伯劳，就从那高纬飞来。有时候，一首歌能带人到另一个世界。

　　口琴带着我们，又唱了几支老歌。歌短而韵长，牵动无穷的联想。然后一切又还给了岑寂与空旷。红柴坑和广嘴的疏灯，依然在脚底闪烁，应着远空的星光两三。酒意渐退，而海天无边无际的压力却愈来愈强。经过一番音乐之后，尽管是那么小的乐器，那么古远的歌，我们对夜色的抵抗力却已降到最低。最后是钟玲打了一个喷嚏，高岛说：

　　“明天一早还要去龙坑看日出，五点就起床。我们回去吧。”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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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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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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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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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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