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夭的天才——纳兰容若
纳兰容若（1655年—1685年）是清初著名的词人，满洲正黄旗人，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原名成德，后名性德，容若是他的字。纳兰容若少时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并继承了满族人习武的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少有美名，是个难得的才子，少时便成为了康熙的伴读。康熙十五年中进士，后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深受康熙喜爱，并常伴康熙出巡边塞，不幸的是如此一个多才之人竟在30岁就撒手人寰。不禁令人感叹才子早逝。
对于纳兰容若早夭，人们多以才子早逝的命运来定论，但随着近来纳兰词的再度兴起，人们对他生平的深入研究，有学者提出纳兰容若早夭与他的“艳福”有关。才子佳人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好事之人更传出了很多关于这位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的风流韵事。不能不说纳兰容若是个多情种子，从他的文词采便可见这个人的细腻情怀，同时也可见这是一个矛盾的人，尽管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出身，但终其一生仍然是不幸的。
纳兰容若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大学士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家族与清廷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他的曾姑母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纳兰容若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他偏偏是个“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之人。因此在他短短的30年人生中，他过得并不快乐。他是抑郁的，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实在太大；但他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拥有着大好的前程，这些在别人眼中极为羡慕的出身却成了他的羁绊。家庭的矛盾尚可调解，但对这个多情种子而言，“情”才是他的致命伤，纳兰容若一生的情路也走得异常艰辛。
有人说，光听纳兰容若这个风光旖旎、令人惊艳的名字，就能感觉到其中辗转连绵的情意。其人生的多情，有着完美主义情结，对这个本来就近乎完美的人，必有才貌双全的女子才与之相配，而纳兰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一生有二妻二妾，且都是绝色美女。
1674年，纳兰容若19岁时，便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这一年卢氏刚满17，她“生而婉娈，性本端庄，贞气天情，恭容礼典”，可谓才貌双全，性情温雅。成婚后，夫妻恩爱情笃，纳兰容若17岁写过一首词，内有“吹花嚼蕊弄冰弦”的句子，这是他心目中红颜知己的娇憨模样。“吹花”，就是用树叶吹出音调；“嚼蕊”是口嚼芬芳的花蕊，使口中带有香气；“冰弦”是冰蚕丝做的琴弦。这些颇具情调的女子的诗意动作，和李清照与夫君“赌书消得泼茶香”异曲同工。而这卢氏也自是一位善解风情、趣识风雅的女子，“吹花嚼蕊弄冰弦”自然不在话下，与纳兰之间的相知相爱自是无人能懂。可惜天不假年，卢氏仅与容若守得三年美梦便死于产后受寒。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怎能不令这个多情种子惦念、感怀。第一任妻子是纳兰容若最为喜爱的，此后续娶的妻妾都不能与之相较。
卢氏死后不久，纳兰容若无奈续娶官氏，这位夫人比卢氏家世更显赫，为一等公之女，相貌也属上乘，但在才情雅趣方面，可能就不及卢氏了。官氏嫁给纳兰容若后，没有生子，因此有人推测两人关系应当不好，纳兰容若的《点绛唇》里就有一句“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似乎也说明两人关系并不和睦，或者说是因纳兰容若感念前妻，将两者相较差之甚远则更无情感可言。之后纳兰容若又再娶二妾，也是一美貌女子，为颜氏，但此妾根本无法取代卢氏，更无法跟纳兰容若在情感和精神上交流。于是在他29岁那年，经朋友顾贞观牵线，终娶得一位才情出众的江南美女沈宛为妾，在此女的慰藉下总算弥补了卢氏走后精神上的空白，也算觅得一红颜知己。只可惜世俗之迫，两人之间的感情得不到家人的认可，纳兰家族向与皇族关系密切，在当时是不能与汉族女子通婚的，所以沈宛尽管成为了纳兰容若之妾但却不能进入纳兰府，难得觅来的爱侣也得不到家族认可，无奈更增添了纳兰心中的抑郁和思妻之情。虽有美人相伴，但这并不是他追求的情路，他更想要的是红颜知己。
从世俗的角度及男性的角度来看，纳兰容若这一生已够完美了，家庭背景好得没话说，父亲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他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娇妻美妾，个个如花似玉，够有艳福的，还相当有才……但好景不长，纳兰容若年仅30岁就与世长辞，我们能不能将纳兰容若的早逝与“娶美女短寿”的逻辑联系起来呢？据现代科学分析，娶了美女做妻子的男人，平均寿命比娶了普通女人的男人短12年。原因是漂亮女人的老公性损耗较大，通俗点说，就是“色多伤身”。但纳兰容若的主要兴趣，恐怕不在女色吧？这样一个心思细腻之人想必最重的是情，如果说是毙命于“情深不寿”倒还有几分道理。爱情不得长久是他情路上最令人伤感的，在几个妻妾中，纳兰容若对卢氏感情最深。据说，有一次他梦见卢氏淡妆素服而来，拉着他的手，哽咽着说了许多情话，临行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纳兰容若醒来之后无限悲伤。而通过对纳兰容若诗词统计也可看出他对爱妻的思念之情。纳兰容若现存的300多首词里，爱情词有100多首。而有近50首是悼念亡妻的，颇有些“爱情至上”的味道。在这些爱情词中，“愁”、“泪”、“恨”、“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词，更是比比皆是。
情多伤身，没错。但想必词人是可以从诗词的创作中将悲伤的情感发泄出来的，忧郁也可暂得排遣，能使他压抑的情绪得到片刻的舒展，但纳兰容若最终还是早夭，想必还有别的原因在打击着这位多情的词人。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他长期的抑郁不得志了。
纳兰容若21岁中进士，成为皇帝的三等侍卫，从三等侍卫到一等侍卫，他用了九年时间，纳兰容若鞍前马后地服侍康熙，年纪轻轻却城府颇深的康熙好像熟视无睹。这种生活对纳兰容若来说，没有多少成就感和快乐可言，单调拘束的侍卫生活远不符合他的性情，加上常常目睹上层政治党争的内部倾轧，他愈加心灰意冷。“生了一个奴才的命，却长了一颗做人的心”，这样的人，注定痛苦一生。
其实，纳兰容若对自己的遭际早有深刻认识，“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这是他在一首词中总结的人生答案，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你汪洋浩瀚的才华，但却未必给你得以施展才华的福分。其实纳兰容若的性格也铸就了他不可能将满腹才华发挥出来，即使是他不英年早逝——30岁后，他或许会像他父亲那样从侍臣升至高位，但也或许成为一个普通的官僚，因为在他的骨子还流淌着一种情结，就是忧郁。正如叔本华在他的《论天才》一文中所引的西塞罗的话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早逝的天才纳兰容若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诗人落拓不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禀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力。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的自然和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
是爱情还是现实的逼迫——有岛武郎之死
熟悉《一个女人》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有岛武郎，他以这部长篇小说震惊了文学界，他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白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一位极富社会性和思想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是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浓厚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有人称有岛武郎是个在用爱写作的人。在他自述的创作原因中，“爱”就占去了大半。
有岛武郎在他的《著作集》第十一辑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叫《四件事》，记叙的就是有岛武郎创作的四个原因。
原因一，寂寞者对艺术的爱。他的原话是：“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啊！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在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地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原因二，对生活的爱。原话是：“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傲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地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份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原因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这便是有岛武郎的原话。“是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着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正是在爱的驱使下点燃了作者的创作热情。
原因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正是作者对生活极度热爱，但现实中缺乏向上性的生活又让作者厌倦。为了排解悲观的情绪，为了鞭策自己向前，才有了作者不断创作的激情。正如作者所说：“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作者创作是因为爱，现实中的他却又常常被自己的“爱”抛弃，因此最终也就缔造了他悲剧的人生，也许《一个女人》就是他人生的写照。在该小说中，他把一个狂热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悲惨的一生，通过她同周围社会之间的纠葛和抗争，摆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并描写出来。明治时代一个叛逆的女子反抗封建道德，追求个性解放，尽管努力追求，但经历种种苦难的结果仍然是毁灭。在这部他到晚年时才最后完成的大作中，处处贯穿着他对人类的爱，但同时又充斥着人生中美好明朗的一面和丑恶阴暗的一面，他鼓舞人为爱与理想而生存，但又让人深感人生的虚无。这不正反映了作者矛盾的一生吗？在他的世界中，他努力追求理想，但到头来理想却因生活所迫而无法真正践行，内心的矛盾碰击出了创作的火花，但也将矛盾的心灵最终送上了刑架。
有岛武郎家世显赫，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看似能享受一个完美的人生，但他的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却最终把他推向了深渊。
1878年3月4日有岛武郎出生于东京小石川水道町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有岛武是萨摩藩邸的家臣，曾任明治政府横滨海关关长，大藏省书记官等职，后在北海道大规模经营农场。母亲幸子是南方没落藩士的女儿，爱好文艺。有岛武郎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北方人的理性性格，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南方人的感性性格，成为两种性格的矛盾体。他自幼便受到了严格的儒家教育和日本武士道教育，后又寄住在美国人家中，入英国学校接受基于基督教文化的欧美式教育。武士的舍己奉上精神与欧美个人主义思想格格不入，“两条道路”是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神与人价值观的对立。这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同植于有岛武郎一身，让少年的他颇感苦恼。
1887年，入专为贵族及有产阶级子弟举办的学习院，次年被推荐为皇太子学友。这种荣耀使他从小具有身份认定上的优越感，也使他后来转而同情劳苦大众时产生一种深重的负罪感。
19岁时，他入札幌农校预科五年级，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基督教札幌独立教会，并在为贫民子女举办的“远友夜校”中任教，情感逐渐转向下层穷人。
大学毕业后，他被征入伍，由于先前的种种经历，他在军队中对无人性的天皇制军队生活和战争的必要性持抵制态度。1903年服役期满，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修历史与经济学，在这里他认识到了“置利害关系冲突的两个阶级的实际存在于不顾，无论怎样强行要求从精神上去对财富进行分配（即用宗教式的博爱），都是行不通的”。遂放弃宗教信仰，因与下层穷人的接触而产生同情，他开始接近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对文学兴趣日浓，喜读美国诗人惠特曼、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及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受到人道主义感染。后在英国访问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思想上兼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留学后期，他决定以文学表达自己的观点，唤醒民众，挽救社会。1906年发表处女作《硬壳虫》。
1907年，在游历欧洲后，有岛武郎回国任札幌农业大学预科英语和伦理教师。1910年与作家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创办文学刊物《白桦》，形成了对日本现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白桦派”。因他们在作品中宣扬近代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又被称为“理想主义文学”。这时期有岛武郎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铲锈工》，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中篇小说《宣言》、《迷路》及剧本三部曲《大洪水之前》、《萨姆松和丹丽拉》、《圣餐》等，随之声名鹊起。
1916年，妻子与父亲相继亡故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遂在年底，他放弃了教职工作，回到东京专事文学创作。1917年至1920年是有岛武郎创作生涯的鼎盛期。他在作品中对生活最深沉的问题进行探索，力求解决人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惑和苦闷，被视为有良心的人道主义作家。先后发表短篇小说《该隐的后裔》、《出生的烦恼》，剧本《死的前后》、《友又的死》，论文集《艺术与生活》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于1911年开始在《白桦》上连载，直到晚年才完成，是有岛武郎的毕生大作。
这些作品无不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写照，生离死别的无奈，贵族生活的骄傲感和对穷人同情、羞愧的矛盾，人道主义追求和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和日本武士道舍己精神的矛盾……他的这些作品无不是直面人生中同时存在的美好明朗一面和丑恶阴暗一面，在鼓舞为爱与理想而生存的同时，又不能不深深感叹人性中根植的劣性与人类前景的渺茫。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处境的悲凉，精神上的无比矛盾，这些还不够，在政坛上的打压也使得作者无力回应。
1921年，有岛武郎参与新文学刊物《播种人》创刊，后在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论文《无产阶级与文学》，成为日本最早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之一。他还以行动贯彻自己的信仰，将自己在北海道狩太农场的4500000平方米土地全部无偿分给佃农，把庄园住宅分给农民居住，并变卖私产作为工人运动经费。他的这些举动在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可他毕竟出身贵族世家，“欢迎革命但又不能完全理解革命”的苦恼一直困扰着他。他思想与文学的内核最深刻地表达了这种复杂心态和尖锐的矛盾。为此，他受到日本文坛左右两翼的非难。
1923年6月，有岛武郎处于极度的思想矛盾中，他的困惑和痛苦已经不是几部小说、几首诗或几个行动就可以排解的，他们让作者无力应付，于是在他死前给三个孩子的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历来尽力地奋斗了。我知道这种行为是异常的行为，也未尝不感到诸位的愤怒与悲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无论怎样奋斗，我终不能逃脱这种运命。我用了衷心的喜悦去接近这运命，请宥恕我的一切。”6月8日有岛武郎留书外出旅行后便音信全无，直至7月7日，轻井泽管别庄的人才发现他同一个女子缢死在了空屋当中，据说这便是他的情人波多野秋子，这段不让世俗所容的情感最终促成了他的死亡。
通过两人往来的信笺，人们可以了解两人感情的深厚，以及明白当时两个人为世俗所不允许的偷情关系而烦恼的赤裸裸的心境，这些信笺也成为洞察两个人最后何以走向殉情的重要资料。当时有岛武郎妻子已经逝世，处于鳏居独身状态，但波多野秋子却是个有夫之妇，因此两人的感情也受到了世俗的不齿。资料显示，1923年有岛与波多野秋子认识后便恋爱了，但后来被秋子的丈夫春房发现，春房三番五次向有岛要挟金钱，两个人因此陷入被胁迫的无奈状态。感情上的痛苦和生活、精神上的烦恼把作家逼到了绝境，深爱着有岛武郎的波多野秋子，十分理解和同情爱人内心的这份痛苦和无奈。当有岛武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再难坚持而决心自绝以彻底解脱时，她便选择了同赴黄泉来表达对有岛武郎最真挚深邃的爱。
于是死成就了他们的爱，也使得这一切矛盾得以化解。正如有岛在另一封遗书上所写的那样，“我所能够告诉你们的喜悦的事，便是这死并不丝毫受着外界的压迫。我们极自由、极欢喜地去迎接这死。在火车将到轻井泽的时候，我们还是笑着说着，请暂时离开了世俗的见地来评议我们。”两个怀着自由和喜悦迎接死亡的人，想必在自缢的那一刻心中仍是满心喜欢愉吧？
力求完美的斯塔埃尔
德·斯塔埃尔（1914年—1955年），是位画家，他成名晚，却在画坛轰动一时，并被称之为“抽象第二代”。他之所以能成名，除了具有艺术天赋，更跟他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力求完美的心态密不可分。
1914年1月5日，斯塔埃尔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军事家庭，其父亲是沙俄的一名将军，他母亲较父亲年轻22岁。在斯塔埃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60岁了。后因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全家被迫流亡到了波兰。斯塔埃尔的一生也算是命途多舛吧，在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次年，母亲随父亲离去。后来斯塔埃尔和姐妹三人被居住在比利时原籍俄国的弗里切罗夫妇收养，才算过上了平静的童年生活。
1933年，19岁的斯塔埃尔进入比利时圣·吉勒的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及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游历了欧洲各国及非洲的摩洛哥，在游历生活中，他吸收到了一个艺术家成长所必需的养料。不仅如此，他的爱情也在游历中开花，在摩洛哥他遇见了日后的妻子，长他五岁的法国画家让尼娜。
学习和生活并未就此平淡地过下去，后因在诸多方面意见相左，斯塔埃尔与比利时养父母关系破裂，比利时方面断绝了给他的一切援助，一时间他的生活陷入了窘境，为了生存斯塔埃尔决定跟随让尼娜回法国。
二战中，英法对德宣战后，斯塔埃尔加入外籍军团。在退役后，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都是靠让尼娜卖画所得，为补贴家用，他也会外出找一些油漆、装修的零活。然而这些工作却成为他成长的一个契机，在工作中他一度跟建筑师菲力斯·奥伯列特做室内装饰工作，并因此结识了索尼娅·德洛奈、勒·柯比意、亨利·格茨、克利斯汀·布梅斯特等艺术圈人士。在此期间，他的兴趣逐渐由具象转向抽象。他常常盯着按照奥伯列特设计草图刷上大片鲜亮油漆的墙面发呆，惊叹奥伯列特的设计草图是“纯粹灵感的绘画”。在友人和妻子的鼓励下他开始从事抽象主义创作，面对创作他总是力求完美。用亨利·格茨的话来说：“我们觉得他十分有天赋，他用画刀大幅刮掉他画的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好看的部分。”斯塔埃尔也许天生就是创作抽象画的高手，自从他开始创作之后，这种艺术手法便深深地吸引着他，从此他像着了魔般一心扑在抽象画的创作中。
不久，他结识了当时意大利著名的抽象画画家阿尔贝托·马涅利，尽管当时他们夫妇两人已经面临着十分困苦的生活现状，但斯塔埃尔还是毅然放弃了装饰工作，而专心地投入了抽象绘画的学习和创作中。
1943年，斯塔埃尔一家由尼斯迁往巴黎，在这里他们面对着更大的生活挑战，斯塔埃尔夫妇住在一间破屋里，冬天没有暖气，他们便用斧头砍下地板当柴烧。当时物质匮乏，为了继续创作，他便拿床单来当画布，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工作。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的作品在各种展览中频频亮相，也逐渐得到了绘画界的认可。1944年他与康定斯基及荷兰画家塞萨尔·多梅拉举办了联展。1944年秋季沙龙展上，他的作品被划为“抽象第二代”。同年他又举办个展。此时，其画大多呈棕色调，长条或弯曲的形状集中重叠，油料浓稠，肌理丰富。尽管斯塔埃尔的画作开始受到好评，但这并未使得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追求完美的斯塔埃尔将大部分的收入和整个身心都放在了画作上，正像让尼娜回忆的那样：“他画比他庞大许多的画，每个月要用掉一万法郎，而他大约只赚两万五千法郎。他把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我无法尽全力支持他那热烈又常是艰辛的奋斗，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完全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由于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不得不数度搬家，而就在不久之后，身心憔悴的让尼娜，也于1946年因心脏衰竭抢救不及时离开了斯塔埃尔，生活和情感上受挫的画家用两幅重要作品，《黑色构图》与《困顿生活》表达了当时的心境。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些都正是斯塔埃尔当时境况的最好写照。
1947年斯塔埃尔终于得以迁入沟盖路7号一所空间宽阔、光线充足的画室，并与画家勃拉克邻近而居。生活境况的改变终于使得画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一时间画室便摆满了作品，当然这也吸引来了朋友和画商。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追捧，此时评论界将斯塔埃尔看成是新艺术的代表。而比利时评论家金德泰耶谈到他的画时，避开了抽象与非抽象的提法，称：“斯塔埃尔知道人的眼睛是绝佳的图像捕获者，而画家的视觉记忆则是图像的贮藏之所。自生命的最初时日，图像便被记录下来并且重新安排，这种安排并不总是以连接的秩序，而是以层叠的秩序再现于十分快速的运动中接续着，让意识觉察不出其接续的结果。此外，斯塔埃尔不懈汲取的感觉，也丰富了这种效果，这不仅仅是其质地，其色与光的可见性，而且还是一种可触之感。”
斯塔埃尔对待艺术从来没有满足过，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他不断向着更高的成就发展。他也并不满足于一种艺术手法，在他的画作受到画界好评的期间，他还尝试过以中国水墨在纸上作画，该画呈栏栅交错状，变化多样。他也不断充实绘画理念，以实现绘画作品日益完美。斯塔埃尔在巴黎相当孤立，他独立于各种团体之外，但唯一钦佩的就是与之为邻的上一代画家勃拉克，因此在1949年到1951年间他的绘画明显受到勃拉克“绘画的事实”这种观念的影响。从1950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是他艺术创作的巅峰期，此时的作品特点是色彩鲜明、协调，并强烈有力，给人视觉以极大的冲击，这段时间斯塔埃尔极为风光，展览不断，购画者络绎不绝。但一段爱情却终结了他的辉煌，并开始引领他向死神靠近。
1953年他与亚维侬乡村的一位叫做简尼·马丘的姑娘相恋了。爱情扫除了他心理的阴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欢愉，同时他也开始改变画风，一反过去的厚重为水彩般流动与透明，然而新画风不为评论界和画商看好。斯塔埃尔是个力尽完美的人，画界的否定使得他颇为焦虑，他曾说：“当我猛画一幅大尺寸的画而使它变得可看时，我总感到非常可怕的是有太大一片是偶发而成的，我会感到一阵眩晕。一种偶然而得的画面无论如何会保有它的偶然性，这与精湛技巧有违，如此让我处在可悲与丧气的情况之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塔埃尔深处在恐慌之中，他疑惑自己的作品，认为它们不再完美，这似乎正破坏着他的梦。
在195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他得以扬名国际，在画坛的收获可谓不小，但爱情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1955年，他与简尼·马丘的关系转为冷淡，马丘的态度让他抑郁，而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画风如何突破的焦虑也在加重，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绘画已走到了极限。他自己也称：“我没有能力使我的画尽善尽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猛然发现自己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时，那种失落感和焦虑将他深深包围。
1955年3月16日，在巨幅画作《音乐会》的绘制过程中，斯塔埃尔自法国南部安提普画室跳窗自杀，享年41岁。
两年后，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举办其回顾展，画家在色彩和形体上行云流水般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终于征服了观众，在生前得不到认可的画风顿时轰动画坛。其实有多少人能做到完美呢？完美的标准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尽相同。在看到这些画作后，大家对这位天才画家向完美境界的危险攀登满怀敬意，同时也对其悲剧的结局备觉感伤。
是辉煌还是惨淡——疯狂的凡·高
在世人的眼里，生活在想象天地里的艺术家们，有一半就是“疯子”，而凡·高则确确实实是这么一个疯子。因遗传自母亲那里的精神病基因，1888年末凡·高精神病发作，从此之后他便不断受到病魔的折磨，疾病给凡·高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主要的作品又都是在他发病的过程中创造的。用冯骥才先生的话来说：“精神病非但没有毁掉凡·高的艺术，反而将他心中全部的能量一起激发出来。或者说，精神病毁掉了凡·高本人，却成就了他的艺术。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残酷的毁灭？”
凡·高是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因为他的存在使得印象派画作一下子过渡到辉煌时代。1853年3月30日他出生于荷兰布拉邦特州北部的赞德特村，他的父亲是位牧师，尽管如此，他们家族在当时也十分具有影响力。他的两个叔叔都是画商，还有一个叔叔是位将军。不幸的是凡·高家的家境却并不富裕，1869年他只能辍学，在画商叔叔的引介下，他来到古比尔艺术公司海牙分公司做店员，不久，因不能忍受一些对艺术并非内行的有钱人的斥责与颐指气使，离开了公司。因父亲的缘故，离开公司后他便萌生了当牧师的想法，通过培训，他开始辗转于海牙、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传教布道。在游历期间，他凭借兴趣画了不少人物及矿区景物速写，为了将事物画得更贴切，他还专程到布鲁塞尔去学习了解剖学与透视学。但最后因他对穷人的极度同情触怒了教会，他再次被教会开除，这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直到1880年，27岁的凡·高方下定决心要当一名画家。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仍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命运实在是善于捉弄人，就在他死后不久画界开始对他进行评价，从此他的声誉逐渐提高，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称赞，他为印象派开辟了另一个天地，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颇大。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小文杜里认为：“凡·高对后来的野兽派和表现派都有极大影响，他的艺术成就比马奈和塞尚对后继者有更大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他有生之年却遭到了世俗的鄙夷，承受着过多的苦难。但当凡·高即将摆脱困境、获得成功之时，他却用一把枪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890年5月17日，凡·高来到巴黎与弟弟提奥和他妻子及刚出生的侄子文森特（与凡·高同名）见面。后经提奥推荐，他来到距巴黎不远的小镇奥维尔接受加歇医生的治疗，并继续创作。凡·高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病情也似有好转，但就在7月27日下午，他外出作画时开枪自杀。29日黎明，凡·高在提奥身边死去。当时他只有37岁。关于凡·高自杀的原因始终存在争论。有人说凡·高是死于精神病，也有人认为凡·高自杀并不只是由于精神问题，因为从凡·高最后遗留下的《乌鸦群飞的麦田》等作品可见，画家当时的精神极其清醒，但这些画似乎又暗示了他即将面对死亡。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将画家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呢？
原因一：不被世俗认可的画风
27岁决定学画的凡·高，毅然离家，在弟弟的支持下来到海牙跟画家莫夫学画，但因他脾气固执，不太听从老师的指导，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一天，莫夫让他画石膏像素描，他画不出预期效果，便愤而将石膏像摔成碎片。老师最终忍无可忍，将他从画室赶出。凡·高在走之前留信说“我要画的是人性”，以表示对莫夫迂腐教育方式的反抗。
1885年，凡·高终于进入了渴望已久的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习，但这座美术最高学府却令他失望了。在上课时，他随意吸烟，大声讲话。有一次画维纳斯雕像时，他竟然给这位女神画了一双荷兰主妇般的肥腿，使教师大为气愤，将他的画笔夺去。他便对教师喊道：“你不知道女人是啥样子，一个女人必须有大腿、臀部和骨盆才能生孩子！”凡·高被赶出了学院大门。而此时他正患伤寒病，贫病交加的凡·高已经32岁了，但他的学画之路异常崎岖，他的画风也得不到老师的认可，这让他的内心更加不平和愤怒。
之后，凡·高通过学习，借鉴前辈大师的技法，竟无师自通。1886年初，他再次来到巴黎，在这里经过弟弟提奥的介绍，他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劳特累克、毕沙罗和修拉等，特别是从开始就对他有很大影响的高更，此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高更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从高更那里学到了毕沙罗的技法，吸收了印象派明亮的色彩和对外光的表现，一扫荷兰时期那种阴暗的色调。他尤其欣赏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浮世绘，他采用点线结合，不像印象派那样准确再现眼前所见事物的手法，而采取浪漫派那种用色彩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这也就是凡·高的艺术理想。但他天性中那股烈火般的激情，使他必定要抛弃荷兰画派的暗淡和沉寂，并远离印象派，因为印象派对外部世界瞬间真实性的追求和他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甚远。于是，他接受法国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崇尚和对情感的尊重，并使之强化，将伦勃朗缜密而阔达的笔触与创作主体精神的隐晦联系明确化、纯粹化，将印象派饱和的色点扩展成色线，带着原始的表情，推向极致。他的作品多服从于心灵的召唤，用波形、螺旋形的笔触来运载奔涌不息的情感之流，粗犷、豪放，充满动势、紧张和强烈的节奏：大地在颤抖，天空如旋涡似火焰，树木绞扭，似乎要把自己连根拔起。这正是凡·高所注重的，他要用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此时画的正是“人性”，正像他说的：“我愿以我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激动。”凡·高的画揭示了在绘画形式和人类情感之间，在物质材料和终极真理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联系。
然而，他这种不入时的做法一直未被社会接受，很长时间画作未能售出一幅。他唯一一幅在生前被卖出的作品《红色的葡萄园》虽以400法郎售出，但这已于事无补。他的生活已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他承受着艺术被排斥，人格受侮辱，生计不保及情感和欲望极度饥渴的多重压力，这一系列的因素最终引发癫痫，在疾病和矛盾的折磨下，他的精神随之崩溃。
原因二：困顿的生活
从1880年开始，凡·高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他忠实的弟弟提奥提供的。但提奥仅仅是个普通的画商，他的收入也十分有限，自己家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但也正是这个弟弟在凡·高的一生中都在给予他帮助，他凭借着微薄的收入给予凡·高的接济，也只能够他糊口，并且这些钱对凡·高来说常常是入不敷出。他只能不置新衣，不置暖气设备，还得经常饿肚子，有时甚至靠喝凉水充饥，或者靠吃栗子充饥，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绘画材料。在生活的压力下，凡·高悲叹道：“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再也看不到将来的光明，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工作上了，至少此时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困顿的生活已经将画家逼入绝境，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追求感到迷茫，但在1880年冬天，他仍然是在努力学画，他常常前往博物馆去学习荷兰风俗画。
之后的日子更加难熬，因为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绘画当中去了，但画作并未受到世人的认可，他仍然只能是靠着忠实的弟弟给予的支持来维持生活。在凡·高一生写给弟弟提奥的800封信件中，基本上都是他与提奥谈钱。提奥是他生前唯一的知音和支持者。他十年无望的绘画生涯全靠着提奥在经济上的支撑。尽管提奥手头也并不宽裕，尽管每月给凡·高的钱也非常有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做这位用生命祭奠艺术的兄长的后援。这就使凡·高终生被一种歉疚感折磨着。
他在信中总是不停地向提奥讲述自己怎样花钱和怎样节省，解释生活中哪些开支必不可少，报告他口袋里可怜巴巴的钱数。他还不断地作出保证，决不会轻易糟蹋掉提奥用辛苦换来的每一个法郎。如果提奥寄给他的钱迟了，他会非常为难地诉说自己的窘境。说自己怎样在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灌满一连空了几天的肚子；说自己连一尺画布也没有了，只能用纸来画速写或水彩。当他被贫困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会恳求说：“我的好兄弟，快寄钱来吧！”就是在无尽的羞愧与无奈中，凡·高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坚持作画。他的内心也因此长期处于矛盾和忧虑当中，他其实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画作会受到后世的欢迎，但他又总是在给自己和弟弟打气，说将来一定有一天，他的画可以卖到200法郎一幅。他说那时“我就不会对吃喝感到过分耻辱，好像有吃喝的权利了”。很难想象画家当时已经窘困到如此境界，他一生都生活在对吃喝这种基本需求的渴望当中，也处在因连累弟弟而深深的自责当中。在没有成名之前，他只能忍耐，只能节衣缩食。
但毕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长期以来，超负荷的劳累与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凡·高的体质日益虚弱，他甚至有时病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1888年12月23日，忧郁成疾的凡·高患上了痛苦的癫痫症，发病时，神志混乱，行为疯狂。自发病之后，凡·高的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被送往医院。这期间他会忽然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在同人聊天时，他会端起调颜色的松节油要喝下去；后来发展到在作画的过程中疯病突然发作。在阿尔地区居民的强烈抗议下，1889年5月他自愿住进了离阿尔1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病人。一年后提奥接他出院，并介绍了保罗·加歇医生对其进行治疗。但就在画家病情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杀。这不得不令人疑惑，也许真是疾病、窘境和愧疚让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吧。
原因三：惨淡的爱情
不仅生活和艺术追求上不如意，在爱情道路上凡·高也走得并不顺利。幼时凡·高的母亲希望他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牧师，于是父亲将他送到了邻近城镇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学校生活十分清苦，在那里他的性格更加孤僻，他喜欢独自一人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或躲在一旁发呆，同学们都将他视为“小野兽”而对他避而远之。也许正是性格使然，他后来的情路也走得异常艰辛。
1869年秋天，因家境日趋贫困，16岁的凡·高不得不独自谋生。经叔父介绍，他来到海牙的古比尔美术商行当一名小职员。他诚实可靠，聪颖勤奋，不久成为一名模范职员，晋升后被派往伦敦分行。在伦敦，他对房东太太的女儿厄休拉一见钟情，这位姑娘在郊区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中工作，并兼任幼儿园的保姆。单相思的凡·高认为她是位绝代佳人，并对她一往情深，为之神魂颠倒。但凡·高外表丑陋，大脑袋上满头红色短发，大鼻子，高颧骨，紧蹙的浓眉下一双深陷的绿色小眼睛，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一副凶狠的模样。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走路时佝偻着背，活像一个小老头。这样一副面孔自然不会令姑娘喜欢。厄休拉用冷言冷语和讪笑回答他的追求，使款款深情的凡·高初恋破灭，后凡·高得知自己的梦中情人已经与人订婚，精神更加痛苦。
他满怀忧伤地离开伦敦去往巴黎，在那里凡·高的事业也受到了打击，凡·高工作了六年后，1875年美术商行老板嫌他神经过敏而将他辞退，更增添了他内心的痛苦。
1881年28岁的凡·高回到家中，他再也忍受不了孤独的生活，此时他爱上年过30、失去丈夫并已有一个孩子的表姐凯·沃斯，但他的追求遭到了女方的拒绝，数次登门求婚不果，他竟将手放在汽灯火苗上烤烧，气得姨父关掉汽灯，将其赶出。第二次爱情仍然以无果告终。
之后，在海牙学画的过程中，凡·高与一个身怀六甲名叫西恩·克里斯蒂的妓女同居，孩子生下后，凡·高用弟弟提奥邮来的有限费用维持三口人的日常用度及绘画开支，而西恩更是死性不该，酷爱酗酒抽烟，并经常偷走凡·高仅有的基本生活费去酗酒，这使得凡·高十分恼怒，两人口角不断，最终仍以分手告终。
1884年，凡·高第一次迎来了两情相悦。在纽南的毕吉曼家，39岁的老姑娘玛戈林迷上了他，并开始追求他，这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一个女人倾泻的爱情是这样甘美，是这样能给心灵创伤带来抚慰”。正当两人沉浸在爱河当中时，玛戈林将此事告知了家人，但却遭到全家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凡·高“曾与妓女鬼混过”，而且“无经济来源”，为了阻止两人继续交往，家族收回了玛戈林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玛戈林以死相抗，吞下致命的马钱子碱，后被救活，但凡·高却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至此，凡·高对爱情和家庭生活几乎绝望，孤独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原因四：在矛盾中前进的师友之情
凡·高是一位以独树一帜的画风、荒诞不经的行为、令人悚然而惊的举止和对艺术的热烈追求而闻名遐迩的传奇式人物。塞尚曾称他为“狂人”。然而这位狂人也是孤僻的，在亲情上他只能从弟弟提奥和妹妹威廉明娜那里得到安慰，而爱情的长期不如意更让他变得孤僻，他一生中也没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唯独高更，一度成为他的偶像和挚友。
1886年初，他开始对自己的艺术理想有了更新的追求，但不久，他决定离开自己的友人前往阿尔。
巴黎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光怪陆离的生活令他感到厌倦，一年之后，他便厌烦巴黎的声音，对周围的画家感到恶心，对身边的朋友感到愤怒难忍。随后他觉得一切都混乱不堪，在那里他根本无法作画，他甚至感觉巴黎要把他变成“无可救药的野兽”。于是他决定“逃出巴黎”，逃到他渴望的荷兰恬静的大自然中去，回到他渴望的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中去。在弟弟的帮助下他来到法国南方的阿尔，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画室，在阳光下，在金色的麦田中，他开始疯狂地作画，有时他一天就能画出十几幅油画。凡·高作画时往往很激动，除画笔外，还用手指、画刀，有时干脆把颜色从筒里挤到画布上。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穷苦的不幸者寄予深切同情，他曾说：“我愿以我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激动。”
在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小镇上，凡·高生活得十分惬意，可以说是凡·高一生中生活得最灿烂的几个月。他与阿尔的农民们情投意合。在这里“艺术家公社”的理想又呈现在他面前。愉悦的凡·高并没有忘记他远在巴黎的友人高更，于是他邀请高更到阿尔同住。1888年10月，怀才不遇、玩世不恭的高更来到阿尔，他的到来却给凡·高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在高更没有到来之前，凡·高还生活在浪漫的理想当中，但高更的到来却破坏了这一切。
高更傲骨铮铮，骄狂蔑众，很难与人相处。从一开始他就不断嘲讽、揶揄凡·高的绘画，并经常取笑他的情场失意，同时又妒忌凡·高的艺术和他对艺术的忠诚，两人为一些小事儿常常争吵不休。但生性淳朴憨厚的凡·高总是对朋友宽宥容忍，每次都是主动要求和解。这一行为也纵容了高更，而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割耳事件”。
有一次，高更怂恿凡·高去逛妓院，他预先买通妓女，让她们尽情当众侮辱和奚落凡·高，凡·高怒不可遏，与高更大闹一场后愤然离去。圣诞节即将到来的一天，高更再次买通了一个小妓女故意耍弄凡·高。那女人对凡·高说：“你若给我五个法郎，我便好好接待你，否则要用你的大耳朵送我做圣诞礼物。”喝得半醉的凡·高抓起一把锐利的剃刀将自己的右耳割下，随后包在一块画布里派人送到妓院。那妓女见到血淋淋的耳朵便吓昏过去了，凡·高则因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后来，他曾画了许多自画像，其中割了耳朵的自画像最为著名。
凡·高的理想也许太过浪漫，本来将两个个性极强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就像把两匹烈马放在一起一样，很难相处得和睦。高更的到来并没有如凡·高预想的那样，两人建立起一个梦幻般的“未来画室”，而是水火不容。艺术家的梦想彻底崩溃了，潜藏在凡·高身上的精神病也终于在一次次的刺激下发作了。他要杀高更，高更愤然离开了阿尔返回巴黎，凡·高则从此陷入精神病中无以自拔，他的世界顿时一片黑暗与陌生。
辉煌的落幕——凡·高之死
1889年5月9日，弟弟提奥从巴黎赶来，凡·高自愿进入离阿尔1公里远的圣雷米疯人院。此后提奥又把他转到奥维尔一座较好的疗养院。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凡·高终于将所有的才华都展现在了画板上。在疗养院中，他请求弟弟留下他心爱的颜料和画板，在医院附近的田野，凡·高画了150幅油画和数百幅素描。此时他画风突变，色调不那么强烈了。他特别为骄阳下金黄色的麦田着迷，整日画这些景色，他对看守人高喊：“金黄色！多么美的金黄色呀！”那绚丽的金黄色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异常艰辛的，他渴望创作，但疾病又时时困扰着他，有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发病了，有时他在前往写生的道路上也会发病，他抓住思维清晰的每一刻努力作画，当疾病一次次发作时，他甚至想到了自杀。疾病一步步将他逼向了彻底的混乱与绝望。在这期间所画的《奥维尔的教堂》、《有杉树的道路》、《蒙塞尔茅屋》等等，已经完全是神经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在裂变、躁动、飞旋与不宁。但这种听凭病魔的放肆，却使他的绘画达到绝对的主观和任性。于是他绝世的才华，刚劲与烈性的性格，艺术的天性，得到了最极致的宣泄。一切先贤偶像、艺术典范、惯性经验全都不复存在。凡·高在混乱的意识中，面对画布，他少了所有的束缚，面前只有一个彻底的自由和本性的自己。在这时他真正实现了画“人性”的预言。看看《奥维尔乡村街道》的天空中那些蓝色的短促的笔触，还有《蓝天白云》那些浓烈的、厚厚的油彩就会知道，凡·高最后涂抹在画布上的全是生命的血肉。也正是这样，凡·高最后留给人类的是一个辉煌永恒的殿堂，带给人永恒的震撼。
但是就在凡·高的辉煌到来之前，在寂静的田野里，面对着灿烂的阳光，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胃部开了一枪。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景，很多人猜测可能是精神病发作，凡·高不能自控才选择了自杀。但这一枪还不足以在当时要了画家的性命，他平静地收拾起画具像往常一样走回住处。他熬了两天，痛楚难忍，但他未喊叫一声。临终前，他不断吸烟，和弟弟提奥谈论着艺术。1890年6月29日，嘴里还叼着点燃的烟斗的凡·高平静地在弟弟身边离世，时年37岁。他被埋在奥维尔，他的挚友和医生加歇在他的墓边种了他喜爱的向日葵使这伟大的灵魂安息。一向热爱哥哥的提奥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半年后在故乡也因疯去世，后来被安葬在哥哥的墓旁，永远和他长眠在一起。
凡·高的一生不能用辉煌来形容，但更不能用平凡来形容。他的生活是窘困的，他的精神却总是饱满激动的，他为人是平淡孤寂的，但他的行为却又是荒诞不羁的。有人甚至说凡·高注定要疯掉，“疯”摧毁了一个生命，却成就了一种艺术。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诉说啊！
铁轨上的诗人——海子之死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曾说过：“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等于诗人的再生。”因此她也在自己31岁的时候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海子。死是令人震撼的事，而海子的死简直令中国人到了咂舌的程度。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驶过山海关附近冰冷的铁轨——铁轨上那个温暖的身体顿时一分为二。现在谁也无法知道，躺在坚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后时刻会写下什么样的“绝句”，在他的脑海中是否出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胜景？
海子死后，中国文坛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海子的死曾引发了中国众多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当中包括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据说还曾经有一位浙江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到过海子的家乡进行祭奠。海子的死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长久以来有很多人推究过海子选择如此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最终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文人相重，认为海子是殉诗而亡，另一种则是文人相轻，认为海子选择死亡不过是文思枯竭，更有甚者认为海子选择死是为了成名。究竟海子为何选择死亡，又为何要死得如此惨烈——卧轨？
原因一：死于精神分裂
在走向卧轨道路的那一年，海子回家乡过寒假，并专门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写信，称自己打算请半年病假。但不久他又改变主意，还作了一个书面说明，表示自己要安心上课，一定要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
在奔赴山海关之前，海子曾写下几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
一边是“争取年内评上讲师”的生活愿望，一边是“耳朵里充满了幻听”的艺术幻想，它们足以撕裂一个血肉之躯。这些书信描绘的对象俨然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一面遵循着生活伦理，已经“赴某地候补”；而另一面却遵循着艺术幻想，满眼都是“吃人”，所以也有人说海子就是一个介于天才与疯子之间的诗人。
通过这些书信，医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症”来处理海子自杀这件事情。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不是谁的逼迫，所以海子在另一封遗书上说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和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人毕竟不是神，有多少人能真正驾驭这些分裂的思想，一面是艺术的幻想，一面是现实的生存法则，剧烈的冲突不是把人逼疯，便是指引人走向死亡的边界。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很难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作为家中长子，他一定深切体会到“长兄如父”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他的精神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疯癫状态，“疯癫”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种与诗人如影随形的现象。
原因二：为诗而死
一个诗人为了诗作而死，也算死得其所。在那个充满幻想的艺术殿堂里，诗人的死，也许就是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奚密就认为诗歌创作是逼迫海子走向不归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海子是为了创作一篇鸿篇巨制的史诗而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这篇史诗带给诗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加上孤独离群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诗人的极度抑郁，令他无法继续其创作计划，又或者是像诗人的挚友西川说的那样，海子对‘天才早夭’的浪漫式的执迷使他陷于其中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预言。
在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自杀是有必然性的，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解脱。在《亚洲铜》时期，他孤独但也温情，我们能感觉到土地、母亲这些力量在支持着他的心灵世界。到了创作《太阳组诗》时，身困现实的海子十分无奈，当宏伟却缥缈的诗歌追求面对严酷的现实时，他力不从心，于是流浪、爱情、生存这“三种受难”时时束缚着诗人飞翔的双翼。他的内心已经破碎，已经没有力量把自己组织起来，他的身体像被撕成了一个个碎片，海子的诗歌常从深处迸发出“我们已经走到世界尽头、人类尽头的幻觉”。这反映出他当时的状态，他已经没有力量把握自己，把握这个世界。于是他最终走向崩溃，再加上他是个生性敏感的人，他十分在意旁人对他诗歌的评判，它们让他接受不了，因此感到绝望。
海子选择自杀应该不是没有准备的。他曾经于1986年自杀未遂，在他的诗歌中也处处体现出了诗人的自杀情结。在他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中都可以找到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地谈到死亡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甚至还与其友人谈过自杀的方式。西川认为海子在死亡意象、死亡幻象、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并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幻想让诗人有了创作的灵感，意识既成就了诗人，也毁灭了诗人。
原因三：为情所伤
诗人大多有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海子也不例外。脆弱敏感的精神情感世界似乎早就决定了这位年轻的诗人最终会选择死亡这条道路。海子的心灵不仅是敏感的，而且也是孤独的，1988年底，他的两位友人相继结婚，再加上情感上的不如意更加重了这层孤独，它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无力承受，死亡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海子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情感上的不如意可能是最终促使他再次寻死的重要导火索。在海子选择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他见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昔日的恋人对海子很冷淡。受不了如此打击的海子当天晚上和同事喝了很多酒，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不该讲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爱情的创伤和心灵的负罪感，敏感的神经已经不能承受，曾经深爱自己诗歌的恋人，现在已经形同陌路，心灵的寂寞再没有人能了解，赴死是解决一切最好的办法。山海关成就了海子的梦。
曾经带给人们春暖花开的海子随着轰鸣而去的火车消逝了，不管他因何选择了死亡，都不希望年轻的诗人跟随他的脚步。
残缺的爱——一个孤寂才女的陨落
“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是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不知道是哪位哲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上帝是公平的，他把你的门关上了，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而上帝对张爱玲也是绝对公平的，他让这个上海滩的奇女子在情感路上曲曲折折、伤痕累累，但却让她成为了一个写作上的天才。
说张爱玲是一个才女并不夸张，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寂凉凄迷。在寂寞的文坛上，她仿佛是那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既突兀又自然；又像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而她的一生更像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是上海滩上的一个传奇。
九岁时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张爱玲写作才华就已初见端倪，中学时代的她已经成为一个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子。在后世眼里她绝对是一个天才，而她自己也从小就怀揣着天才的梦，像所有的天才一样，张爱玲的行为不可能得到认可，世俗限制了她的发展。1941年，怀揣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冲破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了伦敦大学，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迫使她只能在香港大学就读，大学期间的系统学习为她在23岁时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3年开始，张爱玲迎来了她的创作高峰，《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相继在《紫罗兰》上的发表让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从此，这个传奇女作家便开始了她那一发不可收拾的写作生涯。之后的《倾城之恋》让她成为文坛上的风云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如此的成功，让这个23岁的年轻姑娘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她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自己成功的喜悦：“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年轻天才的张狂在这句话中表露无疑。但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她的冷漠、无奈、残缺的人生。
残缺的亲情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公馆，她的爷爷张佩纶是晚清翰林院的学士，而曾外祖父更是清朝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在她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出自书香门第的她自然从前人那里遗传下来或多或少的文学天赋，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熏陶教育下，也为她在文学上的早熟创造了条件。但这个家对张爱玲来说并不是幸福的，亲情对她来说无疑也是残缺不全的。
两岁时，张爱玲一家迁居北方，直到八岁才得以重返上海，但八岁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惨淡凄楚的。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而母亲则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两人在性格、观念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长期不和睦，最后终于走到了婚姻的尽头。父母离异后，她和弟弟跟随父亲生活，而不久父亲又续娶了后妈，这对张爱玲的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自小看过太多后妈的小说，在她看来“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张爱玲的后妈也没有让她“失望”。张爱玲从小性格孤僻，从不受后妈的喜爱，甚至常常遭到后妈的虐待，在继母的影响下，张爱玲跟父亲的关系也持续紧张起来。
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后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她用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毒打之后，父亲又把她关在一间空屋里，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巡警在屋外看守着，她像个犯人似的没有丝毫自由。更残忍的是张爱玲在被关期间得了严重的痢疾，父亲没有给予她一点点亲人的温暖，他不仅不给她请医生，甚至连药都不舍得给她买，这一病让她看到了人性的冷漠和黑暗，痢疾一直持续了半年，年轻的张爱玲差点因此死掉。她当时甚至就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在头上飞过，心中萌生了报复的念头，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算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不久，这个17岁的姑娘终于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父亲软禁自己的黑屋子里逃到了母亲的身边。但令张爱玲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也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柔和、温暖。
母亲给张爱玲指出两条路，一是结婚，用钱打扮自己，一是用钱上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但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母亲还是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名淑女，张爱玲注定做不到这一点，她在父亲家孤傲惯了，对于要在窘境里学做人，尤其是还要学做淑女感到十分困难，因此母女之间也逐渐产生了隔阂，再加上经济上的原因，母女之间经常为此大动干戈，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青年时代的张爱玲希望从母亲那里获得温暖的梦想也就此破灭。琇書蛧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甚至对于张爱玲来说她的一生都无法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她作品中的人物多是这种畸变心理的产物。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爱情，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可以说童年的惨痛遭遇既成就了一个文坛上出众的才女，同时也毁了这个才女的一生。
凄凄惨惨的爱情
当张爱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胡兰成何许人也？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和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偶然间看到了张爱玲在《天地》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封锁》，从此他便像着了魔似的喜欢上了这个女子，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可称为好。
同年2月初，他拜访了张爱玲，但她没有开门，于是胡兰成便把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从门缝中传给了她。第二天，张爱玲回访了胡兰成，这一谈便是五个多小时，两人就像是久未见面的老友，谈天说地，一见倾心。对于两个人的相遇，张爱玲笑称，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段乱世的情缘便在情书往来中不断成长，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上的说教都不能压制的。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两人终于在上海结婚了。此时的张爱玲可能享受了一生中仅有的那点恬淡的幸福，这点幸福甚至让她终身都摆脱不了胡兰成的阴影，她为了这段感情甚至也可以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也不管什么政治立场，哪怕胡兰成是汉奸，哪怕当他逃到温州后又结识了新欢范秀美，她还是爱着他，还是珍惜这段人生中难能可贵的感情。她可以不远千里地去寻觅胡兰成的踪迹，她可以毫无保留地奉献，全心全意地信赖，但这一切努力并不能为她换得两情相悦、长相厮守，也许开始的不顾一切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悲剧。她明白，胡兰成对她的爱已经燃尽了，她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改变什么，爱情的失去标志着她生命之花的枯萎，灵感之源的枯竭。
有人说是胡兰成毁了张爱玲，但爱情中的对错该怎样评判呢？张爱玲毕竟是个不谙世俗的女子，她哪知道爱情的深浅，她哪知道轰轰烈烈燃烧掉的可能是自己。她不顾一切地爱着，为了这段爱，她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为了他的爱，她几乎哭尽了一生的眼泪，也哭尽了她那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但她却再没写出如《金锁记》那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的张爱玲时代也随之结束。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曾经拥有过一段许多女子都期待的一见钟情、刻骨铭心的爱。张爱玲也是不幸的，因为这段她生命中第一次开放的爱情之花在短短的两个春秋里就枯萎凋谢，上帝已然没有在情感上照顾过张爱玲，她能获得的亲情和爱情都是那么支离破碎，这些支离破碎的情感，也就造就了一个心理上孤寂、冷漠、残缺的张爱玲。因此才有人会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凄凉的晚景
1949年解放后，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了。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张爱玲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两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张爱玲辗转来到美国，并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她的成功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但这种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张爱玲是孤寂的，而她在美国市场上的挫败与这样的孤傲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了解上海，可她并不了解美国。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她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甚至到最后她把自己“关了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的书信也懒得看。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或许正是那些残缺的爱，正是太早开始接触到人情的冷漠才让她变得斤斤计较。从她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女性：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面对她最亲密的人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她曾写道：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这一切把她与社会彻底隔离，让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作家，也让她生活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孤岛，她就这样孤寂地消磨自己的才华。
1967年，丈夫赖雅去世，这又给她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此后的20多年中，她便在孤寂和不停地搬家中度过。这期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也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内心的空虚与孤寂逼迫她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宣泄。
她内心一直被“虱子”的烦恼搅得不得安宁，她曾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如此令人恐怖的比喻正是她生活的写照，她一生怕极了这种虫子，她说“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而这种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她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起了最后的攻势。她不得不“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可这并不能减轻她的烦恼。
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去，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她以为也许只有到了沙漠才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在她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搬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并不夸张，张爱玲在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还曾这样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
很显然，在张爱玲最后的20多年里，她明显患上了一种强迫症，她只能无力地应对“虱子”的攻击，到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寓所孤寂离世，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在这个小小的寓所中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她曾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她孤高得似乎可以超越一切，但她超越不了那些残缺的爱在她心中造成的难以平复的伤痕。她想要坚强、恬淡地面对一切，但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灿烂一如张爱玲，孤寂亦如她，浮华过去，她带着流星越空的光辉归于沉寂，曾经风华绝代，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去。
张爱玲真正幸福过吗？不知道，在我看来，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爱，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甚至从胡兰成那里得到的爱都是那样残缺不全，能说她幸福吗？在张爱玲浅浅的一笑中透露出来的满是忧郁和孤寂，她的一生是传奇的，这种传奇令人想要一窥她的本真。别人可以窥探她的传奇，感受她的锋芒，却不能感知她的孤寂，正如她所说：“笑，全世界同你一起笑；哭，你便独自哭。”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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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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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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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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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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