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二哥却只是憨憨地笑笑。

　　那笑容，完全是农民式的。

　　在悼念毛主席去世的那段日子里，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可是我发现，二哥和他的女人却在夜里偷偷地做爱。也许二哥并不想做，是二哥的女人想做。——她到了城里，在婆家的房间里的床上，想通过做爱来坐实自己的身份。那时候我们家里的空间很小，我和他们的床中间只是拉起了一道布帘子。他们的动静让我心惊肉跳。我真想对他们说：你们这是一种亵渎，是在犯罪！

　　我很不喜欢他们。

　　伟大的领袖去世了，他们居然还有心思操X，真让我感到恶心。

　　因为我是他的兄弟，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都是有罪的！

　　母亲说，那一年人心惶惶的，唐山大地震，一下死了几十万人。许多人都是紧张的，但是，我却像没事的一样。

　　我为什么不紧张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即使是知道唐山发生了程度非常严重的大地震，我也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惨烈。报纸、电台，都努力地淡化。消息是被严密封锁的。官方在宣传防震避震。而关于地震的传言，却不胫而走，仿佛全国各地，都有地震发生。有两次，我们真的明显地感觉到了大地的摇晃。当然，并不激烈。最初的紧张过后，我和弟弟觉得地震变得好玩了，尤其是每天晚上在地上，放上倒立的酒瓶。组织上说，要是半夜里面突然被摔倒的酒瓶声惊醒，一定要第一时间往外冲，或者，躲在犄角旮旯的什么地方。要不，还可以钻在床底下、桌子底下。我记得有天晚上，那只酒瓶子被猫碰倒了，结果全家人吓得都从床上跳了起来。

　　事情真正有趣的是，后来我们都从家里搬了出来。大家在院子里有限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防震棚（篷），男女老少都挤在里面。我们家居然像过节一样地高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感觉被大家所接纳了。

　　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感觉自己家虽然住在这个大杂院里，但其实是始终遭受到排斥的。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大家。谁愿意和有着一个坏分子和现行反革命的家庭接近呢？我们比瘟疫，更加地让人恐怖。我们从不敢和人发生争执，因为，不管如何，错误的一方一定是在我们。即使后来二哥高强插队了，我们仍然是不受待见的。但是，因为地震，大家接纳了我们。

　　因为受到了空前的待见，所以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我发现过去一些看上去很冷酷严肃的人，对我们家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太排斥或者歧视我们的意思。我们感受过的，或者是把那种疏远放大了，夸张了。冷淡是一定的。我们自己进一步把它几何级地放大，感觉越发地强烈。

　　搭建地震棚，是热闹的，全民总动员。然后，我们在地震棚里住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事实上，好多人在住了半个月后，看看根本没有什么动静，就回屋里住了。只有我们一家，几乎是坚持到了最后（当然，主要是母亲。我和弟弟也早回屋里了）。母亲并不愿意我们回到屋里，她说：既然政府号召我们住进地震棚，那就应该住下去，怎么能随便就撤离呢？我知道，她考虑的其实并不是安全问题，而是执行政府号召的态度问题。

　　她差不多像是赖在了地震棚里。

　　最后，人都走空了，她还在里面。那样子，多少有些可笑了。谁都知道，她一直住在里面，并不是为了安全，怕死，而是觉得她精神上有些不正常。只有我知道，她的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甚至可以说，是太正常了，正常得可怕。

　　地震只过去几个月，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逝世了。开始时，是姐姐最先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的。她神情慌张，很小声地说了这样消息。我们看到妈妈的脸色都变了。“不要胡说！”妈妈说。她当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假的，这就是最大的反革命。——不仅仅是恶毒攻击了，分明是一种诅咒！那性质，比高枫要严重上十万倍。

　　但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异样。

　　整个下午的空气有种特别的紧张，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了。街上的人特别少，而且行色匆匆，谁也不敢久留，或者是悠闲地散步。大家碰面了，也不说话，彼此交流一下眼色，就又能赶紧闪开，就像是被烫了的一样。我们躲在家里，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连风声都很认真地去体会。很快，我们听到了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的哀乐声。

　　我们的心，也跟着哀乐，一起往下沉。

　　当时我们的心里真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毛主席会死。好好的，他怎么会去世呢？毛主席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英明、光荣、正确的领袖，他肯定不同于凡人。死，只是对一般民众才会发生的概念。他是神！现实世界里的神！我们虽然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老人家会长命百岁，但也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的生命会终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没有他的日子，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黑暗的。没有了阳光，我们还能生活么？

　　“我们会不会死？”弟弟那一天就这样问我。

　　我知道那不可能，可是又害怕有那样的可能。那个晚上，我们全家都没有说什么话。我们选择集体悲伤。悲伤，是唯一的表达，也是合适的表达。

　　那个晚上，母亲一夜没睡。她一直在扎白花。当我们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看到在我们家正屋的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周围布置着黑色的绸布与白色的纸花。我们在画像前，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一个巨人去了。

　　同时远行的，还有伴有他巨大身影的时代。

　　当然，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母亲说：“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母亲说：“他把我们从旧社会带了过来。”

　　母亲说：“他是一个大救星！”

　　母亲说：“最初的那些年，虽然也很艰苦，但心情很好。”

　　我知道，她最怀念的还是刚解放的那段日子。然后，在上世纪的整个五十年代，她都是积极的，向上的。虽然她内心里有伤痛，但她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光明。当时整个大的氛围就是这样。新社会了，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充满了对明天共产主义的向往，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去。

　　她很投入，也很努力。

　　可惜，这方面她说得不够多。我知道，人说到快乐，总是很难形容的。而人们善长说许多并无实际意义的事情，琐碎绵长，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如果说到自己经历的磨难与痛苦，则会绵绵不绝。这是人类的通性。

　　但是，我仍能想像得出，最开始的那十多年，在她的整个人生里是醇厚的，甜美的，热烈的，就像一杯陈年的茅台美酒。她和父亲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很努力地工作，积极地表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多出一份力。同时，他们也很热烈地做爱，制造人口。人多力量大。这事于己，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何乐不为呢。

　　人口大爆发了。

　　我和弟弟都出生在那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多余的人。姐姐过去气急了，就经常批评我和弟弟，是“不该出生的人”。当然，那是她打击我们的方式。事实上，姐姐是过去最关照我们的人。

　　她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

　　姐姐后来嫁给了纺织厂的一个男工，一个小个子的机修工。对这桩婚姻，妈妈是极不满意的。高强的婚姻，让她后来很自责。她觉得她当时要是明确表示一点反对意见，也是好的。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而对姐姐，她觉得她应该干预了。从自己后来对婚姻的感悟来说，她觉得有必要进行强制干预。

　　从内心来说，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姐姐的男朋友（当然，现在就是姐夫了）。他只有初中文化。这个当然不是主要的。姐姐也只是读到了初中。事实上，姐姐是可以好好读书的。她在学习上很用功。而且，成绩也不错。相反，佟庭山是很不爱学习。他反感学习。他对文化人基本是持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臭老九”，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即使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切都“拨乱反正”了，他还是这样表示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不满。

　　佟庭山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但是却很爱打架。这很让人匪夷所思。他喜欢到大街上，找人斗狠。那样小的个头，居然也有打赢的时候。当然，他身上挂彩也是免不了的。总起来说，我觉得他输的次数要远远大于赢的次数。自然，从他嘴里出来的，都辉煌的战绩。可是，就算赢了又怎么样呢？在我们眼里，他真是愚蠢得可笑了。

　　作为一个男性机修工，在纺织厂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觅偶条件的。纺织厂里有无数的漂亮女工。可是，我们的姐夫却一直找不到对象。许多女工都躲着他。后来我们想明白了，即使有喜欢那类打架斗狠男性的女工，也不会找他。因为比较起来，他实在算不上强悍。而喜欢老实的，喜欢文雅的，喜欢踏实的，喜欢能干的……好像都和他不沾边。而我们很难明白，姐姐为什么会喜欢他。如果时间再推后十几年，她还可能算得上典型，“挽救帮扶落后青年”。可是，在她和他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

　　不但我们不能理解，邻居们也都不能理解。

　　但是，时间在不理解中迅速地就把事件后拉了，等你回过神来，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几十年，不过就是一眨眼的事。

　　时间过得真好，这是所有人都会发出的感叹。

　　我们感同身受。

　　一场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反右、“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一过程中，母亲后来身体不好，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而我和弟弟，在后来的日子里，分别考上了大学。

　　这是她过去怎么也不敢想的。

　　岁月里的老人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诗句

　　仿佛只是一晃眼的功夫，母亲老了，进入了暮年。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步入了中年。

　　谁也没有想到，父母在双双进入暮年的时候，居然离婚了。他们在年轻时，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没有分手，却在最和平的年代里，结束了几十年的婚姻关系。

　　母亲很伤心。她不是伤心别的，而是觉得他应该是几十年前就离开她。在她到农场改造前，她曾经和父亲商量过，他们俩离婚。其实她那样想，是有道理的。她不想连累他。她不连累他，其实是为了不连累孩子。如果他们离婚了，子女都会清一色的跟着他。如果跟着他，也许我哥哥高枫就不会那样的极端（很难说，哥哥高枫的出事，就和母亲因为出身问题而进了农场改造没有关系。哥哥当年是看过《出身论》的，并且感同身受，有着强烈的共鸣）。但是，父亲拒绝了。父亲的拒绝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的是个男人。男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男人应该担承。我记得当母亲和父亲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是失声痛哭的。那哭声很压抑（不敢大声，怕我们听见，或者是更怕外面的人听见），很悲伤。

　　而一切都平静了以后，他却提出了离婚。

　　母亲没有反对。

　　父亲离婚后不久就再次结婚了，这让母亲很意外。

　　男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不管他是谁。这事在我的父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这真是一个铁证！年轻男人再婚，倒还尤可。像我父亲那样的年纪，再次结婚，当时真的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许多人把父亲的事情，当成了一桩笑话。

　　那个女人年纪也不小了，儿女都很大了。她只比我的父亲小六岁。年轻时，悬殊六岁算是悬殊的。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和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男人，根本就不算悬殊了。甚至，还会有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找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找一个小十六岁，或者二十六岁的。有人说，那个妇女其实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相好。我对这样的说法将信将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也未必就一定有。我问过父亲，父亲只说他过去和她的丈夫是好朋友。她的丈夫有一年死了，是掉在水里淹死了。——这像是一种讽刺，一个水手玩了一辈子的水，结果却掉在水里淹死了。

　　母亲不能原谅父亲这样的行为。

　　她认为他这是一种背叛。最为关键的是，她认为他这样做，是往她的脸上抹黑。不仅抹了她的，也抹了全体的子女。甚至，包括已经不在人世的高枫。高枫平反了。但是，只是消除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并没有被追认为什么烈士。母亲找过有关部门，可是有关部门说，对高枫的行为不好认定。母亲跑过许多次以后，慢慢也就冷静了（准确地说，是沮丧与绝望）。

　　“哥哥当初是为了烈士的名誉而激烈抗争的吗？”见她那样的悲伤，我就这样问她。

　　不是，显然不是。

　　他有他的理念。

　　“你争来的，不是哥哥当初想要的。如果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你这样争，只会心里不舒服。它对哥哥是没有意义的。”我说，“他不是英雄，他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英雄。他在地下，是不会在乎这个的。你要为他在乎吗？”

　　母亲不语。

　　我们都欠哥哥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为他做的太少了。一方面，我们不能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做。我们缺少哥哥那样的勇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敬佩他当初的勇气。跟他相比，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庸俗。但庸俗有时是讨好的，安逸的，大众化的，喜闻乐见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这诗句曾经很困扰我。大学时代，我真的在夜晚仰望着星空，想寻觅哥哥的灵魂。当然，那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连自己的灵魂都看不见，如何看得到别人呢？

　　母亲病退以后，长时间地在家里，除了买菜之外，几乎不再出门。其实买菜也是不正常的，一次她会买许多，然后就好多天不再上菜场。其实她买的菜也很简单，主要以蔬菜为主，什么土豆啊，西红柿啊，豆角啊，青菜啊。然后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菜择好，当日不用的，就用报纸包好，然后放进冰箱里。她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也喜欢吃素。当我们一个个从家里出去以后，她差不多就是完全吃素的。

　　好在她不烧香。

　　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也不信佛，不信基督，不信默罕默德，不信庄子，不信柏拉图，不信弗洛伊德……她把她自己关闭了。她有她自己内心里的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她过去经历的所有生活。

　　她在时间的缓慢移动中，回忆着她的过往。而过往的许多事，是凌乱的，无序的，黑白不分的，模糊的，重复的，矛盾的……她在这些回忆中，感受着她的生命。

　　母亲在晚年，还是有不少的欣慰的。比如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孙子孙女也一个个都长大了，她是高兴的。同时，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又团聚了几次。一次是舅舅李家文来看她。他在这里住了有一个多月。他老了，腿脚也不好，走不动路。我发现他们兄妹长得一点也不像。除非细看之下，才会发现眉眼中的那点隐含的忧伤的神情，是相似的。

　　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兄妹之间，居然那么多年没怎么联系。当然，我并不太清楚在我没有出生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等我懂的时候，我是知道有这个舅舅存在的。偶尔，我们家里会收到他寄来的信。信里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大致只是汇报一下家里的人口情况（无非就是说各自身体都是健康。如果没有特别提到某个的情况，还暗含着此人没有出事，在革命的大潮里是安好的），然后就是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进步，致以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敬礼！当然，我们回信也是这样，如出一辙。

　　母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心的。夫妻和兄弟姐妹，都像革命同志一样。在革命的大潮里，也讲亲情。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地淡化它。革命是第一位。其它的一切，都处于次要位置，尤其是私情（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姐妹情）。毛主席说：革命是个首要问题。一切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在正规场合，哪怕是夫妻，是父子，是母子，是兄弟，是姐妹，都以“同志”相称。尤其是在她遭到审查的时候，其实李家文也在遭到审查。而且，他遭的罪比她还要大。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他却是个干部。他是重点被批判对象，从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到他参加革命的动机，都要一一作交待。而这样的交待，总是通不过。造反派和后来的革委会干部总是认为他不老实，美化自己。他们根本不能相信他这样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会自觉地投身革命。谁会傻到背叛自己富裕的家庭，投身到明确号称要推翻地主阶级的阵营里去呢？而且，当时参加共产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缺衣少食不说，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唯一能让他们信服的，最好就是把自己描绘成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颗炸弹，一个黑暗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可是，我的舅舅李家文怎么会承认呢？

　　不承认的结果就是被打。

　　终于，他被打残废了，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当然，李家文还是低头的。比如说，承认自己革命的毅力还不够十万分的坚定，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有过灰心和沮丧。不能正确地理解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绪。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难免还有些旧的思想，改造得不够彻底，等等。说到底，他自己内心里的确是有愧的，因为自己毕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和出身于赤贫家庭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再说，他对组织上还是有隐瞒的，比如说，自己的弟弟在美国，一个叔叔逃到了海外。这些，都是新政权的敌对势力，是属于他的罪恶。

　　原罪。

　　母亲不怪他，也是因为哥哥李家文的心态，她也是一样存在的。当时刚解放后不久，她是接到过二哥李家武的信。李家武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她欣慰得不得了，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但是，后来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她就把那封信藏起来了，再不提在美国有个哥哥了。再后来，她就把她过去和家人、朋友、同学，所有的通信都集中起来，烧毁了。偷偷摸摸的，真像是在做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小时候真的突发奇想过，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成为美蒋特务。那时候有过一部或者好几部类似的电影，都是讲一个美貌的妇女，嫁给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人们多少是觉得蹊跷的，结果就证实这女人其实是潜伏着的特务。这电影给我许多的幻想，联系到自己的家庭，感觉很像。其实有我这样想法的，不仅是我，还有弟弟）。

　　小时候是很幼稚的。

　　大家都是幼稚。

　　一直到一切都结束了，大家才有些恍然大悟。革命的狂热与改造的激情，杂夹在一起，冲动与盲目，愿望与沉沦，美好与罪恶，纪律与散漫，无情与自我，价值与服从，忠诚与背叛，良知与狂欢，青春与衰败，暴力与人性，消极与壁垒，计划与不足，紧张与饥饿，贫瘠与政治……在日常状态下，人们感受到的是领袖、红旗、苏修、钢铁、口号、《红旗》杂志、反动派、粮油布票、物资供应、“走后门”、火柴、公共厕所、批斗会、大白菜、干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雷锋、人民民主专政、秦始皇、宋江、样板戏、红语录、向日葵、阶级斗争、万岁万岁万万岁……幕落之后，新的开始，曙光初现，我们看到外面是个全新的世界。

　　一切又像是重新开始。这时候，还要清理“三种人”。“三种人”，就是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打、砸、抢”积极分子，算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必须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对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及“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想的流毒，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发布《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被重新吸纳入革命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李家武从美国回来了。

　　我们全家都高兴啊！

　　这个时候，谁家有个海外亲属，是特别光荣的。因为，只要有着一门海外亲戚，就可以出国。而且，在国外的人都是有钱的。他们随便伸出一根小指头，都比我们的腰杆还要粗。原来我们报纸和广播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完全是一派谎言。我们完全被愚弄了。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自己在国内搞各种运动，回过头来像在梦里一样。而且，是一场很长的，很浑沌的噩梦。

　　舅舅李家武生活得比我们好多了。

　　他在美国当然也是儿女成群，有自己的房子、汽车，有退休金。房子是一幢单独的别墅，有好几百平米，里面有卫生间（这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听来，简单就是人间天堂了。毕竟，我们都挤在只有几十平米的平房里，用的是公共的走廊做厨房，方便时得到远处的小巷里的一个臭气熏天、脏水四溢的公共厕所。当然，后来的条件也改善了，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有彩色电视机（我们连黑白的都只有少数人家才有），有洗衣机……至于汽车，得是很大的领导才能坐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一个太平洋，隔着两个国家。而这一对兄妹，分属两个意识形态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社会里，境况也完全不同。

　　大家都很感慨。

　　那一段日子，是我们家最最扬眉吐气的日子。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个美国舅舅。他后来给我们家买过一台电视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坊间更有传言说，美国舅舅给我们一大笔钱，绿花花的美金。而那个时候，一美元相当于十多块人民币。是的，那时候人们都不把那纸币美元说是美元，而说成是“美金”。“金”在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是非常贵重的意思。有个词，就叫着“金贵”。对我们而言，美国舅舅李家文真的是有钱的，简直就是超级富翁了。他的子女，也都工作了，他们也都有很好的收入，有房子，有小汽车。也正是这一次回来，深深触动了我的弟弟，一心想要在以后到美国去发展。

　　时间长了，我们也才知道，美国舅舅在美国并不算是有钱人。只能说，他是在中产阶级里的一员。他有很不错的退休金，可以足够他富足地安享晚年。他前后一共回来过三次，呆的时间都很短。当中有一次回来，还染上了肺炎，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

　　母亲很高兴。

　　甚至可以说，她简直要高兴坏了，比我们考上大学还让她高兴。两个哥哥和她重聚，让她有重新抬头做人的感觉。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想到他们都能挺过来，很是欣慰。过去所受的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母亲越来越宁静了。

　　这宁静一度让我们担心。

　　我们不担心后来分开的父亲，他的状态很好。为了照顾到母亲的情绪，我们避免尽量少的和他接触。他有他的新生活，也未必就愿意我们过多地接近他。

　　分开也就分开了。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淡，直到他故去。

　　他故去时，母亲也没有去看他。

　　这让我们做子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说了。

　　我的故事

　　母亲的故事，记录到这里，差不多就是结束了。

　　全部记录完了，我倒变得有些茫然了，而且困惑。我不知道我这工作的意义（我是指更大程度上的）。或许，它只是对我个人才有意义。可是，这让我不能满足。我很累，非常地疲惫。住在疗养院里独自一个房间，居然一口气用电脑敲下了十多万字。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符，我都有些不敢相信。

　　在那段日子里，都是小周在照顾我。我谢绝了外面的一切干扰。只有她，可以随时走进那个房间。她害怕进我的房间，因为我把整个屋里搞得乌烟瘴气，到处是茶叶水和烟蒂。小周总是责怪我，那口气，就像一个新婚的妻子。是的，不知不觉中，她把自己置于一个妻子的位置上。我的妻子远在市内，她就乐意充当“女人”这样的角色。我很喜欢她那样的表现。她让我充分地获得满足和自信。我知道人在被从社会（是指原来习惯的那个群体生活当中）隔离了一段时间后，会变得烦躁和忧郁。缺乏信心，意志消沉。可是，因为有她进进出出，我感觉还是被人关怀和包围着的。她会和我说一些疗养院里的事，偶尔也会说到她的家庭。

　　小周喜欢看我写下的这些故事，看得津津有味。每过几天，她就会逐页地打印出来，一节节地往下看。她说我记下的很有意思。是的，是意思，不是意义。这两个词的区别，其实也正是我一直担心的。慢慢地，我明白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写作，我还是希望这样一个东西，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我的初衷，不知不觉，在写作中，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想法，不再像当初那样纯粹了。也许，更好的方法是，我应该重点写她如何经历了无数的艰辛而没有被压垮，含辛茹苦把我们子女养大。这样一来，是不是对社会更有教益？但是，显然这又不是我母亲对我所叙述的陈年往事的记录了。

　　这让我一度有些沮丧和犹豫。

　　面对母亲的回忆，我也不由想起自己的过去。

　　比较而言，像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一代人还是幸福的。我比我哥哥们幸运。当然我们的子女们比我们就更加的幸福。

　　我经历的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时代（当然，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殊性），波澜壮阔，又风平浪静；险象环生，却又柳暗花明。就是在各种利益矛盾冲突中，整个社会在前进。自然，在这样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里我也摔倒过。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成熟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当然，吃的苦头多了，慢慢也就成熟了。随着自己后来事业的不断成功，也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母亲开始时，对我是担忧的。她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好好地工作辞掉，去做生意。后来一段时间的事实，也证明她的担忧是正确的。我把自己输得一干二净。最后，把妻子也输了（准确地说，是她自己走的。看我好几年折腾成不像样子，她就提出分手。我也知道自己是输了，就同意了。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仿佛是注定了的）。

　　离婚的妻子是我过去的大学同学。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相爱。

　　年轻时的爱，是单纯的。青春的，活泼的，彼此为对方吸引。这被吸引力，往往全是表面的一些东西。背景都是被忽略的。谁会介意背景呢？因为年轻，充满了自信，相信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明天的幸福生活。其实，当时也的确有那样的可能。那时候的大学毕业，还是非常走俏的。我们一出来，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国家干部”。我分配进了机关，是真正的干部。她分到了一个中学当老师，也还是有着国家干部的身份。在我们这个社会，身份，是很重要的。最初的那些人里，我们过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甜蜜的。但是，很快我就不能安份了。整个国家，从南到北，都在改革开放，人们纷纷下海经商，淘金。看着别人都发了财，我就也坐不住了。坐不住了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看到别人发了大财，而是自己在机关里坐了太长时间的冷板凳，感觉忍受不了啦。眼热之下，自己就变得异常的冲动。所以那样冲动，也是因为年轻。年轻就容易自信。年轻可以不计后果。年轻摔倒了，可以重新再来。

　　不出预料地我就摔倒了，而且摔倒了不止一次。在勇敢地闯进生意场后，才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急切地寻找机会，就成了首要问题。找着目标了，就赶紧下手（仿佛只要动手迟了，这机会就没了）。下手之后才发现很多都是骗局，对方和我一样，也正是迫不及待想找机会寻金的人。五次三番之后，自己差不多把身上和家里的钱都糟蹋光了。那些真金白银的“投资”，就像是把纸币投进水里，一点响声也听不到。妻子（前妻）不止是因为看到我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更重要的是她不愿意看到我一次次的失败。我一次次地失败，让她也感到特别的绝望，仿佛我们的一生注定也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她受不了了。

　　在她看来，我的失败，就是她的失败。而且，她的失败感比我更要强烈。她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要嘲笑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她。她觉得她没有一个做幸福女人的自豪感，没有从我的身上感受到应该在丈夫身上获得的骄傲。她觉得她没有勇气，去面对她的同事、家人、同学、朋友。而这一切，都是由有造成的。

　　那段日子我真的是很狼狈。琇書網

　　母亲对我的处境，也表示过担忧。但总起来说，她并没有非常地担心。真正担心的，倒是我成功以后。她是看着我“发达”起来的，车子、房子，应有尽有。身上到处是钱，口袋里、皮包里，报纸里，甚至是拧着的一只塑料薄膜袋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有时只是习惯性地放一些钱在身上，却根本不介意，就像小时候喜欢在口袋上放上一些废纸一样。

　　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奇怪的，自从前妻和我离婚以后，我的生意反倒“顺”起来了。是偶然的一种巧合，还是另有蹊跷？当然，我更相信这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在心里，我又多少有些为她惋惜，觉得她哪怕再忍一忍，就能分享到我成功的快乐了。当然，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的，嘴上没这样说。许多同学见了面的，倒是经常这样说。可我听了，却不表态。甚至，我能做到脸上一点不动声色。

　　最初时，那种有钱的感觉真好。

　　“怎么会这样？”母亲常常这样问我，又像是自问。

　　“妈，你放心吧，一切都是合法的。我合法地做生意，挣钱，不违法的。”我安慰她说。

　　“不违法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政策的事……说不准。”母亲说，“你还是要小心，谨慎些好。”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母亲仍然认为我做得不够。

　　她的观念里，还是担心“有钱就有罪”。

　　对我的第二次婚姻，母亲是支持的。她似乎又看到了一种“政治正确”。她从她父亲的身上，联系到自己，再到我们这几个她的子女，在婚姻问题上，她都喜欢用一种“成份”来衡量。她一直担心我经商，是有政治风险的，现在找一个干部子女，她认为就有了“政治保障”。作为亲家，她却很少和林青瑶的父亲有什么互动。我曾经以为是她内心里的一种自卑。谁会想到，我们当初那样的一个家庭，会和一个高干家庭结缘呢？虽然林青瑶的父亲，这位市委副书记，在文革中也挨过整。但是，我们还是自觉地认为，双方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然后，好几年以后，她还是这样的态度。

　　她不喜欢和当权者当交道，即使林青瑶的父亲已经离休了。

　　我不一样。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回忆的。

　　我的第二次婚姻很平常。对第二次婚姻，你能指望什么呢？当然，我可以找一个年轻的漂亮姑娘。但是，婚姻从来不是一种性的满足。或者说，是对美貌的满足。婚姻从来就是各种利益的结合，不是这样吗？我是一个成熟男人，考虑的当然也是那种“成熟男人”才会考虑到的种种利害关系。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在这桩婚姻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收场戏

　　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完全写结束了。

　　我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是的，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些满足与成就感。这是我的一件大事，更是母亲的一件大事。也许，它不应该叫《一个女人的回忆录》，而是应该叫《关于我的母亲》。

　　一个晚上，小周躺在我的怀里，有些懒懒的。

　　我也是懒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累。我和她刚刚做过爱。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重新回到公司去了。对于生意场，感觉都有点荒疏了。

　　公司需要我。

　　“你和你的外祖父很像。”小周突然说。

　　我抽着烟，大脑里一片空白。

　　“你母亲说，你的长相，跟你的外祖父很像。”她说。

　　我一只手抽着烟，一只手却无力地抚摸着她的乳房。

　　“你后背上这块色斑好大。”她说。

　　我起身，走进了卫生间，冲澡。

　　温热的水冲在身上，很舒服。

　　我想到了周洁的那句话。我的后背上有色斑？我怎么不知道？我忽然想起来，母亲过去说过，她的父亲后背上也有一块色斑的，鲜红的，就像是淤血一样。但我怎么会有呢？我对自己的身体当然是了解的。如果有，我过去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妻子过去也从没说过。

　　卫生间里热气腾腾，洗脸池前的那面大镜子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

　　我拿起一条毛巾，擦试着，看见了自己的脸。

　　在镜子前，我侧过身子，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终于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后背。

　　在后背上，真的有一块很大的红斑……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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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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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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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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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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