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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书网>都市小说>成大事者的修养(解读晚清一代名臣的情商修炼之路)>第三章 正人先正己
  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曾国藩就颇具眼光。他清楚地意识到,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会兴起而且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是因为当时的吏治太腐败。因而,在直隶任上他调整思路,将原先“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计划调整为“反腐第一,诸事第二”。上任伊始,他就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反腐风暴。

  在反腐过程中,曾国藩非常注重从思想源头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思想上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把做官当作一项事业,他的官气就会很重。这种人的思想已经被局限了,他只会到处讲官话、打官腔,处处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着想。在曾国藩看来,决不能让这样的人身居官位。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树规立矩,才能让执法者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这本身就是杜绝司法腐败的先行条件。另外,曾国藩还严于律己,在惩治腐败、倡导清正廉洁的过程中,他以身作则,以自身的影响力来推动官场风气的改变。

  1.“剃刀”直指直隶地区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身处晚清乱世,既有在京城青云直上的时日,也有在基层辛苦打拼的经历。在宦海沉浮中,他对官员的不良习气、吏治腐败有着切身的感受。并且,他始终把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归于吏治腐败:“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种认识在那个时代可谓远超时人。从他为人处世的方式来看,他显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具有在那个时代十分罕见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在曾国藩的从政过程中,他始终坚守的一个信条是:乱世用重典。在咸丰四年(1854年),他筹建湘军并开始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他把这个信条用在了实践中。其中,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用刑严酷、态度坚决。凡是被抓的太平天国军队中的官兵或地方上的匪徒,他所采取的措施一律都是“即时讯供,即时正法”,绝不拖延。史书这样记载:“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和他的家人都直接杀人,因为杀人太多,当时有人就称呼他为“曾剃头”。据说,南京有小孩夜间哭闹,他的母亲说了句“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

  由于对官场腐败有切身体会,而且他宿有匡正社会风气的心志,所以后来他就把这种严惩方法用在了惩治贪官污吏上,掀起了官场上的“剃头”风暴,只不过剃头的方式改为摘去贪官的顶戴。

  同治八年(196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国藩原来的计划是练兵——因为当时虽说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已被镇压下去了,但全国整体形势还不太稳定,局部地区仍有冲突存在。他进京朝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时改变了原来练兵的主意。当时,他和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之间有过四次谈话。第四次谈话时,慈禧太后就问他:“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他回道:“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慈禧太后说:“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他回道:“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慈禧太后接着说道:“百姓也苦得很。”他附和道:“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这次谈话,慈禧太后实际上给曾国藩布置了两项任务:惩治贪官污吏和关心民生、解救民困。可以说是受慈禧太后所托,曾国藩立即调整思路,把整顿吏治放在了首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直隶省吏治的腐败和官员的不法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最直观的结论是:“此间吏治极坏”。由此带来的积案无人问、老百姓差役太重等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因而,他到任后,立即从源头上着手,重树法制的权威和形象,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一边安排强将清理积案,一边整顿吏治,“严立法禁,违者重惩”。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曾国藩就颇具眼光地看到,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兴起,后来又发展成那么大的阵势,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导致的民心涣散。他看到的现实是:“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胶民膏而秧民命者,天下皆是。”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导致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官民相仇,最终官逼民反,酿成大乱。因而,当他听说直隶地区的社会现状已是“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时,颇为无奈地感叹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同时他又认为,民心为天下大治之本,“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也就是说,只要澄清吏治就可安定民心,让天下重回太平。这可以说是他整顿吏治的动机和目的。因而,他不论是在带兵打仗还是主政地方事务,都始终坚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在整顿吏治的方式上,曾国藩注重从思想源头和制度建设方面着手,这可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一些做法上看出来。例如,在管理营官时,他规定,营官要“尚廉俭以服众”,“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他制定并颁布了《劝谏州县四条》,他要求州县官员要清正廉洁:“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曾国藩的这些做法,于人情上有理,于法治上有由,因而也就能深得人心。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由于在整顿吏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到直隶总督任上后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到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先后向朝廷参劾知府、知县11名。五个月后,他又向朝廷参颏革去不称职的官员8名。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的官场混混,在民众心目中可谓是劣迹斑斑。在整顿吏治时,曾国藩还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惩治贪官污吏,一手起用合格官员。在他的极力保举和推荐下有19名贤官廉吏得到任用。在曾国藩的推动下,直隶省的官场风气一时大为改观,“政教大行”。

  2.身为表率,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所推行的整顿吏治的措施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他自身清正廉洁、深孚众望。

  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曾国藩就在自己制定的《劝谏州县四条》中要求州县官员做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这些要求尽管是以劝谏的形式出现,但其中所体现的恰是曾国藩的吏治思想——为官者要廉洁自律。他是这么要求别人的,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廉洁自律的思想已经深入了他的脊髓,成为他漫长仕途中时刻遵循的一项行为准则。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居高位的人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示范效应,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社会的风气和人们的思想。在那个世风日下的年代,如何让自己的言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而推动社会风气好转是曾国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做出了表率:正人先正己,身先垂范,以身作则。

  对手握大权的人来说,当所有的资源都归自己支配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形是私心膨胀。针对这些私欲,尽管会有各种约束性的规章制度存在,但将权力化为金钱的过程太简单、太容易了。因而,一些人禁不住诱惑,很快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之后就被私欲牵着,追逐金钱越走越远。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控制住私欲,首先在于他能时刻提醒自己。而且,这种认识“起步”很早。“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管囊积金予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决不食言。”这种认识,也可说是他在官场上取得的宝贵经验:“为官清廉,则立身清正;做事勤勉,则是无疏漏。”他认为,只有做到清正而无疏漏,才能让自己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这也就是打铁先要自身硬的道理。从中也可看到,要想做到清正廉洁,首先贵在立志,把它上升到人生志向的高度并矢志不渝。正因为有清正廉洁之志在先,他才能做到言行如一,垂范世人。总体来说,曾国藩的正己行为,或者说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践行自己的廉洁之志。

  其一,戒奢侈,重俭朴。俭朴是曾国藩的一种信念。无论是在京城为官,还是带兵打仗,还是到后来的位高权重,他都始终保持着节俭之风,严格自律,不事奢靡。在饮食上,他常常只吃自家腌制的菜,而且每餐只上一道菜;在穿衣上,他的官服是补丁加补丁;在居住上,他不喜欢住新房,拒绝奢华,睡的是草席铺的床、盖的是土布被;在出行上,他不讲求官阶,常常随行从简。并且,他还将这种俭朴的作风作为家风,要求家人严格效法遵守。他告诫家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他要求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人不要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闲人。在日常生活中,他要求她们每日亲自纺纱、做布鞋;在出行时,不要摆官府人家的官气。他要求“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有一次,他的女儿到两江总督府,就因为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他就觉得太奢侈、太华贵了,让女儿赶紧换了一条花边的绿裤子。他见不得子女们身上有富贵气,时常教育他们要时刻保持俭朴的家风。

  其二,重身体力行。曾国藩是以苛酷治吏著称,但是与有些官员不同,他在对别人提出要求时,总是首先要求自己。他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故而在对别人提出要求时,他也总是处处身体力行。例如,在中年时期他曾嗜好吸烟和下围棋。但为了提升军队官兵的素质和作风,他带头做起,把一度钟爱的鼻烟壶打碎,彻底戒掉了烟瘾。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把做官当作一项事业的话,他身上的官气就会很重。这种人的思想已经被局限了,因而他会到处讲官话、打官腔,处处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着想。这样的人必定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

  之所以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虽屡战屡败但仍能受到部属的忠心拥护,是因为他身上没有官气,故而他的部下们都愿意跟随他;他做出的决策大多有理有据,而非空想,故而能让人信服他;他清正廉洁,处事公平,故而人们愿意为他效力。他勤于政事,生活清廉,每到一处都是只带着几只旧木箱。由此,仅从人品上就足够让人们钦佩。

  其三,重耕读,防微杜渐。从古今中外的廉政史上可以看到,贪官并非生来就贪腐成性,更多的人还是从贪小便宜开始,就像滚雪球一样,贪心越来越大,终至贪腐成性。那么,怎样才能防微杜渐并让贪欲消失在萌芽状态呢?曾国藩用的是重耕读的方式。他把“且耕且读”当成自己的立家之基、发家之道,把敛民财、谋名利、扰公差视为败业之举,把勤耕种、好读书、自食其力当成自己为官做人的准则。

  在攻破南京城、消灭了太平天国的大部队之后,曾国藩的九弟在老家大肆置田建房,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写了封信责备九弟:“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当得知妻子欧阳氏背着自己花了七千串铜钱在老家建了富厚堂后,他写信批评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

  在教育女子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治三年(1864年)秋,正是曾家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他17岁的儿子曾纪鸿在长沙参加乡试。为防止儿子年幼不懂事、经不住外人挑唆而干出依仗家势胡作非为之事,他写信告诫道:“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须自知。”

  在教导家人上,曾国藩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干扰公事。曾国藩说:“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抵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

  在晚清那个江河日下的时代,曾国藩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恒心,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还为那个贪腐横行的时代带来一丝廉政的曙光,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做的整顿吏治的行为,虽不能挽救清朝衰颓的形势,但在吏治上却为后人带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身为表率、正人先正己的处事方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3.上任伊始,杜绝司法腐败

  曾国藩通过实地了解发现,直隶地区的吏治极其败坏,他给皇帝上了这样一份奏折:“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他敏锐地看到,吏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腐败。为此,他在整顿吏治、清理各种弊端的过程中,把杜绝司法腐败当成自己的工作重心。

  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也失守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彻底沦丧。”在中国古代,身处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在自身的尊严和基本的生存利益受到危害时,不管出于怎样的无奈,基本上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打官司上,希望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那时候,能维护民众利益的主要是官员。通常在一个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官员通常都能秉公执法,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

  对执法者而言。除了自身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具备高尚的人格。他们需要具备的品质包括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善良、睿智和嫉恶如仇等。事实告诉人们,当一个社会中这样的官员越多,社会就会越清明,国家也就越稳定。

  反过来看,如果执法者的操守、品行出了问题,有法不依,甚至徇私枉法,把执法当作个人渔利的工具,那么,随着这样的人员不断增多,那个社会最终必将走向动乱。执法者为一己之私而制造司法腐败,带给社会的消极影响并不在事实层面上,而是在心理上。对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司法腐败会摧残他们心中对法律和社会正义的信仰,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这种心理阴影会让人们看不到社会的光明和希望,并且会让人们对社会充满仇恨。由此也会造成官民对立、社会阶层对立、贫富对立,进而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当人们普遍感到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时,他们会感觉到社会是黑暗的。如果社会矛盾加剧,人们可能会拿起武器,走上反抗的道路。因而,从一定角度来说,司法腐败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衰败和消亡的催化剂和发酵剂。

  曾国藩虽然不会有现代人的这种看法,但他却十分清楚司法腐败的危害极大,他也知道司法腐败是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他在上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发现了司法腐败的现象:“行贿受托、得钱卖放、任意讹索、居间勒嘴、反复换差、反复求费”。他认为,直隶官员“怠玩之习,相沿已久”,原因就在于州县官员无视法规,执法时十分随意妄为,“尽信幕友丁书”。这样一来,办案效率不仅十分低下,司法腐败也四处滋生蔓延。为此,他主张大规模整肃法纪,反对任意赦免和赎罪,禁止随意抓捕、关押人犯,坚决打击司法腐败。

  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在给咸丰皇帝的奏疏中指出,“盗贼太众,良民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腐败。当时出现的情形是,老百姓被盗贼骚扰后向官府报案,官府接案后并没有认真地核查,而是随便焚烧一所房子,谎称这就是盗贼的房子。之后,官府便向事主讹诈一番。而真正的盗贼并没有被抓获,案子也没被破,事主则倾家荡产。渐渐地,就出现了“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的情况。此外,官府在审理案件时根本不问案情的真实情况,也不去认真调查,而是不分轻重地将罪推在原告身上,对原告进行恐吓。通常,官府会对原告采取这样的做法:“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这种审案行为,在全国已经形成风气,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

  曾国藩对当时的司法腐败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每到一处都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治理当地的司法腐败。法制社会讲究执法公正。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与一个普通人犯了同样的罪,那就应该受到同样的处罚,而不应该有法外开恩、区别对待的情形。曾国藩指出:“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法令为好。”他认为,官府的法令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局面。

  曾国藩认为,任意赦免和赎罪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精神,损害了法律的威严。他举例道,当家中出现不肖孩子时,如果为父的不去认真教导他,而是设法为他隐瞒开脱,那么他的孩子就会得寸进尺,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出格。同样,对违反法规的人,如果不依法严惩,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大乱。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小仁,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曾国藩说:“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赦免和赎罪往往会成为一些执法者徇私舞弊的借口,也会成为冤狱形成的一个源头,实质上也就是为司法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最终的结果是践踏了司法的公正精神。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一方面把清理积案作为整顿吏治的要务,另一方面也把防治司法腐败作为工作重心。法律终归是由人来执行的。作为执法者,自身的素质一定要过硬。为此,他惩治了一些“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性情卑鄙,操守不洁”之类的官员,加强了对执法者的教育。他把自己在两江总督任上所撰写的《劝谏浅语十六条》颁发给直隶省各级官员,要求他们严格遵循。其中,有涉及执法的方面,如他提到了“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曾国藩在采取整顿吏治,防治司法腐败的措施时,总是做到有理有据,也就是有法可依。比如说在清理积案时,他首先出台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和《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他的这些做法在当时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效。曾国藩的一些思想,如预防司法腐败、慎重处理案件和妥善处理犯人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体恤民情,减轻百姓的负担

  任直隶总督一职时,曾国藩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奏折中的这些内容是当时社会情形的真实写照。这种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连年的战争。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极尽鱼肉百姓之能事,天下民不聊生。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曾国藩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各级官吏的腐败,唯有反腐倡廉,严格地整顿吏治,这类现象才可能越来越少,老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要解决这些问题,具体的做法是从关心民生开始,减轻老百姓身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体恤民情,让老百姓安心地从事生产工作。

  以当时的直隶省下属的大名等地为例,能看出曾国藩在减轻民众负担方面采取了哪些实际措施。

  同治七年(1868年)10月,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就做出“蠲缓元城、大名被水地方新旧额赋”的决定。次年(1869年)正月,又做出“缓征元城、大名歉收地方新旧额赋租课有差”的决定。这年夏天,大名一带出现大旱,庄稼严重歉收。附近的肥乡、广平、成安、邯郸一带都是这样,其中大名和元城的灾情最为严重。曾国藩指示大名知府陈崇砥做出规定:对有土地四十亩以下者进行赈灾,给因灾而赤贫的大户人家发放一千钱救济金,给小户人家发放五百钱救济金;对强壮人员,编入保甲,不发放救济金,让他们以贷款的形式渡过灾情。这项措施被执行后,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形大为减少,社会秩序没有出现大的动乱。

  这年秋天,大名和元城在大旱过后又爆发了水灾,田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极端困难。曾国藩做出了一项决定:“蠲元城、大名被水地方新旧额赋暨各项租课民借仓谷有差。”十二月,从天津库银拨出制钱十万串,拯救灾民。其中大名县分得一万多串,交由大顺广道钱鼎铭妥善发放。通过分立钱局,然后计算人口大小,按数发放,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曾国藩又做出“延缓元城、大名被旱地方新旧额赋租课有差”的决定。该年,大名和元城境内又遭逢大旱灾,“元城县北门口等八十四村庄成灾五分、双台村等九十村庄歉收四分,顺道店等二十二村庄歉收三分,大名县曹家堤等四十四村庄成灾五分、高家庄等二百五十二村庄歉收四分,李家庄等五十一村庄歉收三分。”六月,漳河、卫河支河因发大水而决口,水深数尺,致使大片良田屋舍被淹。八月,曾国藩做出了“缓征大名县被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的决定,十月又做出“元城、大名被水地方应征本节年钱粮屯米谷石准蠲免十分之一”的决定,闰十月又做出“蠲缓元城县被扰地方节年额赋有差”的决定。

  从曾国藩的这些做法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爱民思想且深受儒家仁政思想影响的人。正是这些思想支撑着他时刻以民生为念,体恤民情,在天灾出现时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

  在筹建湘军后,曾国藩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歌词内容浅显易懂,所做出的要求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密切相关,所体现的就是对老百姓的关爱。他不仅要湘军人人能唱,还将它变成了军纪,要求湘军在实际行动中切实遵行,以实现保民、爱民的目的。

  除了不愿意让老百姓跟着战争受难外,曾国藩还格外教导身边的将领乃至家人要为老百姓着想。战争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军人就更应该多替老百姓着想,常把关爱民生挂在心头。咸丰十年(1860年)4月,他写信这样诫勉弟弟曾国荃:“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异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政亦不致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决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次年正月,他在给四弟曾国葆的信中写道:“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本已自不慎,推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除了劝诫别人关爱百姓、关注民生外,他自己同样身体力行,处处为百姓着想。

  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为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曾国藩坚决不再向老百姓征收层层累加的“附加税”,还给老百姓减轻了一些徭役,竭力让老百姓从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中走出来,从而起到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清朝,有一些官场陋习直接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其中,官场上的应酬事务花销很大、影响坏。例如,对历任总督的寻访,当时官场上不成文的规则是这样的:每次迎接要请两班戏,要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以招待高官。其中,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要有鱼翅、海参。当地的特产以及其他的山珍海味能上的都要尽可能地上。官员视察营伍时,官兵们还得鸣放大炮表示欢迎。否则,巡访的总督就会说当地人不会办事。总督离开时,当地官员都要聚到一起共同欢送——送上真金白银的盘缠。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就严厉地批评过此项官场陋习。实际上,官场上的这些铺张浪费到最后都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等于凭空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所以,每到一地,曾国藩都坚持轻车简行,以身作则,带头树立清正廉洁的风气。

  在曾国藩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一些饱受战争、离乱和灾荒之苦的老百姓慢慢地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

  5.是否提拔一个人,看其政绩和品德

  有感于直隶地区的官场腐败,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开始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将原先“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计划调整为“反腐第一,诸事第二”。随后,他展开了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在大力反腐的同时,他还着手提拔“循良之吏”,并亲自撰写文章鼓励下辖的地方官员提高自身的修养。

  在长期的带兵作战过程中,曾国藩学会了察人和识人,并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后来在管理地方政务时,他一直坚持着一项用人原则:在选拔和提升官员时主要依据他们的政绩和品德。他将自己在用人方面的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广收、勤教、严绳和慎用。

  所谓“广收”,指的是用人不问出身,不论尊卑,唯才是举。他委任容闳一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容闳在当时是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美国的人,他在1860年修完学业后,抱着救国的愿望回国。然而,他并不是直接寻求清政府,而是来到了南京(当时太平天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向当时在太平天国主政的洪仁玕提出了“施政七策”,其内容包括改练新军、实行新政、设立银行和改制学校等。不料,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并未被洪仁玕采纳。就在容闳感到十分扫兴的时候,曾国藩向他发出了邀请。曾国藩并不以容闳投奔太平天国为介,而是对他以商兴国的想法表示支持,并且还委任他采买外国设备来兴办机器制造厂。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了他提出的派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议,从而促成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诞生。对曾国藩的赏识和礼遇,容闳十分感激。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赞美曾国藩:“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琇書蛧

  所谓“勤教”,指的是反复教诲、耐心督导,在思想品德和专业本领方面进行反复训练。曾国藩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术,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他教诲部下的一项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本人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让部署“明善恶、辩是非、知法度、晓进止”。

  “严绳”指的是订立规章制度,用法制来约束个人的行为。曾国藩说:“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在他看来,能做到依法办事,就能做到赏罚分明,处理问题时就能让人心悦诚服。

  所谓“慎用”,是从“取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中引用过来的。曾国藩曾感叹道:“唯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发现人才不易,能做到量才适用更不易。在用人上,他从不草率大意,更不意气用事,而是反复测试,认真考察。同时,他在用人时坚持“责其过,劝其善,用其才”,力求用人之长,决不求全责备,更不以小过而掩盖人家的长处。

  在走上管理地方政务的高位后,手握人事大权的曾国藩在用人时更是严格遵循自己的用人原则。在提拔官员时,主要看政绩。曾国藩认为,为政的根本在吏治,吏治的根本在用人。只有选对人,让人才发挥作用,澄清官吏队伍,清除官场腐败,混乱的时局才会改善。此外,他也强调人的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他还认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而且“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从这些话中可知,在曾国藩的眼里,治理国家的官员应该是智贤之人。这样的人,首先就是有品德的人。他说:“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辅之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得,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的眼里,合格的人才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在他看来,不仅是官员,对任何人来说,要想获得别人的赏识和任用,都必须首先具备这样的素质。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是决不会接受或任用的,哪怕这个人的关系再硬。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他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老家赶到总督府,希望借他的关系在南京城里谋份差事,以免去乡下的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的独生子,他的五舅是他步入仕途的大恩人。当年他进京赶考时没有路费,是五舅将自家的耕牛卖了为他凑齐了路费,他的赶考才得以成行。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亨通的官运。因而,考虑到亲情,也考虑到恩情,曾国藩便让表弟跟随在自己身边。通过观察他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自己交待的事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对表弟抱有一定的厚望。然而没过多久,他发现表弟在熟悉了工作事务后就变得自大起来,暴露了自己偏执、狭隘、怠懒的毛病。另外,江庆还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到处指手画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曾国藩很快改变了主意,认为表弟身为农家子弟,却沾染上了懒散虚浮的习气,不适宜继续留在自己身边。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随后,他就让这位表弟回老家了。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根据自己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处理工作,以自己一贯的用人原则来考核官员。他劝诫官员:“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也就是说做官是“为民”之事。曾国藩指出,“为民”并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摆摆样子去做几件面子工程。首先,为民之人必须有爱民之心。这是对其人品方面的要求;其次,就是将心思用于工作上,在实际行动中干出成绩来。唯有人品不错且能在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官员才值得被提拔。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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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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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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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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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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