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烟云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真正死因

　　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担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人把溥仪帝逐出皇宫，王国维不离溥仪左右，内心颇受震荡。同年12月他在致狩野书中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那天是阴历五月初三。其时，由于颐和园游人甚少，待救起时，王国维已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一岁。

　　人们从他遗体的口袋里，翻出了一纸遗书，上面模模糊糊地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于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的真正死因与同为国学大师的至友罗振玉有关，这一点，在溥仪的自述中已得到了澄清。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时人更是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家境清寒，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就开始喜欢金石史学，青年时考取了秀才，后曾两次应乡试，但不幸都落榜了，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为了谋生，他在乡间教有钱人家的子弟识字，赚几个糊口钱。后因在上海工作的海宁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馆文职书记一职，需要有人代替，于是许家腥便介绍王国维去顶这个空缺。对这个差事，久居乡间的王国维自然是喜出望外，世纪之交的大上海风云际会，各种新学方兴未艾，这是他学习新学的一次绝好时机，何况工作与学习两者可兼顾，真是何乐而不为。

　　于是王国维欣然前往上海这个他梦开始的地方。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工作。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活儿很多，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时务报》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为旬刊，初由梁启超任总编辑。这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影响，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发行量最高达1.7万份。

　　在《时务报》里，王国维结识了康门弟子欧榘甲，并师从于他做学问。王国维在给父亲王乃誉的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父亲王乃誉当时曾在日记里这样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务报》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浙派”和“粤派”之争，致使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了《时务报》，所以王国维并没有与良师欧榘甲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见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启超先生。此时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馆，应谭嗣同邀请，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梁启超当然不会想到，他离开报馆后，这个来打工的青年人不平常，后来成为和他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与他和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王国维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许家腥任职时少得多。为此，王国维感到很苦闷，理想的阳光实在难以照进现实之窗，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由于要学习日文，不得已才继续工作，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在上海，王国维遇到了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人物罗振玉。罗振玉也是浙江人，他比王国维大11岁，在15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却落榜了。他与王国维一样，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并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

　　当王国维看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的原因破灭了，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新学的知识，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

　　在一次罗振玉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他发现了王国维写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心里顿时产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之后，罗振玉在王国维的交流中，感受到王国维有非凡的才华和超强的领悟能力，也了解到在《时务报》供职的王国维的苦闷，由于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汪氏兄弟还特意加重了王国维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资。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

　　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王国维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王国维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但也很充实。也在这个时期，王国维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

　　时务报馆解散后，罗振玉把王国维暂时安置在上海农工商总局的《农学报》，他还聘请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月薪30元大洋，这不菲的收入，足以够他养家糊口，同时，他还可以认真地学习日文，进行翻译工作。王国维一直想留学，去学习更多的新东西，罗振玉也对王国维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承诺要资助他留学东瀛。

　　1901年2月，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王国维踏上了留学日本的轮船，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

　　王国维在老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王国维参与杂志编辑工作，是事实上的主编，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1904年第一期开始，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伦理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还发表了王国维自己写的一些哲学、美学论著，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等。《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

　　在《教育世界》杂志成功创办后，去日本考察数月的罗振玉，回国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一职，他了解到王国维喜爱哲学方面的书籍，便自费买了大量哲学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其阅读。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京城谋生，并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友罗振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辛亥革命爆发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顷刻间土崩瓦解。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之际，身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并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而当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当他想回到老家海宁时，船票已经疯涨了几倍，并且很难购到，再加上当时他也是一个学术至上的人，很需要一个清净之地治学。于是与老朋友罗振玉又是同进退。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听从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这样王国维便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故地重游，自然是颇多感慨。

　　罗振玉和王国维寄居日本京都，在这里他们共度了四暑五冬，研究学问，日夕相守。在罗的影响下，王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连平日非常崇慕的西洋文化也绝口不提了。

　　王国维这次在日本谋生的日子更为拮据，主要依靠罗振玉每月100元的资助来养活一家人，王国维虽然也去找了几份工作，但收入很是微薄。不过来到日本的罗振玉却是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完整保存了大量收藏的图书和古器物资料，在他和王国维整理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图书竟有五十万余册，还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甲骨器物。如此丰富的藏品是罗振玉用办杂志所得和全部的薪水换来的，而这些珍贵的藏品也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乃中国文化之幸事。

　　由于这段时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几乎是朝夕相处，所以也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此期间他们对古代的封泥产生了兴趣，封泥就是在扎捆简牍的丝绳两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这块盖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称作封泥。由于简牍易腐烂很难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见到的封泥都属于极其珍贵的文物。罗振玉以其学术的敏感与前瞻性，曾经收集了一些这种封泥，而王国维在前期也写了《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关于封泥的文章，颇有影响力，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对封泥的研究当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有很多珍贵文物被倒卖到外国，有一个研究汉学的匈牙利学者沙畹就借助这些从中国掠得的简牍著书立说，并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书寄给王国维。在拜读了这本书后，他们发现书中有很多遗漏和错误之处，这样他们就决定对这本书校改，进行分工合作，终于历经三个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共分三卷。罗振玉负责其中的小学、术学、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这是他们相识15年来的首度合作，该书为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

　　这段时间，他们还对甲骨文的研究狠下功夫，在罗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们真正感到对甲骨文的考证与释析的重要性，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略有不同的，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罗振玉深感自己拥有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于是在他精心的编撰下，经过数十天的闭关撰写，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稿，并邀请王国维与其共同商讨，进行修改，而通过王国维对书稿的锤炼，自然使得书稿的文字更趋成熟与完美。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他们通过各自观点的鲜明透析，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是罗、王通过倾力合作成就的学术成果，也是后世一直称赞的“罗王之学”。

　　“罗王之学”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从而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罗振玉在学术上识断过人，精力旺盛，多有开创之功，而王国维则承继其后，展开精密深邃的研究，将新出现的诸多学科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学术上颇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王国维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此时，罗振玉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然而，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让王国维在国内帮助收购和鉴别古书画来转手卖给日本人，赚取其中的利润差额。

　　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国内，并开始筹划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的事情。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捞一笔，罗振玉成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他也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中，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而在王国维一直推迟任职时，罗振玉写了多达五六封的信件敦促他立即北上，因为当时，他正与得到溥仪赏识的另一位遗老郑孝胥势不两立，一旦王国维任职，便可以成为他的眼线监视朝廷内部的一些事情，并及时汇报到他那里，俨然王国维已经成为罗振玉政治上的一枚棋子，也可以说是罗振玉在利用王国维。

　　王国维在担任南书房行走期间，与罗振玉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次，王国维准备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进呈溥仪，当在天津的罗振玉通过书信来往得知这件事情后，也希望他把自己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一起进呈，王国维此时并不想自己成为遗老中斗争的棋子，于是婉言拒绝了罗振玉的请求。

　　王国维的这个反应，是罗振玉没想到的。当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回信后，非常愤怒，要求他把书托人带回天津。随着罗振玉与郑孝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联合升允并希望王国维一同来弹劾郑孝胥。但王国维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是一直以来认为非常听从自己安排的罗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他当即表明不会连累王国维，两人的关系就此出现了裂痕。

　　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于自己的心得、发明和独创。

　　人到中年的王国维，不幸遭遇了丧子之痛。他的长子王潜明当时在海关任职，待遇很不错，谁知年仅26岁时就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在王潜明的丧葬上，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件事，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道：“潘夫人(王国维第二任妻子)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则讲道：“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并把来往信件点火焚烧……”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王家儿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丈夫的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但在每次写给罗振玉的书信中，他还是尽量做到语言委婉，深怕伤到了两人的感情，可是罗振玉每次回信的言辞却是愈加激烈，最后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信中说到：“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才之中，弟独重公之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固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遵从耳。”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而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这自然是王国维不能接受的。从此，两人长达三十年的友情，就此划上了句号。

　　此时的王国维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经历丧子和知己绝交的双重打击之下，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便选择了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来结束这种了无生趣的人生，一颗学界巨星就此陨落了，是历史莫大的损失。

　　王国维的自杀，使罗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与悲痛，他静下心来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为之不安的灵魂。但他同样也做了一件不能让人原谅的事情，那就是仿照王国维的笔记来上奏溥仪说王国维是看到清廷的境地才自杀的，这为后世研究王国维是不是遗老问题蒙上了一层面纱。

　　于是王国维为清室殉难的说法广为流传。当时主持清华园学研究院的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王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

　　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著书澄清了这件事情。溥仪在其自述中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侧悯……加恩譺予忠殻，派贝子溥劤即日前往奠綴，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殻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非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手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奴仆，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被郑孝胥通过这一办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譺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这样把事情给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

　　溥仪回忆中提到的罗振玉编造的遗折是这个：“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个“遗折”确实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号雪堂）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王国维字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王国维死后，罗振玉说过一句公道话：“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这算是对这两位国学大师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注脚了。

　　孙中山留世的唯一完整诗歌

　　孙中山一生写过不少大气磅礴的政论文章，写诗却很少。他唯一留下了的一首完整的诗就是《挽刘道一》：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此诗情真意挚，气势非凡，实为彪炳史册之大手笔。

　　孙中山诗挽的这个革命先驱刘道一可不简单，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又号培雄，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湘潭，早年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后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1904年参加哥哥刘揆一与黄兴在长沙组织的兴中会，并成功的说服了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参加反清革命，壮大了革命队伍。长沙起义失败后，刘道一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学习。在日本，刘道一结识了大批革命人士，并与秋瑾等组织十人会秘密团体，倡导暴力革命。又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被封为“草鞋”（将军）。

　　1905年，刘道一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同盟会中担任书记、干事等职。

　　1906年，刘道一受同盟会命回湖南，秘密联络会党、新军，组织、发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反清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刘道一因身份泄露在长沙被清朝政府逮捕。被捕后，刘道一在狱中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写下“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面对严刑拷问，他怒斥道：“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

　　当年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杀害于浏阳门外，年仅22岁。1906年12月31日在长沙英勇就义，年仅22岁。不久，萍水浏醴起义也悲壮地失败。

　　刘道一牺牲后，他那曾为湘军老兵的父亲刘方峣因悲愤过度而仆地中风，1个月后也病逝。刘道一的夫人曹莊当时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闻信自杀，未成，2年后仍自缢殉节。

　　刘道一的壮烈牺牲和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盟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孙中山、黄兴都为他撰写挽诗，对他的功业给予极高的评价。孙中山写的挽诗就是本文开头的那首，黄兴的挽诗也写得颇有气势，颇为动情：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已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悲痛欲绝的刘道一兄长刘揆一，一气写了《哭炳生弟》八首，其中末章为：“夜阑灯暗泪潸然，吊季魂兮宛在前。早日深情棠棣赋，清流遗恨豆萁篇。苦心漫说仇三世，掩面还当入九泉。速死倘能重聚首，人间无复弟兄缘！”

　　刘道一就义后，遗体运回湘潭。辛亥革命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命黄兴优恤刘道一令》，称“烈士尽瘁革命，屡噘愈奋。联络会党，鼓励民气，厥功甚伟。自应准予列入大汉忠烈祠，同享祭典，并将宣付国史馆立传。”湘潭县议事会据令于1913年将城内宣化街原清湘潭守备署改建为烈士祠，世称刘烈士祠。刘道一与妻子曹庄遗骸于1912年3月被迁于长沙岳麓山合葬。

　　自诩“医学第一”的章太炎不会治病

　　国学大师章太炎是鲁迅先生的老师，其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很深的造诣。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竟然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原来，章太炎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他的父亲章濬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启蒙教育。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是道光三十年复试第一的进士，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誉。太炎先生深受俞樾先生的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俞樾先生研医，以文献为主，著有《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枕上三字决》等，但因家人误于医，便言脉不可凭、药不足取，愤然而作《废医论》。而章太炎并未追随老师的这一偏激观点，而是毕生信仰中医、维护中医并关爱中医。

　　章太炎早期参加革命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章太炎在医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还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

　　然而，理论研究与教育和实践是两回事，医学更注重临床经验。章太炎因为看过几大箱中医书，写过些医学著作，便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但因他缺少临床经验，故虽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根本治不了病，他却洋洋自得。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章太炎到了中年，更是找到了名医的感觉，白诩医术更高了，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他夫人知道他的脾气，只有让他看，让他开方子，等他背了身，再偷偷另请医生来开方子抓药。如他问起，就告诉他是吃他开的方子。隔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他就向人说，他的孩子吃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言语之间，颇为自得。

　　他的朋友被他开过药方的，第二次见到他时，也都说是吃了他的方子才治好的。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事非如此，但也不愿当面说破。

　　章太炎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章太炎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

　　鲁迅曾遭遇“山寨版鲁迅”

　　当前，山寨文化大行其道，山寨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82年前，大文豪鲁迅先生就曾遭遇过山寨版的自己，他还专门就此登报声明以正视听。

　　那是1928年2月25日，鲁迅先生意外地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学生的来信，信中说：

　　“树人先生：我们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信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至今已二月二十一号了，也未见复，不知先生究因时间关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腊月二十三回沪至家，至今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大学，今已上课，但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复书，至盼。

　　马萍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份莫名其妙的来信使鲁迅十分诧异，他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已有将近十年未去过杭州了，所谓在孤山与人分别云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到的，一定是另一个人。

　　这位名叫马萍痕的女学生接到回信后，也大感蹊跷，她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1928年3月17日，她约上以前听过鲁迅课的一位朋友，一同去拜访鲁迅先生。

　　当面锣，对面鼓，事情立马弄清楚。与鲁迅见面后，马萍痕才知道，当时与她在杭州孤山交谈的那个自称“鲁迅”的人，并非鲁迅本人，是一个假冒其名者。

　　与鲁迅先生的交谈中，马萍痕还给他看了杭州的那个“鲁迅”在苏曼殊墓旁写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民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

　　鲁迅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诗不仅不通，语调也太可笑了。如此荒唐之句，实在有损自己的文名。

　　这个人为何要冒自己的名？他这样做目的何在？为了弄清楚这些，鲁迅先生给当时正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了解一下关于杭州“鲁迅”的情况。

　　当时在杭州的鲁迅朋友，有许钦文和川岛等人。他们也听说“鲁迅”到了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到“鲁迅”在苏曼殊墓前的题诗。许钦文接到鲁迅的信后，便与川岛去了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但没有见到这首题诗，也许是时隔较久，被雨水冲刷掉了。

　　许钦文和川岛又向了解情况的学生打听，了解到这个冒名鲁迅者也姓周。有个学生说，那个“鲁迅”就在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到了松木场小学，他们果真见到了那个“鲁迅”。这人大约三十多岁，瘦长脸，上唇如鲁迅先生一样也留着短须，身上穿一套白裤褂，脚下却穿着一双草鞋。

　　为了避免当面揭穿的尴尬，许钦文与川岛未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说是慕名前来拜访“鲁迅”先生。在交谈中，“鲁迅”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态度，说世事如此，自己只能隐姓埋名，到乡下来教小学生了。此人说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他告诉许钦文和川岛，自己写过一部名为《彷徨》的小说，销了8万多册，但是自己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等等。

　　许钦文和川岛追问他还写过些什么文章，他却说不出来，看来此人对鲁迅的思想、生活及作品并不熟悉。但他为何要自称“鲁迅”，目的何在，一时还看不出来。川岛当时还觉得此人神经好像有点不正常。

　　很快，许钦文便将了解的情况写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鲁迅。

　　如六耳猕猴之于孙悟空、李鬼之于李逵一样，“山寨版鲁迅”之于鲁迅先生，无疑也是一个迷惑性的存在，其活动难免扰乱人们的视听，使人真假莫辨。鲁迅接到许钦文的信后，写了一则《在上海的鲁迅的启事》，发表于1928年4月2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上（后来编入《三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该启事先略述了此事的经过，然后以其贯有的幽默而犀利的笔调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

　　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就在当年的7月12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杭州，逗留了4天，很兴奋地游了西湖，甚至还逛到旗下（今湖滨公园一带）、清河坊、城站等热闹街市购物。他还在西泠印社买了拓本，去书店买了一些旧书。鲁迅此行，自然也受到杭州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

　　真鲁迅在杭州公开露面后，杭州的那个“山寨版鲁迅”从此便销声匿迹了。

　　鲁迅鲜为人知的一篇演讲辞

　　鲁迅先生是众所周知的演讲大家。可遗憾的是，先生的许多“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的演讲辞大都没有记载和保留下来。《鲁迅全集》中只收录了十六篇演讲辞，尚不足先生日记中所记的三分之一。1931年，鲁迅先生曾在上海同文书院作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演讲，但人们对其内容一直缺乏了解。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飚风》第26期披露了在彼邦发现的这次演讲的记录。笔者惊喜地阅读了好几遍，反复咀嚼，意犹未尽。现将内心的点滴感受倾于笔端，对先生的这篇演讲辞作一浅析，愿更多的朋友喜欢它。

　　一、设问发端先声夺人

　　设问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修辞手法，其结构是有问有答。其问，可吸引人们的兴趣；其答，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悬念。在演讲中巧用设问，可吸引听众的注意从而使听众与演讲者的思维共振，便于演讲者阐发自己的观点。鲁迅在这篇演讲中第一句就是一句设问：“流氓是什么呢?”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思维神经，使他们产生欲知这位大文豪流氓观的渴望。由于听众都是同文书院第28期日本学生，先生便用日语词作了解释：“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是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接下来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流氓是由儒侠之徒堕落演变成的，尽管这些人有时占居堂皇高位，但其流氓本性是难改的；如刘邦、刘备、朱元璋之流。

　　鲁迅先生演讲开头便先声夺人，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不愧为大家风采。

　　二、过渡自然结构缜密

　　在第四自然段开始，鲁迅先生便这样说道；“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这一段话，既归纳了以上所讲的内容，又引出了这次演讲的主题：流氓与文学的关系。即“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鲁迅先生在这里非常自然地完成了内容上的过渡。以下先生便以愤慨的腔调指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新文学、查封革命刊物、逮捕、枪毙甚至活埋作者的令人发指的倒行逆施。

　　全篇演讲辞共分七个自然段。前三个自然段阐述了流氓的历史溯源及其产生的哲学、文化背景。第四自然段是全篇的纽带，承上启下，且点出了中心思想。后三个自然段着重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得势后对新文学的剿杀，并引用历史上的政治流氓来与之对比，指出其“有过之而无不及”。篇幅也比前三自然段长些，可谓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全篇演讲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不失为我国演讲史上的一篇佳作。

　　三、寓理于例发人深思

　　在演讲的结尾，鲁迅先生讲了一个实际的事例来控诉反动派残害新文化的滔天罪行，为“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的主题做了绝好的“注脚”。他说：“兄弟从前作了一本《D内喊》，书皮儿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事实胜于雄辩，先生在这里举这样一个实例，来揭露反动派的流氓本质，比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要更为有力。

　　四、言辞简约朴实无华

　　鲁迅先生的这篇演讲辞，充其量1000字左右。如此重大的题目，作如此简短的演讲，且完整地表达了演讲者的意图与思想，确非大演讲家不能为之。全篇中，惜墨如金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仅举一例说明之。先生在讲述《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被禁止出版、有些作者遭杀害时，其对反动派的憎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纵千言万语也难抒尽先生胸中的愤懑。可鲁迅先生只评论了一句，“唁，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请问，还有什么话能比这一句更有力量?真是言简意赅。

　　这篇演讲，学术性强，可鲁迅先生并没有过多地采用佶聱难懂的学术语言，而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娓娓道来。如鲁迅先生在讲述刘备与朱元璋因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时，并没有搬出史书上的文言文来卖弄学问，而是深入浅出地用明白如话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听众毫不费力地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此篇演讲中也有几处引用古语的地方，但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如“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等。引用这样的古语，反倒使此篇演讲更精炼，更精彩！

　　靠“山寨”起家的“画坛皇帝”

　　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句话来形容张大千，再贴切不过了。张大千作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国画大师，被推崇为中国画“五百年来第一人”、“画坛皇帝”。可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位艺术巨匠，竟是仿摹名作、绘制赝品的高手。

　　步入画坛之初，张大千还是籍籍无名之辈，他便苦下工夫摹仿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他仿石涛画的赝品其神韵、表现手法、构图特点，惟妙惟肖，与真迹毫无二致，活脱脱“石涛复生”。他的“山寨版”石涛画，不知使多少著名的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上当。

　　1925年冬，画家陈半丁宴请张大千等好友，旨在炫耀自己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席间，陈半丁将装裱精致的石涛册页放在案上，扉页上有日本名鉴定家内藤虎题“金陵胜景”四字，众人赏罢啧啧称奇。哪知张大千趋前，略瞥一眼便说：“这个画册，是我三年前画的！”满座皆惊。陈半丁一脸不悦，诘问“有何凭证？”大千如数家珍，将册页内容、题跋和印章一一说出，宾客翻开册页比照，果不虚言。陈半丁尴尬之极，餐会也不欢而散。多年后大千渐感年轻时过于孟浪，说：“那时我太年轻，在那种场合下，是不应对陈先生说破的。”

　　黄宾虹和罗振玉是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的好朋友。黄、罗两位先生收藏石涛的画最丰富，是当时公认的鉴赏石涛的权威。张大千曾向黄宾虹求借他收藏的一幅石涛精品，被黄先生拒绝了。张大千不服气，仿摹了石涛一幅手卷，放在老师曾农髯那里。正巧，那天黄宾虹去看曾农髯，无意之间在曾的画案上发现这幅仿石涛画，以为是真迹，鉴赏之余，爱不释手，说他要收购这幅画。曾农髯便让张大千去黄宾虹家，让他们直接去谈。张大千到了黄家，见黄宾虹要收购他的假石涛画，心中不免暗暗得意。他心想：用假画骗他的钱于心不忍，也不屑为，还是换他的画吧。于是说：我岂敢要先生的钱。这样好了，我拿这幅画换我上次要借的那幅石涛画吧！黄宾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立即把那幅画拿了出来。就这样，张大千拿自己的假画换了鉴赏专家黄宾虹的真石涛画。

　　罗振玉也曾上过张大千的当。罗振玉是著名鉴赏家，张大千知用山水大幅难骗过罗振玉，便仿制了几幅石涛的炕头小画。画好了后通过朋友，故意转了几个弯，在似乎不经意中让罗振玉看到了这几幅画。罗振玉果然上当，并出高价收购了这几幅“假石涛”。

　　成名之前的张大千，除了浙江、梅清及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以外的那些画派，他无所不能仿，无不可以乱真，令鉴赏家们伤透了脑筋，丢尽了面子。但对于张大千来说，模仿不是最终目的，他要画自己的画，师古而不泥古。他不拘于石涛，而进一步上溯唐、宋、元、明，纵横百家，恣意临摹，取唐人的气势，宋人的法度，元、明的意境，，终于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画坛皇帝”。

　　名满天下之后，旅居海外的张大千还造过一些假画，因为尽管当时他的画价很高，但还是和唐宋古画无法相比。他就又伪造了一些唐宋画作，如北宋李公麟的人物、南朝张僧繇的罗汉等。由于海外的博物馆中藏有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张大千得以饱读之，故此时所造的假画比在国内时作的更加老到成熟。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学习过染织，对国外新的颜色材料很熟，用这些新材料来做旧，使他的假画更逼真。

　　张大千很怪异，他对自己造伪画的历史并不隐瞒，自嘲地说自己是个用纸用笔的骗子。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名人，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到场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在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１／３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

　　张大千为何“黄金千两不画虎”呢？

　　被徐悲鸿誉为“500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中最负盛名的艺术大师，也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最具全方位的画家：无论写意、工笔、水墨、设色，无不擅长，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一不精。但他却从不画虎，并曾专门手书“大千愿受贫与苦，黄金千两不画虎”以明志。

　　此中原委，还须从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说起。张善孖长张大千17岁。他们兄弟十人，张善孖排行老二，张大千排行老八。由于他们的大哥离世比较早，所以张善孖在家里就担负起了教育弟弟们的任务。张善孖早承家学，随母学画，而年纪尚小的张大千就跟在哥哥的后面东涂西抹，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张大千18岁那年，二哥张善孖把他带到日本。张大千考入京都艺专染织系，课余学习书法和绘画，张善孖经常给予指点，张大千进步较快。张大千回国后居住上海，一边在学校教绘画，一边在张善孖的带领下拜师访友，结交名流，得益较多。因此，张大千对张善孖敬畏有加，每当外出归来拜见二哥，必行大礼。晚年的张大千常对人说：“我在绘画上有些成就，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

　　张善孖以擅长画虎而名世，是个爱国画家。1938年底，张善孖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的支持下，带着自己和其弟张大千的作品共180多件出国举办画展，募集抗日捐款。先后在法国、美国展出，前后约两年，举办100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20余万美元，全部寄回国内支援抗战。张善孖还以作品内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他曾画过一幅猛虎扑日图。图上画的是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老虎象征着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生气勃勃；落日代表日本，奄奄一息。此画题为“怒吼吧，中国！”并在画的左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放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坚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气慨和决心，是一幅宣传民族精神、鼓舞抗战士气的优秀国画，并在中国国画界开抗日宣传画之先河。

　　1940年初，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率美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张善子嘉其行，画《飞虎图》赠陈纳德。陈纳德很喜欢这幅画，随即将美空军援华志愿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做了许多旗帜和徽章分发部下，以鼓舞战士。后来“飞虎队”在华作战十分勇敢，连连重创日机，日军飞行员闻风丧胆。陈纳德对《飞虎图》原图更加珍惜，视同拱璧。现该图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

　　张善孖善画虎之各种形态，作品精妙沉雄。他笔下的老虎不但威猛，而且有妩媚温柔的一面，他作有《金陵十二钗图》，画的是十二只极具女性气质的老虎，各摘《西厢记》句题之。如“临去波那一转”，“怎不回过脸来”，“终日价情思睡昏昏”等以寓美人猛虎之意，颇为人称道。他住苏州网师园时，还特意养了一只小老虎，以作绘画观察之用。小老虎和他一样，只吃素不吃荤，夜晚即睡在他的床边，成就了一段“人虎相处”的佳话。张善孖自号“虎痴”，人皆尊其为“虎公”。

　　而画艺和名气都在二哥张善孖之上的张大千，不愿压倒二哥，故很少画虎，即使偶尔画之，也是为了消遣自娱，从不送人，更不出卖。

　　公元1935年春。有一天，兄弟二人在一起喝酒，喝得酒酣耳热之际，张大千对二哥说：“我今日作一幅画，你来补景题诗，以表我们兄弟之谊。”接着，他画了一幅六尺中堂《虎啸图》，画毕，酒力也涌上来了，笔一扔，就被人扶着休息去了。

　　此画用笔老辣，构图奇特，画面上枯松倒挂，怪石嶙峋，一只斑斓猛虎迎风长啸，神态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风格与其兄迥异。

　　张善孖当即在画上补景作诗，还写了褒赞大千弟的跋语。这时，恰好有一日本人来访，见了这幅由极少画虎的张大千画虎、“虎痴”张善孖补景题诗的画，便再三请求善孖先生割爱，价钱再高他也要买。见善孖犹豫不决，他继而用激将法说：“虎公，你应该让人知道你八弟还擅长画虎!”善孖心想有理，为扬弟名，就将画卖了。这一切，醉酒中的张大千全然不知。

　　此事不胫而走，第二天就有一个字画商找上门来，一见张大千，就连声赞扬他画虎技艺超过了其兄，愿以高出其兄十倍之价收买其虎作。张大千闻之大怒，同时也因自己醉酒而画虎懊悔不已。画虎是二哥的专长，自己岂能再与他一较短长？为了让张善孖独擅其美，张大千发誓以后不再画虎，于是便顺手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刷刷写了两行字回答字画商：“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自此，张大千立下“二戒”：一戒画虎，二戒酗酒。

　　鲜为人知的民国《岁寒三友图》

　　古代曾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岁寒三友图》，其作者为南宋末年集文人、士夫、画家身份于一身的赵孟坚。由于经历丧国的痛楚，赵孟坚常以水墨或白描画梅、兰、水仙等，来表达他清高坚贞的品格。其《岁寒三友图》亦工亦写，梅花以淡墨衬染着用细笔、浓墨所圈钩的花瓣，松针用笔尖挺劲拔，墨竹则以中锋运使，松、竹、梅画法各异，笔墨清新，挺劲有力，充满韵致，是传世名作。目前此画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鲜为人知的是，民国年间也诞生了《岁寒三友图》，由当时书画艺术界的四大名家联袂而成。

　　1928年1月，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一起到紫金山晋谒正在建造中的中山陵墓。何香凝是人们崇敬的革命家和艺术家，也是人尽皆知的廖仲恺夫人；经亨颐是是著名教育家，也是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父亲，一生高风亮节，诗书画印的造诣都相当高；陈树人则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其画风清新、恬淡、空灵，独树一帜。

　　何香凝、陈树人都是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通过了查办何香凝、陈树人等人的提案，谒陵后，他们四人合作了数幅《岁寒三友图》，以寄托他们的高洁情操。何香凝画古梅，经亨颐作翠竹，陈树人绘奇松；然后由于右任在上面题诗二首，其一：“紫金山上中山墓，扫墓来时岁已寒。万物昭苏雷启蛰，画图留作后人看。”其二：“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润色江山一支笔，无聊来写此时情。”诗中的“经酒陈诗廖哭声”一句，于氏曾经有过注解：“经先生豪于饮，廖夫人以仲凯先生殉国所为诗，直皆血泪。陈先生诗名“寒绿吟草”。

　　1932年“一·二八”之后，何香凝约当年合作《岁寒三友图》的老朋友，组成了“寒之友”社，他们用写字作画来抒忧世之愤。到1936年，国运之危，殆如累卵。于右任与何香凝、陈树人、经亨颐又重新合作了《岁寒三友图》二十幅，何、陈、经分画竹松梅，于右任仍旧题写1928年作的那两首诗，件件都有特色，无一不是珍品。

　　抗日大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1936年11月，何香凝为筹集抗战经费，在南京主办了书画义卖展览活动。在这次义卖中，这批《岁寒三友图》为很多人争相购买。冯玉祥、马超俊、杨杰、梁寒操、李宗狱等人都各买了一幅；钱大钧的夫人买了两幅。义卖得款，连同书画展览的其他一百多件作品的笔润所得，何香凝全部捐赠给奋战在冰天雪地里的抗日义勇军将士。

　　1949年，于右任流落到了台湾，但故土情深的他对大陆、故乡、亲人、旧友无时不在思念中，对中山陵也从未忘怀。这批《岁寒三友图》后来有一幅流落到台湾画市上，恰巧被于右任的一位朋友买了回去。于老先生不由感慨万端，油然想起了当年和老友谒陵时的所感所想，又联想到当年“寒之友”社的经亨颐、陈树人早逝，不禁潸然泪下，于是他提笔在画上补写了一“时”字，增题了两首诗：“三十年来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于今回念寒之友，泉下经陈知不知？”“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于右任先生增题的这两首诗，一时盛传海内外。林伯渠、何香凝、邵力子、朱蕴山、沈尹默诸老纷纷步韵奉和。林伯渠诗云：“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

　　何香凝则以《遥念台湾》答于右任先生，诗云：“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如今，虽然四位书画大家已去，但其高洁情操必将与《岁寒三友图》长存于天地之间。

　　何香凝裙上题诗羞辱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寇不抵抗，对共产党进行镇压围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1935年7月，国民党华北军分区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侵华日军司令宫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拱手让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使华北名存实亡。消息传来，何香凝义愤填膺，随即派人把自己的一条旧裙子与续范亭的一副对联装进一个包裹送给蒋介石，她在裙子上题了一首诗并有落款：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这首诗愤怒地抨击了蒋介石及其军队不抗日的卖国行径，并表示了自己愿作巾帼英雄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

　　包裹中附寄的续范亭的对联为：

　　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

　　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顽。

　　何香凝借续范亭的这副对联，把蒋介石（名中正）喻为不中不正、又臭又硬的厕所怪石，可谓是酣畅淋漓！

　　蒋介石收到包裹，打开一看，是条旧裙子，有些莫名其妙。但在读了何香凝的诗与续范亭的对联之后，大为恼火。但由于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卓越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大名鼎鼎的廖夫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且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所以蒋介石遭此辱骂也不敢公然报复，只好悻悻作罢。

　　何香凝不仅是革命家、妇女运动领袖，而且是卓有成就的画家和诗人。她的诗慷慨激昂，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革命豪情。她与廖仲恺结婚后感情甚笃，丈夫要上前线时，她没有小女子的凄婉，慷慨写诗勉励：“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

　　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叛军上镣囚入黑牢时，她拼命闯去探监并为之送饭换衣。1925年，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遭右派刺杀时，何香凝就在身边，丈夫的鲜血洒满了她的衣衫。她强忍悲痛，把思念深埋心中，继承廖仲恺未竟的事业，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清除出党、政、军系统，还驱逐了苏联顾问，完全投靠欧美列强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何香凝毅然辞去了国民党的一切职务。她义正词严地说，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苏联来往，国民党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孙中山的遗言，“吾宁以画笔栖迟，维持清苦生活，不愿同流合污，做国家民族的罪人。”何香凝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一切职务，不拿蒋介石一分钱，同南京政府决裂。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何香凝先后在上海、香港、广东、广西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创作了三十多首脍炙人口的抗日诗。其忧国忧民的满腔热情余浩然正气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舒适安逸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并写下了《感赋》一诗：

　　怕听吹弹破国吟，徘徊道路倍伤神。

　　牺牲权利何轻重，失去河山那处寻？

　　萧萧叶落雁南飞，万里飘零故国归。

　　八载中原前后事，教人回忆泪沾衣。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何香凝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活动，和宋庆龄等一起创办了伤兵医院，并筹款组织义勇军救护队，开赴东北抗日前线。但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5月5日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重新纠集63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何香凝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发动内战的行径“悲愤极”，在《“一·二八”后寄黄埔学生》中写道：沉沉寂寂，河山今非昔。不堪回首十三年，千点泪痕滴滴。问君入学何所求？为民族生存杀敌。数年来，辜负了你，供内战牺牲，虚伪功绩，无分友敌。回忆历史，已成陈迹。悲愤极！叹我山河日下，向何方觅？惨戚！追怀祖逖。莫辜负你雄心，速向倭奴击！

　　何香凝在《赠前敌将士》中，以不拘一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写道：“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大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在《赠敬爱的伤兵》中写道：“君流血，我流泪，锦绣江山被人取。增你勇气，快到沙场去，恢复我们土地。好男儿，救国不怕死。死！留名于万世。”号召全体官兵浴血奋战，抵御日寇的侵略。

　　1933年4月10日，何香凝在《大中国周报》上她发表了一首题为《勇哉好男儿》的五言诗：

　　勇哉好男儿！不怕沙场死。

　　忍痛与吞声，为图雪国耻。

　　民族不独立，流血不休止。

　　眼看国将亡，抚创痛洒泪。

　　伤好去冲锋，夺回我失地。

　　与其忍辱生，母宁报国死！

　　何香凝先生常作画为抗战筹款，或赠画题诗，激励抗日将士。1935年10月，她作了一幅梅花国画，并题诗抒怀曰：

　　一树梅花伴水仙，北风强烈态依然。

　　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

　　何香凝在亲自动员组织上海各界妇女给抗日官兵赶制寒衣时写道：“妇女手中线，征人身上衣。针针含敌忾，勉子杀敌夷”（《勖励将士》）；“家家儿女做征衣，收复河山定有期。众志成城何畏敌，同心同德励戎衣”。（《慰劳奋勇杀敌之健儿》）；“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垂。”（《赠前线将士》）。勉励抗日将士前赴后继，誓死抗击日寇；号召男女老少人人为抗战出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何香凝先生移居香港。1938年8月26日，她应邀出席香港妇女慰劳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当她看到出席大会的男男女女一些仍然“满身绮罗文绣，涂脂抹粉”时，感到“如芒刺在背”。当场赋《公子佳人》诗三首：

　　国如流水马如龙，公子佳人在座中，

　　舞榭梨园朝复暮，不问遍野是哀鸿。

　　儿郎傅粉女涂脂，更灵绫罗纫绣衣，

　　输出金钱资敌用，同胞被炸肉横飞。

　　香港妇女斗繁华，七宝妆成艳似花，

　　一夜缠头歌舞费，灾区能养百人家。

　　1938年底，汪精卫在河内发出了“艳电”，公开叛国投敌。此时，日军已占领我半壁河山，一些人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有人甚至充当了鬼子的汉奸。1939年，何香凝在一幅《梅》画上题诗，表示了自己坚持抗战，决不动摇的坚强信念：

　　岭上迟开有所思，风吹雨打最高枝。

　　忍看半壁河山异，铁骨冰心正义持。

　　1941年，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艰难境况，她写下《怀粤饥荒警报》一诗：

　　危楼独坐看飞机，弹坠吾身有何归？

　　赢得殉节酬死友，好将血谢万人饥。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香港沦陷有感》一诗中，抒发了她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香港终会光复的坚定信念：“风云惨淡泣香江，百载繁华付渺茫，回首九龙租借地，版图暂入敌人邦。”

　　1942年1月15日，受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东江水上游击队护送何香凝和她的媳、孙以及柳亚子父女等一行人离开香港经广东海丰到广西桂林。她写下了《回粤途中感怀》、《日祸移居广西舟中》两首诗：

　　《回粤途中感怀》：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日祸移居广西舟中》：

　　战云弥温遍神州，国破家亡恨怎休？

　　但得军民同御敌，烂船漂泊也风流。

　　由于何香凝的社会影响力很大，蒋介石一直想拉拢她。1944年秋，衡阳失守，日军逼近广西。张治中将军从重庆来到桂林时，奉蒋介石之命拜访了何香凝，再次请她同家人一起到重庆避难，并说专门给她带来了几十万元的路费，何香凝严词拒绝了。为了表明心志，她赋感怀诗一首：“漂泊天涯隐桂林，国愁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道是无因却有因。”

　　她还写过另一首感怀诗：“戎马关山欲暮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馀生又两年。”

　　胡适的一首白话诗逗笑蒋介石

　　蒋介石平素不苟言笑，缺乏幽默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评价蒋介石“古板，极其乏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心情更是很沉重，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回忆说，很少见到“老头子一笑”。然而，抗战初期胡适的一首白话诗，硬是把蒋介石逗笑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法西斯继“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在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危机，大批日军入关，威胁平津。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日本法西斯得寸进尺，还大肆收买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这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走上街头，提出抗日要求，“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年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府也开始了积极抗战以御外侮。xiumb.com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征询大家对国事的看法。7月11日，谈话会召开，出席庐山会议的社会名流不在少数，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安排谈话会的位次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同姓的人安排坐在一起。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有4位胡姓的学者名流，他们是胡适、胡安定、胡次威、胡健中。而胡健中的座位刚好紧挨在胡适的右手。

　　谈话会开始后，胡适接在蒋介石，汪精卫讲话之后，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的胡健中听后，感受颇深，当即在席上写了一首诗赠给胡适。诗云：“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看了，随手涂了一首白话诗回赠。诗云：“那有猫儿不叫春，那有蝉儿不鸣夏，那有蛤蟆不夜鸣，那有先生不说话。”

　　“那有先生不说话”之语，分明是对“慷慨陈辞又一回”的委屈辩解。

　　胡适的这首白话诗，后来刊于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心情一直很沉重，侍从室人回忆说，很少见到“老头子一笑”。可蒋介石从《中央日报》读到胡适的这首诗后，不由得笑了起来。1937年七月中下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了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胡健中在庐山碰到周恩来，交谈中，谈到了胡适的这首诗，念到“哪有先生不说话”时，周恩来也忍俊不禁而大笑。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举行纪念胡适座谈会，胡健中先生到会发言，又再次回忆了胡适的这首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引得与会者笑声一片。

　　张恨水一生唯一的纪实小说

　　有“中国大仲马”、“副刊圣手”、“民国第一写手”之称的张恨水，不仅是民国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他每天同时给七八家报纸创作连载小说，其效率才思可谓天下无敌。他不仅用连载小说救活了多种报纸，且以一支笔养活着数十个人口的大家族，他一生创作作品高达3000余万字，中长篇小说达110余部。老舍曾赞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鲜为人知的是，张恨水的众多小说中，有一部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又名:《武陵虎啸》）是纪实小说。这是张恨水一生唯一的一部纪实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长篇小说。

　　纪实小说是指在搜集事实材料基础上加以概括、提炼、艺术虚构而写成的小说，张恨水一直以来不主张以小说去纪实，他曾多次申明自己的这一小说观，如他曾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小说就是小说，何必去惹下文字以外的枝节。所以我取《金粉世家》的背景，完全是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怎么能作为背景呢？再换个譬喻，乃是取的蜃楼海市。蜃楼海市是个幻影，略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虽然是幻影，但并不是海怪或神仙布下的疑阵，它是太阳摄取的真实城市山林的影子，而在海上反映出来。”

　　那么，张恨水为何在1945年一改其一贯遵循的创作原则，突然写起了纪实小说呢？这背后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因缘际会。

　　1939年武汉失守后，日寇南下进攻，占领安乡，华容，石首一带，给湖南造成了紧张的战争空气，常德决战日趋明显。1943年10月，日本侵略军分别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和湘江，大举向湘西重镇常德进犯。

　　日寇为何要进犯常德？其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因为常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常德是湘西重镇，川贵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失守后，这里成为重庆大后方的物资唯一补给线。二是为了动摇重庆国民党的抗战信心，以战逼降，达到所谓“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三是为了歼灭国民党守军力量，摧毁第六战区根据地，夺取洞庭湖粮仓，达到以战养战和巩固中国占领区的目的。四是为了钳制国民党兵力，迫使集结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回师救援，以阻止或推迟东南亚盟军的联合反攻。

　　当时驻常德守军，乃代号“虎贲”的国民党陆军74军57师。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有五大王牌师，其中最著名的是七十四军（整编后为七十四师，即孟良崮战役中之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英勇善战被称为“抗日铁军”，而“抗日铁军”中最著名的师就是“虎贲”师（五十七师）。“虎贲”这一称号是他们在上高战役上用浴血奋战换来的。“虎贲”一词来源于《书经》中的《牧誓上》篇的记载：“武王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后，“虎贲”称号成为历代英勇无敌的军队的最高荣誉。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广东人，黄埔一期学生，军事天才一类人物，二十五岁就挂少将衔，系文武全才。在七十四军，他的资历比两任军长俞济时、王耀武都要老。

　　在常德会战前夕，蒋介石电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74军军长王耀武：“一定要守住常德，驻军须与城共存亡。”随后，蒋介石又下达了“不成功，则成仁”的训令，再一次命令74军57师死守常德，企图把日寇吸引到常德，在战略上对日寇造成威胁，以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辟战场。

　　负责保卫常德城的国民党陆军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在易攻难守，无险可凭的情况下，全师8000人在日军6万余人四面包围中，背水一战，“以一敌八”，苦撑十余日，与敌人浴血巷战，争取了时间，得以使援军合围，日寇不得不窜回长江北岸。但是这十余日的苦撑，国土虽没有沦陷，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全师8000人仅有83人生还，但给日军也造成了重大伤亡，在常德城郊丢下了上万具尸体，其战斗力大伤元气。师长余程万率部死守常德的战斗业绩，在我国抗日民族英雄的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抗战后期有名的“常德会战”。

　　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余程万觉得作为是后死者，有责任把那些壮烈的事迹记录下来，就派了两位部下来到了张恨水位于重庆南温泉的简易寓所，希望他能够写下“虎贲”军的感人故事。张恨水对来访的这两位抗日将士十分敬重，据张恨水第四子张伍回忆：“父亲忽见两位大兵不请自来，自然是愕然的，那年月人们见了兵自然要敬而远之的，更何况我们家从没有这样的客人登门。等到通报姓名之后，知道他们是浴血死守常德的壮士，父亲肃然起敬，打发我到小镇上买包好一点的香烟。我一边“领命”匆匆而去，一边感到奇怪，因为我家那三间破草房，也不时有名人、要人“降尊纡贵”地光临，但是父亲总是很坦然地取出“狗屁”牌香烟自吸和待客，很少让哥哥和我特意到小镇上买烟。这两位客人如何能使父亲这样敬重，是少见的新鲜事。”

　　常德会战中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使张恨水很感动，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到以此来写一部军事抗战小说，于是以自己不懂得军事，没上过战场的理由婉谢了，他的答复是：“是的，7年来（那时是抗战7年）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像常德这种战役，尤其该写。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战役可以写的，有上海一战，宝山之役；津浦一战，台儿庄之役；晋北一战，平型关之役；桂南一战，昆仑关之役；湘中三次会战，长沙之役；最近湘西一战，就是常德之役了。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尤其是昆仑关和常德，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可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我又没到过战场，我无法下笔，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么能像写《八十一梦》，凭空幻想呢？”（《虎贲万岁》中《自序》）

　　这两位抗日英雄却一定要他写，并且说可以充足地供给材料，在无可推辞的情况下，张恨水只好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其中的一位抗日英雄在离张恨水处不远的地方住下了，此后他便常常到来和张恨水聊天，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

　　几个月后，这位抗日英雄又旧事重提，其时，张恨水正担任重庆《新民报》经理，琐事很多，答说没有时间写小说，仍然婉辞。但是这位抗日英雄极其诚恳地说：“我为57师阵亡将士请命，张先生不能拒绝。”几天后，他将两大包袱材料送到张恨水家，里面有地图、相片、日记、剪报册等三四十种材料，一一呈于张恨水面前。这一来，张恨水再也无法拒绝了，只好答应先看材料，有工夫再写。

　　1944年11月，张恨水已辞去重庆《新民报》经理一职，重新乡居，便抽暇看了一部分。那两位抗日英雄便轮流做客张恨水家，问张恨水材料看得怎么样了，张恨水说看是看了，有许多地方不懂。他们就张恨水的地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往往一个问题，可以解释两个小时。他们口讲指画，不厌其烦，并且亲自在茅屋里表演作战的姿势，甚至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地详加叙述。张恨水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更为57师阵亡将士的壮烈事迹所激励，决定将之写出来。

　　张恨水于1945年春季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他根据油印品、地图、笔记、照片，边翻看，边动笔。有不大明白的地方，记下来，等那两位抗日英雄来了，问清楚了再写。那两位抗日英雄也就常常来看原稿，不对的地方，随时加以指正，就是极小的细节描写也不放过。张恨水为了进一步掌握写作此书的素材，还特地在重庆市找了两位经历过这次战役的常德籍老百姓，来自己家里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

　　张恨水笔下的《虎贲万岁》很注重纪实，该小说中从师长到伙夫全是真名实事，时间地点也同战史完全吻合。他饱蘸浓墨，以从容而又激荡的心情叙写了抗战史中光辉的一页。他细致地叙述每个零星战役中的人员、攻防、装备、死伤，从众多细节的铺陈，建构出74军57师骁勇壮烈的形象，许多悲壮却平实的大场面描写使人无法不为之动容。如果说张恨水通过一个个体战士的死里逃生抒写出一曲生命的颂歌，那么通过一个战斗集体的视死如归，他将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内在的磅礴气势和潜在的威慑也完整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张恨水在《虎贲万岁》的《自序》中说：“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8000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83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57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小说快要完稿时，余程万非常高兴，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谢金，但是张恨水坚辞不收。抗战胜利后，余程万正驻守南京，要请张恨水吃饭，也被谢绝了，但是却接受了他一件礼物：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

　　1946年，《虎贲万岁》单行本出版。《虎贲万岁》出版后，57师扬名中国，也大大地提高了余程万的知名度。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后，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的“虎贲英雄”。此时抗战已胜利，余程万的军队驻扎在南京。一次他去上海游玩，见到了这位苏州小姐。很快，这位叫吴冰的苏州小姐成了余程万的二太太。

　　国民党兵败逃往台湾后，余程万没有随残败的蒋家王朝去孤岛台湾，而是把家安置在香港，在香港定居。他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当铺。他的元配夫人邝琼华，寓居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市区。而二夫人吴冰，则在香港新界屏山乡间办了个农场种菜养鸡。

　　余程万在内地期间，积累下不少财富，到香港后，加上他善于经营，生意很是红火，其财富引起了盗匪的觊觎。1955年8月27日晚上近12时左右，余程万的屏山寓所遭匪徒入屋行劫，二夫人吴冰和佣人全被捆。一会儿，从九龙市区回家的余程万也被匪徒所擒。屋里的动静太大，引起邻居的警觉，并悄悄报警。警察来后，与匪徒发生枪战。黑暗中，余程万中枪死亡。警方公布说，3名劫匪中，一人被击毙，两人逃脱，余程万被劫匪打死。

　　但据其副官说，余程万当时被劫匪当作了盾牌，事后，他看过老长官的遗体，胸腹有一排子弹，相信是冲锋枪或轻机枪所致，而劫匪没有这种装备。余程万究竟被盗匪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关于劫匪身份，亦有不同版本：有人认为是台湾特工，因为在香港，余程万在与黄埔老友闲聊论及老蒋时常多怨气；也有人认为是黑社会头目，看中了二太太的美貌。

　　警方花港币2万元缉凶，最后不了了之。一代抗日名将余程万，竟落得如此之结局！

　　抗战中最激奋人心的两首校歌

　　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诞生了许多振奋民心的歌曲，其中不乏好的校歌。其中有两首校歌最为激奋人心，其一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其二是延安的抗大校歌。

　　一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先后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开学。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呈报校歌校训的训令称：“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尽趋一致，但多自编校歌，以代表各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则教之歌咏，以启发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兹为考察起见，各级学校应将所编校歌，呈送本部，以备查核。”10月6日，西南联大第八十九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并立即进行征集工作。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常委会报告，拟校训为“刚健笃实”四字，校歌词谱也已制成。常委会通过了校训，正式通过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但没有通过校歌。

　　校歌没有通过，还须继续征集。1938年12月，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接到了朱自清的信，嘱他为联大校歌谱曲，并附来歌词两份。

　　一份是罗庸的《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另一份题名冯友兰，是新诗体：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

　　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同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

　　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

　　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

　　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张清常接到这两份歌词后，认为罗庸的《满江红》上阙悲愤，下阙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做校歌，于是便把这首歌词谱成了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用每页十二行的大五线谱纸写成。此件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罗庸词张清常曲。”

　　曲谱寄给联大后，张清常又乘兴写了《敬献西南联合大学》第一乐章，引子八小节之后，便是校歌男女声四部合唱。

　　1939年6月30日，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常委会送呈、由常委会通过的校歌歌词和曲谱便是这一首，西南联大很快便印发教唱。1940年，张清常调到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又亲自教唱。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又为校歌写了个《引子》：“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西南联大出过大量人才，其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此名，校址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抬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概括为三八作风）。由于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抗大于1939年7月向敌后挺进，同年12月到达晋察冀，翌年2月到达晋冀豫，1943年3月返回陕北绥德，直至抗战胜利。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

　　抗大在敌后先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后迁山东，二分校在晋察冀的灵寿，后返陕北并入总校，三分校在延安，曾改为军事学院扩后亦并入总校，四分校在淮北，五分校在苏北，后

　　迁淮南，六分校在山西武乡，后并入总校，七分校在山西兴县，八分校在淮南天长县，后改为新四军二师教导团，九分校在南通，后改苏中公学，十分校在鄂豫皖，太行分校在河南涉县，太岳分校在山西沁水。

　　1945年10月总校迁至黑龙江省北安。不久迁往齐齐哈尔，改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学员以部队调干为主，还招收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

　　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都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抗战八年，抗大培养了二十万优秀军政干部，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和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凯丰。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从苏联回国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凯丰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他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1937年春，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就在这个时候，凯丰写下了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病逝世，年仅49岁。

　　抗战胜利后的两则经典灯谜

　　灯谜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猜灯谜是我国的一项古老而又永葆活力的活动，尤其在元宵节期间很盛行。谜语悬之于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宋人周密的笔记作品《武林旧事·灯品》中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抗战胜利后有两则经典灯谜，饶有趣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沉浸在一片胜利喜庆氛围中，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在一次庆祝晚会上，有一则灯谜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其谜面是“日本投降（打一中国历史人物）”。

　　大家纷纷作答，结果出现五种谜底：分别是“屈原”、“苏武”、“蒋干”、“毛遂”、“共工”。

　　“屈原”，意为日本屈服于原子弹；“苏武”，指苏联的武装力量起了举足轻重作用；“蒋干”，指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毛遂”，指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共工”，意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抗战才使日本投降。这些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算正确答案，由此造成一谜五底的佳话。

　　还是在抗战胜利后，还是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一次灯谜竞猜活动中，一则灯谜赢得众多喝彩：“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

　　谜底是“李白”，令人拍案叫绝。李就是李宗仁，白就是白崇禧。他们都是广西桂林人，都是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素来被人们合称为“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小诸葛”），李宗仁和白崇禧取而代之成为广西的实际统治者。北伐时，李宗仁和白崇禧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

　　李宗仁和白崇禧所把持的桂系，长期以来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刘继兴考证，桂系曾两次出手与蒋大打，三次逼蒋下台，另外还有一次1936年联合粤系“讨蒋”的“两广事变”，因发生在6月1日，史称“六一事变”。蒋介石曾经愤愤说道：“共产党只是要夺我的江山，但桂系既要夺我的江山，又要我的钱，还要我的命！”

　　桂系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七军在北伐中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被誉为“钢军”（而黄埔军校副校长、有“新桂系之父”之称的广西苍梧人李济深率领的老四军被誉为“铁军”。铁军中有共产党控制的部队独立团，团长是叶挺，后来成了新四军军长）。白崇禧打仗更是厉害，威震四方，时任国民政府首脑的谭延闿（陈诚的老丈人）曾赠以一副对联颂白崇禧：指挥若定真能是，学语小儿知姓名。

　　八年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大长国人志气。

　　解放战争后期，白崇禧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后为代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很快他们和蒋家王朝一道败给了摧枯拉朽的人民解放军。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李宗仁没去台湾远赴美国，于1965年7月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大陆。1969年1月30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据李宗仁的说法，白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但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职。抑郁终日，于1966年12月1日在台北逝世。

　　这两则灯谜都很经典，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也折射着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钱钟书曾在两部作品中影射沈从文

　　钱钟书与沈从文，是现当代文学界的两座高峰。钱钟书有“文化昆仑”之美誉，沈从文有“星斗其文，赤字其人”之定评。知识界有过这样的一种说法：二十世纪最值得看的两部文学作品是“二城”，即钱钟书的《围城》和沈从文的《边城》。两者艺术性都很高，《边城》侧重忧郁，哀伤和唯美；《围城》以黑色幽默揭露社会百态，讽刺入木三分。

　　鲜为人知的是，钱钟书曾在自己的两部作品中影射过沈从文。其一是中篇小说《猫》：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

　　这个小说，秉承了钱钟书的一贯风格，嬉笑怒骂，颇能解颐。小说里的曹世昌，影射的就是沈从文，很多熟悉沈从文的人，看了此小说，都认为写绝了。这个小说刻画的人物，除了以曹世昌来影射沈从文外，还有诸多影射，比如喜欢一群男人围绕自己转而且十分虚荣的女主人公爱默，影射的就是林徽因。男主人公李建侯影射梁思成，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赵玉山影射赵元任，傅聚卿影射朱光潜，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化界人物。

　　其二是钱钟书的散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在这篇以幽默见长的散文中，魔鬼对钱钟书说了许多十分精辟的话，其中有这么一段：“但丁赞我善于思辩，歌德说我见多识广，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魔鬼在这里说的“‘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影射的就是沈从文。喜爱文学的人都知道，沈从文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许，如他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再如，沈从文早年追求张兆和时，也以“乡下人”自居。他曾给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父亲大人首肯后，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最后邮局按允和拟好的电文发给沈从文。

　　“乡下人”沈从文的一生确实充满传奇色彩，有三次变化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第一次变化是以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而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第二次变化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他突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转而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不凡的业绩；第三次变化是在晚年他才终于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发现，早年的作品得以大量出版，并陡然成为研究界的一个热点。沈从文这样传奇般的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钱钟书在文章中影射沈从文，是生性幽默的钱钟书写作中惯用的一种调侃而已，绝非别有用心的讽刺。其实二人的私交很不错。钱钟书惜时如金，沈从文最理解钱先生，他们在一个小区住了二十年，竟然只互相串门一两次。春天的时候，湘西送来了新茶和春笋，沈从文拿几包放在钱先生家的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们开门自己拿。有一次大年初一早上，一位领导人和沈从文一起去看望钱钟书，领导前脚刚一踏进门，钱钟书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周总理说：回去吧，我很忙。然后就回到里屋埋头做研究去了。这位领导和沈从文只好闷闷不乐往回走，为了让领导高兴起来，沈从文对他说：钱钟书长得像一个农民，开玩笑也是农民式的。

　　钱钟书与沈从文之间，还有过一个好玩的段子：有一天晚上，钱钟书和沈从文在田间行走，远处传来狗叫声。沈从文说他怕狗，钱中书对沈从文说：狗有什么好害怕的，它又不是青蛙。原来钱钟书怕青蛙，呵呵。

　　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的八位恩师

　　2009年7月11日晨八时五十分，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省临清人，他精通12国语言，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之誉。他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大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关于季羡林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杰出贡献，可谓人尽皆知，这里就不赘述了。本文要说的是，曾对季羡林成长影响极大的八位大师级的老师。

　　18岁时，季羡林从山东大学附设高中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据季羡林自述：“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董秋芳，绍兴青坛人。1913年考入绍兴浙江第五师范，与陶元庆、许钦文等同学。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绍兴“国耻图雪会”副会长。并与何赤华创办《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次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２年后转入英语系。与许钦文等组织“春光社”，邀请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作指导。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三一八”惨案前夕，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一致反日》一文，“三一八”惨案后，在《京报》副刊、《语丝》上连续发表《大屠杀后》、《大屠杀以后》、《吊刘、杨二女烈士记》、《可怕与可杀》、《响应打狗》等杂文，抨击段祺瑞执政府，遭到追捕，不得不暂时弃学南归，在杭州一中任总务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谴责国民党，再遭通缉避往上海。同年初，在鲁迅指导下，将翻译作品《争自由的波浪》等集成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冬芬”为笔名，给鲁迅写了《文艺与革命》的长信，鲁迅公开复信给以肯定。1929年3月回北京继续学业。大学毕业后，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任教，教授国文，季羡林是其当时的学生。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吴宓，名玉衡，字雨生，1894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乡。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于1917年赴美深造，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主教东吴大学，并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还主编《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复古主义。1930年去欧洲，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文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通晓英、德、法和拉丁文，翻译和出版过不少西方名著，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红学家。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全国解放前夕，他谢绝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和台湾讲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后一直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

　　叶公超出身于书香门第，广东番禺人，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后步入政坛，1949年5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陈寅恪的学问大得惊人。《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有〔德〕黑格尔《美学》等。著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作：〔德〕黑格尔《美学》等。

　　俞平伯，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其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朱自清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1897年-1985年），德国佛教、印度学家。是1935年季羡林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梵文、巴利文和佛学的授业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曾任德国柏林人民艺术博物馆馆长、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印度学系主任等。著有：《尼泊尔，来自喜马拉雅王国的艺术》、《佛陀传奇》、《印度的宗教》、《亚洲历史》、《印度民间手工艺》、《吐鲁番出土的梵文残卷》等。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的学业帮助非常大。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季羡林专门为此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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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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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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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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