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 教育文化，交际往来

　　第一章胎教、试儿，一个都不能少

　　搞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抓娃娃的教育，又最好从胎教抓起。这就是说，一个人的竞争，从娘胎里就开始了，今人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胎教这个概念并不是现当代才出现的，早在周朝之前，聪明的古人们便有胎教观念了。

　　据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称，周文王的母亲怀孕时，就格外注意胎教时要“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这几点。根据《礼记》的记载，周朝王室和贵族阶层也已开始实行“胎教之礼”了。西汉贾谊在《新书》中提到“胎教”一词。看来，之前虽有胎教的概念，但“胎教”一词见诸文献中，是在西汉。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中已有“胎教”这个专门门类，这就可以表明胎教在此时，还是受到一定关注的。

　　我们今日所说的胎教，主要是一个狭义概念。在胎儿发育成长的各个阶段，只要按照规律去进行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刺激，使之形成条件反射。这种狭义的胎教，算是直接胎教。

　　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承袭前代的观点，所秉持的是一种广义的胎教观。

　　在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孕妇的行止和饮食上都不能触犯一定的禁忌。“妇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罴虎豹。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妇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恶则恶矣。”

　　总之，就是要看美的，吃美的，听美的，想美的。说到“不可吃异常味”这点，他还说道：“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唇缺；又不可以啖生姜，令人多指。”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迷信色彩太浓，不足为信，但是在过去，还是被奉为科学的。

　　北齐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中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他是充分肯定了胎教的价值所在。接着，他又评价道：“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耳不妄自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

　　有时候，如果母亲自己本人就接受过良好胎教的话，也会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查阅《封孝琰妻崔娄诃墓志》，可看见那里面的赞语，而她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素养，是因为“禀自胎教，行举名扬”。这里所说的胎教，既包括了她在娘胎中蒙受的教养，也包括后期的家庭教育。

　　看来，社会对胎教之法都有共同认识。要说让孩子赢在娘胎里，只进行胎教显然还是不够的。在魏晋南北朝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养胎学，就帮了大忙。

　　西晋有位名医叫王叔和，他所著的《脉经》，其中有大量对妇女的妊娠、产后、带下、月经等方面的疾病进行诊脉和医治的论述。在这方面，更有针对性、更权威的是《逐月养胎法》。

　　北齐名医徐之才在书中，对胚胎、胎儿的生长发育过程，各月常发疾病都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一套逐月养胎和孕期保健的理论。时人深以为然，故此也被收入了隋唐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

　　不妨来看一看名医的理论。

　　怀胎一月时，“寝必安静，无令恐畏，饮食精熟”，这是说，孕期刚开始便要防噪声污染，不要受到惊吓，多吃营养熟烂的食物；怀胎二月时，须“居必静处，慎戒房事”；怀胎三月时，应“居必静坐，清虚和一，坐无邪席，立无偏倚，行无邪径，目无斜视，耳无邪听，口无邪言，心无邪念，无妄喜怒，无得思虑，好芬芳，恶秽臭，是谓外象而内感”——这些话语看着有些眼熟吧，很显然，养胎之法是和广义胎教互相渗透的，本来就不可分开来看。

　　怀胎四月时，孕妇应该“静体和志，饮食节调，洗浴远避寒暑”；怀胎五月，孕妇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经常“洗浣衣服”“深其居处，厚其衣裳”，以免遭受外界寒邪侵袭；怀胎六月时，劳逸结合好一些，所以可以“出游于野”，吃的东西，也最好是“调五味，食甘美”。

　　到了最关键的后三个月，孕妇该怎么养胎呢？

　　怀胎七月时，虽然大腹便便很不方便，也要“劳身摇肢”，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才能百脉舒展，便于产子，此外，“大言号哭”是使不得的，“居处必燥”也是要注意的。

　　怀胎八月时，“无使气极，无食燥物，无辄失食，无忍大起，和心静息”，总之就是要静养，不要为诸事劳神。

　　怀胎九月时，即将临盆，需要做的，便是“饮醴食甘，缓带自持而待之”啦！吃营养的食物，穿宽大舒适的衣服，等待“冲刺”分娩在即的十月。

　　只要逐月养胎，到了怀胎十月之时，孕妇们别的都不要担忧，“候时而生”便是。

　　不管是养胎，还是胎教，都特别关注了孕期女子的健康，这是很具有人文关怀的。不仅如此，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国家，还从法律上对孕期女子进行了保护。比如，南朝梁的法律里，特别提到了“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这一点。

　　然而，我们还是要说，在战火频繁的时代里，法律的保障，养胎学说的发展，对于民间的孕妇来说，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医疗体系不健全，她们出于拳拳爱子之心，主要会借助求神问卦的方式，来求得心理上的平安符。

　　那么，她们还会对胎儿进行胎教吗？（说起来，胎教的成本还是不高的。）这个肯定是有的。有学者认为，只要母亲对儿女有成龙成凤的期待，都会在潜意识里影响她腹中的孩儿，逐渐长成她所期待的模样。

　　《洞冥记》中记载道：“东方朔母田氏寡居，梦太白星临其上，因有娠。田氏叹曰：‘无夫而娠，人将弃我。’”我们看这段记载，别去管里面那玄乎乎的东西，或是猜想这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只看“梦太白星临其上”这句，便可见到民间孕妇的这种胎教意识。

　　《三国典略》中记载了宇文泰出生时的情形，“周太祖（追封）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梦抱子升天，才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这个“德皇帝”，当然是说的宇文泰的老爸宇文肱了。在这则小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出，宇文泰之母对腹中孩儿的祝福的期待。

　　有道是“男成俊士，女号英姬”，本来男女都一样。可大家都知道，受时代局限，在这成龙成凤的期待中，古人当然觉得一索得男是最理想的。当时，有一个迷信说法特别流行——人们认为，男女的性别是可以控制的。

　　说实在的，民间的确有一些办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儿子的概率，但这么言之凿凿，其法到底可信不可信呢？来看一下。

　　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中提到，魏晋时百姓们普遍认为，“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冠衣，平旦左绕井三匝，映井水，许见影而去，勿返顾，勿令婿见，必生男”。这意思就是说，在前三个月，是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求取男胎的。

　　这种说法，今人看着自然是嗤之以鼻的——明显是一种巫术。不过，时人对此法如此推重，自然是出于延续香火的心愿，实在也是既愚昧又质朴。

　　好了，管他生男也好，生女也罢，孩子生出来了，有条件有心思的父母，便该快速进入家长的角色，好好对他们进行教育了。

　　今人格外看重孩子的周岁，为此不少人会在周岁宴上置办一系列小物件，让儿女来抓取，以此来预卜他日后的志向前程。这种风俗叫作“抓周”。大家对这个都很熟悉，似乎没什么多讲的，但这里要说的却是，抓周最早不叫“抓周”，而叫作“试儿”。这种风俗正是从魏晋南北朝时兴起的。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颜氏家训》中对此予以了记录。

　　传统的试儿礼上，所放之物如文中所述，而今在这种场合，鼠标、牙刷等现代物品也是不鲜见的，这般与时俱进，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小贴士

　　【神童录】在魏晋南北朝时，见诸史料的神童特别多。主要有董遇、孙坚、秦宓、郭嘉、曹植、曹冲、何晏、诸葛恪、管辂、钟会、孙亮、常林、竺法护、孙楚、潘岳、张华、王戎、左思、郭象、司马绍、孙康、赵至、荀灌、王允之、葛洪、王羲之、谢尚、王献之、谢道韫（女）、谢灵运、谢惠连、张玄之、顾敷、王育、袁虎、车胤、宗悫、张纯、江淹、范云、王融、张率、祖莹、徐之才、张邱建、萧统、萧纲等人。

　　【才女录】在私学发达的魏晋南北朝，有些女子也有幸接受到较高的文化教育。因此，此时的才女极为出色。

　　东晋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师承钟繇，最擅长楷书，著有《四体书势》，有《名姬帖》《卫氏和南帖》传世。据考证，她还是王羲之的老师。唐人认为，其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西晋诗人左芬，是左思的妹妹。虽无貌却因才学出众被召入宫中，成为晋武帝的贵人。“帝重芬辞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其实，她并不受宠，更多是以一个文学摆设的角色出现在深宫中。其代表作为《离思赋》。

　　此外，制出《璇玑图》的苏蕙，咏絮才女谢道韫，为诗“崭绝清巧，拟古尤胜”的鲍令晖，“绮密，甚有名篇”的韩兰英，擅写情诗吸收民歌营养的刘令娴，都是称誉一时的才女。

　　第二章玄之、凝之、焕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字中带有“之”的人很多。先按年代顺序来看看“之”字名人吧。东晋这边有名将刘牢之、画家顾恺之，之后南朝有《三国志》的补注者裴松之、梁文帝（追封）萧顺之、南朝梁名将陈庆之、南朝宋齐间的天文学家祖冲之。

　　据不完全统计，大名含“之”的人在《晋书》中有25人，在《宋书》中有77人，在《南齐书》中有13人，在《梁书》有11人，在《陈书》有3人，在《魏书》有16人。

　　时人都热衷于在大名最末来个“之”字，有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如果您查阅一下琅琊王家的家谱，会发现一个极为特别的现象。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分别是王玄之、王凝之、王焕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中国人在取名上避讳甚多，一般来说，在晚辈的大名中，不会出现祖辈用过的字，而王家作为世家大族，怎么会搞出这样的名堂？如果您再查下去，会发现更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整个琅琊王氏家族中，大名最末有个“之”字的，还有不少人——王籍之、王颐之、王建之、王闽之、王胡之、王耆之、王彭之、王彪之、王兴之、王翘之、王宴之、王崐之等人名。简直闪瞎眼！

　　有趣的是，大名中带“之”的家族成员们，有的关系是兄弟——比如王羲之和哥哥王籍之，有的却是父子，有的甚至是爷孙。为何琅琊王氏会对“之”字情有独钟呢？

　　崔浩与寇谦之关系，设一假说，就习见材料。《魏书·释老志》寇谦之材料，参《北史》二七《寇赞》。此传中可注意者：少“之”字。非脱漏。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甚多，之在名中，代表宗教信仰，如佛教之“释”“法”类。“之”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可以省略。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不避“之”讳。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

　　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

　　——陈寅恪《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

　　陈老的意思是，五斗米道在六朝十分流行，“之”本为五斗米道的标志，为了表明自己对宗教的虔诚，他们便争先以“之”字来命名。不仅是“之”，“道”字其实也在其中。檀道济、刘道隆、郦道元、崔道国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至于“玄”“元”二字入名，有可能也是因着信奉道教之故。

　　照这么说来，将“僧”“法”“慧”等字入名，便有较强的信奉佛教的原因。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凡在大名中用了“之”“道”“玄”“元”“僧”“法”“慧”的，也不一定都表明他们是道教徒或是佛教徒，有可能只是出于巧合之故。

　　好了，既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宗教信仰来取名不是唯一原则，那么，人们取名还有哪些要考虑的东西呢？

　　打开《三国志》来看一看，你可以发现，其中的传主，全是用的单字名，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社会上取名就有这样的风气，于是，三国时将这种风气承延了下来。当然，这种风气到了东晋中后期以后，就有了变化。

　　此后，取名时单字和双字现象一直并存下来，到今天都是如此。之所以出现双字现象，主要原因他们把家族的辈分或是排行算了进去。南朝这边，我们可以来看看陈后主陈叔宝的弟弟们。

　　始兴王陈叔陵、豫章王陈叔英、长沙王陈叔坚、建安王陈叔卿、宜都王陈叔明、河东王陈叔献、新蔡王陈叔齐、晋熙王陈叔文、淮南王陈叔彪、始兴王陈叔重、寻阳王陈叔俨……

　　原来，陈文帝陈蒨当年曾对弟弟说，自己的孩子都以“伯”为名，他的孩子便应以“叔”入名。陈宣帝陈顼听从了哥哥的安排。《仪礼·士冠礼》中写道：“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郑玄注曰：“伯仲叔季，长幼之称。”

　　古人常以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来作为表字或对人的敬称。除了辈字以外，双字名的产生，也因为单字名容易重复，不好区分。

　　我们都知道，严谨地说，古人的名字分为姓名字号。他们取名有讲究，所取的字也是有些规则的。和前代一样，名与字之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

　　大名和表字意义相同相通的，是第一类。孟轲，字子舆，十分典型。大名和表字意义相近的又可互为辅助的，是第二类。西晋才子陆机，字士衡，这个“机”“衡”皆为北斗中的星名。

　　大名和表字意义相顺，同出一句话的，是第三类。曹操，字孟德，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了，其来源应该在于《荀子·劝学》中“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这一句。表字对大名意义进行延伸的，是第四类。大家都很熟悉，李白，字太白。这个“太白”便是说太白金星，与李白出生时的奇异处很是有些关联。

　　第五类情况最为特别，大命和表字的意思要刚刚相反。南宋词人刘过，字改之。意思显而易见，过而能改就好。至于神雕大侠杨过，也是字改之，应该是金老爷子有意效仿这位南宋词人吧。

　　魏晋南北朝时，有种比较独特的现象，是父子同字。这是说，父子俩在表字上，有一字是相同的。前秦宣昭帝苻坚，有苻宏、苻丕两个儿子，他们仨的表字分别是永固、永道、永叔。无独有偶，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字绍伯，其父宣帝（追封）萧承之，则字嗣伯。

　　其实，不管是不避讳地取“之”字在大名里，还是父子同字现象的产生，都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在此时，父子伦常的壁垒，随着封建礼法的相对松弛，已经不是非常明晰了。

　　如同今人一样，给孩子取名是家里的一桩大事。因此，在大名不曾取好之前，孩子的小名便会喊上好一段时间。那么，那时孩子小名具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是，大家都爱取贱名。猪啊，狗啊，驴啊，以牲畜之称作为小名，完全符合“贱者命大”的民间观点，因此我们经常能看见“苟儿”“驴驹”“豚子”等名，出现在时人身上。

　　其次是，大家都特别爱用个“奴”字。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陈后主陈叔宝，小名黄奴；南朝陈任忠，小名蛮奴；北魏李诉，小名真奴；北周王庆，小名公奴；北齐思道，小名释奴……

　　和猪猪狗狗的贱名不同，“奴”字里蕴藏的是浓浓的宠怜之意。您看，唐高宗李治的小名，便叫作“稚奴”，意思是小野鸡；李白的儿子伯禽，小名是“明月奴”，这是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正月色如水，播撒四野。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南宋辛弃疾在《永遇乐》中提到了两位南北朝大人物的小名。“寄奴”说的是南朝宋武帝刘裕，“佛狸”说的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说起“寄奴”一名的来历，对于刘裕本人来说还是较为心酸的。他出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三月，因为家境极为贫寒，母亲又因产后疾病而早逝，父亲刘翘没有办法抚养他，便咬咬牙，打算把他给扔了。

　　在那个年代，被遗弃的孩子能有怎样的命运，想想都可怕。还好，与刘裕同宗的刘怀敬之母实在不忍心，便伸出援手，把他带大了。“寄奴”这个小名因之而生，可以说既有卑贱之意，又透着怜爱之情。

　　“佛狸”这个名儿，在《宋书·索虏传》中有记载，“嗣死，谥曰‘明元皇帝’，子焘，字佛貍，代立”。要说南北两边修史也是挺有意思的，北边的称南边的是“岛夷”，南边的也称北边的是“索虏”，都是用的贱称。

　　佛狸是动物名。在北方，以动物名作为小名，是常见的事。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宇文泰的小名。黑獭，也是一种动物。对于宇文氏最后篡国建立北周一事，时人是极为愤慨的，他们将这种情绪，也写入了民歌之中。琇書網

　　《狐非狐歌》的歌辞中唱道：“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啮断索。”因为黑獭这种动物，长得介于狐、貉之间，所以“狐非狐，貉非貉”是在说宇文泰。下句的“焦梨狗子”也是说的他。什么是“啮断索”呢？刚刚说了，南人总是把北人称为“索虏”，这意思是说，把头发编成辫子的家伙。所谓“啮断索”，便是在说宇文篡国一事了。

　　小贴士

　　【避讳常识】避讳通常有国讳、家讳和圣人讳三种。

　　国讳也称“公讳”，连皇帝都必须遵循。一般来说，国讳所回避的主要对象是皇帝本人和他的父祖的名讳。但实际情况可能扩大到皇后甚至外戚身上。在此情况下，人们在避讳时会格外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明两代的帝王大名大多为生僻的单字。这叫作“难知而易避”。

　　私讳也叫作“家讳”，顾名思义指的是家族内部，要回避宗亲长辈们的名讳。由于涉及面不广，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中，难度不大。

　　应该说，圣人讳里也包括了国讳，但由于圣人指的主要是朝廷或民间所推崇的圣人贤者，因此主要说的是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人。此外，避讳的种类中，还有迷信讳、身残讳等。

　　要避讳，可以采取改名（官名、官署名、书名、物名、干支名、年号、封号、谥号、地名、建筑名）、改字（空字、替字、拆字、合字、缺笔、增笔）两大类方法。

　　第三章太学生，读出来！

　　曾有作家说，如果非得从文化层面剔除掉所有朝代，只留下一个的话，应该是留下春秋战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时期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极具个性色彩，形成了争芳斗艳的局面。史学上称之为“百家争鸣”。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精神自由和艺术自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不得不说，这个时期可以算是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其影响力不可与前者相比，但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儒学独尊的局面，是相当不容易的。当然，儒学思想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先前一统天下的势头减弱了不少。

　　说起思想领域上的新格局，自然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体制。官学、私学、家学，都是特色鲜明的教育形式，一个都不能少。

　　官学，就是学校教育了。歌词里唱“东汉末年分三国”，从严谨的史学角度讲是不对的。因为，一者，东汉末年之后，三国各自攫夺了大半土地和利益，但同时期还存在很多诸侯势力；二者，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在赤壁之战后才形成的。这里想说的是，正因为军阀啊诸侯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不知最后鹿死谁手，所以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无一不是格外重视学校教育的。

　　在这里面，曹魏是起步较早的一个国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在邺城南建立泮宫，目的在于恢复前代的官学。“泮宫”是指古代的国家高等学校。

　　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是说，西周诸侯所设的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其性质相当于周天子的辟雍。性质虽同，形制却不同。郑玄讲道，“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这是说，辟雍中央是高台建筑，四面环水，呈圆环形，而为了体现等级差别，诸侯所建的泮宫，只能有三面环水，便呈现出半圆环状。

　　这么看来，“泮宫”这名儿取得确实很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此时已被封为魏王，他不肯称境内的高等学校为“辟雍”，这无疑说明他对无比渴求的皇权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哪怕只有一步之遥。

　　《诗经·鲁颂·泮水》中对鲁国泮宫里的活动进行了描写，“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从中不难看出，泮宫不仅仅是教育场所，还兼具了祭祀、庆功等礼乐活动的功能。由于泮宫制度影响深远，往后到了科举时代，都有用“入泮”来代指生员入学的规矩。

　　泮宫之下，还有地方官学。在这一点上，曹操也是很上心，很早就命令郡国之内各修文学。具体办法是各设学校，自行招收本地学生，及时入学。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在黄初五年（224年）正式创立了太学，地点在洛阳。通过“禅让”得来的皇位，自然让魏文帝倍觉理直气壮，于是，学校的体制也不再“束手束脚”的了。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在太学里置经学博士。这就意味着要保证儒学的地位。遵循“五经课试法”的制度，太学生刚进来时，称为“门人”，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者才能叫作“弟子”，没通过的回家凉快去。

　　弟子再学两年后，考试通过二经者，可以被称作“文学掌故”了。没通过的这次不用担心被遣走了，留个级补考一下。后来的程序可以这样概括：再一年，通过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再两年，通过四经者，升“郎中”——再两年，通过五经者量才擢用。

　　在这样重视考试的教育制度下，南郭先生恐怕只能早早离场，原则上绝不可能走到最后。不得不说，五经课试法还是极见成效的。这个制度的形成，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就已有课试法了，不过，曹魏对此进行了改造创新，一边令太学生认真学习，一边以授任官职等办法来奖励他们，这其实已经反映了今日提倡的“激励性教学原则”，确实很讲科学。

　　除太学以外，曹魏还开设了律学。和五经课试法不同，律学是曹魏的原创“产品”。所以，律学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尚书卫觊趁着魏文帝刚刚即位，要大展拳脚时，便以“九章之律，自古所传”为由，“请置律博士，而转相教授”。他说得很有道理，官吏们如不通晓熟习律法，定然也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曹魏在鼎立的三国中实力最强，这固然有多方因素，但他们在学校教育方面做出的探究和实践，却是不容小视的一个因素。

　　对手这么强大，蜀、吴两国岂会甘于“让贤”。

　　昭烈帝刘备自打在章武元年（221年）即位后，便开始设立太学，设置博士。在地方上，总辖一州的典学从事，和劝学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师友从事等掌官员，协作掌管州学等地方官学机构，都为蜀汉的教育事业添了不少砖瓦。

　　东吴这头，太祖孙权晚于蜀汉一年建国。次年，也就是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决定建立太学，一遵汉制。其教育管理的专职官员，叫作“都讲祭酒”。根据《典略》的记录，雄踞汉中近30年的张鲁，曾动过让马超担任“都讲祭酒”职务的念头，可见，这一要职普遍存在。

　　在地方上，东吴在州郡上，设有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教育主官。

　　三国归晋之后，西晋继承了曹魏的优良资源，整顿和重建了太学。多达7000人的太学生里，难免素质参差，晋武帝裁汰一番留下了精英后，又及时补充臣工子弟入学，最后形成3000人的格局。

　　太常博士之下，负责教授的是19位博士。先前说过，门人要在两年后参考通过一经，才能叫作“弟子”。这时，除弟子以外，门生、散生、寄学、陪住等类型的学生，也在太学中一道学习。在散生中，甚至还出现了外国（西域）学生。

　　这种气象，很能彰显乱世之后统一政权的开阔胸襟，本来是极好的。却哪里知道，西晋由乱而亡得那么快呢？太学随之衰落，即便是东晋建国后，瞅着战争之隙有意复兴，也不奏效。

　　西晋在教育制度上的一大创造，便是让国子学与太学并立。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时期在南京和北京，都设立了国子监——北齐时期改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分别称之为“南监”或“南雍”，“北监”或“北雍”。

　　国子学办学的宗旨，是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这事必须操之以急，于是，下诏之后不过两年，校舍便已全部建好。此后，一位国子祭酒、一位博士、十五位助教，便各司其职，开始履行教育之职。到了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国子学的入学资格，已被明确地定为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

　　至于东晋时期，连太学都办得不像样子，国子学在孝武帝时，即便是办了，也是形同虚设。相比而言，两晋时的地方官学一样，就更是一片衰飒气象了。

　　在几乎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里，让人较为意外的是，他们反倒格外重视崇儒兴学。南朝宋代东晋而立，其地理优势及其与北朝勉强可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便决定他们有能力办好官学。

　　南朝四代中，宋朝最具特色。比如，宋文帝刘义隆分立了四学馆，改革了教育管理模式，此后，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分门别类地招收学生，这自然便于因材施教。宋文帝本人，最重视的是儒学馆。后来，宋明帝刘彧下诏立总明观（东观），在四科之外，特设了正令史、书令史、干、门吏、典观吏等职。这就使得总明观不仅是高等学校，还具备了藏书、研究的价值。

　　北魏的官学，总的来说是遵循汉制吸收晋制，使儒学居于统治地位的做法。不过，“国子学”的名称，曾被改成过“中书学”。他们的教育体制是极为规范的，郡县学制分四等办学，也就是“看菜吃饭”。依照《学令》的要求，州郡学生必须“三年一校”，以决定他们是否该继续深造。

　　北魏有个富有特色的高等学校，叫作“皇宗学”。顾名思义，皇宗学是为皇室子弟专门设立的学校，早在孝文帝元宏进行汉化改革之前，就存在了。北魏高层有这样的认识，实际上也是胡汉交融的必然趋势。

　　北魏分裂之后，北周最终取西魏而代之。明帝宇文毓本来雅好文史，他专门设立的麟趾学，和东汉时的鸿都门学倒有得一比，好评如潮。武帝宇文邕时，还设置了露门学这样的贵族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极为丰富。宇文邕的另一创造，是兴建了与南朝四学馆中的玄学馆相似的通道观。武帝曾有灭佛的行动，这个官方的道教教育机构，其意义真是不言自明。

　　众所周知，隋唐教育是极为发达的，但试问，如果没有兴废不定却百家争鸣的前代教育为基础，只怕它们也未必能有那样的格局。还是那句话，世界上哪里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

　　小贴士

　　【十六国时重视教育的皇帝】前赵昭文帝刘曜，自迁都长安后不久，便“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平民子弟中聪慧者1500人，入学为生。

　　前燕武宣帝（追封）慕容廆大兴文教，让刘赞做东庠祭酒，文明帝（追封）慕容皝还是世子时，便率国胄束脩受业。后来，慕容皝曾下令开除“不任训教”的学生，又在旧宫边建立东庠，令官员子弟以“高门生”称号入学，每月都要考察擢用“经通秀异”者担任近侍。

　　前秦宣昭帝苻坚在长安“广修学宫”，每月在太学中“考学生经义优劣”。后秦武昭帝姚苌富有远见，建国前已建太学，即位后很快下诏地方官学迅速兴办起来，并注重考试的成绩排序。他还开设了专门研究佛经的学校——逍遥院。

　　总的来说，十六国的官学也是主要遵循汉制，但在儒学之外，也颇为重视律学、史学、佛学。

　　第四章门阀士族，家学渊源

　　与官学相对，互为补充的，叫作私学。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私学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家。西周以来，“学在官府”本质上是一种官府垄断的行为，私学的发展无疑降低了教育门槛，增多受教人数，更容易实现“有教无类”，文化传承。

　　汉末以来，官学时兴时废，传承文化的重任便有大半落在了私学的肩上。家学也是私学中的一种，但是它的规模，因其教育对象只是家庭成员，而与一般私学相差很多。然而，因人数少而同脉相传的原因，家学往往更能保障教学质量。

　　南朝梁沈约时常对人夸道：“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他口中所说的王氏，是指的琅琊王氏，而让他发出这等感慨的人，是王筠。

　　获得史书“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称誉的王筠，自小就以文学见长。他还很识时务，在同宗们对不够显要的官位表示不满，“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时，却认为：“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他说的是陆机和王坦当年的往事。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对王筠的赏识态度，简直没得说，时常借用这句话来称赞王筠的诗。先前说的那番话，是在鼓励其他学子们要“仰观堂构，思各努力”。

　　您发现了吗？沈约话语中所说的“爵位蝉联、文才相继”，是有深意的。他将爵位与文才放在一块儿说，谁能不明白以文才维持、兴继门第的道理呢？

　　所以说，门第观念的渗透和强化，从根本上促进了家学的发展。

　　其实，早在东汉章帝时，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代表的阀阅之家，便有优先参与政治的特权。但他们也清楚一点，没有个人才德的砥砺，通经入仕的路子，他们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因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们，为了使得家族长盛不衰，持续地垄断朝廷政治，必须努力地培养后人。不是有句话，叫“铁打的世家，流水的王朝”吗？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期的门阀士族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大概可以叫作，“任尔宋齐梁陈朝，我自岿然不动”了。

　　那么，门阀士族的家学有何特别之处呢？

　　他们的教学内容，是以儒学为宗的，比如北魏范阳卢氏，一方面“文武功烈，殆无足纪”；另一方面，之所以“见重于时，声高冠带”，是因为“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这就是说，谙熟于家传儒学，会格外有利于提高家族的声望。

　　然而，他们所学的内容，也不唯儒学。与社会的整体氛围和官学的特点相一致，家学也必须做到儒玄佛道的交融，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玄学。简单说来，玄学便是指对《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名士们耽于清谈，所论的也多是诸如有与无、本与末等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

　　从三国鼎立之时，以儒学为宗的家学，便已初见“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端倪。

　　玄学这种思潮，在经过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与发展后，被引入家学中，便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南朝史家何尚之，精于儒学，但他却“素好谈玄”，并在府中置玄学，引来不少学子“慕道来游”。

　　应该说，玄学融入的时风，自有它的一番价值，但不得不说，西晋的亡国，与之有一定关系。有个词叫“清谈误国”，说的是西晋的伪君子王衍。

　　琅琊王氏人才辈出，王衍貌美且风度娴雅，自小便被名士山涛称赞为“宁馨儿”，但山涛又预言说，这个人很可能会误尽天下百姓。果不其然，王衍身为高官，却不重经世只重玄谈，这会带来很坏的社会风气。我们有个成语叫作“信口雌黄”，便是来源于此君的“贡献”。因为他清谈起来缥缈不着边际，错了随口就改，这个说法就悄悄流行起来了。

　　客观地说，在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中，墙头草王衍其实还是有匡扶晋室的决心的，但是有决心和有实力是两码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时，羯人石勒包围了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忧惧而死，这下子，王衍慌了。

　　王衍没练过凌波微步，逃跑功夫不行。石勒本来还对这个俘虏比较尊敬，可一来听不惯他到这时候还在谈玄学论古今，撇清亡国的干系；二来讨厌他劝说石勒自称皇帝的墙头草行为。王衍最后惨遭椎杀，才知后悔，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讲王衍清谈误国的故事，无非是想说，在门第教育也就是家学中，习染了玄风，对于社会上层普遍谈玄，乃至误国误民，应该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这当然不是说，家学教育是失败的。总的来说，家学十分注重教授高雅的内容，也尤为重视世家门风的培养，这无疑都是其成功之处。

　　书法、文学、棋艺、琴术，都是高雅之艺。在两晋南朝，琅琊王氏是书法世家；在北朝，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也都是极重家学渊源，一时称善的。文学方面，当属陈郡谢氏为最风流。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个“小谢”说的是谢朓。其实，李白的偶像谢安、谢灵运、谢朓，都是陈郡谢氏的佼佼者，后两位都是在诗文上有深厚造诣的。

　　刚刚说的世家门风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点得说明的是，门风这个东西不只门阀世家才有。通俗地讲，所谓“门风”，便是一户人家的德行风气，也就是道德准则。于丹教授认为，“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女性在家庭教育里扮演重要角色”，家教的学问，是“教孩子从小明辨是非承担责任”。这说得很好。

　　过去，尤其是在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观，是很温厚育人的。他们讲究谦退知足的处事原则，他们秉持廉慎爱国的为官思想。虽说士族之中，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芝兰玉树，但其“优生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高的了。

　　为了达成目标，除了以世代相授的家学，对后辈们施加影响，他们还特意发展了家馆。

　　在北魏时期，“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的做法并不少见，之后，西魏、北周两朝的重臣于谨、李弼等人，也专门设置家馆，来教育后代子孙。

　　光有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于是，家诫、家训等书籍便大批涌现出来。家训旨在对子孙进行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与指导，从汉初开始，就较为流行了。可以说，“修身”“齐家”的观点贯彻始终，以牢记家法国法、和睦宗族乡里、孝敬父母长辈、尊重礼教名分等内容为主。

　　这些内容，有很多在当下都是可资借鉴的，可谓是常看常新，脍炙人口。

　　魏晋南北朝最为有名的家训，应该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士族家庭的出身，使得颜之推幼承庭训，资质不俗。他本来在南朝梁任职，官至散骑侍郎。在南朝梁亡国之后，转投北齐，继而归附于灭掉齐国的北周，又成为隋朝的学士。家国屡丧的人生经历，让他在立身、处世、为学方面，有了更多深刻的体会。

　　《颜氏家训》著成以后，被后人誉为家教的典范之作，在后世，《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诚然不错，但要说起影响力，都赶不上它。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之推提倡教育要趁早，他自己的话，是在“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可在二十余岁，“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

　　这样的现身说法，让人读起来真是倍觉亲切呢！

　　小贴士

　　【隋唐前的私学教育】西周王权式微、礼崩乐坏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了。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亟需以养士等方式来壮大实力。怎么培养士人？“学在官府”是不可能的，以培养士人为目的的私学，便就此兴盛起来。儒、墨、道、法四家，是其中最富影响力的，其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私学。终于，在战国时期，“学在四夷”的局面完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气象也鲜明起来。

　　汉朝时期的私学，多传授古文经学，这自然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汉朝的太学生，除了在太学读书，也可同时接受私学教育。因此，经师大儒可放心地开门授徒。到了东汉末年，动乱不息的时代给了私学压倒官学的机会。

　　两晋时期，名儒开庐办学，生源极好，往往可达人数千百的规模，这说明这时的私学是极为发达的。南朝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北魏曾下诏禁绝过私学，但考虑到汉化需要，也渐渐放松了禁令。

　　第五章想说“卿卿”，不容易

　　当今，有个词儿叫“秀恩爱”，说这话的人，大多是被身旁小情侣的亲热劲儿给腻歪了的——唉！一边摇头评价，一边翻着白眼，心情别提有多酸爽了。

　　数年前，表达类似意思的词语，叫“卿卿我我”。要说啊，这成语的来源，还得追溯到一千六百年前。《世说新语》中《惑溺》一篇里提到，王安丰的妻子，时常唤夫君为“卿”。

　　王安丰听着有些不对味，便说：“那个……亲爱的，妇人用‘卿’来称呼夫婿，从礼数上说是不敬的，以后别再这样了。”

　　妻却不以为然，立马回道：“这不是因为我亲你爱你，才用‘卿’来称呼你嘛！况且，如果我都没这资格，谁还有这资格？”王安丰一听这话，心也甜了，索性由着她“胡来”。

　　人家是“感情深，一口闷”，王妻这却是“感情真，‘卿’也称”，读来令人莞尔。之前，“卿”字的解释大致有四：古代高级官名，对男子的敬称，传统姓氏之一，皇帝对爱臣的称谓。

　　从此以后，夫妻情侣之间，便以“卿”为爱称——不过，得私下里这么叫，才稳妥。值得注意的是，《孔雀东南飞》中，汉末的焦仲卿称妻为“卿”，但这篇作品却是在南北朝时，才逐渐定型的。

　　后来，李白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纳兰容若说，“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都各有一番内涵在里头。

　　大概是一个“卿”字还不够亲昵，那便来一双；光有“卿卿”，没有“我”，也不行，于是便有了“我我”。如此一来，流传千年的成语“卿卿我我”，终于在后世诞生了。

　　要说，男女相爱缠绵，自然是好，卿来爱去的，也没甚不妥。只是，王安丰之所以不反对娇妻唤他为“卿”，还是因为，他是王安丰，而不是别人。

　　你道这王安丰是谁？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是也。他倒也不是个寻常人物，这才哈哈一笑作罢。只是，没想到，他夫妻俩一不留神，便“创造”了成语。

　　凡是交际，便免不了要格外注意称谓，不然失礼于人前，那多不好。依然是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另外一则故事，可以作为那个时期人物对话所用称谓的范本。

　　话说，太丘长陈寔的一个朋友约好与他同行，约期在中午，但朋友过时不至，陈寔就自个儿先走了。朋友姗姗来迟后，问对方七岁的儿子元方：

　　“尊君在不？”

　　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

　　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

　　显而易见，“尊君”“家君”一个是敬称，一个是谦称，分别用于对方父亲和自家父亲。但要注意，如果在“家君”前头加上“足下”二字，就变成敬称了。

　　应该说，朋友先前还是挺有礼貌的，但在这大是大非的事上头，有点儿拎不清，居然一着恼，就骂小元方他爹是“非人”。

　　非人，非人，真不是人！这骂法和当时的“何物等流”差不多，说您不是东西！

　　这里，先不忙看元方是怎样有理有据地反驳对方的，只看这“非人”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用“非人”和“何物等流”来骂人，都是很过分的。

　　一般来说，直称对方姓名，或是在有名望有身份的人跟前称他乳名，都算是在骂人。比如，地位相近的人，连姓带字地称曹操为“曹孟德”，这是对的；而您叫他曹操，或是曹阿瞒，这就不礼貌了——就算是无意为之，也挺无礼的嘛！

　　还有“竖子”这个词，虽说也可以是对童仆和小孩儿的一般性称谓，但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蔑称。而且，此词“生命力”实在太旺盛，从春秋战国起，至明清时都能见到它的踪影。

　　想象一个画面，如果有人对您“田舍奴”“头钱价奴兵”“乞索儿”这样一连串骂下来，您就立刻从乡巴佬，变身贱奴，再变身乞丐了！但这都不算啥，再来个“獠”和“蝇蚋”，您会瞬间沦落为狗啊虫子之类的身份。

　　看懂了吧？那时最厉害的骂人办法，就是给您降级、降级，再降级，直到变成异类为止！至于说，对那些身份特殊的人，骂人就该有针对性。比如，“贼秃奴”是专骂和尚的。

　　当然，这些称谓都是糟粕，今人了解就行，可不要照做啊！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只有出入各种场合，都能应对自如的人，才会被人认为深具修养，才能得到别人发自肺腑的尊重。

　　要做到应对自如，礼仪的知识不可少，避讳的知识更重要。在南朝宋时，谱学家王弘便是因此出了名。传说，王弘可“日对千人，不犯一人之讳”，真不知要有怎样的天赋，或是后天努力，才能够做到。

　　要是不懂避讳知识，其人际交往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这样的人也不适合担任官职。与王弘同时代的刘道隆，就犯过这样的错。

　　根据《南史》的记载，刘道隆听孝武帝称赞谢朝宗富有文采，说他是“殊有凤毛”，非比寻常，还以为是他家里有凤凰羽毛。于是，一来出于好奇之心，二来出于巴结之意，忙不迭跟去谢家，说要看看凤毛。

　　哪知，对方大不乐意，直奔内室，把他晾在外头。

　　原因很简单，谢朝宗的父亲的名讳是“凤”，孝武帝说他“殊有凤毛”，是在夸他有乃父之风。可刘道隆因为不懂避讳，既得罪了别人，又侮辱了自己。

　　还有个故事的主角，是东晋时的王忱。

　　那会子，南郡公桓玄要出任太子洗马，船行途中暂停于获渚，王忱听说这事以后，忙热心地去探望他。这本来是好事，谁想王忱刚服了五石散，一时间脑子不得劲儿，在交谈之中，竟说自己不能喝冷酒，让随从去“温酒”。

　　这一声，立刻让桓玄伤心起来——他父亲，名讳为“温”。

　　最后，桓玄倒是没怪这个“马大哈”，但是王忱自己却不好意思了。写到这儿，不由叹：这王忱确实太大意了，不说远的，最起码对方父亲的名讳，你得牢牢记住，对吧？

　　由于时人交际面广，为了避免在书信和交谈之中，一不留神得罪别人，此时的谱牒之学，便格外盛行。所谓“谱牒”，便是以家族发展为背景，来记录氏族世系的图册。这玩意儿，夏朝就有了，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引起人们的空前重视。

　　战争频仍和造纸术的普及，固然是谱牒学兴起的原因，而当时士族因为耻于和寒门为伍，也得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标榜。先前所说的刘道隆，就出身寒门。

　　由于士族高门内部，在礼仪风度方面是经过专门培训的，而这个东西又很难“自学成才”，所以，但凡寒士庶民，真的很难避开雷区。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雷区之所以是雷区，也是因为人们对“避讳”这事儿过分在意。但其实，要是自个儿不介怀，别人要是哪天冒犯了您，问题也不大。我猜，如果刘道隆当时碰上的是任诞潇洒的王蒙，就有可能不会丢脸丢成那样。

　　王蒙是东晋的名士、皇戚，平时极为看重仪表，揽镜自照时，时常臭美道：“王文开怎么生下我这么好看的儿子。”

　　其父王讷的表字，正是“文开”。众所周知，表字是古代及冠之后，以表其德的别名。平辈的人称呼起来，可表敬意。但是，对父辈的人，却不能这么叫。

　　顺便提及的是，在各类小说及影视剧中，都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时常能看见，其中的“古人”身为下属或是平民，把上司或是长官称为“大人”，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若是哪个小子，随便叫别人为“大人”，回头多半要被老爹胖揍一顿。何故？在这时，“家君”和“大人”分别是对父亲的背称和面称——若要对母亲叔伯等长辈表示敬意，也可使用。《隋书》中，韦福嗣便对父亲韦世康说过“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的话。

　　所以说，随便拉个人就叫“爹”，亲爹能不生气，才奇了怪了！还有，在北魏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部族首领也可以被叫作“大人”。

　　今人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其实是始于元杂剧中，比如，在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剧中，李庆安就称钱大尹为“大人”。

　　实际上，除了“爹”“大人”以外，北朝那头，还把父亲称为“郎”“阿父”“阿耶（爷）”，等等。《木兰辞》里就说过，“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当然，由于此时南北两地在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在不断交互渗透，因此，南朝人也有唤父亲为“阿父”的例子。

　　至于，对亲王和官员们到底该怎么称呼，方式主要有三：直接称官职爵位名；在官职爵位前面加上姓氏；姓氏后加一个“公”字。

　　看吧，生活在魏晋南北朝，不仅是“卿”字不能随便喊叫，也得避免粗心大意犯了忌讳，或是“认”错了爹。同时，真希望今人进行文学创作时，能在称谓方面上点儿心，别拽着“大人”“娘娘”不放，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穿越剧”来。

　　因为，它们也是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我们去追索和尊重。

　　小贴士

　　【魏晋南北朝常用称谓】

　　家庭——

　　祖父：祖公/阿翁/阿公

　　祖母：祖亲/阿婆

　　丈夫：君/郎君/夫婿

　　妻子：阿奴/新妇

　　岳父：妇父

　　岳母：妻母

　　公公：大人公

　　婆婆：阿家/大家

　　儿媳：新妇

　　亡父：先人/先公/故大人/先君/先尊

　　母亲：阿娘/阿母/家家（北朝）

　　庶母：阿姨

　　哥哥：阿兄/阿干（北朝）/排行+兄/排行+郎

　　弟弟、子孙：弟/阿奴

　　弟弟的妻子：弟妇

　　姐姐和姐夫:姊、姊夫

　　对外——

　　一般男性：丈夫/阿+名、字/郎君/小郎/公子（高贵的年轻男性）/阿翁（年长的男性）

　　一般女性：阿+姓氏/娘子（小娘子）/女郎/姓氏+排行+娘……

　　皇室——

　　皇帝：陛下/大家（北朝，下对上也可用）/至尊/天子/官家/主上

　　皇后：殿下

　　后妃：夫人/姓氏+娘/姓氏+封号

　　宗室：殿下/王/大王/封号+叔/排行+叔

　　【特别提示】在此时期，“哥”不指“兄长”；“姐”不指“姐姐”；“小姐”多用于宋朝，指宫女、姬妾和艺妓等；夫君，一般不称为“丈夫”；皇后和后妃，不称“娘娘”。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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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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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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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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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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