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这是一个明朗清冷的四月天，钟刚刚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速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下巴紧抵着胸，试图躲避冷风，然而他的速度不够快，没能阻止一股打着旋儿的沙尘跟着他进门。

　　走廊里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与旧地毯的气味。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大得过分而不适宜在室内展示的彩色海报。海报有一米多宽，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脸，脸的主人约莫四十五岁，他胡须乌黑浓密，轮廓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根本就没想过坐电梯。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它也很少运行，更何况现在白天不供电。这种节约是在为“仇恨周”做准备。温斯顿住在七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他爬得很慢，中途还休息了几次。每次停下时，正对着电梯门墙上的那张海报中巨大的脸都凝视着他。海报设计得匠心独运，当你移动的时候，那双眼睛亦如影随形。“老大哥正看着你”，下面的文字如是说明。

　　公寓里，一个字正腔圆的声音正在播报一连串与生铁产量相关的数字。这声音来自右手墙上一块形似毛玻璃镜面的长方形金属板。温斯顿调了下开关，声音略有降低，但仍清晰可辨。这个仪器（也叫作电屏幕）可以调低音量，但没法完全关掉。他走向窗户，本来瘦小纤弱的身体在蓝色的工作服——党员制服——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单薄。他发色偏淡，面色红润、自然，皮肤则因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严冬而变得粗糙。

　　公寓外，即使透过紧闭的门窗，看上去依旧寒冷。楼下的街上，微弱的旋风卷起阵阵尘土与纸屑，在空中打着转儿。尽管阳光灿烂，天空湛蓝，可是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失去了颜色，除了那张随处可见的海报。那张蓄着黑胡须的脸从每一个角落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你。对面房子的正面墙上就有一张。“老大哥正看着你”，标题如是，那双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斯顿。楼下街上还有一张海报，被撕破了一角，在风中啪啪作响，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展开，露出一个词“英社”（INGSOC）。远处一架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反吐丽蝇一样在屋顶上空盘旋片刻，划下一道弧线后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在窥探人们的窗户。然而警察巡逻队并不足惧，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背后，从电屏幕那里传来的声音依旧喋喋不休地播报着有关生铁产量以及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幕可以同步进行信息的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略高于非常低的细语，都会被电屏幕捕捉到。不仅如此，只要停留在那块金属板的可视范围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被看到。当然，你没法知道某个时刻你是否被监视着。关于思想警察有多么频繁或者用何种系统接入某个人的线路，都只是臆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个人。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随时接入你的线路。你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假想中，从习惯渐渐变成本能，你早已经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监听，你的每个动作都会被审视，除非是在黑暗中。

　　温斯顿始终保持着背对电屏幕的姿势。这样更安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后背，也能泄露些什么。一公里外的真理部，他工作的地方，一栋白色的建筑高高地立在一片污秽之地上。这——他带着一丝隐隐的厌恶感想到——这就是伦敦，一号机场城的首要城市，而一号机场城是大洋国人口稠密的第三大省。他绞尽脑汁地回想一些儿时的记忆，想知道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到处都是破旧的十九世纪老房子，墙面不得不靠木架支撑，窗户用硬纸板糊着，屋顶上盖着波纹瓦楞铁皮，残破的院墙东歪西倒，伦敦是不是一直这样？被轰炸过的地方，空气里灰泥粉尘肆意飘荡，废墟堆中野草枝蔓丛生。在那些被炸弹清理出的大片空地上，冒出了许多像鸡舍一样肮脏的木板屋。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没有用，他完全想不起来了。关于儿时的记忆，什么都没留下，除了一帧帧明亮而没有背景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大多数也模糊难辨。

　　真理部——官方称为“真部”——一眼望去，与视野里的其他东西迥然不同。这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混凝土闪闪发光，整个建筑拔地而起，层层叠叠，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望去，党的三条标语以优美的字体镌刻在真理部白色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上有三千间房间，地下也有相应的附属建筑。伦敦城中，还散落着另外三座在外观和规模上与其相仿的大楼。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以至于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看到这四座大楼。政府机构被划分成四个部门，而这四栋大楼正是这四个部门的所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以及美术方面的事务，和平部负责战争事务，仁爱部主管法律与秩序，而富裕部则负责经济事务。它们在新话中分别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与富部。

　　仁爱部是个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整栋大楼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进过仁爱部大楼，也没有进入过其半公里范围之内。除了因公往来，那个地方是禁止旁人进入的，而且进入的时候要穿过重重密布的铁丝网、一道道钢门以及隐蔽的机关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其外围屏障的街上，也有凶神恶煞的警卫巡逻，他们身着黑色制服，手持警棍。

　　温斯顿忽然转过身来。他已经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幕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向狭小的厨房。在这个时候离开部里意味着牺牲了食堂的午餐。他意识到厨房里别无他物，除了留作明天早餐的一大块深色面包。他从搁板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白色标签上印着“胜利牌杜松子酒”。就像中国米酒那样，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变质的、油腻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差不多一茶杯，硬着头皮，像喝药那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霎时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流了出来。这玩意儿就像硝酸，不仅如此，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后脑勺被一根胶皮棒猛地打了一下。片刻过后，他腹部的灼烧感退却了，世界开始看起来变得美好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印着“胜利牌香烟”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粗心地竖着举起来，结果烟丝撒落一地。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起居室，坐在电屏幕左边的小桌子旁。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小、有红色封底和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空白笔记簿。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电屏幕所处的位置不同寻常。它并没有像通常那样被安放在房间的墙壁上，那样整个房间都在它的可视范围内，而是安放在正对着窗户的那面较长的墙上。在电屏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凹处，温斯顿现在正坐在那里。也许当初修建公寓的时候，这个凹处是用来放置书架的。坐在凹处里，身体尽量往后靠，这样温斯顿可以脱离电屏幕的视野。当然，他还是能够被听到。但是，只要保持目前的姿势，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现在打算做的事情，一部分是由于这个房间的特殊布局。

　　同样令他想做这件事情的，还有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的那个笔记簿。这个笔记簿纸质细腻光滑，因为年代久远而略微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他估计这个笔记簿的年代更为久远。他是在一家肮脏的小旧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那家店铺位于城里的一个贫民区（具体哪个区他记不起来了），当时他就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想要得到它的冲动。照理说，党员是不会到那种普通商店去的（那里也称作“自由市场”），但是这个规定也不是特别严格的，因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快速地瞥了瞥街道两端，然后溜进铺子，花两元五角将它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特意地想为什么把它买下来。他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像做贼一样把它带回家。尽管里面什么都没写，但是拥有这样的笔记簿还是比较危险的。

　　他将要开始做的事便是写日记。写日记并不违法（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但是一经发现，就有理由被处以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教。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附着的油。这种钢笔已经过时了，甚至连签名时也很少用到。他偷偷摸摸，很是费了些气力才弄到这么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精美细腻的纸张得与真正的钢笔尖搭配使用，而不是拿墨水笔划拉。实际上，他并不习惯手写。除了极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直接向述录器口授。当然，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并不便于使用述录器。他拿起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一阵战栗传遍全身，随后果断落笔。他以笨拙的小号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一种全然无助的感觉袭来。首先，他对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毫无把握，但是能够肯定就是这一年前后，因为他很确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自己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日期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两年的误差。

　　他瞬间想到，这日记是为谁而写？为未来而写，为后代而写。他的思绪围绕着纸上那个可疑的年份盘旋了片刻，忽然想起了新话中的“双重思想”一词。这是他头一次意识到要做的事有多么重要。你怎么能同未来交流呢？从本质上说，这是毫无可能的。如果未来与现在类似，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未来是不会听从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不同，那么他当前的处境将会毫无意义。

　　他呆坐在那里，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电屏幕已经切换到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全然忘记了原本想说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星期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准备着，从未想过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落笔是易事。他需要做的只是把头脑中多年来一直无休无止、焦躁不安的独白诉诸笔端。然而这一刻，竟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此外，静脉曲张性溃疡处开始奇痒无比。他不敢去抓挠，因为要是抓挠的话，溃疡处总会发炎。秒针嘀嗒嘀嗒地走着。除了面前摊开的空白纸张、脚踝上皮肤的瘙痒、电屏幕里刺耳的音乐，以及杜松子酒带来的微醺，他毫无其他感觉。

　　突然，他慌慌张张地动笔了，对于所写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心中有数。他用那种小号且充满孩子气的字在纸上上上下下地书写，起先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停顿都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全都是战争片。其中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讲述了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的事。观众被一个试图游离身后追赶他的直升机却终被射中的大胖子逗乐了，开始你看到他像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你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具看到他，接着他全身密布枪眼，身边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和那些枪眼忽然从水面上沉了下去，在他沉没的时候，观众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接着你看到一艘载满了儿童的救生艇，直升机在救生艇上空盘旋。一个貌似犹太人的中年女人抱着一个约三岁大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头扎进她的怀里，似乎想钻到她的身体里躲起来。那个女人环抱着他并抚慰着，尽管她自己也吓得脸色发青。她始终尽力用胳膊环绕着他，好像这样就可以为他抵挡子弹。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了一枚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阵剧烈爆炸后，整艘救生艇变成了碎片。接着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在空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安置在直升机前端的摄像机一直追着拍党员席上传来一阵掌声但无产者席中有个女人突然开始大声抱怨叫喊着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不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直到警察把她拖出去我猜想不到她会怎样没有人关心无产者说什么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感到一阵绞痛。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倾吐出这些废话。但奇怪的是，当他写的时候，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心中清晰起来，使他感到自己有能力将它书写出来。现在他意识到，是另一件事情让他忽然决定回家并从今天开始写日记。

　　如果那样模糊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发生过的话，那么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人们把椅子从格子间拖出来，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屏幕的地方摆好，那是在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坐下来时，有两个他脸熟却从未讲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进了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里遇到的女孩。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据猜测——他有时看到她满手油污，拿着扳手——她大概做些与小说写作机相关的手工机械工作。她是个大胆的女孩，约莫二十七岁，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布满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迅捷。一条窄窄的鲜红缎带——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部围了几圈，不松不紧，正好凸显了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温斯顿从见到她的第一刻起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这是因为她刻意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以及总体来说清心寡欲的氛围。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那些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人，总是党的最狂热的信徒、宣传口号的轻信者、业余的密探与异端思想的“包打听”。但是这个女孩使他感觉到她比其他大多数女人都危险。有一次当他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似乎刺进了他的身体，并在刹那间注入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有个念头：她或许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她出现在附近，他就会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那种不安里掺杂着恐惧与敌意。

　　另外一位是个叫奥布赖恩的男人，他是核心党的成员，他的职务过于重要和高不可测，以至于温斯顿对此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看到一位身着黑色工作服的核心党党员走近时，椅子周围的人群安静了片刻。奥布赖恩体格魁梧，脖子很粗，面容粗糙、滑稽而又冷酷。尽管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举止却别有一种魅力。他有一招能够很神奇地让人解除戒心，那就是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以某种说不清楚的姿势，却奇怪地使人感觉颇有教养。如果还有人依旧那么想的话，这个姿势可能让人想起十八世纪的贵族邀人享用他的鼻烟壶。温斯顿这么多年来大概见过奥布赖恩十几次。他被奥布赖恩深深吸引，并不仅仅是因为奥布赖恩温文尔雅的举止与其职业拳击手般的体形形成的反差，更多则是因为他心中私密的信念——也许并不是信念，仅仅是希望——奥布赖恩的政治正统性并非完美无缺。他面部的某种表情毋庸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许他脸上表现的甚至不是不正统，只是单纯的睿智。但是不管怎样，他从外表上看起来是那种可以与之谈一谈的人，假如你可以躲过电屏幕并与之独处的话。温斯顿从没尝试过去验证这个猜想，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么做。此刻，奥布赖恩瞥了眼手表，差不多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记录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在与温斯顿同一排相隔两个座位的地方坐了下来。一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坐在他们中间，这个女人在温斯顿隔壁的格子间工作。那个黑发女孩坐在他们正后方。

　　接着，房间另一头的电屏幕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就像巨大的机器缺少润滑油时运作发出的那种声音。这噪声简直令人咬牙切齿。仇恨会开始了。

　　一如往常，伊曼纽尔·戈德斯坦——这个全民公敌——的脸闪现在屏幕上。观众中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嘘声。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发出了短促的尖叫声，里面夹杂着恐惧与厌恶。戈德斯坦是个叛徒、变节者，他在很久以前（到底多久之前，没人能记得清楚）曾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几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神秘出逃，而后不知所终。两分钟仇恨会的程式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都以戈德斯坦为主角。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随后的一切反党罪行、叛国行为、破坏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源自他的教唆。他仍旧在世，在某个地方策划着阴谋：也许在海外某个地方，在他外国后台的庇护下；也许甚至——不时有这样的传言——就在大洋国的某个隐蔽地方藏匿着。

　　温斯顿的横膈膜一阵抽搐。他每次看到戈德斯坦的脸，都会感到一阵痛楚。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顶着一头异常蓬松的白发，蓄着一小撮山羊胡子——这是一张聪明的脸，却有些天生可鄙，细长的鼻子使他看起来年迈孱弱，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看起来像绵羊，声音也像绵羊那样。戈德斯坦一如既往地用恶毒的言辞攻击着党的教条——这种极尽夸张与荒谬的言论，连孩童都能一眼看穿，但其谬论刚好引起人们的警惕，使人觉得那些辨识力不如自己的人或许会轻信。他在谩骂老大哥，诋毁党的专政统治，他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着革命已被背叛——所有这些都是以多音节词飞快地迸出，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方式的拙劣模仿，甚至夹杂着一些新话词汇。事实上，比任何一个党员在实际生活中惯常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了防止有人对戈德斯坦那似是而非的荒谬说辞所提及的事实有所怀疑，在电屏幕上，他的脑袋后面不停地有欧亚军队列队行进——壮实的士兵带着面无表情的亚洲面孔拥到电屏幕前，一队接着一队，而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之完全相似的其他士兵。这些士兵单调而有节奏的军靴踢踏声构成了戈德斯坦绵羊般声音的背景。

　　仇恨会还没进行到三十秒，房间中超过半数的人便发出了无法遏制的怒吼声。电屏幕上那扬扬自得的羊脸以及羊脸后面欧亚军队的威慑力，通通让人无法忍受。此外，看到戈德斯坦那张脸，甚至只是想到他，就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与愤怒。他比欧亚国或者东亚国更经常地成为被仇恨的对象，因为当大洋国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处于交战状态时，通常会与另一个大国和平相待。但奇怪的是，尽管戈德斯坦被每一个人憎恨、鄙夷，尽管每一天，每天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屏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讽，让普罗大众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鄙的垃圾——尽管如此，他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减弱。总有新的傻瓜等着被他蛊惑。每天都有一些奉他的指示行事的间谍与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揪出来。他是一个庞大的影子军队的司令，这是一个由力图推翻政权的阴谋家组成的地下网络，据说这个组织叫作兄弟会。据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戈德斯坦。那本书没有名字。大家提到它时，简称之“那本书”。但是人们都是通过模糊的谣传得知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有办法避免，就绝不会提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仇恨会进行到第二分钟的时候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上蹿下跳，拼命想用最大嗓门淹没电屏幕上传来的癫狂的羊叫声。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涨得通红，嘴巴一开一合，像是离了水的鱼。奥布赖恩那张庄重的脸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笔挺地坐着，健硕的胸膛鼓胀起来、战栗着，就像是在经受电击。温斯顿身后的那个黑发女孩开始大声喊着：“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拿起一本厚重的《新话词典》，砸向电屏幕。它击中了戈德斯坦的鼻子，又弹了开去。那个声音不为所动地继续着。片刻之后，温斯顿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也跟其他人一样在叫喊着，用鞋跟暴烈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会令人可怕的不是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的是，你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其中。不出三十秒，一切伪饰都不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与复仇情绪的可怕快意，一种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敲碎别人脸的欲望，似乎像电流一样穿过了整个人群，甚至令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变成面目狰狞、惊声尖叫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受到的愤怒是一种那么抽象而盲目的情绪，好像喷灯的火焰一样，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那么一刻，温斯顿的仇恨完全没有指向戈德斯坦，反而指向老大哥、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种时刻，他的心奔向了电屏幕上那个孤独的、备受嘲讽的异端分子，那个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保持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卫士。然而下一刻，他又会跟身边的人一样，关于戈德斯坦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正确的。那些时刻，他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变成一个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屹立着，对抗来自亚洲的暴徒。而戈德斯坦，尽管孤立无援，连他的存在也不确定，可是他就像一个阴险狡诈的术士，仅仅靠他的话语就可以摧毁文明的架构。

　　有些时候，你甚至可以自由转换仇恨的对象。突然，就像你在噩梦中猛然坐起来一样，温斯顿成功地把他对电屏幕上那张脸的仇恨转移到了他身后的那个黑发女孩身上。栩栩如生、美丽动人的幻象在他脑海中闪过：他会用橡胶警棍把她殴打致死；或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然后让她像圣塞巴斯蒂安那样在乱箭和棍棒下丧生；又或者强暴她，然后在达到高潮的时候割断她的喉咙。而且，他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为什么这么恨她。他恨她，因为她年轻、漂亮、不性感，因为他想要与她同床共枕却绝无可能，因为她那婀娜多姿的纤腰似乎邀你用手去搂住，围着它的却是那条令人厌恶的鲜红缎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标志。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德斯坦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个羊脸又化作一个看起来大步前行的欧亚国战士的形貌，高大、吓人，他的机枪嗒嗒嗒咆哮着，似乎有破幕而出的架势，吓得前排一些人真的在座椅上向后退。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电屏幕上的敌人逐渐消失，转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须，充满力量与异乎寻常的镇定，脸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没有人听到老大哥说了什么。那只不过是几句鼓励士气的话，就像是那种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话，没法逐字逐句地听清楚，但说了就能鼓舞士气。而后，老大哥的脸再次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那用醒目的大写字母书写的党的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在屏幕中停留了几秒钟，就好像它带给每个人的视觉冲击太强烈了，以至无法即刻消隐。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扑到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喃喃自语，听起来像是“我的救星！”她向电屏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掩面。很明显，她是在祈祷。

　　这时，全场的人发出了低沉、缓慢、颇有节奏的呼喊：“B-B！……B-B！……”——一遍又一遍，非常慢，在第一个B与第二个B之间停顿良久，这个低沉的声音不知道为何听上去有点奇异的野蛮，在这种背景声中，你似乎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声与手鼓咚咚的敲打声。他们一直这样喊着，大约持续了三十秒。这是一种当势不可当的情绪来临时常常能够听到的压抑的声音。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和王权的颂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刻意用有节奏的噪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感到五内俱寒。在两分钟仇恨会中，他不能自已地与其他人一样陷入癫狂，但这种非正常人所能发出的“B-B！……B-B！”的喊叫还是常常让他满怀恐惧。当然，他也跟大家一起高喊，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掩饰你的感情，控制你的表情，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眼中的神色或许泄露了他的真实情绪。正好就是那一刹那，那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它的确发生过的话。

　　就在那时，他与奥布赖恩四目相对。奥布赖恩已经站了起来，取下了眼镜，正要以他标志性的动作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在他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那件事情发生了，温斯顿知道——对，他知道了！——奥布赖恩也跟他一样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交换了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这就好像他们打开心门，通过眼神传递彼此的思想。“我跟你一样。”奥布赖恩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我通通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然而那心领神会的片刻瞬间即逝，奥布赖恩的表情也跟其他人的一样高深莫测了。

　　整个经过就是这样，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发生过。这种事情绝不可能有任何后续。结果不过是在他心中保持一种信念，或者希望，那就是除了他自己，还有其他人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庞大的地下阴谋活动的谣言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那些逮捕、招供与处决没完没了，但要想确定兄弟会不只是个传说，也几乎不可能。有时候他相信，有时候他不相信。并没什么确凿的证据，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或许意味着什么，或许毫无意义，无意间听来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模糊难辨的涂鸦——甚至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里的小动作看起来都像是在打暗号。全都是臆测，很有可能全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间，再也没有看奥布赖恩一眼。他根本没有想过对那片刻的交流采取下一步行动。即使他知道怎么进行，那种危险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秒或者两秒钟里交换了一下模棱两可的眼神，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即便这样，在一个人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与世隔绝的孤寂中，那也是意义非凡的事情。

　　温斯顿直起身，坐了起来。他打了个嗝。杜松子酒从他的胃里泛了起来。

　　他又定睛看着那张纸。他发现，即便在他无助地陷入沉思的时候，手里也一直在写着，就好像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动作。而且笔迹不再是之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书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写下那些字并不比写日记这个举动危险，但是有那么一刻，他曾想把这几页写了字的纸撕下来，彻底放弃写日记。可他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知道那是徒劳无益的。不管是他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克制自己不去写，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继续写日记，或者干脆停笔，也没有什么分别。思想警察还是会逮住他。他已经犯下了——哪怕他没有用笔在纸上写，他还是犯下了——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不是那种可以永远掩盖的东西。或许你可以成功地躲避一时，甚至躲避几年，但是他们一定会抓到你，这是迟早的事。

　　通常都是在夜里——逮捕行动总是发生在夜里。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粗暴的手摇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严肃的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审判，也没有逮捕报告。人们就这么在夜里消失了。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注销了，所有你做过的事情的记录都被删除了，你曾经的存在也被清除了，接着就会被遗忘。你被除掉了、消灭了，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了”。

　　有一刻他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开始急急忙忙杂乱无章地写着：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向我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向你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往椅背上靠了靠，有点儿为自己感到难为情，便放下了笔。接着他又开始狂乱地书写着。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一动不动，在徒劳地希望着不论是谁，敲几下就会走开。事实并非如此，敲门声还在继续。最糟糕的就是迟迟不开门。他的心跳得像在打鼓，但他的脸由于长久的习惯，极可能还是面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

　　第二章

　　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他看到日记本摊开在桌子上。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的字样，字体几乎大到隔着房间也能清晰可辨。这简直太愚蠢了。但他意识到，即便在惊慌中，他也不愿意在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合上日记本而弄脏那么乳白的纸。

　　他吸了一口气，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如释重负。门口站着一个面色枯黄、形容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以一种凄凉的声音开了口，“我想我听到您进门了。您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它好像堵住了——”

　　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在党内是禁止使用的，你应该称呼每个人为“同志”，但对一些女人，你仍是本能地称她们为“太太”）。她年约三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了。她会令你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便是她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灰尘。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成了烦扰人的日常例行公事。胜利大厦是栋老公寓，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灰泥不时从墙上和天花板上剥落，霜冻的时候水管都会爆裂，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如果供暖系统没有因为节约运动而完全关闭的话，就只开一半的蒸汽。至于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动手，否则就得等着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批准，他们竟然连修理一扇窗户玻璃这样的事情都要拖两年。

　　“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嘟囔道。

　　帕森斯太太的公寓比温斯顿的大，呈现出另一种脏乱的景象。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副被反复捶打践踏过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地方被什么猛兽蹂躏了一番。地板上满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一只爆了的足球、一条汗迹斑斑且向外翻着的短裤——桌子上则是一堆脏碗碟和折角的练习簿。墙上有青年团与侦察队的鲜红旗帜，还有一张老大哥的巨幅宣传画。房间里同整栋大厦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还是掩盖不住一股刺鼻的汗味，那汗味——你一闻便知，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属于这会儿并不在场的某个人的气味。另一个房间里，一个人正拿着一个梳子和一片手纸吹着，想尽力跟上从电屏幕里传来的军乐声。

　　“那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道，有点儿忧虑地朝门口看了看，“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就是话说到一半便停顿一下。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快要溢出来了，那气味比卷心菜的气味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了一下弯管的接合处。他很不愿意动手做这些事情，也很不愿意弯下身子，因为这样做老是引起咳嗽。帕森斯太太无助地看着他。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道，“他喜欢干这些事。他的手总是很灵巧，真的。”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有点儿胖，是个头脑愚蠢的活跃分子，空有一腔盲目的热情——是那种唯命是从、忠心卖苦力的走卒，党的稳定统治依赖他们更甚于思想警察。三十五岁时，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在升到青年团之前，他想尽办法超龄在少年侦察队里多待了一年。在部里他担任一个不怎么需要智力的低级职位，但另一方面，他是运动协会与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与义务劳动的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平静而自豪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每天晚上他都到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带着那股浓烈的汗味，那成了他精力充沛的生活一个无意而为之的佐证，即使他走开，那股气味也会经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摸着弯管接合处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道，瞬间变得瘫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或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踢踏声以及一阵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扳手。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拿掉了那团堵住水管的头发。他在自来水龙头下用冷水洗干净手，回到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一个五官英俊却面目凶恶的九岁小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用一只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而旁边大约小他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衣，系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心里闪过一丝不安，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得完全不像是在玩游戏。

　　“你是个叛徒！”那个男孩叫嚷道，“你是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了你，我要送你去盐矿！”

　　突然，他们开始围着他蹦跳，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在模仿她的哥哥。他们就像那些很快会长成吃人猛兽的小虎崽子一样嬉闹，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儿令人心悸。那个小男孩的眼里有一种冷漠的残忍，流露出一种相当明显的对温斯顿又踢又打的欲望，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大到可以那么做。幸亏他手里握的不是真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不安地在温斯顿与孩子们之间游移。在起居室明亮的灯光下，他饶有兴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面真的有灰尘。

　　“他们真是太吵了。”她说，“他们很失望，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就是这样。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带他们去，汤姆也因为工作不能准时回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扯着大嗓门叫嚷道。

　　“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喊道，依旧在蹦蹦跳跳。

　　温斯顿想起来了，当晚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将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大概一个月发生一次，相当受欢迎。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家长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辞，朝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上六步，他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中了脖子后面，疼痛难忍，感觉就像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肉里。他转过身去，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把她的儿子拖进门去，那孩子正把一个弹弓揣进兜里。

　　“戈德斯坦！”那个男孩子在房门被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嗓子。但让温斯顿更为骇然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助与惊恐。

　　回到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幕，在桌子前重新坐下来，继续揉着脖子。电屏幕里面的音乐声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方声音传了出来，带着种残忍的津津有味，读着一篇关于新式水上浮堡的武器的描述，这个水上浮堡刚刚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抛锚。

　　他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得提心吊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监视她，以期发现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变得很可怕。最糟糕的是，通过类似侦察队这样的组织，他们都被系统地训练成了放肆的小野人，却不会令他们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歌唱、游行、旗帜、远足、手持木枪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光荣的趣事。他们的凶残是对外的，指向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以及思想犯。年逾三十的人都惧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成了常事。这不无理由，因为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有一段描述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称作“少年英雄”——如何偷听到父母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言论，并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带来的痛楚已经消退。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着如何才能找到更多可以写在日记中的事，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几年前——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到他正在穿过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在他经过时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这话说得很平静，就像是随意说的——是个陈述句，而不是命令。他没有停留，继续前行。奇怪的是那时候，在梦里，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他现在已经不记得第一次遇到奥布赖恩是在做这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才辨认出这是奥布赖恩的声音。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那个在黑暗中跟他讲话的就是奥布赖恩。

　　温斯顿从来没办法确信——即使在今天早晨与那个目光交会后，他依然无法确信奥布赖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这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之间有一种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者党派之谊更加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他说道。温斯顿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变成现实。

　　电屏幕上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凝滞的空气中响起了一阵清脆动听的号声。那声音继续刺耳地响着：“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一份从马拉巴尔海岸前线来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打了一个胜仗。我有权宣布，我们现在播报的胜利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进程。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欧亚国军队被歼灭的血腥场面的描述，报告了被击毙、俘虏的惊人数字，随后是一条通知，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劲儿过去了，留给人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幕——或许为了庆祝胜利，也或许为了要盖过人们对巧克力减量供应的印象——雄壮地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照理应该立正，但处在他目前的位置，电屏幕是看不见他的。

　　《为了你，大洋国》结束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向窗户，背对着电屏幕。天气依旧寒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爆炸声在空中回响着。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二三十枚这样的火箭弹。

　　下面的街道上，冷风刮起那张已经破损的海报，“英社”两个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丛林中游荡，迷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经死去，未来无法想象。他怎么确信一个活人站在他这边呢？他又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持久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条标语，就像答案一样出现在他眼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来。那里以纤小清晰的字体同样刻着这三句口号，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这枚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盯着你不放。硬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海报上、烟盒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也总是在你耳边回响。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屋里还是屋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躲藏。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除了你脑壳里的几立方厘米。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那无数扇窗户没有了阳光的照射，看上去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怖。在这金字塔般的庞然大物前，他的心里一阵惶恐。它太强大了，它坚不可摧。哪怕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琢磨这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的。为将来，为过去——为那个子虚乌有的时代。在前面等待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将会化成灰烬，而他也会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这些，而后把它销毁，从记忆中抹杀。当你自己甚至那片纸上涂抹的一个未知的字都不留一丝痕迹时，你怎么能够向未来疾呼呢？

　　电屏幕里钟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前赶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令他换了另一种心境。他如孤魂野鬼一般，讲述着一个谁也不会理会的事实。但只要他说出来了，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难以言状的方式得以保存了。不是靠被别人听到，而是靠保持清醒，才得以将人类的传统传承下去。他重新坐回桌前，蘸了下笔，写道：

　　致将来或者致过去，致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致那个求同存异、毫不孤独的时代——致那个真理尚存、历史无法被抹杀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一个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来说，好像只有现在，在他梳理思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个行为的结果都包含于行为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既然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已死之人，尽可能活得长久一些就变得尤为重要。他右手的两根手指沾上了墨水。这种细节非常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个好打听的狂热分子（也许是个女人，就像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女人或者小说司的黑发女孩）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午餐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的笔，他到底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一个暗示。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那种肥皂就像砂纸一样摩擦着皮肤，正好洗净墨迹。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想着把它藏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他至少要确信它的存在是否被人发现。在本子里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依旧可辨的白色尘土放到封皮的角上，如果有人动了这本日记的话，它一定会被抖落。

　　第三章

　　温斯顿梦到了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一定是十岁或者十一岁。她身形高挑，体态优美，话不多，动作缓慢，头发漂亮而浓密。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温斯顿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父亲的鞋底非常薄），戴一副眼镜。显然，他们两个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场浩大的清洗运动中被吞噬了。

　　此刻，他的母亲正坐在他下方很深的某个地方，臂弯里是他的妹妹。他完全记不起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虚弱的婴儿，不怎么说话，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们两个正抬头望着他。她们在地下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一个很深的墓穴里——那是个在他下方离他很远且依旧在下沉的地方。她们在一艘沉船的船舱里，正透过逐渐变黑的海水仰望着他。船舱里还有一点儿空气，她们依旧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她们，但她们一直在下沉，沉到那绿色海水的深处，再过一会儿，那海水就会将她们从他的视线中永远带走。他在明亮与空气中，而她们正在被死亡吞噬，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一点，她们也知道，而且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对此了然于心。她们的脸上或者她们的心里并没有责备之意，她们知道她们必须死去，为了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她们也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在梦里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与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的。这就是那种梦，它保持着典型的梦境，但人的思维活动依旧进行着，哪怕在人醒来之后，也会觉得梦中发生的事实与想法依然是新颖且有价值的。此刻突然击中温斯顿的是近三十年前他母亲的死，那么悲惨，令人哀痛，而这在如今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悲剧只属于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依然有隐私、爱情与友谊，那个时代一家人互相支持而不需要知道理由。他对母亲的回忆撕扯着他的心，因为她至死都爱着他，可是他太小太自私而没有以爱来回报，因为不知为什么——他不记得那是怎样发生的了——她为了一种只属于她自己的坚如磐石的忠贞信念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明白，那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了。如今，有的是恐惧、仇恨与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沉而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些，他好似都从他母亲与妹妹的大眼睛里看到了，她们从那绿色的海水中抬头望着他，已经几百英尺深了，却还在继续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块矮矮的柔软的草皮上，那是个夏日的黄昏，余晖将大地染得一片金黄。他看到的这景色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里，以至于他从来拿不准是不是在现实中见到过。醒来后，他称之为黄金乡。那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噬的牧场，一条踩踏出来的小径从中间穿过，到处都是鼹鼠打洞刨出的土堆起的小土丘。在牧场另一边那参差不齐的树篱边，榆树枝在轻风中曼舞，茂密的树叶只是微微颤动，就像女人的头发。近在咫尺的某处，虽然看不见，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里游弋。

　　那个黑发女孩穿过牧场朝柳树走去。仿佛就在一瞬间，她脱掉了衣服，很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她的胴体白皙嫩滑，却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欲念，说真的，他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一刻，令他钦佩的是她把衣服扔到一旁的那个姿态。就那么优雅地、漫不经心地一扔，好像摧毁了整个文明、整个思想体系，老大哥、党与思想警察好像在这个漂亮的挥手之间化为乌有。这也是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姿态。当温斯顿醒来的时候，唇边呓语着“莎士比亚”。

　　电屏幕传来一阵刺耳的哨声，以同一个调子持续了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光着身子，因为外党成员每年有三千张布票，而一件睡衣就要六百张——抓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脏背心与一条短裤。体操在三分钟后开始。下一刻他就因为一阵剧烈的咳嗽而直不起腰了，几乎每天起床后总要这么咳一阵子。这阵咳嗽清空了肺，他不得不回到床上仰面躺下，深深地喘上几口气，才能恢复呼吸。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性溃疡处又开始痒起来了。

　　“三十到四十岁的组！”一个刺耳的女声尖叫道，“三十到四十岁的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到四十岁的组！”

　　温斯顿一跃而起，在电屏幕前站好。电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脸，骨瘦如柴却肌肉发达，穿着一身紧身长运动衣与运动鞋。

　　“屈伸胳膊！”她叫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点儿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引起的疼痛并没有驱散梦境带给温斯顿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运动反而有点儿恢复了那个印象。他一边机械地前后伸着胳膊，脸上挂着做体操时被认为适宜的欢愉表情，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模糊的记忆。这简直太难了。五十年代后期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淡去了。没有任何外部记录可考，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活也模糊不清。你记得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没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却无法重温当时的氛围，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你却记不起其间发生过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不同了。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它们的形状都变得不同了。譬如，一号机场城，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叫作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叫作伦敦，他对这一点相当有把握。

　　温斯顿无法清晰地记得他们国家什么时候不在战争状态，但是显然在他童年时代曾有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早期记忆之一就是一场空袭令人们大吃一惊。或许就是原子弹扔到科尔切斯特那次。关于空袭本身，他并没有印象，但他记得父亲紧紧抓着他的手急急忙忙地向下走，走啊走啊，一直下到地下很深的某个地方，绕过了一圈又一圈的螺旋楼梯，一直走到后来双腿发软，他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而他的母亲依旧缓慢、梦游般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怀抱着他的妹妹——也可能抱着的只是一卷毯子，他不确定当时他的妹妹是否出生了。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地方，他认出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上坐满了人，其他人都紧挨着坐在铁板架床上，一层叠一层。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块空地坐了下来。有一个老头儿与一个老太太并排坐在他们近旁的一张床架上。老头儿穿着一身相当体面的深色正装，后脑勺上扣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满脸通红，蓝色眼睛中蓄满泪水。一阵酒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就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渗透出来一样，不禁令人想到，也许从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杜松子酒。虽然他有些醉意，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心中真切的无法忍受的悲恸。温斯顿幼小的心灵感觉到，在这个老人家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件无法原谅、永远无法挽回的事。他也意识到他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老人家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也许是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老人家就重复着：“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不是这么说的吗，孩子他妈？这就是相信他们的下场。我早说了，我们不该相信那些狗娘养的。”

　　可是他们不该相信的那些“狗娘养的”到底是谁，温斯顿现在无法记起来了。

　　大约从那时起，战火绵延不绝，不过严格说来，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的孩童时期，伦敦发生过乱打乱杀的巷战，持续了几个月之久，有些巷战他还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想要弄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或者说出某个具体时间是谁跟谁在交战，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国之外，以前大洋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没有记载：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人会在谈话中提起。就好比当下——一九八四年（如果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正与欧亚国交战，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谈中，都没有人承认过这三国曾经有过其他各种结盟关系。实际上，温斯顿非常清楚，就在四年前，大洋国与东亚国交战，而与欧亚国结盟。但这些只是因为他的记忆超出控制而得以保留下来的一丁点儿不可告人的隐私罢了。就官方而言，大洋国从来没有更换过盟友。大洋国正在同欧亚国交战，那么它就一直在同欧亚国敌对。现在的敌人代表着绝对的邪恶，所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大洋国都绝不可能跟邪恶势力达成什么协议。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当他努力将肩膀往后仰（手撑在臀部上，腰部以上做着扭转运动，据说这对背部肌肉有好处）的时候，不止千万次地想到——这可能全是真的。如果党能够插手干预过去的历史，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就真的比单纯的严刑拷打或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未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在短短的四年前就与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认知存在于何处？只是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且很快就会被消灭。如果其他人都接受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的记录都如出一辙——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被载入历史，成为真相。党的口号如是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而过去从未被改变过，虽然究其本质来说是可变的。任何现在真实的事情，就会永远都是真实的。就这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永不停歇地战胜你自己的记忆。他们称之为“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稍温和了些。

　　温斯顿把胳膊垂在身旁，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绪滑向了双重思想的迷幻世界：知与不知；明知全盘真相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相抵触的观点，明知它们相互排斥却要二者皆信；用逻辑来推翻逻辑；一方面拥护道德，一方面又在批判道德；相信民主是绝无可能的，却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记任何必须被忘记的，却在需要的时候又让它们重回记忆，然后迅速再次遗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过程本身也要如法处理。真可谓绝妙：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无意识，然后变得对自己刚实施的催眠行为浑然不知。甚至理解“双重思想”也得用到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的手指能够碰到脚趾！”她激动地说，“请把上身往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会带来一阵刺痛，从脚跟一直疼到屁股，随后常常以又一次咳嗽结束。他从沉思中得到的那一点点乐趣也消失殆尽。“过去，”他想，“岂止是被篡改，实际上是被毁灭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之外不存在任何记录，你又如何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试图回忆起从哪一年他第一次听人提到老大哥。他想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吧，但是这根本不可能被确定。当然，在党史中，老大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是领导人与捍卫者。他建功立业的时间被逐步回溯，一直回溯到那个充满传奇的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戴着奇形怪状的高筒礼帽的资本家们，或是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是坐在带玻璃窗的马车里，在伦敦街头驶过。无从知道这种传奇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杜撰的。温斯顿甚至记不起来党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不相信自己在一九六〇前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但有可能它以其旧话中的形式——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早就流行了。一切都陷入迷雾之中。有时候，实际上，你能够辨出什么是明显的谎言。譬如，党史中声称，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就是谎言。他记得早在童年时期就见过飞机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任何证据。他这一生只有一次掌握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无疑的文档证据，而那一次——

　　“史密斯！”那个泼妇般的尖叫声从电屏幕里传来，“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再弯得低一些。你可以做得更好些。你没有尽力。再低一些！这样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着我。”

　　温斯顿突然冒出一身热汗。他的面部表情依旧完全神秘莫测。绝不要显现出沮丧！绝不要显现出不满！眼光一闪就会出卖你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双手高举过头顶——说不上姿态优美，但是非常干脆利落——再弯下身，把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垫到脚下。

　　“好啦，同志们！这就是我要看到你们做的。再看一遍。我三十九岁了，生过四个孩子。喏，你们瞧。”她又弯下身，“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如果你们想做的话，你们就能做到。”她直起身子，接着说，“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他的脚趾。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上前线作战，可是至少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记住我们在马拉巴尔前线的那些小伙子！那些在水上浮堡的士兵！只是想想他们所要经受的。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看到温斯顿猛地弯下身，膝盖直立，手终于碰到了脚趾，她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做到这样。

　　第四章

　　温斯顿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口气，即使那么靠近电屏幕，也无法阻止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他将述录器拉到面前，吹去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接着，他把从办公桌上右手边的气力传输管里送来的四小卷纸展开并夹在一起。

　　格子间的墙上有三个传送口。述录器右边的那个小口是传送书面指示的；左边较大的那个是传送报纸的；侧墙上触手可及的长方形大口子上罩着铁丝网，这是专门处理废纸的。大厦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口，不但每个房间里有，每条走廊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口子被戏称为记忆洞。只要谁知道某个文件应被销毁，甚或是看到地上有一张废纸，就会顺手揭开近旁记忆洞的盖子，将文件或废纸扔进去。它们会很快被管道内传来的一股暖流卷走，带到隐藏在大厦某处的巨型锅炉里。

　　温斯顿看了一下刚打开的那四张字条。每张字条上都只有一两行指示，用供内部使用的行话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但包含大量新话的词语。这些指示如下：

　　泰晤士报?17.3.84?老大演讲误报非洲核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误印核正现报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报巧克力配额核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当日指示双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全部存档前提交

　　温斯顿怀有一种轻微的满足感，把第四项指示放在一旁。这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其他三项都是常规的事务，其中第二项可能意味着枯燥乏味地查阅一大串数字。

　　温斯顿在电屏幕上拨了“过期报刊”的号码，要了几期相关的《泰晤士报》。几分钟后，气力传输管就把他需要的资料传了过来。他刚接到的指示提到某些文章与新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们必须被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被核正。譬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日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阵线仍将平安无事，但是欧亚国会在短期内向北非发动进攻。结果后来局势刚好相反——欧亚国的最高统帅在南印度发起进攻，却没有对北非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必须重写老大哥讲话中的那一段，以使他的预言与实际发生的事情相符。又譬如，第二项。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个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今天的报纸刊登了实际产量，相较之下，先前的预测每一项都错得离谱。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始数据以使它们与后来的一致。至于第三条指示，提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错误，可以在两分钟内改好。二月，富部曾对大众许诺（官方用语是“明确保证”），一九八四年内不会降低巧克力的配额。实际上，就如温斯顿所知，从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配额就将从原先的三十克降至二十克。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将原来的许诺替换为一则警告，提醒大家很可能需要在四月的某个时候降低巧克力配额。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项指示，就把述录器记下的更正与相应的《泰晤士报》别在一起送进气力传输管。然后，他用尽可能像是出于无意识的动作，将原有的指示与他自己做的笔记一起丢进记忆洞，让火将其化为灰烬。

　　这些气力传输管通向的那个看不见的迷宫里究竟发生着什么，他不知详情，只了解大概。不论哪一期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的所有核正备齐之后，那一期的报纸就会被重印，原始文件会被销毁，更正后的报纸则被存档。这种持续修订的程式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宣传册、海报、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印刷品或文献。日复一日，分分秒秒，过去都被改得与现在一致。如此一来，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不论是新闻或是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有任何记录。所有的历史是一个可以被多次重写的本子，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随时擦干净，重写一遍。一旦这种行为完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证明伪造历史的事情发生过。记录司里最大的一个部门——比温斯顿工作的部门庞大许多——的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追查并收回所有不合时宜而须销毁的书籍、报纸以及其他文件。相当数量的《泰晤士报》，或许由于政治结盟的变更，或许因为老大哥做出的错误预言，被重写了十几遍，却仍以原来的日期存档，也不存在其他与之相抵触的副本。同样，书籍也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召回、重写，重新发行时无一例外地不会承认做过任何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并在处理后即刻销毁的那些书面指示，也不曾明言并且不会暗示要进行伪造行为，提到的总是笔误、错误、误印或错误引用，为准确起见，需要对其进行更正。

　　不过，实际上这甚至都算不上伪造，他一边核正富部的数字，一边这样想。这不过是用一句胡话替代另一句胡话罢了。你处理的大部分材料，都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与现实世界的那种关联都没有。统计数字无论是修改前的还是修改后的，都是凭空捏造的。大多数时候，那些数字要靠你捏造出来。譬如，富部预计本季度靴子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富部给出的实际产出数字则是六千两百万双。但是温斯顿核正预测数字时，将其改为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能够跟往常一样声称超额完成了任务。实际上，六千两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或者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真实情况。因为很可能根本连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出来。更可能的情况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在意。你只是知道一点，每个季度报纸上总会产生天文数字的靴子，然而也许大洋国里有将近半数的人都打着赤脚。每种记录下来的事实都如出一辙，不论是大是小。所有的事情都消隐到一个影子世界中，最后连年份与日期也变得不确定了。

　　温斯顿扫了一眼大厅。正对面的格子间里，一个长相谨慎、下巴黧黑的小个子男人正在不紧不慢地忙碌着，膝头放着一卷报纸，嘴巴靠近述录器的话筒。这个人叫蒂洛森。他那副神情像是避免让别人听到他对着电屏幕说的那些话语。他抬起头，眼镜向温斯顿的方向充满敌意地闪了一下。

　　温斯顿对蒂洛森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记录司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同人提起他们的工作。在这个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有并排的两列格子间，无休无止的只有纸张的窸窣声，以及对着述录器讲话的嗡嗡声。厅里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晓，虽然他每天看到他们在走廊里来去匆匆，或者在两分钟仇恨会的时段里挥舞手臂。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格子间里，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并删掉那些已经被蒸发掉因而也就被认为从未存在过的人的名字。由她来做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正合适，因为她的丈夫两年前也被这样蒸发掉了。再过去几个格子间，有个性情温顺、窝窝囊囊、神思恍惚的家伙，名叫安普尔福思，耳朵上长着浓密的汗毛，在诗词韵律上极具天分，他的工作就是把文集中那些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有碍之处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须保留的诗歌进行篡改——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里大约有五十个工作人员，而这只是庞大复杂的记录司这个有机体的一个子集、一个细胞。此外，上上下下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那些巨大的印刷间，配有专门的编辑和排版专家，以及设备精良用以伪造照片的暗房。电视节目组则有专门的工程师、制片人，以及专门遴选出颇具声音模仿能力的演员。另外还有大批的检索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那些应当被召回的书籍与期刊的清单。大厦里还有庞大的存档室用以存放核正后的文件，以及那些藏在角落里用来销毁原件的焚烧炉。还有一些匿名的不知所终的地方，有一些头脑，他们负责统筹所有的工作，制定大政方针，以决定过去的哪些片断应该被保留，哪些需要篡改，哪些则需要完全抹杀。

　　归根结底，记录司只是真理部诸多部门中的一个，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重建过去，而是给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屏幕节目、戏剧、小说——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信息、教育或者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学童识字书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形形色色的需要，还要在较低层次重复整个运作过程以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真理部另设了一系列的司专门负责无产阶级的文学、音乐、戏剧以及一般的娱乐。这些机构出版发行那些除了体育运动、犯罪凶杀、天文星相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的无聊小报，以及耸人听闻的廉价中篇小说、色情电影，还有靡靡之音，这种歌曲完全由一种叫作谱曲器的特制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出。甚至有整整一个科——新话称之为“色情科”——专门负责生产极端低级的色情电影，密封发出，除了直接相关的工作人员，任何党员一律不得窥视。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项指示从气力传输管送来，不过这三项指示都很简单，在两分钟仇恨会之前他就全都处理完毕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格子间，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把述录器推到一旁，擦一擦眼镜，开始专心于他今天上午最主要的工作。

　　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虽然大部分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困难复杂的工作，一旦投入，就会忘记自己身处何方，就像沉浸在难解的数学问题中一样——那些细致精妙的伪造工作便是如此，除了你对英社原则的了解以及你对党希望你说什么的估计，没有任何指南。温斯顿做这一类工作得心应手。有时候他甚至被要求核正《泰晤士报》上全部用新话写就的社论。他翻开了之前放到旁边的那项指示。上面是：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当日指示双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全部存档前提交

　　用旧话（也就是标准英语）这项指示应该做如下解读：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泰晤士报》对老大哥指示的报道极为不当，提到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人。此文全部重写，存档前先呈草稿予上级审查。

　　温斯顿通读了这篇极其不当的报道。当日老大哥的指示似乎主要是表彰一个叫作FFCC的组织的工作，该组织为水上浮堡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物品。老大哥那天特别表扬了一位名叫威瑟斯的核心党高级党员，还授予他二等特殊荣誉勋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不明。可以推断，威瑟斯和他的那些同事都失宠了，但是报纸和电屏幕上都未对此做出任何说明。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政治犯一般不会被审判，一般也不会被公开批斗。在牵涉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公开审判叛国贼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后被处决，是大概两年才会有一次的特意的公开示众。不过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那些失宠于党的人就这么从世间消失，再也不被提起。谁也无从得知他们到底落得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并没有死。温斯顿认识的人之中，不包括他的父母，就有三十多个人先后失踪了。

　　温斯顿用一个回形夹轻轻擦着鼻子。在他正对面的那个格子间里，蒂洛森仍然凑在述录器的话筒前，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他把头抬起一会儿，眼镜片再次闪出了敌意的光。温斯顿猜测蒂洛森是不是做着跟他一样的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么棘手的工作从来不会只让一个人负责。另一方面，把这种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就是公开承认伪造行为。很可能现在有十几个人都在修订老大哥实际说过的话。核心党内的某位高参从中挑选出一份，对其进行重新编辑，再进入一个复杂但必要的交叉核对的程序，而后那则被选定的谎言就会被载入史册，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清楚威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因为贪污，或者能力不足。也许老大哥只不过除掉了一个深得民心的下属。也许威瑟斯自己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持有异端思想。也许——也是最有可能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清洗与蒸发是政府运作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这意味着威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所有被逮捕的人都会变成“非人”。有时候这些人会被释放，自由生活一两年，然后被处决。非常罕见的情况是，有些你以为早就死掉的人会突然在公开审判场合像鬼魂一样露面，他的证词导致好几百人受株连，然后再次消失，这次是永远的消失了。而威瑟斯已经是“非人”了。他不存在，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温斯顿意识到，现在只是改变老大哥的发言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在他的讲话内容中加入一些与原来话题毫不相干的事情。

　　他可以将讲话的内容改成通常那种对叛国贼和思想犯的严厉谴责，但是那样做就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次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有可能会使记录变得太复杂。需要的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异想天开。突然，一个叫奥吉尔维同志的形象跃入温斯顿的脑海，就像是早就勾画好的一样，他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有时候老大哥的当日指示是纪念某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党员，因为那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效仿的。今天他应该纪念奥吉尔维同志的死。是的，根本就不存在奥吉尔维同志这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加上几张伪造的照片，他就即刻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将述录器拉到面前，开始用老大哥惯用的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带有鲜明的军人特色，又有些学究气，况且，因为他习惯先提出疑问，然后很快给出答案（“同志们，我们能够从这件事中汲取什么教训呢？教训——也同时是英社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等等），所以模仿起来比较容易。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和一架直升机模型外，对其他的玩具全都没有兴趣。六岁的时候——比通常早了一年，因为对他特别放宽规定——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队长。十一岁，他偷听到叔叔的谈话，觉得叔叔有犯罪的倾向，于是向思想警察告发了叔叔。十七岁，他成为青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在首次试验的时候一下子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他当时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的喷气式飞机追击，他将机枪绑在身上以增加重量，然后跃出直升机，与重要文件一起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想起来不禁令人心生羡慕。老大哥还特意补充了几句关于奥吉尔维同志这一生的纯洁思想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这一生烟酒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锻炼的一小时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消遣。他立誓过独身生活，因为他坚信，婚姻生活与照顾家庭同一天二十四小时尽职尽责全心奉公是不能兼容的。他口中所言都是有关英社信条的话题，除了击败欧亚国的敌人，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贼之外，他没有别的人生目标。

　　温斯顿心中思考良久，考虑要不要给奥吉尔维同志授予特殊荣誉勋章，最后还是决定不授予他，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会增加各种不必要的反复核正。

　　他又扫了一眼对面格子间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蒂洛森此刻也正忙碌于同样的工作。虽然没有办法知道谁的版本最终会被采用，不过温斯顿坚信肯定会是自己那一版。一个小时之前，奥吉尔维同志还不存在于这个世间，现在已经变成了事实。这可真是一件奇事，他想，你能够随意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奥吉尔维同志，现实中根本不曾存在过，现在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后人遗忘，他就会像查理大帝与恺撒大帝那样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中，而且有同样的证据证实他的存在。

　　第五章

　　食堂在地下很深处，天花板非常低，吃午饭的队伍缓慢地挪动着。屋子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人声嘈杂。柜台栅栏后面炖菜的蒸气一直往上冒，带着一种充满铁腥气的酸味，不过依然无法掩盖胜利牌杜松子酒的气味。屋子里的另一头有个小酒吧，其实就是墙上挖的一个小洞，花上一角钱能够在那里买到一大口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他转过身去。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也许“朋友”这个词并不恰当。现今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但是与某些同志相处还是比跟其他同志相处来得愉悦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实际上，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个子矮小，比温斯顿还矮小，一头黑发，眼睛大且凸出，带着悲伤与嘲弄的神色，当他跟你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探究你的面部表情。

　　“我想问你弄没弄到剃须刀片。”塞姆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急忙地说，“我到处都找了，都用完了。”

　　每个人都找你要剃须刀片。其实，他还有两片攒起来没用过的刀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刀片稀缺。任何时候，党营商店里总会有某种必需品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羊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则是剃须刀片。你只能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弄一些来。

　　“我的这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他很心虚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向前挪了一点儿。再停下来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再次面对塞姆。他们两人都从柜台末端那摞油腻腻的金属托盘中取了一只。

　　“昨天你去看绞死战俘了吗？”塞姆问。

　　“我那时在工作。”温斯顿有些冷淡地说，“我觉得可以从电影中看到。”

　　“那可差太远了。”塞姆说。

　　他那嘲弄的眼神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我清楚你，”他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你了。我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不去看绞死战俘。”从思维上说，塞姆的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地步。他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机对敌方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判与招供、仁爱部地下室的处决。在跟他谈话时，大多数时候你只能想办法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可能的话，用有关新话的技术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也算讲得有趣。温斯顿稍稍扭转头，避开他那双黑色大眼睛的审视。

　　“昨天的绞刑还算利落，”塞姆一边回忆一边说，“不过他们把犯人的脚捆起来了，这一点美中不足。我本来就想看他们双脚乱踢。尤其是在最后，他们的舌头伸出来，颜色发青——青得发亮。我喜欢看这样的细节。”

　　“下一个！”身穿白围裙的无产者举着长柄勺高声叫道。

　　温斯顿和塞姆将他们的托盘放到栅栏下。一份定量午餐利落地放到了他们的托盘里：一小金属盘暗红发灰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块奶酪、一杯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一张空桌子，在电屏幕下面，”塞姆说，“我们可以顺路买杯杜松子酒。”

　　盛酒的杯子是瓷的，没有把儿。他们穿过攒动的人头，把托盘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桌子的一角有一摊撒出的炖菜，黏糊糊的，好像是谁的呕吐物。温斯顿端起酒杯，顿一顿，硬着头皮一口气将那杯混着油味的酒灌进喉咙。当他眨着眼睛让泪水流出来之后，他霎时觉得饿了。他开始一匙一匙地吞下炖菜，除了稀溜溜的东西之外，菜里还有一些软塌塌的淡红色的小块，大概是某种肉制品。他们没有再开口交谈，安静地吃完了盘子里的东西。在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快速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粗嘎，就像鸭子叫，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样了？”温斯顿提高音量试图盖过喧哗声。

　　“太慢了，”塞姆说，“我现在做形容词这部分。非常有意思。”

　　只要提到新话，他立刻眉飞色舞起来。他将小盘子一把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捏着干酪，为了避免大声喊叫，他只好身体前倾，俯在桌面上跟温斯顿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终定稿。”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决定语言的最终形式——也就是大家交谈时只使用这种形式。等到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开始学习。我敢说，你肯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创造词汇。完全错了！我们在消灭词汇——成百上千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要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架。第十一版中收录的词，没有一个会在二〇五〇年之前过时的。”

　　他大口啃着面包，连着咽下几口后，又以一种学究式的狂热继续说。他那张瘦削黧黑的脸骤然焕发出光彩，眼中嘲弄的神色也敛去，只剩下如痴如醉的神情。

　　“消灭多余的词汇，是件相当美妙的事情。当然，文字中最大的浪费当属动词和形容词，可也有几百个名词是可以删去的。不仅同义词可以省略，反义词也可以省略。说实在的，既然一个词仅仅是其他词的反面，那么它又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有了‘好’这个词，还有什么必要有‘坏’这个词呢？‘不好’就行了——还更好些，因为这才是‘好’的反面。又例如，你想表达比‘好’的程度更强的词，有什么理由让那些一连串诸如‘精彩’‘一流’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呢？‘加好’就能涵盖这个意义了，如果要强调更深程度，就用‘双加好’。是的，这些形式我们目前已经开始使用，不过等到最终版确定的时候，这就成为唯一的形式了。到最后，所有关于好与坏的概念都能用六个词来表达——实际上，只有一个词。温斯顿，你难道不觉得这很绝妙吗？当然，这是老大哥首创的。”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温斯顿听到“老大哥”，脸上立刻闪过一种不是很热切的神情。但是塞姆依旧立刻察觉到他的热情程度不够。

　　“温斯顿，你还没有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塞姆几近悲哀地说，“哪怕你写出的是新话，可是你脑中依旧在用旧话思考。我有时候读到一些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不过我觉得它们只是翻译。你的内心依旧偏向用意模糊、词义细微的旧话。你没领会到消灭词汇的好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逐年减少的语言吗？”

　　温斯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笑了，希望那是一种表示赞同的笑，由于拿不准而不敢接腔。塞姆又咬了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嚼，继续说：

　　“难道你没想到，新话的最终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到最后我们将使犯思想罪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词汇来表达。凡是有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由一个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词的意义有严格限定，其他任何附会的含义都会被消除、遗忘。在第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一过程会在你我死后长期进行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我们意识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当然，即便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犯思想罪。这只是个自律与现实控制的问题。不过到最后，即便是这个过程，也都用不着了。语言完善之时，革命也就完成了。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近乎神秘的满足感补充道，“温斯顿，你有没有想过，到二〇五〇年，最迟到那个时候，这世界上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听懂我们今天的这番交谈？”

　　“除了……”温斯顿有些迟疑地开了头，但是随即打住了。

　　“除了无产者”这句话溜到了他的嘴边，但是他克制住了，因为对于这句话是否存在异端邪说的成分他没有完全的把握。不过塞姆已经猜到他想要说什么。

　　“无产者可不是人。”塞姆毫不避讳地说，“到二〇五〇年，也许要更早一点儿，所有关于旧话的知识全都不存在了。过去的文学将会灰飞烟灭。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但被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被改成了同原来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得跟着改。甚至标语也要改。自由的概念已经被消灭了，你怎么还能有‘自由即奴役’这样的标语？届时整个思想氛围将截然不同。实际上，到那时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意味着不去想——无须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总有一天，塞姆将会蒸发，温斯顿突然想到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看得太透彻，说话又太直接。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消失。他的命运已经清楚地刻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子上，略微侧过身去喝咖啡。左边桌子旁那个嗓音粗嘎的家伙依旧在喋喋不休。背对着温斯顿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大概是那个家伙的秘书，不管那个家伙说什么，她都衷心表示赞同。温斯顿不时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我觉得您说得太对了，我完全赞同。”是个年轻又透着些愚蠢的女声。但那个粗嘎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她插话的时候，他也是絮叨个不停。温斯顿认出了他，他是小说司的一个人物，颇有些地位，温斯顿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些。这个人三十来岁，喉结凸出，一张大嘴巧舌如簧。他微微仰着头，因为坐的角度，他的眼镜有些反光，温斯顿只能看到两片空白的小玻璃圆盘，而不是眼睛。使人感觉有些可怕的是，虽然他一直滔滔不绝，但是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法令人听清楚。温斯顿只听到一个片断：“彻底完全消灭戈德斯坦主义……”这话说得飞快，急匆匆地，就像一行铸造的铅字。其余那些只不过是絮絮叨叨的噪声。虽然那家伙说的话根本都听不真切，但是毋庸置疑，你毫无疑问地了解他所说的大概。他可能在对戈德斯坦大加挞伐，可能说要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酷的手段，可能在历数欧亚国军队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不论他说的究竟是什么，你都能肯定，每一个词都是绝对正统的、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只有一张嘴在不停地开合，心中涌起异样的感觉，好像眼前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假人。不是那个人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着声音。所发出来的声音虽然由一个个文字组成，但算不上真正的言语，只是无意识状态下发出来的噪声，如同鸭叫。

　　塞姆顿了一会儿，拿着汤匙在桌角那摊糊糊中无意识地划来划去。隔壁桌子旁那个家伙依旧在飞快地叫嚷着，虽然周围一片喧哗，但他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辨。

　　“新话中有一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叫作‘鸭话’，就是说话像鸭子叫。这个词很有意思，包含两种相反的意义。用在你反对的人身上，就是骂人的话；用在同你看法一致的人身上，就变作称赞了。”

　　毋庸置疑，塞姆终将会被蒸发掉，这个念头再一次从温斯顿脑海中冒出来。他心中依旧有些哀伤，虽然他很清楚塞姆看不起他，有些不太喜欢他，如果塞姆找到什么证据，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揭发他是思想犯。塞姆这个人有些不大对劲儿。究竟哪里不对劲儿，又不太好说。塞姆缺少一些东西：审慎、超脱以及藏拙。你绝不能认为他思想有问题。他对英社的原则深信不疑，发自内心地尊崇老大哥，他对胜利欣喜若狂，仇视异端，不仅仅是真心实意，而且带着一种无法按捺的热情，对所有事态都一清二楚，一般党员都做不到这样。但是，他依旧给人一种不太可靠的感觉。他总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读书太多，竟然还是栗树咖啡馆的常客，那是画家与音乐家惯常胡混的场所。不论是明文规定还是暗里限制，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不能去那里，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是不祥之地。那些名誉扫地的党的前领导人在被清洗之前就经常在那里聚会。据说戈德斯坦本人也曾经光临那里，那是好几年或者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塞姆的命运不难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塞姆发觉温斯顿心中隐秘的想法，哪怕只有三秒钟，他都会立刻向思想警察告发。当然，别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塞姆是更加极端的行动者。光怀着对党的满腔热忱是远远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说道：“帕森斯来了。”

　　他的话里透出明显的意味，似乎在说：“那个可恶的大笨蛋。”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果然穿过拥挤的屋子摇摆着臃肿的身躯过来了。他中等身材，头发浅黄，脸像青蛙一样。虽然才三十五岁，但他的脖子和腰上已长出一圈圈肥肉，不过他动作依旧不失敏捷。他的外形看起来像是个大块头的小男孩，他虽然身穿制服，可是你总会觉得他实际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衣服：蓝短裤、灰衬衣、红领巾。想起他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种形象：胖乎乎的膝盖，撸起袖管里粗短浑圆的胳膊。而事实的确如此，只要有机会，例如集体郊游或其他任何能给他一个穿短裤机会的活动，他都会穿上短裤。帕森斯高兴地同他俩“你好、你好”地打招呼，然后在桌边坐了下来，一股浓烈的汗臭味立即散发开来。他红红的脸庞上密布着汗珠。他的汗腺真是发达。在社区活动中心，只须看到乒乓球拍的把手是湿漉漉的，就知道他刚才一定打过乒乓球。塞姆掏出一张纸，上面有一长列字，他握着墨水笔严肃认真地琢磨起来。

　　“你瞧他，吃午餐的时候也记挂工作。”帕森斯用胳膊肘碰一碰温斯顿，“工作狂，哎？看什么，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有点儿高深了。哦，对了，史密斯，告诉你我为什么追着找你。你忘记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嘴上问着，手却不自觉地伸向口袋里掏钱了。每个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拿出来应付各种自愿捐款，但是名目太多，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款项啊。你知道的——按住户捐的。我就是我们这一区的出纳，我们可是在全力以赴——要大张旗鼓地搞一番的。我告诉你，到时要是胜利大厦不是整条街上挂旗帜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过捐两块钱出来。”

　　温斯顿找出两张皱巴巴、满是油污的钞票，递给帕森斯。帕森斯用那种文盲体一笔一画地记在一个小记事本上。

　　“对了，伙计，”他说，“听说我那小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通。真的，我告诉他，要是他再那么干，我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也许是因为没能看到绞刑，所以有点儿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的——是的，我就想说，这说明他思想对头，是不是？虽然他们是淘气的小崽子，两个都是，但提到热情，那可真没的说！他们成天琢磨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当然还有战争。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宝贝女儿跟她的中队到伯克汉姆斯德远足的时候做了什么吗？她居然说动两个女队员跟她一起偷偷离开队伍，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跟踪一个可疑的家伙。她们尾随他长达两小时，穿过树林，抵达阿默夏姆的时候，她们将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要跟踪他？”温斯顿有些惊讶。

　　帕森斯扬扬自得，继续说着：“我的孩子认定他是敌方的特务——比方说，也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不过最关键的一点是，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吗？她发现他脚上的鞋子非常怪异——她说她从没见过任何人穿过类似的鞋子。由此断定这个人可能是外国人。这个孩子才七岁，很机灵，是不是？”xǐυmь.℃òm

　　“那个人后来如何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不清楚。不过，我一点儿都不会奇怪的，如果他被——”帕森斯做出一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发出咔嗒一声响。

　　“很好。”塞姆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他依旧头也不抬地盯着那张字条。

　　“说真的，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只能附和。

　　“我想说的就是这意思，现在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

　　似乎要验证帕森斯的话，他们头顶的电屏幕立时发出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告一次军事胜利，而是富部的一则公告。

　　“同志们！”一个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声音兴奋地高叫，“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宣布。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的又一次胜利！根据刚刚完成的对各类消费品产量的统计，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庆祝活动，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高举大旗在街上欢呼，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以下是我们统计完成的部分生产数字。食品类……”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个词反复出现。这是富部最近流行的话语。帕森斯的注意力完全被喇叭声吸引过去，他坐在那里听着，脸上一本正经，带着受到启迪时感觉乏味的表情。他搞不懂那些数字，但明白那些数字多少是令人满足的缘由。他掏出一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装着半烟斗焦黑的烟丝。烟草的配额是一星期一百克，塞满烟斗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平捏在手上。明天才能开始供应下一次的配给，可是他此刻只剩下四根了。现在他屏蔽远处的噪声，专心倾听电屏幕发出的声音。看来，似乎还有人上街游行，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的配给额度提高到二十克。不过昨天才宣布将配额减至一星期二十克，他心想。短短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相信了？是的，他们轻易地相信了。帕森斯毫不费力就相信了，凭着那股牲口般的蠢劲儿。旁边桌子上那个没眼睛的东西也会狂热地、热情地相信，他还会热切地把那些说上星期额度是三十克的人追查到底、揭发出来，直到将他们全都蒸发掉。塞姆呢，他也相信了，通过某种复杂的方式，或许涉及双重思想。那么是否只有他一个人还保有那种记忆？

　　电屏幕上不断播报着神话般的统计数字。同去年相比，今年有了更多的食物、衣服、房子、家具、饭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和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在增多。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在嗖嗖地往上猛蹿。温斯顿也像塞姆刚刚做的那样，拿起汤匙把那摊沿着桌面流淌的长长的灰糊糊画成了一个图案。他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方面，满腹怨气。一直都是这样吗？东西吃起来一直都是这个味道吗？他环顾食堂。这是一间天花板低矮、人群拥挤的屋子，墙壁被数不清的人蹭过，变得污秽不堪；破破烂烂的金属桌子椅子，密密麻麻地摆着，一坐下来就会碰到别人的胳膊肘；弯曲的汤匙，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道裂缝都积满污垢；到处都弥漫着那股酸臭的混合着劣等杜松子酒、劣质咖啡、炖菜锅铁腥气以及脏衣服的气味。你的肠胃、肌肤总是有一种抗议，有一种感觉，令你觉得被骗走了一些你本有权拥有的东西。不错，他并不记得什么事情在过去跟现在有什么大不同。自他有清晰的记忆起，不论何时，吃的东西从来都不够，袜子和内衣总是布满大洞小眼，家具总是残破不堪，房间的暖气总是烧得不够，地铁里总是拥挤不堪，房子总是歪歪斜斜，面包总是发黑，茶叶绝少见到，咖啡总有股泔水味，香烟总是供应不足——除了人造的杜松子酒之外，没什么东西是便宜充裕的。当然，等到你年岁日长、身体衰弱的时候，情况会越发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难、环境脏乱、物资匮乏、严冬永无休止、破烂黏腻的袜子、总是停运的电梯、冰凉刺骨的自来水、石头般粗糙的肥皂、烟丝不断往下掉的香烟、味道怪异难以下咽的食物而感到心中生厌，这不是说明这种生活极其不正常吗？为什么一定需要某种远古时候的记忆提醒着你以前并非如此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现在是无法忍受的呢？

　　温斯顿又扫视了一遍食堂。几乎每个人都形貌丑陋，即便不是穿着蓝制服，也依旧丑陋不堪。屋子的另一头，一个身材矮小、相貌怪异如同甲壳虫的男子，独自坐在一张桌旁默默地喝着咖啡，小眼睛充满怀疑的神色，四处逡巡。温斯顿想到，如果你不环视四周，你真的极容易相信党为大洋国所树立的模范典型——高大健硕的青年男子、高耸着胸脯的女子，满头金发，生机勃勃，肤色健康，无忧无虑——不仅存在，而且随处可见。实际上，在他看来，一号机场城大部分居民都身形矮小、皮肤黝黑、面貌丑陋。很难理解，政府各部门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甲壳虫类型的男人：身形矮小，未及中年就发福，四肢短小，行动灵活，胖胖的脸上表情深不可测，眼睛小小的。在党的统治下好像这类人最为盛行。

　　电屏幕在富部的公告结束时又响起一阵喇叭声，接着放了一段轻音乐。帕森斯显然在刚刚报出的那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升起了一股朦胧的热情，将烟斗从嘴边拿开。

　　“富部今年的成绩可真不错，”他赞赏地晃着头，“对了，史密斯老伙计，我估计你也没有多余的刀片借给我用用？”

　　“没有，”温斯顿说，“我那一片都用了六个星期。”

　　“哦，没什么，我不过问问罢了，老伙计。”

　　“很抱歉。”温斯顿又回了一句。

　　邻桌的那种鸭叫声在刚才富部播报公告时停了一阵子，这时候又响起来了，跟之前一样聒噪。不知怎的，温斯顿突然想起帕森斯太太，想到她那稀疏的头发与满脸皱纹里的尘土。过不了两年，她的孩子们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她便会被蒸发掉。塞姆也会被蒸发掉。温斯顿会被蒸发掉。奥布赖恩会被蒸发掉。帕森斯却永远不会。那个不停聒噪的无眼“假人”也不会。那些在政府迷宫般的走廊里敏捷穿梭的小甲壳虫般的男人永远都不会被蒸发掉。而那个在小说司工作的黑发姑娘，永远不会被蒸发掉。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能够保住性命、谁难逃厄运，不过究竟要如何才能保住性命，似乎又难以言表。

　　这时他猛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邻桌的姑娘半转过身来，正盯着他看。就是那个黑发姑娘。虽然只是斜视，却依旧目光灼灼。一遇到温斯顿的目光，她就望向别处了。

　　温斯顿顿时吓得背上直冒冷汗。一阵恐慌攫取了他，而后转瞬即逝，但是那种不安的感觉依旧在他心头盘旋。她为什么盯着他？她又为什么总是跟踪他？不过，他实在记不起来当他过来时她是否已经坐在那张桌子旁，还是后来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的两分钟仇恨会上，她无缘无故地坐在他正后方。她的真实意图非常有可能就是想要偷听他的喊声是否铿锵有力。

　　之前的那种念头在脑海中重现：也许她不是思想警察，但还是那句话，业余警察才是最危险的。他不知道她到底盯了他多长时间，大概有五分钟，很可能在这五分钟内他没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在公共场合或者在电屏幕的监控范围内，任思绪信马由缰是极度危险的。最细微的事情就会出卖你。譬如，不由自主的面部抽搐、无意识的焦虑神色、喃喃自语的习惯——任何有反常迹象或者试图掩饰的动作，都能够出卖你。无论如何，脸上带着不当的表情（例如，当电屏幕传来胜利的公告时，你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受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称之为“脸罪”。

　　黑发姑娘又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坐着。也许说到底她并不是真的在跟踪他，也许这两天同他距离这么近只是巧合罢了。他熄灭了香烟，小心地把烟头放在桌子边上。如果烟丝能够不掉出来的话，等到下班后他还能再抽一会儿。很可能，邻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密探，很可能，三天之内他就会被投入仁爱部的牢房里，但是烟头绝对不能浪费。塞姆已经把那张字条折起来，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说了起来。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伙计，”他咬着烟斗咯咯地笑问道，“有一次我的两个小捣蛋鬼点着了市场里那个老太婆的裙子，因为他们看到她用一张印着老大哥画像的海报包香肠。他们悄悄地跟在她后头，用整整一盒火柴点着了她的裙子。我猜她被烧得够呛。那真是两个小崽子，不是吗？不过他们可真是热情高昂啊。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接受的训练绝对是一流的，比我小时候好。你猜那些小鬼头的最新装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的窃听器！那天晚上我的小姑娘就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据说听到的声音比单用耳朵贴在锁眼上听到的大一倍。当然，这只是一种玩具。但是这个主意的确非常不错，对不对？”

　　电屏幕发出一阵刺耳的哨子声。这是回去工作的信号。三个人赶紧站起来，随着人潮涌到电梯边。温斯顿的香烟里剩下的烟丝全都掉了出来。

　　第六章

　　温斯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那是三年前了。一个昏黑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一条狭窄的小街上。她倚靠在墙上的门道旁，街灯暗淡无光。她的脸孔很年轻，涂着厚厚的脂粉。其实吸引我的正是那白白的脂粉，如同面具，还有那鲜艳的红唇。党内的女人从来不搽脂抹粉。街上没有人，也没有电屏幕。她说两块钱。我——

　　他一时觉得实在难以继续。他闭上眼，用手指拼命地揉按眼皮，试图将反复出现的情景从脑海中抹去。他忍不住想要大声喊叫，骂脏话，要不就是用头撞墙，一脚踢翻桌子，或者将墨水瓶朝窗子扔过去——他肯做任何暴烈、喧闹或者引起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忘却那折磨他的记忆。

　　他想到，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累积的紧张情绪，会随时随地通过表面的征兆轻易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前在大街上遇到的一个男人，那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党员，三四十岁，瘦高个，拎着公文包。在两人距离只有几米远的地方，那个男人的左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的脸又抽搐了一次。只是抽一下，轻微地颤动，像照相机快门咔嚓那样快，但很明显这是习惯性动作。温斯顿还记得自己当时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最恐怖的是，这很可能是下意识的反应。最致命的危险是梦呓。在他看来，根本就无法预防。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写：

　　我跟着她进入门内，穿过后院，进了一个地下室厨房。靠墙有一张床，桌上有一盏灯，调得非常暗。她——

　　他咬紧牙关，恨不得啐口唾沫。跟随这个女人走进地下室厨房的时候，他想起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是已婚的——至少是结过婚的；也许仍是已婚，因为据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这时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种闷热的气味，那种混合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香水的气味，虽然难闻，却依旧那么诱人，因为党内的女人从来不用香水，甚至无法想象她们会用香水。只有无产者才会用香水。在他的意识里，香水味总是与私通紧密相连。

　　他跟着这个女人进去，这是他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嫖娼当然是党所明令禁止的，不过，像这样的规定，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有时候还是会鼓起勇气尝试一下。这事当然危险，但并不是生死攸关的。如果被抓住，在没有其他过错的情况下，也就处以劳改五年的处罚而已。只要不是被人当场逮住，这事办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贫民区里多的是愿意卖身的女人。有的甚至一瓶杜松子酒就能搞定，因为无产者是不能喝这种酒的。你甚至可以认为党其实默许卖淫行为的存在，可以让不能完全被压制的本能找到一个宣泄的途径。只要是偷偷摸摸的，又毫无乐趣，再加上对方又是被歧视的下等阶层的女人，偶尔荒唐一下也不甚要紧。党员之间乱搞男女关系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虽然每次大清洗时被告无一例外都承认了这项罪状——但是很难想象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党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防止男女结成牢固的山盟海誓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超出它的控制范围。它的真正目的从未言明，实际上是要消除性行为的全部乐趣。不论在婚姻关系中，抑或婚姻关系外，相较爱情，性欲才是党的大敌。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由一个专门为此成立的委员会批准，而且——虽然指导原则从未明说——如果这两个人给人感觉他们肉体上相互吸引的话，申请一定会被驳回。党员结婚唯一被认可的目的就是能够产生小同志，将来继续为党服务。在这种目的下，性行为就被看作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如同灌肠。同样，这一点也从未有明文规定过，但是每个党员自孩童起就被以间接的方式灌输这种观念。甚至存在青年反性同盟这类组织，倡导禁欲主义，提倡两性完全独身。所有小孩都应该是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的产物，出生后由公共机构抚养。温斯顿虽然清楚这样的说法并未说到做到，但大致说来，这与党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党竭力消灭人类的性本能，如果无法消灭，便要将其扭曲化、肮脏化。他不知道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心底里很清楚，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就党内的女人来说，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做得相当成功。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开有九年，十年——十一年了吧。真奇怪，他很少会想起她。有时候他会一连好几天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其实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不过大约十五个月。党不许夫妇离婚，若无子女，却鼓励双方分居。

　　凯瑟琳是个身形高大、腰板笔直、头发金黄、举止得体的女人。她的脸轮廓分明，如果你没发现这张脸背后几乎空洞无物的话，你会认为这是张高贵的脸。他们婚后不久，温斯顿就认定——尽管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对凯瑟琳的了解比对其他人的了解更深入些——她是他所遇见的女人中最蠢笨、庸俗、头脑空洞的。她的头脑里除了口号，别无其他任何想法，只要是党交代的，无论多么荒谬愚蠢，她都会全盘接收。他在心中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人体录音机”。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他依旧能够忍受同她继续生活在一起。那就是性生活。

　　每次只要他碰到她，她就好像在往后退，绷紧了身体。抱着她就如同抱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头人。最奇怪的是，即便她紧紧抱住他，还是会让他觉得她同时在用尽全力想把他推开。也许这是她全身肌肉紧绷带给他的印象。她总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双眼紧闭，既不抗拒，也不配合，只是承受。这让他无比尴尬，而后又觉得厌恶。即便如此，他也能继续与她维持这种婚姻关系，如果两人达成默契，以后再不同房。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凯瑟琳竟然严词反对。她说，他们一定要生一个小孩，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就这样，每星期一次，她的献身仪式就会如期上演，除了在不可能怀孕的那段时间里。她甚至会在那天早上特别提醒他，似乎这是那天晚上绝对要完成的任务，绝不可忘记一样。她对这件事有两个提法。一个是“生孩子”，另一个是“我们对党的义务”（没错，她用的的确是这种说法）。不久，只要到指定的那一天，他就生出恐惧感。幸而没有孩子，于是凯瑟琳也同意放弃尝试。不久，他俩就分居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提起笔继续写道：

　　她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没有任何前奏，用你能想到的最粗野可怖的方式撩起了裙子。我——

　　他看到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下，鼻端闻到的是臭虫与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心中升起一股挫败与愤懑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掺杂着对凯瑟琳雪白的肉体的想念——那具已经被党的催眠力量永远冰封的肉体。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女人，而不得已隔几年就去找这些下贱的妓女呢？但是真正的灵肉合一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党内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清心寡欲就如同她们对党的忠诚一样根深蒂固。通过幼年时的悉心培育，通过比赛与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与青年团里没完没了地向她们灌输的无意义的东西，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喊口号以及军乐，她们的天性已经被彻底扼杀了。他的理智告诉他，凡事都会有例外，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的内心全都刀枪不入，完全如党预期那般。他固然希望有女人来爱他，但更热切的念想还是希望能够推倒那堵贞操之墙，哪怕一生一次。一次满意的性行为，本身就是造反。欲望就是思想罪。即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也像在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不过故事并未结束，还得写下去。他写道：

　　我将灯扭亮了。我在灯光下看着她时——

　　在黑暗里待得太久，煤油灯的微光似乎也变得格外明亮。这次他才得以看清面前的那个女人。他已经向前迈了一步，又立刻收住脚，欲望与恐惧在他心中交战。他痛苦地意识到来这里嫖妓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在他刚走出大门时完全有可能就被巡逻警察抓走；很可能，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门外等候着了。但是，如果干不成那件事就走开的话——

　　还是得记录下来，得坦白交代。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突然看清，那个女人居然是个老女人。她脸上的粉涂得极厚，令人担心它会像硬纸板制成的面具一样突然断裂。她的头上有几缕白发，但最恐怖的地方是，她的嘴巴微微张开，里面除了深邃的黑洞，别无他物。她的牙齿全掉光了。

　　他急急地草书道：

　　我在灯下看清楚，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起码有五十岁。可是我依旧上前干了那事。

　　他又伸出手指按了按眼皮。他终于将这部分写了出来，但是仍然感觉与写之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疗法并没有奏效。那种想要扯开嗓门破口大骂的冲动跟之前一样强烈。

　　第七章

　　“如果还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还有希望，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忽视的蜂拥成群的人身上，在占有大洋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当中，才能产生摧毁党的力量。党是无法从内部攻破的。党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是无法聚集在一起的，甚至连相互认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传说中的那个兄弟会，即便真实存在，会员也不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这种人来说，造反意味着交换一个眼神，或稍微变化一下说话的腔调，最了不起的也就是偶尔细语一声。而无产者则不同，只要他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是不用秘密行事的。他们只须站起来，就像马抖搂身上的苍蝇一样抖动身子。只要他们愿意，明天早上他们就能将整个党击垮。能肯定的是，他们早晚会想到那样做的，不是吗？但是——

　　他记起有一次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行走，一片喧嚣声——几百个女人的声音——从前面巷子里突然传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愤怒夹杂着绝望的叫喊声，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哦——哦——哦”的声音，如同洪钟一样，久久回响。他的心禁不住怦怦跳了起来。“开始了！”他想，“发生了暴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牢笼。”当他赶到出事地点时，只看到两三百个女人围在露天市场的摊子前拼命争吵。她们满脸哀戚，就如同沉船上注定无法获救的乘客。就在此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化成许多零星的争吵。事情源于一个卖铁锅的货摊。虽说这是种质量低劣、碰一碰就会破碎的铁锅，但是所有的炊事用品一直供应短缺，现在供应再次意外中断。买到铁锅的女人拼命地想从人群的推搡中挤出来，许多没买到的女人就紧缠着摊主，指责他开后门，还说他肯定在别的地方藏着货物。又有人尖声叫嚷。有两个体形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头发披散开来，她们两个抓着同一口锅，力图从对方手中抢走。她们推来搡去，你争我夺，最后将那口锅的锅把儿都打落了。温斯顿看到这一幕，心生厌恶。在刚才那一瞬间，几百个喉咙同时发出的怒吼听起来有种相当骇人的力量。但她们为什么总不能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样怒吼呢？

　　他写道：

　　如果他们不觉悟，就永远不会造反；如果他们不造反，他们终不会觉悟。

　　这句话简直像从党的小册子上照搬过来的，他想。当然，党一直宣称要把无产者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在革命前，无产者备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女人被逼下煤矿去做工（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儿童六岁就被卖进工厂做苦工。不过，双重思想应用到了实际中，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几条简单的法规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实际上，人们对无产者的情况不甚了解，也没必要知道太多。只要他们不停劳作，继续繁殖，其他的活动也就不重要了。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他们就会像阿根廷平原上放养的牛群一样，恢复合乎他们自然天性的生活方式——一种祖传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贫民区出生、长大，十二岁出去做工，度过一段短暂的青春，情窦初开，二十岁结婚，三十岁未老先衰，大部分人活到六十岁就死了。重体力活儿、养家糊口、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同邻居争吵、电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赌博，便是他们心中的一切。控制他们并非难事。总有思想警察在他们中间出没，散播谣言，留意几个有潜在危险的可疑分子并将他们除掉。但是从未尝试向无产者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并不需要强烈的政治观念。只要他们拥有最原始的爱国心，在需要他们延长工作时间或者降低供应定量的时候，唤起这种爱国心，让他们接受即可。当他们变得不满时，有时候他们的确会不满，但由于他们缺乏整体观，只能对现实琐屑的事情感到不满。那些真正的大的罪恶，他们反而注意不到。甚至在大部分无产者家中，连电屏幕都没有。连民警也甚少过问无产者的事情。伦敦犯罪活动很猖獗，这里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娼妓、毒贩和各种各样敲诈勒索的骗子的国中之国；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无产者阶层，所以也变得无关紧要了。涉及一切道德问题的事件，无产者都能够按照原有的老规矩去处理。党对党员严格管控的清心寡欲的性生活，也不适用于他们。乱交不受惩罚，离婚也被许可。而且，若无产者表露出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或意愿，宗教信仰也是被许可的。他们根本就不值得去怀疑，就像党的一句口号说的那样：“无产者与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弯下身子，小心地抓挠着静脉曲张性溃疡的地方。那里又开始痒了。说来说去，你永远无法得知革命前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向帕森斯太太借来的，他将其中一段摘录在日记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当时的伦敦，黑暗、肮脏、悲惨至极，极少有人能够填饱肚子，有成千上万的穷苦人足无完履、顶无片瓦。比你们更小的孩子，每天得为残暴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动作稍微慢一点儿就会招致皮鞭的毒打。他们吃的只有发霉的面包皮与白水。在这样一片赤贫之下，却有一些有钱人住着富丽堂皇的宅院，伺候他们的仆人多达三十个。这些有钱人叫作资本家。他们肥胖臃肿、丑陋凶恶、满脸横肉，就像下一页插图所描绘的那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衣服，那叫作长礼服，戴着一顶古怪、闪亮如烟囱般的帽子，那个叫作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独有的标志性服饰，别人是不许穿的。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资本家的所有物，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一切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都归资本家所有。如果有人不听他们的话，他就会被投进监牢，或者被剥夺工作，活活饿死。普通人同资本家说话，得作揖鞠躬，诚惶诚恐，恭敬地尊称他为“老爷”。资本家的头目就叫作国王，而且——

　　故事的后半部分温斯顿心中一清二楚。下面将会提到拖着细麻布长袍的主教、穿貂皮袍子的法官，折磨犯人的枷锁和镣铐、九尾鞭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刑具，市长大人的宴会以及跪下来亲吻教皇脚尖的规定。还有一样是拉丁文称为“初夜权”的事情，估计在儿童教科书中不会提到。法律规定，只要资本家老爷喜欢，他可以随便跟在他工厂做工的女工睡觉。

　　但是你怎么能知道这上面所记述的有多少是谎言呢？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比革命前有所改善，这可能属实。唯一相反的证据不过是你自己骨子里的无声抗议，那是一种本能的感觉，告诉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在以前某个时候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他突然想到，现在的生活真正的特质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与缺乏保障，而是它的一无所有、惨淡、萎靡。你环顾四周，就能够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跟电屏幕上播报的谎言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也跟党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相去甚远。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即便对党员来说，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不外乎是每天完成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上抢一个座位、缝一双破袜子、揩一块糖精、节省一个烟头。党所树立的理想是一种庞大、可怕、耀眼的东西——一个充斥着钢筋、混凝土、庞大的机器和骇人听闻的武器的世界，一个全民皆兵、个个好战的国家，步伐绝对一致、思想永远统一、口号万众如一，永远在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他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可是现实是城市破败肮脏，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人们穿着破旧的鞋子奔波忙碌，住在建于十九世纪不断修修补补的房子里，那里总是散发着一股烂卷心菜的味道和破厕所的尿骚味。他仿佛看到了伦敦的景象：一片巨大的废墟，到处残破，放置着上百万个垃圾桶。这景象与帕森斯太太的一幅画面混合起来：这个满脸皱纹、头发稀疏的女人正手足无措地摆弄着一根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出手去抓脚踝。电屏幕夜以继日地往你的耳朵里播送着统计数字，以证明今天人们有更多的食物、衣服，更好的房子，更精彩的娱乐——所以人们比五十年前的人更长寿，工作时间更短，身形更高大，身体更健康、强壮，生活比以前更幸福快乐，人也比以前更聪明，受教育程度更高。但其中没有一个字是可以被证明或驳斥的。譬如，党声称如今成年的无产者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识字，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又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就好比一个含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上所记载的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总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全都是虚构出来的。据他所知，或许从来就没有“初夜权”之类的法律，也没有资本家那样的人和高顶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隐没于迷雾之中。过去已被抹掉，而抹掉这一行为本身又被遗忘，谎言就变成了真理。他生命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一点尤其重要——伪造历史的确凿无疑的证据。他将这个证据捏在手上长达三十秒钟。这件事一定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反正就在他与凯瑟琳分居后不久。但是与此事相关的日期还要往回倒退七八年。

　　真正说起来，这件事始于六十年代中期，那正是将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了一九七〇年，除了老大哥，其他人都不复存在。他们全都以叛国者与反革命罪被揭发。戈德斯坦逃走了，自此销声匿迹，没人知道他在何处；至于其他人，有的只是失踪了，但大多数在壮观的公开审判时对他们的罪行供认不讳，而后被处决了。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性命，那就是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他们大概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就像之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失踪了一年或许更久，无人知晓他们是死是活，接着他们突然公开亮相并像其他人那样招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谋杀党的数位负责人，早在革命前就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以及开展破坏活动，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这些罪行之后，党赦免了他们，并且恢复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给他们安排了听起来重要、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事。这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长篇的悔过书，分析他们堕落的原因与经过，并且保证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不久，温斯顿的确曾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他还记得自己当时用眼角偷偷地打量他们时那种既好奇又害怕的心情。他们比他年岁大上许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党早期峥嵘岁月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依旧隐隐散发出地下斗争和内战留下的风采。虽然当时对于事实与具体的日期已然模糊，但是他觉得他很早以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早在知道老大哥之前。可他们现在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的人，注定要在一两年间内彻底完结。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无人能逃脱此厄运。他们只不过是等着被送回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没有人在任何靠近他们的桌子边坐下，甚至被看到出现在这种人的近旁，都是不明智之举。三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栗树咖啡馆的招牌酒。这三个人中，卢瑟福的外貌给温斯顿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卢瑟福之前是著名的讽刺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民众。即使现在他的漫画偶尔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但那只是些对早期风格的模仿，毫无生气，缺乏感染力。这些漫画都是些陈词滥调——贫民区的住户、饥饿的儿童、街头的斗争、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哪怕在街头防御工事中，资本家们仍旧戴着高顶礼帽——都是些毫无希望的努力，以图回到过去。他身形高大，一头油腻浓密的灰发，脸上皮肉松弛，嘴唇像黑人的那样厚。他以前肯定十分健壮，但是现在身体各部分都松松垮垮，横向发展，像要往外散落一样，鼓着肚子。他就像一座快要崩塌的大山，眼看着就要在别人的眼前坍塌。

　　那是一个冷冷清清的下午，三点。温斯顿记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候跑到咖啡馆去。那个地方几乎没什么人。电屏幕在播放舒缓情绪的音乐。他们坐在角落的桌子前，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服务员自动为他们端上了杜松子酒。他们旁边的桌上有一个棋盘，棋子已然摆好，但是谁也没有动一下。这时——大概一共三十秒钟——电屏幕发生了变化。播放内容变了，播放的音乐也转了调，变成了那种难以形容的声调。那种调子古怪、粗嘎、刺耳，带着些嘲讽。温斯顿在心中称之为预警调。接着电屏幕传来歌声：

　　在栗树阴蔽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栗树阴蔽下。

　　这三个人静静坐着，纹丝不动。但当温斯顿偷看一眼卢瑟福那张灰败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蓄满泪水。这时候他第一次注意到，阿伦森和卢瑟福两人的鼻梁是断掉的，心中不禁打了个寒战，却不知道这个寒战为何而起。

　　不久，这三个人再次被捕。据说自上次获释那刻起，他们便开始了新的密谋。第二次审判大会上，他们除了对之前的那些罪行供认不讳之外，又加了一堆新的罪名。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下场被记录在党史里，以儆效尤。大约五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展开气力传输管吹送到他桌上的一团文件时，赫然发现里面有一张纸片，很显然是与别的文件夹在一起而后又被遗忘了。他展开的那一刻就意识到那张纸片意义非凡。那是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纸——是报纸的上半版，印着年份和日期——上面是党代表们在纽约举行会议的一张照片。正中间最显赫处站着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三人。是的，没有错，就是他们，他们三人的名字还出现在照片下方的说明中。

　　可是，在两次的审判大会上，这三人一致供认这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某秘密机场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的所在，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会面，将重要的军事情报泄露给他们。温斯顿对这一天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正好是仲夏日；在其他无数的地方肯定也有关于这次纽约会议的记载。因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三个人所谓的供词，全都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情本身算不上什么发现。即便在十年前，温斯顿也没相信过在清洗中被清除的那些人真正犯下过被指控的种种罪行。但是这张报纸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这是被抹杀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就像一块化石，在不该出现的地层出现，将地质学家之前建立的全部理论完全推翻。如果能够将之公之于众，让大家都明了它的意义，这足以使党名誉尽毁、万劫不复了。

　　他之前一直在埋头工作。刚刚看清这张照片，并明白其所指时，他就立刻用另一张纸将它盖上。万幸的是，当他打开这张字条时，从电屏幕的角度看过来，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将草稿本摆在膝头，将椅子往后推，尽量离电屏幕远一些。想要保持面部表情沉着不变并不是件难事，只要花些工夫，甚至连呼吸你都能调节。但是，你没法控制心跳的速度。而电屏幕的反应极其灵敏，能够捕捉到。他度过了预计的十分钟，同时却担心中间发生什么意外——譬如，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过桌面——会将他暴露。他没有再次打开它，而是把那张照片连同其他废纸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也许不到一分钟，它就会化为灰烬。

　　那是十年——十一年前的事情了。如果发生在今天，也许他会选择保留那张照片。可是非常奇怪，虽然那张照片连同它记录的那件事都只是记忆，但是那张照片在他指间停留片刻这个事实，直到现在仍旧对他产生影响。他想，一份不再存在的证据曾经存在过，为此党对过去的控制就不那么牢固了？

　　可是现在，哪怕那张照片能从灰烬中复原，也无法成为有力的证据了。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同欧亚国的战争已经平息，所以这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东亚国的情报人员出卖自己的国家的。自那以后，历史已经修订过几次——两次或者三次，他也记不清了。最可能的就是，他们的供词被一改再改，直到原来的事实与日期变得毫无意义。历史不仅被篡改，而且被持续篡改着。给他以梦魇般感觉的是，他从来没弄懂过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欺骗。他知道篡改历史的既得利益一目了然，但是最终动机却是个谜。他提起笔，接着写道：

　　我知道怎样去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心中寻思自己是不是个疯子，他之前已经这样问过自己很多次了。也许所谓疯子不过是持异见的少数个体。曾几何时，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就是发疯的证明。在今天，相信过去不可更改也是发疯的证明。他或许是唯一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既然只有他一个，他就是疯子。想到自己是疯子，他没觉得有多可怕；更可怕的是，他害怕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眼封面上老大哥的照片。老大哥那双有穿透力的眼睛也注视着他。好像有股巨大的力量压向你——那种力量刺穿你的头颅，恐吓你的大脑，迫使你放弃你的信仰，也几乎要说服你去否认那些说明你尚有知觉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不可避免，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的：他们所处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么做。不仅经验的可靠性，而且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都被他们的哲学不言而喻地否定了。常识变成一切异端邪说中的最异端者。你持不同见解，被他们杀掉，这当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也许他们的话并没有错。因为，说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断定二加二就等于四呢？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是重力在起作用呢？我们又怎么知道过去是无法更改的呢？如果过去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之中，而意识本身又是可控制的——那又当如何呢？

　　但是不行！他突然自发涌起一股勇气。奥布赖恩的脸就这样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没有任何刻意的联想。他比以前更加肯定奥布赖恩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他这日记是为奥布赖恩写的——写给奥布赖恩：这就像一封永不会完结的信，虽然没有人会读，但是因为是写给一个特定的人的，所以文字也顿时生动起来。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命令。只要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将他驳得体无完肤，想到他们那些玄妙的论点，他连听都无法听懂，遑论反驳了，他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但是，他是对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质朴的、真实的必须被捍卫。那些不言自明的就是真理，这一点不可动摇。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的规律不会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悬空的东西会掉向地心。想象着对奥布赖恩讲话，也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此说在理，余者皆然。

　　第八章

　　从一条小巷的尽头某个地方飘来了一股烘焙咖啡的香味——真正的咖啡，而不是胜利牌咖啡——飘散到街上。温斯顿不自觉地顿住脚步。约莫两秒钟里，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已经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门砰的一响，突然把那股香味切断了，就如同那声响一般。

　　他顺着人行道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性溃疡处又开始痒了。这是他三个星期以来第二次没到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这是极为愚蠢的，因为会有人仔细核查你的出勤率。原则上说，党员是没有任何闲暇时间的，除了晚上上床睡觉之外，总是有人在旁。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间，他就一定在参加某种集体活动；任何使人联想到离群独处的事情，即便是独自外出散步，都是有点儿危险的。新话中有个专门的词汇指的就是这样的行为，“独活”，意味着个人主义与怪癖行径。但今天晚上，当他从真理部出来的时候，四月芬芳的空气实在令他难以抵挡。天空一片蔚蓝，今年以来第一次让他觉得这么有暖意，突然，他就觉得社区活动中心那漫长喧嚣的夜晚，那令人烦闷费力的游戏、演讲，以及靠杜松子酒勉强维系的同志关系，都变得令他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离开了公交车站，漫步进入了伦敦迷宫般的大街小巷，先往南，再往东，而后向北，让自己迷失在那些不知名的街道上，也不去想朝什么方向走。

　　“如果还有希望，”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在他脑海中回响，陈述的是真理，却又显得无比荒谬。他已经走到一片灰褐色的贫民区，这里是曾经的圣潘克拉斯车站所在地的东北方。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败的大门就设在人行道上，有点儿奇怪，令人想到耗子洞。路面上到处是一摊摊积水。黑黢黢的门洞以及两旁狭窄的小巷里居然人头攒动，令人惊诧——涂着劣质口红的花一般的少女；追逐这些少女的少男；走路摇晃、体形肥胖的妇女，使你看到这些少女十年后的模样；佝偻着腰、迈着外八字走来走去的老头儿；衣衫褴褛、打着赤脚在水洼中嬉闹的“小皮猴”，听见母亲的怒斥就四散跑开。街上房子的窗户起码有四分之一已经破碎，上面钉着木板。大多数人对温斯顿视而不见；只有少数人半是好奇半是警惕地看他一眼。有两个身形粗壮的女人，发红的胳膊交叉抱着放在围裙上，此刻正在门口站着闲聊。温斯顿走近时，听见她们零星的几句话语。

　　“‘是啊，’我告诉她，‘说起来倒不错。’我说，‘不过，换作你，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说别人总是很轻松的，’我说，‘不过，我有的烦心事，你可都没有。’”

　　“啊，”另一个接着说，“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尖锐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当温斯顿从她们身旁经过时，她们都怀着敌意沉默地打量着他。确切说来，也算不上敌意，只是一种警觉，一种片刻的紧张反应，就像看到不熟悉的野兽从她们面前经过一样。党员的蓝制服在这样的地方应该不常见到。说实在的，除非有公务在身，被人看见你在这种地方出现是极不明智的。要是遇上巡逻警察，他们肯定要拦住你。“同志，给我看一眼你的证件。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的班？你平时回家都走这条路吗？”——他们会如此盘问你。没有什么明确的法令不许你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这件事，就会对你多加关注。

　　突然，街道上骚动起来。四面八方传来警告的惊呼。人们都迅速蹿进门内，就像兔子进洞一样迅速。一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方不远处的一个门洞中蹿出来，一把抓起一个还在水洼中玩耍的孩子，用围裙裹住他，又一下子蹿进门洞内，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个穿着像手风琴一样的穿黑西装的男人从一条巷子里蹿出来，直接奔到温斯顿面前，激动地指指天空。

　　“蒸汽机！”他叫嚷道，“蒸汽机！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赶紧趴下！”

　　不知道为什么，无产者总把火箭弹叫作“蒸汽机”。温斯顿赶紧扑倒在地。当无产者向你提出这样的警告时，向来是很准确的。他们似乎拥有某种本能，能够在火箭弹到来前的几秒钟预感到，虽然按理说火箭弹快过音速。温斯顿双手抱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人行道似乎都要被掀起来，很多东西雨点般掉落到他背上。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现离他最近的一扇窗户被震碎的玻璃碴儿落了他一身。

　　他继续向前走。火箭弹将他面前两百米处的几座房子都炸毁了。一股浓烟升上天空，地面上烟尘滚滚，很多人已经将那堆废墟团团围住争相观看了。他面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堆墙灰，当中有一道鲜红的痕迹。他走上前去，原来是一只被齐腕炸掉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那个部位血肉模糊，整只手一片苍白，就像是石膏模型。

　　他将这东西踢到阴沟里，为了避开人群，便拐进右边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他就离开了受炸弹影响的地区。这条街上人群来来往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常光顾的小酒店（他们称之为“酒馆”）里已经拥挤不堪。从酒吧那不停开合的肮脏旋转门里，飘出了一股尿骚、锯屑与酸啤酒混合的气味。在一座房子门口向外凸出的角落里，三个男人肩并肩站在一起，中间那人手上拿着一份对折的报纸，旁边两人伸长脖子贴着他的肩头看着报纸。虽然还未走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但温斯顿已知道他们有多么全神贯注。显然他们是在看什么重要新闻。当他距离他们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气冲冲地吵了起来，似乎随时准备动手。

　　“你他妈的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告诉你，十四个月以来，末位是七的号码从来都没中过！”

　　“中过！”

　　“没中，就是没中！我家里都有记录，两年多来的中彩号码我全都记在一张纸上，一次都没漏过。妈的，我告诉你，没有末位是七的号码——”

　　“中过的，七中过！我几乎可以告诉你他妈的那个号码。末位要么是四，要么是七。在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滚你奶奶的二月！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丝毫不差。就没有——”

　　“都给我闭嘴！”第三个人忍不住开了口。

　　他们谈论的是彩票。温斯顿走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们依旧在面红耳赤地争辩。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数额巨大，这是无产者唯一认真关心的公共事务。对于上百万的无产者来说，彩票即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起码也是主要理由。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欢愉所在，是他们愚昧的证明、止痛的灵药和大脑的刺激物。只要涉及彩票，那些平时不会读不会写的人就都能解开复杂的运算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有一类人就单单靠介绍如何押宝、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物件为生。温斯顿的工作与经营彩票无关，那东西是由富部负责的，但是他很清楚（党内每个人都清楚）奖金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的。只有一些末等奖才会真正兑现，那些中大奖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因为大洋国各地之间信息极不畅通，所以这种事情安排起来并不困难。

　　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坚信这一点。你把这话写出来，也许只觉得它比较有道理。你看看街道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这句话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刚刚拐进去的那条小巷是条下坡路。他觉得以前到过这个地方，附近还有一条大道。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他在巷子尽头拐弯，走下一层台阶，另一条低洼的小巷又出现在眼前，有几个小贩摆摊卖发蔫的蔬菜。温斯顿终于记起自己身处何方了。这条小巷一直通到大街上，到下一个拐角，再走不到五分钟，就能看到一个旧货铺子，他那个用来写日记的本子就是在那里买的。在不远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那支笔杆和那瓶墨水。

　　他在石阶上停下脚步。小巷的另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馆，玻璃窗上像是结着霜花，其实那只是累积的尘土。一个看起来很老的老头儿，佝偻着腰，动作还算敏捷，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他那把花白的胡子直直地翘起来，就像对虾的触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老头儿走进去，心想这个老头儿肯定至少八十岁了，革命开始时他已经迈入中年。像他这把年纪的人，是尚存的与已经灰飞烟灭的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联系。党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思想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定型的人。老一代的大多数在五六十年代大清洗时期就被清除了，几个幸存的也早吓得肝胆俱裂，彻底做了思想上的俘虏。如果哪个活着的人能够同你讲本世纪初期的真实情形，也只能是无产者。突然，他从儿童历史教科书上摘录到日记上的那段话又浮现在他脑海中，一种近似疯狂的冲动瞬间攫取了他。他要走进那个酒馆，他要跟那老头儿套近乎，然后向老头儿询问真实的情形。他要这么问：“请你告诉我你小时候的事情。那是怎样的生活？那时候的日子是比现在更好，还是比现在更坏？”

　　他急急地冲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生怕因为稍耽搁一下，自己就忍不住改变主意。毫无疑问，这是昏了头。党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馆，但是这种行为太不同寻常了，很难不被注意到。如果遇上巡逻警察，他可以声称自己突然头晕，进去歇一下，但是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极其难闻的奶酪般酸啤酒味扑面而来。看到他走进去，里面的喧闹声立刻降低了一半。他能够感觉到背后每个人都在紧盯着他的蓝制服。屋子另一头本来有人在玩掷飞镖游戏，看到他进来，也停顿了半分钟。他跟踪的那个老头儿就站在柜台前，似乎同酒保起了争执。酒保是个高个子青年，相当结实，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有几个酒客端着啤酒杯，看着他们争吵。

　　“我是客客气气地问你，不是吗？”老头儿气呼呼地说，耸起肩膀，“你居然告诉我这个鬼地方连一个一品脱的杯子都没有！”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酒保指尖紧压柜台，身体前倾。

　　“你听听！亏他还是个酒保，连品脱都不知道！告诉你：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接下去我就得教你ABC了！”

　　“从没听说过，”酒保简短地顶了回去，“一升或者半升，我们都是这样卖的。你面前的架子上就有玻璃酒杯。”

　　“我就要一品脱，”那个老头儿依旧坚持道，“你直接给我倒一品脱的酒就行。我年轻的时候可没听说过什么他妈的一升半升。”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还都住在树上呢。”酒保对着旁边的酒客眨眨眼说道。

　　人群哄堂大笑，适才温斯顿进来给他们造成的紧张感已然消失。老头儿满是花白胡楂儿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去，口中还嘟囔不已，正好与温斯顿撞在一起。温斯顿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他问道。

　　“好，你是一名绅士。”那老头儿挺直腰板说，好像压根儿没注意到温斯顿身穿蓝制服。“一品脱！”他盛气凌人地冲酒保叫道，“一品脱啤酒！”

　　酒保拿出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涮了涮，利落地倒了两份半升深棕色啤酒。啤酒是你在无产者的酒馆里唯一能喝到的。虽然理论上说无产者是不允许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如果他们真想喝，有的是办法。掷飞镖游戏重新开始了，柜台前那些酒客又为了彩票的事情高声争论起来。温斯顿的存在暂时被人忘却了。靠窗那里有一张松木桌子，在那里跟老头儿聊天不会被别人听到。无论如何，这样做都很危险，但起码房间里没有电屏幕，这一点他刚进来就注意到了。

　　“那家伙本来可以给我倒一品脱的，”老头儿坐下后兀自唠叨不已，啤酒就摆在他面前，“半升不够，不解馋。一升又太多，膀胱受不住。别提还有钱的问题了。”

　　“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您一定见过不少变化。”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浅蓝色的眼睛看向飞镖板，再看向吧台，又从吧台移到男厕的门，好像期望这间酒吧里发生什么变化。

　　“那时候的啤酒比现在的好多了，”老头儿最后开了腔，“价钱也便宜多了。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黄汤——四个便士就能买一品脱。当然，那是战前的事情。”

　　“哪个战前？”温斯顿追问。

　　“一直在打仗，”老头儿含混不清地说，举起杯子，又挺起肩膀说，“祝你身体健康！”

　　他咕咚咕咚大口吞咽，突出的喉结在细瘦的脖子上迅速移动，快得吓人，不一会儿，啤酒见了底。于是温斯顿去柜台又端来两杯半升的啤酒。老头儿显然已经忘了自己说过不想喝一升酒。

　　“您比我年长很多，”温斯顿说，“在我出生前，您就已经是壮年。您能够记得革命之前是什么样的生活。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对之前的事情真的一无所知。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从书上得来的，但是书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所以我很想听听您怎么说。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跟现在截然不同。那时候有最骇人听闻的压迫、不公与贫困，总之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以伦敦为例，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过一顿饱饭。有半数以上的人从没穿过鞋。他们每天做工十二小时，九岁就辍学了，晚上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但那时有少数人，不过几千人吧——资本家，他们通常被这么称呼——有钱有势。他们拥有一切可以拥有的。他们住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顶礼帽——”

　　听到这里，老头儿突然兴奋起来。

　　“高顶礼帽！”他叫道，“也真奇怪，你会说到高顶礼帽。昨天我还想起它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想起，我有多少年没见到这东西了？绝迹了，高顶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还是为了参加我嫂子的葬礼。那是哪一年前的事情了？哦，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但肯定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当然，你也知道，我只是租来参加葬礼的。”

　　“高顶礼帽本身不怎么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下去，“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依靠他们牟利的律师和牧师之类的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你们——普通老百姓和工人——就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样使唤你们，就怎样使唤你们。他们可以把你们当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如果他们看中了你的女儿，就可以跟她睡觉。他们可以让人拿一种叫作‘九尾鞭’的东西抽打你们。你们遇到他们时得脱下帽子以示恭敬。每个资本家走到哪里都有一帮走狗，他们——”

　　老头儿再次兴奋起来。

　　“走狗！”他说，“这个词我都好久没听到了。走狗！这实在让我想起以前的事情。我想想，唉，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了，我有时候会在星期日下午到海德公园去听那些家伙演讲。什么救世军、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印度人——总之是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抱歉，我记不起他叫什么了，他可真能说！真没骗你。他说话毫不客气。‘走狗！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他这样说。对了，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寄生虫’。哦，还有‘豺狼’，是的，他真的把他们叫作豺狼。当然，你知道，他这些话全都是针对工党说的。”

　　温斯顿觉得他说的话完全不相干。

　　“我想知道的是，”他说，“同以前的日子相比，您现在是不是更自由了？他们是不是更把您当作一个人对待了？以前，那些有钱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上议院。”老头儿打岔了。

　　“好的，就叫上议院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您没钱，所以当您是贱民？譬如说，当您跟他们碰上时，您得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老爷’？”

　　老头儿好像陷入了沉思。等到将第二杯啤酒喝掉四分之一后，他才作答。

　　“是这样，他们起码要你碰碰帽子，算是表示尊敬吧。我自己对此非常不习惯，不过还是做了很多次。不得不啊，你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一直——我也只是照搬从历史书上看的——那些人和他们的走狗是不是经常把你们从人行道推到阴沟里去？”

　　“是有个家伙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就是昨天才发生的。那是个划船比赛的晚上——划船比赛的晚上，他们都闹腾得不像话——我在沙夫茨伯里街撞上了一个小伙子。他很绅士，他——白衬衫、高顶礼帽、黑大衣。他在路上踉踉跄跄，我一不小心就跟他撞上了。他说：‘你走路没长眼吗？’我说：‘这条街道是你买下来的吗？’他说：‘你敢再顶一句，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说：‘你喝醉了。我限你半分钟赶紧滚开。’说起来你肯定不信，他伸出手，朝我胸口狠命推了一把，差点儿把我推到一辆疾驰而来的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去。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血涌上头，正想还手，这时候——”

　　一阵无助感攫取了温斯顿。这个老头儿所记得的尽是些琐事。这么问下去，他问上一天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来。从某种意义上看，也许党的历史记载是有些道理的。不但有些道理，或许是绝对正确的。但他还要最后努力一下。

　　“也许我没表达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这个。您这么大年纪了，早在革命之前您就成年了。譬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成年了。就您所记得的那些事情，您会说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今天的更好还是更坏呢？或者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您是愿意活在当下还是愿意回到过去？”

　　老头儿看着那个飞镖板，沉思了半晌，没有言语。他慢慢地喝完啤酒，比先前慢多了。等到他开口时，现出一种哲学家般洞明世事的神态，似乎啤酒已然使他变得心平气和了。

　　“我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他说，“你希望我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如果你这样去问别人，大多数人都会说想要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健。等到了我这把年纪，身体里就没什么东西好使。我的腿不听使唤，膀胱呢，更不用说了。每天要起夜六七次。不过，老了也有老了的好处。起码有些事情你就不用烦心了。譬如说，不用再跟女人纠缠了，这可是个好事。你信不信，我差不多有三十年没跟女人睡过觉了。我现在想都不想这些事。”

　　温斯顿靠窗坐下。再问下去也是白费工夫。他正打算再去买一杯啤酒的时候，老头儿猛地站起来，快步朝屋子旁边那间散发着尿骚味的厕所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显然是多喝的半升啤酒起了作用。温斯顿坐在那里对着面前的空酒杯发了一两分钟的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双腿已经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道上。至多二十年，他想，类似“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这个简单且重要的问题，就再也找不到答案了。其实，即便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回答的，因为那个远古时代留下的零星幸存者也丧失了比较的能力。他们记得无数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譬如，跟同事的一次争执，对遗失的自行车打气筒的一场寻觅，死去多年的姐妹脸上的一个表情，七十年前疾风大作的早晨一个尘土旋涡，但是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不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就像是蚂蚁，只看到眼前琐屑的东西，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却视而不见。在记忆缺失而文字记录又被篡改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对党所声称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的说辞，你就不得不接受了，因为根本没有可参照的标准，它们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

　　突然，他紊乱的思绪中断了。他停下脚步，抬起头。他已经来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有几家黑黢黢的小商店零星散布在民居间。他头顶上吊着三个褪了色的金属球，依稀能够看得出它们以前是镀金的。他觉得这个地方有些熟悉。是的！他又站在买日记本的那家旧货铺子门口了。

　　他心中一阵莫名的恐慌。当初来这里买本子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他也曾立誓再不踏入此地半步。可是他刚刚走神的时候，两条腿却自作主张地把他带到了这里。他开始写日记，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做出这种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径。同时，他也注意到，虽然快要二十一点了，这家店铺却依旧开着。他觉得站在人行道上反倒惹人注意，还不如到店铺里面，于是走了进去。如果遇上巡逻警察来盘查，他就说自己来买刮胡子的刀片，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店主刚刚点上一盏挂着的煤油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感觉不怎么干净却熨帖的气味。这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身体瘦弱，佝偻着背，鼻子很长，厚玻璃镜片掩盖不住他目光中的温和。他的头发近乎全白，但是眉毛依旧乌黑浓密。他的眼镜，他那温柔忙碌的动作，还有他身上那件有些年头的黑天鹅绒外套，使他隐约有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也许他是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说话的声音轻柔绵软，不像一般无产者那么粗鄙。

　　“还在人行道的时候我就认出您了，”他立刻说，“您就是那位买了年轻女士用的纪念册的先生。那种纸可真漂亮啊，真的。白条纸，以前都是这么叫的。唉，我敢说，这种东西起码绝迹五十年了。”他从镜片后面往下看，打量着温斯顿，问道，“您想买些什么东西？还是就随便瞧瞧？”

　　“我从这边路过，”温斯顿胡乱应付道，“我进来随便看看，没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

　　“这样也好，”他说，“我想这里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他柔软的手掌摊开，做出道歉的手势，“您也看到了，店铺全都清空了。实话告诉您，旧货生意就要到头了。没有人还想买这些东西，即便要买，也没有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器皿，这些东西全都或多或少地损坏了。那些金属做的用具都被收集起来，回炉熔掉了。我都很多年没看到过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这个小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几乎没有一样是值钱的。店铺很小，靠墙的一圈都堆着积满厚厚尘土的画框。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栓、旧凿子、破了口的小刀、年代久远不能报时的手表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墙角的一张小桌子上摆着的一些零星物件——漆鼻烟壶、玛瑙胸针等——还值得一看。温斯顿缓步朝小桌子走去，目光被一个圆形光滑的物体吸引，那东西在油灯下散发出淡淡的光晕。他拿了起来。

　　这是一块厚厚的水晶玻璃，一面是圆弧形，一面扁平，几乎就是个半球体。从它的颜色与质地看来，非常柔和别致，就像一滴晶莹的雨滴。在玻璃块的正中央，因为弧面放大了视觉效果，有一个看起来很奇特的粉红色的东西蜷曲着，像朵玫瑰花，又像只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道。

　　“珊瑚，”老头儿回答道，“肯定是印度洋来的东西。以前他们总喜欢把这种东西镶嵌在玻璃里。这个起码有一百年了，从样子上来看年代应该更久远一些。”

　　“真漂亮。”温斯顿说。

　　“是的，的确很漂亮，”那个老头儿也赞赏地说，“现在有这种眼光的人太少了。”他咳嗽了一会儿，接着说，“哦，如果您要买的话，就给我四块钱吧。我记得以前这样的东西起码也能卖个八镑，哦，八镑——我也算不出来今天值多少钱，总之是一大笔。可是现在还有谁能够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古董呢？”

　　温斯顿立刻掏出四块钱，将这个心爱的宝贝揣在口袋里。这个东西真正吸引他的不在于它有多漂亮，而在于它所拥有的那种独特气息，那种似乎彰显了另一个时代的气息，正是现在所缺失的。这种柔和的雨滴样的玻璃，是他平生从未见过的。这东西之所以那么令人着迷，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毫无用处，虽然他能够猜出过去的人应该是拿它当镇纸的。这东西放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幸而体积不大，不会显得口袋鼓鼓囊囊的。一个党员收藏这样的东西，不仅非常奇怪，而且极容易惹祸上身。任何东西，只要是古旧的、美丽的，总是会招致怀疑。那个老头儿从他手中接过四块钱，显得欣喜异常。温斯顿这才意识到，要是给他三块钱或者两块钱，他也会收下的。

　　“楼上还有间屋子，或许您有兴趣上去看一看，”他说，“虽然也没什么东西，就剩几样家具。如果您想去，我就去点一盏灯。”

　　他又点上一盏油灯，佝偻着腰，慢慢地踏上一级又一级陡峭且磨损得很厉害的楼梯，而后通过一条窄窄的过道，进入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背对着街道，窗口朝向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后院以及许许多多屋顶烟囱。温斯顿注意到，从这个房间里的家具陈设看来，像是有人住。地板上铺着一条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壁炉前有一把邋遢的高背扶手椅。壁炉架上有一具老式的玻璃钟，还是按照十二小时计时的，仍在嘀嗒嘀嗒地响着。窗子下面摆着一张大床，差不多占了整个屋子面积的四分之一，床上面还有床垫。

　　“我老伴过世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老头儿带着歉意说道，“那些家具都被我一件件卖掉了。这是张漂亮的红木床，至少在您把臭虫都弄掉之后算是，不过您也许会觉得它笨重了点儿。”

　　他说着将油灯高举起来，好把整个房间都照亮。在柔和温暖的灯光下，这个房间看起来很温馨。温斯顿突发奇想，如果他敢冒险的话，也许一个星期只花几块钱就能将这个房间租下来。这绝对是胡思乱想，应该赶紧将这样的念头从脑海中摒弃；但这个房间的一切引起了他一种怀旧的幽思，一些久远的记忆又浮现在他脑海中。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坐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壁炉里燃起熊熊火光，整个人蜷进扶手椅里，两脚搁在壁炉架上，架子上吊着一个水壶。你独自一人，安全无忧，没有人会看到你，也没有任何声音在你耳边回响，除了水壶里的吱吱水声和玻璃钟走动的嘀嗒声，你只感受到一片静谧。

　　“没有电屏幕！”温斯顿忍不住喃喃自语。

　　“啊，”老头儿说，“我从没置办过这种东西。太贵了。再说，我也从没觉得需要那东西。您看，那边角落里还有一张很不错的折叠桌。不过，您得先装上新的铰链才能将它支起来。”

　　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小书架，温斯顿已经不由自主地向那边走过去。不过架子上摆放的全是没用的东西。搜查与焚烧旧书的行动执行得极其彻底，就连在无产者活动区域也是这样。在大洋国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本一九六〇年以前出版的书。老头儿依旧高举着灯，站在壁炉旁边正对着床的一幅蔷薇木画框的画前。

　　“您对以前的旧版画有兴趣吗？”他试探地问道。

　　温斯顿走上前来，仔细端详这幅画。这是一幅钢版雕刻画，画上是一座椭圆形的建筑物，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有座小塔。建筑物四周都围着铁栏杆，后面好像有一个塑像。温斯顿凝神看了许久，觉得这座建筑物有些眼熟，不过他记不起在何处见过。

　　“这个画框是嵌在墙内的，”老头儿说，“不过，您如果要的话，我可以把它卸下来。”

　　“我认识这房子，”温斯顿终于开口了，“它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就在正义宫外面的那条街上。”

　　“是的，就在法院外面。被炸毁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曾经是座教堂，叫作圣克莱门特丹麦人教堂。”他笑一笑，带着歉意，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的事情太荒谬，接着补充了一句，“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钟说。”

　　“那是什么？”温斯顿问。

　　“哦，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钟——这是我小时候唱的歌谣。我想不起来歌谣的全部内容了，只是记得最后一句：‘这里有支蜡烛照着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来砍你的脑袋。’小孩子们一边唱，一边跳舞，手牵着手抬起来，让你从下面穿过，当唱到‘这里有把斧子来砍你的脑袋’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放下手，一把将你抓住。这首歌的每一句都提到一个教堂的名字。伦敦的教堂都在这里面——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浮想联翩，不知道圣克莱门特教堂属于哪个世纪。想弄清伦敦建筑物的年代，总是件困难的事情。任何雄伟壮观的建筑物，只要外表有些新，就会被说是革命后的建筑，而那些看上去比年代更久远些的房子，就一定是中世纪那个黑暗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盛行的那几个世纪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诞生过。人们能从建筑中获知的历史，不会比从书本中获知的多。雕塑、题词、碑文、街道名——任何能够使人想起过去的东西通通被改变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房子居然是座教堂。”温斯顿说。

　　“其实，还有不少教堂留下来，”老头儿说，“不过都挪作他用了。哦，我想起来那首歌到底是怎么唱的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钟说；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钟说。

　　“不过我只记得这两句。法寻，就是那种小小的铜币，看起来跟现在的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里？”温斯顿问。

　　“圣马丁教堂？哦，它还在那里。就在胜利广场，在画廊边上。就是门廊是三角形的那座，前面有不少圆柱和高台阶的房子。”

　　温斯顿很熟悉那里。现在那里是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火箭弹和水上浮堡的模型，以及描述敌人暴行的蜡像等。

　　“那个地方以前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都记不清那地方什么时候有过田野。”

　　温斯顿最后还是没有买下那幅画。它比刚才那块玻璃镇纸更不合时宜，并且，除非把画框卸下来，否则根本没法带走它。他又在店里盘桓了几分钟，同那个老头儿说了些话。交谈中他得知那个老头儿不叫威克斯——店铺门前的招牌上就刻着这个名字，所以你会以为这也是他的名字——而叫查林顿。查林顿先生六十三岁了，是个鳏夫，在这家店铺住了三十年。他一直想改掉橱窗上的名字，可是拖延到今天还没着手。聊天的时候，温斯顿的脑海里不停回旋着那首只记得一半歌词的歌：“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钟说；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钟说。”非常奇怪的是，当你心中默念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有钟声传来，那钟声属于逝去的伦敦，那个依然在此处或彼处存在的伦敦，那个被改头换面、被遗忘了的伦敦。他似乎从一座又一座鬼魅般的尖塔里听到钟声在轰鸣。实际上，从记事起到现在，他从没听到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查林顿先生，独自下了楼梯。他不希望这个老头儿看到他出门之前窥伺街道的情形。他已经下定决心，一段合适的时间过后——譬如说，一个月——他会再次冒险来这里。其实这可能不比在社区活动中心缺席一晚上危险。最大的隐患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店铺老板是否值得信任，他居然在买了日记本之后还光顾这家店铺。但是——

　　是的，他又想了想，觉得他还会再来。他还要买一些美丽精巧但没有实用价值的小玩意儿。他要将那幅描绘圣克莱门特丹麦人教堂的版画买下来，把它从画框里卸下来，裹在制服的上衣里偷偷带回家。他要跟查林顿先生好好谈谈，发掘他的记忆，将那首歌的内容找全。甚至于，他的脑海中又闪过要将楼上那个房间租下来的疯狂念头。有五六秒钟，他兴奋得忘乎所以，出门前都没有注意从玻璃窗里仔细查看外面街道的情形。他甚至胡乱找了个调子就哼出了刚刚听到的那半首歌：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钟说；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钟说——

　　话音未落，他的心突然坠入无边深渊。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正顺着人行道走过来，与他相隔不过十米。小说司那个黑发姑娘！虽然路灯光线昏暗，但是他依旧准确地辨认出她来。她直盯着他的脸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快步走远了。

　　有那么几秒钟，温斯顿吓得完全不能动弹。过了一会儿，他才往右拐，拖着沉重的步伐机械地往前走，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不管怎样，他心中的疑团已经解开。确凿无疑，那个姑娘在跟踪他。她肯定一路跟踪他来到这里，如果说她是碰巧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离任何一个党员所住的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的无名小街上，那就绝不可信。不管她是思想警察还是热心过度的业余侦探，现在都无关紧要。她在监视他，光凭这一点就已足够。也许她也看到他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温斯顿步履艰难。每走一步，口袋里的那块玻璃就磕一下他的大腿，他恨不得一把将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的是他感到肚子胀痛。如果不在几分钟内找到厕所，他还不如死掉算了。可是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厕所。幸好肚子的阵痛过去了，只剩下一丝隐痛。

　　那是一条死胡同。温斯顿收住脚，停了几秒钟，漫无头绪地想着该怎么办，然后才掉转头往回走。就在转身的时候他意识到，那个姑娘是在大约三分钟前跟他相遇的，此刻他若加快脚步，也许还能赶上她。他可以一路尾随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大石头砸碎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够沉，正好能派上用场。但是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他从脑海中剔除了，就连想想任何付诸行动的念头都令他受不了。他跑不动，也不能动手砸死她。再者，她年轻，身体健康，肯定会自卫。他也想过是否要立刻赶回社区活动中心，在那里逗留到关门，这样就有人证明他今天晚上在那里。但那也是不可行的。他现在浑身瘫软无力，只想早点儿回家，安安静静地坐着。

　　他到家的时候已是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半，电源总闸就会关掉。他进了厨房，将几乎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一饮而尽，然后在壁龛旁的桌子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日记本，却没有打开。电屏幕上有个女人在用低沉的声音唱一首爱国歌曲。他直愣愣地坐着，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纹封面，想把那歌声从脑海中赶走，却只是徒劳。

　　他们总是在夜间抓人，总是在夜里。最稳妥的方法是在他们到来之前自行了断。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做的。许多蒸发掉的人，其实是自杀。在大洋国，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里根本无法弄到枪支弹药，连能够快速致死的毒药也完全没办法找到。他有些震惊地意识到，生理的痛楚与恐惧，其实是一种对身体的背叛，当你需要采取某个行动时，却每每陷入崩溃而失去行动力。要是他当时动作再迅速一点儿，本来能够一下子干掉那个黑发姑娘，但是恰恰因为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顿时丧失了行动的勇气。他突然想到，面对危急时刻，人所要抵抗的通常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哪怕现在杜松子酒已经下肚，腹中的那种隐痛仍然令他无法进行连贯的思考。也许所有看似英勇或者悲壮的场面，其实都存在这样的考验。在战场上、刑房里、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与牺牲的事情往往会被忘记，因为身体的感觉会迅速支配你的意志，直到完完全全地控制你。哪怕你没有吓得浑身瘫软或者痛得失声号哭，生活也不过是时时刻刻同饥饿、寒冷、失眠、胃痛或者牙疼等交战的经历而已。

　　他翻开日记本。重要的是要写下点儿什么。电屏幕上的那个女声已经开始唱一首新的歌曲。她的声音就像尖锐的碎玻璃一样插进他的脑海。他努力调整思绪，开始想奥布赖恩，日记本来就是为他而写的，或者说是写给他的，可是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思想警察将他抓走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立刻将你杀掉，那反倒没什么大不了，反正被杀是迟早的事。可是死之前（这种事情从来没人提到过，但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总会有一些例行的逼供手段，譬如，匍匐在地上声嘶力竭地求饶，被折断骨头、打落牙齿，头发上结着血痂。既然终究会是同样的下场，为什么还要忍受其间这些痛苦呢？为什么不早几天或者早几个星期结束你的生命呢？从来没有一个被监视的人能够逃脱，也从来没有人会拒绝招供。一旦犯下思想罪，被蒸发掉将是你不可避免的命运。那么，为何什么都不能改变的恐惧总要埋在未来呢？

　　他的思绪终于一点点集中起来，奥布赖恩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里。“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奥布赖恩对他说。他知道这句话的含意，或者自以为能够理解。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你永远无法看到未来，但是凭借预感，你能够神秘地与人分享。电屏幕的声音一直在耳旁聒噪，他无法再任由思绪驰骋。他将一支香烟放进嘴里，一不留神就有一半的烟丝沾在舌上。这种味道发苦的烟丝其实是一种粉末，很难再吐出来。老大哥的脸又出现在他脑海中，取代了奥布赖恩的形象。就像几天前一样，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枚硬币看了一眼。硬币上的那张脸也在看着他，凝重，沉静，警觉，但又有谁知道那浓黑的胡须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笑容？像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回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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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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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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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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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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